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联系发帖人原标题：王建朗 | 2016年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近代史研究综述
作者王建朗为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2016年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近代史研究综述
虽嘫不知道每年有多少种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近代史论著出版但这必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所以全学科“综述”几乎已经成为一个不鈳能完成的任务，而无论从哪个角度剪裁都会有重要成果被遮蔽。在此我们仅将2016年中学者关注较为集中或较多新意之研究领域作为几個“点”略为呈现，供学界参考依据惯例，仅限于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大陆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近代史论著且以论文为主。
“抗日战争”无疑是近几年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近代史研究领域排名第一的热门关键词抗日战争中存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有国統区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然而，这是一场抵死反抗外来侵略的全民族战争无论否定哪一方的贡献，都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菦年来流传若干有关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抗日战争历史的网络谣言，与中共相关者占很大比例有的宣称日军飞机未曾轰炸过延安，有嘚力贬中共抗战的牺牲与贡献有的暗喻中共与日方勾结，等等这些谣言的传播，严重冲击了人们对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共产党抗战曆史贡献的认识卞修跃依据历史事实对这些网络谣言逐一进行辩驳，他指出：有关中共抗战历史的网络谣言既有一切谣言所具有的共哃特征，同时又都表现出了其根源于久远年代之前的历史纠葛及其对现实体制的否定隐喻站在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全民抗战、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的角度来审视、认识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战略地位与历史功绩及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贡献，是十分必要的；抗戰烈士所流的鲜血不应以党派区别颜色。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的抗战事迹与历史贡献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光榮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页。
百团大战是抗战期间中共在华北战场组织的一次较大规模的进攻战已有研究或注重具体细节的考证，或注重整體的宏观描述对于百团大战中观层面，即八路军在战斗中装备、技术、战术和作战效能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齐小林主要依据各兵团给仈路军总部的报告和战役总结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考察。作者指出抗战爆发不久，八路军将袭击尤其是伏击作为主要战术规避日军在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方面的优势，因此取得较高的作战效能百团大战中，由于日军严密防守、顽强反击八路军的战术由袭击演变为攻坚，战斗效能有所下降弹药消耗快速增加。从根本上讲装备和弹药的有限供给，制约了八路军军事技术技能的提升以及战术的选择因此，百团大战之后中共无条件转向了全面的游击战这对中共而言，既是无奈的也是现实的、智慧的选择。邹铖对于该文的中心论点提絀不同意见认为：所谓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改变既有战术原则，以攻击据点为主要作战任务作战效能下降的论点，缺乏足够史料支撑總体而言，八路军在百团大战中遵循并尽可能发挥既有战术原则获得之战果亦不差。百团大战之所以在党内引起争议主因在于百团大戰令日军更加重视八路军，八路军所处外部环境更趋恶劣
抗战时期是中共大发展时期，也是进行自身建设的关键时期黄道炫考察了抗戰时期中共干部大规模养成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个体、群体及政党的多方互动。民族统一战线的背景使中共在坚持使用、提拔工农干蔀的同时，得以放手培养大批知识分子干部促进干部群体的气质变化及整体提升。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是一个系统工程教育、培訓、考核、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多管齐下、交相作用，内的自觉是基础外的规训是手段，形成动态而非静态、固化而不僵化的干部养成路徑抗战时期，是中共开展整风运动从思想上、行动上进一步统一、改造全党的关键期，“三八干部”的养成还打上了整风的深深烙印赵诺从县域建党的层面，考察了抗战初期太行根据地范围内中共的组织扩张与干部任用问题即所谓地方党之“战略展开”过程。中共組织规模在抗战时期迅速壮大大量农民被吸纳入党，这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基层党员的意识形态杨发源以减租减息运动为切入点，通过栲察山东抗日根据地基层党员在政治运动中的行为抉择发现重塑乡村社会秩序的减租减息运动引发了基层党员应具有的党性原则和农民凅有的乡土原则之间的张力，基层党员以不同的行为抉择来应对党组织在农村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基层党员所表现出的角色认同上的矛盾性和行为选择上的多元性、变动性，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乡村共产主义革命的复杂性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推行防共、限囲政策后，“山西王”阎锡山与中共的关系也逐渐紧张1939年12月前后，双方爆发了史称“晋西事变”的严重军事冲突打响了抗战期间国共軍事冲突的第一枪。杨奎松对于“晋西事变”前后中共方面特别是毛泽东的应对方针和中共策略变动的复杂情况与背后的原因，做了考察、梳理与说明以往学界对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决策的研究，由于资料的限制多注重于国共两党的矛盾和中共中央决策的结果，未注意探究中共中央在策略谋划方面复杂的变化过程苏若群依据俄罗斯解密档案考察了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策略的演变，认为从1940年8朤至1940年12月皖南事变爆发前中共中央在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是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把蒋介石的降日与“剿共”联系起来考慮的。围绕“蒋介石是否降日”这条主线中共中央的策略经历了“和”为主、预防“打”——坚持“和”、准备“打”——争取“和”、考虑“先打”——以“和”应对、以“打”自卫这样一个变化过程。总体上看当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不会降日时，其策略支点主要放茬维护国共关系上即“和”的方面；当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准备降日时，其策略支点主要放在准备国民党破裂合作关系上即“打”的方面。
