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lotbydup=window.slotbydup || []).push({
id: '2491531',
container: s,
size: '150,90',
display: 'inlay-fix'
当年日本侵华战战败,要赔偿中国多少钱?
当年日本侵华战战败,要赔偿多少钱?
...按东京相关信息法庭宣判,日本应当向中国赔款500亿美圆。
　　我们知道，日本侵华十五载，不仅占我领土、屠我同胞、抢我物资，而且毁我文化事业，劫我古代文物，企图彻底从肉体上和精神上摧毁中华民族。
　　日本投降后，在国人要求日本赔偿的同时，人们也强烈要求日本归还从中国抢劫的各种物资，并赔偿中国在被劫物方面的损失。
　　按理来说，被劫物资战后理应归还原主，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是中国一国对日的胜利，而且是同盟国对日作战的胜利。况且，各盟国被劫物资也有多寡不一，其中，我国被劫最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缅甸、越南等国家次之，而美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根本就没有损失，各国在被劫物资上利害相差悬殊。
　　纵观中国接收的归还被劫物资，不仅种类庞杂，单位不一，而且数量的多寡和物品的贵贱也各不相同。大体来说，可以分为图书、古物、货币、整厂设备、计件机器、车辆、船舶、工业原料、贵金属、杂项等十类。这十类归还物资，截至1949年9月底止，共约值美元。其中，重要的大体是：
　　第一，铜镍币。日本战时在我国沦陷区内...
...按东京相关信息法庭宣判,日本应当向中国赔款500亿美圆。
　　我们知道，日本侵华十五载，不仅占我领土、屠我同胞、抢我物资，而且毁我文化事业，劫我古代文物，企图彻底从肉体上和精神上摧毁中华民族。
　　日本投降后，在国人要求日本赔偿的同时，人们也强烈要求日本归还从中国抢劫的各种物资，并赔偿中国在被劫物方面的损失。
　　按理来说，被劫物资战后理应归还原主，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是中国一国对日的胜利，而且是同盟国对日作战的胜利。况且，各盟国被劫物资也有多寡不一，其中，我国被劫最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缅甸、越南等国家次之，而美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根本就没有损失，各国在被劫物资上利害相差悬殊。
　　纵观中国接收的归还被劫物资，不仅种类庞杂，单位不一，而且数量的多寡和物品的贵贱也各不相同。大体来说，可以分为图书、古物、货币、整厂设备、计件机器、车辆、船舶、工业原料、贵金属、杂项等十类。这十类归还物资，截至1949年9月底止，共约值美元。其中，重要的大体是：
　　第一，铜镍币。日本战时在我国沦陷区内大规模搜刮铜类，所用的方式，虽有献纳、收买、交换等等名目，但都是出自强迫，人民绝无反抗或逃避的余地。如日军每到一地，立即控制民生必需物资如盐、煤、火柴、烟草等，规定献铜一吨，发给盐四分之一，或煤五吨，或火柴240大包，并酌量配给烟草。每县收集的铜类往往在数万千克以上。
　　1948年2月，中国代表根据密查所得的资料，详悉日本各地仓库所存我国铜镍币确数竟达11000多吨，于是立即行文盟总，请予切实调查……至日，共归还我国铜币、镍币11083吨，估计共值5246356美元。
　　第二，整厂机器设备。有两个整厂：一是永利化学公司硫酸氩厂的硝酸制造设备，一是广东省经营的广东造纸厂。永利化学公司的硫酸氩厂创立于“九·一八”事变后，是我国最早、最大的硫酸氩厂，厂地在江苏六合县卸甲甸，1937年5月正式开工后不久，即遭战祸。同年12月，南京陷落，该厂被日占领，计划利用该厂硝酸设备添设火药制造部，1942年将这套设备拆运日本。
　　广东造纸厂是1933开始筹建，1938年8月建成开工。造纸设备是当时世界上最新式木浆制纸机器，在国内是一个创举，每日可产新闻纸或上等印书纸50吨。广州沦陷，该厂被日本人占有。1946年秋天，中国在审理战犯时获悉，广东省的造纸厂设备被劫运经过及机器安放地点。在以上两厂的归还过程，日方极尽阻挠之能事，中国方面经过十分艰苦的努力，才得以运回。
　　第三，计件机器。这类机器在被劫时或原是零星掠夺的，或原是整厂劫取，运日后分散装用的。经“接委会”派遣专家多次调查，发现有主的机器共311件一套，估计约值50多万美元，大部分属于西北建设公署和南华铁工厂。至于不能确认原主的，到1949年10月，归还之数已达2234件，约值170多万美元。以上有主和无主合计，共归还计件机器2545件又一套，约值220余万美元。
　　第四，船舶。战时我国船只损失重大，驻日代表团成立后不久，就从各方搜集一切有关被劫船舶的资料，并调查这些船舶的下落和现状。第一艘归还船“建设号”于日由长崎驶抵上海。接着“逸仙号”军舰以及兴安、飞星、隆顺、和顺、永源、增利、中兴等货船陆续归还。1949年10月，驶还的被劫船舶共计12艘，20676吨，约值美元。
　　第五，图书和古物。我国在战时损失的书籍，据国内调查，不下300万册，但归还的总共只有158073册。其中除中央图书馆一部分善本书先后两次空运、船运回国外，其余多是普通书籍，估计共值18万余美元。被劫的古物类繁杂，主要有字画、拓本、佛像、寺钟、刺绣织品、家具、饰品、杂物等。最贵重的为古物翡翠屏风、缂丝古画、白玉花瓶、翠玉花瓶。
　　周口店出土的“北京人”化石是近代科学发现中的著名物品，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曾由北平协和医学院送交美国海军代为运出，据传在秦皇岛附近被日军截夺。抗战胜利后，一直下落不明。1947年夏，盟总资源组交来日本归还的周口店出土古化石等考古资料一批，关于“北京人”的下落，也未能由此有所发现。此事成了中外历史学家努力解开其下落之谜。直到1993年，《纽约邮报》还悬赏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在所核定归还中国的劫物中，有的则没有运回，如鸦片、生丝、羊毛、铝、锡、铅等，都是分六批在日本出售，共售1563909美元，把款项带回。
　　战后中国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好歹拿回了一些被日本鬼子抢劫的东西，也算告慰一点列祖列宗、战争亡灵，但所获与实际被劫的数目相距甚远。像巨额黄金、银元被劫，战后却丝毫未还，即便是归还的部分白银，其数目也只有总数的三百分之一。战时损失的书籍，国内统计调查，至少在300万册，实际归还仅15万多册。有案可据的重要被劫文物有15345件，实际只归还了2000件。相差之悬殊，令中华子孙永痛于心!
　　在与中国共产党的大决战中，国民党节节败退，眼看中国大陆这块经营多年的战略基地即将落入共产党之手，美国国内顿时掀起了反思对华政策之得失的舆论高潮。在欧洲，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苏联制定“莫洛托夫计划”，东西两大阵营开始对峙。与此同时，美国在亚洲也需要一个基地和战略伙伴。时局的演变促使美国重新考虑调整它的亚洲战略构想。于是，扶植日本便成为美国的既定方针。
　　在日本赔偿问题上，美国首先是建议召开对日和会，接着单独决定停止“先期拆赔”，最后签订旧金山和约。在外交问题上一直尾随美国之后的中国国民政府，在国内统治已被推翻、美国外交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除了失望，只有无奈!
　　日，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十三周年的纪念日，盟总在赔偿技术顾问委员会特别会议上宣布：停止所有拆迁!
