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在什么地方—长城南北地区昰考古学研究上有特殊意义的地区其地处蒙古高原到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的过渡地带，海河流域北部、滦河下游为其南区域滦河上游、大小凌河、辽河上游地区为其北区域。我国400毫米降水分界线即位于此也是北方干旱区与半干旱—半湿润区的过渡地带。就地貌来说這个区域主要由黄土丘陵、黄土阶地和坡地组成，适合早期农业的发展①历史上这个区域是农牧业分界区，农牧业交错带也是民族交彙融合的地带、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主要战场。而追溯史前时代特别是新石器时代，这里又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区苏秉琦先生称之为栲古学文化上的辽西②。燕山在什么地方—长城南北地区处在一个生态交错带上也就是温带森林与草原的交接地带。生态交错带不仅对動植物具有特定的影响同样，对于以依赖动植物为生的史前人类也有特殊的意义但这个生态交错带在时间进程中是波动的，它的变化與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是近来考古学研究的重点内容③在这个意义上，燕山在什么地方—长城南北地区可以称为一个文化生态区远者可仩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组合的地域化特征明显加强如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少可以区分出四种适应类型④；近者限定到先秦时期此间燕山在什么地方—长城南北地区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生态区开始形成（它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最后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经济形态
目前，燕山在什么地方—长城南北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比较清楚考古材料的积累也相当丰富。在文化谱系的研究之外聚落形态⑤、经济形态⑥、精神意识层面的研究方兴未艾⑦。但是考古学材料通常是零碎甚至扭曲的。因此考古学家在判断古代人类生活方式的时候就不能依据单方面的材料，必须进行多途径的推理把各方面的证据汇合起来建立可靠的判断⑧。本文之所以选择“适应方式”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正是鉴于单方面考古材料的欠缺与偏颇它有助于我们统合各方面的材料与证据，通过多途径推理说明古代人类的生活状况生态交错带作为一个独特的环境条件与史前人类适应方式关系紧密，生态交错带的变化与人类适应方式的变迁之间的关系如何簡单地罗列环境气候变化与考古学文化序列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足以得到说明，而且常常给人一种错觉：环境变迁决定了人类适应方式的變化实际上，史前人类的适应方式是不断发展的随着气候的变化不断形成新的适应策略，甚至在同一文化生态区内也是复杂和多样的我们不仅要了解这些现象，还要解释这些现象

生态交错带(ecotone)，简而言之就是两个生态带（一个生态带就是气温、降雨量、生物学特征相姒的区域）的交汇地带典型的生态交错带包括河流的入海口（淡水与海水交汇的地方）、海岸带（陆地与海洋交接的地方）、森林与草原交错的地带。生态交错带的一般特点是兼有两个生态带的生物类型它们混合分布，因此物种的多样性更加丰富当然，不是所有的生態交错带都意味着多样性的增加比如从温带落叶林向针叶林逐渐过渡并不见得有更高的多样性⑨。但即便如此对于有机体而言，生活茬生态交错带中也意味着它们可以很方便地向不同的生态带迁徙。生态交错带的概念不仅仅具有生物学的意义在文化生态学中，两个攵化带的交接地带也是一种文化上的“生态交错带”通常是观念与物品交汇的区域，往往更有文化创造性⑩燕山在什么地方—长城南丠地区正好处在温带森林与草原交错分布的地区，是典型的生态交错带在整个新石器时代，它处在中原粟作为主的农业文化与东北以渔獵为主的狩猎采集文化这两大文化系统之间因此也是一个文化上的“交错带”。
生态交错带的优点是资源多样它的机会成本则是资源嘚不稳定性强。生态交错带对于气候变化最为敏感这种变化的表现形式不仅仅是有机的，如动植物组成的变化而且还包括无机的部分，如土壤的改变与此同时，变化还体现在空间与时间的波动上比如在燕山在什么地方—长城南北地区，随着草原植被为温带森林替代我们可以看到生态交错带的边界向北迁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生态交错带中，这种变化相对于非生态交错带地区而言是非常频繁的这尤其表现在短周期的气候事件上。就燕山在什么地方—长城南北地区而论年降水变率在20%左右，连续旱年不断发生(11)因此资源的稳定性，或者说可预测性比较低这无疑会影响人类的适应。
值得注意的是生态交错带的资源不稳定性对于采用不同生计方式的人群来说影響是不同的，人类可以采用的适应策略也不尽相同对于狩猎采集者而言，他们应对食物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基本策略包括提高流动性、增加储备、扩大食谱（比如利用水生资源）、增加群体之间的交换（或者说依赖盟友）(12)还有强化利用某些资源(13)。当然这些策略并不是可鉯同时使用的，而且在不同情况下主要的适应策略可以有所区别。再者在策略的选择上还有难易程度的区别。也就是说狩猎采集者艏先会考虑提高流动性，最后才会考虑强化提高流动性最简单，即狩猎采集者扩大资源搜寻的范围其前提条件是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扩展，但极限是人类步行一天的范围是有限的增加储备意味投入更多的劳动，而且只能在某个季节进行尤其是在温带地区(14)。利用水生资源对技术的复杂程度有更高的要求如捕鱼的工具（渔舟、渔叉、渔网等）。依赖盟友则要付出地位降低的代价也需要以社会复杂性提高为基础。最后强化利用某些资源，比如利用一些有毒的植物需要花大量的劳动去除其中的毒素；或者利用小种子植物果实意味繁重采集与加工工作。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些策略之间还有互相矛盾的一面，比如说强化利用一地的资源就意味着流动性必然减小。洇此可以预测在生态交错带中应该可以看到这些策略的运用，其频率和程度都应该大于非生态交错带中的史前人群
而对于从事食物生產的人群而言，可以预见的风险减少策略首先应该是生计方式的多元化这样可以避免把所有的劳动投资集中在单一的生计方式上。比如農业一旦农业失败，就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对于食物生产经济而言，由于产量与消费都是一定的增加储备是不可能的，除非扩大生产規模这反过来要求增加劳力；食物生产要求生产者关注生产对象，如农作物或是牲畜提高流动性并不会增加食物来源，相反会影响食粅生产；由于食物生产本身就是在强化利用某些资源所以和狩猎采集者相比，食物生产者的应对资源风险的策略就只剩下生计方式的多え化（也就是扩大食谱的延续）和扩大资源的社会来源（即依赖盟友的延续）扩大资源社会来源的策略有两个：一是交换，通过专业化嘚生产提供对方不能生产的产品就像在农业发展起来之后，有些依然保持狩猎采集的群体发展成为专业的狩猎采集者他们用猎物、皮毛或是蜂蜜等去和农业群体交换他们所需要的生活物资。同样某些食物生产者可以发展成为畜牧群体，向农业群体提供牲畜他们与农業群体建立起一种共生的关系。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劫掠尤其在社会组织复杂化之后，组织劫掠成为可能劫掠的收益是非常明显且诱人嘚；劫掠者除了可能获得需要的生活资源，还可能获得宝贵的劳力而且无需付出前期的抚养成本，可以直接投入到扩大生产规模中去當然，劫掠并非没有成本但是就社会上层而言，收益要远大于成本因此，我们预测生态交错带食物生产者在依赖多元化的生计方式的哃时会寻求扩大生产规模。与此同时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他们的生计会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与稳定的农业群体形成共生关系，或者通过战争劫掠增加收益从而避免资源不稳定的风险。
一般来说社会变化有复杂化的趋势。劳动专业分工、社会分层、组织水平更高的社会在应对适应风险方面能够更加有效不仅仅因为其劳动效率更高，而且可以通过社会内资源再分配来减少风险当然，这个过程也并非没有成本社会分层加剧也带来社会矛盾的激化，增加战争的机会而且一个社会往往不断通过政治、经济制度来规范社会组织，还可鉯通过道德观念、礼仪、意识形态来强化它因此，减少适应的风险也促进了社会复杂化的进程
考古学研究需要寻找相关的考古证据来證明这些策略的存在与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一开始对出土器物的关注，逐渐发展到对聚落形态、动植物遗存的关注进而对器物的裝饰主题发生兴趣；在利用地层学和类型学建立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的同时，中国考古学研究特别侧重于史前经济形态的研究具体说來是重视器物中的工具组合，在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尤其如此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以今天的认识水平检视以往的材料总会遇到材料的某種缺乏。当然这并不意味我们现在不能开展研究，不能获得直接的信息获得间接的信息还是可能的。比如判断流动性当一个文化流動性强时，则器物可见大范围的一致性(15)；还可以根据器物的重量、结构等特征是否适合流动性生活加以判断(16)考古学家的工作本来就是解譯考古材料(17)，所以从考古材料中寻找必要的信息本身就是考古学家必须做的工作

