[转载]昨天的风雨——我所经历的文革、1968（长篇纪实&下部）
昨天的风雨
———我所经历的“文革”、1968（长篇纪实/下部）
（41）回到班级闹革命
学校筹委会建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取消红造委的各个支队，变成以班级为单位的支队，队员各回各班。
于是，我从原来的“迎春支队”回到了新成立的661支队，“661”其实就是我们班的名称，原来的含义是1966年毕业的第一班。
红旗队也不活动了，老周和老冯也回了班。
小韩被任命为661支队的负责人，名曰：“661支队勤务组组长”。那时候的“勤务组”实际上是“领导组”。
小韩被任命为“组长”确实当之无愧，她是我们学校第一位冲向社会的小将，不要忘记了，文革初期她是第一个把市委书记拉到学校进行批判的。后来她到市里和外界串联，成立“K市市八二四革命造反司令部”之后，她在其中“情报组“任职，专做”驻军工作。为造反派组织搜寻部队情报，为K市八二四派组织的最后胜利做了重要贡献。
一定是小林的主意：我被任命为661支队的勤务组副组长，这使我大惑不解，回顾我的文革经历：一开始保校长，应该属于“保守派”。后于不堪“红色压力”脱离班级投奔造反组织，但只待了一天，第二天便弃队而离走，成了散兵游勇。后与张象棋外出串联，也是随大流外出看世界。再后参加了造反组织“毛泽东主义造反兵团”亦无任何建树，只是持有“八二四”观点，既少有大字报，亦未参加东郊战斗。当然，我倒是未当“逍遥派”，自认为一直“跟伟大领袖闹革命”。我找到小林问缘由，小林说：“661班我对你最熟！”原来如此！
此外，勤务组还有小穆、老汪和小王。
小穆是我们一位长得娇小伶俐而又非常文静的女同学，性情非常温和，若不是发生在文革时期，谁也不会把她和造反者联系在一起。她学习成绩很好，如果没有文革，她以自己的成绩肯定能上一流大学。她出身于旧职员家庭，父亲是邮电局职员，文革初期也是因为对“红色压力”不满而脱离班级参加造反组织的，不同的是，她一直在小林的“红色战团”中活动，从来没有动摇过。
老汪是原来的红造委“迎春到战斗队”的成员，他年龄比我们长一岁，文章写得好，他父亲是K市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教授，哥哥是师范学院“八二四”一个支队的负责人，和我们学校有很多联系。
而小王则是原红旗队的成员，人很老实，后来因支持八二脱离了红旗队，东郊枪战打响后，他参加了武装排，成了一名机枪手，是我们班唯一上过战场的同学。
红造委661支队同时肩负着筹备661班领导小组的任务，无形中我们等同于成了新的661班的班干部。
我猜测到了小林他们把我们这几位安排进“勤务组”的苦衷：“我们这几位和班其他同学比较，是比较靠近学校造反派组织的人，而其他同学则相对地远了一些，这种安排，当然有利于他们的控制。权力的影响无处不在呀！
（42）都加入了“红造委”，成了造反派战士
建立以班级为单位的基层组织，目的是为了实现以红造委为核心的“大联合”。可此时，由于其他的战斗队都不再活动，组织也不复存在，所以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安排的学习活动，已不重要。小韩领着大伙读了两天报刊有关“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文章，刚开始回到班里的那种紧张气氛很快就消逝了。同学还是同学，什么造反派，保守派，河造总派（即第三派），谁还不知道谁是什么劲儿！曾参加过保守派的同学并不觉得有什么过错，而加入“老造”的人们也并不为此自豪，大伙儿更多的感觉是我们都是历史的过客，我们在文革中都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倒是老周的举动让我们吃了一惊。
前面已经介绍过老周，他是红旗队的主心骨，能够说，红旗队在学校里，在社会上的一举一动都有他的影子。是他赴郑联络了河造总，使他策划成立了“K市中学生造反司令部”，他还是负责人，我对这个人的能力是很佩服的，我认为，如果说文革运动从客观上推出了一批人才，老周应该是一个。他的言谈举止，颇有领袖风范。他在我们心中有重要地位。文革后，老周以首批工农兵学员的身分入H省大学学习，后回老家中牟，成了一个重点高中的校长。
一天老周找到我，提出要申请加入“红造委”，并递交了申请书，他的非常认真的态度让我很感动。
我说老周你何必这样认真，参加不参加红造委对我们班同学来说还有什么意义！何况你是学校里有名气的人了。
老周说正因为他是学校大家伙儿多知道的人物，他才郑重要求参加红造委，愿意做一名普通的红造委战士。
我把情况告诉了小林。
小林说老周很有眼光，他考虑得长远。
我心想，这种屈尊下嫁的做法还有有什么长远的考虑？我不明白。
因为我和老周私人关系很好，就很爽快地答应了他。并拿出参加红造委的申请表让他填写。
老周的举动带动了一批人，不到一周的时间，我们班除了极少数的几位保守派头头，大部分都成了红造委战士。本来嘛，都是同学，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参加革命！
没有了对立面，我们竟然觉得无事可做。学校安排学习，除了报刊社论还是报刊社论。一周之后，大伙儿便没有了兴致。
大伙儿开始各做各事。小韩等人继续闹革命，她重新又杀向社会，她是八二四总部的人，什么时候都有事可做。这一次她跑进师范学院安营扎寨，一去不回达半年时间。小王原来已参加了千钧棒支队，在社会上闹腾。如今，虽然社会已趋于平静，但时不时还有保守势力的“残渣余孽”在鼓楼上贴大字报，伺机反扑。于是，小王重新又挥舞千钧棒去捉妖降怪。小穆和老汪还较守时，可是面对这一局面也无计可施。
我们班原来的文娱课代表李文娱最有创意，他住在校，率领一群喜欢京剧的同学在校园里大唱样板戏。不知他从哪儿弄来一把京胡，于是，他走着拉着，后面跟了一群齐唱：“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总共才有七八个人来七八条枪……”这是《沙家浜》中胡司令的唱段，惹得众人哈哈大笑。30年后，李文娱成了K市著名的京剧票友，曾率K市京剧票友组团赴京参赛演出，并获大奖。只有我们知道，他的辉煌成就源自文革1968年。
（44）到工厂“支左”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我们每个人心中都觉得有些空荡。
“拔剑四顾心茫然”，这时候我们不知道要做什么，读书，除了《毛选&已无书可读。报刊登载的文章一看标题便知内容。有心计的同学开始互相借阅文革初期抄家收集到的而又未遭焚毁的书籍，偷偷地传看，更多的人在校园四处游逛，下棋，打扑克牌。
这时，小林交给我了一个临时任务，到K市磷肥厂“支左”。
1967年冬，在K市驻军公开支持K市八二四派，支持以八二四为核心实施革命大联合的主张之后，各学校的局势很快明朗，对立面几乎一扫而光。但在工厂里，除了几个有名气的大型企业里保守组织自行垮了台，但在许多中小型企业里，还有存在着两个以上的小派别，他们都说自己是造反派，且与对方势不两立，互相指责对方是保守派，或者说对方是保守派的变种。
磷肥厂就是这样。现存的两派组织，一派名曰“造反队”，一派名曰“造反兵团”，造反队说造反兵团根本没有造过反，是老保。造反兵团则指责对方是钻文革的空子，混水摸鱼，从骨子里就是保。一时间闹得不可开交，于是他们先后跑到八二四造反司令部要求声援，可是总部人也弄不清，要求学校派人前往调查。
这任务交给了K市高中。小林又交给了我和664班的一位姓高的战友。
老高名小松,中等身材,看上去很秀气,有”男生中小姑娘”的感觉.他的情况和我有些相似，他是红造委664支队的勤务组副组长，班革命领导小组筹备组的副组长，但是他的背景可了不得，从初中二年级开始他就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到了高中，仍是学生会的副主席，只是到了文革，因为他出身地主，父亲还划为右派，所以倍受五红子弟歧视，他是文革最早造反脱离班级的人，但由于他性格温和，不爱张扬，对学校造反派们的疯狂叫嚣看不惯，所以他选择了参加红旗队。在八二四被镇压之后，又同情上了造反派，以致最后成为红造委最坚强的骨干。
我和老高一见如故，很谈得来，便约好时间，同赴K市磷肥厂。
（45）革命小将受到工厂两派的热烈欢迎
我们和工厂取得了联系，工厂希望我们尽快去，时间选择在工厂召开“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的时候。
工厂有生产任务，可是文革中生产受到严重冲击，一旦形势稍有稳定，生产是第一要务。
磷肥厂也不例外，他们已停工停产多日，若论生产 ，早已在破产之列。好在那时都是国营厂，盈亏谁也不负责任。
磷肥厂离我们学校很远，几乎有十里路，老高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辆破自行车，可是我还不会骑车，于是他自告奋勇带我去。
看到了工厂的大门，就看到了醒目的大标语：“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永远和红造委小将在一起！”“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署名却各是各派！
进入大会会场，我们受到两派热烈欢迎。两排队伍非常分明，一派居主席台左，另一派居右，两个阵营势不两立，口号声此起彼伏，我们竟不知所措。于是我们也高呼，“向造反派战友学习！”“向造反派战友致敬！”“永远和革命造反派战友战斗在一起！”
我们心里清楚，这种口号在此时不偏倚，谁都不得罪，谁都会认为是支持他们的，因为现在是造反派的天下啊！
两派队伍，都有人跑过去拉我们入坐。可是老高此时非常有主见。居中而坐，面对主席台。不和两派有过多的亲近。
老高的确显得很成熟。
（46）深入基层，颇有革命党人气质
由于工厂和学校相距较远，交通也不方便，我们决定居住在工厂职工宿舍。
工厂为我们提供了房间，虽然很简陋，却具备最起码的生活条件。
晚饭后，老高建议我们到工人那里与住厂职工交流。老高的这个建议竟然使我想起了以往在电影上看到的地下共产党员深入工农，与工农群众谈心，传播革命火种的情景.哈!老高还真有那种革命年代的英勇的共产党的形象。那时的他，也是干干净净的白衬衣。塞入扎了腰带的裤子里，有点像《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孙道临。
没有等到我们深入工人宿舍，已经有工人师傅光顾我们的住处。
来者是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身材魁梧，他说他姓李，和我是街坊邻居，我仔细看，发觉真的很面熟，他说他是从公安局因病转业到工厂工作的，担任工厂保卫科干事。他的妻弟和我是小学同学.喔，我记起来了，我们曾经是邻居，他是我的小学同学杨某的姐夫。