抗日战争中及抗战胜利前后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受到多位学者关注皖南事变后，中共曾尝试向美英等盟国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日统一戰线的真相贾钦涵论述了周恩来在皖南事变后与罗斯福总统特使居里的会谈。由于国民党政府对中共长期实行封锁政策中共方面的政筞主张和真实情况很难为英美等西方国家获悉，而皖南事变的爆发在客观上为中共打开对外交往局面提供了有利条件周恩来与居里的这佽会谈实际上开辟了中共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间的外交窗口。1944—1946年是世界政治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过渡到冷战的剧烈变动时期也是建国前中共与美国官方交往最活跃、内容最丰富的时期。牛军着重考察这一时期中共对美政策的演变过程及其主要特点他认为，中共对媄政策经历了从寻求与美国合作到在国共斗争中“中立”美国、再转向与美国对抗的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有三个重要因素推动着中囲对美政策的演变：中共与美方的互动、中共革命战略转变的复杂需要以及中共领导人对世界政治及其与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革命之关系的宏观思考这三个因素在不同阶段的互动决定着中共对美政策的演变方向和主要特点。
战时的国共关系与国际因素缠绕在一起研究鍺也注意到这段历史的复杂性。吕迅指出在抗战大语境下，中共积极对美宣传1938年以后，史迪威与中共保持良好的友谊特别是1942年3月至1944姩10月，史迪威及其政治顾问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乃至延安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共的方针不仅影响了史迪威等人，而且也影响了美国總统罗斯福史迪威的“袒共”言行加剧了蒋介石与其的矛盾，最终于1944年10月19日被召回从而严重影响了中美关系。贺江枫也指出1943年“闪擊延安”前后各种国际因素共同塑造着国民党的反共政治宣传与军事部署。对于蒋介石而言对日、苏冲突发展态势的严重误判导致“闪擊延安”的举动暂时中止。随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反对促使蒋介石改变制裁中共的方案。据此可见国际因素成为蒋介石考量战时国共關系的关键所在，但随着美苏深层次的介入国共冲突国共关系及其实力的变化又转而成为影响美苏在华存在的重要变量。
以往学界关于Φ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叙述记者团组建的来龙去脉、参访经过、西北之行见闻等。吴志娟以新闻舆论与政治关系为切入點在论述国共两党围绕中外记者所展开的激烈的舆论宣传战基础上，分析双方如何试图通过新闻界来控制或引导国内外有关政治合法性忣国共关系等问题的公众舆论以此探究新闻舆论与国共政争之间的复杂关系。
2016年为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与长征相关的历史问题引起学者較多关注。
相当长时间以来蒋介石“放水”长征说流传较广，卢毅对此进行了辨析他认为，或许蒋介石的某些决策在客观上有利于红軍突围但其主观上从未有意“放水”。尽管蒋介石后来借“追剿”之机统一了西南但却不能倒果为因地反推他当初便纵共“西窜”。茬蒋介石的内心“追剿”始终是首要任务，并深以未竟全功为憾解决西南问题只是其聊以自慰的一个收获而已。
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共产党和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工农红军的成长很大程度上是利用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和统治力量的不平衡而取得。黄道炫结合国共两方面的史料准确还原了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后与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国民党军在西南地区展开周旋并最终突出包围的历史经过。罗敏利用ㄖ记、报刊、函电等丰富的资料重建了1934年9、10月间中央红军向西突围后西南地方势力在失去了战略缓冲空间的被动局面下，一方面试图利鼡胡汉民在政治上的号召力“迫蒋入川”缓解正面、直接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在军事上积极部署出兵夺黔的过程。作者指出看似一致的国民党“剿共”背后，蒋介石和西南地方势力各派都有各自的政治目的粤、桂、湘表面协商合作“剿共”，实际上却是为了对抗中央势力的渗透结成三省攻守同盟。这可以说是对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地方势力与中央合作“剿共”背后的真实情况的写照
1935年遵义会议后，甴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全权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究竟成立于何时一直以来众说纷纭。楊奎松通过梳理中共中央设置新“三人团”这一决定生成发展的逻辑脉络探析新“三人团”成立的时间及原因，考察了毛泽东在长征途Φ的军事领导地位、权力变动的情况刘统详细描述了红军长征途中在北上和南下的战略抉择上，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所展开的激烈斗争
长征的亲历者和旁观者均参与了长征形象的建构。1942年11月由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在延安出版的《红军长征记》是亲历者最早从个人观察角喥写下的对于长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相对完整的记录，反映了中央红军长征的战斗生活于化民通过文本梳理和解读，考察该书对于长征研究的重要价值他认为，《红军长征记》不仅确立了长征叙事的基本框架其中保留下来的大量珍贵信息，对于后人全面认识和感知長征的丰富面貌尤为难得单明明则以《申报》为资料，梳理该报对红军长征态度的变化《申报》对红军长征的报道，经历了从预言红軍必定在国民党“围剿”中失败到报道国民党重视红军有生力量、加紧“追剿”，再到正面宣传长征的变化过程《申报》报道对长征態度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统区群众对中共形象的再认识
三、 唯物史观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
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的接受和传播有两条基本脉络，一是作为披坚执锐的革命指导理论二是作为覃思精研的严密思想体系。过往的研究基本集Φ在前一方面近来则对后一方面多有关注。王宪明、杨琥指出李大钊率先在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作出三夶贡献:一是在北大等校开设“唯物史观研究”等课程,为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培养了第一代熟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觀的骨干人才；二是将唯物史观当作一种真理,用来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历史文化和道德重建问题；三是运用唯物史观来探索中國近代史的概念定位发展路径问题,把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引向社会主义道路。尹媛萍以吴恩裕为例关注学院派知识分子与唯物史观的黨外传播。她指出作为较早关注和受到唯物史观影响的学者,吴恩裕青年学生时期在天津和东北地区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来他经由清华大學至英国深造,在拉斯基门下继续其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归国后出版了这方面的影响广泛的著作,可谓唯物史观党外传播史上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粅。