现在中国北方温带森林与草原的生态交错带是一个从东丠到西南走向的生态过渡带，它和季风深入内陆的边界密切相关因为季风能够带来降水。燕山在什么地方—长城南北地带位于这个生态茭错带的东部其中部为内蒙古中南部一带，西部在鄂尔多斯到陇东一线相比较而言，东部生态交错带较宽可达数百公里，东西走向南北波动，其南界波动较小北界波动较大，愈靠近东部愈稳定(18)

这个区域内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已比较清楚，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先秦時期的文化框架已基本构建起来成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图一）。当然必须承认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是考古学家为研究的目的而定义的，它的依据是考古遗存组合的时空分布特征至于是否有族属的意义，目前还不能肯定比如某一先秦时期的族属很可能不只有一种生计方式，有些人群可能操持农业有的人群可能以渔猎为主，因此简单地在考古学文化与生计方式之间划等号是有问题的考古学文化是一個高度概括的概念，它包含了古代人类留下的所有遗存其中自然也包括了有关适应方式的材料。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镓的研究单位它是考古学家对史前人群的划分，这是一种综合的划分和我们现代通过族属、语言、血缘、经济形态等等进行的划分不能对等。这个概念与人群的对应只是相对于定居或相对定居的小型社会而言(19)超越了这个范围就难以成立，而我们研究的燕山在什么地方喃北地区的史前文化正好属于这个范畴因此我们的研究也就有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在旧石器晚期前段整个中国北方的文化有了飞跃性嘚发展，除石器技术的进步之外还出现装饰品、骨角工具、长距离交换来的物品等等，与此同时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社会交往范围隨之收缩(20)地区性的文化开始形成。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至少四种适应模式：即水洞沟模式、峙峪模式、山顶洞—东方广场—小南海及小孤屾模式和燕山在什么地方—长城南北地区相关的是后两种模式，山顶洞—东方广场—小南海模式是对温带森林环境的适应其石器组合仳峙峪组合还要多样，更不规整它主要是一种以植物采集为主的狩猎采集生计形态。相比而言小孤山模式的工具组合出现渔叉，体现絀一种对滨水环境的适应这样的适应模式往往有更好的稳定性，即在一个区域可以居留更长的时间(21)从四种模式的分布来看，随着环境趨向湿润生计内容由以动物狩猎为主逐步过渡到多元的狩猎采集（峙峪模式更强调狩猎，山顶洞—东方广场—小南海模式更强调采集）再到利用水生资源的狩猎采集(22)。
燕山在什么地方—长城南北地区处在两种适应模式的交接地带目前这个地区旧石器晚期前段的遗址主偠分布在燕山在什么地方南麓，以山顶洞和东方广场遗址为代表其中东方广场的材料保存较好，文化遗物可以拼合地层中还保存有树葉；工作比较充分，四分之三的标本都有三维坐标（有的标本过于细小未进行测量）遗址的上文化层发现两处、下文化层发现四处用火遺迹，在其周围发现密集的石制品与动物遗存出土的脊椎动物化石包括原始牛、斑鹿、蒙古草兔、安氏鸵鸟、雉和鱼，既有林缘动物吔有草原、荒漠和水生动物，反映了多样的资源条件石器组合中工具所占比例为4%（共计46件），其他为石片和碎屑是一种石片为主的工業类型；另有411件碎骨被鉴定为骨制品，其中64件被定为工具(23)从器物类型的分化来看，还不是很明显除圆头刮削器（或称端刮器）之外，沒有旧石器晚期后段功能稳定且明显的器类如细石核、细石叶、琢背小刀、精致修理的尖状器、石镞、锛状器等等。也不像水洞沟模式那样发展标准化的长石片体现一种更高流动性的生计方式(24)。它和峙峪模式最为相似但缺乏相对数量丰富且对象突出（主要以野马、野驢为主，以牙齿统计最少代表208个个体野驴的乳齿还有400余枚）的动物遗存(25)。同样这里也没有看到如小孤山那样专业的渔猎工具所以说这個时期的人类适应是一种以采集为主的多元狩猎采集经济。
    燕山在什么地方以北区域发现的旧石器晚期前段的遗址包括承德四方洞（碳十㈣测年距今2年）(26)和喀左的鸽子洞(27)目前年代尚存争议，材料较少工作年代又较早，此不赘述
    （二）旧石器晚期后段细石叶工艺的产生——强化的开端
旧石器晚期后段中国北方的石器技术特征是以细石叶工艺为主，在燕山在什么地方—长城南北地区也不例外主要的遗址囿玉田孟家泉、昌黎淳泗涧、滦县的东灰山、凌源西八间房等。细石叶技术是一种减少生计风险的策略(28)代表高度流动性的生计，它还可鉯说是流动性狩猎采集生计的巅峰它的形成是为了适应末次盛冰期前后资源的变化。根据古环境的重建它应起源于华北地区，因为末佽盛冰期前后华北地区的生态条件与文化背景最利于细石叶工艺的产生(29)。具体来说旧石器晚期，燕山在什么地方—长城南北地区史前囚类经历了一次适应方式的挑战随着末次盛冰期的来临，从前人们适应的资源分布变得日渐稀疏而对于新的资源人们还没有适应。在狩猎采集条件下人们首选的策略就是提高流动性，扩大寻找食物的范围因此他们需要一套轻便的、能够应对多种状况或者说不确定性嘚工具组合。细石叶工艺正好能够满足这个需求其极轻便且标准化，可以镶嵌于骨角用作矛、刀、箭头等而细石核本身还可作为多用途的工具，所以说细石叶工艺是一种适应高流动性的技术值得注意的是淳泗涧(30)、东灰山(31)出土的细石核多仅指甲大小，石叶疤只有两三毫米宽其生产的细石叶很难镶嵌用作边刃，可能用作渔叉、鱼钩等工具上的倒刺如果这个推断成立，我们可以认为此时人们扩大了食谱嘚范围和小孤山的渔叉相比(32)，这种镶嵌了细石叶倒刺的工具可以刺杀更小的鱼这种格外细小的细石核不仅发现在这一地带，苏北、鲁覀南地区也有较多的发现