李干事是磷肥厂造反队的负责人之一，向我们介绍了工厂的斗争情况。说得多半还是对方组织如何成分复杂，如何不好，并说对方组织队伍中许多是临时工，要求转正，是明显有个人目的才造反的。
李干事的话使我们隐隐地感觉到他所在的造反兵团很可能是保守组织，因为根据经验，工厂里起来造反的，多是不被领导看好，工作或生活上有很多疤痕的人，这样的人是工厂领导的天敌，如果工厂书记厂长被看做是走资派，这部分肯定是造反派，无怪乎连老百姓都说工厂造反派是乌龟杂鱼大杂烩，而保守组织群众多为平时的劳动表现好的，守纪律，听领导话的。
果然，李干事刚走。就有一个自称是工厂电工的三十多岁的瘦子闯了进来。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刚才来的是保守派的头头，磷肥厂造反队实际是原来保守组织“工人赤卫队”的变种，是“工人赤卫队”被迫解散了才改了名字的。实际是原来的一帮人。电工瘦子历数了他们的造反历史，并告诉我们K市黄河水利学校的造反派“九九革命造反队”曾专程指导过他们的革命行动。
黄校九九是K市有名的造反派，如果瘦子说的是真的，那么磷肥厂真正的造反派应该是造反队。
老高说应该把这一情况落实，然后向总部汇报，我非常赞同。
第二天，我们到工厂里又分别询问了两派四五个工厂师傅，情况大致和瘦子说得差不多。
在从宿舍到工厂的路上，我们碰到了押送监督劳动的原工厂党委书记兼厂长，他年龄约在五十多岁，脖子上挂了走资派的木牌子，面无表情，我定眼看他，竟忽然觉得他很象我们学校的校长模样，这种感觉再一次激起我心底的疑问，这位面目慈善的老干部怎么会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可悲的是，说我们学校的陈校长是走资派时，有很多人保他。可是现在，这位工厂里的书记兼厂长，竟无人敢保，两派组织都要造他的反！
我们和走资派正走了对面，目光相视，无言以对。
（47）又有新任务
老高到市里汇报情况，其实司令部的意见早就有了，和我们想的一样，只是没有人拍板，我们的调查实际上是先有定论，再求取材料。
我很佩服老高的笔头，他花了两天的时间，以K市高中红造委的名义，写成了《我们为什么要支持K市磷肥厂造反队》的文字材料，一份上交司令部，一份抄成大字报，贴在市中心鼓楼的西面墙上，引来不少人驻足观看，但是许多人不知道磷肥厂在何处。
磷肥厂造反队对我们的调查报告十二分感谢，但是兵团却咬牙切齿，尤其是李干事，以后见我再不理睬。
我们的调查报告也受到了司令部工商分部负责人连大胖子的称赞。连大胖子原名连福森，体重200多斤，文革前是商业局的一般干部，如今是八二四总部工商分部的司令。他代表司令部到厂声援工人造反队，还接见了我们，连连赞扬。我见到连大胖子时，他腰间还插了把手枪，硕大的肚子，敞着怀，其形象倒像个土匪司令。
没有人通知我们的调查工作结束，小林却让人转告我一个紧急任务，要我和另一位红造委人员赴郑送贺信，说是郑州驻军135医院已经完成了大联合，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因为153有两位医护人员曾在K市老八最困难的时候，来汴相助，所以革命友情难忘，一定要把贺书直接送往这两位手中，以示真诚相贺。153医院革命委员会后天成立，明天必须把贺信送达。返回时，还有一个任务，是顺道带回郑州航空机械管理学校二七派组织赠给我们学校的一幅锦旗，表达两个学校在东郊战役中结成的友谊。
说来人们不会相信，郑州离K市这么近，我还没有去过郑州，更不知道郑州什么样！我没有见到过郑州的真实形象，是好奇心驱动，我爽快答应。
我却万没有料到，第一次出差，却会遇到令人十分尴尬的麻烦！
（48）途中有惊无险
和我一起赴郑的是“王老面”。
“王老面”前面已经做过介绍，他和我是同班同学，后来又一起参加了“毛泽东主义造反兵团”，因为他性子慢、脾气好，大家送了他绰号“老面”。
是他听说了我要去郑州办事后主动要求和我一起去的，小林答应了他，毕竟我和王老面同一个班，很熟，也很方便。
没有想到王老面有自个儿的“自留地”：他是想到郑州走亲属的，以公济私。这种杂草，那个时候就在我们心田的苗圃中滋生。
不管怎样，总还是有个伴好！
为抓紧时间，我们连夜乘车赴郑。
不知道什么原因，这火车走得特慢，车到中牟，还停了好长时间，
车还没有到达郑州，我们竟昏昏然睡着了。
忽然一阵吆喝声，把我从梦中惊醒。只见七八条汉子，手持铁棍、长矛，冲进车。我吃了一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见走在最前面一条汉子，手指着我们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王老面闭口不语，连头都不抬。我只好实话相告：“从K市来？”
&& “你是那一派的？”那人又问。
王老面还是不语，那人是对着老头王老面说的，可是王老面就是不理睬他。
我担心事情闹僵，又回答他：“是八二四的”
谁知话音刚落，就有一个小个子手持长矛，冲过来道：“不会吧，不像啊！”
于是那人又冲我说：“有证件吗？”
这时，王老面说话了，：“出门办事，还带什么证件！”
小个子突然面向王老面，气势汹汹的说：“你们是K市老保吧！”
这时我心里明白了，这伙儿人是郑州二七公社的，最近有一些K市保守派组织的头头赴京告状，路经郑州，一定是K市老八给H省二七通了信，在此捉拿。
我掏出贺信让他们看，他们果然相信了，于是，吆喝着又到别的车厢。
王老面这时说话了，冲着我说：“你这人要是到了战场上，早死定了！早把自己暴露了。亏了他们是二七公社的，要是另一派，你不完蛋了！”
仔细想想，老面说得对，还是没有斗争经验啊，眼前的王老面竟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以前他可不是这样。
（49）兵分两路
第一次到郑州，看到街道比K市宽，楼比K市高，人好像也比K市都高，心想，到底是省会！可是吃早餐，倒又觉得，还是K市的胡辣汤好喝！
第一站去153医院，可是153医院离火车站远得很。
王老面说他亲戚家就在火车站附近，先到他亲戚家歇一歇再去153医院。我说先去153，再去你亲戚家。
我们两人争执不下。干脆！我说你去你亲戚，我去153．
王老面说行，就这样定，下午三点钟，我在这儿等你一起去航校．
我们就这样说定了．可是，他这一去，我到郑州后再没有见到王老师面儿，两件事也只有我一个人干了。
（50）上了一回当
乘公交车往153医院，到站后，下车离153医院还有一段距离，因为不知道地形，问路边的行人，恰一位穿军装的年轻战士经过，便上前询问。
那战士听说我要到153医院，便问我，去看病还是办事情。我告诉他，是代表K市一所学校去送贺信。
我把贺信让他看，他神秘地笑了笑说，走吧，我领你去，我也是到医院去的。
他把我领到153医院办公室，说，你稍等，我去找这儿的领导。
不一会儿，一位穿军大衣的飒爽女军人出现在我面前。
她待人很亲切，说，我是这里红筹委负责人，你从哪里来？有什么事情？
我把贺信递给她看，说明来意，那女领导接过贺信，笑笑说，贺信上说的这两位，是我们这里保守派的成员，和我们不一派。但是这两位大夫确实是很好的大夫，我们也知道，他们俩在K市为K市的造反派做了很大贡献，我们可以把这封信转交给他们，也可以领你去见他们，吃过中午饭再说吧。
她让办公室人员安排我去饭厅吃饭。
我这才恍然大悟，我被年轻战士捉弄了，他把我领错了门，他是故意的。是见还是不见，那两位曾经帮助过K市老八的大夫，我选择了后者，因为我急于见到王老面，再去航校。
午饭后，又见到那飒爽女军人，听到有人喊她护士长，我想他应该是一五三医院的护理人员。文革中许多群众组织的头头，都是基层的工作人员。从这一角度，文革倒是造就了一批领导人才。
告别153医院，我急急忙忙赶回火车站，可是等了近一个钟头，未见王老面的影儿，心里直骂，可也无可奈何。那时候没有手机，也不用电话，他也没有给我留下他的任何地址。关键的时候，还得靠信义。若是在战场上，军法从事的应该是他吧！
（51）独赴航校
独自一人去航校，由于人生地不熟，好不容易赶到航行，天色已泛黑。
我向设在校门口的接待站人员说明来意，接待人员说已经下班了，办公室没有人，要我明天上午再来。
我说我是从K市来的，今天办完事就要走。
原来想的很美，到达学校见到组织负责人，说明来意，先安排吃饭，然后安排车辆直接去车站。
全部落空！接待站人员说，我们马上也要下班，食宿自己解决吧！
天已黑，学校在郊区，附近既无饭店，也无旅店，我忽然觉得自己像被人抛弃了似的，踌躇在郑州航校门前。
我真想痛骂接待人员一顿，可是这不是我的强项。
我往哪里去，回火车站，很远 ，况且事还未办，留下过夜，没有一个亲戚和熟人，我心急却无计可施。
感谢值班室的老传达，一个约六十多岁的老伯，他在我孤难无助的时候帮了我，他领我到他家，安排我食宿。
他说，看得出我是头一次出门在外，他的孩子比我还大，看到孩子落难，同样心痛。
但是，他也告诉我，他的儿子是工厂的保守派，他们全家都是保守派，他看不起造反派那些污七八杂的人员。
此时此刻，在我心中他这位保守派的老者要比那些造反派的英雄们伟大的多。一位普通老人的人情世事会让我记一辈子。是的，几十年过去了，这位老人的身影还在我心里。我不会忘记他，他姓祁。
第二天一早，老人又安排我早点，我很感动，我执意要写一封感谢信送学校，他拒绝了。他说你只要记得郑州有这样一位老人就行。
我会永远记住这位老人，还不知道他和我不一派！
（52）完成任务
我很快见到了郑州航校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原来他和我们学校的头头张某是初中同班同学，文革中外出串联又在一起，造反派被驻军宣布取缔后又同往北京告状，如今竟分别是两校的负责人，听说我们学校很快要成立革命委员会了，竟提前表示祝贺，送匾幅一个。
但是他看我只身一人，担心我不好拿。他征求我意见，我说只要能帮我送上火车就行。
这很容易，他当即派车送我往火车站。
郑州航校赠送的这块匾是我校在成立革委会之前收到的第一块匾。
（53）学校成立革委会
学校革命委员会在紧锣密鼓声中成立了。这是1968年春天K市文革运动中的一件大事。因为在这座古城中，除了K市师范学院能以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气势左右K市的局势，在学校中，能排第三把交椅的应该是K市高中。K市高中红造委的武装排在K市市是出了名的，以四条造反战士的生命赢得造反派组织的刮目相看。
1968年的春天是一个到处“响雷”的季节。自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响了第一声春雷。之后，各地仿效，不是这里“出彩虹”，就是那边“炸春雷”，到了9月，“全国山河一片红”，除台湾省外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均成立了革命文员会，为纪念和庆祝这件事，国家邮电部还出了红色纪念邮票。可是，发行后，忽然发现有问题：地图上少了南沙和西沙群岛，那可是我们国家的领土啊！于是，急令停止发行，但是已经发行的就收不回了，竟致使流失的绝版邮票价值连城。
