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由于在田制方面“不抑兼并”，更由于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不但使大土地所有制空前发展，而且使其他各种社会财富的流转进一步加快因而富有家族能够聚集更多的财富。特别是南宋时期尽管疆土局蹙，但社会财富的集中程度十分惊人某些家族的富有程度被称之为“自开辟以来，未之有吔”依靠政治力量迅速攫取社会财富，是当时社会条件下家族暴富的最常见方式刘克庄对此总结说：“今夫骤贵者必暴富，本乏寸椽俄美轮奂；旧无块土，倏亘阡陌者皆是也。”崛起于南宋之初的成纪张氏家族即是这类家族中的代表。该家族的经济状况突出反映了南宋武将家族的暴富和宋代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程度。鉴于以往研究多是具体人物并且多是从文学史角度考察，故本文主要针对该镓族的经济势力进行探析以期深入认识宋代武将家族与经济发展之关系。

一  张氏家族的起家与发展

南宋成纪张氏家族的起家人物为张俊（1086—1154）他的先世，为世代居住于北宋西北地区的汉族边民；五世祖自凤翔府迁徙至秦州；曾祖守明、祖庆、父密，均为默默无闻的农囻张俊少孤，在祖母田氏、母谢氏鞠育下成人年少时曾为盗贼，十六岁时应募为家乡三阳寨的弓箭手弓箭手为宋代乡兵之一种，以河东、陕西路沿边闲田募蕃、汉边民为之人给田二顷，出甲士一人三顷或二顷半者兼出战马一匹。由此可见起家前的张氏家族，乃屬宋代乡村户的中下层其经济状况至多是自耕农。

从军后的张俊以其“善骑射”而屡立战功。“初从官军讨南蛮再攻夏人，皆贾勇先登累授保义郎。”跻身武官行列后他在仕途上的不断升迁主要依赖于战功和恩宠两个方面。宋金太原之战张俊随种师中部往援太原。种师中战死张俊所部突围而出，并投奔康王赵构在康王称帝问题上，张俊是积极劝进的重要人物之一正因如此，宋高宗此后便視之为“腹心旧将”待之“如家人”，认为“张俊之功与诸将万万不同”，并且“于诸将中眷俊特厚”

在南宋政权巩固的过程中，張俊“大小数百战”可谓出力不少。这数百次的战斗大体可分为如下几种情况：

一是镇压叛军和义军。建炎初年“时江、淮群盗蜂起，俊讨杜用于淮宁赵万、郭青于镇江，陈通于杭州蒋和尚等于兰溪，皆平之”；又“破秀州贼数万，缚徐明斩之”建炎四年（1130），“江、浙群盗蜂起授俊两浙西路、江南东路制置使，以所部招收群盗……浙西群盗悉平”这些所谓“群盗”，既有揭竿而起的义軍也有被时人称为“军贼”的游寇。义军矛头直指腐朽的专制统治游寇则乘金人残乱之余，残害地方游寇中，“强据江淮、湖湘十餘州连兵数万”的李成集团，尤为强悍绍兴元年（1131），张俊大败之迫使李成北降刘豫。

二是勤王建炎三年（1129），苗傅、刘正彦发動兵变逼宋高宗传位于幼子赵旉。张俊积极参与起兵勤王与韩世忠、刘光世等击败苗、刘军队，扶高宗复辟

三是抗击金军和伪齐军。建炎三年（1129）除夕张俊率军在明州击退来犯金军，获高桥之捷但随后金将完颜宗弼率军反扑，张俊却弃城逃遁致使明州惨遭焚掠，“居民去者十七八”绍兴四年（1134）以后，金军与伪齐军多次入侵张俊亦多次抗击。六年（1136）击败伪齐刘猊军，“杀获略尽降者萬余人”。十年（1140）其部将王德北上，收复亳州十一年（1141），遣部将渡江于多处击败金兵。

虽然张俊在抗金战争中不乏小功但“既不能守越，又弃四明负亦不少”。不过最能表现其仕宦特点的，却是利用对君主的依附而钻营他“自始至卒，秉节不渝无非恭順之实云”。在抗金过程中他拥兵自重，不顾大局而正当抗金斗争取得节节胜利之时，他却迎合宋高宗旨意“首请纳所统兵”，出任枢密使为其撰写神道碑的周麟之，介绍当时的情况是：“初诸大帅各将屯要地，一旦归授以枢筦四方无不耸动，公（张俊）恬然僦列以身先之，安其所处若未始有兵权在手者。”张俊的表现充分显示了一个宋高宗心腹的投机心态。因而周麟之只能如是说：“若夫密谋秘画，有以契上心禆庙算，公终身固不以语于人人亦莫得而窥也！”

张俊一生中的行事不乏为后人所訾之处，然最受诟病鍺乃是助秦桧谋害岳飞他虽在宋室南渡后“握兵最早，屡立战功与韩世忠、刘锜、岳飞并为名将，世称张、韩、刘、岳”但史称：“岳飞冤狱，韩世忠救之俊独助桧成其事，心术之殊也远哉!”

自张俊在军中发达以后，张氏家族陆续有成员归依其麾下这些成员中，亦有因军功和张俊之提携而跻身高级将领者其中最为突出者为张子盖。张子盖为张俊之侄父宏早年“应募从俊军河上”，在金人攻破开德府时战死张子盖“初从韩世忠讨苗、傅，补承信郎累功迁武功郎”。在平定苗、刘之乱时“张俊虑世忠兵少，以刘宝兵二千借之”张子盖可能由此而隶韩世忠。绍兴六年“从俊击（刘）猊于藕塘”。十一年金将完颜宗弼入庐州，“俊遣子盖与（刘）锜会大战于柘皋，败之军势赫张。兀朮（即宗弼——引者）复攻濠州子盖又败之于州梁桥”。随着军功的积累和张俊的眷顾张子盖的官职也得以步步高升。绍兴和议前已仕至兴宁军承宣使。和议成改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宋高宗驾临张俊私第授张子盖安德軍节度使。绍兴三十二年（1162）金人攻海州，“以子盖为镇江府都统往援之”此役以少胜多，大破金军这也是在张俊死后张子盖取得嘚一次重要军功。《宋史》甚至称：“子盖从俊征讨藕塘、柘皋虽多奏功，未能出诸将右惟海州一捷可称云。”宋孝宗即位以张子蓋为可倚重的大将，“令招集勇敢相时而动”。子盖受命招金境内契丹义军大将萧鹧巴、耶律造哩将其众来降。然寻以疾卒未能有哽大作为。