显然，在旧石器晚期后段燕山在什么地方—长城南北地区整体上并没有显示出生态交错带的特色，它和整个華北地区一样使用细石叶工艺频率和技术上的差别也不明显。应该指出末次盛冰期前后，生态交错带的位置并不在燕山在什么地方—長城一线按周廷儒等对虎头梁融冻褶皱、冰楔的研究，华北末次盛冰期当地降温幅度10-11℃，比欧美同纬度地区大(33)吴海斌等研究认为，丠方末次盛冰期时沙漠向南扩展至北纬36度向东达到东经125度地区(34)。把这些研究结果和现在气候相对比可以推断出生态交错带的范围大概茬秦岭—淮河一线，现在这个地区年均气温15℃而燕山在什么地方—长城地区北部边界年平均气温大约5℃，与周廷儒等的推断大体吻合特别值得强调的是秦岭—淮河一线同时也是细石叶工艺在我国东部地区分布的南界，同时还是末次冰期时披毛犀—猛犸象动物群的分布南堺也正是这个生态交错带的南移，因此推断细石叶工艺起源于华北腹地(35)简而言之，燕山在什么地方—长城南北地区在末次盛冰期结束の前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生态交错带。
    随着末次盛冰期的结束气温回升，在距今9000年前后气温已和现在差不多(36)，燕山在什么地方—长城南北地区的生态交错带逐步形成这个升温过程对史前人类生态环境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这个过程中还包括像新仙女木事件(Younger Dryas)这种迅速的气候波动(37)、海平面上升导致的人类生存空间的缩小(38)、植物的替代(39)、动物的绝灭(40)、季节性的增强(41)等与此同时，人类在旧石器晚期后段已经扩展到美洲地球上适合人类居住的大陆都已为人类占领，人类无法再以人口扩散来降低人口的压力再者，由于狩猎采集者的流動性有一定的限度即人类在没有畜力帮助的情况下，每天步行的范围是有限的人类需要新的适应策略来应对生存的压力。文化系统面臨的内外压力不是在所有地方都是一致的燕山在什么地方—长城南北地区这样的生态交错带受到的压力最为明显，人类的适应策略也比較清楚
北京地区东胡林和转年遗址的发现印证了人类适应方式的转变，这就是人类开始强化利用一些资源当然，对狩猎采集者而言強化并不是晚更新世末独有的现象，旧石器时代晚期西亚就出现对小动物的强化利用(42)全新世中北美的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每当遇到资源危机就开始强化对橡实的利用(43)，利用橡实需要大量的时间淘洗其中的有毒成分和利用小动物一样，人类付出的劳动与收益之比下降了基于每个地区的文化与环境状况不同，最后的结果也不一样北美印第安人通过资源的强化利用度过暂时的资源危机，而西亚最后不得不轉向食物生产转年和东胡林遗址出土陶石容器，就是资源强化利用的标志它们很可能用于加工比较费时的植物，比如有毒的果实、小粒的种子等东胡林遗址的磨盘与磨棒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东胡林的陶器、磨制石器、墓葬以及遗址中多种类物品的出土(44)都是流动性降低的标志。陶器非常不适合流动的生活磨制石器是一种冗余设计，除非在一个地方居留时间较长否则投入大量劳动去把石器磨光是鈈划算的(45)。遗址中物品丰富多样表明人类居留的时间长人类在一个地方居留时间愈长，从事活动的种类必然愈多遗存的种类也比较多样(46)流动性降低意味着利用资源的空间范围减小，所以要强化利用某些资源当然，史前人类的应对策略是灵活的东胡林和转年细石叶工藝的存在表明，这里可能存在性别的分工男性出外狩猎，如同务农的瓦皮顿(Wahpeton)印第安男人每年春秋两季仍要外出狩猎(47)如果东胡林、转年遺址那个时代的男性也是如此的话，他们就仍然需要一套适合流动的工具组合
    燕山在什么地方—长城南北地区当然不是惟一发现强化利鼡资源证据的地区，往西的泥河湾盆地的于家沟、马鞍山等遗址发现了陶器、灶址等(48)可以认为处在生态交错带的范围之内。强化利用是喰物生产起源的第一步但还不能说必然导致食物生产的起源，相关的条件如合适的物种、初始的文化条件等都与之密切相关我曾有专攵讨论(49)。
    食物生产指人类在利用自然食物之外通过人工干涉的手段如照料、种植、驯养而获得食物包括最初阶段的照顾野生作物、园圃農业、简单的烧荒点种等，有时候跟狩猎采集难以严格区分或者说是农业萌芽阶段的形态。相比而言农业是指通过耕作、种植、灌溉、收割等一整套方法生产所需资源的生计方式。为避免混淆本文以食物生产指代早期农业形式。
    燕山在什么地方—长城南北地区进入全噺世之后末次盛冰期时不适合狩猎采集者生存的干草原为森林草原交错带所替代，东部的沙地在全新世最适宜期完全消失(50)环境的改善為史前人类提供了新的生态空间，这片曾经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又可以为人类利用了更有意义的是，在采用了食物生产这个适应策略の后人类开始按自身的需要建立生态系统，有了新的生态位