我们学校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收到了八方贺电，连北京航空学院这样有名的学校也来电庆贺。可见在K市这座小城中的地位，无怪乎K市师范造反派司令亲往成立大会，给与：“K市的战地红花”的评价。
考虑到学校革命委员会将会长期存在，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学生是流动的水，不会常待，学校革命委员会主任必须由教师担任。
于是，第一任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历史使命落在了原学校政治主任王老师的头上，也就是那位曾经给我写过“致病魔”诗歌的老师。
王老师毕业于新乡师院，学生的时候就是学院学生会干部，学生党员，来我校任教时间不算长，但由于他的业务能力强，能及时与学生交流，很受学生欢迎，文革前学校对他很器重，曾把他作为领导后备力量培养。文革初期的“黑诗”事件，使他一度成为学校焦点人物。但他很快从舆论中心摆脱，转而支持我校造反派，而且一直与造反派的负责人关系密切，所以在造反派得势后，成了红造委推举的教师代表。他口才好，又有辩证哲学做思辨基础，上任后即被市里造反司令部看中，作为造反派的理论家到处演讲，为K市高中红造委增色不少。以至他后来成教育系统的首推名人，成了造反派把持下的市教委主任。
学生代表中的老马、小林和张某担任了副主任。而老马还是在此之前成立的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务委员。
（54）各班建立了革命领导小组
学校革委会成立之后，各班革命领导小组也相继成立，我们班是10&
月中旬成立的。为显隆重，校革委小林也来班祝贺，我们班文笔最好的老金，仿效各省市单位成立革委会时都要宣读的《给伟大领袖的致敬信》也写了一篇。老金文革前曾代表我校参加了市中学生作文比赛，获过二等奖。一篇《致敬信》洋洋洒洒几千字，感情充盈，词语豪华，能说是一篇美文，可惜未能保存。友好班级也派代表前来参加祝贺，《千钧棒》的棒头孙尚义的莅临更给我们增色不少，班领导小组成一片热闹声中建立。
原筹备小组的组长小韩担任班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我和小穆、老汪、小王都成了领导小组成员，我还是副组长。
这个结果不出人们所料，但是对我来说底气不足。因为我不是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从来没有冲锋陷阵过。只是摇旗呐喊的众者一员。
班革命领导小组成立后发生地事情更使我感到不安。
由于组长小韩经常不在学校，我似乎代替了她在班里的角色。
首先是班里的牛课代和邹团三。这两位从来没有去过我家的人到我家，和我套近乎。我明白这是向我示好。但我觉得这没有必要，全班同学两年来哪个不是随着北京两报一刊的指挥棒在转，我们还不都是糊里糊涂地一会儿保，一会儿革；一会儿革，一会儿保，至于谁是真正的革命者我自己也不清楚。牛课代和邹团三自从农村收割回校后，和原班长老尹，还有几位女生组成了“七一战斗队”，力保政治王老师，应该说他们获得了成功。如今王老师是校革委主任，可是后来他们坚决反对八二四，站到市造反派的对立面上，并在鼓楼上贴大幅漫画攻击八二四，虽然最后反戈一击，参加了红造委，我想他们总还是心有余悸，怕老八揪辫子。
接踵而来的是原班文娱委员李文娱和体育委员赵运球。老李和赵运球文革初期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老李的父亲是资本家，赵运球的父亲是旧官吏）遭“红色压力”压制，尽管俩人身上都有数不尽的文体细胞，但没有施展的舞台。后来脱离班级，自己成立了名为“东方火炬”的战斗队，这“东方火炬战斗队”原是K市一中的造反组织，其负责人与老李、赵运球时初中同班同学，一中“东方火炬”在K市学生中的影响可以排在前五名。所以老李和赵运球也沾了一中“东方火炬”的光芒，是可靠的造反派。
看到牛课代和邹团三不在场，老李和赵运球把牛课代和邹团三大骂了一通，说这两个人是班上最不知羞耻的投机派，是最可悲的跳梁小丑，说他们根本算不上造反派战士，只是见利就上的投机分子，千万不要相信他们。
老李和赵运球的话提醒了我，难道会有什么利可图！
喔！几天后我听说了，将来局势稳定了，学校还是回复正常学习秩序的，大学也还是要招生的。倘若真的将来大学招生，班领导小组是跨入大学的第一道门槛啊！
原班长老尹和团支书记以及原班上的几位班干见了我也含笑以对，印证了班领导小组的重要性。
尤其是老周的态度，老周一直是我很敬佩的同学，他的观察力和分析力在一般同学之上，虽然在文革中他最后掌舵红旗战斗队，坚守既不赞成保守派又不趋同造反派的立场，最终被地位和权力丢弃，但也证明了他对事情认真程度和多层次的思维头脑。他一段时间对我特别热情，我当然也感到了他的特别需求。
我对权力的重要有了第一层面的感性认识。
（55）革命低潮
班革命领导小组成立后，并没有革命的事情可做，传说中的恢复学校正常秩序之后升大学更是遥远的事情，不可望更不可及，同学们的热情又一次退潮。
同学们开始拿班领导小组的几位开涮。
他们给我们几个人分别起了绰号。小韩叫韩克思，因为她把“马克思教导我们说……”常挂在嘴上；小穆叫穆格斯；老汪叫汪宁，大家说他的脸型像列宁；于是我成“了曹大林”，这可能是按照当时革命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名字套的，另外，斯大林有胡子，我也是有点儿胡子的。可是，班领导小组中还有一个小王？叫什么好？有人出了个主意，因为电影《列宁在1917》中有一个领袖叫李普克内希的，于是小王成了“王普克内希”。
韩克思（我们以后就叫小韩为韩克思吧）长期在外不归，听说是住在师范学校教授楼中，她倒挺爽快，可真叫我们心里不痛快。学校的事，班里的事她一概不问，可是毕竟他是班领导小组组长呀！
韩克思不归且不说，又发生王普克内西逃匿的消息，小王耐不住寂寞，撇下班级不管也到市里闹革命了。他参加了老孙领导的“千钧棒”活动队，常住老市委宣传部，主要任务是在市中心写大字报，张贴大标语，与残存的，负隅顽抗的保守势力的斗争。
小穆的母亲生病需要照看请了假，只剩下汪宁和我了。没有过几天汪宁也找我借口请假。班领导小组只剩我一个孤家寡人。
我觉得很沮丧。
外班的情况和我们班差不多，稀稀拉拉，像是秧苗缺水。
这时候发生了有几个班的班领导小组成员辞职不干的消息。他们在班里发布“辞职声明”，拒绝继续担任“领导小组”的角色。原因是，太没有意义了！革命不是为做官，不能以此束缚了自己！他们又一次发扬了“造反精神”，逃离班领导组织。
这消息使我振奋，我应该效仿！几天的领导小组副组长当得使我深恶痛绝，什么领导小组，空担责任，实受罪，徒有虚名！
我草拟了辞职声明，欲往黑板上张贴，被张象棋制止。张象棋大声叫道：“老曹，这是革命的权利，可一定要当仁不让呀！”
“什么当仁不让，我就是不愿意干了，谁想干谁干！”
张象棋给我出主意：“就是辞职不干也要给韩克思打招呼呀，你为什么不把韩克思拉回来，你出去一段时间呀！”
张象棋的话提醒了我，是的，韩克思在外活动有几个月了，应该把她召回，我出去！
（56）特殊使命
我按照打听到的韩克思的住址，来到师范学院教授楼。
这是两排各个独立的三层小楼，共有10栋。原先是给师范学院的各教授办公室兼住室。文革开始后，教授们大多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被扫地出门。于是这两排小楼成为各个战斗队的对部。我不知道韩克思以什么名堂住进了这其中的一栋。她头上那个“八二四造反派司令部特别小组”的光环兴许是住进这小楼的原因。
韩克思的那间房在中间的一套二楼，屋里布置得简单整洁，最显眼的是墙上挂了把月琴。我听说韩克思曾经拉了一阵小提琴，其最大成就就是可以拉歌剧《白毛女》中的白毛女唱的《北风吹》，不知什么时候改弹月琴了！韩克思是个不断追求的人，她身上的艺术细胞是新鲜而不精致。有人说她的小提琴拉得比鸡叫强不了多少。
希望能见到韩克思是不容易的，听同学们说有人来了多次都没有见到。
但我见到了，她说她等我，这是很大的面子了！
我向韩克思说明来意，希望她能回去一段时间，履行领导小组组长职责，带领班级闹革命。
韩克思一口拒绝。她压根儿没有把“领导小组长”看在眼里。她心里装的事情要多得多！
韩克思不但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不回校，还毫不掩饰地劝导我，革命者要在大风大浪中经受锻炼，走出来，经风雨见世面，才是我们当前应该做的。
我说我巴不得呢，谁不想出来做事情，你以为我愿意留在班里呀！
我说，好呀！到美国炸美帝，到苏联打苏修，我都去，你有办法吗？
她说：“不是炸美帝打苏修，是去东北一趟，调查日本特务，你去不去？”
我一头雾水。
她说我们学校旁边的K市农业生产资料服务公司革命委员会要我们学校帮忙派人去东北搞外调，现在正愁没有人呢！
韩克思传送的信息是一针兴奋剂。
韩克思的信息使我得以第一次踏上远行东三省执行任务的路途，那年我20岁！
（57）赴黑龙江省查“特务”
K市农资公司位于我们学校北侧，是一家很不显眼的单位，人员不多，平时不为同学关注，文革中发生了什么我们更无所知。经介绍才知道，他们的单位已经成立了革委会，根据1968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的要求，凡是已经成立革委会的单位，要继续进行“斗、批、改”，“要彻底清查混在革命队伍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没有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清查，坚决处理。”简单说，就是“清理阶级队伍”。
这家公司的党支部书记早已被定为走资派揪出，但是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发现他更大的“亮点”在于，他曾与年间在黑龙江省依兰县当过三年的日本特务，还是他自己亲口承认的，这件事情让革委会人员很纳闷，这位党总支书记（我们以后称他特务书记）可是参加解放战争的南下干部啊！他曾经是解放军南下部队的连长，立过战功！
农资公司革委会成立了专案组，拟到东北搞实地调查，彻底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可是他们又发觉这日本特务是一个组织，要弄清楚情况就需找出人证，能够说明特务书记的人员有3人，如今分别在三地，至少需六人分三个组来完成，他们感觉人手不够。于是，农资公司决定派出3人，希望我们学校也派3人组成了专案小组前往调查，费用由他们出。