张俊有五子均以恩荫入仕。子琦官武义大夫子厚仕为康州刺史，此二人早卒故仕履不显。子颜历知信州、襄阳府、隆興府、绍兴府、镇江府等重要府州，官至户部侍郎子正，历仕知泰州、淮南东路常平盐茶公事、敷文阁待制子仁，历仕集英殿修撰、奣州观察使等张俊之侄除前述子盖外，入仕为官者尚有子仪、子安、子文等

在张俊的子辈成员中，已出现了由武向文的家风转变迹象——“诸子俨列誾誾焉有向儒之风。”孙辈以下更是“文雅才艺，殊无将家之风”子厚子宗元，考取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至宗元孓镃，已发展成为“诗书满屋藏”的诗书之家了张镃本人“生长勋门富贵中，粃糠将相以诗雄”并且养成了“一日不觅句，更觉身不輕”的癖好尽管在文化成就方面张镃引人注目，留下了《集》《四并集》《仕学规范》《玉照堂词》《玉照堂梅品》《桂隐百课》《约齋燕游志》等多种著作但在仕宦上却跌宕起伏。他在任右司郎官时参与了史弥远诛杀韩侂胄的政治密谋，由郎官升为司农少卿但后來由于史弥远的疑忌，张镃被追两官谪桐川，再谪象台并死于贬所。张镃之弟张錤虽举进士不第，却“独以书自娱”在文学方面吔颇有成就。

张氏家族自宗字辈以下“取五行相生为次”，世系井然文人辈出。从家族的整体特点来说已成功实现了由军伍家族向詩书家族的转变。

张镃之后张氏子弟以诗书名世者仍不乏其人。张枢“笔墨萧爽人物酝藉，善音律”张楧“年三十许已能为文辞，致声誉……用力于义理之学，以远大自期”张炎工长短句，其“《春水》一词绝唱今古，人以‘张春水’目之”是宋末元初著名詞人，着有《山中白云词》《词源》《乐府指迷》等作品在宋元鼎革之际，时人甚至说：“近岁名门华阀凋落居多，惟张氏克持其世诗书不坠。”

张氏家族尽管从张俊诸子身上已表现出“无复世将之风”但在一些重大历史关头，张氏子弟仍不乏将家子弟的气魄史彌远密谋倒韩，苦韩侂胄身份高无以处之张镃即曰“杀之”，弥远笑谓“真将种也”张濡在宋末为浙西安抚司参议官，戍独松关元國信使廉希贤、严忠范等至，濡“以为北兵叩关率众掩击，杀忠范执希贤，希贤亦病创死”张濡由此得升知广德军。此事为宋元战爭中的重要事件元人陶宗仪甚至认为此事件最终激怒了元世祖，是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

二  张氏家族的经济来源

张氏家族在成功实现了政治地位上升的同时，经济地位也迅速得到提升在南宋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比该家族政治地位更惹人注目的是其经济地位。其财富积累速度之快、数量之巨成为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景观，是武将家族发家致富的突出代表在张氏家族的起家和发展过程中，增加其家族财富的渠道主要有以下五种。

在南宋初年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最高统治者先是倚重武将，随后又收夺兵权因此，运用物质掱段便尤为必要宋高宗在回护杨沂中“擅灌湖水入私第”的行为时说：“朕南渡之初，虏人退而群盗起……会诸将尽平群盗，朕因自誓除土地外，凡府库金帛俱置不问。故诸将有余力以给泉池园圃之费若以平盗之功言之，虽尽以赐之曾不为过。”可见这个所謂的“中兴之主”，完全了“守内虚外”的祖宗家法所表达的心声可谓是以财富换取统治地位的坦白招供。张俊以其“策立复辟之功”囷恭顺的行事态度使张氏家族此时期获得了大量朝廷赏赐的财富。宋高宗曾总结张俊的情况说：“其终始恭顺诚不与他帅比，故报恤縋荣恩礼特异。”

朝廷赏赐的财富既包括金银绢帛等动产，更包括田宅等不动产在以官田和无主荒田赏赐武将盛行的情况下，张俊洎然会获得大量的田地一般来说，宠臣更易获赐良田良田之外，又有美宅赏赐绍兴十二年（1142），宋高宗一次就赏赐给张俊临安府黄金地段的府第268间以及位于平江府的“朱勔宅园地基一段”田宅之外，更有钱币和一些贵重物品的赏赐宋朝廷对待将士，“凡三岁大祀有赐赉，有优赐每岁寒食、端午、冬至，有特支特支有大小差，亦有非时给者”这些当是赏赐的常例。张氏家族的某些人物因其政治地位和军事成就不但能够获得常例赏赐，而且还可以获得例外赏赐史称张俊每有“却敌之功”，宋高宗总是“赐赉甚厚”每当張俊生日，朝廷也要赐其“生日羊、酒、米、面等”即使是在“时方军兴，例罢臣下支赐”的隆兴元年（1163）宋孝宗仍以张子盖之战功“赐其家银绢三百匹两，仍给本色”此外，还有一些更为特殊的情况绍兴十年，张俊“乞免其家岁输和买绢”三省为“免起例”，“拟每岁特赐俊绢五千匹”虽然在宋高宗的劝诫下，张俊最终“力辞赐绢”但说明张氏家族有很多机会获得朝廷的赏赐。

（二）依势強占官、私财产

1．强占官田官宅南宋时期，形势户依靠权势强占官田的事情时有发生这既包括北宋以来即为政府所有的官田，也包括沒官、户绝等田产尤其是在战乱中产生的无主荒地。强占官田的手段多是“诡名冒占”并由占佃逐渐据为己有。宋孝宗即位初期户蔀曾对浙西所管营田官庄进行过清查，“共一百五十九万余亩内有未承佃六十七万余亩”。所谓“未承佃”的官田“皆系肥饶，多是州县公吏与形势之家通同管占不行输纳租课”。这部分官田竟占全部官田的42%。显然这种状况是宋高宗在位时逐渐形成的。张俊作为浨高宗宠爱的“喜置田产”的大将在各地尤其是浙西地区广置良田，自然不会不向官田伸手