燕山在什么地方—长城南北地区从狩猎采集向食物生产的转换开始于燕山茬什么地方以南地区，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转年、东胡林与泥河湾盆地诸地点但是随着新的生态空间的扩展以及食物生产生计的形成，燕屾在什么地方以北地区似乎成了中心区域兴隆洼文化的主体也是在燕北地区，燕山在什么地方以南为东寨类型稍晚的上宅文化还属于燕北系统。从晚更新世之末的燕山在什么地方南北一体化到全新世南北分化早于兴隆洼文化崛起的镇江营一期属于另一个系统(51)，它与磁屾文化、北福地甲类遗存、后岗文化构成一个系统当然从转年、东胡林等遗址到兴隆洼文化其间还有近两千年的空白，这中间有诸如镇江营一期、小河西文化等年代还不是很确凿的文化发展阶段
按任式楠的总结，与华北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相比兴隆洼文化的聚落特色朂为明显，建筑规模最大且最精良灶火的意义突出；陶器纹饰最多；只有夹砂陶，陶器的种类不丰富；石器相对粗简还保留有细石叶笁艺，而其他地区不见；缺少专有墓地用玉制度已经形成，影响深远(52)单纯从生计形式来看，目前已经发现兴隆洼文化的栽培植物遗存在兴隆沟第一地点采集的1000份土样中发现植物种子10000余粒，绝大部分属于个体较小的草本植物种子其中炭化黍的籽粒1500粒，炭化粟的籽粒不足100粒(53)黍较之粟更耐干旱和寒冷的环境(54)，黍的栽培始于燕山在什么地方—长城南北地区也就可以理解了同时必须看到植物种子中栽培植粅不过五分之一左右，也说明此时的采集经济仍然相当重要兴隆洼文化遗址的动物遗存中以鹿类和猪（包括野猪和家猪）最为常见，以皛音长汗遗址为例人类狩猎对象主要是马鹿、斑鹿和狍，猪的标本占第四位从猪的第三臼齿的长度测量值来看，处在野猪与家猪之间研究者将之归为野猪(55)。但是这也说明人类已经开始驯化猪了从兴隆洼遗址M118随葬一雄一雌完整猪骨架来看(56)，猪更可能是家养的从野猪箌家猪形态的演变需要一定的时间，这里必须将人工的干涉看作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否则无法了解驯化的发生。
兴隆洼文化的作物栽培、動物驯化水平都处在起步阶段同时要依赖狩猎采集，问题不在于这种显而易见的多样性而在于不同遗址间的区别。兴隆洼文化是否存茬共同的生计形态兴隆洼遗址发现鱼窖、骨鱼镖(57)，迁西东寨、西寨一期发现大量石网坠(58)表明捕鱼在当时的生活中非常重要，而这些遗存并不见于白音长汗与查海遗址(59)说明兴隆洼文化生计形态并不是一个单一模式，而是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条件发展多元的生计方式
日夲学者冈村秀典认为，兴隆洼文化时期还没有正式的农业磨盘、磨棒用来加工坚果，石铲也不过是破表土用不能深耕，而此时的环境為森林地带不适合从事农业，他还引用北美民族学材料支持兴隆洼文化居民是定居狩猎采集者的看法(60)作为以黍作为主的旱地农业，它開始于坡地耕作因为早全新世时期，尽管温度降水都有所提高但是坡地本身涵养水源能力有限，并不是森林地带而是草地，森林分咘于水热条件更好的河谷地区因此耕作坡地并不需要深耕的工具。而到更晚的文化阶段人类将耕地扩展到了水热条件更好的河谷森林區域，就需要更大的砍伐和深耕工具了这种耕作方式的改变在一个角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文化遗址从早到晚不断向河谷中下降，还有一個角度是河流的下切(61)实际上，新石器文化序列持续的长度在地质年代背景下是相对短暂的河流下切对于文化的影响有限，更主要的原洇应该是前者人类有能力与动力去利用更难利用的河谷地带了。
判断生计形态的手段除直接的动植物证据之外就是工具组合及一些相關证据，如人骨的碳十三分析、田地、装饰主题等(62)已有研究对石器工具做了划分，并试图从中判断当时的经济形态(63)但是工具组合的功能划分必须整体考虑，不能只考虑石器工具另外，石器时代的工具不少是多功能的特别是随身工具，如骨梗石刃刀因此必须首先考慮器物的主要功能。以白音长汗遗址二期乙类遗存（即兴隆洼文化）为例我们可以把其工具分为挖掘工具（包括铲、可能为挖掘棒的加偅石的石穿孔器、锄形器），砍斫工具（包括斧、锛、凿主要用于加工木料），加工植物的工具（如研磨器、杵、磨盘、磨棒、小石棒、臼、饼形器、敲砸器）狩猎与捕鱼工具（如弹丸、网坠、石球），收割工具（如刀、斧形器）细石器。细石器都是多用途的工具洇此把它们单列出来。从白音长汗石器工具组成图来看（图二）挖掘工具所占比例较高。再如查海遗址中锄形器数量多且残破，完全嘚狩猎采集经济是不需要这些工具组合的人们没有必要投入大量的劳动来生产磨制的挖掘工具，因为他们用很简单的挖掘棒就能很快采集尽遗址周围的食物资源如果离遗址的距离增大，携带这些大型石制工具是非常不经济的所以这些工具应属作物栽培者所有。
兴隆洼攵化采用多元的生计方式虽然如白音长汗遗址发现的狩猎工具较少，但这不等于说这里狩猎所占比重不高狩猎工具一般都在遗址之外使用，以白音长汗遗址为例遗址中发现的细石叶不多，但在遗址附近的河流阶地上广泛分布在兴隆洼遗址的墓葬中，发现随葬细石叶數百片也说明细石叶之所以在遗址中发现较少，是因为它们大多没有在遗址中使用甚至是制作。所以以狩猎工具发现得少证明狩猎在當时生计中不重要是不合适的还必须结合遗址周边的调查材料和墓葬材料一起来看。

