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信仰犹太神秘宗的村庄，安息日夜晚，犹太人聚在一家破陋的客栈。他们都是本地人，只有一个无人知晓、贫穷、衣衫褴褛的人蹲在房间的暗角上。

客人海阔天空地闲聊，随后有人建议每人都表白一个愿望，假定能如愿以偿。一人说他想要钱，另一个说想有个女婿，第三个梦想有张木匠新打的长椅。这样每人都轮流说了自己的愿望。表白完毕，只剩下暗角里的乞丐没说，他很不情愿、踌躇再三地回答了众人的询问：“我愿是一个强权的国王，统治着一个大国。一天夜里，我在宫殿里熟睡时，一个仇敌侵犯我的国家。凌晨他的马队闯进我的城堡，如入无人之境。我从睡梦中惊起，连衣服都来不及穿，身披衬衣就逃走了。我翻山越岭，穿林过溪，日夜跋涉，最后安全到达这里，坐在这个角落的凳子上。这就是我的愿望。”

座中面面相觑，不知所以。“那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呢？”有人问。

“我会有一件衬衫。”他答道。

——本雅明《桑丘·潘沙》。这个故事大家可以参照去读弗洛伊德的《诗人与白日梦》，我贴在了文末。

我还找到另一个奇妙的故事，是博尔赫斯写的，这个故事曾对作家格非产生重大影响。我会把格非的阐述贴在故事后。李菁说：格非提到博尔赫斯曾将《一千零一夜》里的一则故事改编成小说，题目叫《两个做梦人的故事》。主人公因一个梦千里迢迢去巴格达寻宝，却被另一个当地的做梦者告知梦到宝藏在主人公自家的院子里。他听到后赶忙回家，找到了藏在自己院子里的宝藏。这则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察觉不到自身经验，往往需要绕一个很大的弯，或者受到强烈的启示，才能将自身的财富挖掘出来。

这个故事是阿拉伯历史学家阿里·伊夏吉在哈里发阿里·马姆恩（公元786-833年）在位的时候讲的：

有些值得信任的人曾经在文字记载中说（但是只有安拉是全知全能而且不睡觉的），从前在开罗有一个人，拥有巨额财富，然而出手很松，生活放荡，以致家产荡尽，只剩下父亲遗留下的房子。过了不久，他不得不靠劳作谋生。他干活那么辛苦，有一天晚上不免在自己的花园里的一株无花果树下睡着了，做起梦来。梦中，有一个人来拜访他，那人浑身湿透又湿透，从嘴里拿出一枚金币，对他说：“您的财富在波斯，在伊斯法罕，到那里去寻找吧。”

第二天一早，这个人醒来就出发了。他长途跋涉，遇到了沙漠、海洋、盗匪、偶像崇拜者、河川、野兽，以及人类的种种危险。终于到了伊斯法罕，但是他一进城门，天就黑了下来。他走进了一座清真寺，在院子里躺下来睡觉。清真寺有一座房子。由于全知全能的安拉的安排，有一帮盗匪进了清真寺，然后从这里闯进隔壁的房子。但是盗匪的声音惊动了房子的主人，他醒了过来，大声呼救，巡逻队队长终于率领官兵来到，把盗匪吓得爬上屋顶逃之夭夭。队长命令在清真寺搜查，发现了这个开罗来的人，把他用竹鞭一顿好打，几乎打得他断了气。

两天后，他在监狱里苏醒过来。队长把他叫去，问他：“你是谁，从哪来的？”。

这个人说：“我从知名的城市开罗来的，我名字叫穆罕穆德·阿里·马格里比。”队长问他：“你为什么到伊斯法罕来？”这个人想，还不如说实话的好，就对队长说：“我是被梦中的一个人所指引，到伊斯罕来的，因为他说我的财富在这里等着我。可是等我到了伊斯法罕，他所说的财富，却原来是你那么慷慨地赐给我的一顿鞭子。”

队长听了，禁不住哈哈大笑，笑得嘴里的臼齿都露了出来。最后，他说：“啊哟，你这个太不聪敏的人呀，我接连三次梦见开罗的一座房子，它的庭院里有一个花园，花园往下斜的一头有一座日晷，走过日晷有一株无花果树，走过无花果树有一个喷泉，喷泉底下埋着一大堆钱。可是我从来没有去理会这些荒诞的梦兆，然而你啊，你这个毛驴和魔鬼养的家伙，竟然相信一个梦，走了这么多路，不准你再在伊斯法罕露面了。把这几个小钱拿去，滚吧！”