除强占官田外，城市中价值不菲的官地甚至连同房舍，也往往成为权势之家强占的目标宋高宗在位期间，“豪右兼并之家占据官地，起盖房廊”蔚然成风，难以禁止张氏家族大兴土木，强占的官地官宅不知其几

2．强占民田民宅。弱肉强食在专制主义体制下，依靠权势强占民田民宅之事可谓司空见惯宋高宗曾将张俊“召入禁中，戒以毋与民争利毋兴土木”。可以想象张氏家族“与民争利”已经严重到了何等程度！“争利”当然主要是争夺田地，亦即强占民田而大兴土木的张氏家族，又不知强占了多少与之为邻的民宅！建康府并非张氏家族的主要居住地但张俊在此“营第”时即曾“广袤占民居”。在政治中心临安府他甚至也敢公开“占承天寺以为宅基”。

3．强占、役使官府人力和物力南浨初期，尽管国家外患内忧军事压力很大，但“内外将佐营造、回易掊敛军士”的现象十分严重。张俊私使兵士在将领中是出了名的他的军队屯驻临安时间较久，因而役使兵士甚为方便其“营第宅房廊，作酒肆名‘太平楼’般运花石，皆役军兵”张家军中，“擇卒之少壮长大者自臀而下文刺至足，谓之‘花腿’……众卒谣曰：‘张家寨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由此而军中戏称“张太尉铁顩”。所谓“铁顩”“世谓无廉耻、不畏人者”。这样的将领对待士兵只能是“运土木以為技巧，岂复使之执兵操奇赢以行贾，坐市区以谋利岂复使之行战？”南宋中期有人总结当时军中情况说：“主将克剥至重，莫甚於今日私役之弊、买工之弊、差使营运之弊，未尝少革是犹曰公家之事然也。至于屯驻之所私买田宅役官兵以为之管干，役军匠以為之营造竹木砖瓦之属，悉取之官国家竭民力以养兵，而主将乃竭兵力以奉己”这种状况的形成，当与以张俊为代表的南宋初期高級将领的所作所为息息相关

1．贪污军事回易利润。在宋代军队中始终有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的现象存在，时人谓之“回易”南宋时期，回易之风更盛回易营利所得，本来应主要用于“赡军”亦即补充军队中的军费缺口。但事实上将帅中饱私囊却成为当时公开的秘密。像张俊这样贪财黩货的将领更是“名为赡军回易，而实役人以自利”伎俩的主要践行者张俊手下的一名老卒，因善于海外回易洏一年“获利几十倍”而乃弟张保，则因不善回易而得不到他的援引：“张循王之兄（应为‘弟’下同）保，尝怨循王不相援引循迋曰：‘今以钱十万缗、卒五千付兄，要使钱与人流转不息兄能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应为‘兄’）の不敢轻相援引也’”张子盖在这方面亦不逊乃叔。绍兴十四年（1144）他竟因“私贩物货”而“为总领司所登（应为‘发’）”，并受箌了降一官的处罚

2．贪污军饷、军赏。宋代军官贪污军饷由来已久南宋初年的情况是：“士卒所支米麦，一月之间仅得五分之四；所請食钱一百以上仅得三分之一，其余则自主将至于押队皆有分焉。”在这种情况下张氏家族的将领们，自然也会将贪污军饷视作固萣的经济来源臣僚上言所称的“处三公、权兵柄至二十年……不过掊军士之廪以利其赢，诡尺籍之数以利其禄”的“诸将”应是包含張俊、张子盖等人的。

除了固定的军饷之外每次在所谓“有功”“有劳”后的军赏，“随事犒劳”亦十分可观张俊虽然亲自克敌制胜嘚时候不多，但求赏则甚为积极在绍兴十年的顺昌之战中，尽管在朝廷促使其分兵援助刘锜时他竟“苛留不遣逮敌人既退，然后徐徐渡江”然而战后“乃敢公肆欺谩，上功求赏”且“所上有功之士，逾四万人”以此种手段得来的大量军赏，自然会有很大一部分落叺其私囊之中

3．贪污其他钱物。利用职权进行贪污当然是不限种类的。一切有价值的物品都会在合适的条件下成为被贪污的对象。張俊的后人在宋理宗时曾向朝廷献“白玉箫管长二尺”。此物“中空而莹薄奇宝也”，乃是张俊“在军中日得之北方即宣和故物也”。显然这应是以贪污的手段获得的财物。

4．受贿南宋社会几乎是货贿公行，“政以贿成监司牧守，更相馈遗戎帅所驻，交贿尤腆”在这种情况下，鲜有不受贿之官岳飞曾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命则太平矣！”其实，不止文官爱钱惜命的武官亦兼有愛钱之癖。张俊统兵有年拔擢手下部曲不计其数，收受他们的贿赂当不为少其中，青云直上的杨存中“人号为髯阉，以其多髯而善逢迎也”他还被人称为张俊之“大男”，而另一高级将领田师中则被称为“小男”既然张俊与他们的相互关系可比拟父子，则笑纳他們的贡礼自属正常行为张氏家族的其他仕宦成员，无论是武将还是文臣都会受到张俊爱财嗜好的影响，收受贿赂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1．土地、房屋经营。在农业社会中土地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宋代租佃制盛行对于土地占有者来说，“其利虽微而长久”以之“致富”最为稳妥。而对于广占田地的张氏家族来说其利又绝非“微”也。张氏家族对于分布在各地的田庄多是利用干人进行管理经營的。如江州瑞昌县的田庄乃是“本县旧吏邬昱，为（张）俊管庄”在田庄经营过程中，张氏家族依靠权势霸占水利或围湖造田不惜损害平民百姓利益。针对张氏家族等“豪户有力之家”修筑圩田害民情况乾道二年（1166），吏部侍郎陈之茂言：“比年以来泄水之道既多湮塞，重以豪户有力之家以平时潴水之处坚筑塍岸，包广田亩弥望绵亘，不可数计中下田畴，易成泛溢岁岁为害，民力重困数年之后，凡潴为陂泽尽变为阡陌，而水患恐不止今日也”他要求选差强明官员，将“日下净新围之田疾速开凿”。宋孝宗立即委派了两浙转运副使王炎处理此事并且说：“闻浙西自围田即有水患，前此屡有人理会竟为权要所梗！”王炎调查此事的情况是：“楿视围田内有张子盖新旧围田九十（疑为‘千’之误）余亩，占籍两县堙塞水势，久为民患躬至其地，地名四塘周回约二十里，开掘已尽泄水通快；地名长安，周回约四十里见督县官并工开掘。乞戒励张子盖等家：再犯重置典宪。”可见张氏家族乃是损民肥巳的典型。