　　至此，各同盟国不懈努力的日本赔偿问题终于被美国腰斩，使亚洲人民没有能和欧洲战场那样得到一个令各受害国大致能接受的并付诸实施达成一致协定的结局，也使战后50多年来，亚洲各国与日本的友好关系时常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乃至受到严重挑战，大大地影响了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稳定。
　　日，美国、英国和法国三国代表商定：即使苏联反对，西方也要缔结对日和约。10月13日，美国拟就美英对日和约的第一稿，草案中对日本的赔偿之事只提日本应付赔偿，但不提对留存在日本本土以及存放在中立国的日本黄金如何处理。实际上，美、英、法此时已经排除了苏联和中国国民政府参加对日和约的可能性，立足于单独媾和，自然，对索赔问题也已经着手中止或放弃了。
　　1951年6月，杜勒斯同英国政府会谈，其中主要的内容之一就是由谁代表中国参加，因英国与新中国已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故英国建议让新中国派员参加。经过双方妥协，达成共识，即台湾当局和新中国政府都不参加，“日本将来对中国的态度必须由日本根据和约的行使主权和独立的地位来决定”。
　　日，美国一手操办的对日和约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出席会议的共有51个国家的代表，南斯拉夫、印度、缅甸拒绝参加，中国被排斥在外。经过美国的多方游说和日本的多次许诺，终于在9月18日举行签字仪式，苏联、捷克、波兰拒绝签字，其余48国和日本共计49国在和约上签了字。规定：本和约在日开始生效。
　　和约对日本向同盟国如何赔偿的问题，在第14～18条作了明文规定，可以概括为，日本应该：（1）对曾受日军占领并遭受损害的同盟国家提供技术性或劳务性的服务，以帮助其修复损害;（2）日本及其人民在同盟国境内的财产权益，由该同盟国处置。除了这两条以外,同盟国放弃了对日本的一切赔偿要求。
　　中国是受日本侵略之苦最深、抗击日军功绩最大的国家，但对日和约却没有中国签字,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这也充分说明了旧金山对日和约的片面与单独媾和性质。
　　面对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中国国民政府从自己的统治地位出发，对日索赔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坚决反对——态度动摇——逐步软化”的过程。
　　对于台湾当局在外交上一味追随美国，在对日索赔上态度软化，顾维钧也感到很吃惊，他在自己的回忆中写道：“事情有时令人难以理解，像赔款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台北政府竟会突然作出出人意料的决定，中国人民受害14年,不但受伤亡之苦，而且受财产损失与生活艰辛之苦。我认为台北至少应当在完全屈从于美国压力之前，把赔款问题加以慎重考虑。美国想急于摆脱占领日本的财政重担,因而慷慨地放弃全部赔款要求，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我看来，政府在要求日本赔款问题上，是可以坚持较长时间的。”
　　日，当对日和约草案在英、美等40多个国家的首都同时公布时，条约草案中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或台湾当局的任何一方代表。对此，台湾“外交部”发表了书面抗议和严正声明。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也在9月18日发表了《关于美国及其仆从国家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的声明》表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是非法的和无效的，中国人民坚决反对。
　　
　　日本和德国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曾把世界人民拖进了一场火海炼狱，给人类造成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损失。这是中外各界人士所共同认识到的事实。
　　由战败国向被侵略国家提供损害损失赔偿是国际法公认的重要原则，欠债还账也是国际社会交往中的起码道德。这既是战胜国最基本的权利，又是战败国应尽的义务，是承认战败与战胜、侵略和反侵略的最基本表现。
　　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在中国人民强烈要求日本侵略者必须给遭受苦难与损失最大、最深的中国政府和民众给予赔偿的强烈呼声中，国民党政府初期时向日索赔的态度积极、行动肯定。但是，在短短的四五年后，却不断妥协退让，乃至“可酌情核减或全部放弃”，这是为什么呢？
　　现在来看，国民党政权之所以对日索赔未能实现，其原因比较复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美国推行强权政治、实力外交和对共产主义的敌视，是造成中国索赔未成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之所以可以置远东委员会于不顾，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改变对日政策，是由战后的世界格局和美国的地位决定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军事、经济实力急剧膨胀，一跃而成为帝国主义的霸主，战后形成了苏美两极的世界格局。就远东委员会内的国家而言，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在打败日本的战争中，出兵只有数日，而且从雅尔塔协定以及东北搬运器材中已获益不小，战后在远东问题上不愿与美国的矛盾激化。而东南亚一些国家，是在美国的帮助下解放出来的，菲律宾等国和美国还订有共同防务条约。这些小国虽渴望赔款，但又不能不考虑美国的态度。所有这些，使得美国在处理日本问题上居高临下。
　　更为现实的问题是，日本处在美国的单独占领之下。现在人们常提出德国能赔偿，何以日本不能赔偿的疑问，原因之一在于当时德国处于英、美、法、苏四国共同占领之下，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为避免德国法西斯卷土重来，英、法等国当然要求赔偿。况且战争一结束，苏联就在其占领区拆除机器等物，即使他国放弃赔偿要求，苏联又岂能听之任之!美国单独占领日本，便没有这种制衡力量。
　　二、日本利用中国不统一的局面和蒋介石急于摆脱孤立而企求从速订约的心理，运用外交伎俩向台湾当局不断施加压力，也是致使索赔不成的原因之一。
　　台湾当局虽明知索赔无望，但在和谈中仍幻想日本方面让步，日方代表深知台湾处境，故一步不让。日方代表木村一面声称，“我若给贵国以特殊利益，势将也给予签订旧金山和约之盟国”，一面威胁要挟：“且国内对台湾地位表示怀疑，须知余等在此商议和议，必随时考虑所订条约是否能获批准”，希望考虑订约“重大之政治意义”。日方首席代表河田烈则说，“今贵方若再要求服务补偿，实与贵方屡屡宣示对日宽大之旨不符。且中日此次缔约之应顾及将来而不咎既往，贵方对补偿之要求，适足引起日本人民对贵国之不愉快情绪”。这样终于迫使台湾方面放弃了劳务补偿的要求。
　　在国民党政府要求条约正文中载明在日本的伪政权财产应归它时，日本方面则利用蒋介石急于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订立双边条约，故意拖延谈判，并声称如将此点写入正文，恐国会审查而难获准，逼台湾方面摊牌，最后则退为记入同意记录中。
　　三、更重要的是，蒋介石集团为了一党和一集团的私利，弃民族尊严和利益于不顾。当时国际形势固然不利，但应据理力争，即使一时争不到，也不能放弃索赔的权力。
　　在旧金山和约后，连菲律宾、印尼、缅甸、越南都表示保留要求赔偿的权力。事实上，从1955年起的21年里，日本向东南亚国家也付出赔偿费16亿美元（菲律宾5．5亿美元、缅甸3．4亿美元、印尼2．33亿美元、越南3．9亿美元）。相形之下，中国索赔，岂不令人愤慨!
　　况且，对民间的赔偿，也是无权答应豁免的，答应了也无效。战后无论东德或西德对战争中的犹太人的生命财产损失，都尽力满足犹太人的要求予以赔偿。日，日本和韩国外长会谈，韩国方面就战争期间在日侨民因遭美国轰炸之损失，向日本交涉索赔，即是一例。1980年后，中国台湾民间自行筹组“索债组织”，要求日本政府就战争中征募10万军人赴南洋所造成的损害予以赔偿，社会知名人士也呼吁台湾当局“至少应予以道义的支持”。
　　
　　据报刊披露，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日军侵华战争中受害惨烈的江苏、山东、浙江等地的一些受害者表达了向日本政府索赔的强烈要求。1988年，被日寇屠杀三百余人、烧毁全村房屋的山东省仕平县张家楼村的村民，通过日本驻华使馆，率先向日本政府发出了索赔书，就“私人财产的损失和人员死亡”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要求。1994年，侵华日军细菌战中遭受深重灾难的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的村民主任吴莉琴等三人，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三人联合诉状，就日军使用细菌武器进行细菌人体实验、焚烧民房等人身与财产损失，要求日本政府赔偿1551万美元。联合诉状递交后如石沉大海，崇山村的村民又联合五地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108人，起草了状告日军政府的《108人联合诉状》，日东京地方法院（东京地方裁判所）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除此之外，在日军侵华战争中被抓去当慰安妇，被掠去日本当劳工以及南京大屠杀的中国受害者也纷纷提出诉讼，向日本政府索赔。
　　中国民间索赔理论奠基人童增指出，中国对日民间索赔运动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90年至1994年，提出了民间索赔的理论。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意义便是提出民间索赔这一理论。原先，大多数人都认为中日历史赔偿问题都已经在1972年的中日联合公报中解决了，即中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然而，上世纪90年代初，以童增为代表的一些中国学者首次提出了对日民间索赔的概念。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放弃的是国家赔偿，但并没有放弃民间赔偿，中国的战争受害者能够而且应该向日本政府及助纣为虐的日本企业索要战争损害赔偿。
　　第二阶段为1995年至今，民间索赔的实践，中国受害者到日本打索赔官司。由于有了第一阶段的积累，民间索赔的观念逐渐为人们所认识。1995年，中国花冈劳工诉日本鹿岛株式会社案成为第一起在日本打的民间索赔官司。然而,近十年来的实践表明,日本政府以及那些负有责任的日本企业在承担战争加害责任、并做出相应赔偿方面毫无诚意。迄今在日本打的二十余起对日民间索赔官司无一真正胜诉。
　　第三阶段应该从现在开始，即把对日索赔官司搬到国内来打。童增说：“民间索赔的第一阶段提出了民间索赔的观念，为民间索赔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对日民间索赔的十年实践，为我们对日索赔运动积累了实践经验。如今，我们完全应该把这场官司在国内起诉，让日本政府和那些日本企业承担应负的历史责任，并对中国受害者给予公正合理的赔偿。”
　　第四阶段将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随着中国的发展，政府机构及一些民间机构将代表受害者集体要求日本进行战争损害赔偿。在国际上，犹太人协会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对纳粹战争罪行的追索在战后五十多年来从未停止过。童增说，由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来代表中国受害者集体,对日本政府及企业负有的战争加害行为提出索赔，将会给对方更大的压力，从而有可能促使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得到公正解决。
　　其实，赔偿的意义已经超出纯粹的经济目的，战败国赔偿具有政治和道义的责任。放弃索赔,日本政府是否就会感激“恩德”并进行深刻反省呢？日本代表河田烈当时在谈判中就说，以日人在华“巨额资产作为贵国之赔偿，已属难能”，“今日善良人民私有财产皆悉数充做赔偿，在国际惯例上，尚属创举”。言中不仅毫无感谢之意，相反，似乎中国人倒要感谢他们的“慷慨”才是。再观现在日本政界要人拒不承认日本侵华是侵略之事频频发生，不愿、不敢正视和反省日本侵华战争的责任，这岂不令国人三思!
其他答案（共1个回答）
算中日赔偿，他们日本就是把整个日本岛屿和财产加起来都赔不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向缅甸赔偿720亿日元，向菲律宾赔偿1980亿日元，向印尼赔偿803.088亿日元，向南越赔偿140.4亿日元，韩国1965年放弃对日索...
抗日战争结束后,各战胜国商讨对日索赔之事,当时国民政府也要求过索赔.可是后来又发生了些事,国内内战暴发,蒋政府无闲暇来应对此事.后来因为国迹上风云变幻,蒋介石放...
战争中，一方向对方提出投降认输，战争就结束了，余下的就是善后问题的处理了。在投降时，有时投降方会对受降方提出一些要求（如战争赔偿的确定、战犯的处置、领土的划分等...
在二战结束（1945年）之前，日本天皇拥有最高权力，二战就是在天皇的总指挥下到处侵略的。由于二战结束是以日本战败告终，天皇理应是头号战犯。是战胜国主要的处置对象...
抗战期间我国击毙的日军军阶最高的将领--日本陆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冢田攻大将。日，在大别山区太湖县被国民革命军第21集团军138师炮兵击中座机殒...