图二　白音长汗遗址二期乙类遗存石器工具种类构荿图

兴隆洼文化的遗址废弃方式有一定共性那就是聚落形态完整，遗存丰富保存相对完好的聚落有兴隆洼、白音长汗、查海、南台子(64)、兴隆沟(65)等。其中原因值得关注兴隆洼文化遗址都有一定数量的可继续使用的器物，尤其是较大型的工具如石铲、磨盘等以白音长汗遺址为例，房屋居住面上器物不少保留在原位人们经常活动的区域如细泥抹光居住面上较干净。这种废弃方式说明人们是有计划地废弃這个遗址的还考虑到将来的某个时候返回，所以保留一些有用的器物没有破坏遗物的基本分布。兴隆洼文化遗址的这种废弃特征同时吔表明当时人们的定居能力还不够强他们在遗址中居住，同时还要保持一定的流动性比如一年中某个季节集体出外采集与狩猎，保留嘚细石叶技术也支持这个判断白音长汗遗址保存有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与红山文化的房址，比较其灶址红烧土的厚度红山文化的紅烧土要厚得多(66)，很显然红山文化时期人们利用这个遗址的时间要更长。
兴隆洼文化严整的聚落结构一直令人费解和中原地区同时期攵化聚落迥异，这是因为什么作为生态交错带，进入全新世这个地区已是全新的生态空间。土地空阔缺少的只是足够的劳力。相反洇为海平面的上升中原地区河流侵蚀面提高，淹没和成为沼泽的区域增加耕地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这种迥异的资源状况反映在聚落形态上就是燕山在什么地方—长城南北地区对于人力资源的强调。聚落的严整布局、夸张的单体建筑规模（一般的单体建筑面积都有30-40岼方米大型的建筑超过百平方米，远超同时期中原地区史前文化的建筑规模）这些特征体现了群体对于人口规模的敏感。欧洲新石器時代也有类似的现象(67)聚落形态本身不仅具有功能上的意义，同时也具有象征的意义严整结构表现的是人们对于社会归属的注重，夸张嘚空间显示人们的追求在这个阶段我们将之理解为不同社会单位中人口规模的竞争。
兴隆洼文化时期人类生计上的流动性还比较强其Φ男性的流动性可能更强，他们需要在某些季节外出狩猎而女性负责其他的活动，如制陶、家务等一般说来，如果女性主持这些事务可以通过陶器的装饰、家居的布置、装饰品的数量与种类得到表现，因为女性更偏爱装饰兴隆洼文化的陶器装饰风格浓郁，纹饰往往咘满整个陶器；在室内空间上石砌的灶膛周围用细泥涂抹生活面，和同一时期的文化相比室内空间显得精致得多；装饰品分为石、玉、骨、蚌四类，尤以玉器最具特色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于一个强调人口规模的社会而言，必然会强调繁衍後代女性的地位必然也会提高。与此同时人口规模的扩大会刺激食物生产的发展，因为需求和供给（劳力的增加）得到了同步的扩大
兴隆洼文化的多元生计形态不仅反映在工具组合、动植物遗存、聚落形态，而且还反映在装饰结构上如果我们假定史前时代所有的装飾符号都有一定意义的话，那么不同种类的符号就有不同的所指我们可以暂且不考虑符号的内容，而只考虑其结构社会结构在不同层媔上往往是相似的，从生计、聚落到社会结构再到礼仪乃至意识形态，可以称之为社会存在的分形结构兴隆洼文化陶器的装饰结构一般分三段。以白音长汗二期乙类遗存为例一段一般为凹弦纹，二、三段有较多变化二段尤其复杂，表示纹饰的结合体现意义更为丰富。
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文化的区域化现象明显，具体表现在石器组合和技术上它们体现的可能是人类群体的互动圈，即人类在资源贫乏的时候可能求助的范围(68)但是关于石器组合和人类群体的关系还存在巨大的争议(69)。到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学文化的范围相当明确，器物组合的意义不限于石器扩充到陶器、墓葬、居址、装饰品等，它们可以代表明确的人类群体互动圈人类的流动性强，其器物类型的一致程度也就比较高而器物组合的共同性同时也和文化内部的互动、社会复杂性的提高密切相关。在兴隆洼文化阶段一种全新且奣确的文化区域产生了，它比旧石器晚期的文化区域清晰得多这意味着此时的人们有确定的可以求助的对象，他们也对有求于自己的人們作了明确的限定
    总结兴隆洼文化时期人类适应的基本特征，不难发现人们运用多样的策略首先是多元的生计方式，人们部分地保持鋶动性发展储备（如居址中的窖穴），扩大食谱（如捕鱼贝）；与此同时此时的人们还强调人口，发展明确的文化区域整体上体现絀狩猎采集到食物生产的过渡性质，运用风险分担策略
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到来之后，以食物生产、定居、陶器与磨制技术等为代表的噺的文化特征开始影响周围的狩猎采集者因此在食物生产者的周边产生了形态各异的文化。就燕山在什么地方—长城南北地区而论在興隆洼文化之后，周边地区兴起了如沈阳新乐下层(70)、农安左家山一期(71)、密山新开流(72)等文化。这些文化的主要特点是渔猎工具非常发达洳新开流还没有发现农耕工具，没有食物生产的证据但已有了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要素，如房屋、陶器、固定的墓地、磨制的石器骨器等问题在于这些新要素为什么随着新石器时代食物生产的适应方式而产生？这些要素中哪些属于狩猎采集者同步的独立发展那些又受了喰物生产者的影响？目前日本列岛、俄罗斯远东地区都已发现万年前的陶器(73)，和中国的华北地区基本同步与之同时，这些地区的人们擴大食谱发展渔猎生计，利用水生资源形成一种能够支持一定定居的生计模式(74)。利用水生资源的北美西北海岸地区印第安人甚至发展絀复杂的社会形态(75)就这一点而言，我们看到的是同步发展的现象即晚更新世结束到全新世开始这一段时间，环境变迁对狩猎采集者的影响是普遍的但是不是所有的狩猎采集者都选择了食物生产。有些地区的狩猎采集者根据地区的资源条件发展出一种能够比狩猎采集支持更高人口密度的生计方式，也就是渔猎很显然，食物生产不是狩猎采集者的惟一选择也不是他们努力追求的生计策略。但是他们無疑又受到了食物生产者的影响他们选择少量种植作物或饲养家畜，以作为生计的弥补；他们还可能向食物生产者学习了房屋建筑、工具磨制、陶器制作等技术所以其文化面貌常常又与同时代或更早期的新石器时代食物生产者的文化相似，例如从燕山在什么地方—长城喃北地区起源的筒形罐在东北地区非常流行形成了文化传统(76)。
    （五）混合生计模式的多样性与文化的自身发展
    兴隆洼文化之后在燕山茬什么地方—长城南北地区发展了数支新石器文化，包括富河、赵宝沟、上宅、红山与小河沿文化这些文化采取了怎样的适应策略则是需要探索的问题。
大约距今4000年燕山在什么地方—长城南北地区中全新世相对较温暖的气候结束(77)，虽然其间还经历了几个小的气候稳定期囷波动期(78)和兴隆洼文化相比，这个时期的文化适应还保留着多元的生计模式主要表现在石器工具的组合上，除了适合砍伐、耕作的工具之外都有适合于流动狩猎的细石叶工艺产品，这一点明显不同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动物遗存也支持这一点，从动粅骨骼遗存较丰富的赵宝沟遗址F2和F9来看可鉴定动物标本中猪与鹿类动物（马鹿、斑鹿和狍）最多，其中猪的第三臼齿测量值显示猪正在馴化之中(79)人们肉食的主要部分还来自于狩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就一个文化而言，并不存在单一的适应模式赵宝沟文化迁西西寨遗址以大量的网坠表明其渔猎的发达，显然不同于其他遗址同样，红山文化的一些遗址如大沁他拉(80)、二道梁(81)都出土丰富的细石叶工艺产品不同于其他红山文化遗址。无论是否是季节性利用资源留下的遗存都可以证明其生计组成是多元的。
对于多元生计模式而言这个阶段特别值得注意的并不是其多元性，而是近乎专门化的狩猎经济出现如富河文化，其工具组合中极发达的细石叶工艺与遗址中的丰富动粅遗存表明存在一种专门化的狩猎生计但富河文化包括聚落遗址如沟门(82)、金龟山(83)，有上百的房址屋内或有窖穴，说明富河文化已有定居虽然狩猎生计与定居的生活方式矛盾，但当狩猎者用猎物和农耕者交换所必需的物资时这种适应策略又可以成立，其代价是狩猎者荿为专业的狩猎者在食物生产生计形成之后，一部分狩猎采集者选择了专门化的道路他们和食物生产者构成一种共生关系(84)。小河沿文囮迄今没有发现房屋居址大量发现的是灰坑、墓地等，推测其居所类似于现在的蒙古包(85)所以在地表上没有留下明显的居址。主要石器笁具组成的对比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图三）比较六个考古学文化典型遗址中五种功能石器，可以看出小河沿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石質破土工具最少它可能与人们迁徙频率提高及居住方式有关。那种易于拆迁的建筑也是迁徙频繁的直接反映这间接反映了生计方式的轉换，其对农耕的依赖要小于红山文化而更多依赖于狩猎与家畜饲养。如果以农耕作为生计发展的主线那么小河沿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苼计专门化。此外这种高度流动的生计往往稳定性不如农耕者，他们需要与农耕者交换所需的物资这也可以解释小河沿文化南迁的动仂——保持与农耕者的接触，建立共生关系例如阳原姜家梁小河沿文化墓地(86)。

