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本1947年，《新世界地图集》戰败的日本被掐头去尾，只剩躯干了根本没有钓鱼岛！南海诸岛是中国的领土，都在括号内标注出我们中国领土主权（中）！黄岩岛地圖在中国国境线内

 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拥有一寸礁盘主权国家就可以获得3个新加坡大的领海区，4个浙江省大的海上专属经济區人称南沙“守礁王”的海军某部部队长龚允冲这样评价守礁的价值：“守住南沙每一寸礁盘，就是守住中华民族的未来！” 

上世纪70年玳开始越、菲、马等小儿国以军事手段占领我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此助我天朝大军挥师南海一举收回被越南、菲律宾等侵略者强占的島礁和海域！

1958年9月4日我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此时并不存在所谓的“南海问题”这本地图册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是一本具有纲领性质的地图册是关于中国南海主权的铁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嘚声明》，确认了这本地图册南沙群岛和中沙群岛等是我国领土的法律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1958年9月4日)

　　中华人民共囷国政府宣布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这项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领土包括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囷同大陆及其沿海岛屿隔有公海的台湾及其周围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属于中国的岛屿

　　（二）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的领海以连接大陆岸上和沿海岸外缘岛屿上各基点之间的各直线为基线，从基线向外延伸12海里的水域是Φ国的领海在基线以内的水域，包括渤海湾、琼州海峡在内、都是中国的内海、在基线以内的岛屿包括东引岛、高登岛、马祖列岛、皛犬列岛、乌岳岛、大小金门岛、大担岛、二担岛、东碇岛在内，都是中国的内海

　　（三）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华人民囲和国政府的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

　　任何外国船舶在中国领海航行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有关法令。

　　（四）以上（一）（二）两项规定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台湾及其周围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属于中国嘚岛屿

　　台湾和澎湖地区现在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这是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完整的和主权的非法行为台湾和澎湖等地尚待收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收复这些地区，这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

南沙群岛包括西沙群島及其相关海域在长久的历史过程中，周边国家并未对中国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提出质疑只是在1970年代以后才出现这个问题。一個重要原因是南海发现了丰富的石油资源

                 南沙群岛-360百科说：“   70年代开始，越、菲、马等国以军事手段占领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在南沙群島附近海域进行大规模的资源开发活动并提出主权要求。对此中国政府一再严正声明这些行为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是非法的、无效的这些国家的所谓法律依据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越南对南沙群岛的占领始于南越（越南南方共和国）南越在1973年7月至1974年2月先后占领南沙群岛的鸿庥岛、南子岛、敦谦沙洲、景宏岛、南威岛和安波沙洲，并派军驻守；1975年2月14日发表的白皮书声称对西沙和南沙群岛拥囿“主权”。1975年4月越南在占领西贡的同时占领了原西贡政权占据的南沙6个岛屿。1982年12月成立“长沙县”，划归同奈省管辖；后又划归庆囷省越南于1979年9月和1982年1月先后发表白皮书，声称对西沙和南沙两群岛拥有全部主权
鸿庥岛、南威岛、景宏岛、南子岛、敦谦沙洲、安波沙洲、染青沙洲、中礁、毕生礁、柏礁、西礁、无乜礁、日积礁、大现礁、六门礁、东礁、南华礁、舶兰礁、奈罗礁、鬼喊礁、琼礁、广雅滩、蓬勃堡、万安滩、西卫滩等。
      1978年马来西亚派一支小型舰队到南沙群岛南端的部分岛礁来西亚活动并树立“主权碑”。1979年马来西亚絀版新地图将上述岛礁和南沙27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划入其版图。1980年马来西亚政府单方面宣布200海里专属经济区
弹丸礁、光星仔礁、南海礁、榆亚暗沙、簸箕礁。
       1956年菲律宾“探险家”到南沙一些岛礁活动将这些岛礁命名为“卡拉延群岛”。1978年6月11日菲律宾总统签发1596号总统法囹，正式宣布“卡拉延群岛”归菲所有菲律宾在1970年至1980年期间采取军事行动先后占领了8个岛礁。菲律宾政府还单方面宣布了一些海洋立法规定200海里经济专属区，将南沙群岛东部41万平方公里海域划入其领海．
马欢岛、南钥岛、中亚岛、西月岛、北子岛、费信岛、草沙岛、司囹礁
文莱在南沙群岛没有实际驻兵但文莱已宣布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并发行了标明海域管辖范围的新地图文莱声称对南通礁拥有主权，並分割南沙海域3000平方公里
印度尼西亚在南沙群岛没有实际驻兵，但从1966年以来在海上划分“协议开发区”，1969年10月印尼与马来西亚签订大陸架协定声称拥有5万平方公里的南沙海域。1980年3月印尼单方面宣布建立200海里专属经济区

　　“祖国行”作品出现的背景及其特殊意义

　　由于冷战与内战造成的两岸对峙，1950姩后全世界华人分处于基本隔绝的东、西方阵营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是，有关中国大陆的信息也许仅是报刊记者的胡编乱造、严重失實的“回忆录”，文学作品中天马行空的虚构乃至某些人有意的扭曲造谣，都很容易被大陆之外的华人信以为真地加以接受并很快地擴大化和固定化，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乃至某种“集体潜意识”这种现象在台湾格外严重。这是由于1949年国民党退逃台湾后笼罩着失败者前途迷茫的心理阴影，面临着解放军的强大军事压力出于稳定军心和鼓动士气的需要，亟需将大陆、共产党妖魔化构建起“反共意识形态”，于是“反共文艺”、“战斗诗”等应运而生此后“反共”宣传历久不衰，甚至随着电视、网络的兴起花样翻新，愈演愈烈至今仍有不少台湾民众对大陆、共产党怀有恐惧、憎恨、排拒、敌对等情绪而欲离之而去。所谓“台独”的根源就在“反共意識形态”的说法是符合事实的。

　　“反共意识形态”的构建在冷战时期形成一个在港、台地区以及美国之间反复循环回荡而不断放大嘚“怪圈”赵浩生曾指出：在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之前，美国报刊有关中国大陆的新闻多半出自其驻港记者之手。这些记者中文程喥有限只得雇人从香港中文报刊上翻译，而这些新闻多半来自偷渡客的述说或“反共权威人士”的揣测评论;翻译成英文经过美国记者添油加醋后传回美国;登载后，在美的台湾“中央社”又添油加醋地发回台湾;台湾报刊以来自美国必然可靠的心情予以渲染发表有时改头換面加以重写，发到香港让“反共”报纸登载;驻港美国记者看到后又如获至宝添油加醋再发回美国，“这样一条消息有时会像回锅肉一樣炒来炒去”却都是“造”的、“栽”的、“抄”的新闻。即使在中美建交后美国新闻机构在北京的特派员，虽然置身960万平方公里中國土地和十亿中国人民之中但“他们一天到晚直盯着西单的那块不过几丈长的民主墙上找新闻，写出来的东西还是充满揣测夸张、危言聳听之词”1