这个人拿上了钱，走上了回家的旅程。他在他的花园（就是队长梦见的那个花园）的喷泉下面挖出了一大笔财宝，安拉就是这样大量地赐福给他，报偿了他，抬举了他。安拉是慈悲为怀的，安拉是无所不在的。

来自《一千零一夜》，第351夜

《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故事原文可参考《一千零一夜·第四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一千零一夜》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从前在开罗有一个人，在自己家花园的无花果树下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个浑身被雨水打湿的人，嘴里咬着一枚金币来拜访他，并对他说：“您的财富在波斯的伊斯法罕，到那里去寻找它吧。”第二天一早，他就出发了。他抵达伊斯法罕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就在一座清真寺里栖身。那天晚上，有一帮盗匪闯进了修道院，随后赶来的官军巡逻队没有抓到盗匪，却在无意中发现了这个从开罗来的可怜人。面对审问，这个人如实供述了自己因受到梦的指引来伊斯法罕寻找财富的经过。巡逻队长哈哈大笑。他说，我一连三次梦见自己的财富在开罗的一个庭院里。庭院的花园里有一座日晷、一棵无花果树，近旁还有一个喷泉。我的财富就在喷泉底下。可我不像你那么傻，我从不会去理会这荒唐的梦兆。听他这么说，这个从开罗来的人就离开了清真寺，踏上了回家的旅程。他回到自己家中，在花园的喷泉底下挖出了大批的财宝。

博尔赫斯曾把这个故事改写成一个短篇小说，题为《两个做梦人的故事》。众所周知，寓言或传统故事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它经得起无数次的解读，而本身却不会被磨损。当然，不同的读者都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理解这个故事的意蕴。但在我看来，这个短小的故事，也可以被看成是文学写作本身的某种隐喻。

马尔克斯曾说过，只有当你远离家乡，来到某个陌生的地域，“家乡”的面目才会变得清晰起来。我们整天与父母朝夕相处，但也许只有等到你自己的孩子降生，你才会真正理解自己的父母；只有当你了解了什么是英国文学、法国文学、非洲文学、阿拉伯文学时，你才有可能去思考什么是中国文学的特质。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的他者，其实就是我们自身的另一面。他者的出现，有助于照亮我们自己的经验，有助于克服自我意识的局限和偏见。

因此，文学交流的首要目的，并不是如何去学习别国作家的写作技艺，而是为了确立一种全新的理解结构。歌德在十八世纪所倡导的“世界文学”的概念，其着眼点恰恰不是所谓的差异性本身，而是这种差异性在一种新的认知和理解结构中所具有的启示性意义。用博尔赫斯的话来说，全世界的人其实都在写同一本书。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当阿廖沙来到佐西马长老的修道院，要求留下来侍奉上帝时，佐西马长老出人意料地拒绝了他。他的一番忠告，似乎让我们再次回到了《一千零一夜》的那个故事中。在他看来，如果“留在修道院侍奉上帝”是根本目的的话，

佐西马对阿廖沙的忠告，也可以看成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们的忠告。

诗人所做的事情与儿童在游戏中所做的事情几乎是一样的。虽然他创造的是一个虚幻的世界，但又把它当作真实世界对待。这就是说，他向这个世界倾注了大量的真实感情，但又能严格地把它同现实世界相区别。从人类使用的语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儿童游戏同诗人创造的世界是相类似的。例如，人类语言总是把能使某些包容着种种真实的或可触的事物并得以再现的想象性创造称作“游戏”（英文中这个词还是戏剧、表演和假扮等意思），用“表演者”或“演员”称呼展示这个想象世界的人。但是，这一诗的想象世界的非现实性，却产生出重大的文学效果——众多事物，如果它们在现实中发生，根本就不会使人感到欢悦，可一旦出现在作品当中，就令人产生快感；许多情感，在生活中是痛苦的，但对那些观看和倾听文学作品的人来说，这一切均变成了愉快的源泉。

有关现实与游戏之间的区别，我们还有另一种看法。儿童长大成人，并且很长时间不再做游戏之后，在他几十年来只同现实打交道仅从事于理解现实生活的活动之后，总有一天，他会突然进入这样一种境界，即，游戏和现实之间的区别又一次消失了。成年人会记得，他起初做儿童游戏时，是多么的认真和虔诚。他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出一种极想抛弃生活之重担，去追求一种愉快的幽默感的想往。人一旦长大，就不再做游戏，但这是否表明他会放弃从游戏中获得的那种快乐呢？任何一个稍微懂得一点人的内心世界的人都知道，人一旦尝试到某种欢乐，就很难让他放弃对这种快乐的追求。事实上，我们从未放弃过什么，我们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用一种东西代换另一种东西。表面上，我们似乎放弃了一件东西，实际上，我们是在努力获取这件东西的“代用物”。