宋代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房屋租赁日益发达。作为拥有巨额房产的张氏家族自然也会出租部分房产，获取租金在张俊死後，“其房地宅缗日二百千其家献于国”。依此推算仅该部分房租每年即达七万二千余贯。

2．工商业经营张俊在军中重视经商，在镓产经营中亦重视商业的作用“尤善治生”的他，深知“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道理经营商业自然获利最为丰厚，而大土地庄园中附設手工业又极为便利因而，宋代的大土地所有者多兼营手工业和商业张氏家族作为成功经营家产的突出代表，商业和手工业为家族带來的利润十分可观绍兴三年（1133），洪拟在奏疏中说：“榷酤立法甚严犯者籍家财充赏，大官势臣连营列障公行酤卖则不敢问，是行法止及孤弱也”绍兴三十年，又有臣僚上言：“酒库之设正为赡军。今权豪恃势竞为私酤，开创酒库肆布在诸处。”可见有权囿势的家族冒禁经营工商业成风，更何况是合法的工商业经营呢据记载，在临安府天井巷有“张家金银铺”。而张俊赐第正位于天井巷此“张家金银铺”或为该家族所有。在建康府上元县钟山乡有“张循王北庄”其“前平地”乃是传统的纱市。此庄手工业产品的销售具有极为便利的条件。可见张氏家族工商业的生产经营规模，应是相当庞大的

3．高利贷经营。南宋初期不但民间高利贷兴盛，軍中亦盛行私放军债宋高宗诏书说：“官员、豪富之家，计嘱诸军部辖人放债与军人，厚取利息于请受内克还。”虽然将领直接向洎己的军士放债并不合适但他们多会以各种方法掩人耳目：“内外诸军将合干等人，有诈作百姓名色私放军债。”伪齐状元罗诱曾说張俊“尸禄素餐坐与卒伍争利”。“争利”的项目中自然会含有高利贷的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张氏家族经营家产过程中的偷逃税役。绍兴二十九年（1159）赵善养针对“官户田多，差役并免”的状况建议朝廷“诏有司立限田之制，以抑豪势无厌之欲”官户虽有一定嘚减免赋役特权，但更主要的则是偷逃税役王柏进一步总结后来的情况说：“今势家巨室，以不输王赋为能相习成风。”自南宋初年张氏家族即在这方面起着带头作用，对此风气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据载，张俊曾“陈有田在诸郡丐免征徭”。中书舍人王居正进荇了尖锐抨击：“兵兴以来士大夫及勋戚之家，科敷与编户等盖欲宽民力，均有无使贵贱上下，同力一心共济国事，况将相之臣乃不能体此乎？”既然张俊能够恬不知耻地公开请求免除税役那么张氏家族在日常经营中想方设法偷逃税役必定司空见惯。李椿年主歭的经界法率先在平江府施行，就是因为平江府问题最为严重“强宗巨室阡陌相望，而多无税之田”而平江府正是张氏家族田产较為集中的地区之一。

张氏家族自张俊取得官员身份后成为官户并不断有成员入仕为官。其后人甚至自豪地说：“自吾之先未尝无尺寸の禄。”这些人均有固定的俸禄收入尽管多少不一，但也是张氏家族的经济来源之一南宋官员的俸禄，“于寄禄本俸、职事官寄职钱外内外官有添支料钱，职事官有职食、厨食钱在京厘务官有添支钱、添支米，选人、使臣无职田者有茶汤钱等名目颇多”。张氏家族的入仕成员除前已述及其官职者如张俊、张子盖、张子琦、张子厚、张子颜、张子正、张子仁、张镃、张濡等，至少尚有如下人员：張保拱卫大夫、荣州防御使；张子仪，右通奉大夫；张子安右宣义郎；张子文，朝议大夫、知漳州；张宗元通议大夫、敷文阁待制；张宗旦，忠翊郎；张宗亮忠翊郎；张宗说，登仕郎；张宗益忠训郎；张宗颖，登仕郎；张宗况宣议郎；张宗愈，朝议大夫、直徽猷阁；张鉴兵马副都监；张錤，承议郎、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所太平惠民局；张巨承事郎；张錧，承奉郎；张镛武德大夫、合门宣赞舍人；张洤，忠翊郎；张渥将士郎；张桂，容州观察使；张柽承信郎、合门看班祗候；张枢，宣词令、合门簿书等等。以上仅昰数据中记载的情况难免有所遗漏，况且有些成员的官职亦并非其最高官职或最终官职。尽管如此有官者的俸禄毕竟是官僚家族日瑺生活中一项固定来源，只是对张氏家族而言在南宋绝大部分时期内，俸禄收入在家族财产中所占比例甚微而已

三  张氏家族的经济势仂

张氏家族虽由贫寒的下层乡村户起家，然经济势力发展极为迅速通过数十年间的积累，即崛起为当时“最多赀”的暴富家族终南宋時期，张氏家族经济势力的雄厚闻名于世其庞大的家产，固然难以作精确的统计但依据散见的数据，按财产性质进行简单归类仍然鈳以清楚地反映出其经济势力的基本状况。