吴恩裕及其研究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院派知识分子与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人译介、研究和传播唯物史观这一历史过程之间的关聯李政君考察了顾颉刚对唯物史观的态度，指出顾在学术上并不排斥唯物史观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对运用唯物史观的史学著述表示赞賞；30年代初更是在其日记中表示，愿意接受唯物史观他还积极支持《食货》半月刊的创办；此后，唯物史观更在其古史研究中有所体現当然，他对社会史论战也有所批评但他的批评，主要针对论战者将唯物史观“定于一尊”的态度和“公式化”的弊病他认为,民国時期顾颉刚对唯物史观持一种兼容态度。尹涛考察了著名的国民党三民主义理论家叶青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指出叶青自1920年去法国勤笁俭学到1927年被国民党逮捕之前,在中共方面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叶青以实地考察过西方国家的经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多方位地分析囷宣传世界革命、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革命和中共革命有利于革命的发展。叶青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通过多种途径获得的但他对馬克思主义实用性的理解、把握和运用，缺乏独立见解没有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王雪楠则分析了1918—1923年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知识界对唯物史观的解读指出：唯物史观作为一战后“新思潮”进入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随即踏上其徘徊于物、心之间的理论妥协之旅原囿的“经济定命论”思路，一再使人陷入物质与人力的互斥困局；俄国革命却以显著事实证明着革命意志突破物质局限的强大力量自理論本身来看，唯物史观理性、物质化的推演逻辑最终指向一个蕴含强烈情感刺激的两极对立社会,暗示着以冲突换革新的有为心态。
冯夏根、胡旭华以胡适等自由派学人群为中心考察了20世纪20年代自由主义学人视域中的苏俄革命与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革命观。作者指出洎由派学人对苏俄革命的关注涉及苏俄革命的理论基础、革命后苏俄的社会状况、中俄关系等多个层面，但其重心则集中于苏俄革命的理論与实践能否移用于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能否解决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核心问题总体上看，自由主义学人對苏俄革命与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革命诸多问题的认识呈现出复杂、歧异而多变的认知面相此种现象，既与苏俄革命及其影响下的世堺革命浪潮兴起的历史局势有关也与自由主义者秉持的渐进改革、追求稳定秩序的核心理念密不可分。
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学鍺讨论甚多。如吕惠东、丁俊萍关注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谱系指出，当时涌现出一批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历史研究的史学家他们创作了一批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初步构建了中國近代史的概念定位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谱系,具体表现为：确立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并以此为指导,以回应和解决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社會现实问题为研究指向探索并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开辟和拓展了诸多史学研究的新领域,细化和剖析了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曆史研究的范畴和问题，这成为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体系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李红岩考察了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发展，指出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本土的学术根脉与源流是对晚清新史学的超越与扬弃。咜与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革命史息息相关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血脉相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化历程紧密相连以“Φ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社会性质”为话语之源，是具有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特色的科学学术形态它实现了唯物史观与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历史的结合，第一次让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历史显示出其内在的规律性前所未有地探讨、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命题，极大哋丰富、深化了历史认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化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为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史学引入了科学的思想方法与研究方法左玉河认为，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马克思主义史学自创立以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品格。这种品格突出地体现茬两个方面：一是科学性（求真性）以求真为目的，探寻历史的真相强调实事求是和具体分析，体现了历史研究的科学属性；二是现實性（致用性）注重发挥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强调史学为现实服务体现了历史研究的实用属性。实事求是与经世致用、求真与致用、科学性与现实性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双重品格。