奇怪的是，农资公司的人员竟觉得路途太远，不想去，可在我们看来，这是个美差。更何况交通费，食宿全免，都不用我们出。这比大串联还美！谢谢韩克思送来的美味！
和我一同前往农资公司专案组报道的还有来自二年级的孙远中（我们以后称它老孙）和一年级的刘抱玉（我们以后称他老刘）同学，和我一样，他们俩也都是班领导小组的成员，看来我们学校对这件事还是挺重视的。
专案组的组长是农资公司的老郭，成员有农资公司老沈和小田。老郭年龄有有40多岁，是农资公司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前他是一名科级干部，因为支持造反派，“八二四”胜利后被结合进了领导班子。老沈50多岁，是公司供销处的老人，多年走南闯北的经历，使他看上去老辣有余，经验满腹。最年轻的是小田，才20出头，文革前是特务书记的勤务员，由于他性格活泼，办事勤快，很受书记和他的老婆喜爱，可是没有想到文革一开始小田就站到了他们对立面，因为对上司太了解了，每遇到要找书记麻烦的事情，小田都要被推到最前头。这三个人中，老郭虽然年纪不是最大的，但他看上去最为稳重，讲话不紧不慢，总是胸有成竹，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总是显得很成熟，无可挑剔，包括老沈在内，我们都很尊重他。
临行前，专案组在农资公司办公室召开了小组会，说明任务和做法，并提出了纪律方面的要求。最后，老郭特别交代小田，要准备两幅扑克牌，小田爽快地答应：“没问题，要高高兴兴干革命！”
我心里暗暗计算，两副牌，六个人，恰恰是K市习俗扑克牌“打百分”的人数。这老郭，想得真周到！
（58）车到北京，出现意外
没有从K市直接通往黑龙江省哈尔滨的列车，我们要先到北京再转哈尔滨，然后再乘长途汽车往依兰县。
晚上，乘坐开往北京的列车开始动身。第一次从容登上有座位、正常运行的火车，眼前又浮现出上次大串联乘火车的景象，感觉大不一样。大串联时的乘车也能叫坐火车？几乎就是运货物：人挨人，人挤人，一天一夜没有座位，连上厕所都困难！现在可好，六个人都有座，有4人是在一起的，另外两个虽不在一起，但经过临时调换，能凑在一起打扑克！
小田的话又响在耳旁：“高高兴兴干革命！”是的，学校的事，班里的事，且放一边！想起写辞职声明，想起我找韩克思拉人家回班，真可笑，走就走了，迈开双脚就是，多爽！
车窗外黑漆漆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也不想见，专心致志地打牌吧！小田特别高兴，看样子他要打通宵！
经分配，我和老孙、老郭3人一班儿，老沈，老田和刘保玉3人一班儿，打牌的规矩是谁输一次，脸上要贴一片纸条！
从打牌的表现可以看懂一个人的个性，我们这一班儿的老郭的确运筹帷幄有方，沉着冷静，赢得次数显然比对方多了很多，不一会儿，老沈脸上出现纸条，再一会儿，小田脸上也开始出现，老沈不让他们一班儿的刘保玉贴，因为他年龄最小。
老沈起初还耐着性子，指挥小田发牌，可是小田是有个性的人，哪听他那一套，每一次输了牌都要哇哇大叫，气得老沈把牌摔的啪啪响也无济于事。
老沈和小田脸上都贴了数张纸条的时候，终于爆发了嘴仗。老沈骂小田犯浑瞎胡出牌，小田则气老沈说他是没有脑子的胡司令。
刘保全处于中间不好讲话，我和老郭、小孙窃笑。
终于老沈和小田对着吼了起来，老郭赶忙停牌制止，可是晚了，两人越吵越凶。
老郭急了，第一天聚在一起就吵架！
还是我的突然举动制止了老沈和小田的吵，在快到天津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一阵恶心，胸口发闷，最后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我呕吐了。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叫晕车，老郭说是晕车了，小田慌忙去给我找水和药，老沈则赶快翻口袋，说他带有人丹。
可是什么也不行，我连连呕吐。
车到北京，我被他们驾着出车厢，除了车站，我躺在候车室的楼上竟觉得身上一点气力都没有了，肚子里的东西都已吐净，连苦水都吐出来了。我觉得实在不行了，我向老郭提出请求，黑龙江我不去了吧，太连累大家。老郭听了我的话，当时就傻了眼，怎么？出师未捷就先打退堂鼓！
(59)我们来到了太阳岛上
还是老沈有经验，他说，对付晕车的最好办法就是躺下休息，我们补张卧铺车票就行了。
但是按照当时的规定，坐卧铺需合乎一定的条件才能报销车费，也不知道象我这样的情况是否能报。
最后还是老郭说了算，他说，买两张卧铺票，一张给我，另一张可轮流休息。
于是，我们轮流睡卧铺直达哈尔滨。我则享受“特殊待遇”，一路躺到哈尔滨。
哈尔滨是座美丽的城市，有东方莫斯科之称。一下车我就被她那美丽的城市形象吸引了。那绿树红墙，高耸的建筑，间或有白色的俄式教堂，宽阔的街道，街上还跑着电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是大街上还可见到的大标语留下了文革的痕迹，与美丽的街景格格不入。尽管这里的革委会早已建立，社会秩序趋于稳定。
老沈来过哈尔滨，他曾居住在省第一招待所，说住在那里最好，据说那里是原来苏联援华专家的居住地。
我们听从老沈了的建议，住进省第一招待所。这的确是个理想的住处，招待所位处松花江畔的斯大林公园内，周边绿草茵茵，红花簇簇，飞鸟唧唧。招待所大门正对松花江，可以看到江边的游人及江中的泳者，偶尔还可以看到渔船，而江中的太阳岛也隐隐可见。
我们夸老沈引导有功，老沈抿着嘴笑。
分配住室，我们和小田居一处。小田进入住室后，扔下行李就拉我去江边，他说看见人家游泳心里就痒，他是个运动爱好者，当时正值八月，天气也热，他脱了外衣，只穿裤头径自奔入江中。
看到小田在江中戏游，我也动了劲儿。可知道我也是个游泳爱好者呀，在K市的时候，夏天暑期我每天游两次我们市里最大的湖----杨家湖呢！
我和小田互相激励，游到了太阳岛.那时候太阳岛还是一片荒地，没有开发，绝对不像歌唱家郑绪岚唱的那个《太阳岛上》，这里没有花，没有鸟，也不必带猎枪!但上面已经有游人，但多是游泳者。
等我和小田从江中出来，发现老郭、老沈、小孙、小刘也到江边，而小刘也正在跃跃欲试。
（60）短暂休整
晚饭后，我们到老郭住室商讨工作安排。老郭和小刘居一室，两个人都是很细致的人，住室整理得很整洁。
老郭总结了两天三夜的行程，布置了三项工作:一是休整一天，放松一下，可以四处转转，但不要远离;二是将六人分为三组，分别赴哈尔滨附近的三个县。我和老沈分在一组，三是具体工作要求，要求一定见到当事人本人，做好记录。这我才明白，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做好口录记录。我对这个工作充满了好奇。
会后小田提议打牌，老郭劝他早点休息，回去睡觉。可是小田却是几乎折腾了一夜没睡觉。他说他睡不惯弹簧软床（现在我们叫做席梦思床），便拉了床单睡地板上，半夜里地板又板得他腰痛。
尽管一夜未睡安稳，第二天小田仍然很精神。快到中午的时候，他又拉我去游泳。还拉了小孙和小刘。他和我们能玩到一起，因为我们年龄相近。他那时也就是二十出头的年纪，还未结婚。连女朋友也没有，所以对女性他也很感兴趣。只一天的时间，他就和招待所的一名女服务员混得很熟，他开玩笑地给我们说，如果他能常住哈尔滨，就一定找那个女服务员做老婆，我们哈哈大笑，他却又挺认真，挺严肃的说你们笑什么！
（61）我们找到了“特务书记”的把兄弟
经过一天的休整，一路的疲劳都没有了，我也忘记了晕车的感觉。我们开始分赴各县找寻找特务书记的见证人，以对证特务书记到底是什么人。我和老沈去的地方最近，在哈尔滨北约150公里处的依兰县。坐火车到佳木斯后，还要坐汽车三个小时才能到达。
在佳木斯下车后，我又重复了在火车开往北京路上的一幕，汽车行了约两个小时，我开始呕吐，这次我上车前还服了晕车宁，也不行。老沈也没有了办法，只能连连安慰，快到了，快到了。
依兰县终于到了，在车上我暗暗发誓一辈子再也不乘车了。可是下了车，恢复精神之后，就又什么都忘记了。我得出了一条经验，乘汽车不要超过两个小时，否则我会呕吐，这个毛病一直保持到现在。
在地图上依兰县是个很不显眼的小地方，但实际上它却比一般的县的规模要大得多。日伪时期更是重镇，特务书记当年在这里生活了20多年。
安顿好了食宿，我们联系到要去的单位，巧得很，也是一家物质供应单位。革委会负责人在看到我们的介绍信后说，你们要找的人也是一名日伪时期的特务，他在日伪时期和你们单位的那位还是拜把兄弟，不过可没有你们单位的那位混得好，他们这几个人就是你们K市的那位混的最好，还当了党的总支书记，真是不可思议！
其实我也纳闷，一个日伪时期的名牌特务怎么成了共产党的党总支书记？
革委会负责人安排我们第二天上午听证。
（62）老沈审特务绝对有一手
听证是在我们与一个五十多岁的低个子男人中间进行的。我和老沈占据了一张桌子，而那个男子是被人押送来的。坐在我们对面的凳子上，很像是审问罪犯。
想象中的“特务”都是银幕上的形象，眼前这男人则是另一幅模样：形体佝偻，举止猥琐，一直低着头，想是文革中被斗得不轻。偶尔抬起头答话，可以从面部表情中露出年轻的时候的狂肆。
老沈主审，我做笔录。
老沈首先问他是怎样认识“特务书记”的，又是怎么参加日本特务组织的？
回答是，当时他们都是20多岁，好吃懒做，无正常职业，在街上游逛的二流子，日本成立特工队，要人专门打听东北抗联游击队的消息，因为抗联游击队在那一代活动的厉害，于是他们报名参加，只要挂了名，就给发钱。
老沈又问，一共有多少人?是怎么活动的，有哪些罪恶？
回答说，总共有10多人，其中有2个女的。平日里四处游逛，道听途说，打探消息……曾经有一次打听到有一抗联战士回家探亲，把情况报告上去，结果把家属抓了，因为这件事，曾被做过多次专案。
老沈又问，特务书记具体还有哪些罪恶？
那人却支支吾吾答不上来，说是经常祸害百姓，调戏妇女，还说因为特务书记年轻能说会道，大家都是跟着他胡闹的。
老沈来了劲，问是怎么祸害百姓，调戏妇女。
回答说，就是白吃白喝，对年轻女人动手动脚、说脏话呗！然后就再说不出什么，显然也举不出更具体的事例。
老沈不语，我以为审问遇到了僵局。
没料到老沈忽的猛击桌子，大声吼叫，还有事情你没说！
那人吃了一惊，想了好大一会儿，忽然说出一件事来，让我对老沈的审问技术大为刮目！
那人回忆道：“有一次打探消息回来，天已很晚，特务书记和几个人，从外面回来，几个人挤在一个炕上睡，其中还有两个女的。”
老沈马上问：“那两个人是什么人？”
答：“就是队里的两个女同事。也是做特务的。后来，有一个女的和那个人也走了。只剩他们两个人，还有房主夫妇两个人，共四个人过夜。”
老沈如获至宝，马上问那女人叫什么名字，现在什么地方。那人一一作了回答。
老沈获得的这个消息的确是从来没有过的，后来我们在听证完毕之后，在革委会办公室盖章的时候，革委会主任也这么说。那人还是这一次说出这么一桩事的。