所以，当人长大成人不再做游戏时，他们只不过是放弃了游戏同真实事物本来的那种关联。换言之，他只不过是创造出一种虚幻的世界来代替原先的游戏。他所创造的是一种空中楼阁或我们称为“白日梦”的东西。我坚信，人类中大部分都在制造自己的白日梦，只要他不死，这种活动就要持续下去，这样的事实，已被人们忽视很长时间了，对它的重要性当然也就不可能作出正确的估测。比起儿童的游戏来，人的这种幻觉更不易觉察到。

的确，儿童游戏是一个人做的，即便同别的孩子一起做，在所有参加游戏的孩子的头脑中也一定有一个专为游戏目的而设的共同秘密的王国，但儿童无论如何也不会向成年人隐瞒这些秘密，尽管成年人对其根本就不感兴趣。但做白日梦的成年人就不一样了，他总是对这些梦感到羞耻，总是把它隐瞒起来不想让别人明白。他珍爱它们，把它们当作自己最隐秘的宝藏。一般说来，他宁愿把自己做的错事告诉别人，也不愿意向别人宣示自己的白日梦。正因如此，他或许认为，只有他一个人有这种幻象，而不知道世界上所有人都有这种不可告人的秘密。因此，白日梦是游戏的继续。正因为这两种活动后面的动机不同，儿童游戏中的具体行动也就同成人的白日梦不同。儿童的游戏是由儿童所具有的特殊愿望所具备的——儿童实际上只有一个愿望，这就是快快长大，使自己变成成人。在游戏中，他们总爱以成人姿态出现，把他理解的成人的生活模仿得维妙维肖。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没有必要去掩盖自己的愿望。成年人就不同了，一方面，他知道自己不应再迷恋于游戏或沉溺于白日梦，而应该努力在现实生活中争取成功；同时，对于导致他做白日梦的诸多愿望，他又必须尽量藏匿起来。他对自己的许多幻想总是感到是一种耻辱，视之为孩子气的东西，因此总是加以抑制。

人们也许会问，如果白日梦被如此秘密地掩饰起来，我们又怎样会了解人类有这样一种创造幻想的动机呢？我们知道，当今世界上出现了这样一类人，那代表着“必然性”的严峻女神（而不是上帝）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把自己遭受的痛苦和欢乐原原本本地诉说出来。这些人便是精神病患者。为了能使医生用心理疗法医治自己的病，他们除了向医生讲述别的事情外，还要透露自己的种种幻想。这也许是我们获知上述秘密的最好渊源。长期的治疗经验告诉我们，这些病人向医生透露的事情，是决对不可能从一个健康人那儿探听到的。那么白日梦究竟有哪些特征？首先可以肯定，幸福的人从来不去幻想，幻想是从那些愿望未得到满足的人心中流露出来的。或者说，未满足的愿望是造成幻想的推动力，每一个独立的幻想，都意味着某个愿望的实现。或是意味着对某种令人不满意的现实的改进。这些作为推动力的愿望各不相同，随着幻想者的性别、性格和环境的不同而不同。但它们很明显地分为两大类，一种是督促梦幻者做升官梦的野心欲，另一种是性欲。年轻女子的幻想大都是由性欲造成的。她们的野心欲一般都包括在性的追求中了。年轻男子则不然，造成他们幻想的不只是性欲，还有野心欲和利己欲。但是，对于上述两种倾向来说，我们主要不是想强调它们之间的区别，而是强调它们之间的同性。正如我们总会在许多教堂圣坛画的一个角落里看到一个雷神形象一样（见日耳曼神话），在大多数白日梦中，也总有一个女人隐秘在梦中的某个角落。梦幻者的一切英勇事迹几乎都是为她而作，在他胜利时，又总会跪在她的脚下，把赢来的一切胜利果实全部向她奉献。从这儿我们真正地看到人们隐秘自己幻觉的巨大动机。一个有良好教养的女子，其性欲越小，也就越受赞赏；而对一个年轻男子来说，他必须学会克制自己在备受溺爱的儿童时代养成的过度自爱（自重）心，方可以在这个由无数同他自己有着同样追求的人组成的社会上立身。我们决不可认为，由这种幻觉冲动生成的各种幻象、空中楼阁、白日梦，都是一成不变的或不能改变的。相反，它们同实际生活印象总是一致的。换言之，它们会随着生活本身的改变而变化。