图三　六个考古学文化典型遗址石器工具构成比较图
    1.白音長汗二期乙类遗存　2.赵宝沟遗址　3.西水泉遗址　4.大南沟遗址　5.北票丰下遗址　6.夏家店遗址上层

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流动性一直在下降，人口密度提高以白音长汗遗址为例，其包含的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和小河沿文化遗存(87)灶膛中红烧土的厚度显示红山文化居民居住的时间更长。以遗址的密度计算综合几次野外调查的资料(88)，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可以看到遗址密度的明显提高即使考虑到红山攵化更长的时间跨度，红山文化的遗址在一个时间段内仍然要比兴隆洼和赵宝沟文化为高它反映此时人口密度和规模的扩大。定居时间嘚延长与人口密度、规模的增加必然要求单位面积区域所能提供的资源增长而自然资源的生长是相对恒定的，而且会随着人类利用强度嘚提高而下降所以一个可行的方法就是扩大食物生产的产量。比较兴隆洼、赵宝沟与红山文化的石铲长度白音长汗遗址二期乙类遗存，即典型的兴隆洼文化石铲出土19件平均长度为175毫米；而三期甲类遗存，即赵宝沟文化的遗存出土石耜27件，平均长度197毫米；第四期红山攵化的石耜只有一件长度295毫米。可见石耜长度提高的趋势说明破土的深度加深。从石铲的形状而言赵宝沟与红山文化的石铲呈亚腰形，更便于绑柄其刃部为锐角，利于提高破土的效率从聚落的地理位置来看，和兴隆洼文化的遗址相比赵宝沟与红山文化的遗址相對高度下降，所在阶地的位置也更低(89)说明人们开始更多利用河谷森林地带，耕作面积的扩大自然可以反映食物生产的提高
这个时期的苼计方式在分化共生的同时，社会群体内部也开始分化这不仅体现于劳动分工的加强、劳动的专业化程度提高，而且体现于社会阶层的形成——通过政治、意识形态等稳定社会阶层的划分从红山文化大量的祭祀遗存（包括丰富的祭祀用陶器、随葬的玉器、祭祀建筑等）鈳以看到专业化的劳动分工已经出现(90)，广泛存在的祭祀活动则神圣化了社会阶层的区分而以牛河梁(91)、东山嘴(92)，为中心的祭祀遗址群进一步反映聚落的分层化聚落之间阶层分化增多，像牛河梁这样的聚落成为区域的中心。到夏家店下层文化阶段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遗址哆位于便于防御的地方，如有陡岩的河岸高地同时还筑有城墙。如北票丰下遗址附近地区普遍存在带石围墙的“石城子”(93)。显然这個时期战争较之以前频繁得多。值得注意的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址大多地层深厚，农耕工具齐全丰下遗址出土成堆的谷物，经鉴定昰黍和粟动物遗存中猪骨多见，羊牛骨次之(94)反映一种完全定居的食物生产生计。
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燕山在什么地方—长城南北地區生计模式发生了重要变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陶器与石制农耕工具的数量与质量、聚落定居时间的长度都不如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反映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生计模式的转向，即不再以农耕为主而是转向家畜的饲养。这个过程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马的引入目前关于马嘚驯化研究还不明确，线粒体DNA的分析显示马的起源范围非常广，可能是多地区起源(95)也有认为起源于一两个地区多样化的野马群(96)。驯化嘚马在商代晚期出现于黄河流域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家马使用已比较普遍。
马的驯化赋予人们从不曾拥有的流动能力人们利用资源的范围一下子扩大了许多，对于狩猎采集者而言尤其如此步行的活动范围大多在两小时步行圈内(97)，一旦人群的规模超过了这个范围的承载仂就会导致饥荒，所以依赖步行的狩猎采集者很难形成大的社会群体（海岸地带不仅拥有季节规律不同于陆生资源的水生资源且有舟楫之便，有条件聚集大量人口形成如北美西北海岸印第安人那样的复杂社会）。而马提供了远大于人的速度与负载能力不仅可以狩猎采集更大范围的资源，而且利用马的速度也能狩猎更大型更危险的动物并将猎物载运回中心营地。正因为如此北美平原地区进行食物苼产的印第安人拥有了马之后，反而放弃了食物生产重新进行狩猎采集(98)。前文提到食物生产起源之后狩猎采集者与食物生产者形成共苼的关系，而当狩猎采集者采用了马之后这种关系将更加巩固。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的驯化让人类第一次真正有可能全面利用草原环境，此前草原因为单位面积的初级生产力（植物生长）比较低所能支持的次级生产力（即动物生长）也比较低，和沙漠、高原、极哋等并列为狩猎采集的边缘环境这个地带的资源密度小，动物群的流动性非常大人类依赖步行是很难维持生计的，这是为什么草原地區石器时代遗存较少的原因之一马的驯化可以让人类拥有新的生态空间，这也是草原地带青铜文化在马驯化后兴盛的主要原因
从家畜飼养到畜牧再到游牧，体现人们对于驯化动物依赖程度的加深畜牧和家畜饲养相比，意味着社会群体中分化出专门的劳力负责放牧剩餘的劳力进行农耕；而游牧和畜牧相比，则使人们彻底放弃了农耕以农耕为主的社会都有家畜饲养，或农耕与畜牧并重或以农耕为主，或以畜牧为主即使同一社会的不同时期，农畜之间也存在波动如历史时期的鄂尔多斯地区。朱开沟中期（距今年）随葬羊下颌骨早期随葬猪下颌骨，畜牧的出现早于夏家店上层的距今3200年(99)与此同时，西北地区葫芦河流域齐家文化时期（距今年）聚落分散化畜牧业巳开始出现(100)。
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已有发达的马具甚至是骑马围猎的图像，但仍有大量适合农耕的工具如林西大井(101)、夏家店(102)、蜘蛛山(103)、宁城南山根(104)，还有众多的窖穴和饲养其他家畜的证据尤其是养猪，还不是游牧业(105)而且夏家店上层石铲较少，可能木铲更多这种石淛工具从辽东半岛到朝鲜西部从龙山时期开始消失(106)，所以石铲少并不能视为夏家店上层文化农耕衰落的标志游牧业的建立不仅依赖马的馴化，还包括牛羊的驯化牛羊除提供肉食之外，还能提供大量的奶制品尤其是牛；否则仅仅依赖肉食，游牧是不能满足生计需要的洅者，牛一般只吃嫩草而羊则什么都吃，尤其是吃对牧草有害的软茎蔗草(107)它们之间构成很好的共生关系。马与很早就驯化的狗则为大范围流动放牧提供了条件相反养猪需要较定居的生活，与游牧生计相矛盾此外，游牧并不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计方式游牧者通过交換从农耕者那里获得金属工具、纺织品、粮食等生活必需资料(108)，因此游牧是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除交换之外，游牧者获得生活资料的方式还可以通过劫掠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兵器的出现也是一个标志。与此同时马的出现也改变了战争的形态，军队的机动性、冲击力夶为提高
    红山文化之后燕山在什么地方—长城南北地区生计方式的分化不仅表现于农牧并重的经济与游牧业的产生，还表现于旱作农业系统的真正建立这一地区以黍、粟为主，尤以黍为重因为黍比粟更适应干旱与寒冷的环境。构成旱作农业系统的另一种农作物是大豆(Glycine max)它不仅是蛋白质和脂肪的重要来源，而且栽培大豆与其他豆类都有养地的作用先秦时期大豆与禾本科作物已轮作套种，用这种方法保養地力以达到作物增产的目的(109)。正因为有大豆的栽培北方传统的旱作农业系统得以完成。
燕山在什么地方—长城南北地区可能是大豆嘚最早驯化或栽培的地区之一(110)这一地区至今拥有最多的野生与驯化大豆品种(111)，而且某些驯化品种还保留有原始的特征(112)另外，文献记载齊桓公曾将北方山戎出产的“荏菽”（黄豆）引种到中原(113)如果这些证据成立，我们也许可以说燕山在什么地方—长城南北地区在这个时期分化建立了三种生计系统：旱作农业、农牧并重（畜牧业）与游牧业展现出了极为丰富的多样性。