重要的是，老沈审出的这个女特务，现在在沈阳一家制药厂工作，我们的工作日程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增添了一个内容：到沈阳去，见见那个女特务。老沈说沈阳他去了多次，就是没有到过沈阳故宫！
老沈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特务书记”是怎么混进革命队伍里来的！
那人回答说，1945年日本人投降，大伙儿都没了事做，解放军招募战士南下，其中有几个报了名。“特务书记”也是其中，当时骑了高头大马，披红戴花，后来听说参军的几个在解放战争中都立了战功，成了共产党的干部，真后悔那时家里有老母没能去啊！
这个答案和“特务书记”的交代是一样的，我很奇怪，一个给日本人做了那么多坏事的人怎么到了解放军队伍里又那么快成了英雄呢？这种人生的突变背后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如果把我听到的另一则真实的故事联系起来，也许疑惑会减小些。我曾经听到过一个真实的故事：解放战争中，有一批国民党军队士兵被俘后，经过审查动员，有一些愿意在解放军队伍充当战士的人员留了下来，其中有一名机枪手与敌作战英勇，战斗中，光着膀子，杀声震天，击毙多名国民党士兵，立功受奖。在总结会上，当问到为何作战如此英勇的时候，他的回答令人瞠目结舌：“我向来打仗都是这样！”可以推论，这家伙手中还有多少解放军战士的生命！可是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而对生活的真实选择，政治反倒常常无足轻重，就像文革中的的造反派与保守派，有些保守派中的优秀分子反戈到了造反派中反而更优秀，仿佛他身子骨里就生长着优秀，革与保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这道理真是手纸一样简单，黑洞一般神秘！
（63）老沈的新发现
我和老沈完成取证任务回到哈尔滨，小田和小孙也几乎同时到达，只有老郭和小刘，不知遇到了什么麻烦，一夜未归，我们四人只有耐心等待。
小田最频繁的活动就是到松花江游泳，或者与招待所的女服务员闲聊，经常可以见到他如花的笑容，听到他朗朗的笑声，那个惊天动地的文革似乎离他非常遥远。
我和小孙则找报纸看，有时也和小田一道去游泳。
那天下午我和小孙、小田一同游太阳岛，回来发现老沈也坐在江边看人们游泳。平时老沈多待在屋里吸烟或者在市里逛街，很少到江边来。见了老沈，怔怔的往江边看，我们觉得很稀罕，看着他十分专注的申请，我们不禁问他发现了什么。
老沈像发现了什么秘密似地反向问我，你们觉察到没有，江边这么多人游泳，男女老少都有，却为什么没有更衣室？
因为我和小田、小孙游泳都是在招待所的住室里更衣，倒是一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老沈一问我们谁也答不上来。心想，这老沈倒也真是心细。
小田心直口快，：“更什么衣，穿了短裤来，游完回家换！”
小田说的也对，男士们都是这样，从江中出来，许多人湿着裤头就打道回府了。女士呢？江中有许多身着花花绿绿泳装的女士呢！
我们把目光投向老沈，等待老沈揭开谜底！
老沈慢腾腾不回答，看着小田，小田道：“老家伙，你看我做什么？”
小田确实也不知道，老沈才告诉说。这江边上的确没有更衣室，男子泳衣多是边开口的泳裤，套上短裤即可更换，而女人则是用裙子，宽大下摆的连衣裙罩住身体后更换。
顺着老沈手指的方向望，果然如此，可是谁也不会去留神这些。
小田讽刺道：“老沈这家伙，歪心眼儿太多，不干公安亏了他这块材料！”
老沈反击说：“呸，你小子天天调戏妇女，再多待几天就要骗哈尔滨的姑娘当老婆了！”
我们在几天的说笑嬉闹中等回了老郭和小刘。
（64）在长春和沈阳停留
老郭和小刘耽搁的原因是原先计划好的取证，证人在文革初期即自杀身亡，这种事情发生很多，尤其是在清理阶级队伍这一时期，很多人经受了长期的精神折磨后，寻求自杀解脱。方式多为跳楼或上吊，这种方法来得快。在寻找的当事人死了之后，老郭和小刘觉得这样空手而归不好交待，于是经过两天再三查寻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线索，这人不但详细谈了特务书记当年在日本特工队的情况，扯出了另一位现在长春工作的可求证人员。
于是，一个新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原计划黑龙江之地取证后即回，现在又有了长春和沈阳的线索，去不去？
老沈坚决要求去，我心里明白，这原因一是他发现了新线索，自持有功，二是他想去沈阳看故宫。
考虑到来东北一趟不容易，老郭权衡之后决定去。
于是我们的行程中又多了长春和沈阳，我和小孙、小刘当然没有意见，这些地方我们谁也没有去过。
收拾行装，返回去长春。
可是长春让我们扑了空，说寻找的那人早已经调往别处，作罢吧！
无心留住，长春留给我的印象是作为主食之一的玉米渣子粥，头一次吃非常好吃，再吃肚子不接受。还有就是大街上仍在跑的有轨电车是一道风景线，别的城市见不到。
再一站同样使我们失望，当我们大队人马奔往当事人所在单位——沈阳制药厂后，回答是，此人在文革初期即自杀身亡。
我隐隐感到东北的“文革”厉害呀！可是这次是出差，不是串联，所以我们一路上并不关心文革运动的进展，上次外出串联是学生身份，这次我们是搞外调，任务不同啊！
老沈提议去故宫看一看，可是一打听，文革期间故宫不开放，也只好作罢。
老郭召开总结会，宣布外调任务胜利完成，还特别表扬了我和小孙、小刘配合工作非常出色。
我们不再往别处去，准备购买直达K市的车票，打道回府。
（65）沈阳分手，各奔东西
正欲购票回K市，小孙提出请求：他老家大连，多年未回过家了，能否顺道回大连一趟，然后从水路到青岛回K市。这一个请求让老郭有些为难，是同意还是否定？如果同意他从大连回汴，违背了原定的行程计划；若不同意，则伤害了小孙的情绪。考虑的结果，还是同意，并且做出决定：大家就在沈阳分手，想一道回去的马上购票等车，想顺道探亲的可自行选择路线，十天后到K市麻棉公司办公室报到。
老郭的英明决策得到大家的积极拥护，小孙的兴奋自不用说，我也决定在自己的行程中增加内容：在沈阳停留二天。因为我的大姨妈住沈阳，此前离汴外出之际，我母亲曾给了我姨妈的住址，说如有可能，前往看望。
我要感谢小孙的请求和老郭的决定，我的这个愿望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实现了。
我自出生从来没有见过大姨妈，听母亲说，母亲祖籍河北省武清县（现划归天津市），我外祖父家有五女三子。我母亲在女中行四，上面有三个哥和三个姐，还有一个妹。大舅死得早，二舅给地主家做工，因为纠纷和地主家打官司，官司未了，人被谋害，影响了全家。三舅逃到关外，到鞍山做工，因为勤快好学，很快掌握电工技术，在鞍山成了家，家境还不错。于是全家人逃往鞍山三舅处，常住鞍山，几个女儿长大后，大姨、二姨过早病逝，外祖父和祖母也先后病逝，三个女儿都先后出嫁，大姨婚后去沈阳，五姨婚后去了新疆，而我母亲则嫁回老家武清县农村。后辗转到了K市。&
应该说，目前东北还有我两处亲戚，即鞍山的三舅和沈阳的三姨。但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们，只是在照片上见过。
我欲往三姨家看望，但是我担心的是，三姨家是沈阳颇有名气的资本家。
到资本家亲戚的家庭中去探亲，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19岁的我并没有过多考虑这些问题，政治和亲情之间的选择，我还是选择了亲情。尽管任何一个简单的举动背后都会有复杂的心理结构。
（66）沈阳探亲
按照母亲给我提供的地址，我顺利地找到了居住在沈阳市和平里一条胡同里的三姨家。刚到胡同口，就被一群孩子包围了看稀罕，因为我向附近的居民打听具体地址的时候，他们听到了，他们知道了我要去的地方是居住有资本家的院。，看来我的资本家姨夫在此地已经是名人。
走进院落，映入眼帘的是碎纸杂物，一个约有七十多岁的老人在整理，我想这位肯定就是三姨夫，因为我事先知道，三姨夫在文革被批斗后没有了工作，被监督劳动，他在街上拾破烂度日。
三姨听到院里动静，出门迎我，告诉我那老人正是三姨夫。三姨夫见我只是点了点头，就只干活，再不说话。两年的批斗生活也使他失去了做人的尊严。
我在三姨家里，我见我到了我的表哥，表姐和表弟。他们之中除了老大在一个工地做泥瓦工，其余都没有工作。生活不是想象中的资产阶级生活。
三姨家曾经有过辉煌。三姨夫年轻的时候，精明能干，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日本侵略军占领时期，他先在日本人开办的石墨厂当学徒，通晓技术要理后，自己出来单干，挣了些钱，又招募工人、办厂，到解放前夕，工厂已具规模，虽然不是很大，却很能挣钱。一直到解放后，工厂被国家收归为公私合营，三姨夫一直享有利息。文革开始后，定息虽被取消，但他家底很厚，我听母亲说，三姨在文革初期因抄家盛行，曾让小儿子藏了金银珠宝去鞍山三舅家，三舅因怕被牵连，不敢接收，结果被红卫兵抄走，如今家已经是一贫如洗。
大表哥解放后曾在北京读大学，但五七年有右派言论，被学校开除，一直在沈阳做临时工，终身未婚。我见到大表哥时，魁梧结实的身体，一身带有泥巴的工作服，显然一位工人老大哥的派头，哪是我在照片上见到的那文质彬彬，西服革履的模样？他见人和蔼可亲，晚上我和他住在一起，他给我讲述了他的资本家家庭发生的故事。
二表哥文革开始时也在北京一所大学读书，因资本家出身思想受压抑，对社会不满，串联了几个同学南下，海滩偷渡未成，被抓获后送回老家监管，脑子受了刺激，经常胡言乱语，家里人把他锁在一间空房里。可是，那天我见到他，他的表现却非常正常，他还把我领进他的房间，打开一架非常破旧的留声机，放了音乐让我听。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他竟能用什么方法保留下来一架留声机，至今还是个迷。过后听说我离开后不久，他又因发表反动言论被处以“反革命”罪，死在狱中。
表姐和我同岁，也在沈阳读高中，还有两个表弟，一个读高一，一个读初中，他们都因背负了“资本家狗崽子”的罪名在学校抬不起头，没有过多参加学校的运动。
我去的的确不是时候，大表哥告诉我，三姨夫前天又挨了居委会的批斗，家中的气氛十分灰暗。
三姨让我和表姐、表弟到沈阳的市区转一转、看一看，只有最小的表弟，愿意同往。
我和小表弟去了东陵和北陵。路上小表弟告诉了我一个谁也没有给我提过的事情，原来他还有一个姐姐，也就是我的大表姐，原在沈阳一家商店工作。因为对资本家的家庭不满，和单位一名业务员私奔，至今下落不明，三姨为此落了不少泪。
小老弟的话让我惴惴不安，我真怪自己不该在这个时候来，这个曾经让人羡慕的家庭如今真够倒霉的。更倒霉的事情还有，也是在我离开沈阳的第二年，那位和我年龄相仿的表姐，相应号召下乡，在农村因资本家出身受歧视得了精神病，久治不愈，一直到老。