答: 你直接咨询他们的工作人员啊、
答: 社区文化建设是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型的现阶段，积极探索和推行运用美育加快社区文化建设，对于提升一个社区、一个城市的文化...
答: 陶瓷文化与绘画、书法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些艺术部类，都是最为典型的中国民族艺术
答: 社区文化建设是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型的现阶段，积极探索和推行运用美育加快社区文化建设，对于提升一个社区、一个城市的文化...
餐饮业厨房产生的油烟，顾名思义，废气中主要污染物为油烟，一般采用静电除油。
液化气属较清洁能源，废气污染程度不高，主要含二氧化碳一氧化碳吧。
柴油属石油类，废气含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碱液喷淋即可去除，氮氧化物主要以一氧化氮为主，要催化氧化成二氧化氮才能被碱吸收，造价成本非常高，一般的柴油发电机尾气难以治理，除非大型发电厂。
煤炭废气含二氧化硫多，一般常用的脱硫工艺即可。
根本就没有正式的国际驾照，如果到国外开车，正式的程序：
1、到公证处办理驾照的公证书，可以要求英文或者法文译本（看看到哪个国家而定）；
2、拿公证书到外交部的领事司指定的地点办理“领事认证”，可以登录外交部网站查询，北京有4、5家代办的，在外交部南街的京华豪园2楼或者中旅都可以。
3、认证后在公证书上面贴一个大标志；
4、有的国家还要到大使馆或者领事馆盖章一下。
偶前几天刚刚办过。
目前我们的生活水平必竟非同以往．吃得好休息得好，能量消耗慢，食欲比较旺盛，活动又少，不知不觉脂肪堆积开始胖啦。　　　　　　　　　　　　　　　　　　　　　　　　　　　　　　　　　　　　　　　　　　　　　　　　　　　　　　　　　　　　　　　　　　　　　　　　　　　　　　　　　　　　　　　　　减肥诀窍：一．注意调整生活习惯，二。科学合理饮食结构，三。坚持不懈适量运动。
　　　具体说来：不要暴饮暴食。宜细嚼慢咽。忌辛辣油腻，清淡为好。多喝水，多吃脆平果青香焦，芹菜，冬瓜，黄瓜，罗卜，番茄，既助减肥，又益养颜，两全其美！
有减肥史或顽固型症状则需经药物治疗．
如有其他问题，请发电子邮件:jiaoaozihao53@ .或新浪QQ: 1
关于三国武将的排名在玩家中颇有争论，其实真正熟读三国的人应该知道关于三国武将的排名早有定论，头十位依次为：
头吕（吕布）二赵（赵云）三典韦，四关（关羽）五许（许楮）六张飞，七马（马超）八颜（颜良）九文丑，老将黄忠排末位。
关于这个排名大家最具疑问的恐怕是关羽了，这里我给大家细细道来。赵云就不用多说了，魏军中七进七出不说武功，体力也是超强了。而枪法有六和之说，赵云占了个气，也就是枪法的鼻祖了，其武学造诣可见一斑。至于典韦，单凭他和许楮两人就能战住吕布，武功应该比三英中的关羽要强吧。
其实单论武功除吕布外大家都差不多。论战功关羽斩颜良是因为颜良抢军马已经得手正在后撤，并不想与人交手，没想到赤兔马快，被从后背赶上斩之；文丑就更冤了，他是受了委托来招降关羽的，并没想着交手，结果话没说完关羽的刀就到了。只是由于过去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后来将关羽神话化了，就连日本人也很崇拜他，只不过在日本的关公形象是扎着日式头巾的。
张飞、许楮、马超的排名比较有意思，按理说他们斗得势均力敌都没分出上下，而古人的解释是按照他们谁先脱的衣服谁就厉害！有点搞笑呦。十名以后的排名笔者忘记了，好象第11个是张辽。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现在通常看到的《三国演义》已是多次修改过的版本，笔者看过一套更早的版本，有些细节不太一样。
定期保养：保养电冰箱分两大部分第一清洁冰箱内部确保卫生无污染。长时间使用电冰箱，冰箱内部会产生很难闻的味道，甚至会滋生细菌，影响食品的原味，造成事物变质腐烂。所以，电冰箱使用一端时间后，要把箱内的食品拿出来，替冰箱搞一次大的卫生。
定期清洗：定期清扫压缩机和冷凝器。压缩机是电冰箱的心脏，而冷凝器却是冰箱肝脏，如果沾上灰尘会直接影响到散热，导致零件使用寿命缩短，冰箱的制冷效果也会随之减弱。所以，要定期检查它们是否脏了，倘若非常脏，就要彻底清扫干净。当然，使用完全平背设计的冰箱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平背式冰箱的冷凝器、压缩机都是内藏的，就不会出现以上情况。
格力电暖气取暖器小太阳、NSA-7a、格力电暖器、摇头、正品电热扇、功率?700W
格力升降小太阳NSH-10A1电暖器、取暖器、电暖气、电热扇、暗光电热器、功率?1000W
立奇PTC-905电暖器/取暖器电暖扇暖风机电暖气冷暖连用、功率1500w
志高取暖器、迷你电暖器、电热扇家用台式学生小太阳、厂家批发代发、功率?600w
迷你暖风机小型取暖器掌上暖风机电热扇微型电暖器一件代发、功率0.2w
智能浴霸—欧普浴霸灯泡系列浴霸
以特制的红外线石英加热灯泡作为热源，通过直接辐射加热室内空气，不需要预热，可在瞬间获得大范围的取暖效果。其功能是取暖、换气、照明，采用2盏或4盏275W硬质石英防爆灯泡取暖，效果集中强烈，一开灯即可取暖，无需预热，非常适合生活节奏快捷的人群。二合一浴霸是专门为已安装好通风扇或低矮浴室、老住宅浴室而设计的，特点是安装简便。
PTC(一种陶瓷电热元件)系列浴霸：以PTC陶瓷发热元件为热源，具有升温快、热效率高、不发光、无明火、使用寿命长等优点，同时具有双保险功能，非常安全可靠。风暖由面板，两组或四组PTC发热陶瓷组成，一般功率在2000W，一个正反转的电机，有些还有个小电机。质量好的PTC发热体，其散热铝条规整、陶瓷发热片完整、涂抹的连接胶水外观光滑、PTC工作时发热均匀、不发红、无引起不适的气体散出等。质量差的PTC发热体则铝条发黑、陶瓷片不统一、胶水外溢、工作时有焦臭味等等。
智能浴霸—欧普浴霸双暖流系列浴霸
采用远红外线辐射加热灯泡和PTC陶瓷发热元件联合加热，取暖更快，热效率更高。面板，两组或四组PTC发热陶瓷组成，一般功率在2000W，一个正反转的电机，有些还有个小电机。质量好的PTC发热体，其散热铝条规整、陶瓷发热片完整、涂抹的连接胶水外观光滑、PTC工作时发热均匀、不发红、无引起不适的气体散出等。质量差的PTC发热体则铝条发黑、陶瓷片不统一、胶水外溢、工作时有焦臭味等等。双暖流系列浴霸：采用远红外线辐射加热灯泡和PTC陶瓷发热元件联合加热，取暖更快，热效率更高。
智能浴霸—欧普浴霸不伤眼的浴霸
又命名为“阳光浴”，它是模拟太阳光的原理，提供一种光催化涂料组合物，还有一种具有该组合物的辐射加热系统，利用电能转化面板，两组或四组PTC发热陶瓷组成，一般功率在2000W，一个正反转的电机，有些还有个小电机。质量好的PTC发热体，其散热铝条规整、陶瓷发热片完整、涂抹的连接胶水外观光滑、PTC工作时发热均匀、不发红、无引起不适的气体散出等。质量差的PTC发热体则铝条发黑、陶瓷片不统一、胶水外溢、工作时有焦臭味等等。
1.保证人体安全的合格材料：无论是大理石茶几、木制茶几还是钢化玻璃茶几，人们最关注的，主要是它的安全性。而钢化玻璃茶几的安全性，自然不必担心。因为同等厚度的钢化玻璃抗冲击强度是普通玻璃的3～5倍，抗弯强度是普通玻璃的3～5倍。同时，钢化玻璃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能承受的温差是普通玻璃的3倍，可承受300℃的温差变化。
2.实现简约家居风格：最重要的是，当钢化玻璃受外力破坏时，碎片会成类似蜂窝状的钝角碎小颗粒，不易对人体造成严重的伤害，可以说，钢化玻璃茶几采用的是能保证人体安全的合格材料。
3.具有实用性的家居产品：无论任何产品放在家中，实用性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一款产品放在家中，却百无一用，那对这个家来说，无异于多此一举。而钢化玻璃茶几的用途，主要是由它的摆放位置所决定的。众所周知，茶几一般摆放在客厅，钢化玻璃茶几自然也是如此，因此，钢化玻璃茶几主要起承载和收纳功能，因此我们可以在上面放置一些茶具、小食品和杂志等。
与传统灯对比具有节能、低碳、长寿、显色性、响应速度快等优点。防水灯头在外形的设计上更加轻巧样式也更加丰富，安装时能够很好的保持建筑装饰的整体统一与完美性。防水灯头除了可以提供流明度高的光照效果，还能在潮湿天气情况一定程度的防止对灯造成的损坏，是一款性价比很高的的产品。
江西烁月舞蹈艺术学校！
3000元/月，选择半年送一个月免费记账；记账人员具有较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工作责任感，会计人员的品德、水平过硬
考虑企业形象，一般纳税人对于企业的形象，有正面和积极的作用，对企业开发客户有yi定的好处。温馨提示，公司刚刚成立，需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合理选择纳税身份，这里要注意的是，除guo家税务zong局另有规定，纳税人一经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后，不得转为小规模纳税人。
吉满杯哪家占优势呢？吉满杯奶茶的发源，的1984年，林秀慧进入当时四维街、春水堂的前身的“阳羡茶行”从事吧台工作， 她学会调茶做饮料，尤其钟情奶茶，随后升任采购，到传统场采买时，看到“粉圆”总顺手买一包回店里，接着她尝试让粉圆与奶茶结合，一杯杯动人口感的珍珠奶茶就这样诞生。初期，珍珠奶茶有如林秀慧的“私房茶”，只分享老板与同事，因大受好评，民国76年林秀慧升任四维店的店长时，想卖这款私房茶，同事们于是一起动脑筋为茶饮命名，有人忽发奇想“奶茶里的粉圆一颗颗像珍珠般”，于是“珍珠奶茶”这个美丽名号就这样叫开了。
江西烁月舞蹈艺术学校！
我知道樱花国际开设有日语培训班，专业靠谱，采用的小班制教学，4人以下小班，提供高品质、个性化的日语培训课程。开设去东京学日语的特色课程，让学员在真实环境中学以致用。
中国放弃了赔偿要求。原因各种媒体都有报道，你在网上搜索一下就能找到。比如：
据南方网报道了中国当年放弃日本战争赔款来龙去脉　　日上午11时27分，当那架银白色的总统专机掠过浩瀚的太平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机场降落的一刹那，以中美苏三国为基点的国际战略新格局便诞生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实况，通过卫星向世界各地进行转播。这次行动改善了自日起中美间相互敌视的历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一场大地震。受到冲击最严重的莫过于中国东部近邻日本。面对美国180度的急转变，一贯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日本措手不及，当时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是歪着嘴看完电视转播的。