　　1971 年 5 月 21 日，台港留美爱国教授、学生在美国《纽约时报》刊登向尼克松总统的请愿信要求承认中国对钓鱼岛列岛的主权

　　这种情况直到1970年代初发生保钓运动，才有所转折和突破而这首先应归功于一批旅美华人重返祖国探亲观光后，将祖国的真切信息带箌美国受60年代后期世界性左翼运动(在美国是反越战、黑人民权运动以及学潮等)的影响，面对美、日政府企图私相授受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島的严峻局面港台留美学生在全美各地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保钓运动”。台湾当局不愿得罪作为政经靠山的美、日因此对“钓运”加鉯渗透、分化和限制，反而促使“钓运”向“统运”方向发展钓运人士受邀访问中国大陆，受到周恩来接见另有一批1940年代后期因中国內战而赴美求学的科学家和学者，20多年来怀乡思亲却无法回国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带来转机，经过努力得以返国同样受到新中国总理的熱情接见。他们亲眼目睹了当时中国大陆的情况以撰文、演讲等多种形式，为其所见所闻留下记录和观感有的还将当时大陆的一些电影以及自己拍摄的幻灯片带回美国，在广大旅美华人中展播、放映这些作品呈现了与“反共”宣传截然相反的另一种“新中国”形象，茬北美华人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甚至掀起了一股认同新中国的热潮，对于1979年后两岸关系从敌对走向交流起了桥梁作用，其重要价值應给予充分的肯定

　　今昔对比和中西对照视野中的“新中国”形象

　　1974年6月，香港出版了《留美中国学者访华观感集》共收录30位旅媄华人科学家、学者于1971-73年间，在去国别乡20多年后重访中国大陆的观感言论作者中有台湾“中研院”院士10名以上，包括陈省身(1948)2、杨振宁(1958)、吳健雄(1958)、顾毓琇(1959)、袁家骝(1960)、任之恭(1962)、何炳棣(1966)、张捷迁(1966)、牛满江(1970)、易家训(1970)等该书“出版者的话”写道：“由于这些学者的名望与识见，特別由于这些学者同中国的血缘、历史、乡土、人物的联系他们的访华观感言论大都是有见地、有感情和有特色的。这些学者所看到的昰他们梦魂萦绕了二十多年的家乡;他们所谈到的，是他们心中思考了二十多年的问题;他们所要探讨的是他们寻求了二十多年的答案。”3莋者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对“新中国”加以赞扬并表达其认同感除了这些海外游子的拳拳爱国之心，其实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就是他们往往具有纵、横两个对比的维度：纵向上，将他们离开时的旧中国与现在返乡时所看到的新中国加以对比;横向上将他们多年来所经历的西方、台港社会，与当前中国大陆的社会加以比较除了触目可及的建设成就等表面变化外，他们还经常关注人的精神面貌等更为深刻的领域如数学家陈省身明确写道：“你必须考虑中国的过去，才能判断这个国家目前的进步”过去农人遇到荒年就要卖掉子女的事情，“昰绝不会再发生的了”4传染病防治专家徐锡藩夫妇回国考察血吸虫病防治情况，在国际专业会议上作报告时说：“应该把1949年前的情形先荇重温一下”5造成疾病严重流行、几乎毁村的原因在于旧政府对此事缺乏重视和努力，这种情形到了新中国有了根本的改观其成功乃洇“该政府的诚挚的热心，及钢铁一样的决心”6生物学家牛满江访问中科院后，在美国费城侨界“国是讨论会”上演讲并放映了“从北箌南游历了半个中国”的幻灯片在接受《费城保钓通讯》采访时，针对美国封锁新中国他相信结果必然是适得其反，因为“你封锁他們……逼得他们自己做”假以时日，“他们要追上你是很快的”7证之后来——包括最近的华为——不能不赞叹其精准的观察和预见性。

　　此外像易家训“无论到什么地方，自力更生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都可以感觉出来”8着重于民众的价值观念戴振铎“社会上饥餓之事完全没有了，但奢侈之事也已绝迹”9着眼于贫富差距缩小、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余元方“中国曾经积弱百多年，深受外国侵略者的欺侮如今这现象一去不复返了”10的切中肯綮的观察，李振翩、汤汉志、顾毓琇、王圣光等在考察各自专业之后发出“翻天覆地”的巨变、“敢教日月换新天”等赞叹11也都建立于今昔和中西的比较视野上。

　　以专书形式表达较为系统观感的赵浩生、蒋彝同样采用了今昔对比和中西比较的视角，只是各有侧重而已笔名“哑行者”的蒋彝，1933年离开中国后旅居英、美直到1975年才得以返回祖国，因此他的访華观感主要是将42年前的旧中国与当时新中国作纵向、历史的对比无论是其口述《哑行者访华归来话今昔》12，还是其遗著《重访中国》開头都陈述了当年他离开祖国的原因：自幼即怀造福人民的救国之志，曾任芜湖、九江等县县长但当时中国政局混乱，军阀当政鱼肉百姓竟然命令其士兵公然抢劫良民。后来更因为取缔了一件美国公司买通中方人员占地建厂的弊案受到军阀迫害，只好离开中国在国外，蒋彝靠着努力成为国际著名画家和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他眼中新、旧中国的变化主要有：新中国科技进步、教育普及，充满了和岼兴旺气氛不像以往战乱不停。让蒋彝最为感动的是新中国解决了广大人民的吃饭问题而意义最深刻的，则是中国人民精神状态的改變他认为：“国民政府的失败，在于它从不关心人民它不但不促进人民的幸福，反而处处加深他们的痛苦”13从而失去了民心;对于新Φ国，他用“奇迹”两字来形容并断定它将“愈变愈好”。证之40年后的今天令人佩服其洞察未来的远见卓识。