每一种深刻的新感受都为他们打上了一个标志着具体时间的邮戳。总得来说，幻象同时间（或时代）的关系是极其重要的。一般说来，在某个时刻，同一个幻象总是在三个时期徘徊——这三个时期代表着我们的三个幻想。首先，我们心中的幻想活动可能同某些现时的印象结合着，由目前发生的某些有力量唤起某种强烈欲望的事件引发；紧跟着，这种幻想又会溜回到记忆中的某种早期经验（一般是幼儿时代发生的、使这种愿望得以实现的经验）；最后，它又会为自己制造出某种有可能在将来发生的事件，这种事件仍然代表着该愿望的实现。这就是所谓的白日梦或幻想，它既包含着目前直接引发它的事件，又包含着某些过去的记忆，这样一来，过去、现在和将来，就以“愿望”为主线，被连接在一起了。

仅举一个普通例子，便可以对我的问题作出生动表现出来。设想有一个贫穷的孤儿，拿着一封推荐信去见一位雇主。他走在路上时，很可能会陷入一个与他眼前的情景相对应的白日梦，这个白日梦的具体内容有可能是如此：

他一到那里就受到了录用，雇主对他也极为赞赏。不久之后，他便成为这个雇主的得力助手，并且很快被雇主那美妙无双的女儿相中，于是就与她结了婚，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他以后又继续辅助岳父干事业，由开头时的助手变成了岳父事业的继承人。通过这种方式，这个梦幻者便重新获得了他幸福的童年时代曾经拥有过的东西：他的安然而温暖的家，他的慈爱的双亲，以及初次使之心颤的对象等。通过这样一个例子，我们清楚地得出，一个人的愿望是如何利用眼前发生的某种事件，通过过去的经验模式，为自己制造出一个光辉的未来的。

关于这种幻想或白日梦，我们还有更多的东西要解释，但目前只能作以简单说明，以点到为是。这就是：如果这种幻想过于丰富和过于强大，便就必然会产生神经分裂或精神病。这就是说，幻想仍是我们目前治疗的病人病情初发的前兆。而这种现象就属于病理学研究的广泛领域了。另一个不能忽略的问题是幻想同梦的联系。通过对梦的解释以后，我们就知道，夜梦同上述幻想其实是一回事。我们平时使用的语言，以它那无可比拟的智慧，很久之前就把幻想中创造的虚幻物称之为“白日梦”，从而道出了梦的本源。尽管如此，梦的真正含义仍然不为普通人所知，这究竟是为何？原因就在于夜间活跃于我们心中的是那些我们平时羞于披露的愿望。这些愿望，我们起初时是尽量设法隐藏，久而久之便被压抑到无意识之中（所以不再被我们意识到）。

当然，这样一些被压抑的愿望以及各种变化并没有消失，然而只有在完全伪装的情况下，才能从意识中表现出来，当科学研究成功地把这些愿望从他们在梦中的变形体中审辨出来时，就不难发现，夜梦同样是欲望的实现。

对于白日梦，我们暂且说到这里。现在我们再谈一谈诗人。我们能否把一个想象力很强的作家看作一个在大白天作梦的人，把诗人创造的作品与白日梦等价呢？我认为，它们之间是有很多明显区别的，诗人以及以往的史诗作者和悲剧作者，他们所取的材料都是“现成物”，这同那些几乎以本能创造自己材料的创造者有很大区别的。让我们先谈后者。在正式讨论之前，我想提请大家注意，我在这种对比中选择的作家，都不是那些得到批评家高度赞扬的人。他们绝大多数是那些不那么自负和清高的传奇作家、小说家和传记家，但他们均拥有广泛的男女读者。这类作者所创造的作品有一个极为明显的特征，每一个读者也都可以从中感觉到，这些作品中大都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英雄。作者总是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赢得读者对这个英雄的同情和崇敬，而且总是使他受到特殊的保护。如果在第一章结束时，这个英雄因受重伤而血流不止，以至失去知觉，我们准会在第二章开始时发现，他受到了悉心周到的照料，健康也逐渐得到恢复。如果第一卷结尾时，书中英雄在海上遇到风暴，他所乘的船触礁破裂，第二卷开始时，他必定是在紧急关头时得到拯救。如果不是如此，整个故事就无法继续下去。我们总是怀着一种安全感紧随主人公渡过千难万险，这同一个真实的英雄跳入水中救出一个即将溺死的人，或是一个冒着枪林弹雨去炸毁敌人碉堡的英雄所怀有的安全感是一致的。对于英雄所怀有的这种安全感，一个优秀的读者会用这样一句话加以解释，即：“我永远不会出事”，可在我看来，英雄怀有这样一种“刀枪不入”的感觉，说到底还是“自我陛下”的暴露。一切白日梦和一切小说和故事中的英雄，都是这个“自我陛下”的孕育。