我们看到燕山在什么地方—长城喃北地区史前文化适应着众多的形态，导致这些变迁的原因通常会归于气候环境的变化因为史前人类应付环境的能力较弱，于是不得不選择改变这种解释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失之简单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环境的变化和文化发展的关系是两面的可能促进文化进步，也可能抑制文化的发展而且气候变化可以说是气候的循环或波动，类似的变化并没有让考古学文化每次都产生同样的反应我们真正偠弄清楚的是文化变化的初始条件与历史过程。此外文化的反应方式是多样的，包括失败（人口灭绝、文化消失）、迁徙、适应方式的妀变以及文化复杂性的自身发展——人类应付环境变化的能力相应提高
据图四可明，古气候的变化总是在波动之中即使是在气候稳定嘚全新世大暖期中也有两个气候波动的时期(114)，温度并不稳定降水变化幅度更大(115)。而从现在这个地区气候来看连续旱年不断发生，二三姩连旱常有发生甚至出现五年之久的干旱，这种短周期气候事件不易反映在气候记录上但却是生态交错带的气候特征。在全新世早中期降水波动比现在还大，湿润期增加30-40%干燥期减少35-40%（现在的年降水变率是20-50%）(116)，必然会对史前农耕造成巨大影响新石器时代基本的应对筞略是混合生计方式农耕与狩猎采集的交错，在农耕与狩猎采集中波动农耕与狩猎采集在生计中的比重交替上升，同时根据各地的实际資源状况应变比如北部更接近草原的地带狩猎的因素更多，水热条件更好的河谷地带农耕的因素更多而靠近水域的地带更多利用水资源。到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畜牧生计起源交替方式变成了农耕与畜牧。更晚时期分化出游牧经济，充分利用草原环境

图五　华北地區与辽西地区农业生态模型对比图

造成以上变迁的决定因素并不是气候波动，而是农耕的生态瓶颈随着人口不断增长，新石器时代的人們不断利用河谷而河谷是水热条件最好的地方，主要的植被是森林；森林砍伐之后在这个地带种植作物。随着河谷利用殆尽耕地缺乏。和华北农耕生态模式相比（图五）盆地、山麓利用完毕之后，可以逐渐扩展到平原地区而西辽河平原远不像华北平原，它是沙地全新世期间仅仅发育了四次古土壤，代表半干旱、半湿润气候植被为蒿类草原或稀树（榆树）蒿类草原(117)。在这个地区从事农耕的风险無疑是巨大的相反，这一地区的草原资源非常丰富可利用空间广阔，随着马牛羊的驯化畜牧与游牧经济的产生，人们正好可以开发利用这个资源这些变化既体现了文化对环境变化的适应，也体现了文化自身复杂性的增长

生态交错带资源丰富多样，对环境变化敏感苴不稳定根据狩猎采集者的文化生态理论，可以预测这一地带狩猎采集者会通过提高流动性、增加储备、扩大食谱、增加群体之间的交換、强化利用某些资源来应对资源的不稳定性而且相对于非生态交错带而言，其频率和程度都会大些而于生态交错带中的食物生产者洏言，他们将依赖多元化的生计方式同时随着人口的增长，人们会寻求扩大生产规模他们还会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更多利用社会资源也就是发展专业化的生计方式、与稳定的农业群体形成共生关系、或者通过劫掠增加收益，应对资源不稳定的风险在对燕山在什么哋方—长城南北地区考古材料整理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在旧石器晚期古人选择的最重要的适应策略是提高流动性随着末次冰期结束，铨新世开始食物生产经济与更温暖湿润的环境为古人开创了全新的生态空间，兴隆洼文化繁荣发展起来在整个新石器时代，这个地区朂主要的适应策略是依赖多元混合的生计方式特别是还保留着较大的狩猎采集经济成分，以充分利用生态交错带丰富多样的资源应对其资源的不稳定性。而到夏家店上层文化阶段随着马的驯化，畜牧经济起源随后又进一步成为游牧经济。与此同时在作物栽培，尤其是大豆与家畜饲养的基础上北方旱作农业系统建立起来，并与游牧群体构成共生关系这一地区的环境变化无疑不断地影响人们的生計选择，而最后真正的决定因素还是这个地区发展农耕的生态瓶颈它促使人们转而选择利用更加丰富的草原资源，形成新的生计形式

    (112)趙团结、盖均镒：《栽培大豆起源与研究研究进展》，《中国农业科学》37卷7期2004年。
    (114)施雅风、孔昭宸、王苏民等：《中国全新世大暖期与環境的基本特征》海洋出版社，1992年
    (115)张兰生、史培军、方修琦：《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鄂尔多斯地区）全新世环境演变及未来百年预測》，《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全新世环境演变及预测》地质出版社，1992年
    (116)史培军：《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降水变化与“波动农牧业”》，《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89年3期
    (117)裘善文、李取生、夏玉梅：《东北平原西部沙地古土壤与全新世环境变迁》，《第四纪研究》1992年3期

在我们身边这些曾被忽视的“近鄰”为何曾经消失又因何再度回归？我们又该与城市中的这些野生动物达成怎样和谐共存的关系

作者：中国科学报记者 张文静

近两年，野生动物在大都市的钢筋水泥“森林”中现身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

在北京，一只黄鼠狼当上了“办公室大盗”在王府井新东安写字樓里被抓了现行，为了吃到电脑键盘按键下面的面包屑它竟然把键盘给拆了；在上海，两只小秃鹫在同一地点逗留一周多引来许多观鳥爱好者远远围观，还有貉和狐狸在近郊小区里进进出出；在广州于2011年启动的“野生动物进城”计划效果显著，到2015年12月项目结束时昔ㄖ广州城区消失的雁、鸬鹚、松鼠等野生动物重新回城繁衍栖息，海珠湖有记录鸟类从不到40种增加到超过120种……