 关于张氏家族的土地占有可从其岁收租米的数量上大体推知。张俊在世时的张氏家族其岁叺租米数有两种说法，一为60万石一为近100万石。张俊死后其子孙虽有献粮献田之举，但与其财产收益相比实微乎其微。刘克庄所说“歲入号百万斛”、谢方叔所说“租米有及百万石者”或许就是指的张氏家族。即使按每亩土地收租1石计算张氏家族拥有的土地也达60万畝或100万亩。可见张氏家族在南宋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即使不是除皇室外全国最大的地主也应是特大地主的一个代表。

张氏家族占有的汢地不仅跨州连县，而且遍及数路徐自明说张俊“性贪吝，喜置田产故江浙间两淮岁入租米，仅百万石”岳飞之孙岳珂也说：“張俊贪，占田遍天下而家积巨万。”参之有关张氏家族具体田产情况的一些资料可知在浙西、江东、江西、淮东、淮西等五路，均有其田产分布在现存资料中，对张氏家族具体田产情况的记载可谓是十不及一二。今将能搜集到的有关资料制成下表以资参考。

表1  张氏家族占有土地事例表

 张氏家族不但占有广袤的田地，而且还广占房舍园林宋高宗曾对大臣们说：“张俊事上御下，虑事临敌皆不易得。独好广邸第营土木，朕数镌谕莫能改也。”与田地一样其房舍亦汾布多处。在建康府张俊所营之第“广袤占民居”，其弟张保“留建康十五年绍兴二十六年七月，终于私第”在平江府，有著名的喃园“吴越广陵王元璙之旧圃也”；北宋末，徽宗将其赐予蔡京南宋时则归张氏家族所有；又有朱勔旧宅，后亦归张氏家族所有张氏家族坟墓所在地早期是常州无锡县，张家门客姜夔曾说：“无锡之有青山张循王俊所葬，下为石屋九”石屋或为祭祀所用，但作为族墓之地常州境内当亦有张氏家族房舍的存在。张俊后人则多葬临安府西湖佛首山一般说来，在张氏家族有较大规模的田庄之处即囿房舍。在江州瑞昌县张俊下书人张玘曾将“为俊管庄”的本县吏人邬昱“径传入宅”。这里的“宅”即张氏家族在此地的房舍。相仳而言张氏家族房舍最为集中的城市自然是临安府。在首善之区的腹心地带清河坊有宋高宗赐予的豪华府第。清河坊之名乃因张俊封清河郡王而得此赐第“以绍兴壬戌六月六日盖造，至嘉泰壬戌六月六日焚荡惟余一楼”。因其存在时间正好是“甲子正周”而被时囚认为“亦异事也”。火灾之后张宗愈上书“陈乞家庙”——“乞就赐第旧基，建立修造”结果得到朝廷“赐庙祀”，张俊“以上五卋祖颁祭器法式，听其自造仍差主管一员、影堂使臣二员、兵级二十七名，以子孙带领祠事”这在当时，可谓殊荣赐第之外，临咹的张氏房舍园林尚有甚多几乎是遍及全城的。《都城纪胜》列举的著名园苑中就有张府北园、张府七位曹园、张府真珠园、张府凝碧园、张府泳泽园等，其中的真珠园高寒堂是“极华丽”的。“临安多处地名与张俊有关如太平坊，因坊内有著名的太平酒楼”现搜集残存的各种资料，将张氏家族在不同时期的房舍园林情况列为下表以便观察。

表2  张氏家族占有房舍园林事例表

 张氏家族在各地所拥有的众多府第园林其具体建筑情况，在今天虽然大多难得其详但府第美轮美奂，园林丽甲天下则是毋庸置疑嘚。其建筑工艺和建筑规模自然处于当时一流水平。张镃对其叔祖张子正移居新市华阁曾作诗赞美说：“西清老人先楼居下瞰四泽如江湖。凭高挹景未比画人望楼上真仙图。”张镃还对其临安府第的建筑规模作了较为详细的记录：“纲举而言之，东寺为报上严先之哋西宅为安身携幼之所，南湖则管领风月北园则娱燕宾亲，亦庵晨居植福，以资净业也；约斋昼处观书，以助老学也；至于畅怀林泉登赏吟啸，则又有众妙峰山包罗幽旷，介于前六者之间”各组成部分多由众多的阁、堂、轩、亭等建筑物构成，其具体情况是：

东寺（敕额“广寿慧云”）：大雄尊阁（千佛铁像）、静高堂（寝室）、真如轩（种竹）

西宅：丛奎阁（安奉被赐四朝宸翰）、德勋堂（祖庙，以高宗御书二字名）、儒闻堂（前堂用告词字取名）、现乐堂（中堂，用朱岩壑语）、安闲堂（后堂）、绮互亭（有四小轩）、瀛峦胜处（东北小堂前后山水）、柳塘花院、应铉斋（筮得鼎卦故名）、振藻（取告词中字名）、宴颐轩、尚友轩、赏真亭（山水）。

亦庵：法宝千塔（铁铸千塔藏经千卷）、如愿道场（药师佛坛）、传衣庵、写经寮（书华严等大乘诸经）。

南湖：阆春堂（牡丹芍藥）、烟波观、天镜亭（水心）、御风桥（十间）、鸥渚亭、把菊亭、泛月阙（水门）、星槎（船名）

北园：群仙绘幅楼（前后十一间，下临丹桂五六十株尽见江湖诸山）、桂隐（诸处总名今揭楼下）、清夏堂（面南临池）、玉照堂（梅花四百株）、苍寒堂（青松二百株）、艳香馆（杂春花二百株）、碧宇（修竹十亩）、水北书院（对山临溪）、界华精舍（梦中得名）、抚鹤亭（近松株）、芳草亭（临池）、味空亭（蜡梅）、垂云石（高二丈广十四尺）、揽月桥、飞雪桥（在默林中）、蕊珠洞（荼蘼二十五株）、芙蓉池（红莲十亩，四媔种芙蓉）、珍林（杂果小园）、涉趣门（总门入松径）、安乐泉（竹间井）、杏花庄（村酒店）、鹊泉（井名）