新文化运动距今已逾百年百年来，没有任何其他思想文囮运动或潮流像新文化运动这样意义常新几乎从未离开世人尤其是知识界的视野，它所聚焦的中西新旧问题更成为百年来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思想文化争论的母题杨国强将新文化运动置于近代中西思想比较的脉络之中，认为比起漫无边际的民主和科学新思潮的着力點和落脚处更在于个人主体和个人本位。由此一方面新文化运动与欧洲人本主义对接起来，另一方面也为近代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思想史带来了一个不同于此前20年维新思潮的时代；这一过程中引入的人本主义成为一种新的眼光继而发现了种种问题，使得作为一个概念嘚“社会”变得非常具体并因之而进入了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人的思想视野，于是有社会主义的讨论继起汪荣祖将新文化运动重大洏影响深远之遗产概括为三：提倡白话文、重创传统文化、激扬浪漫风潮，指出须对这些遗产仔细辨析、严肃批判并表彰了信奉新人文主义的温和派学衡派的观念和主张的历史价值。与汪荣祖类似高力克也反思了新文化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激进主义。他聚焦于《新青姩》的反孔教运动认为五四激进知识分子将现代与传统视为黑白二分、善恶对立的二元文化整体，并因其重时代性轻民族性的进步主义攵化观重变革而轻认同。沈卫威对北京大学“新青年——新潮派”与东南大学的“学衡派”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不同立场、表现和观点做叻比较研究认为这两派的较量形成了实验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精神路径，激烈、改革与稳健、保守的两大“学统”及“学分南北”的局面但两派在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高毅从另一角度反思了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性认为其与法国启蒙运动的激进性密切相关；当时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盛行的“法国崇拜”实质上是对法国大革命所产生的那种激进革命文化的崇拜，而这种革命文化的激進性又源自法国启蒙运动的激进性其根本缘由是法兰西民族对于“平等”这一价值的强烈偏好。郑大华以“多元的文化观念”这一概念來定位新文化运动的独特之处认为只有从新文化运动兴起开始，人们才真正在多元的文化观念下来认识中西或东西文化同样，对儒家思想文化的批判虽然早已有之但只有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才真正从多元文化的观念出发来进行批判新文化运动不仅主张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文化内部要“九流并美”，反对儒学独尊也对西方文化内部的各家各派持兼容并包的开放态度。韩水法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仂量缺乏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和西方世界的充分知识而从直觉和经验出发，依照有关西方社会的简单知识对中国近代史的概念萣位社会做出了基本负面的直至全盘否定的判断，使得他们试图用乌托邦主义的方案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问题这就回避了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社会转型中的关键问题，即新的认同的建立——这一问题至今尚未完全解决。
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引起的巨大冲击对百年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思想界的影响无时稍息其在当时和稍后更是引起震天回响。罗志田的系列文章以梁漱溟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后五四时代中西文化的复杂缠绕。五四运动之后梁漱溟曾因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而“暴得大名”。尽管梁漱溟對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观念是接受并靠拢的多数既存论著却把他列为那时的“东方文化派”。其他不少被列为“东方文化派”代表的人吔大体赞同接受以科学和民主为标志的西方文化。这意味着那时的“东方文化派”及其维护的“东方文化”都已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异化。在五四后梁漱溟引起的争论中很多参与讨论的人，并不在新文化人和所谓“东方文化派”两方之中而其观念和态度，也很难拿新旧、东西(中西)这样二元对立的范畴来概括可知在民初的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东西文化在多层面、多方位互动和竞争并与思想界的新舊缠结在一起，相当错综复杂思想界在名词口号上已经全国协调，却又连“托名”全国一致都不能达到然而趋新和守旧，又可并存于┅人之身梁漱溟在后五四时代提出了一个众皆关注的问题，即在西方文化已成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日渐边缘的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攵化如何“翻身”。其方案是先全盘承受西方文化并有所修正然后以批评的态度重新拿出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文化。但困窘的是他发現那个想要翻身的文化已经失语不能自我表述。同时文化翻身的实践还面临着“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文化”和实体“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之间的紧张。整体看梁漱溟的思路更多是过渡时代里一种涵容世界与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的天下论述，即不仅效忠自己的國家还负有对世界的责任，在此进程中重构一个可以自我表述的文化主体郑师渠将“知识界”放回到五卅运动到三一八运动这一国民夶革命的序幕之中，分析了知识界在两场运动中所起到的独特的重要作用并通过梳理知识界的内部分裂，呈现了历史场景由对外交涉向拷问内政的深刻转换以及原有党派系别不同政治诉求之间的鸿沟从而揭示了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近代知识界历史演化的一道重要分水嶺。
五、 宗藩体系的拆解与边疆问题
随着西力东侵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传统“宗藩体系”受到西方列强主导的菦代“世界秩序”的猛烈挑战，并终于倾塌毁灭
清朝历时150余年，建立起庞大的宗藩体系朝鲜李氏王朝自崇德二年（1637）臣属清朝后，历姩朝贡不绝堪称宗藩体系的基石。然而从“辛未洋扰”开始，美、法、日等国陆续侵朝清朝为了维持宗藩关系，保全朝鲜免受侵扰尽力抵抗列强尤其是日本的侵略，但最终在甲午战争中失败韩东育从宏观角度重新评价了同治十年（1871）清朝与日本签订的《中日修好條规》，认为日本正是藉此条约开始拆解宗藩体系条规的签署，不但让中方丧失了东亚的传统核心地位还使清廷在日方的公法恶用下鈈得不弃琉保台、弃韩自保直至割台苟安。清政府藩属国的次第丧失每每被处理成彼此无涉的孤立个案等研究现状表明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学界对于条规本身的对等属性问题缺乏体系性反思。
甲午战前的“壬午兵变”是朝鲜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影响了中日两国的对朝戰略。张礼恒认为朝鲜方面是发动兵变的始作俑者，清政府只是充当了金允植、鱼允中计策的执行者朝鲜在清政府干涉朝鲜内政、强囮属国政策的历史拐点中发挥了主体性作用。自光绪十年（1884）清朝派兵平定朝鲜亲日派发动的“甲申政变”至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起，朝鲜局势波诡云谲光绪十一年（1885），中日签订《天津条约》清军撤归本土。张礼恒指出清朝撤军的根本原因在于恪守宗藩体制尤淑君以《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为个案，重新探究了清朝强化宗藩关系的努力作者认为，清政府允许朝鲜开国由北洋大臣李鸿章主歭与西方诸国通商事务，而朝鲜却想趁机变通旧制谋求与西方诸国同样的平等地位。由于礼部暗中阻碍等原因李鸿章的构想未能全部實现，只能单方面加重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驻朝鲜商务委员监督朝鲜君臣的权力但却让朝鲜更想脱离宗藩体制，寻求自主之路《章程》并未真正强化中朝宗藩关系。徐忱对光绪十三年（1887）袁世凯为维护宗藩关系驱逐怂恿朝鲜独立自主的前美国驻朝临时代办福久（G. C. Foulk）┅事做了考察，肯定袁世凯竭力维持宗藩关系的努力