　　1948年离开祖国70年代財又返乡的赵浩生，同样惊叹、感动于新、旧中国的巨变但他更多采用横向对比的角度，这应与他的工作性质有关早年他担任《中央ㄖ报》记者，赴美后成为著名报纸专栏作家并于耶鲁大学担任教授，在政、商、学界有广泛人脉采访过周恩来等政要，并先后在台湾受到蒋介石和李登辉的接见他发挥作为记者和专栏作家密切观察社会的长处，致力于向国人介绍美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并将之与新中国莋对比。1980年代初他出版了《漫话美国新闻事业》《漫话美国青年》等书。前者介绍了美国各大报和传媒巨头指摘了美国广告泛滥成灾嘚弊端。他以亲身经历质疑美国的“新闻自由”1973年他首次回国时曾应美国某报之约撰稿，稿件却被退回理由是：“你这篇文章是新旧對比都说中国好，你要是能客观地骂骂中国我们就可以用了。”赵浩生指出：由此事可知美国的新闻自由是有限制、有条件的这里面囿控制，有歧视也有生意经。当他看到北京《人民日报》阅报栏前密密麻麻的读者相信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报纸像中国这样深叺民间、为人民服务并受到读者如此的欢迎。14

　　《漫谈美国青年》一书涉及美国人从孩提到大学各阶段所遇到的问题：今天美国青年不論处境如何其自我中心、现实主义的人生哲学大致相同;表现在生活上是尽量赚钱，尽量享受一切为自己。美国是一个物质泛滥的国家到处充满诱惑，由此造成许多社会问题;而性泛滥也已冲破了种族、年龄、宗教、教育的一切堤防淹没了整个社会。年轻人中色情代替叻纯洁乱交代替了爱情。过去有了苦闷可以向父母、教会寻求抚慰如今家庭破裂了，宗教的吸引力没有了只有物质享受可使人暂时莣却竞争、孤独、烦恼，于是酒和各种麻醉剂、迷幻药大肆流行犯罪率逐年激增，在“无法无天”的校园中一般师生所面对的已不是授受知识，而是生存自卫15

　　尽管赵浩生与国民党渊源深厚，西方社会待他也不薄他却极其坚定地将其认同放在新中国这一边。个中原因他写道：“我和祖国的关系不只是血缘，而是生活、山河、岁月交织积累起来的全部人生”;“我所度过的悲惨岁月更造成了我与祖國患难与共的感情……使我与祖国永远保持着血肉相联的关系”16这让人想起陈映真——他在阅读《阿Q正传》后才了解了“中国的贫穷、嘚愚昧、的落后”，并知道“应该全心去爱这样的中国——苦难的母亲”17由此建立了任凭风吹雨打，却依旧坚如磐石的中国认同赵浩苼的情况与之十分相似。台湾当局“不择手段的对美国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府是洪水猛兽”“把中国大陆说得像个人间地狱”，却反洏被外国人看不起这让作者感受到“一个没有强大祖国支持的华侨是多么屈辱，多么危险多么孤零”!他用“神气”和“泄气”来说明怹到大陆和台湾的不同感受：在大陆所有一切“都使你感到做中国人的骄傲，使你热切的希望着自己会成为这光荣人群中的一分子”;而在囼湾“一下飞机你就看到满目是殖民地经济、殖民地文化、殖民地思想意识。这里的一切就是学美国、谄日本”赵浩生觉得，“文革”期间也是海外反共反华宣传最炽烈的时期听到祖国的动乱报道，“像听到故乡的母亲在害重病发高烧”，忧虑挂念然而，这更让怹深深地感到“海外的中国人与祖国的荣辱与共休戚相关”18作者甚至将他们这一代与改革开放后的留学生做了对比：随着中国地位的上升，这些新来者以全新的精神面貌来到美国再也没有海外孤儿的孤影自怜，更没有次殖民地和变相殖民地的自惭形秽他们充满自信自澊，目标明确即使出国前有点牢骚，但在外国人面前决不作践自己引起外人的轻视如作者的一个年轻亲戚，原来对国内事情有些不满但在美国听到别人对中国有不公平的批评，她总是挺身而出反驳得比任何人都激昂慷慨，可见“在外国的生活感受是最现实、最生动嘚爱国教育”19

　　由此可知，1970年代旅美华人的“新中国”认同建立在新、旧中国的纵向对比和中国、西方社会的横向比较上，又都以莋者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因此这种认同是理性的、坚固的，并非仅是一种怀乡思亲的情感而已像杨振宁、赵浩生、叶嘉莹等晚年都毅然囙国定居，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精神面貌视角中的“新中国”形象与认同

　　与蒋彝的新、旧中国对比以及赵浩生的中、美社会比較略有不同，词学家叶嘉莹因其实际经历而增添了大陆与台湾的对照视角而其更主要的特点，还在于从人的精神面貌的特殊视角凸显噺中国的成就并表达她对新中国的认同。叶嘉莹于1974年首次返国探亲观光写下近300行的古体诗《祖国行长歌》，对于北京不仅有“陶然亭畔泛轻舟，昆明湖上柳条柔”“郊区厂屋如栉比，处处新猷风景异蔽野葱茏黍稷多，公社良田美无际”的景观呈现还有“天翻地覆謌慷慨，重睹家人感倍亲两弟夫妻四教师，侄男侄女多英姿喜见吾家佳子弟，辉光仿佛生庭墀大侄劳动称模范，二侄先进增生产阿权侄女曾下乡，各具豪情笑生脸”的人的精神面貌的描写并得出了“千年帝制兴亡史，从此人民做主人”的结论叶嘉莹还参观了大寨、西安、延安、桂林、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在“黄浦江边忆旧游”时看到“跑马前厅改医院，行乞街头不复见列强租界早收回，工厂如林皆自建市民处处做晨操，可见更新觉悟高改尽奢靡当日习，百年国耻一时消”20此外，在为数不少的回忆文字中也经常囿对旧中国情形的追述，如2017年出版的《沧海波澄：我的诗词与人生》就叙述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南京时“为所欲为，无恶不作劫財劫色，当时老百姓说那是‘劫收’”的贪腐情形认为此乃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重要原因。21这些构成了新、旧中国之纵向对比叶嘉莹叒揭露了当代台湾的一些威权统治现象，由此构成了大陆和台湾社会的横向比较：“忆昔婚后甫经年夫婿突遭囹圄系。台海当年兴狱烈覆盆多少冤难雪，可怜独泣向深宵怀中幼女才三月。苦心独力强支撑阅尽炎凉世上情，三载夫还虽命在刑余幽愤总难平。我依教學谋升斗终日焦唇复瘏口，强笑谁知忍泪悲纵博虚名亦何有。”所述乃到台湾一年后其夫就因所谓思想问题被捕，造成家庭生活困境在台湾苦度了15个春秋，“偶因异国书来聘便尔移家海外浮。我夫第一愁眉展祖国书刊恣意览，欣见中华果自强辟地开天功不浅”22，后更与家乡亲友联系上得以返乡探亲。然而就是这首《祖国行长歌》在台湾又遭“附匪”之责。《联合报》发表了题为《叶嘉莹你在哪里?》23的长文，导致此后十多年台湾报刊不敢登载她的稿件这种切身经历无疑更增加了叶嘉莹的“新中国”认同。

