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新版《卡门》由中国、英国、法国、美国、比利时5个国家的艺术家联袂演出。其中包括服装师、舞台布景师、演员等等，这部剧的布景累计共有4000多平方米，几乎相当于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这个舞台有5米多高，要保证上面能站上十几个成年人，对于舞台置景来说也是非常困难的，又要结实，能保证安全性，又要减轻重量，能保证它灵活的移动，值得一提的还有，全剧1000多件道具，件件称的上是“高度仿真”，将真实还原19实际塞维利亚城的很多细节。

弗兰切斯卡·赞贝罗：我认为要考虑艺术性和安全性，你希望所有人都做到最好，那你就要确保他们在舞台上安全放心，这样人们才可以尽情表演。

解说：除开舞台布景和道具，服装也是让人啧啧称叹，《卡门》全剧共176个人物，服装多达近300套，且每一套服装几乎都没有重样，制作工艺十分考究、复杂。剧中无论主演还是群众演员，每个人从里到外的“行头”都有20到30件，“女一号”卡门的服装，充满着波西米亚式的活力与风情，韵味十足。与此同时，剧中还有76顶帽子，多达20多种款式，全部从伦敦专业时装店“高级定制”。有趣的是制作《卡门》服装所用面料，大部分都是在北京的批发市场里“淘”来的。

弗兰切斯卡·赞贝罗：都是在这儿制作的，所有的300套服装，4套完全不同的布景，都是在这儿制作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中国制造。

解说：此次《卡门》演员由“国际组”和“华人组”，两组演员交替演绎。其中“国际组”饰演卡门的克里斯汀·查维茨，从18岁起至今已经是第27次饰演卡门。2004年，她曾来华在一场音乐会上演绎《卡门》中的片段。“华人组”演员由梁宁，莫华伦等联袂组成了华人艺术家的最强力量。其中梁宁在1985年就出演了中国的第一版《卡门》，算得上是中国饰演卡门最好的艺术家。在谈及哪个组演得更好时，导演很巧妙的回答了我们的问题。

弗兰切斯卡·赞贝罗：没有什么不同，我的意思是大家一起工作，它不是像我们这样做，他们那样做，我认为，我们都围绕作品一起工作，我们都想讲同样的一个故事。

解说：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演出的群众演员，全部由中国演员担当，这也是国家大剧院，第一次组织如此众多的群众演员进行演出。其中有很多一部分都是孩子，在彩排当中，由于群众演员与导演的要求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延缓了彩排的整个进程。

弗兰切斯卡·赞贝罗：我明白，他们确实没有很多的舞台经验，我觉得他们都学到了很多，做了很多出色的工作，所有这些孩子们太好了，我爱他们，和他们一起工作很棒。而且他们非常愿意和希望做的更好，这就是我想要的，我想帮助国家大剧院创建它的剧团。

《卡门》中国排演因文化大革命爆发停止

解说：除开舞台上的精彩表演外，在乐池里演奏那些经典旋律的，是来自国家大剧院的管弦乐团。在着名指挥陈佐湟的带领下，这些旋律非常优美的回响在国家大剧院，而这些旋律为何能引起中国老百姓如此大的共鸣呢？

周瑛琦：1980年，歌剧《卡门》作为中法文化交流的一个项目，由法国着名的歌剧导演，勒内·泰拉松带入中国，当时呢随泰拉松来华的还有一大批的法国歌剧方面的一些专家、指挥等等，双方一起合作，排练了第一个中文版的《卡门》，将所有的歌词呢翻译成中文，并用中文演唱。由此呢，中文就成为世界上演唱《卡门》的第二十五种语言。1982年《卡门》第一次在北京天桥剧场演出，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创下了连演22场，场场爆满的演出盛况。同时呢它也荣获了1983年夏尔·科罗学会评审团颁发的“二十世纪唱片资料国际大奖”。自此以后呢，这个中国的艺术家们频频将卡门的故事，以各种的形式搬上我们的大舞台，中央歌剧院和上海歌剧院，两大国内专业的歌剧院团，将《卡门》作为常年演出的必备节目，而各交响乐团也在迎春音乐会上经常演奏《卡门组曲》，可以说卡门是中国观众最熟悉的歌剧人物。每当《斗牛士之歌》雄壮的音乐响起的时候，全场的观众都会不自觉地，一起有节奏地鼓掌起来。

解说：从1920年开始，中国有很多从国外学习音乐的音乐家，陆续回国，他们带回了很多西洋音乐，其中就有歌剧。他们在繁华的上海开始演绎这些作品。而这些作品当中，有一个就是《卡门》。这是《卡门》第一次在中国亮相，但因为当时的中国对于西洋音乐非常陌生，再加之社会的动乱，以及这些演奏都是极小范围的演奏，所以几乎没有任何的影响力，这些高雅艺术和当时的老百姓，也没有任何的关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西洋音乐在中国的传播才慢慢好转。