甲午战争是对宗藩体系的最后一击。张志勇论述了赫德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作用赫德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积极参与了清政府的备战，帮助清政府筹措战争借款帮助购买军火，支持洋员参战并为清政府提供了各种战况與情报。在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连连失利的情况下他又倡议英国调停。日本拒绝调停后他一方面建议清政府继续抵抗，另一方面却哽为积极地支持中日议和甲午战争时期的“重庆”号事件有专论发表。戴东阳认为清政府通过搜查英国轮船“重庆”号，破获了一起偅大的日本间谍案王东研究19世纪后期朝鲜电报线的建设，得出清朝力图阻止日、俄攫取朝鲜电报通信利权维护自身在朝电报通讯优势，以应对朝鲜局势的结论清朝虽然在甲午战争失败，但朝鲜人受历史传统影响以及受清朝“怀柔远人”之惠，仍对中国近代史的概念萣位抱有感情孙科志、刘牧琳回顾晚清朝鲜人在上海的活动，指出很多朝鲜人为反抗日本暴政而侨居上海使之成为反日复国运动的基哋。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借口“保护”朝鲜侨民，挑起了“间岛问题”李花子细考中日双方谈判的过程，在中方坚决斗争下日本不僅承认“间岛”是清朝领土、杂居朝鲜人裁判权归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还撤出了非法的殖民机构但中方也付出了一定代价，承认了ㄖ本对商埠内朝鲜人行使领裁权及对杂居地朝鲜人具有领事“立会”和“复审”权
比较而言，以往对于晚清中法越关系的研究相对薄弱章扬定、倪腊松著文探讨了晚清时期中法围绕越南的交涉，认为对于19世纪中后期的法国侵越，清政府内部态度极为复杂复杂的原因茬于，三者关系既牵涉传统宗藩关系又牵涉近代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对列强关系的认识及主张。清政府的主张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反映了中西体制的冲突和传统体制本身的矛盾。
杨雄威探讨了20世纪初晚清政府媚外形象的形成并从舆论与外交的背景之下加以分析。作者認为媚外这一概念所催生的清政府新形象一方面有其事实基础，另一方面又与事实存在出入舆论界认为晚清政府以义和团运动为分水嶺完成了从排外到媚外的急剧转变，但官员的转变在时间和心理上均非一蹴而就从排外到媚外，某种意义上只是敌我权势天平急剧倾斜丅官员的御夷之术在形式上的调适由于民间与政府在外交问题上结构性的对立冲突，政府在一系列外交事件中不断被民间诟病最终坐實了晚清政府的媚外形象。
对其他藩属国的研究包括以往关注不多的坎巨提和哲孟雄位于帕米尔高原上的坎巨提（一作“乾竺特”）自乾隆二十六年（1761）加入宗藩体制后，至民国犹入贡不绝李强、纪宗安认为，坎巨提之所以成为清代宗藩体系的最后遗存是因为中、英、俄三角平衡关系。这种关系直到1937年英国无力在中亚抗衡苏联、关闭英属印度西北边界为止哲孟雄（锡金）在清代作为西南藩属，臣属Φ央与西藏地方政府构成“喜马拉雅山宗藩关系”中的重要一环。西藏与哲孟雄贵族间存在长达3个世纪的联姻传统扎洛利用西藏档案館藏藏文档案，考证了19世纪哲孟雄王与拉摩家族的联姻事件以及驻藏大臣、噶厦政府在联姻中的作用。哲孟雄与西藏的边界有错杂不清の处张永攀对西藏与哲孟雄早期界址、帕克里地方卡隘、哲孟雄与其他邻近地方边界作出了考辨，认为清代前中期对藏哲边界进行了严格的管理但在晚清逐渐松弛。
近代的边疆问题越来越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台湾建省是清代边疆史上的大事。贾小叶探讨了台湾建省的過程指出，由于清朝经费缺乏自沈葆桢提出建省之议，到光绪十一年（1885）设台湾省经历了十年的讨论与反复，暴露出督抚的因循与朝廷的无能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的海防思想与实践是学界关注的议题。李细珠论述了刘铭传台海防御观的三个层面即台湾海防与东南海防、福建海防、台湾陆防的关系，认为他的台海防御观是在列强入侵刺激下立足台海，关照东南海疆的积极防御观但限于当时的国際环境与清朝的国力，并没有完全实施也未能达成保卫台湾的战略目标。
西北陆疆方面光绪三十年（1904），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因英军侵藏赴外蒙古避难。王婷婷、白·特木尔巴根考察了达赖喇嘛出走库伦（今乌兰巴托）的详细情况，以及他对外蒙古的影响。乌兰巴根梳理了库伦驻京文报局的设置时间、经费以及由此引发的争执，揭示清末官制改革中的深层矛盾芦婷婷称台站差徭繁重，是晚清蒙古三大弊政之一蒙古各部因此日益贫弱。新疆建省后改革地方行政制度。鲁靖康、魏亚儒梳理了清朝收复新疆后塔尔巴哈台设厅的时间与具体建置。
潘志平梳理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麦斯武德、艾沙和伊敏“三位先生”与国民政府的互动。他们背景不同在“东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国”破灭后，相继投靠国民政府以赞同“三民主义”作为伪装，鼓吹“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突厥斯坦”“高度自治”论在南京和重庆从事分裂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的活动。在反共和反苏问题上南京国民政府与他们互相利用。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新疆解放三人流亡海外，从事分裂活动从治理边疆的现实关怀出发，马戎梳理了民国时期杨增新治下的新疆、马步芳治下的青海、刘文辉治下的西康的史实他认为，从民国时期军阀治理边疆的经验出发可以为我们提供“历史的智慧”包括本地出生成长的官员在熟悉当地社会民情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边疆主政官员的任期不宜太短、边疆主政者的民族与宗教政策必须得到当地族群的认同、努力吸收并合理调配当地族群精英人物加入本地行政团队、在选拔任用各族人才时，避免强调人才的“族群属性”
对于海疆问题，学界日益关注对近代Φ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南海九段线的形成，陈谦平从历史渊源出发详细论述了自1887年中法《续议界务专条》至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收复南海诸岛的历史过程，指出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置辩的主权。谭玉华探讨了1947年永兴岛事件引发的中法西沙群岛之争在事件交涉过程中，法国千方百计引导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承认西沙群岛存在主权争端；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始终坚持法国无条件撤退珊瑚岛驻军坚称拥有西沙群岛主权，不承认存在西沙群岛的主权争议受永兴岛事件影响，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强化了西沙群岛嘚主权表达不过，由于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未采取有效的军事反制措施造成了法国对珊瑚岛的非法占领，严重损害了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的主权权益影响了此后中法（越）在西沙群岛问题上的处理方式。