在这样一些以“自我”为中心的故事中，还有其他一些特征，同样可以表明这种关系。例如，在这些故事中，总有一个美貌的女子与该的英雄相爱。这种情节当然不是在描写现实。谁都知道，这种情节都是每一个白日梦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还可以看到，故事中涉及到的每个人，虽然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有各种不同的特征和喜好，在故事中都全部被划入“好人”和“坏人”两大阵营。凡是与故事中“英雄”（英雄也是自我）站在一起的，都是好人；凡是反对这个“英雄”的，都是敌人或者竞争者。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许多想象力很强的作品，远远超越了最初的那种天真的白日梦的范围和水平，但我依然坚持这样一种猜断，即：即使那些走的最远的白日梦变种，也可以通过一系列接连不断的转换，还原为白日梦。在这方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就连许多所谓的心理小说，也仅包含着一个人物（同样也可能是一个英雄），只不过是一个通过对其内心的描写而宣示的人物。作者“钻进”这个人物的内心，且以他的眼光从外部观看别的人。一般说来，这种心理小说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表现了现代作家的一种倾向，即通过对自我的理解，将自我分裂成无数个细微的“组成成分”，并通过这种方式，将英雄自身心理生活中各种对立和冲突的倾向“人格化”（即每一个人物只代表他的一种心理倾向）。

另外，还有一种可以被称为“超越中心”（或中心之外）的小说，这种小说看起来与“白日梦”有着明显的区别。在这种小说中，那作为主人公的人物，看上去极不情愿。他就像一个过路人那样，对别人的行为和痛苦总是“静视旁观”。左拉写的许多小说大都属于这一种。我需要在此指出，对非作家和对那些在许多方面都不正常的人所作的心理分析表明，他们的白日梦都有相同的变态表现。这就是说，在这些白日梦中，“自我”都能满足于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如果说我们所作的上述比较（即富有想象力的作家同白日梦者的比较、诗作品同白日梦的比较）有哪些价值的话，这种价值就在于它与各种实际情况相一致。让我们首先以刚才提出的观点，去对照幻想（白日梦）同贯串于整个幻想的“愿望”之间的关系，用幻想所涉及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三段时间，来检验作家们的作品，然后再用这种检验所得的证据来研究一下作家本身的生活同他的作品之间的关系。到如今，人们还不知道用什么基本观念来对待这种关系，很多人把这种关系看得极为简单。

种种对幻觉（白日梦）的研究使我们想到，事情有可能是这样的：某些给作家印象深刻的真实经验激起了自己早期体验的回忆（一般是童年时代的经历），然而便唤起了他的某种愿望，这种愿望又只能通过创造一种作品才得以表现。所以，从他的作品中我们既能分辨出某些最近发生的事情，又能看出回忆起来的童年的经验。请不要对这种创造过程的复杂性感到震惊。我个人认为，上述概括与真实发生的事情相比，还要粗略很多。因此，它还只能作为人们追索真实创作过程的一次初次尝试。我自己所作的许多尝试使我相信，这样一种研究创造性想象的方式一定能结出丰硕之果。你们知道，我一直都在强调作家对其童年生活的回忆。这看起来似乎有点奇怪。但请你们不要忘记我的这种说法所预设的假设，那就是：想象力创造的东西，也同白日梦一样，是儿童游戏的延续和代替。我们切不可忘记另一类创造性作品，即那种不是以本能创造出来，而是对现成的材料作加工之后形成的作品。在这种作品中，作家同样保持着某种程度的独立性，这种独立表现在对材料的选择和对所选择材料的极度改变上。这些现成的材料大都取自于一个民族的神话、传奇和童话的宝藏中。它们实则是整个民族心理的创造物，目前对它们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但从很多痕迹中可以看出，诸如神话，很可能是由整个民族的愿望（一个年轻民族的那古老的梦）所生成的幻象或其变种（或它的经过变形之后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