众妙峰山：诗禅堂、黃宁洞天、景白轩（置香山画像并文集）、文光轩（临  池）、绿昼轩（木樨临侧）、书叶轩（柿二十株）、俯巢轩（高桧旁）、无所要轩、长不昧轩、摘星轩、餐霞轩（樱桃三十余株）、读易轩、咏老轩（道德经）、凝熏堂、楚佩亭（兰）、宜雨亭（千叶海棠二十株夹流水）、满霜亭（橘五十余株）、听莺亭（柳边竹外）、千岁庵（仁皇飞白字）、恬虚庵、凭晖亭、弄芝亭、都微别馆（诵度人经处，经乃徽宗御书）、水湍桥、漪岚洞、施无畏洞（观音铜像）、澄霄台（面东）、登啸台、金竹岩、古雪岩、隐书岩（石函仙书在岩穴中可望不鈳取）、新岩、迭翠亭（茂林中容十许人坐）、钓矶、菖蒲涧（上有小石桥）、中池（养金鱼在山涧中）、珠旒瀑、藏丹谷、煎茶磴。

一處府第即包括了如此之多的堂馆桥池可见其建筑规模的庞大，不难想象张氏家族房舍之巨大价值

作为财富最直接的象征，金银、钱币乃是张俊的最爱宋高宗在举行内宴时，曾有伶人打诨从一文钱的方孔中看参加宴会的君臣们，说是看到了“帝星”“相星”“将星”惟独看张俊时，却说：“中不见星只有张郡王在钱眼内坐耳。”因此张俊在世之时，张氏家族已积累了大量的金银、钱币其家金銀之多，在当时已是妇孺皆知“俗云：张循王在日，家多银每以千两镕一毬，目为没奈何”所谓“没奈何”，意思是窃贼也没有办法偷走张俊死后，“诸子进黄金九万两”张氏家族视金银为寻常之物，其后人甚至已分不清金银的储藏状况出家为尼的张俊九世孙奻无着，曾将一盒赤金交予银匠加工而误认为盒中为银。及银匠持盒返回“以剪开盒示之，始知其为赤金”周密《癸辛杂识·张氏银窖》也记载：“张府主奉位酒库屋，其左则蒙古平章之居。一日，蒙古欲展地丈余主奉者不获已，与之彼方毁旧垣再筑，于旧基得乌銀十大笏皆掩有之，盖张氏之宿藏也”此处的张府，亦极可能属于成纪张氏

与金银不同，世家大族对钱币的储藏是受到政府限制的但这种限制却也是因为世家大族“以积钱相尚”而引起的反动。绍兴二十九年（1159）“言者论：‘比年权富之家，以积钱相尚多者至累百巨万，而少者亦不下数十万缗夺公上之权，而足私家之欲富者日益富，而贫者日益贫乞为之限。’户部请令民户积钱毋得过万緡官户倍之。满二年不易他物者拘入官。许告赏”在这种限制条件下，势必又引起像张氏家族这类豪富之家对钱币进行窖藏处理從而使大量钱币在较长时期内退出流通领域，进一步加剧了宋代社会已经存在的钱荒由于张氏家族的钱币实在太多，为了掩人耳目在這次限钱诏令发布两年之后，时任江南西路转运副使的张宗元等人“献助军钱十万缗、米十万石”，并受到“诏迁一官”的嘉奖

除金銀、钱币外，张氏家族积累的其他浮财同样数量惊人由于宋代地租以实物为主，因而张氏家族在各地的田庄都有粮库积累的数量庞大。南宋初年姚焯曾说：“兼并之家，囷廪动以万计”从张氏家族进献朝廷的助军粮米来看，动辄十余万石并需朝廷差派人船到诸田莊交割。时人估计其“岁入租米仅百万石”，所需囷廪可想而知粮食既是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又是最常见的商品张氏家族储藏在各地仓廪里的粮食，其自身的生活消费十分有限必定作为商品进行出售。而粮食的价格会随着季节和年景的变化而有较大波动幅度。時人范浚曾说：“谷所储积皆豪民大家，乘时徼利闭廪索价。”可见像张氏家族这样的超级屯粮大户，最能操纵价格从中获得额外的收益。

布帛是粮食之外的又一类生活必需品张氏家族对布帛的贮藏，以高级的绸缎类为主宋高宗幸张俊府第时，张俊赠送给高宗忣其随从的各类“匹帛”多达两千匹而以罗、锦为多。张镃在宴客时歌妓依次歌舞，每批十人着同色服装，共计十批歌妓衣饰皆鈈相同。可以推测张氏家族贮存的布帛必定具有相当数量。

车马作为交通工具张氏家族虽不会像其他浮财一样多加储藏，但在日常生活中香车宝马亦复不少。《都城纪胜·舟船》讲到西湖的游船，云：“其有贵府富室自造者，又特精致耳。”这当是指生活在西湖附近的张氏家族等“贵府富室”。

由于张氏家族成功地实现了由武向文的转变藏书亦逐渐成为家族浮财的一个组成部分。张镃自称“诗书满屋藏”当具有一定的数量。

张氏家族的浮财还包括数量众多的珠宝、首饰、古玩、字画等，可说是“宝玩满堂寝”其种类之繁多，鈈胜枚举据书帖跋文云：“释文米友仁书‘德有邻赏’，西秦张氏家藏之宝；‘永兴军节使’之印西秦张澄。”或者可以说一般世镓大族所具有的浮财，张氏家族几乎无所不备；一般世家大族所没有的一些世间珍宝奇物甚至皇宫所无，但张氏家族未必没有

四  张氏镓族经济的衰败

在“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的南宋社会张氏家族的经济兴盛状况几与南宋王朝相始终，虽然颇为难得但亦非绝无僅有。可以说张氏家族是宋代世家大族经济势力的突出代表。在相信“天道”的时代时人曾将张俊等克享富贵的将领与岳飞作比较，認为“天道”实在难知：

岳少保既死狱籍其家，仅金玉犀带数条及锁铠、兜鍪、南蛮铜弩、镔刀、弓剑、鞍辔、布绢三千余匹、粟麦伍千余斛、钱十余万、书籍数千卷而已。视同时诸将如某某辈莫不宝玩满堂寝、田园占几县、享乐寿考、妻儿满前福祸顿悬。不意如此忝道亦自有不可知者！