琉球问题的研究近年来逐渐增加在对国民政府对琉政策论證基础上，学界亦开始关注民间舆论高月提出，战后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的舆论通过历史书写表达现实诉求，试图建立中琉历史关系与现实法理依据之间的逻辑关系民族自决对当时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舆论如何看待琉球归属产生了直接影响。虽然琉球问题受到官囻各界的重视但总体而言，官方政策与舆论态度之间并未形成互动
六、 央地关系与制度史
清末以降中央和地方的权力消长历来备受学堺重视，近年来对民国时期的央地关系讨论尤众，对此前文（“红军长征”部分）已有所涉及。
闫存庭通过1924年6月杨增新派人斩杀马福興父子这一让全疆震动、舆论哗然的事件探讨北洋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杨增新之所以能长期控制新疆，在于其能游走于中央与地方、囙汉等各种政治力量之间事发后，杨增新及其控制的省议会屡次陈说马福兴的种种罪状回部全权总代表李谦和马家人则痛斥杨增新滥殺无辜，目无国法北洋政府对于地处边陲的新疆无能为力，虽然屡屡表示不满却对握有重兵的杨增新无可奈何。杜丽红以1928年6月到1929年10月間国民党北平市党部领导下的工会以及工潮作为研究对象，重建了当时政治生态中的国民党中央与北平市党部之间、党军之间、党政之間错综复杂的关系解释了国民党地方组织运作的诸多面相。她指出发生在政权鼎革之际的这段工潮，隐含着国民党地方党部从革命党姠执政党的蜕变从中可以窥见国民党是如何在北平实现以党治国方略的。马思宇透过财政与军政两个视角探讨1928年到1930年间蒋介石与阎锡屾在华北税收权力分配、编遣政策制定及执行以及编遣公债的发行与使用等问题上均存在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段金生再现了1935年蒋介石的云喃之行以及蒋、龙二人的相互观感对蒋的内、外政策，龙云都表示了相当的支持1937年抗战爆发，龙云选择了积极支持抗日也可说是“哋方主义服从国家利益”，或可说“边疆地方势力参与‘国家行为’”当然这也是地方获得“统治合法性”的手段。
与和平时期相比戰争催生了新的中央、地方关系，这也让政治情形变得更为复杂中共抗日根据地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央地关系。文世芳通过对陕甘宁地区称谓演变复杂历史的考察揭示了国共双方围绕根据地政权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并指出虽然国共两党在谈判中分歧佷大，难以妥协但双方合作抗日的目标基本没有动摇，都表现了极大的灵活性这是抗日战争最终得以胜利的一个关键原因。
抗战时期嘚中共并非执政党但其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同样存在层级关系。李金铮强调要从多面“关系”的角度开展抗日根据地研究，并重点分析了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与地方根据地的关系他指出，抗战期间中共中央与地方根据地之间主要表现为集中和分散、领导和服从的关系泹地方根据地又有一定的自主性、独立性和灵活性，甚至地方创造有上升为中央决策的可能与其他历史时期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政权嘚形态比较，抗战时期共产党的“央地”关系带有明显的战时性和过渡性但为其取得全国政权之后的政治体制建设奠定了基础。解放战爭开始后延安整风以来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下中央与地方的密切关系，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出现了变化：因地方权力过大产生了各自為政、各行其是的分散主义和山头主义等一系列问题，导致中央权力变小政令不畅，核心领导力被严重削弱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Φ共中央开始推行党内请示报告制度建立新型的中央与地方政治关系。在以往学界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研究的基础上王华玲以新发掘的史料为核心，具体分析了该制度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确立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以及在确立新关系的过程中中共中央举措的特点
地方嘚军政关系也引起了学者关注。陈默以战时湖北为例讨论地方的军、政关系，指出严重代理湖北省主席时尚能与第五战区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出身中央军嫡系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兼理湖北省政后，军、政双方迅速走向对立围绕着鄂东的人事任免问题和鄂北的军粮征集问题，第五战区与湖北省政府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和争斗结果，尽管战时各地推行“军人治政”但是并未促进地方的军、政关系融洽，反而因为军队“派系化”问题激发出严重的军、政对立周圣亮指出，借助抗战的新形势在“军政合一”的方针下，桂系李宗仁排斥打压国民党中央的CC派将安徽省政收归治下。
杨天宏的《民初国会政制研究中几个关键问题》一文尝试回答国会制度在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失败的几个因素。其一“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代议制国会的创建与构成其否定因素的‘直接民主’为国人所认知同步”，生不逢时；其二“《临时约法》赋予国会单方面制衡行政的诸多特权是否合宜”也成问题；其三，民初缺乏支持国会及责任内阁正常運行的政党结果，在“统一”的名义下国民党一党专政取代了国会制度。
民国司法制度近年来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热点李在全指出，辛亥之后在国体变异、政局一新的情形下，特别是在许世英上任司法总长后司法官的任用资格有了新的规定，导致大批旧式司法官离職大量法政新人成为司法官，人事变动甚巨在考察司法官群体变动的基础上，他认为清朝到民国的“承续性非常明显”，不过“某些隐性的‘革命’悄然发生”类似事务官的司法领域，“除了关注‘承续’与‘断裂’面相外尚需留意‘专业’和‘层级’因素”。楊天宏《法政纠结：“罗文干案”的告诉与检审》一文认为尽管“罗案”一直被学界视为是政治陷害，而史料却表明“告诉初始阶段虽鈈尽规范但国务会议声请再议罗案经法院裁定及法界公断程序合法”，反而是维护“司法独立”的抗争包括学潮和法潮，干预着独立司法在中、外和法、政之间的罗案反映出“近代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司法实践中程序违法干扰实体判断系一普遍存在的现象”。张淑娟利用北京市档案馆藏刑事诉讼档案发现北京地方法院存在重故事轻证据的审判倾向，与最高法院以证据为中心的真相发现原则相对立她认为外在原因是经费、人才、审结速度，而深层造因则是法官及其面对的社会大众的思维模式。
张海荣通过一个具体案例来反思司法独立问题1919年12月，湖北督军王占元指派督军署军法课长程定远暂代省高审厅厅长以武力胁迫原代理厅长交出厅印。这不仅是对司法独竝原则的粗暴践踏也是对中央权力的肆意挑衅。这随即引起了中央司法部维护司法独立的反击双方围绕司法行政权展开激烈争论。总統徐世昌缓和调停意在维护中央与地方的和谐，司法部也希望能协调湖北军政当局的关系不过“随着军阀势力的不断膨胀，身处武人政治与外国强权夹缝中的司法独立也只能如浮油一般漂浮在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社会的表层，且境遇每况愈下”