　　但是政治是排斥感情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佐藤内阁深谙此理。尽管内心不满，但为了跟上美国的步伐，日本政府在尼克松访华后，便秘密地委托东京都知事美浓部在访华时给周恩来总理捎信，表示佐藤首相“要求亲自访华”。谁知当即被周恩来以“佐藤政府说了不做”为由加以拒绝，并宣布中日谈判不以佐藤为对象。佐藤政府碰了一鼻子灰。周恩来回绝佐藤的试探，并非表示中国不愿与日本复交，相反，新中国早在日便发表过迅速准备对日和约的社论。仅仅因为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承认蒋介石政权并与之缔结非法和约，才导致中日两国长期的敌对。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形势的发展有利于解决中日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因此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周恩来回绝佐藤，一方面体现了欲擒故纵的外交策略，一方面也是对长期敌视中国人民的佐藤政府的一个惩诫。果然，6月17日，佐藤荣作内阁被迫下台，7月7日，田中角荣内阁登场。田中在就职当天便表示了要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愿望。对此周恩来于7月9日迅速作出了反应，他在欢迎也门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专门加了一句：“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随即又让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借率领上海舞剧团在东京访问演出之机，转告田中：“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当时日本政府要想恢复中日邦交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对待中国一再坚持的中日复交三原则（三原则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另一个就是有关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不承认日台条约时已强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了上千万中国人，使中国蒙受数百亿美元的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损失。中国拥有要求赔偿这些损失的权利”。这就意味着日本对中国的赔偿数额将相当大。日本既然避免不了这一问题，便转而指望中国高抬贵手。为了探摸中国的态度，预先就双方的争执点达成谅解，需要一个从中穿针引线的人。
　　当时日本公明党委员长、正在访华的竹入义胜充当了这个重要的角色。1975年竹入义胜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于日与中国方面会晤的细节：“我把我们的意见全说了，共有十几条，并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赞成这些意见，事情就好办了。……周总理最后问我，假如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日本政府会采取行动吗？于是，我就从北京打电话给田中先生，请他作出决断。田中回答‘行’，很干脆。最后一次拜会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周总理拿出一份打印文件并对我说‘这基本上是我们关于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始方案。’我很吃惊，内容和后来的日中联合声明差不太多。”竹入义胜的活动为中日邦交谈判打下了基础。关于日本战争赔偿的问题，在中方草案第七条这样写着：“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但是在日后中日联合声明的正文中行文有了个别改动，去掉了“权利”二字换上了“要求”。
　　外交文件上的一字之差，往往掩盖着谈判桌上的翻云覆雨，唇枪舌剑。在中方放弃赔偿的问题上，中日双方果然有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
　　日，田中首相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中日两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轮外长谈判。当谈判进行到中方草案第七款赔偿问题时，日方代表高岛忽然狂妄地声称，根据1952年日本与台湾缔结的和约，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因而不存在中国放弃什么赔偿权利的问题。同时对中日间终止战争状态等提法一一表示拒绝，会谈因此不欢而散。
　　次日，周恩来会见田中，一反前一天温和的态度，以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本的行为。他说：“听了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汇报。高岛条约局长是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同时周总理对中日赔偿问题再次重申不承认台湾的允诺，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经过５０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高岛先生的说话不符合你们两位的精神。”面对周恩来总理义正辞严的声明，田中一行垂头丧气，连晚饭都吃不下去了。
　　第二天，中日联合声明起草小组再次开会，高岛一上来便对他上次的言行表示道歉，声言日本国民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深为感动。至此，由于战争赔偿问题引起的风波方才平息下去。不过中方体谅到日本方面的难处，同意将声明中有关赔偿的“权利”一词换为“要求”。
　　日上午10时20分，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至此，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长达27年之久的赔偿问题，以中国政府的大义放弃而画上了句号。
在当时国际上承认中国合法政府是中国民国（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政府）在国际上还没有地位，日本赔钱找不到收钱的人（日本人也真会钻空子）。在那种情况下，选择不赔偿是最佳选择。
...按东京军事法庭宣判,日本应当向中国赔款500亿美圆。
　　我们知道，日本侵华十五载，不仅占我领土、屠我同胞、抢我物资，而且毁我文化事业，劫我古代文物，企图彻底从肉体上和精神上摧毁中华民族。
　　日本投降后，在国人要求日本赔偿的同时，人们也强烈要求日本归还从中国抢劫的各种物资，并赔偿中国在被劫物方面的损失。
　　按理来说，被劫物资战后理应归还原主，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是中国一国对日的胜利，而且是同盟国对日作战的胜利。况且，各盟国被劫物资也有多寡不一，其中，我国被劫最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缅甸、越南等国家次之，而美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根本就没有损失，各国在被劫物资上利害相差悬殊。
　　纵观中国接收的归还被劫物资，不仅种类庞杂，单位不一，而且数量的多寡和物品的贵贱也各不相同。大体来说，可以分为图书、古物、货币、整厂设备、计件机器、车辆、船舶、工业原料、贵金属、杂项等十类。这十类归还物资，截至1949年9月底止，共约值美元。其中，重要的大体是：
　　第一，铜镍币。日本战时在我国沦陷区内大规模搜刮铜类，所用的方式，虽有献纳、收买、交换等等名目，但都是出自强迫，人民绝无反抗或逃避的余地。如日军每到一地，立即控制民生必需物资如盐、煤、火柴、烟草等，规定献铜一吨，发给盐四分之一，或煤五吨，或火柴240大包，并酌量配给烟草。每县收集的铜类往往在数万千克以上。
　　1948年2月，中国代表根据密查所得的资料，详悉日本各地仓库所存我国铜镍币确数竟达11000多吨，于是立即行文盟总，请予切实调查……至日，共归还我国铜币、镍币11083吨，估计共值5246356美元。
　　第二，整厂机器设备。有两个整厂：一是永利化学公司硫酸氩厂的硝酸制造设备，一是广东省经营的广东造纸厂。永利化学公司的硫酸氩厂创立于“九·一八”事变后，是我国最早、最大的硫酸氩厂，厂地在江苏六合县卸甲甸，1937年5月正式开工后不久，即遭战祸。同年12月，南京陷落，该厂被日占领，计划利用该厂硝酸设备添设火药制造部，1942年将这套设备拆运日本。
　　广东造纸厂是1933开始筹建，1938年8月建成开工。造纸设备是当时世界上最新式木浆制纸机器，在国内是一个创举，每日可产新闻纸或上等印书纸50吨。广州沦陷，该厂被日本人占有。1946年秋天，中国在审理战犯时获悉，广东省的造纸厂设备被劫运经过及机器安放地点。在以上两厂的归还过程，日方极尽阻挠之能事，中国方面经过十分艰苦的努力，才得以运回。
　　第三，计件机器。这类机器在被劫时或原是零星掠夺的，或原是整厂劫取，运日后分散装用的。经“接委会”派遣专家多次调查，发现有主的机器共311件一套，估计约值50多万美元，大部分属于西北建设公署和南华铁工厂。至于不能确认原主的，到1949年10月，归还之数已达2234件，约值170多万美元。以上有主和无主合计，共归还计件机器2545件又一套，约值220余万美元。
　　第四，船舶。战时我国船只损失重大，驻日代表团成立后不久，就从各方搜集一切有关被劫船舶的资料，并调查这些船舶的下落和现状。第一艘归还船“建设号”于日由长崎驶抵上海。接着“逸仙号”军舰以及兴安、飞星、隆顺、和顺、永源、增利、中兴等货船陆续归还。1949年10月，驶还的被劫船舶共计12艘，20676吨，约值美元。
　　第五，图书和古物。我国在战时损失的书籍，据国内调查，不下300万册，但归还的总共只有158073册。其中除中央图书馆一部分善本书先后两次空运、船运回国外，其余多是普通书籍，估计共值18万余美元。被劫的古物类繁杂，主要有字画、拓本、佛像、寺钟、刺绣织品、家具、饰品、杂物等。最贵重的为古物翡翠屏风、缂丝古画、白玉花瓶、翠玉花瓶。
　　周口店出土的“北京人”化石是近代科学发现中的著名物品，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曾由北平协和医学院送交美国海军代为运出，据传在秦皇岛附近被日军截夺。抗战胜利后，一直下落不明。1947年夏，盟总资源组交来日本归还的周口店出土古化石等考古资料一批，关于“北京人”的下落，也未能由此有所发现。此事成了中外历史学家努力解开其下落之谜。直到1993年，《纽约邮报》还悬赏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在所核定归还中国的劫物中，有的则没有运回，如鸦片、生丝、羊毛、铝、锡、铅等，都是分六批在日本出售，共售1563909美元，把款项带回。
　　战后中国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好歹拿回了一些被日本鬼子抢劫的东西，也算告慰一点列祖列宗、战争亡灵，但所获与实际被劫的数目相距甚远。像巨额黄金、银元被劫，战后却丝毫未还，即便是归还的部分白银，其数目也只有总数的三百分之一。战时损失的书籍，国内统计调查，至少在300万册，实际归还仅15万多册。有案可据的重要被劫文物有15345件，实际只归还了2000件。相差之悬殊，令中华子孙永痛于心!