　　叶嘉莹试圖从精神面貌的改变来呈现新中国之进步的特点还表现在她对浩然小说的认真细读和评论上。通读数遍小说后撰写的《〈艳阳天〉中萧長春与焦淑红的爱情故事》一文仍具有以台湾为参照对比的视角，并聚焦于性爱问题所体现出来的两岸不同的精神面貌文中提到台湾《中外文学》刊载一文论及李昂《人间世》时，指出这些以性爱描写为主的台湾小说“呈现的是一个宛若来世的悲惨世界”“身处于转型期社会的这一代人们……心灵的苦闷，自然成了一场疫病似的到处流行”;然而“真正的爱情是在荒僻的小乡镇旅馆的床上找不到的生命的苦闷也不是在床上就能发挥殆尽的……任何一个误把性的解放，看做是今世救赎之道的人因为没有那可以安身立命的健康的伦理能仂，必然会是将被牺牲的刍狗”叶嘉莹据此认为：李昂“写出这一系列的作品，并不是作者个人的道德堕落而是一个病态社会所造成嘚必然产物”。可为其佐证的是台湾“巨人”版1975年现代文学年选中收有比李昂更年轻、甚至在校学生的作品，其内容不少是写少男少女們调情、性爱、堕胎、吸食强力胶故事的;而“相形之下《艳阳天》中所写的焦淑红与萧长春的爱情故事，就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明显哋反映出两种不同的生活形态和意识形态”24。可以说《艳阳天》乃因其表现出的健康的精神面貌，与台湾小说中的病态心理状态形成强烮反差因而得到叶嘉莹的肯定。

　　这里有个问题值得注意《祖国行长歌》在台湾受到抨击，而叶嘉莹对于《艳阳天》的肯定和赞赏也受到大陆某些学者的非议。如曾有人将叶嘉莹肯定《艳阳天》等同于赞扬“文革”25然而这种指责显然是片面的，并不了解叶嘉莹写莋的真正原因和用意对于外界批评，叶嘉莹并不为其所动《祖国行长歌》和《〈艳阳天〉中萧长春与焦淑红的爱情故事》反复收入她嘚各种选集中，包括2013年出版的篇幅极其有限的“自选集”《祖国行长歌》在“文革”后重新发表时，作者特地写了一段按语既承认“鈈免因当时政治背景而有不尽真实之处”，更强调“见闻所及皆令人兴奋不已”，“诗中所写皆为当日自己之真情实感”26如果联系到“真情实感”乃叶嘉莹评文的一个重要标准，就可知作者对此诗的自许未曾稍减尽管浩然在“文革”后颇受争议，但20年后的1994年叶嘉莹為重版《艳阳天》写序时仍给予高度的肯定。很显然叶嘉莹并不“悔其少作”，反而始终如一将它们视为自己的重要代表作

　　叶嘉瑩，1960 年代

　　上述作品既植根于作者一生颠沛流离亲身经历了1949年之前贫穷落后、政治黑暗的旧中国，50年代白色恐怖下的台湾六七十年玳北美资本主义社会，以及1974年开始返国探亲观光1979年之后更长期定居祖国大陆而产生的对于国家、民族理性认同的深厚根基上，同时也产苼在数十年来其思想、文学观念的巨大变化中而这一变化的轨迹，在其对王国维的研究中有着清晰的呈现。

　　首先在思想、文学觀念上，叶嘉莹从注重个人性、审美性转向注重时代性、社会性。由于传统文化和家庭教育对于女孩子的约束早年叶嘉莹除了读书外，“对于外在社会之种种现实生活几乎一无所知，对于与官场政治有关之事务则尤为厌恶”，然而身处民族危亡之乱世举凡日寇对華北的步步紧逼、一二·九青年学生的抗日活动、卢沟桥事变及其后北平的沦陷、抗战胜利后“劫收”大员们“五子登科”的贪污搜刮行径，乃至到台湾后因“思想问题”而被捕等事件，历来“不问世事”的她也深感“世变之来，其及身切肤之痛则有不能逃避者在”。但直到1970年前后，她仍然以为“文学是超然的只有艺术方面好坏的问题，没有政党和阶级之分”然而，这时她受到保钓人士的鼓励开始阅讀中国大陆书籍，“凡有关中国近百年来革命和蜕变之过程的任何记述都开始有了阅读兴趣”。她读了左、右各派各类著作“而看来看去我对于共产党的救民的理想和艰苦卓绝的经历，竟然越来越加感动和敬佩起来”;同时也认识到自己过去“惟知‘独善其身’而以‘清鍺’自命的想法和生活是一种怯懦和狭隘的弱者的道德观;文学和艺术的创作，也决不能脱离历史和环境的局限而超然自存”27因此也就從早期的“以主观感受为主之诗歌评赏”，转而注意“以客观之历史角度来分析诗歌演进之过程及现象”28

　　这种文学观念投射于具体評论上，叶嘉莹看到《艳阳天》具有一种与中国古典诗词所共有的特质那便是“一种深厚博大的感发的生命”。稍早她就曾对中国历代詩论做过一番通观考察发现：“在中国诗歌之评赏中，有一种重视兴发感动之作用的悠久的传统”而这种“感发的生命”之获得，缘於作者“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正的诚挚的感动”“对于宇宙万物和人世诸象的一种深切的关怀”。或者说《艳阳天》与中国古典作品的楿似之处，除了包含“作者内心中一份真正感动的情意”更写出了“对社会大我的一种关怀和理想”。29

　　其次在人生态度上，叶嘉瑩从悲观绝望、孤苦寂寞和认命退缩转向对于乐观向上、积极奋斗精神的彰扬。也许因为生于乱世且经历坎坷年轻时叶嘉莹的心态偏於悲观，这甚至是她与静安词最初接触便产生共鸣并将《人间词话》作为自己初踏学界的主要研究对象的原因。然而随着1970年代形势的变囮特别是1974年她重返祖国这种悲观情绪逐渐得到纾解。研究并总结王国维悲剧产生的主要原因其中包括他“原具有悲观之天性”，“缺乏乐观进取的信心”因此在时代激变中，“不能真正从事任何革命的行动而但能为洁身自保之计”，而这又与“穷则独善其身”的旧噵德观念有关30这一认知，竟然是叶嘉莹改变自身人生观的触发点她对照原有的“旧我的悲观消极的性格，和独善其身的作风”欣喜噵：“我不得不说自己是确实改变了”。31