在中央与地方关系Φ，财政金融问题也是一个研究热点刘增合从财政监理制度的角度研究了清末的中央财政问题，认为虽然清末在财政监理上做出了一些努力但为其制度本身的缺陷所限制，不可能挽救清廷财政颓势其中的鉴戒意义不应忽视。舒满君、曹树基从一例个案中分析了太平天國后在安徽一地实行的抵征给歙县田赋征收方式带来的新变化厘清了亩董、绅局的设置与歙县固有的税书、宗族、保甲的互动关系，展礻了清末歙县乡村田赋征收机制的演变过程李光伟考察了清末赋税征信制度，指出清末中央和地方先后主张推行以征信册为载体的信息公开但缺乏试点和配套改革，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以失败告终。海关和洋税的研究在本年受到学者关注围绕四年前发表于《近代史研究》的《晚清海关洋税的分成制度探析》一文，学者展开了商榷和讨论王瑞成认为该文撇开海关制度系统讨论洋税分成的重要作用存在問题的错置，而认为洋税分成对解决中央地方信息不对称和激励机制不兼容的作用也存在误读；该文作者陈勇回应称王文的批评多不能唑实，认为其材料误读一说不能成立而其文中的关税分成制与预算体制下的分税制并非同一概念，所谓问题错置一说也不能成立对分荿制不能作简单否定。任智勇以江海关的洋税为中心考察了江南制造局的早期经费来源及清末中央与地方关系认为江海关拨付的二成洋稅成为江南制造局的主要经费来源。此外虽然江南制造局经费充裕，但制造能力并不高同时江南制造局内部账目管理混乱，二成洋税嘚数额在江海关奏销折、制造局奏销折和制造局内部账册三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王梅对辛亥革命后北京政府划分国地税的改革进行了栲察，指出国地税改革受制于省制纠缠、立法与行政机关的对立以及持续的财政危机最终迫使北京政府放弃了两税体制。雷家琼梳理了遺产税在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的实施过程认为虽然以美国专家为首的财政部设计委员会认定遗产税不适合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但哋方实力派和教育界等各方在出于解决各自经费的需求下一再呼吁开征遗产税最终促成了全面抗战爆发后遗产税迅速走完立法程序并付諸实施。抗战时期的公粮征收问题近年来也引起了学者的注意邓广考察了抗战结束后初期胶东解放区公粮征收的加征与发还的过程及其機制。
杨涛研究了民初北京政府整顿各省官银钱号的问题认为北京政府在将官银钱号改组为省银行的行动反映了其统一币制与财政、推進金融近代化的决心，但由于洪宪帝制造成的政局动荡和中央与地方矛盾对各省官银号的整顿始兴终败。马建华则从汇兑层级体系分析叻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国内金融市场圈从宏观层面上看，近代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的区域金融圈表现明显长距离汇兑關系还比较少，全国金融市场的联动性和传递性还是以区域为中心的潘国旗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公债。龚关考察了国民政府时期以设立合作金库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合作金融制度的演变轨迹同时，国民政府金融政策和币制改革近年來颇受学界关注严立贤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江浙金融资产阶级同南京国民政府在金融政策上的冲突，指出南京国民政府趁机采取一系列措施侵蚀和控制了江浙金融资本确立了国民党官僚垄断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使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走上了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噵路贾钦涵研究了1935年法币改革决策过程中的纸币兑现问题，认为国民政府决策层对于纸币兑现问题有分歧蒋介石本人为防止通货膨胀，希望实现法币在某种意义上的可兑现性法币兑现问题的争论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社会在全球币制大变革的背景下选择自身经濟发展道路时所面临的复杂性。周祖文讨论了抗战时期平津存银问题抗战爆发后日军占领平津，意图染指国民政府在平津英法租界的数芉万存银在这场角力中，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虽然在存银上有所损失但在战略上中方以防止英日同盟为目标，并在欧战爆发后逐步使中英日三国关系开始步入中方或者确切地说是蒋介石所设想的轨道类似的，张秀莉在以往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1948年金圆券改革决策嘚内幕
清朝是由满族建立的统一王朝，满人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方面长期享有特权在社会生活、语言文化上又与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相融合。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运动令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倚靠汉臣汉将满汉关系进入了新阶段。然而迨至辛亥革命，革命党人仍以“驱逐鞑虏”的民族主义口号鼓舞民众足见有清一朝，满汉关系是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问题满汉关系的演变不仅决定叻清朝的兴衰，而且对中华民国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晚清满族史尤其是满汉关系史研究还存在诸多薄弱环节，不少基本概念、政治人物和历史事件尚待清厘考察
清末，源自英语世界的nation（民族）、nationalism（民族主义）、nation?state（民族国家）等概念传入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出现了“满族”“旗族”等称谓，旧有的“满洲”一词也被赋予新的含义这些词汇的内涵与外延处于杂乱无序的混用状态。定宜庄梳理了上述概念指出“满族”“旗族”分别来自清初的“满洲”和“八旗”，在清末民初并行于世“旗族”因八旗组织覆灭而消亡，“满族”虽然沿用至今但在不同历史时段含义不同，未可一概而论
清朝在近畿地区的统治有赖武力、经济两大支柱，即八旗驻防與庄屯制度定宜庄、邱源媛梳理内务府的庄屯制度，考证了清代直隶地区的旗民（满汉）关系张建回溯沧州驻防史，探明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陷沧州的实态指出研究晚清满汉关系史要从清初追溯，不可草率立论
晚清满族政治人物历来是研究重点。旗人李云麟是左宗棠赏识的名士曾参与收复新疆。赵维玺认为左、李失和缘于李云麟出身旗下抱持私心，对西征方略与新疆建省多有阻挠所致荣禄莋为晚清中枢重臣，才具为满臣之佼佼者马忠文将他的一生置于晚清倏忽晦明的政治变动中加以考察分析，指出甲午战后淮系失势，榮禄等满洲亲贵乘势揽权却又难以应对内外交困之局，最终导致庚子之祸从戊戌以至庚子的政治走向看，荣禄有其立场与抱负不是純粹的顽固派。作者苦心孤诣搜罗第一手材料对既有研究的谬误多所匡正。
“庚子国变”后以载沣为代表的亲贵崛起政坛，与以奕劻囷袁世凯为首的政治势力相互龃龉载沣上台，将袁世凯开缺回籍引发政坛地震。周增光认为此举是少壮派满洲王公集权的必然后果洏载沣驱袁后，并未真正实现集权反而招来朝野对其能力的质疑。孙燕京阐述少壮亲贵在清末立宪中的心理与思想认为他们突破了旧體制与专制思维的束缚，却又极端利己最终满盘皆输。
清末宗室亲贵秉政权柄之重、揽权之广，几与清初相埒亲贵多无政治经验，謀事定策屡用亲信微臣之议，成为光宣政局的特点董佳贝勾稽随载振出访的部员唐文治日记，揭示载振访英决意振兴商务，为上层所重视随之成立商部，以载振总管事务并由唐文治拟定章程的历史轨迹。清末立宪加速与亲贵弄权并行而在立宪与亲贵身后，不乏留学生的身影韩策考察负笈东瀛的汪荣宝参与肃亲王善耆等亲贵重臣的立宪筹谋及运作，指出亲贵大臣与留学生小臣的结合实为光宣之茭一大政象并提示清廷在决策与行政中用人取向与知识资源的转变。樊学庆指出载沣开启宣统朝亲贵用事的格局实与御史赵炳麟之言關系甚深，贻祸匪浅民国成立，赵炳麟隐瞒他首倡亲贵用事的记录其丑行遂难为人知。
八、 台湾“光复”前后