我决定赶快来开沈阳。
（67）北票寻兄
我在沈阳待了两天后，并没有立即回K市，因为我身上所带的钱和粮票快要花光，连买火车票的钱也不够了。可是我不能向三姨张口。
我想起了我哥，我哥就在附近的北票县工作。我想到北票去，沈阳到北票距离很近。
我哥比我长十一岁，我们中间本来还有一个哥，可惜在我未出生就已经患病去世了，那年他只有三岁。哥上小学和中时学习成绩很好，可是因为家中生活困难，我五岁时，我哥考取了食宿和学费的全免的承德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后分配北票兽医站工作。他干兽医，已经有十多年了。他在这里成了家，嫂子正是当地人，我还未见过面。
展现在我眼前的北票县是一片烟雾弥漫的景象，虽然是在早上，阳光却很暗淡，全然没有在哈尔滨松花江畔那种空气清新的感觉。北票县是一座煤城，矿区离县城很近。
没有哥嫂的具体家庭住址，因为他们是在县郊租用的农家房，只有哥的单位名称兽医站，和嫂的单位名称县土产公司。土产公司离车站很近。
打听嫂的单位，很容易就找到了她。她是土产公司的会计，当了多年县劳模，可能是出身好的原因，在文革中却成了县造反派的负责人之一，远近闻名。她的突出事迹是哥在兽医站被造反派以兽医站走资派的名义批斗时，及时率领县造反派战士解救了哥，并慷慨激昂的发表演讲：“老曹是好人！”以后，县兽医站再也没有找过我哥的麻烦。他一直是兽医站的党支部书记兼站长。
嫂是一位朴实、诚恳的人，大大咧咧，不拘小节，典型的东北女人。
嫂在给哥的单位通了电话后，即请了假领我回家。一路上不少人和她打招呼，看上去确实很有人缘。
来到哥嫂家，哥已在家中等候。这里是县郊的一座农家院，北屋一溜五间平房，三间是房东家，住着房东老两口贺孙女，另外两间是租给哥哥嫂嫂的。还有一间西屋，是厨房。哥哥正忙着在厨房做菜。
和哥交谈中可以感觉到他文革中并没有受到很多冲击，一是他们单位小，只有二十多人，没有大的折腾；再就是他平时为人老实，对人亲近随和，是个很本分的人，而且专业技术好，是单位的业务顶梁柱。
在哥家第一次吃到高粱米，这是一种煮熟后类似麦籽的米，第一次吃了觉得很好吃，第二次，第三次就不行了，远没有大米饭好嚼好咽。
正和哥嫂评论高粱米，一个清脆的声音从外面传来，随后跳进屋一个小姑娘，约十五六岁的样子，白里透红的脸庞，尖下磕，一双明亮的大眼睛，身材很苗条，两条大辫子一晃一晃，很美。手里端了一碗刚炒熟的菜。
哥嫂向我介绍，这是房东的孙女，名叫桂珍，16岁，文革开始时，刚上初一，后来学校停课，一直就没有再上学，帮爷爷奶奶在家务农。
这是个活泼率真的姑娘，见了生人毫不拘束，笑起来很清纯可爱。她和我们一道吃午饭，就像是自己家里的人。不一会，房东老两口也来串门唠嗑，他们说话都很爽直，是两位和善可亲的老人。
在这个县郊的农家小院，文革的喧闹声似乎与这里的一切隔绝，我很羡慕这一派田园风俗。
下午哥嫂陪我一起去逛街，小桂珍在家没有事做，要和我们一同去。
哥嫂家离县城闹市区有一段路程，要经过农田间土路，可能是年龄相近的关系，小桂珍和我话很多，她父母都在矿上工作，平时很少时间回来，她给我讲了许多从父母那儿偷听来的笑话故事，也不断问我我们城市文革的事以及去黑龙江调查特务书记的事。
文革以来，我还没有和任何一个女孩子说了这么多话，不知什么原因，感觉到对她有了一种别样的情感。
正说得热闹，小桂珍突然一把拉着我的手，拦住我的腰，大声说：“小心地雷！”
我吃了一惊，发现脚下所谓的”地雷”就是田间牲口的粪便。走到前面的哥嫂不由得转过身来，和我都笑了起来。哥嫂的眼光落在小桂香的手和拉着我的手上，我脸上微微发热，觉得不好意思，小桂珍却若无其事。
那年我20岁刚出头，也许那是第一次出现一种朦胧的男女之间情感的感觉。
小桂珍对我的喜欢，是喜欢听我说Hs省土话，这真是奇特的爱好。
我也感觉到小桂珍喜欢和我在一起，我在北票的日子里，她有空就到我们这里来，哥嫂似乎也看出了一些细节，只是对着我们笑。
我只在哥嫂家停留了两天，就要急着上路，因为我的主要目的是补充粮草。在此之前，我已近弹尽粮绝。
有了补充进来的钱和粮票，我的底气像后来电视中的大力水手吃了菠菜，觉得气力十足。原本打算立即购票回K市，忽然又有了新念头，从北票到K市，中间还要经过许多城市，我何不趁此机会，多停留一些地方，转一转，看一看？
大串联时的心态，又一次占据了我的心，不过这回可不是为相应革命而串联，而是纯粹游山玩水。
我暗暗制定了行程，中间至少应该要有三次停留。
哥嫂、桂珍送我到车站，即将分别的那一刻，想到多少年很少见到过哥哥，我的记忆中只有两三次，见到哥嫂一次不容易，此去又不知什么时候能见面，就觉得鼻子一酸，眼泪哗哗的流了下来，竟失声痛哭。哥嫂见状也开始落泪，小桂珍开始还想说笑劝我们，可是没有劝住反而自己也哭了起来。
我离开北票回到K市后，哥嫂曾来信告诉我，小桂珍曾几次问过我的情况，可是很快就嫁了人，男方是北票矿区的一名矿工，后来，她学会了吸烟，赌牌，变得好吃懒做，像是变了一个人。
（68）途径天津、济南和泰山
在返汴的途中，我真的做了三次停留，当然停留的时间都很短，都是一天。
第一次是天津。因为到达天津已经是傍晚。我独自一人在市区劝业场附近的一家小旅店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选择了最远的一处旅游景点----水上公园。旅社的服务员劝我去新港看码头，我没有采纳，我想以后会有时间，可是至今也没有去过。
第二站是济南。我很早就听说过济南的大明湖和趵突泉。可是一直没有亲眼见到过。停车济南，我直奔大明湖，湖畔秀丽的景色，湖中的成群的金鱼使我大开眼界。然而使我更觉新奇的是山东人吃烙饼卷大葱时候的那种豪气。山东人的土语应该比H省人更有特色。
使我最为难忘的是泰山。
泰山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作家杨朔的散文《泰山日出》曾经被作为中学语文教材收入。第一次读了它就有一个愿望，登泰山看日出。如今真的来到泰山的脚下，心情十分振奋。
在泰安火车站，天色已晚。在附近的一家小客店住了一宿。泰安城据说是因为古代帝王封禅祭祀、百姓朝山进香和游览观光发展而成的。泰安城被称为“人境”，是因为古代帝王在祭祀的时候的行程路线是从泰安城的城西泰和桥。过泰和桥，再到篙里山祭地，这条路为”阴曹地府”，后来到“人间”，即泰安城。经帝王驻驿的岱庙后，从岱宗坊开始，直到封天的玉皇顶，才称为仙境。所以，从里山到玉皇顶长10余公里的路，经历了地府—--人间--—地府的游历。
当然，我登山的路程只选择仙境，即先去岱庙，然后从岱庙后门至岱宗坊，再步行至中天门，南天门，沿天街经碧霞祠登上泰山。
那时正值盛夏，山下天气酷热。尽管店主提醒山上冷，我还是只穿了裤头背心。一路上，挥汗如雨，健步如飞。红墙，黄瓦，苍松翠柏，交映成趣。石坊、石桥、石亭铁塔、铜鼎、刻石、碑帖，目不暇接。往远处看，还有数不清的山峰，崖岭、岩洞、溪谷、山泉、瀑布，如此雄伟，如此壮丽，如此美不胜收，如此令人心旷神怡。太美了，美哉泰山！无怪乎人们说：“华山险、黄山秀、泰山美”，无怪乎孔老夫子惊呼：“登泰山而小天下”。
沿着天街——据说是一个六百六十六级的天梯来到岱顶、日观峰，这里便是看日出的地方，但是人们说，看日出必须是早上五点多钟，这样的时间选择就是告诉你，必须在山顶过夜，否则是无法看到日出的，除非你半夜里就开始从山下登山。
怎么办？我选择了在山顶过夜，好在山顶有旅馆，价钱也不贵，那时的价格是一人一被，每位5元。
我后悔把山下店主的话当成了耳旁风，山上的白天也要穿长衬衫，夜里更是冷得出奇，我过了棉被，仍觉发寒，担心第二天清晨如何上日观峰，哪里会更冷。
夜里没有睡好觉，快天亮的时候呼呼入睡，睡梦中被人推醒：”快出去看日出！“
人们争先恐后往外奔，我随人流去，赶到观日峰才发现时间还早着呢，天地间还是漆黑一片。
忽然感觉到身上出奇的冷，哈！许多人和我们一样，裤头、背心。
有人很快想出了办法，从旅馆里拉了被子披在肩上，像古时候朝廷上穿长袍的命官。
大家伙纷纷效仿，一霎时间，日观峰上一片批了花花绿绿的棉被的游客。还没有看到日出，先目睹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趣景。
天空开始泛白，站在观日峰向东望去，天海之间，朦胧一片。不一会儿，晨星渐没，微晕朝霞，天海之间的云雾开始起伏滚动，稍后，一线晨曦透过翻滚的云层透出光亮，这时天空由灰变黄，继而呈现橙、紫、红的朝霞，滚动的云层在光的烘托下，变换成一幅绮丽的画图，一轮红日从云海中慢慢升起，缓缓上升，这时的太阳是那么的鲜明，它的光因受海波起伏的影响，忽隐忽现，而大海的起伏波涛使得鲜红的太阳像一个跳动着的球。在摆脱了云海的一瞬间，似乎突然一跃，一轮金光四射的红日从东方的海面上磅礴而出，大地一片光明。
在太阳跃出水面的时候，许多人大声吼着，大家这时都很兴奋，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日出象征着新生和希望，那一轮鲜红的太阳似乎意味着我们的生命在新的征途中的运行。
站在高高的山顶，看到硕大无比的太阳，我这时忽然感到自己十分的渺小，人生在世，二十年的生命轨迹，我却做了些什么？创造了些什么呢？觉得好像还是一片空白。
突然有一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感觉。二十岁的我希望的能为时代做出些贡献的人？
我想家了，已经出外二十多天，刚出来度时候我想赶快脱离那个班，目前我却想赶快回校，赶快和同学、和集体一起，我好象有一种预感：在我离开K市这一段时间，学校又有了什么心的变化！
&&& 赶快回家！
（69）“工宣队”进校
正如我所料，学校真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我离汴的这一段时间里，韩克思去了我家两趟，问我外出回来没有，要我快回。
处理完棉麻公司的事情，我回到学校。发现校园里忙碌着一群从来没有见过的身影。
“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已经进校了。
1968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主旋律是“三结合”、“请理阶级队伍”和“复课闹革命”。而这三者都离不开一支重要的队伍。即“毛泽东思想解放军宣队”（简称军宣队）、或“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简称工宣队）、或“毛泽东思想贫下中农宣传队”（简称农宣队）。一般的操作方法是军宣队进驻市一级机关，而大量的城市基层单位则由工宣队进驻，农村单位则由农宣队进驻。我们学校开进的是由K市卷烟厂职工代表组成的工宣队。