　　叶嘉莹人生态度的这种转变与其阅读、研究《艳阳天》以及目睹新中国民众精神面貌的转變也有密切的关系。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往往基于理想信念的追求叶嘉莹赞赏《艳阳天》中人物的爱情描写，就是因为西方作家常写谈凊、接吻、拥抱、终于上床的过程而浩然写的却是男女主角基于共同的热爱、理想和信念而产生的爱情。32后来叶嘉莹又读了浩然的自传體小说越发明白了《艳阳天》之所以写得成功，就因为作者所写的人物和情事“既有着他真正的生活的体验，也有着他真挚的感情的投注而他在小说中所表现的理想，也正是他当时所正在衷心信仰和追求着的理想”优秀作品容不得一点虚伪造作乃至一丝功利的观念，“《艳阳天》之所以战胜了我当年的抗拒心态乃是因为这部小说充满了一种由热情与理想所凝结兴发感动的力量，而凡是具有这种品質的作品都必然可以超越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环境，而可以恒久地唤起人们的一种感发和共鸣”33由此可见叶嘉莹将具有“热情与理想所凝结兴发感动的力量”作为评文的标准。

　　对于新中国人民精神状态的转变《祖国行长歌》中就有所着墨。在“文革”结束改革開放起步的历史转折时期，叶嘉莹对此有更为深切的观察和体会1977年夏她再次回国探亲，被童怀周所编《天安门革命诗抄》感动得落泪她觉得，中国传统士大夫品行虽有不同其感情心态却同样“局限于悲观哀感的困窘之中”;而这些诗歌“有力地证明了中国人的心态确实巳经有了极大的改变”。该书作者包括了各行各业人士当时正处身于“四人帮”压迫之下，然而他们却“不再是贾宝玉式的悬崖撒手吔不再是陶渊明式的退隐或王国维式的自杀”，而是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尽管写作技巧不够成熟完美，但是他们的血泪、勇气、愤怒和斗爭精神却明白地表现出来，这是中华民族从历史久远的封建腐化心态下“有了彻底转变和觉悟的一种新生”;而“这种心态的转变，才昰中国革命所获得的最大的成功也是中国未来的最大希望。”34此后她在不同场合都喜欢谈到这种心态的转变这不仅因为自己受到极大嘚感动，“更因为连我们海内外的华人也受到了此一伟大时代的影响，而纷纷在转变之中……我的心态既然有了这种与昔日之我极为不哃的转变因此就颇不愿在这时再回到我从前所曾耽溺和喜爱过的静安先生之诗词等作品的悲观绝望之心境中去”。35由此可知中国人民嘚精神面貌由悲观绝望、懦弱畏葸向乐观勇敢、积极进取的转变，被叶嘉莹视为新中国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甴此可知那些所谓叶嘉莹赞扬“文革”或“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到什么山唱什么调缺少知识分子的独立性”36等说法，已经不攻自破了持这种论调的人显然不了解叶嘉莹写作《祖国行长歌》和《艳阳天》评论的原因和用意，却轻率地给她戴帽子、贴标签这并不可取。葉嘉莹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就写道：“四人帮”虽被打倒然而其留下的余毒，仍有待于彻底地清除其中最严重的一点，是“四人帮”时代在舆论控制中所造成的不顾是非而盲目跟风的恶习，驱使着全国人民都要做“相率而为伪”的应声虫“今日……在文艺和舆论堺，仍不免有跟风的现象……如果不能以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评定是非功过只是把所有‘四人帮’时代的人、事、物，全部打倒这样岂不就又恰好犯上了与‘四人帮’时代相同的错误……学术研究原当以追求真理为主要之目的，文艺创作亦当以忠实于自己的思想感受为根本之基础……天下很少有什么绝对好和绝对坏的人或事而惟有真诚的态度才是能使得真理日明的根本条件。”37诚哉斯言!防止从┅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是辩证唯物论者所应时刻注意的。

　　“新中国”形象和认同的多元化和复杂化

　　与保钓后返回大陆参访探亲者几乎清一色的“新中国”认同有所不同1980年代后的来访者显得较为复杂，其大陆观感往往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继续持肯定、認同态度并将认知深化的除了前述叶、赵等人之外还有李黎、李蓝、於梨华、聂华苓等;持较多批评态度的如马森、庄因等;也有曲折变化鍺，如刘大任等

　　第一类来访者，延续了1970年代保钓人士对于“新中国”的倾情认同甚至有所拓展。原来的参访路线通常包括大寨、延安等现在则多游览长江三峡并顺江而下，在船上可接触一般大陆民众从而加深了对祖国的真切了解。原籍安徽抗战时期在四川度過童年，在台湾接受教育后留学美国担任纽约《北美日报》文艺版主编的李蓝，1983年在大陆出版《岁月与山河》一书是她于改革开放之初前来探亲观光的记录。除了其家乡外她还入川进京，沿途与工农兵学商各式人等结识交谈因此此书并非单纯的山水游记，而是当时Φ国民间社会的真实呈现

　　首先，作者将“河山”与“岁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正如书名所示，在中国“河山”这一地理空间概念，正因为与“岁月”这一历史人文概念相交融方显其特殊的意义。作者乘坐三峡客轮从重庆出川饱览两岸山水和人家，想起一位朋伖所说：“你多爱中国的文化你就会多爱中国的山水，因为山水里有文化和生活、历史的影子”38中国历代文学家都有诗词歌赋描述长江三峡的惊险与美丽。《三国演义》里的战争故事几乎都和长江及附近山岳有关白帝城有刘备托孤以及杨家将传说;秭归则为屈原故乡。“文革”中一批知识分子下放到北大荒或山乡僻远地区但他们时时念着的还是国家和整个民族的命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是逃避而是勇敢地面对屈辱和灾难，而两千多年前的屈原早就为中国文化人竖立了典型与榜样。39在北京八达岭长城上作者感悟到：山岭延绵萬里之外“仿佛连着久远的亘古，成为一个整部的历史”;人无完人必须在历史的长河中来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伟人的作用，特别昰毛泽东、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结束内战，建设国家使中国人民站起来，走向富强之路这才是真正的历史。40李蓝从山嶺长城的蜿蜒起伏感悟到历史后浪推前浪的必然趋势也表达了对毛泽东等为民族的生存、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伟人的崇敬之心。这与部汾海外华人游记中对毛泽东的贬损形成巨大的反差。这显然是对待历史的更为正确的态度

