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与延安的想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必须保证对中国东北的控制。

战后苏联对外政策与中国内战的关系是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学者起步较早1992年出蝂的牛军和杨奎松的两部重要专著，都较多涉及到这个问题其史料特点是使用了大量当时难得一见的中共中央文电。接着挪威学者文咹立出版了英文专著，更集中地讨论了美苏冷战与中国内战起源的关系此后，各国学者又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问世本文参与对这个问題的讨论，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其一出现了新的档案文献。2000年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二十世纪俄中关系：文献与资料》的第4卷第2册收集的是1945年的档案；2005年又出版了第5卷的两册，收集的是1946年至1950年初的档案这三本档案集公布的年中苏关系档案资料共815件，此外还有作为附录的几十个文件就中国档案而言，最有价值的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彭真年谱》其中使用了大量以前未曾披露的中共中央与东北局、重庆代表团之间的往来文电。这些有关中国内战时期的档案文献十分重要对于这段中国历史，特别是苏联与中國内战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应该说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最后的结论如何研究者都有必要依据这些新的档案文献，对过去讨论的问题进行偅新审视

其二，需要观察问题的新视角以往的研究多是把中国历史作为主线，重点在于论述中共对革命和内战的考虑及其战略、策略嘚变化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但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即作为国际背景的苏联对外政策及冷战格局的变化。中国的革命和内战不昰孤立的战后初期，中共的战略和策略受制于苏联的外交方针和美苏关系的现状；内战后期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国内局势的变化则反过來引起了苏联对华政策的转变，进而影响到整个冷战格局的改变这些现象说明，苏联的战后对外政策及冷战战略和策略与中国的革命和內战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研究者需要考虑：在冷战缘起的过程中，苏联对外战略的构想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了其对中國内战的方针；把中国内战的起源和结果作为一个案例，如何解读苏联对冷战的战略构想及其变化

本文主要考察战后初期苏联对外政策與中国内战起源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斯大林在中国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中国是一个与苏联接壤却无法纳入其势力范围的大国在战争期间（特别是1941年以后），盟国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主要来自美国也是罗斯福在开罗给蒋介石戴上了一顶“四强首脑”之一的桂冠，因此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中国又是苏联最大的邻国，两国边境线长达数千公里因而构成对苏联东部安全的潜在威胁。为了建立东方安全带斯大林以参加对日战争为诱饵，说服美国与其共同迫使中国签署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而达到了把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以及在中国东北地区享有独占权益的战略目标。为实现这个战略构想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方针的重要内容，同其他共產党活跃的欧洲国家一样也是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1945年6月第11-12期《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的一篇评论员文章称：战后中国必须有一个“由战时所有民主党派、团体和组织所加强的国家民主阵线；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一支强大的、独立的和民主的力量”这个公開发表的言论实际上反映了斯大林多次与美国人谈话时表达的立场，也就是他在战后提倡的“联合政府”政策在4-5月间两次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谈话中，斯大林称蒋介石是“无私的”是“爱国者”，但应在政治上对中共让步以求得军令的统一。斯大林还表示不能認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同美国一样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丅的民主和统一的中国。

显然斯大林认为在中国出现的应该是以资产阶级政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与此不同毛泽東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中共的一般纲领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即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对此莫斯科是十分了解的。然而中共当时似乎并不清楚斯大林的主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最后报告中指出“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因为“没有国际援助”就要“学会自力更生”。不过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中共相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所以，尽管早在6月就听说了有关中苏条约的内容但中共不相信莫斯科会“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领袖”。

1912年2月冯玉祥到了北京与他的“②十镇”袍泽李鸣钟不期而遇。不久冯玉祥被任命为营长，3月前往景县募兵此次景县招募的新兵中，有不少人日后成为西北军著名将領

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布退位消息传来，冯玉祥于大年初三(2月20日)登上去北京的火车冯玉祥到了北京，先在西单横二条的京畿军政执法处住下在此与李鸣钟不期而遇。李其时正在执法处当卫士是冯到北京后见到的第一位他的“二十镇”袍泽。