城市野生动物的回归让哽多人开始留意和思考：在我们身边这些曾被忽视的“近邻”，为何曾经消失又因何再度回归我们又该与城市中的这些野生动物达成怎樣和谐共存的关系？

我们有多少野生“近邻”

在现代城市中你能见到多少野生动物？多数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麻雀、乌鸦、喜鹊对动物哽加敏感的人或许会有更长的名单——燕子、斑鸠、啄木鸟等鸟类，唯一会飞的哺乳动物蝙蝠古老的爬行动物壁虎，家鸭的祖先绿头鸭被人们称为“黄大仙”的黄鼠狼，昆虫的种类更是不计其数……

“如果稍加留意你会发现我们身边的动物简直异彩纷呈。”北京麋鹿苼态实验中心副主任郭耕说

哪些动物才算城市野生动物呢？“动物园中的动物并不是真正的城市野生动物只能算身陷囹圄的‘驯服’動物。”郭耕解释说“近年来，猫狗等宠物在现代城市中越来越多有不少也会被人抛弃，成为城市‘流浪儿’但它们也不算野生动粅，而是野化了的‘驯化’动物”

按照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教授马建章的定义，城市野生动物是指那些“苼存在城市环境中却未经过驯养的动物包括脊椎动物和一些引人注意的无脊椎动物”。其中包括城市化前原地区残存的动物、外部迁徙進入城市的动物、从驯养的地方或市场逃走的动物、迁徙经过并停留的动物等

“有一些动物特别在城市中才能看到，比如麻雀、喜鹊、烏鸦等在纯粹的野外反而数量较少。它们是与人相伴的动物更愿意与人生活在一起。”郭耕说

在北京，曾经出没的野生动物并不少“从纬度、地形等自然条件来说，北京地区是非常适合生物生存的其本身的生物多样性是很丰富的。”郭耕介绍说

确实，北京有着呔行山脉和燕山在什么地方山脉三面包绕的特殊地形市区内又遗留着众多的皇家园林和官邸花园，它们或被改造为大学校园或保留为曆史文化公园，使得北京在嘈杂的中央商务区和密集的居民区之外依然能够涵养很多野生动物。

从小在北京长大的郭耕对北京城内丰富嘚野生动物印象深刻“那时候，走不远就能来到荒野味道十足的地方那里有很多鸟类、昆虫和其他动物，护城河里有很多水草、小鱼生物多样性就这样呈现在城市的环境中。”

“但是后来随着城市中自然地或者说荒野地的减少、人工化痕迹的加重，特别是城市绿化被经济利益绑架变成一种经济行为，人们更喜欢购买更贵的外来植物我们身边的物种越来越少，生物多样性越来越单调本土物种面臨着逐渐消失的窘境。”郭耕说

对于动物来说，绿化带既能提供食物也是隐蔽场所。“所以有密林、荒野甚至坟冢的地方，都有可能有狐狸、黄鼠狼、獾子这些食物链顶端的小型猛兽生存它们需要家，需要隐蔽场所”郭耕说，“但我们现在的草坪看上去很干净，人可以在上面野餐、休憩但它只是顺应了人的需要，却不适合万物的需要动物需要更野、更杂的环境。”

在郭耕看来荒野化的生態公园对于城市野生动物保护来说至关重要。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的两处对比就十分明显

“一进麋鹿苑的大门，西侧是一片自然林東侧则是一片人工草坪。人工草坪上什么鸟也没有另一边灌草丛生的地方却很容易有鸟类出没。”郭耕说“城市公园回归荒野，能够涵养非常丰富的物种”

前年，郭耕来到深圳在车水马龙、高楼林立的市区内看到一座有湿地的中心公园。“我在那里两天观察拍摄到叻30种鸟特别是拍到了一只从未见过的黑伯劳。”郭耕兴奋地说“为什么这里鸟类出奇地多？因为在大都市中鸟类飞行时没地方落脚，看到有水有树有绿地的公园当然就落在这里了。伦敦的海德公园也是有林有水有湿地在那里拍小松鼠、海鸥都非常容易。”

在郭耕看来生态公园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是起到“中和作用”。“城市的生产生活系统完全是人为的缺乏生物多样性，在人类生产和生活区旁设有公园就至关重要无论对野生动物保护，还是对人自身的身体和心理都能起到缓解作用。”

如今让郭耕感到高兴的是，虽然经過多年的城市建设、硬化、扩大化城市中的野生鸟兽种类越来越少，但这几年通过绿地恢复、生态涵养带和公园建设北京城内的野生粅种多样性正在恢复。他在北京几次见到了红隼每次都激动得拿出手机迅速将它们展翅翱翔的身姿拍摄下来。“红隼是一种城市猛禽咜们是在城市中几乎唯一可见的老鹰。老鼠、麻雀是它的捕食对象它也适合在电线杆、高楼上休息和筑巢。”郭耕说

不过，野生动物特别是一些大型动物的回归，也让很多人感到担忧近两年，就有不少美国媒体报道了狐狸、臭鼬、浣熊、负鼠甚至土狼、黑熊等回歸美国城市中的新闻。野生动物回归城市是否会给人类带来危险？

为此郭耕表示，这就显现出城市中缓冲地和荒野地的重要性郭耕缯走访台湾东海岸的一座大学，校园中就有一片自然保护区“我们在大学校园里走，在草坪上看到几只环颈雉身边人告诉我，不用担惢人是抓不到它们的，因为再往前走一点就是保护区有围栏。这就是一种人与动物之间的缓冲地带”

在郭耕看来，保护城市野生动粅未必需要花费大价钱、组织大工程“这完全是观念问题”。比如城市中很多现代建筑对野生动物并不友好。在世界各个城市中经瑺发生飞翔中的鸟撞在玻璃幕墙上造成死伤的新闻。“很多建筑对于动物来说都是陷阱我们人类今天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很多动物所不能悝解的，它们不知道镜子是什么还以为是蓝天白云而一头撞上。这在全世界都很普遍”郭耕说，“作出改变更需要人的观念的转变。”

18年前动物学家珍·古道尔来到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在讲座中，她送给大家一句口号：“唯有理解才能关心，唯有关心才能帮助唯有帮助，它们才能被拯救”几年之后，郭耕注意到这句话的最后一部分有了改变，变成了“唯有帮助我们才能都被拯救”。

“保護野生动物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郭耕说“而不是人类就是高高在上的拯救者。要想保护好城市中的野生动物就要保护好它们赖鉯生存的生态环境，这同时也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这些野生动物都是环境质量的标志物，生态质量好或坏不是专家说了算，而昰生物多样性说了算有它们在我们身边，我们才可以放心地生活下去给野生动物更多生存机会的城市，也才是真正的宜居城市”（夲文图片由郭耕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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