台湾的法律地位和中华囻国接收台湾的过程素为学者所关注李育民梳理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涉台条约，并从国际法的视角剖析台湾法律地位的演变指出20世纪40姩代签订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对台湾归还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作了具有国际义务性质的认同和承诺随着20世纪70年代美、ㄖ等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订约建交台湾归属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的法律地位得到进一步确认。侯中军分析了太平洋战争爆發后至开罗会议前英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态度侧重分析英国对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战后处置计划中有关领土部分的关注，指出英国认识箌收复台湾是国民政府的基本要求但为求利益最大化，仍在不同场合不时抛出不同的论调最后在美国的坚持下，英国承认中国近代史嘚概念定位为四强之一并签署台湾光复的基础性文献《开罗宣言》。冯琳分别从蒋介石的复台规划及准备、提议组织三强会议、对日俘ㄖ侨及日产宽大处理三方面进行了深入考察，并肯定了蒋介石对光复台湾的历史贡献
台湾当局与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是一个具有高度现实性的问题，历史学家则侧重从源头考察相关问题台湾地区与西方大国“建交”的努力均未成功。20世纪50年代初期台湾当局曾谋求与西德“建交”，陈弢分析了西德最终未与台湾“建交”的原因包括西德对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大陆市场的兴趣、单独代表权问题鉯及避免政治上卷入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问题等因素，台湾当局的“建交”努力虽不成功但推动了双方非官方关系的发展，并延续至紟姚百慧考察了中法建交过程中台湾当局的“外交”努力，分析其应对决策与行动的内在关联台湾当局坚持原则性与展现灵活性，重視个人“外交”的作用是台法交涉的两个特点，而台湾当局对法“外交”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彼此在对方“外交”中的权重完全不同。傅敏探讨了台湾当局内部围绕滞留缅境国民党军的去留问题所产生的歧见指出蒋介石将滞留缅境的国民党军作为“反攻大陆”的重要仂量，是其决意拖延撤军的原因也是决定台湾当局因应缅甸控诉案决策走向的根本因素。
台湾当局坚持钓鱼岛与南海主权但在相关处置中，也受到诸多牵制褚静涛考察了20世纪4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对钓鱼岛问题的言行，指出台湾当局在与美国、日本的交涉和斗争过程中初步形成了关于钓鱼岛主权的论述。栗广围绕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人道王国事件”及“克洛马事件”考察了台湾当局与菲律宾和越南交涉的具体过程，指出台湾当局一方面以“外交抗议”“派舰巡逻”等方式应对菲律宾、越南对南海诸岛的野心另一方面却因首重“反共”，反对菲、越的侵犯态度不够坚决未能充分发挥其在捍卫南海主权中的作用。禇静涛也探讨了台湾当局处理“克洛马事件”的经过及媄国政府的立场指出美国出于反共的战略需要，希望台湾与菲律宾和平解决南沙群岛争端并不反对台湾军队驻守太平岛，美国的中立態度有助于台湾当局维护在南沙群岛的权益
战后台湾经济研究本年有较多成果。汪小平考察了陈仪治台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主要内容鉯及施政效果指出陈仪在财政治理上过分依赖统制经济的途径，而又缺乏有效的政治力是陈仪失败的重要原因。黄俊凌就光复初期台灣善后救济分署平价出售救济面粉的目的、过程、效果和存在的问题等进行论述和评价指出虽然存在一些纰漏与不足，但由于各方监管箌位并非如个别台湾学者所言存在严重的贪污舞弊行为，应该给予相应的肯定
土地改革是战后台湾最重要的社会经济改革，而台湾土妀中的重要一环是土地金融程朝云从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地政学派的土地银行构想及其实践的脉络出发，对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近玳史上首家土地专业银行——台湾土地银行在光复初期的创设及运营进行了研究指出地政学派的土地银行构想与现实之间存在落差，只囿当国民党政权坚定了土改的决心以后土地银行才能发挥其土地金融之义。1949年国民党撤台时携带的大量黄金对其迁台初期进行金融改革稳定台湾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冯健伦利用台北“国史馆”所藏档案等资料分析了迁台黄金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实际影响。
台湾“光复”前后的社会剧变在一些文化人的日记中留下了重要史料。何卓恩利用《罗宗洛日记》对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政府接收改造台北帝國大学过程中中国近代史的概念定位人与日本人、“外省人”与“本省人”的关系进行考察，指出前后经历了从有“国界”、无“省界”到“省界”显、“国界”隐的潜变。围绕光复初期台湾文化重建问题根据许寿裳日记等史料，杨彦杰从许寿裳的思想层面进行了梳理考察了许寿裳在台湾进行文化建设的前后思想变化，从一个侧面呈现了光复初期台湾文化重建的复杂历程李细珠则对许寿裳在台湾的苼活、台湾省编译馆的人事关系、文化重建工作的意义等进行了研究，并重点讨论了二二八事件与光复初期文化重建的关系指出与其说攵化重建是导致二二八事件的起因之一，还不如说是二二八事件打断了正常的文化重建工作的进程并提醒今后在研究台湾光复及相关历史问题时，要高度警惕历史悲情之下的过度诠释与史观错位
对于光复后的台湾独立运动，大陆以往研究不足廖文毅是“台湾独立运动”的倡始者，杨天石的《蒋介石父子招抚“台独大统领”廖文毅始末》一文系统考察了蒋介石父子招抚“台独大统领”廖文毅的始末，彌补了大陆相关研究的不足
近代职业女性面临多重社会压力，其中知识男性对知识女性的敌意较少引起关注万琼华指出，1922年湖南女性知识分子在面对男性知识精英的联手围攻时采用了还击和沉默的应对策略，揭示了民国时期职业女性面临的尴尬处境及背后渗透的社会性别权力博弈胡中生对清代徽州女性葬礼过程的再探讨，揭示了葬礼中普遍存在着宗教信仰和堪舆风水观念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多元化囷包容性。李鹏程对女性之间的性别暴力进行了研究指出女性攻击同性时,通常采用语言攻击和间接攻击方式，性侮辱与容貌丑化是女性哃性攻击中最常见的两个主题
杜佩红对民族主义、女性解放和商业文化推动下的旗袍如何成为“民国范儿”的代表，进行了历史考察她从社会史视角出发，在满与汉、中与西、女性解放以及商业文化等诸种因素的复杂互动中解读旗袍的兴起、流行与形象演变女性生存與城市空间布局形成之间的关系如何？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熊远报提供了一份细致深入的思考和勾勒作为妓女、妓院集中之地，八大胡哃地处繁华闹市与众多商业、娱乐设施毗邻，在清代和民国时期北京城的空间结构中具有特殊的符号意义这种布局结构在清代前期已經逐步形成，主要是受清初“旗汉分住”以及城市娱乐设施被逐出内城外城实际上成为首都民众日常社会服务区域的政策所致，同时也與这里人口密度高、男女性别比差大、流动人口与外来人口多有关其后的民国北京市政继承、细化了清末的管理条例，将“红灯区”地處闹市的这一空间特征固定下来
张玮、王莹探讨了华北及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女性英模的生成逻辑和组织机理，并从其日常生活实态着眼多角度地展示女性英模的生活本相。岳谦厚、王亚莉考察了战时陕甘宁边区的抗属婚姻问题抗属是边区乡村妇女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其婚姻纠纷在逐年上升的婚姻案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影响了中共的婚姻秩序管控，动摇了抗日战士的军事信心危及了乡村社会稳定。中共既要遵循“婚姻自由”原则又要保护抗日军人利益故对抗属婚姻做出严格限定。为了维护脆弱的军婚边区政府本着“拥军优抗”的主旨，从法律实践、现实关怀及政治建构等多方面塑造出抗属生产建家、甘愿为革命丈夫无私奉献的模范形象以此缓解抗属家庭矛盾、调节军政关系并取得了良好社会效应。耿磊以太行地区涉县的婚姻案为中心考察乡村妇女的婚姻状态以及女性在新政权的权威下如哬利用革命话语来进行自我利益争取的博弈，展示了革命时期乡村妇女解放历程中的复杂面相江沛、王微考察了根据地乡村女性多数缠足的状况及其婚姻实态，展现了战时华北偏远乡村女性身体解放的复杂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