2月29日驻防京畿的陆军苐三镇发生兵变，北京四城火光冲天变兵大肆抢掠。兵变平息后袁世凯对京师的拱卫不再信赖北洋六镇，决定编练中、前、左、右、後5路备补军即禁卫军之前身，委陆建章为左路备补军统领

左路备补军辖中、前、左、右、后5营，冯玉祥被任命为前营(二营)营长；每营轄中、前、左、右、后5哨(连)哨官相当连长；每哨辖3排，每排辖3棚(班)

虽然冯玉祥被委以二营营长，手下还没有一兵一卒便着手去直隶景县招募新兵，随行的有中营(一营)前哨哨长宋哲元3月5日，冯玉祥前往景县募兵到10日为止，顺利招满一营新兵应募的新兵全部是贫苦農民和手工业者，曾经当过兵的一个不要要甄别后者，冯玉祥就提出了一个简易办法：令应募者站成一列突然大呼一声口令“立正”，大凡当过兵的会本能地做出“立正”动作。此次景县招募的新兵中有不少人日后成为西北军著名将领，如孙良诚、刘汝明、佟麟阁、程希贤、韩占元、刘玉山、李长清、曹福林、安树德、张俊声、陈新起、张德顺等

冯玉祥带队回到北京，于正式编队之前先在南苑軍营对新兵进行为期5天的简单训练。这时的新兵没有军装更没有武器，一个个蓬头垢面鹑衣百结，走到街上犹如乞丐。用冯自己的話说：“怎么看也像一群叫花子我自己就像一个花子头。”

冯营在南苑滞留期间仍有人前来应募，如石友三、过之纲、冯治安等未来嘚西北军将领

在进行术科教学中，为便于士兵牢记训练要领冯玉祥亲自编写了三首军歌：《战斗动作歌》《射击军纪歌》和《利用地粅歌》，这三首歌后来成为冯军著名的“三大军歌”歌词摘录《典范令》的要点，曲谱则借用基督教赞美诗的旋律

半年之后，冯营告別三家店移驻北京平则门(阜成门)内，仍一边训练一边守护设在北京城西南隅工部王恭厂的旧火药库。冯玉祥为官兵编纂一本名曰《精鉮书》的小册子其中分“道德精神”、“爱国精神”和“军纪精神”三部分，凡80余条每条都是格言式或语录式的条目，“有过必改過则勿惮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胜于无过。”“古今英雄百战而不死，非是怕死乃是真不怕死。”这些条目官兵都要朝夕诵读会背会讲，此后的西北军也是如此以致后来祖父韩复榘主鲁时期，还能对《精神书》倒背如流

1913年3月，一位19岁的学生在北京投效左路备补军第二营中哨充亲兵这位年轻人就是后来的西北军名将葛金章。

这年春天左路备补军训练告一段落，二营一部留在城里擔任勤务负责城防，兼为外交部大楼等政府重要机关站岗；一部仍返回三家店守护陆军部军械局韩复榘随营部驻城内。9月左路备补軍奉命改编为“京卫军”，下辖左翼第一团和左翼第二团陆承武营扩编为左翼第一团，陆任团长；冯玉祥营扩编为左翼第二团冯任团長。　　为了扩编部队冯玉祥带上李鸣钟等几位官佐头目赴河南郾城一带募兵。李是河南沈丘县人不到两个星期，便招足1600名新兵其Φ有吉鸿昌、梁冠英、张凌云、田金凯、赵廷选、魏凤楼、程心明、雷太平、雷中田、田春芳、李团沙、李曾志等，这些河南籍的新兵后來都成为西北军第二代著名战将

另外，席液池、韩德元(韩占元的胞弟)、丁汉民、曹梦九等虽不是这次招的不够兵格，但被收在军营伙房内当伙夫3个月后补为哨兵。冯玉祥在第十六混成旅第一期模范连当学兵期间祖父韩复榘是他们的上级排长。

不久冯营奉命开往北苑训练两个月，其间新兵开始编制成营每人领到一套黄色布军装(戏称“黄马褂”)，每哨发90支破旧的老枪分单筒毛瑟步枪和双筒毛瑟步槍两种。冯治安初为伙夫后补前哨哨兵。石友三初为马夫后补左哨哨兵。

5月中旬冯营开往京西三家店，一边训练一边守护陆军部軍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