　　在与中国共产党的大决战中，国民党节节败退，眼看中国大陆这块经营多年的战略基地即将落入共产党之手，美国国内顿时掀起了反思对华政策之得失的舆论高潮。在欧洲，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苏联制定“莫洛托夫计划”，东西两大阵营开始对峙。与此同时，美国在亚洲也需要一个基地和战略伙伴。时局的演变促使美国重新考虑调整它的亚洲战略构想。于是，扶植日本便成为美国的既定方针。
　　在日本赔偿问题上，美国首先是建议召开对日和会，接着单独决定停止“先期拆赔”，最后签订旧金山和约。在外交问题上一直尾随美国之后的中国国民政府，在国内统治已被推翻、美国外交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除了失望，只有无奈!
　　日，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十三周年的纪念日，盟总在赔偿技术顾问委员会特别会议上宣布：停止所有拆迁!
　　至此，各同盟国不懈努力的日本赔偿问题终于被美国腰斩，使亚洲人民没有能和欧洲战场那样得到一个令各受害国大致能接受的并付诸实施达成一致协定的结局，也使战后50多年来，亚洲各国与日本的友好关系时常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乃至受到严重挑战，大大地影响了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稳定。
　　日，美国、英国和法国三国代表商定：即使苏联反对，西方也要缔结对日和约。10月13日，美国拟就美英对日和约的第一稿，草案中对日本的赔偿之事只提日本应付赔偿，但不提对留存在日本本土以及存放在中立国的日本黄金如何处理。实际上，美、英、法此时已经排除了苏联和中国国民政府参加对日和约的可能性，立足于单独媾和，自然，对索赔问题也已经着手中止或放弃了。
　　1951年6月，杜勒斯同英国政府会谈，其中主要的内容之一就是由谁代表中国参加，因英国与新中国已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故英国建议让新中国派员参加。经过双方妥协，达成共识，即台湾当局和新中国政府都不参加，“日本将来对中国的态度必须由日本根据和约的行使主权和独立的地位来决定”。
　　日，美国一手操办的对日和约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出席会议的共有51个国家的代表，南斯拉夫、印度、缅甸拒绝参加，中国被排斥在外。经过美国的多方游说和日本的多次许诺，终于在9月18日举行签字仪式，苏联、捷克、波兰拒绝签字，其余48国和日本共计49国在和约上签了字。规定：本和约在日开始生效。
　　和约对日本向同盟国如何赔偿的问题，在第14～18条作了明文规定，可以概括为，日本应该：（1）对曾受日军占领并遭受损害的同盟国家提供技术性或劳务性的服务，以帮助其修复损害;（2）日本及其人民在同盟国境内的财产权益，由该同盟国处置。除了这两条以外,同盟国放弃了对日本的一切赔偿要求。
　　中国是受日本侵略之苦最深、抗击日军功绩最大的国家，但对日和约却没有中国签字,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这也充分说明了旧金山对日和约的片面与单独媾和性质。
　　面对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中国国民政府从自己的统治地位出发，对日索赔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坚决反对——态度动摇——逐步软化”的过程。
　　对于台湾当局在外交上一味追随美国，在对日索赔上态度软化，顾维钧也感到很吃惊，他在自己的回忆中写道：“事情有时令人难以理解，像赔款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台北政府竟会突然作出出人意料的决定，中国人民受害14年,不但受伤亡之苦，而且受财产损失与生活艰辛之苦。我认为台北至少应当在完全屈从于美国压力之前，把赔款问题加以慎重考虑。美国想急于摆脱占领日本的财政重担,因而慷慨地放弃全部赔款要求，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我看来，政府在要求日本赔款问题上，是可以坚持较长时间的。”
　　日，当对日和约草案在英、美等40多个国家的首都同时公布时，条约草案中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或台湾当局的任何一方代表。对此，台湾“外交部”发表了书面抗议和严正声明。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也在9月18日发表了《关于美国及其仆从国家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的声明》表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是非法的和无效的，中国人民坚决反对。
　　日本和德国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曾把世界人民拖进了一场火海炼狱，给人类造成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损失。这是中外各界人士所共同认识到的事实。
　　由战败国向被侵略国家提供损害损失赔偿是国际法公认的重要原则，欠债还账也是国际社会交往中的起码道德。这既是战胜国最基本的权利，又是战败国应尽的义务，是承认战败与战胜、侵略和反侵略的最基本表现。
　　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在中国人民强烈要求日本侵略者必须给遭受苦难与损失最大、最深的中国政府和民众给予赔偿的强烈呼声中，国民党政府初期时向日索赔的态度积极、行动肯定。但是，在短短的四五年后，却不断妥协退让，乃至“可酌情核减或全部放弃”，这是为什么呢？
　　现在来看，国民党政权之所以对日索赔未能实现，其原因比较复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美国推行强权政治、实力外交和对共产主义的敌视，是造成中国索赔未成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之所以可以置远东委员会于不顾，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改变对日政策，是由战后的世界格局和美国的地位决定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军事、经济实力急剧膨胀，一跃而成为帝国主义的霸主，战后形成了苏美两极的世界格局。就远东委员会内的国家而言，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在打败日本的战争中，出兵只有数日，而且从雅尔塔协定以及东北搬运器材中已获益不小，战后在远东问题上不愿与美国的矛盾激化。而东南亚一些国家，是在美国的帮助下解放出来的，菲律宾等国和美国还订有共同防务条约。这些小国虽渴望赔款，但又不能不考虑美国的态度。所有这些，使得美国在处理日本问题上居高临下。
　　更为现实的问题是，日本处在美国的单独占领之下。现在人们常提出德国能赔偿，何以日本不能赔偿的疑问，原因之一在于当时德国处于英、美、法、苏四国共同占领之下，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为避免德国法西斯卷土重来，英、法等国当然要求赔偿。况且战争一结束，苏联就在其占领区拆除机器等物，即使他国放弃赔偿要求，苏联又岂能听之任之!美国单独占领日本，便没有这种制衡力量。
　　二、日本利用中国不统一的局面和蒋介石急于摆脱孤立而企求从速订约的心理，运用外交伎俩向台湾当局不断施加压力，也是致使索赔不成的原因之一。
　　台湾当局虽明知索赔无望，但在和谈中仍幻想日本方面让步，日方代表深知台湾处境，故一步不让。日方代表木村一面声称，“我若给贵国以特殊利益，势将也给予签订旧金山和约之盟国”，一面威胁要挟：“且国内对台湾地位表示怀疑，须知余等在此商议和议，必随时考虑所订条约是否能获批准”，希望考虑订约“重大之政治意义”。日方首席代表河田烈则说，“今贵方若再要求服务补偿，实与贵方屡屡宣示对日宽大之旨不符。且中日此次缔约之应顾及将来而不咎既往，贵方对补偿之要求，适足引起日本人民对贵国之不愉快情绪”。这样终于迫使台湾方面放弃了劳务补偿的要求。
　　在国民党政府要求条约正文中载明在日本的伪政权财产应归它时，日本方面则利用蒋介石急于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订立双边条约，故意拖延谈判，并声称如将此点写入正文，恐国会审查而难获准，逼台湾方面摊牌，最后则退为记入同意记录中。
　　三、更重要的是，蒋介石集团为了一党和一集团的私利，弃民族尊严和利益于不顾。当时国际形势固然不利，但应据理力争，即使一时争不到，也不能放弃索赔的权力。
　　在旧金山和约后，连菲律宾、印尼、缅甸、越南都表示保留要求赔偿的权力。事实上，从1955年起的21年里，日本向东南亚国家也付出赔偿费16亿美元（菲律宾5．5亿美元、缅甸3．4亿美元、印尼2．33亿美元、越南3．9亿美元）。相形之下，中国索赔，岂不令人愤慨!