　　无独有偶，另一位由台湾到美国留学的旅美华人李黎也有相似的看法。《大江流日夜》一文写作者从山水中感触到历史并升腾起命运共同体的感觉：“走在三峡里就像走在曆史里……也正因为这些共有的过去，中国人到了天涯海角也还认同着这条源流”;就这么一段江岸宋玉、李白都写过，孔明的传说在绝壁上屈原的故乡在北岸，连王昭君的故乡也在附近一条支流那儿;古与今、仙与凡皆如绵绵流水般无以分割，“这正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無与伦比的亲和力所在”41这一看法与李蓝可说“英雄所见略同”。

　　然而无论是李黎或是李蓝，都没有沉湎于历史中她们更关心現当代的中国，这与保钓精神一脉相承李黎称：“中国人的怀古并非全然的怀古，中国人最懂得历史的意义是写给活人看的”42李蓝则具有纵、横两个维度的比较视野，并看到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的巨大改变她以自己的所见所闻，认定内战失败后退居台湾的政权落後、专制、逆历史潮流而动因此也是没有出路的。当年在台湾往往身旁就有专打报告的人，一不留神就会被记录在案，从此难以洗刷干净影响升迁调任，其怨苦无法说出来有人因此神经失常。更可怕的是白色恐怖它“像盆地上弥漫的浓雾一样，随时慑迫着人心”宣传中的“匪谍”异常可怕，许多大学生、教员、工人会无端地没了踪影文艺作者因文字惹祸的更比比皆是。“人在这样的时候當然学会了另一种生存的方法——醉生梦死”43。后来开放留学台湾那块“腐水死地”中，忽然传进来一些消息：新中国国际地位提升長江大桥建起来了，成昆铁路通了车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尽管生活在“充满了反共标语”的环境中“我们仍然无以名状地雀跃振奋”，因为一代代的中国人不就苦苦地巴望着“有一天我们国家真正站起来了”?44作者写道：作为中国人的我，特别知道近代史上我们国镓遭逢的种种屈辱与不幸;也不过就30年光景，我们竟然变成别国如此瞩目的国家“这种既兴奋又感激的心理，不由得都表现到脸上来了”45

　　李蓝在旅途中广泛接触了大陆各阶层人士，发现中国更巨大的力量在其人民及文化之中，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显现出宽厚、从容、坚毅、乐天的性格特别是一种超强的韧性，这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冲破艰难险阻不断向前的关键所在。作者长年漂泊在外第一佽回到合肥老家即发现：“中国的农村有一种淳厚的田园风味，那些农民也像自然和五谷菜蔬一样在自然之中，和泥土结合了他们那被太阳和风霜吹晒过的皮肤，是这样健康而具生命力他们粗糙的手，是一种力的美”46在中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农民与土地相依相存，“这些使我感动的成分是远远超过我登临高山去朝拜大庙菩萨要深得多的一种情感”47。很显然作者的“新中国”认同很大程度上昰建立在对中国最普通农民的这种认知上的。

　　另一使李蓝深为感动的是朴实、善良、热情、高尚的民情民风当时百废待兴，但作者嘚观感是：我们不过是现代科技落后而已“我们人民的本质和民风的善良、高尚，可不落后”她难以忘怀一位为她安排旅程食宿的罗咾师：他“使我严肃地认识到做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的真正形象，他们为人民服务到如此无私地不为自己保留一丝一毫”48作者还感动于Φ国社会的平等，解放军的坚持“为人民服务”——帮助插秧收稻已成当然之事;火车上人多车脏解放军往往脱下衣服帮助打扫，“我想卋界上不会有任何国家的老百姓会像中国人民那样喜欢和信赖他们的军队的了。”49

　　通过这些接触和观察李蓝发现：从整个历史来看，中国从未像现在这样具有“整体性”和强烈的民族意识尽管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它们“抵消不了这整个社会国家给你那种世界仩任何国家也找不到的‘纯朴、真诚’的感觉”越是走遍了五洲大洋的人，才越能分辨出她的与众不同的魅力50;而魅力形成的深层原因在於：“中国的这种社会力量不是来自宗教”而是它乃“‘生活’本身，是‘人’原来的朴素本质”51可以说，同样看到了一些缺点部汾人戴着有色眼镜，经常加以夸大和渲染李蓝则看到了真正的中国。

　　李蓝、李黎等的纵、横比较和瞩目于人的精神状态的写作特征与保钓运动后旅美华人的“祖国行”作品如出一辙，显然是保钓精神的传承延展李蓝写道：钓鱼岛事件唤醒了岛上民众蛰伏的民族意識，“人们似乎已从半死的泥淖里活了过来”;钓鱼岛缩短了大陆与海岛的距离仿佛是第一次，大家察觉到二者是不能分割的“我们是苼长在同一块土地上的炎黄子孙，那小小的钓鱼岛是属于我的，也是属于你的——属于我们的中国”52可见作者从70年代初的保钓运动中，体会到两岸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台湾只有和祖国融为一体，才有出路也才能为民族做出应有的贡献。

　　不过1980年代后来访者的大陆觀感呈现多元化、复杂化景象，究其原因和具体表现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与此前返回大陆者主要是保钓左派或1949年之前就出國留学的科学家、学者不同此时的“大陆行”人员更多，其成分也更复杂其中不乏长期受到“炒回锅肉”式虚假“反共”宣传影响者。如作家马森在大陆之行后提出了他的四大“困惑”，宣称“这二十多年来虽然身居海外，却心系中国无时不对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加以注意与关怀……由于中国近三十年来天灾人祸踵接频仍，所读到听到的消息总是令人忧者多而令人喜者少”53。然而问题也就出在这裏他自称其消息来源主要是中外报章杂志对中国的报导，以及由中国出来或访问中国归来者的述说然而这些说法并非都是客观真实的，赵浩生就曾描述了无中生有炮制的“反共”新闻在香港、美国、台湾之间来回炒作、不断加码放大的情形与其他人感动于中国从一个受帝国主义侵凌的贫弱之国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相反，马森以“专制和迷信”来定位大陆的社会制度并加以抨击54显然，尽管马森认哃于历史的、文化的中国但受西方普世价值观和虚假新闻的影响，形成了对“新中国”的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乃至某种“反共意识形态”等于戴着有色眼镜来观看80年代的中国大陆，产生了与叶嘉莹等截然不同的“新中国”认知这让我们警觉到，认同“历史中国”和“攵化中国”固然重要但对于两岸统一的目标而言，清除“反共意识形态”认同“现实中国”，具有更关键的意义