刘诗嵘（中央歌剧院原副院长）：解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那么国家的文艺团体，先是演我们自己的歌剧《白毛女》啊等等。那么培养了比较完善的这个歌剧演出队伍之后，到了1956年开始呢，就演出西方的歌剧名着，最早的有《茶花女》有《蝴蝶夫人》我记得1957年那个时候，还曾经打算演《卡门》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演，但是那个文革以前已经演了不少国外的歌剧名作了。

解说：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界也开始复苏，前苏联带来了很多西洋音乐，以及歌剧在中国演出，中央歌剧院也开始排演西洋歌剧，虽然因为受内容限制没有排演《卡门》，但《卡门》整部歌剧，已经被翻译成了中文，并且很多交响乐团，开始演奏《卡门》的一些篇章。

刘诗嵘：五六十年代开始吧，有一些我们这个歌剧工作者和翻译工作者就有一种想法。就说呀，我们要翻译一批这个西方的歌剧名著，这个时候，《茶花女》啊、《费加罗的婚姻》啊，这个《卡门》啊，或者还有很多其他的戏吧，都已经翻译出来了。

解说：《卡门》翻译出来后，还没来得及排演，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歌剧界的从业人员全部解散。一部分人另谋职业，一部分转战样板戏，直到文学革命结束后，才恢复工作。1980年，随着中法文化交流的展开，《卡门》重新进入中国。

刘诗嵘：当时是这样黄镇部长到法国去访问，签订中法文化交流协定，其中有一个项目就是排演一部法国歌剧，当然黄镇部长他不能说我指定哪个戏了，就由中法双方的这个文化官员呢，来这个交换意见。这时候文化部对外司的有关的同志，跟我们商量，说是现在交流协定定了，要排一部歌剧，你们看哪一部法国歌剧好啊，我们说当然是《卡门》了。

为排戏 妇女可以坐在男人的膝盖上

解说：1980年歌剧《卡门》作为中法文化交流的一个项目，由法国着名歌剧导演，勒内·泰拉松带入中国，当时随泰拉松一起来华的，还有一大批法国歌剧方面的专家、指挥。与中央歌剧院一起合作，开始排练第一个中文版的《卡门》。

刘诗嵘：那中方也相对应的，你来一个导演，我们得有导演出来，一个是向你学习，一个是我们掌握我们自己的演员队伍更方便一些。指挥，法方的皮里松是很优秀的指挥，跟中国已经有交流的这个经验了，但是我们中国也派了我们优秀的指挥郑小瑛，一方面都可以独立的来指挥，同时郑小瑛也可以向皮里松学习。

解说：因为法国来的专家团队比较齐全，所以中方首要的任务就是挑选演员，挑选演员的范围，基本上是从恢复高考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生中进行挑选，要求报名的演员必须要学会每一个唱段，然后进行统一试唱。评委由当时中央歌剧院的领导，和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组成。

刘诗嵘：我们事先挑选好了一部分同志，学会了《卡门》的主要的音乐部分，然后呢，唱给法国的艺术家们听，他们的导演、指挥、声乐指导，主要是这三个人吧，他们来听，听了以后呢，选择，基本上差距不大。

解说：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经过中法双方的协定，此次中国版的《卡门》用中文进行演唱，目的是为了让中国的观众能听懂，因为当时中国的剧场是没有字幕机的，所以只能用中文演唱。

刘诗嵘：在五十年代我们开始演外国歌剧的时候，都是唱中文版，因为那时候，所有的歌剧演员基本上不会外文，而且从当时的文艺方针政策，我们唱很多外国歌，你《国际歌》也好，其他的任何各国歌曲也好，都得翻译成中文唱。所以呢唱中文版的歌剧，那也是顺理成章的。

解说：因为被挑选出来的演员，都没有什么演出经验，对《卡门》的理解也不是那么的深刻，所以为了更好的完成这个剧目，法国决定出资，让中国的主要演员，前往法国进行专业的培训，这个培训不光是观看法国演员如何表演，更重要的是感受法国的文化，因为当时中国的文化背景和法国的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区别。

刘诗嵘：比如说法国的社会比较开放，中国的社会在哪个时候，80年代初，还是稍微的怎么说呢，封闭一点吧。所以那个导演很有意思，来给我们排戏的时候就问，说排那个群众场面，酒馆群众场面。他说如果让妇女坐在男人的膝盖上，在中国可不可以，我说要排戏的话可以。

80年代初文化部为《卡门》批八万经费

解说：除开文化上的差异，经济上也有一定的差距，中国版的《卡门》在舞台设计上，想做到法国那样的场景是很难的。当时的中央歌剧院也很难拿出这个经费。

刘诗嵘：他们也照顾到中国的这个经济状况，他们也知道刚刚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不是十分发达，所以呢，他们这方面也很体谅，他说你们是要豪华的，还是要写实的，这个里头就牵涉到有个经费问题了。我们说当然一方面从我们的风格要求，另外也从实际的经费出发，我们说我们当然要写实的。当时的制作经费你现在说出来，你们根本就不会相信，文化部一共批给了我们七万。这七万人民币还没有用完，就做了这么一个大戏的一堂布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