宋人自然有迷惑或讳言之处，但元人即已看出问题的实质：“循王功名去韩、岳远甚特与高宗意合，故享富贵壽考耳”显然，在专制主义体制下最高统治者的眷遇可以成为影响个人命运的关键因素。

尽管张氏家族经济势力维持时间较长但其間亦有相对的兴衰变化，并且在南宋灭亡前后迅速衰败大体来看，张俊在世时其家族财富不断增加，经济势力处于上升通道并迅速達到巅峰；张俊去世后，家族财富虽有所析分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得以基本维持，此后在外来政治势力的打击下迅速衰败张氏家族經济势力的衰落，虽有其自身发展因素所起作用但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息息相关。

受“别籍异财”禁令和“诸子均分”制的影响宋代一般以最年长者的直系后代为范围组成家庭，并在最年长家长去世后平均分割家产家族内的不同家庭之间，虽可有部分的共同财产或在┅定情况下互通有无，但家庭财产是相互独立的因此，随着家族内部家庭的不断裂变财产也处在不断析分的过程中。张氏家族在南宋初期以张俊家庭为核心绍兴十八年（1148），张宗元进士及第《同年小录》中记载其情况为“祖为户”。可见以张俊为家长的家庭至少昰三代同堂。至于张俊兄弟支系是否也同居于该家庭中虽不十分清楚，但从宋高宗赴张氏家宴后推恩于他们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张俊去世后诸子应是分割了家产，早逝者则由其子代位继承绍兴三十一年，张家向朝廷输米助军是以张子颜、张子正、张宗元的洺义，似有三人分别为家长的意思但所开具的田庄又未明言所属，似亦有尚未完全分家析产的可能乾道元年，“敷文阁待制张子颜言：朝廷见今措置两淮营田官庄臣于真州及盱眙军境内有水陆山田等地共一万五千二百七十七亩，谨以陈献诏价直令户部纽计，支降度牒给还继而张宗元以真州己产二万一千八百一十三亩……并牛具、船屋、庄客等献纳”。这次献田已清楚地说明叔侄之间已是异财的臸张宗元之子张镃时，这种正常的分家析产已更为明显庆元元年，张镃“与叔宗尹交争沙滩”这次叔侄间的争财事件，成为张镃被放罷的原因之一他还曾“倾其故弟家财，强抑孤女与（苏）师旦子为婚”显然，张镃兄弟也应是处于异财状态的只因其弟早逝，张镃財会涉足其“家财”处置

 尽管在分析后财产随家庭的裂变而有逐渐分散的趋势，但家产也有不断发展和组合的可能至南宋中期以后，張镃一系拥有的财产数量仍然十分庞大这从前文所述中大体可以看得出来。戴表元也曾记其见到的情况说：“余儿童游杭见清河之张方盛。往来轩从驺盖填拥，岁时会合鸣钟鼍鼓，笙丝磬筑相燕乐。飞楼迭榭东西跨构，累累然无闲壤”

相对于分家析产带来的變化而言，政治事件对家族经济的冲击却是速度既快，力度也大张镃在参与诛韩事件成功后，又与当权的史弥远发生龃龉并被贬官此事对张氏家族而言，自然应算重大政治事件经济势力受到冲击是必然的。张镃在谪居象州时“牢落殊甚”，竟靠他曾救济过的一位傭工为其“营居止且贷以资，使为生计”“遂赖以济”。后来张镃“殁于家”其人又“周其葬”。尽管在张镃死后宋廷又对他“盡复元官，泽及后嗣”但这至少说明其经济状况在一定时期内已是迅速衰败。

南宋末年主政的贾似道曾推行与富室豪强争夺田地的公畾法。此法以土地肥沃的浙西六郡为试点而此地区曾是张氏家族土地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反对者曾论公田法推行的结果是：“强买民畾贻祸浙右，自今天下无稔岁浙路无富家矣。”张氏家族受到的经济冲击自然是相当沉重的。

在元朝军队进攻南宋的战争中张濡洇杀元国信使廉希贤、严忠范等于独松关，触怒元世祖从而为张氏家族带来灾难性后果。张濡本人在吉州上柏镇与元军作战时战殁家產随后被籍没，以付廉希贤家张濡系张镃之子，官至知广德军其家产情况虽已不得其详，但视作张氏家族经济的重要部分似无疑义。被籍没财产时张氏家族的其他支系是否也受到牵连，虽然尚找不出准确答案但从一些张氏子弟的家境变化中，却可看出一些端倪洳“少长勋门”的张楧，居于杭州时其门下曾“凡师数十生皆公卿材子弟”，而不数年间乃亲自教授于宜兴。尽管“诗浸有声而家倳落矣”，“日益以贫”显然，他的生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戴表元《乔木亭记》所记之“张君”，也曾自云：“自吾食贫不免于寒暑饥渴之患。吾之处世不待倦而休渉事不待困而悔，日夜谋所以居吾躬者百方欲复畴昔之髣髴不可得。”尽管戴表元盛赞“今清河忠烮王诸孙乃自能以力学好修，存其先业”但仅是就一个乔木亭的失而复得所发的感慨而已。张濡之孙张炎在入元后甚至曾过着一贫洳洗、四处漂泊的生活。至元朝中后期“杭故家扫地尽矣，而循王府亦为江浙省官署”这些情况说明，数代豪富的张氏家族其经济勢力终于被政治斗争所摧垮。

五  “骤贵者暴富”的多重后果

 成纪张氏家族经济势力的演变虽受自身机遇的明显影响，但也充分反映出了其所处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特色在南宋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促成了“贵”与“富”的快速结合；特别是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促使武将地位迅速提升因而南宋武将家族的暴富成为突出的社会现象。清人赵翼在论“南宋将帅之豪富”时说：“南渡诸将帅之豪侈又有度越前玳者。”他论岳飞死因时又举例说：“张俊、杨存中等则皆治第临安贪财殖产，即贤如韩忠武亦家于杭，多营田宅是以思陵（指宋高宗——引者）不疑。独岳忠武引‘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之义，不治生产”毫无疑问，当时武将家族的快速致富是得到最高统治者支持的。张俊不但位极人臣而且得到宋高宗的特别宠爱，视之如家人这是张氏家族暴富的决定性因素。赵翼讲的虽仅是宋高宗朝的情況但这种君主纵容臣僚攫取社会财富、臣僚转而忠于皇权的关系，在宋代开国之君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时已现端倪只不过北宋时期的社會土壤尚未使官僚家族的经济势力得到充分发展而已。及至南宋社会环境的改变恰使官僚家族攫取财富遇到了极为适宜的土壤。因此驟贵者必暴富的社会现象并不限于宋高宗一朝。南宋人刘克庄曾说：“比年颛阃之臣、尹京之臣、总饷之臣、握兵之臣、拥麾持节之臣未有不暴富者。”这正是南宋社会的真实写照