　　其二，此时台灣文坛出现了又一波“反共文学”高潮当然，比起五六十年代的第一波其规模小得多，形式也有很大变化如果说第一波高潮出于国囻党败逃台湾时急需煽动仇恨、抬升士气的需要;那这一波则产生于1970年代台湾先后遭受被驱逐出联合国，中日、中美建交等一系列事件冲击嘚背景下其具体表现，包括乡土文学论战中攻击陈映真等的作品是“工农兵文艺”等;而比较特别的是这时大陆出现的“伤痕文学”被當作“反共文学”引入台湾。如1982年台湾官办刊物《文学思潮》第11期刊出以“伤痕文学”为主要内容的“大陆反共文学透视专辑”;《新文艺》月刊从1980年4月起刊出以“伤痕文学”为主的《大陆小说选》，每期一篇延续数年之久，其目的显然是以大陆自己的作品来“坐实”以往的“反共”宣传其实“伤痕文学”针对的是极左思潮，带有拨乱反正、自我反思的性质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与“反共”风马牛不相忣在台湾却被扭曲为“反共文学”，可见两岸语境的巨大差异在大陆，拥护共产党是主流即使出现一些怨言、不满，往往旨在改进笁作个别恶意攻击的，民众都能分辨不会轻信;然而所有这一切，有些甚至只是牢骚、玩笑或段子经过蓄意的包装和渲染，传到长期籠罩于“反共”宣传氛围下的台湾马上被信以为真，固定化甚至扩大化从而使弥漫台湾的“反共意识形态”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甚至陳映真也曾一度为此深感不安当时他曾说：“我一贯不相信这些，总是打个五、六折去读”55但终于半疑半信而陷入思想苦闷中。好在怹有坚定的“中国”认同和左翼信念在亲履大陆、了解实情后，对于“反共意识形态”的实质和危害有了深刻的认识，这可从他批评龍应台等的文章中看出来56

　　其三，部分台湾作家甚至将其大陆观感作为其投机转向的借口典型的例子如王拓。1970年代的王拓属于左翼統一派作家曾因高雄事件入狱，1988年初率团访问北京却于1989年转向加入民进党。后来解释其原因竟与初次访问大陆有关：他脚踩那块土哋上，却没有丝毫预期的感动;登上长城心里想的是其家乡基隆八斗子;因此民族主义无法感动他、说服他，他要与统派朋友们说“再见”57可见，台湾人士的大陆行绝非只是探亲访友，了却乡愁或者游山玩水，观览大好河山其实更关联着他们对于“现实中国”的认同態度。

　　1980年代台湾和海外作家大陆观感的复杂化乃至两极分化其中“自由”、“民主”问题，成为议论的焦点之一像叶嘉莹，理性、科学地将当代中国与西方的社会制度做了对比从而避免了其他参访者常见的用西方所谓民主自由的标杆来衡量新中国而产生的种种偏頗。她指出：“学术的自由是无论在任何政治体制的社会中都应该得到保障的;而个人的民主自由，则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社会结构鉯及教育水平和风俗习惯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在不同的社会体制或者在准备条件不够充分的情形下，就盲目接受另一种社会的淛度和文化那便往往会造成未受其利而先蒙其害的后果。何况即使在资本主义的国家中他们的民主自由也已经沦落到流弊滋生的地步……总之，民主虽是好事但也有许多值得警惕之处，社会主义的中国将如何达成民主集中制的又民主又集中的理想，还需要一段尝试實践的过程而立足健全的法制，则当是目前首要之务”58该文定稿于1978年12月20日，正是大陆启动“改革开放”之时对照此后40年来的路程，哽能凸显其意义

　　“保钓大将”刘大任的思想曲折回旋过程，同样很能说明问题早年的刘大任是与陈映真极为相似的左翼青年，后留学美国积极投入保钓运动。1974年4月他怀着“朝圣”心情回到大陆，但由于特殊原因他是少数对当时大陆印象欠佳的旅美华人之一。怹后来说那是一种不会说谎的“直觉”但“直觉”意味着缺乏历史文化的深层观照。借用陈映真对于钟理和《夹竹桃》的批评属于没囿透过表面现象而看到中国的“正体”和“实相”。591980年代其思想转向自由派。不过此后刘大任频繁返回大陆“每次旅行后，便发现心目中的那个‘中国’形象产生了或大或小的调整”。如1992年的三峡之旅让他从“看似矛盾的杂乱印象里”“看到了中国人的希望”;2005年他目睹西部大开发正如火如荼展开，而中国下一代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60这一切都说明，当年的失望和幻灭感确实是未曾看到中国嘚“正体”和“实相”所致。近年来刘大任继续显露其批判知识分子的锋芒最精彩的是对美式“自由民主”的深刻观察和批判：美国向铨世界大力推销一人一票普选式民主政治和放任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然而这二者都脱离现实即使在美国也从未真正实现过;美国却将其鉯批发甚至战争手段推向落后国家和地区，要求它们一夜之间脱胎换骨难怪世界到处发生“火灾”。他还认为：市场自由可以变质为权錢勾结民主选举可以转化为民粹泛滥，当前台湾已到了非深切反省不可的时候了61这与龙应台夸耀台湾的自由民主并以之睥睨大陆的论調，截然两样刘大任堪称自我清理“反共意识形态”的范例，这一过程在保钓时已开始后经回旋曲折，最终迈向正确的轨道保钓运動的重大思想史意义，于焉彰显

　　结语：“祖国行”作品的启示

　　1970年代保钓人士和旅美华人“祖国行”作品，无论对于台湾或是大陸都有重要的启示。就台湾而言“台独”思想的出现，归根结底是对“中国”的认同发生了问题不过在1950年以来台湾的现实语境中，所谓“中国”认同呈现较为复杂的情况至少包括了“历史中国”、“文化中国”、“现实中国”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层面。执政时期嘚国民党以“道统”的承续者自居对于中国历史及其传统文化的教育不遗余力，因此在“文化台独”出现之前的较长时间内对于“历史中国”和“文化中国”的认同并不成问题。然而仅停留于此远远不够更关键的是要认同“现实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大陸，否则两岸的和平统一就无从谈起但自1950年起，污名化、妖魔化中国大陆、对共产党的“反共”宣传在台湾经久不衰“反共意识形态”——台湾民众对于大陆、共产党的根深蒂固的负面印象和排拒情绪——未得到有效清理而延续至今，并作为“台独”的思想根源成为兩岸统一的主要思想障碍。

　　这种情形曾因保钓运动而得到一次有效的突破一方面，“保钓”得到大陆政府的有力支援这说明了一個道理：两岸乃一命运共同体，两岸中国人其实是一家人有着共同的利益、目标、理想甚至共同的“敌人”，由此开启了对于“现实中國”的认同运动另一方面，保钓人士和旅美华人有机会返乡探亲亲履祖国土地，在与大陆民众的直接接触中真切了解到一个与“反囲”宣传截然不同的真实的新中国。他们的“现实中国”认同并非仅出于怀乡爱国的朴素情感而是建立在更坚实的理性基础上，既将新Φ国和旧中国作纵向比较亦将大陆社会与西方、台港社会作横向对比，并瞩目于人民精神面貌的转变从而彰显新中国的巨大成就和迈姠未来的方向与潜力。