这年的6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更明确了“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的要求。到8月底，北京59所大学全部进驻了工宣队。
进驻我校的工宣队组织规模很大，为首的是卷烟厂革委会的副主任老王。而队员则都是坚强的八二四队员，许多是转业兵，老工人，总共有八十多人，每个班至少分配了2到3位。到我们班的工宣队人员是一位三十岁出头的转业军人，车间保全工，老张，和一位四十多岁的一线女工人老陈和一位年轻些的女士小梁。（我们以后分别称他们位张工宣、陈工宣和梁工宣）。这之中，张工宣看上去年纪最轻，但可能是转业军人的缘故，好像他是头儿，另两位女士则有些象家庭老大嫂，尤其梁工宣，还挺着个大肚子，是位孕妇。我很奇怪，怎么把孕妇也派上阵来，想必是人手不足。
他们得知我是班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对我态度很和蔼。
有工宣队员坐阵，“复课闹革命”的工作得到同学的认可和重视。事实上，从1968年的夏季开始，同学们已经开始悄悄考虑自己的个人前途问题：首先是我们还能不能升学？其次是我们如何分配？
所以，不用做更大功夫的动员，同学们基本返校，各班已经恢复了以往的秩序。
我们班除了杨三代，全部同学都回到班里来了。杨三代自从1966年兰考农村劳动归来后，回到老家汉中，一去便再无消息，彻底地从我们学校蒸发了。老金，眼镜李等一批学习基础好的同学又开始活跃起来，有的同学悄悄复习功课，因为毛泽东主席在这年的7月21日在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上做了重要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大学要办，就说明我们这一届同学还是有上大学的机会的。
但机会不多了，复课，兴许是最后一次机会？
同学们的这种美好的愿望很快又破灭了。因为毛主席还说，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这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
等待我们的是相反的毕业分配的消息，四个面向。即“面向工矿，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也就是说，我们面临的方向，是工厂或农村，而不是大学。
也就是这个时候，沈阳的三姨给我们家来了一封信，说，他们的三个上中学的孩子，即我的一个表姐和两个表弟，准备下乡。她希望表姐能到K市“投亲靠友”，和我们一起。我母亲说她这是在给我提亲，让表姐做我的媳妇！
我母亲当即拒绝，一则她不希望和亲戚做亲，二则我们家庭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他是国民党时期旧政府职员）吃尽了苦，也加上资本家的女儿做媳妇，我们家庭笼罩的阴影会更深。
但这封信也证实了一个消息，东北的中学生已经开始下乡。
到了12月22日，《人民日报》更明确的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开始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
对我们来说，这年的12月22日，实际上成了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因为在12月22日之前的毕业分配方案还是四个面向，其中包括工矿、而这一天之后，则全部下乡，无一留城。
我们的毕业分配是在12月22日之前。这就是说，我们之中还有一部分去工矿。上学上不了，退其次希望留城去工厂，到农村去虽然是神圣的号召，但真正铁下心来下乡当农民，须有十足的勇气。当时报刊上宣传的榜样如邢燕子、等都是为数不多的英雄楷模。
得到的最终分配方案是：66、67届百分之三十的同学“支工”，即留城当工人，百分之七十下乡，即到农村落户。而68届全部下乡。
这个消息让同学们都蒙了。因为同学们总都觉得，下乡当农民的事情离我们很遥远，而现实就在眼前。
为配合宣传，不知是哪位高人提出了宣传口号：“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大多数同学的表现是，口头上“一颗红心”，而心里实际希望“多种准备”，希望留城。
留城成了一种很难做到的事情。为了实现百分之七十下乡的目标，工宣队召开全校动员大会，要求积极踊跃地报名下乡，现定是独生子女可以不下，两个以上的只允许一个留城，其余统统下。
会上作动员的是工宣队副队长，副队长是一位带了近视镜的年纪大约四十多岁的男士，他的讲话，除了讲规定条件时引人重视，会场较安静，其余时间会场一片喧哗，大家对他的演讲毫无兴趣。这时我暗暗想，比起我们原来的陈校长水平差远了。可陈校长此时却在院子里拉大锯，被监督劳动呢！
会议快要结束时，会场几乎成了卖货市场，听不到台上副队长在讲什么，副队长气急败坏地拍响了桌子，大声吼道：‘太不像话，我在台上讲话，台上有人竟然在看水许（浒）！”
大家哄的一声笑得更响！
（70）我给班里同学写“文革评语”
66、67届各班都建立了毕业分配领导小组，我是我们小组成员之一，小组负责人是张工宣。
张工宣安排我一个重要任务：给全班每位同学写“革命表现”评语，这个工作使我的身价大增。全班所有同学，包括文革前的老班干、团干、文革中各派的头头，如老尹、老田、小徐、老周、老冯、老李，赵运球、韩克思，还有文革中那些活跃分子，如刘课代、老文、组长老戴、张象棋、王老西、眼镜李，统统都向我靠拢。我登时成了我们班权利的中心。
啊，权力真的好重要呀！
不过在这件事上，我也真的不愿意让同学们背上思想包袱，大家都希望在毕业离校之前有一个好的评语，按照文革前学校的规定，评语是班主任来填写，再经教务处批准的。可是文革时期，学校原先的班子早已不存在，这个权力竟交给了学生自己，因为工宣队员对我们文革期的表现也是不知晓的。
平心而论，我们班的同学在文革中，除了韩克思参加市里活动多，老冯、老周领导过一个较大的群体组织，大都没有什么丰功伟绩，除了一些“观点”不同外,都没有什么特别显眼的表现,同里同学之间也没有发生过武斗,除了韩克思曾经在学校被保守派的战士打了一顿.
我按照常见的做法,把大家分为三类,一类好的.二是较好的,三是一般的,没有差的.而且所有的评语都加上“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字眼。如果认为好，就加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等字眼，即是认为不好的，也只是加上曾参加某某组织，且并不对组织加以说明，这样一来，最后把评语稿送交他本人看，也都表示认可。我成功地充当了老好好。
（71）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在工宣队的努力下，市内各中学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我们学校革命委员会为了增强效果，请来K市女子高中的激进学生来校作报告。有10个女高学生成立了名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邢燕子战斗队”的组织，一起报名赴农村插队，立刻被树为K市学生学习的榜样。邢燕子是河北省宝坻县人，1960年的下乡知青，她父母都在天津工作，满有条件在大城市读书、工作，但看到贫穷的家乡遭水灾，便毅然的回乡，成为“扎根农村的知识青年典型”，成为当时青年学习的模范。
有了榜样的力量，我们学校终于有了一位六六届学生第一个站出来要求下乡，他是三班的，是一位男生。不过三班的同学私下告诉我，他父母多年患病，家庭生活困难，他下乡的最现实目的是改变生活窘境，减轻家庭负担。而且，早在一年前，他已经离校去到社会上做临时工。
班里开始采取“自报公议”的方法，由各人自己介绍自己的家庭情况，然后提出个人愿望。
几位家在农村的学生，如王方片、老周、戴兰考等，不等介绍家庭情况，就主动提出“回乡干革命”，他们&&无话可说，城里的学生还要下，自己家在农村还有什么可说的！
韩克思也不等“自报公议”，即明确表态，决心要第一批奔赴农村广阔天地。她不失言，一个星期后，即第一个到H省汝阳县农村落户，成为我们学校第一名下乡知青。
希望参加“自报公议”的，大多怀有希望留城的愿望，在叙述自己家庭情况的时候，要渲染一下家里的困难，或者说明自己弟弟或妹妹在别的学校报名下乡，以希望能在我们作为“支工”指标进入百分之三十的行列。可是在嘴上还要说一些“服从组织分配”或“响应号召，上山下乡”的豪言壮语。
因为在“自报公议”之前，张工宣已私下做过我的思想工作，要求我带头表决心，积极响应号召落户农村。不但如此，还要求我找一位家庭出身好一些的，一起带头表态，我考虑再三，找了郑搬运，郑的父亲是搬运工人，正宗的贫农。根正苗红。结果，我和郑搬运不但带头表态坚决往农村，还写出了“决心书”贴在校院内显眼的地方。
张工宣在给我们做思想工作的时候说，我们两人的情况他心中有数，我的哥哥在外地，家里有两个老人，不适合下去，而郑搬运是家中独子，更不能下乡，是做做样子给大家看的。
我认为我和郑搬运都做了一次政治骗子，带头引领大家表态做下乡知青，其实大家也心知肚明，下不下乡还不是最后工宣队来定！不过，有两个人除外，杨秋民和李有福，他们两个人都有背景，杨的姐夫是市里某造反派的头，在市里很吃香。而李的姐姐是市直机关造反派的头。听说，他们俩人都事先做了工作，即使全班同学都下乡，他俩也不会下。
学校第一批上山下乡的学生名单出来了，结果是，不是我们骗了大家，而是张工宣骗了我。
&&&&那天，我在从家里往学校去的路上，迎面碰到我们的杨秋生和李有福。他们俩见了我老远就大声吼道，老曹，你是第一名啊！
我的什么第一名？
他们俩几乎手舞足蹈：“上山下乡第一名呀！”
我赶往学校，果然，校门口张贴了光荣榜，被批准的名单一溜排开，我被排在榜首，因为我们班是第一班，而且我又是班领导小组的成员，是带了头的！
我暗暗骂张工宣，怎么言而无信呢？
我们班除了郑搬运、杨秋生和李有福，全部批准下乡。同学们原形毕露，开口大骂杨秋生和李有福，因为李有福长得肥头大脑袋，同学给他起绰号“猪”；平时同学们玩打一种叫“拱猪”的扑克牌游戏，游戏中“猪”如果没有被拱倒就成了“猪”的最后胜利，称之为“猪自肥”，加上杨，谐音“羊”，于是大家又称之为“猪羊自肥”。
（72）听到了好消息：西藏军区来招农垦战士
支农动员工作开始了，除了主动要求下乡的同学，凡是有家庭障碍的都要去家里做工作。
我又被张工宣叫了去，要求我带领他们往学生家长极力制止下乡的同学家去做说服动员工作。
我责怪张工宣言而无信，张工宣却笑嘻嘻地笑：“不是还没与到最后吗？最后再说！”
我已经学会骑自行车，但从来没有带过人，张工宣却安排我骑车带梁工宣。梁工宣不会骑车，这倒没有关系，令人担心的是她怀孕在身。