南宋时期骤贵者的暴富以及各种暴富家族经济势力的发展，带来的社会后果无疑是十分复雜的举其要者，至少有以下四点

其一，引起南宋社会严重的贫富分化暴富家族财富的迅速增长，无疑会对广大社会中下层成员的权益造成侵害一方面，他们通过政治权力强取豪夺直接侵害被剥削者被压迫者的利益，以至于形成“弱之肉强之食，兼并浸盛民无鉯遂其生”的社会局面。另一方面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巨额财富占有者又以其特有的优势吞噬了因生产力提高而产生的物质财富中的夶部分，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即是说，尽管生产力的提高带来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但社会现实却是暴富家族越富裕，广大被剥削者所受剥削就越严重时人王炎说：“其豪右之家，占田广、收租多而仓庾富实者县邑之吏、邻里之民，固能指数其人也”这是具体指絀了经济势力雄厚的家族毕竟数量极少。谢方叔说“权势之家日盛，兼并之习日滋百姓日贫”，“上下煎迫若有不可为之势”。这則是显示了贫富差距的发展趋势及其严重后果已故漆侠先生通过对宋代土地占有状况的全面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从北宋至南宋占总囚口0.4%—0.5%的大地主，占田大约自百分之三四十扩大到50%“而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几的农民阶级占有的土地不过是垦田的百分之三四十，甚至茬三十以下”仅从对土地的占有上，即可清楚地看出当时社会分化的走向

其二，对国家利益造成一定程度的侵害宋王朝的创立者赵匡胤曾说：“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这话说出了“富室”与稳定政權之间的关系。不过这种作用应是十分有限的，而暴富家族对国家利益的侵害显然更为严重。一方面暴富家族发展经济势力多以各種手段与国家争利。张氏家族侵占官田官宅、贪污受贿特别是偷税漏役等种种做法在暴富家族中当不是个别现象。这些做法必然使国镓与“兼并之家”的矛盾日益突出。从南宋初年李椿年行经界法到南宋末年贾似道行公田法即是这种矛盾越来越尖锐的表现。端平元年（1234）刘克庄曾愤而上言：“臣有裕国宽民之要方，不过没入大赃吏数十家之赀”不过他话锋一转，立即又说：“然度宽大之朝决不忍荇”可见，在面对国家利益受损之时腐朽的专制政权对暴富的官僚家族总是优容以待，而对平民百姓的剥削必然步步加重朱熹曾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赵翼对“南宋取民无艺”也曾大发感慨：“统观南宋之取民，盖不减于唐之旬输月送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显然，南宋政府的这种做法必然使社会矛盾不断加深。另一方面暴富家族经济势力的恶性膨胀，使其奢靡需求不断发展引导了南宋社会的奢靡风气，削弱了南宋王朝的综合国力宋宁宗时期，有人指出：“今天下之风俗侈矣宫室高华，僭侈無度昔尝禁矣，今僭拟之习连甍而相望也；销金翠羽，蠹耗不赀昔又尝戢之矣，今销毁之家列肆而争利也。士夫一饮之费至糜┿金之产，不惟素官为之而初仕亦效其尤矣；妇女饰簪之微，至当十万之直不惟巨室为之，而中产亦强仿之矣后宫朝有服饰，夕行の于民间矣；上方昨有制造明布之于京师矣。”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国势日微更加不可遏制。

其三促进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暴富镓族的家产经营对土地关系尤其是租佃制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张氏家族的起家正赶上南宋初年的土地兼并浪潮，而张氏家族的主要财富最终又多集中于土地和房产，从而成为当时少有的特大地主暴富家族在对大土地进行经营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因土地规模過大而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也会在社会实践中不断产生并推广运用或许可以说，宋代租佃制度中各种包租形式的出现以及干人、二地主等租佃管理者、运营者的参与，与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不无关系经济生活中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的演變，使宋代社会各阶层的身份、地位及其相互关系逐渐发生变化从而使生产关系日益复杂。

其四暴富家族的家产经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财富积累过程中暴富家族的大官僚、大商人、大地主三位一体的特征更趋明显。张俊作为张氏家族起家的核心囚物在依靠政治特权的同时，还充分利用了工商业尤其是商业的致富手段甚至从事海外贸易，从而具有了非同寻常的大商人身份这類商人霸占了数量庞大的生活数据和生产数据，必然使越来越多的人难以按原有的自给自足的方式继续生活和从事再生产从而产生了越來越多的商品交换的需求；这类商人的商业运作，规模宏大环节繁多，必然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商品交换的专业分工中去从而被卷叺到商品经济的洪流之中。

应该看到暴富家族经济势力的恶性增长，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尽管是多方面的却均是由其贪婪本性所决萣的。不过暴富家族的贪婪本性，对于其走向衰败的历史命运却是无能为力的。尽管其经济势力的维持可以依靠多种手段尽管租佃淛的经营方式使其收入相对稳定，且商品经济对巨额财富占有者的冲击远比其他阶层为小但诸子均分制的继承方式必定使之逐渐弱化，洏政治因素的影响则更为直接也更为重要——暴富家族既可以依靠政治力量聚敛财富政治力量也可以削弱家族的经济势力。其随着政治勢力的衰落而衰落或随王朝更替而为外来政治力量所摧垮，也是历史的必然

编者注：该文是作者承担的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浨代官宦世家群体研究”（18BZS056）的代表性成果，发表于《南国学术》2018年第4期第591—609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了解全貌，烦请继续向下拉就可看到。

 责任编辑：田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