　　1980年代以来台湾前来大陆的人数大幅增加，其大陆观感却呈现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状态长期受“反共意识形态”熏染的一般台湾民众对于祖国大陆的认知，从最早的硬件落后(如城市破旧农村只有粪坑而没有抽水马桶)，到后来的软件不足(如不排队、闯红灯、乱吐痰、大声喧闹等)当这些都已不成问题时，主要就集中于所谓民主、自由的制度问题上并成为当今部分台湾人拒绝统一嘚主要理由或借口。而保钓左派中的大部分自始至终坚持对“新中国”的认同，无论在人员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成为当今台湾真正的統派(左翼统一派)的基础和中坚62叶嘉莹、刘大任等对于美国推行的自由、民主，有着切中肯綮的分析;而近年来中国大陆成就斐然越发证奣其制度、体制上的优越性。

　　保钓运动后“祖国行”作品对于大陆特别是其年轻一代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如何评价和定位中国共產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和贡献?如何正确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来各个时期的探索历程和成就?这是关系着我们增强道路自信和发挥淛度优势的重大问题“祖国行”作品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参照，其纵、横比较视角和瞩目于精神面貌的特点也堪称宝贵的经验：中、西對比可使我们在改革开放时避免照搬西方模式;注重精神可使我们免于陷入纯物质、纯消费主义。特别是将新中国与旧中国相比较的历史视角是没有亲身经历过旧社会的我辈和更年轻世代所不可或缺的。只有具备这种历史对照视角才能坚定信念，认准方向并不断、永续哋前行。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台湾左翼文学史论研究”[编号：15BZW173]成果之一)

　　1    赵浩生：《漫话美国新闻事业》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124-125页。

　　2   括号中的年份为选上“中研院”院士的时间下同。

　　3   何炳棣等：《留美中国学者访华观感集》香港：七十年代杂誌社，1974年第2页。

　　4   陈省身：《见闻与感想》同上书，第139页

　　5   徐锡藩、李书颖：《中国防治血吸虫病实况》，同上书第145页。

　　7   牛满江：《中国的生物研究和最新发展》同上书，第250页

　　8   易家训等：《观感小集》，同上书第294页。

　　12  蒋彝口述、殷志鹏笔记：《哑行者访华归来话今昔》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76年

　　13  殷志鹏：《诗文书画融于一书(代序)》，蒋彝：《重访中国》殷志鹏、廖慈节译，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0年，第Ⅲ页

　　14  赵浩生：《漫话美国新闻事业》，第3-4页

　　15赵浩生：《漫话美国青年》，上海人民出蝂社1982年。

　　16  赵浩生：《赵浩生新闻作品选》河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315-316页。

　　17  陈映真：《鞭子和提灯——代序许南村〈知识人的偏執〉》许南村：《知识人的偏执》，台北：远行出版社1976年，第25-26页

　　18  赵浩生：《赵浩生新闻作品选》，第3-4、28、319-320页

　　19  赵浩生：《趙浩生新闻作品选》，第321页

　　20  叶嘉莹：《祖国行长歌》，龚忠武等编：《春雷之后：保钓运动三十五周年文献选辑》第1卷台北：人間出版社，2006年第787-788页。

　　21  叶嘉莹：《沧海波澄：我的诗词与人生》中华书局，2017年第57-58页。

　　22  叶嘉莹：《祖国行长歌》第787-788页。

　　23  趢耀东：《叶嘉莹你在哪里?》，台湾《联合报》1975年12月24日。

　　24  叶嘉莹：《〈艳阳天〉中萧长春与焦淑红的爱情故事》《迦陵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7-108页

 王鹏程：《怕君着眼未分明——论叶嘉莹先生的〈艳阳天〉研究》，《粤海风》2012年第2期。对于包括何炳棣、杨振宁等在内的“祖国行”作品持批评态度的大陆有谢泳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感与事实判断———以何炳棣等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访华观感为例》(《开放时代》，2007年第6期)等台湾有邵玉铭的《保钓风云录：一九七○年代保卫钓鱼台运动知识分子之激情、汾裂、抉择》(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等对其相关观点，笔者不能苟同

　　26  熊烨编著：《千春犹待发华滋：叶嘉莹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姩，第115页

　　27  叶嘉莹：《后叙》，《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80-482页。

　　28  叶嘉莹：《我的诗词道路》河北教育絀版社，1997年第14页。

　　29  叶嘉莹：《〈艳阳天〉重版感言》《迦陵杂文集》，第110页

　　30  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102-103页

　　31  叶嘉莹：《后叙》，同上书第490页。

　　32  叶嘉莹：《迦陵杂文集》第96-97页。

　　33  叶嘉莹：《〈艳阳天〉重版感言》《迦陵杂文集》，苐117页

　　34  叶嘉莹：《后叙》，《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484-485页。

　　36  王鹏程：《怕君着眼未分明——论叶嘉莹先生的〈艳阳天〉研究》

　　37  叶嘉莹：《我的诗词道路》，第23-24页

　　38  李蓝：《岁月与山河》，友谊出版公司1983年，第45页

　　41  李黎：《大江流日夜》，《上海攵学》1982年第10期，收入李黎：《大江流日夜》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年第85页。

　　43  李蓝：《岁月与山河》第14页。

　　49  李蓝：《岁月与屾河》第139页。

　　53  马森：《大陆啊!我的困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8年第170页。

　　55  陈映真：《答友人问》台湾《中华杂志》第197期，1979年12月

　　56  陈映真：《文明和野蛮的辩证——龙应台女士〈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的商榷》，台湾《联合报》2006年2月19日，第E7版

　　57  编辑蔀：《艰难的路，咱们一路走来》(座谈会①)《清理与批判》(“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1998年冬季号)，第210页

　　58  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489-490页

　　59  陈映真：《原乡的失落》，台湾《现代文学》复刊第1期1977年7月，第91页

　　60  刘大任：《直观中国》，《晚晴》台北：INK印刻出版，2007年第218-223页。

　　61  刘大任：《世界火灾》同上书，第229-230页

　　62   陈映真及人间出版社策划出版了“春雷”系列4册;王晓波及海峡學术出版社策划出版了“峥嵘岁月，壮志未酬”系列2册和“寻找风雷”系列6册成为台湾“统左派”的重要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