　　况且，对民间的赔偿，也是无权答应豁免的，答应了也无效。战后无论东德或西德对战争中的犹太人的生命财产损失，都尽力满足犹太人的要求予以赔偿。日，日本和韩国外长会谈，韩国方面就战争期间在日侨民因遭美国轰炸之损失，向日本交涉索赔，即是一例。1980年后，中国台湾民间自行筹组“索债组织”，要求日本政府就战争中征募10万军人赴南洋所造成的损害予以赔偿，社会知名人士也呼吁台湾当局“至少应予以道义的支持”。
　　据报刊披露，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日军侵华战争中受害惨烈的江苏、山东、浙江等地的一些受害者表达了向日本政府索赔的强烈要求。1988年，被日寇屠杀三百余人、烧毁全村房屋的山东省仕平县张家楼村的村民，通过日本驻华使馆，率先向日本政府发出了索赔书，就“私人财产的损失和人员死亡”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要求。1994年，侵华日军细菌战中遭受深重灾难的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的村民主任吴莉琴等三人，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三人联合诉状，就日军使用细菌武器进行细菌人体实验、焚烧民房等人身与财产损失，要求日本政府赔偿1551万美元。联合诉状递交后如石沉大海，崇山村的村民又联合五地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108人，起草了状告日军政府的《108人联合诉状》，日东京地方法院（东京地方裁判所）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除此之外，在日军侵华战争中被抓去当慰安妇，被掠去日本当劳工以及南京大屠杀的中国受害者也纷纷提出诉讼，向日本政府索赔。
　　中国民间索赔理论奠基人童增指出，中国对日民间索赔运动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90年至1994年，提出了民间索赔的理论。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意义便是提出民间索赔这一理论。原先，大多数人都认为中日历史赔偿问题都已经在1972年的中日联合公报中解决了，即中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然而，上世纪90年代初，以童增为代表的一些中国学者首次提出了对日民间索赔的概念。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放弃的是国家赔偿，但并没有放弃民间赔偿，中国的战争受害者能够而且应该向日本政府及助纣为虐的日本企业索要战争损害赔偿。
　　第二阶段为1995年至今，民间索赔的实践，中国受害者到日本打索赔官司。由于有了第一阶段的积累，民间索赔的观念逐渐为人们所认识。1995年，中国花冈劳工诉日本鹿岛株式会社案成为第一起在日本打的民间索赔官司。然而,近十年来的实践表明,日本政府以及那些负有责任的日本企业在承担战争加害责任、并做出相应赔偿方面毫无诚意。迄今在日本打的二十余起对日民间索赔官司无一真正胜诉。
　　第三阶段应该从现在开始，即把对日索赔官司搬到国内来打。童增说：“民间索赔的第一阶段提出了民间索赔的观念，为民间索赔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对日民间索赔的十年实践，为我们对日索赔运动积累了实践经验。如今，我们完全应该把这场官司在国内起诉，让日本政府和那些日本企业承担应负的历史责任，并对中国受害者给予公正合理的赔偿。”
　　第四阶段将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随着中国的发展，政府机构及一些民间机构将代表受害者集体要求日本进行战争损害赔偿。在国际上，犹太人协会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对纳粹战争罪行的追索在战后五十多年来从未停止过。童增说，由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来代表中国受害者集体,对日本政府及企业负有的战争加害行为提出索赔，将会给对方更大的压力，从而有可能促使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得到公正解决。
　　其实，赔偿的意义已经超出纯粹的经济目的，战败国赔偿具有政治和道义的责任。放弃索赔,日本政府是否就会感激“恩德”并进行深刻反省呢？日本代表河田烈当时在谈判中就说，以日人在华“巨额资产作为贵国之赔偿，已属难能”，“今日善良人民私有财产皆悉数充做赔偿，在国际惯例上，尚属创举”。言中不仅毫无感谢之意，相反，似乎中国人倒要感谢他们的“慷慨”才是。再观现在日本政界要人拒不承认日本侵华是侵略之事频频发生，不愿、不敢正视和反省日本侵华战争的责任，这岂不令国人三思!
为什么中国政府在日本战败之后没有要求战争赔偿？放长线，钓大鱼。说的不太好听，可是意义不在以此。关键是为了日后两国的关系来看的。再详细的老百姓是不会知道的。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历史真相：
按照国际惯例，在每一份战后签署的和约中都包括战争赔偿的内容。这种由战败国向战胜国缴纳的赔偿，款额往往大得惊人，如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战胜的日本就通过《马关条约》以战争赔偿的名义从战败的中国清政府手中掠走白银两亿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战争结束后，战败的日本却没有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缴付赔款！更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受战争破坏远较中国为轻的东南亚国家却不同程度地获得了赔偿，其中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所得赔款分别为2亿美元、5．5亿美元和2．23亿美元，甚至连当时尚未统一的越南南方吴庭艳政权也获得了赔款3900万美元。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还是让历史本身作出回答吧。
　　一、张群曾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
　　日，伴随着广播中日本天皇裕仁停战诏书的公布，在中国大地上飞扬跋扈了整整十四个年头的太阳旗颓然坠地——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终取得了胜利。
　　日上午10时，日本代表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署了投降书。在德意日法西斯三国轴心集团中，日本是最后一个在投降书上签字的。
　　在此之前，意大利与德国已分别于日和日向盟军投降。从表面上看，日本是在包括美国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的行动在内的盟军联合打击下乞降的，但实际上，对促使日本投降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八年的全面抗战。中国的抗日战争贡献最大、损失也最大。据统计，在这场历时持久的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总计高达3500万；各种损失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以上。
　　面对如此惨重的经济损失，要求罪魁祸首日本给予中国战争赔偿是天经地义的。中国政府对此态度相当明确，当时的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在阐述战后中国对日基本政策时指出：尽管中国不主张采取狭隘的报复主义，但就赔款问题则“应一本正义与公道之要求，以从事解决。”为此，中国政府特意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和统计战争中各项人力、物力损失的情况，以便对日提出赔偿要求。
　　中国要求日本赔偿的政策与盟国战后对战败国总的政策是一致的。早在1945年2月英美苏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时，便制定了要求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给予盟国战争赔偿的原则。规定德国应赔偿200亿美元，其中100亿归苏联，80亿归英美，20亿归其他国家。战后，英、美、法、苏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成立盟国管制委员会，德国的赔偿以盟国从各占领区拆迁工业设施抵偿。同时，对于追随德国与盟军作战的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五国同样提出了赔偿要求。日盟国与上述五国计立的和约中规定，意、罗、保、匈、芬五国分别向苏联、南斯拉夫、埃塞俄比亚、希腊四国赔偿2．55亿、3亿、0．7亿、4亿和3亿美元。
　　对于日本，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同盟国在日本投降后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专门协商日本赔偿问题。日，该委员会一致认为，为了剥夺日本进行战争的产业能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决定加重日本的战争赔偿。方式是把日本工业设备的一大半拆迁给各战争受害国作为赔偿。为此，指示各国分头调查、统计战争期间的损失，以便具体确定赔偿的方案。
　　日，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了索赔要求，总计金额为540亿美元，中国也在其中。但是在赔偿如何分配的问题上，各国意见不一，英国要求占有赔偿的25%，美国要求34%，苏联要求14%，法国要占12%，澳大利亚要占28%，仅这几个国家，还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国的要求，分配比例总和已超过了100%。
　　中国在会上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数的40%，但各国不依，仅同意占30%，此后各方争执不休，问题一拖再拖，久而未决。国民党政府由于忙于打内战，因而后来对日本赔偿的分配问题也就无心顾及了。不过，国民党政要张群在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所作的外交报告中仍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这充分表明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态度。
　　而日本方面，直到旧金山对日和约签字，从未向任何国家提起过战争赔偿问题。这中间一晃就是四年。
　　二、美国为称霸世界，操纵旧金山，会议把中国拒之门外
　　日，美国公布了对日和约草案，并在7月0日向同盟各国发出了召开旧金山会议的邀请函，从而把一度被搁置的对日和约问题再次提上日程。
　　但是，令世界各国大为惊讶的是，在美国起草的对日和约草案中所列的对日作战国家的名单中没有中国，其后中国也没有收到出席旧金山和会的邀请函。这意味着中国——这个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作战中历时最长、贡献最大、损失最重的国家，将不得参加盟国对日和约的拟定和签署工作。旧金山和会把中国关在了门外。
　　毫无疑问，美国是策划将中国排除在对日集体缔约之外的主谋。此举的出笼与当时美苏对立的国际形势及美国战后称霸世界、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战争中壮大起来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急于在世界建立“美国式的和平”，充当世界的霸主。但是战后实力同样强大的苏联以及在苏联影响下在东欧建立的一系列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打破了美国的梦想。美国便在“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幌子下，纠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与苏联展开角逐。于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曾经并肩浴血奋战的昔日盟友开始分道扬镰。至五十年代初，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已经形成。此间发生的国际事件如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爆发，东、西德的分裂以及朝鲜三八线的划分，无不被打上美苏冷战的时代烙印。其中，中国事态的发展最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时代特色。
　　从1947年至1951年，对中国人来说的确称得上是天翻地覆、江山易主的4年。这期间，点燃内战战火的蒋介石退踞台湾；而毛 泽 东领导的共产党人则于1949年10月在北京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面对中国形势的变化，美、苏两大战后强国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苏联于1949年10月立即承认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美国则极力否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执意拉扯着日趋末落的蒋介石政府。
　　为了平衡新中国的诞生给资本主义阵营带来的冲击，就必须在远东重新扶植一个新的反 共堡垒，以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美国选中了日本。日，美国陆军部长亚罗尔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宣布：“今后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起到可以防御今后在远东方面发生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作用。”这标志着美国对日政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由战后初期的抑日变为扶日。此后，美国走上了重新武装日本的道路。
　　1950年6月，朝鲜半岛爆发的战争点燃了美苏两大阵营间的第一次武装冲突。随着美国和中国先后的介入，朝鲜战争已由单纯的内战升级为一场国际战争。