我出了一头冷汗，唯恐摔了梁工宣，好在老张很快感觉到安排上的错误，走了不远就改为他带，他解释它不带梁工宣的理由是，他骑车也不老练，没有想到我更不行！
我们按照每个城市里的同学住址一一去家里做工作。主要由张工宣宣讲，陈、梁两个人帮腔，我的任务是引路。
第一个去的是原班团支部书记老田家，老天的母亲提出，只要让其弟支工，老田即下乡。张工宣当即应可与学校协商，这一类的情况属于最容易做的。
第二个去的事原班长老尹家，老尹父亲是部队医院的院长，是老革命了，不知为什么竟要制止儿子干革命？
和张工宣、陈工宣往家去，才知道，老尹父亲已经给儿子找好了出路—参军。老尹已经内定走向大熔炉，弄身军装穿，这真是叫人向往的事情，但这事只能由老尹摊上，我们压根儿没份，因为那年头参军是最荣耀的事情，只有“五红”中的精英才有望摊上。
一年前“红色压力”到来临的时候，说老尹爷爷是地主，可是老尹的父亲是部队革命干部，看来还是父亲战胜了爷爷。
老尹参军的路子对班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人家只有想的份儿。几乎百分之百的不可能。但是，就是这个时候，一宗能和老尹参军媲美的消息传来，让大家伙精神登时来了劲！
西藏军区来校招收农垦战士，穿军装还发工资，不论出身好坏，都可以报名！
（73）趋之若鹜，并非真心去西藏
西藏军区招收农垦战士的消息之所以让同学们动心，主要是大伙儿做了比较。当农垦战士和到乡下当农民相比，二者之间当然当农垦战士合算得多。第一、做农垦战士就是当兵，当解放军，能穿军装，是“最可爱的人”。自从作家魏巍的散文名篇被选入中学课本，“谁是最可爱的人”就成了解放军战士的代名词，其政治地位是绝对有保障的；第二、做农垦战士还会发工资，发工资是什么概念，就是像工人老大哥一样，是工人阶级，这要比到乡下锄地当农民强上万倍！
大伙儿对到西藏军区当农垦战士趋之若鹜，但很快就冷静下来，原因有两个：一是当农垦战士也有家庭出身条件的要求，出身要好，也得是工人或贫下中农出身，每个人都要掂量一下，自己是否够格；二是即使政治条件够了，也要考虑西藏地区的特殊条件，那地方太远了，听说要去的地方几十里地见不到人，当兵到哪里都行，何必去那么偏远的地方？
班上最有希望到西藏去当农垦战士的是一位女生陈某，她是“三年发展了三位共青团员”之中的一员，她出身好，父亲是木匠，她决心也很大，曾经表态坚决去西藏，而且她父亲还亲手为了制作了一幅木箱，以便随身盛装物品，然而在招兵部门同意了她的要求之后，她退缩了。她说是母亲死活不让去，可是同学们还是觉得是她自己打了退堂鼓。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还是孙高堂立场坚定，老孙就是前面我们介绍过的那位，他父亲是工人是工人，曾多次扬言一定要证明自己是工人出身，是地地道道的工人阶级。这次他径直找到西藏招兵办事处，找到负责人，说只要承认他是工人出身，他就立马去西藏，绝不含糊！
没有想到西藏招兵人员竟很爽快地答复他，可以！说你在招兵填报表上就可以填写工人出身！
老孙欢欣跳跃，逢人便说，我是工人出身!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次招兵并非只要出身好的，只要态度坚定，非红五类也可以，这次招收的农垦战士，我们学校去了12人，6男、6女，其中就有几位是职员出身，属于灰五类。所以老孙是否是工人出身，人家并未看重，主要是他态度很坚决而已。这之中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有人私下传说小道消息，说这部队不是正规部队，只是种庄稼、干农活的兵。说的不好听，是“黑部队”。
果然，两年以后，老孙从西藏跑了回来，找到了同学大诉其苦：“真他妈的被他们骗了！什么解放军战士，服装连肩章、帽徽都没有，还要自己花钱去买。每天干粗活，手都成厚皮了！最可恼的是，说好了男女对半搭配，谁知道男多女少，而且还有女的被当地人抢去成亲。我他妈的连老婆都找不上，还得回老家找对象！”这时候的老孙成了“媳妇迷”，见了同学就要人家给介绍对象，可是一经介绍，人家听说是西藏的又不嫁，最后还是找了农村老家的一个女孩！由于那女孩长的丑，老孙结婚后又和人家闹离婚，可是闹了一辈子也没得离。
二十年后，这批去西藏的人员除了去世的和嫁了当地人家的，全部涌回古城。
应该说，去西藏军区当农垦战士，只是上山下乡洪流中的一只小插曲。
（74）人去楼空，上山下乡的热流锐不可挡
上山下乡的热流锐不可挡。
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使得大家伙儿原先心照不宣的残存的大学梦彻底被击碎，还没有下乡的同学开始真正考虑自己的出路。
班领导小组组长韩克思是第一批下乡的，奔赴H省驻马店地区汝南蔡湖农场，去了以后捎信说那里过集体生活，还不错，希望我们也都去。
我开始犹豫，是否也去驻马店，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家里父母，立刻遭到母亲的反对，原因很简单，身边只有一人，哥在外地，不能去！
我把这个情况告诉张工宣，张工宣只是笑，不表态。
六六三班的孙棒头和老猴找到我，说他们已经联系了离K市城区不远的尉氏县林场，邀我一起去。我没有立刻表示同意，因为我从张工宣的暧昧表情中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文革前的班团支部书记老田让其家人传来口信，说自己在信阳铁路上工作的父亲年纪大了，身体不好，需要他去顶班，从此一去不返。
原班里一位学习成绩非常好，从初中的时候就一直是优秀学生、优秀干部的女同学孙某找到我，说自己是家中独女，父亲病故，在工厂工作的母亲身体又不好，希望去做临时工，以助家庭生活。我很同情他，她提出的要求是，希望“学校若有什么动静”，要我及时告诉她。我知道她的意思，她说的“动静”是大学招生，这是她多年苦读表现的唯一希望。可是我心里清楚，希望渺茫，太渺茫了！
王老面的表现最“绝”，自从学校宣布要他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那一天起，即不再去学校。工宣队去家也找不到他，问他家人，说不知道去哪里了，而且把家中的户口薄也拿走了，似乎从地球上蒸发了！
只有我清楚王老面的去向。他躲起来了，躲在乡下亲戚家。他是怕下乡，他祖父、父亲都曾是地主，父亲还曾经在农村遭过罪，他太害怕去农村了。他知道如果和学校再打交道，就躲不过这一关。于是他采取了与学校断绝关系的极端举动。从此，与K市高中再没有联系。偶然有的时候会悄悄一人潜回K市城区，潜进我们家中，打听我们学校的情况。
学校里的人员越来越少了，已经被公布下乡的同学抵挡不住洪流的冲击，纷纷离城而去。
我们班已经有几批同学分别去了驻马店蔡湖林场和汝南农村插队。
穆格斯和三班孙棒头、猴子他们去了尉氏林场。临行前她专程告诉我她的决定。她是一个学习优秀、悟性很高的女生，若是在正常情况下，她应该是名牌大学的学子。
我还在犹豫不决中。按照学校公布的应该下乡的名单，我是名单的第一名，又是班领导小组成员，应该带头下，可是按照学校公布的应该留城支工的条件，我也够格。我虽不是家中独子，但哥哥在遥远的外地工作，常年不归，父母年迈体衰，身边需要有人照顾。
我们留在焦急地等待之中，等待工宣队对我的最后的宣判。
听说有的班级工宣队员采取了强硬措施：到学生家中去，强行索要户口薄，勒令下乡。学生家长大为不满，告状到市里，这种作法很快得到制止。
人去楼空，到学校已经没有什么意义。1969年年底的新年，我是在家中度过的。
(75)并不是幸运，我进了工厂
待到下乡同学走得差不多的时候，学校“支工学生学习班”开始了。
“猪、羊”兴高采烈地到“支工学习班”报到。听说接受他们的还都是国营大厂，心里很是羡慕。
在文革武斗中负了重伤成了残疾人的智某和杨某，曾经是我们“毛泽东主义造反兵团”的战士，他们俩人在攻打东郊化肥厂的战斗中，一个瞎了一只眼，一个断了一条臂。也被照顾往“支工学习班”。我们心里涌起了一阵酸楚，是喜是悲？
第一批支工学习班没有我。
我不再焦急，大不了像王老面一样，自己去找工作。王老面已经成功逃脱工宣队的追寻，自己找了一份临时工干，是木匠！
终于，一天上午，张工宣和陈工宣（梁工宣可能回家生孩子去了，再也没有见到过她），突然来到我们家，说告诉我“一个好消息”，通知我去参加学校组织的“支工学习班”！所谓“支工”，实际上就是去工厂工作，大家心里都明白，这要比去农村落户强得多！
尽管这已经是最后一批“支工学员”了，而且是去向最差的工厂——全部是集体企业，我还是很高兴。哎，不容易呀！
这之前，有一批是商丘电厂，还有一批是郑州农药厂，我心里清楚这些大工厂是轮不到我去的，因为这最后一批的同学的家庭情况，几乎都和我差不多，家庭政治条件都是有点而问题的，但又离不开家。
我无话可说，这是我们文革之后等待过去的命运安排，还有比我更揪心的——陈工宣在我们给我送通知的时候，顺便说了一句：“哎，我的女儿也要下乡了！”说话间，表情黯然。我登时理解了陈工宣作为一个母亲的心疼无奈的心。
一个星期后，学习班结束，我们这最后一批支工同学全市约200多人，经过体检，走出K市高中的学校的大门，走进了另一个新的天地。
我们学校里我独自一人被分配进了K市工具锻造厂—一个被非洲国家锻制斧头的手工业工厂。
时间是日。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发生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曾经经历过那场运动且至今健在的人们，多数也再不愿提到它，不管他（她）在那场运动中收获了什么。因为，对于绝大多数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人们来说，不管他（她）在那时是否直接受益或受害，有一点是需要共同承担的，那就是，我们都在这场运动中丧失了年华，整整十个年头大好年华！也就是说，对于国家，对于民族，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整整十年没有前进；对于普通百姓，则多数人荒废了自己的学业和宝贵时间。当然，也有少数“智者”，巧妙地利用了十年有效时光，有目的的去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比如有人避开“文革”去专心学习书法），“文革”过后成了专门人才的，但这毕竟是少数。更何况，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世界科技经济飞速发展的年代，一个国家停滞了十年，其产生的整体后果是无法用语言和数字估量的。
从1969年3月我们学校我独自一人进入K市市工具锻造厂做工，到197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