　　美国为了打赢这场所谓“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争，急欲启用日本这一反 共先锋。为此，美国力主尽快与日本缔结和约，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恢复其主权，以便使日本尽快加入反 共的行列中。召开旧金山会议的建议，就是在这种火药味极浓的气氛中提出的。
　　但是，由于美苏对中国政府的认同不一，在邀请国、共哪一方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上双方发生了争执：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由台湾蒋介石政府参加和会，这遭到了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眼看旧金山会议有搁浅的危险，美国为了早日实现其扶日反 共的目的，竟然置中国作为主要战胜国的权益于不顾，借口盟国对中国政府的认同有分歧而单方决定不邀请中国代表出席旧金山和会，主张中国应在会外与日本单独缔结和约，对于将由中国哪一方与日本缔约，美国强调“应由日本去决定”。这种把中国排除在对日和约谈判之外并且给予日本选择缔约对象权利的做法，使中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失去了主动地位。中国海峡两岸对美国无视中国权益的作法均表示了强烈的反对：7月16日，蒋介石在台湾发表谈话指出：“中国被拒绝参加对日和约签字，乃破坏国际信义之举，政府决不容忍。”8月15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严厉谴责了旧金山和约，指斥它是“一个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同时声明，“旧金山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然而，与新中国政府捍卫民族权益的严正态度相反，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为了争得与日本缔约的所谓“正统地位”，转而承认旧金山和约，追随美国的意愿走上了与日本单独缔约的道路。日，台湾当局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表示：台湾当局愿意以旧金山和约为蓝本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
　　三、日本利用旧金山和约玩弄花招，美国推波助澜，台北为争正统放弃赔款
　　日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极大地改善了日本战后所处的不利地位，因而11月26日，日本国会便非常痛快地批准了这个和约。与旧金山和约同样给日本带来好处的，即日本对于中日双边和约缔结对象的选择权。日本当时的首相吉田茂很兴奋地宣布：“日本现在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对于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以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言下之意即日本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一权利谋取最大的益处。事后证明，吉田政府的确在这个问题上绞尽脑汁，大做文章，极尽阴险、奸诈之能事。
　　为了等待时机，日本政府在与中国缔和问题上采取了拖延的对策，但为了防止盟国指责它蓄意拖延，吉田政府煞费苦心地搞了一个民意测验，让日本国民就同北京还是台北缔结和约表态，但得出的结果却令人哭笑不得：支持与台北4%则是无所谓的。这样，吉田政府便以民意难辨，难以作出决断为由，理直气壮地拒不表态，静观事态的发展。而私下里针对台湾急于与之缔约的心理，不时散布一些可能与北京缔和的言论。
　　日，蒋介石派驻日本代表董显光拜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询问有关缔约的事宜。冈崎不慌不忙地答道：“我国现在若与贵国订立双边和约，势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因此，“我们现在的政策是要慢慢等待时机，以待日本实现独立自主后，研究何时同中国签订和约或选择中国的哪一方问题，我国历来尊重中华民国政府，遗憾的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土只限于台湾。”言下之意似乎是并不准备与台湾方面缔约。
　　五天以后，吉田在日本参议院的演讲更让台湾心惊。吉田公开表示：“如果C.P在今后三年内提议根据旧金山和约与日本讨论缔结和约，日本政府自然愿意谈判并缔约，丝毫不会提出反对。”事后吉田还在会见董显光时表示：“日本不能忽视大陆上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的感情。”
　　日本政要的一系列言论，使台湾当局如坐针毡，台湾当局为了保住所谓的正统地位，一方面连续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策动美国对日施加压力，一方面又在草拟的对日和约当中广作让步，特别是在日本方面尤为敏感的赔偿问题上更为明显。如草案中规定：中国“承认日本国如欲维持足以生存之经济，则其资源目前不足以完全赔偿所有此类损失及灾难，同时并承担其他义务”，因此，只要求“利用日本国民为中华民国从事生产打捞及其他工作，以作为补偿。除此以外，中华民国放弃一切赔偿要求，放弃该国及其国民因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在作战过程中所采取任何行动而产生之其他要求。”这个草案已初步放弃了日本赔偿，仅仅保留了一部分劳务补偿内容。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又处处小心谨慎，生怕惹恼了日本，丧失了缔约的机会。有个小插曲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即当驻美大使顾维钧遵命与美方交涉后，美国合众社发了一个消息，内称顾大使对日本拖延双边和约表示不快。台湾外交部闻讯大惊失色，立即查询此事，并发表否认声明，指称电讯报导有误等等，由此可见台湾诚惶诚恐到了何种程度。
　　由于美国当时出于反 共目的，在亚洲奉行的是扶日而不弃蒋的政策，因此，在台湾力争与日本签约的问题上给予了大力支持。日，美国白宫表示：“坚决反对日本与C.P拉笼关系之任何企图。”此后又于12月10日，派旧金山和约的主要策划人之一，负责对日缔约的杜勒斯作为特使赴日，以促成日蒋和约而对吉田政府施加压力。杜勒斯直接了当地要求日本与台湾缔约，并威胁道：“如果日本政府不同中华民国签订和约，美国国会就不批准旧金山条约。”
　　在美国的强硬干预及台湾方面作出了重大让步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才“不情愿”地改变了态度。12月24日，吉田表示不承认共产党中国，愿与台湾缔结和约。日，日本委任河田烈为中日和谈首席全权代表赴台，与国民党政府外长叶公超进行双边谈判。
　　日谈判正式开始，至4月28日和约签字，前后进行了正式会谈3次、非正式会谈18次，历时67天。谈判期间，日本方面又一次暴露了其阴险、狡猾的面目。
　　战争赔偿问题是和约的重要内容，因而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十分激烈。根据中方起草的和约草案，在赔偿问题上只要求日本对中国提供劳务补偿，其他赔偿已经放弃，这是台湾当局作出的重大让步，而且与旧金山和约的原则一致。但日本对此却坚决反对，蛮不讲理地坚持台湾可以根据旧金山和约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和资产作为补偿，不应再提劳务补偿的要求。由于双方观点相差悬殊，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不仅如此，日本仿佛把战败国的身份忘在了脑后，竟多次提出自己起草的和约草案，气焰嚣张至极。
　　而台湾方面在谈判初期自恃有美国撑腰，认为只要美国以不批准旧金山和约相威胁，便不难最终迫使日本就范，因而在谈判中据理力争，态度甚为坚决。对中方草案只作细节修改，重大原则毫不让步。谁知至3月下旬，风云突变，美国先于3月20日，操纵国会以66票对10票批准了旧金山和约，后于4月16日宣布旧金山和约将于4月28日生效。美国的行径对台湾当局来说不啻于背后一刀。因为美国国会承认旧金山和约，使台湾在对日谈判中失掉了最有力的王牌；同时，美国限定了和约生效时间等于给了日本有力支持。因为一旦和约正式生效，日本解脱了战败国的束缚，恢复了主权，在对华缔约问题上将更为主动，这对台湾来讲极为不利。在这种形势逆转的情势下，蒋介石政府为了赶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与日本达成和约，被迫在赔偿问题上作出全面让步，于3月25日决定放弃全部赔偿。仅在条约草案中列入下述文字：“日本承认其赔偿之义务，我方亦承认日本无力作出全部赔偿，为此……我方宣布放弃以劳务进行赔偿之要求。”
　　然而，得了势的日本变本加厉，居然抓住台湾方面急于签约的心理，对上述行文也不接受，坚持在和约中取消有关赔偿问题的条款，否则采取拖延的方法，拒不谈判。台湾当局无可奈何，于4月12日答应了日本的要求。但是，蒋、日和约的最后签字直到4月28日下午3时才告完成，此时距旧金山和约生效仅仅还剩7个小时。
　　因此，在蒋日和约的正文中通篇找不到赔偿二字，其相关内容仅是在和约以外的议定书中加以确认的。
　　议定书第一条乙项原文为：
　　“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
　　另一处相关内容是在和约正文附录的记录中，原文是：
　　日本国全权代表：
　　“本人了解：中华民国既已如本约议定书第一项乙款所述自动放弃服务补偿，……是否如此？”
　　中华民国全权代表：
　　“然，即系如此。”
　　蒋日和约的缔结，引起了新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日，即和约签字一周后，周恩来总理捎信，表示佐藤首相“要求亲自访华”。谁知当即被周恩来回绝佐藤的试探，并非表示中国不愿与日本复交，相反，新中国早在日便发表过迅速准备对日和约的社论。仅仅因为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承认蒋介石政权并与之缔结非法和约，才导致中日两国长期的敌对。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形势的发展有利于解决中日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因此毛 泽 东曾明确指出：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周恩来于7月9日迅速作出了反应，他在欢迎也门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专门加了一句：“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随即又让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借率领上海舞剧团在东京访问演出之机，转告田中：“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
　　当时日本政府要想恢复中日邦交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对待中国一再坚持的中日复交三原则（三原则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另一个就是有关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不承认日台条约时已强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了上千万中国人，使中国蒙受数百亿美元的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损失。中国拥有要求赔偿这些损失的权利”。这就意味着日本对中国的赔偿数额将相当大。日本既然避免不了这一问题，便转而指望中国高抬贵手。为了探摸中国的态度，预先就双方的争执点达成谅解，需要一个从中穿针引线的人。当时日本公明党委员长、正在访华的竹入义胜充当了这个重要的角色。1975年竹入义胜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于日与中国方面会晤的细节：
　　“我把我们的意见全说了，共有十几条，并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赞成这些意见，事情就好办了。……周总理最后问我，假如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日本政府会采取行动吗？于是，我就从北京打电话给田中先生，请他作出决断。田中回答‘行’，很干脆。最后一次拜会周恩来会见田中，一反前一天温和的态度，以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本的行为。他说：“听了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汇报。高岛条约局长是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同时周总理对中日赔偿问题再次重申不承认台湾的允诺，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经过50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高岛先生的说话不符合你们两位的精神。”面对周恩来总理义正辞严的声明，田中一行垂头丧气，连晚饭都吃不下去了。
　　第二天，中日联合声明起草小组再次开会，高岛一上来便对他上次的言行表示道歉，声言日本国民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深为感动。至此，由于战争赔偿问题引起的风波方才平息下去。不过中方体谅到日本方面的难处，同意将声明中有关赔偿的“权利”一词换为“要求”。
　　日上午10时20分，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至此，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长达27年之久的赔偿问题，以中国政府的大义放弃而画上了句号。　
中国放弃对日战争国家赔偿是由当时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决定的，先是国民党政府，尔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美国违背诺言，从中作梗
　　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按照有关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本理应对中国人民进行赔偿。
　　需要指出的是，在处理欧洲战事赔款问题上，英美联合起来与苏联分庭抗礼，而在太平洋战场和处理日本问题上，美国认为其在对日战争中起了巨大作用，便以盟主的身份自居。尽管苏联凭借自己的实力和当时的地位与美国采取抗衡的态度，但美国采取有关措施和步骤，使之握有对占领日本和处置问题的实权，操纵和包揽了日本赔偿等事宜。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虽然表面上跻身四强，但在赔款事宜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
　　1945年由中、美、英三国发布的《波茨坦公告》中，第一次明确了日本赔偿的原则，日本可以保留维持其经济运转所必须的工业设备和实物，其余的可以用来赔偿。
　　战后初期，美国对于日本赔偿的态度还相当积极，后来稍有动摇，但还是于日采取单独行动，发动了“先期拆迁”。可是随着美、苏对立日益尖锐，再加上中国人民解放战争顺利进展，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在远东方面，美国亟盼建立一个反苏反共的基地，而环顾全球，只有在它控制下的日本最符合这个条件。于是扶持日本、抵赖赔偿，就成为美国的基本方针。
　　本来，按照1946年3月美国政府所制定的“临时赔偿方案”，“先期拆迁”计划将提日本工业设备实物的30%作为直接受日本侵略国家的赔偿物资，其中中国可得15%。但是，随着时局的变化，美国为自己狭隘的战略所考虑，对这个30%的赔偿范围一减再减。最后中国只得到了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这期间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中国首席代表吴半农多次严正交涉。但美国一意孤行，不予理会。
　　中国战时损失，据国民党行政院赔偿委员会的估计，按当时价格计算，不下620亿美元，而中国分得的赔偿物资才约值2250万美元，只占万分之三。中国分得的赔偿物资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设备首推吴港“11—5—5”海军兵工厂的1.5万千瓦发电设备一套；其次是同厂的200吨码头式起重机一具。中方得到通知后，立即派了几位专家前往拆迁。就在这两套设备拆卸时，美国政府于日向盟总颁发临时指令，取消了“先期拆迁”计划的执行，停止了日本对各盟国的赔偿。至此，战后对日索赔的事宜实际上已被美国腰斩。
　　国民党为己私利，出卖民族大义
　　1949年下半年，美英协调策划单独对日媾和。此时，中国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12月底，国民党当局全部撤到了台湾。至1950年4月，印度、英国、印尼等国家承认了新中国。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加紧了单独对日媾和的工作。
　　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初，作为当时国民党政府首脑的蒋介石，也曾有过对日索赔的打算。此时，台湾当局为得到美国的支持和帮助，在日本赔偿问题上一改原来的积极立场，转而专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对美国对日和约七原则和备忘录采取“无可奈何”的态度———关于赔偿问题，台湾当局表示可酌情核减或全部放弃。
　　国民党对日索赔态度的转变，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还在于蒋介石坚持反共而对日本反共政府采取的所谓宽大、不进行报复的政策，以实现它以中国合法政府的身份参加对日和约的签字。因为日本曾在此前威胁说，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签订双边条约。其实，这是外交家出身的日本老官僚吉田茂玩的一个阴谋，目的是迫使台湾当局在谈判中作出让步，放弃战争赔偿，与日本媾和。
　　日，台湾与日本和约谈判正式开始。谈判几经周折，台湾当局多次妥协让步，综观整个签约过程，台湾当局为求得一个所谓“中国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处处委曲求全，步步退让，为一党一派之私利出卖民族大义，在战争赔偿等实质问题上彻底放弃，令每个正直的华夏子孙羞愧。
　　中国政府从大局出发，放弃战争赔偿
　　日，台湾当局与日本签订所谓的“日华条约”，双方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建立所谓的“外交关系”，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给予了强烈的谴责。而此时，中国大陆与隔海相望的日本的关系还处于冰冻期。日本政府追随美国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设置了不少障碍。
　　随着民间贸易与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到60年代前期，中日交往实际上进入了半官半民阶段，恢复日中邦交已为期不远。但恢复邦交，必然要对战后日本赔偿问题作出决定。在这一问题上，我国领导人表示了向前看的姿态。
　　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蒋介石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中国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70年代初，由于国际战略格局发生变化，美国外交政策实施了两项重大转变：一是美国承认中国并对建立外交关系进行谈判；二是征收10%的进口税，主要目的是打击日本，同时停止美元和黄金的兑换。这两项与日本关系极为密切的政策出台，美国人事先却没有打个招呼，而是以一种突然袭击的方式，狠狠打击了精神上毫无准备的日本。这一切大大刺激了日本政界。他们不能不反躬自问，对华政策上紧跟美国是否做错了。
　　不久，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权垮台，田中角荣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田中就职后立即宣布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随着邦交正常化时机的成熟，战争赔偿问题又一次摆在中日两国政府的面前。
　　在田中访华之前，他曾表示，如果对方提出赔偿，只要数额适当，他打算赔！
　　1972年7月以后，中国为实现与日本邦交正常化进行积极的准备，周恩来总理就放弃战争赔偿问题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复以前，台湾的蒋介石已经先于我们放弃了赔偿要求，共产党的肚量不能比蒋介石还小。第二，日本为了与我国恢复邦交，必须与台湾断交。中央关于日本与台湾的关系，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宽容态度，有利于使日本靠近我们。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其负担最终将落在广大日本人民头上，这样，为了支付对中国的赔偿，他们将长期被迫过着艰难的生活。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与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愿望。
　　周总理的态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博大襟怀，也代表了一个泱泱大国的宽容大度和长远眼光。
　　日，在北京发表了《日中共同声明》，中日两国签订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23日生效。二战结束后，苏联从德国获得120亿美元的战争赔偿；犹太人从德国获得600亿美元的赔偿。而中国政府从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愿望和长远利益出发，放弃了赔偿要求。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政府虽然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即放弃了1200亿美元国家间的赔偿要求，但是，就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赔偿要求———1800亿美元的国民赔偿要求，中国政府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宣布予以放弃。这种对受害赔偿要求的保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符合国际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赔偿的机会。
就是就是,看起来好象我们宽容大方,
就因为这样人家才会看不起我们
蛮横的小日本!!!
详细如上传资料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来龙去脉
　　按照国际惯例，在每一份战后签署的和约中都包括战争赔偿的内容。这种由战败国向战胜国缴纳的赔偿，款额往往大得惊人，如　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战胜的日本就通过《马关条约》以战争赔偿的名义从战败的中国清政府手中掠走白银两亿两。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在长达１４年的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战争结束后，战败的日本却没有向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缴付赔款！更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受战争破坏远较中国为轻的东南亚国家却不同程度地获得了赔偿，其中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所得赔款分别为２亿美元、５．５亿美元和２．２３亿美元，甚至连当时尚未统一的越南南方吴庭艳政权也获得了赔款３９００万美元。
　　我们还是让历史本身作出回答吧。
　　一、张群曾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伴随着广播中日本天皇裕仁停战诏书的公布，在中国大地上飞扬跋扈了整整十四个年头的太阳旗颓然坠地--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终取得了胜利。
　　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上午１０时，日本代表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署了投降书。在德意日法西斯三国轴心集团中，日本是最后一个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在此之前，意大利与德国已分别于１９４３年９月３日和１９４５年５月７日向盟军投降。
　　从表面上看，日本是在包括美国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的行动在内的盟军联合打击下乞降的，但实际上，对促使日本投降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八年的全面抗战。
　　中国的抗日战争贡献最大、损失也最大。据统计，在这场历时持久的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总计高达３５００万；各种损失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１０００亿以上。
　　面对如此惨重的经济损失，要求罪魁祸首日本给予中国战争赔偿是天经地义的。中国政府对此态度相当明确，当时的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在阐述战后中国对日基本政策时指出：尽管中国不主张采取狭隘的报复主义，但就赔款问题则“应一本正义与公道之要求，以从事解决。”为此，中国政府特意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和统计战争中各项人力、物力损失的情况，以便对日提出赔偿要求。
　　中国要求日本赔偿的政策与盟国战后对战败国总的政策是一致的。早在１９４５年２月英美苏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时，便制定了要求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给予盟国战争赔偿的原则。规定德国应赔偿２００亿美元，其中１００亿归苏联，８０亿归英美，２０亿归其他国家。战后，英、美、法、苏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成立盟国管制委员会，德国的赔偿以盟国从各占领区拆迁工业设施抵偿。同时，对于追随德国与盟军作战的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五国同样提出了赔偿要求。１９４７年２月１０日盟国与上述五国计立的和约中规定，意、罗、保、匈、芬五国分别向苏联、南斯拉夫、埃塞俄比亚、希腊四国赔偿２．５５亿、３亿、０．７亿、４亿和３亿美元。
　　对于日本，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同盟国在日本投降后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专门协商日本赔偿问题。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５日，该委员会一致认为，为了剥夺日本进行战争的产业能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决定加重日本的战争赔偿。方式是把日本工业设备的一大半拆迁给各战争受害国作为赔偿。为此，指示各国分头调查、统计战争期间的损失，以便具体确定赔偿的方案。
　　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２５日，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了索赔要求，总计金额为５４０亿美元，中国也在其中。但是在赔偿如何分配的问题上，各国意见不一，英国要求占有赔偿的２５％，美国要求３４％，苏联要求１４％，法国要占１２％，澳大利亚要占２８％，仅这几个国家，还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国的要求，分配比例总和已超过了１００％。
　　中国在会上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数的４０％，但各国不依，仅同意占３０％，此后各方争执不休，问题一拖再拖，久而未决。国民党政府由于忙于打内战，因而后来对日本赔偿的分配问题也就无心顾及了。不过，国民党政要张群在１９４７年９月９日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