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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役航空母舰列表.doc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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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役航空母舰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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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役航空母舰列表包括现役、后备、建造中或者重新建造中的航空母舰。
1 以国家排列
4 正在建造以及改良的航空母舰
5 资料来源
6 参考书目
编辑] 以国家排列
?意大利海军
?英国皇家海军
?俄罗斯海军
?西班牙海军
?泰国皇家海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编辑] 现役
满载排水量
克里蒙梭级
传统动力航空母舰
核动力航空母舰
常规动力垂直起降航空母舰
常规动力短距起降航空母舰
加里波底号
加里波底级
常规动力短距起降航空母舰
库兹涅佐夫号
库兹涅佐夫级
传统动力滑跳式甲板航空母舰
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号
常规动力短距起降航空母舰
查克里?纳吕贝特号
常规动力短距起降航空母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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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版专题分页图表（上山下乡）
转发：回复：中外历史大事件多媒体对照图表[quote]以下是引用古道游侠在 08:27:00的发言：& & & & & & & 呵呵，又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21世纪新的史记纪年表。山风同学功不可没！回复：中外历史大事件多媒体对照图表[quote]以下是引用古道游侠在 08:27:00的发言：& & & & & & & 温饱了、退休了，没有仕途了，就可以思考些被职场人斥为“无用”的东西。其实，“有用”、“无用”都是相辅相成的。古代中国的技术就是因为太讲究实用，就始终停留在经验的层面，算术上升不到数学，工程上升不到物理，炼丹也上升不到化学。不去思考“无用”，“有用”则绝走不远。[quote]回古班： 请去看看我的上山下乡图表一楼最新找到的文革学习班的资料（），文革学习班与上山下乡有关系吗？看来关系很大。 我的下一个“野心”是用图表方式收集文革的资料制作一个文革的电子图表解，我们这一代应该“一不做二不休”！接下来我还要制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出现的电子图表解， 这些都是我的世界历史图表的分页电子图表。过去看了很多书就算过目不忘也难以做到让有用的资料“随叫随到”，现在的互联网时代有了条件制作多媒体电子资料图册， 而且还可在线上整篇的翻译资料和收听电脑阅读文献。 今年底不用触摸就可操作的电脑就将上市，据说只用手势或语音就可操作，我相信很快就会出现一种电脑： 例子： 我：喂，朋友，给我搜搜上山下乡的最新资料。 苹果眼镜电脑：报告主人，刚搜到新浪一篇最新登出的姚文元家人写的1968年中共中央决定发动老三届中学生上山下乡插队为主的中央碰头会记录。 姚文元家人在姚的遗物中找到姚当年的笔记和碰头会记录。 我：文章是否提到为何这份记录还存在于姚家而没被抄走？
苹果眼镜电脑：文章提到了，1976年抄家时重点在钓鱼台，这份资料是姚带到上海对革委会内部传达的，因为上海市革委对上山下乡不积极，张姚一直想抓教改。那次碰头会没有形成中央文件，是口头传达，毛，周，中央文革都发了言。 因为这份资料是在一个旧笔记本上发现的，是姚妻在姚文元回北京后临时用那个笔记本记帐而保留下来没有被抄走。。。。。。
我：那你给我读一下全文。 苹果眼镜电脑：读文章。。。。。。 我：你给我把这篇文章马上转到《浦江情》去，放在《大千坊》，千万别放在《群言堂》，如有回复和评论马上提醒我。。。。。。
苹果眼镜电脑：你要看原文中那本笔记本的图片吗？ 我：我要看，放大一倍就行了。
山风 最后编辑于
刚搜到一篇重要的资料文章，是发在海外华文网上的，不知读者能否打开？如打不开请告诉我以便转载全文。
原帖由 山风 于
0:22:00 发表实在有点意思，对&学习班”一词的搜索出现了戏剧性的现象，找到了一大堆个人回忆“学习班”的资料，但就是查不到老人家提出“办学习班是个好方法”的出处。 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有这样一篇：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一九六八年）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１〕根据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刊印。注　释〔１〕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华北山河一片红——热烈欢呼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社论中在“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后面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类似这样的“文稿”、“最新指示”在《文稿》中实在不少。所以，无论是文革史还是知青史，都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认认真真做事 堂堂正正做人http://wangzongren1952./
[quote] 原帖由 网中人 于
7:31:00 发表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有这样一篇：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一九六八年）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１〕根据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刊印。注　释〔１〕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华北山河一片红——热烈欢呼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社论中在“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后面用黑体字引用 [/quote]谢网兄资料，文革中这类出处不明的支言片语式的最高指示确实很多，也说明有很多“碰头会记录”没有解密， 68-12-22动员就是一例。我对比了国外同时期解密的国家档案，例如白宫和五角大楼60年代中期讨论与苏联合作对中国核基地进行空袭的档案就列出了与会者讨论的资料。按档案界40年解密的规则，69-12-22决策过程的碰头会记录应该解密了，那也不是军事机密！ 68年9月决定在全国举办五七干校的决策过程就解密了，其模式就是老人家提出建议并提交碰头会讨论决定：“此件似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因有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
-& 毛泽东-& ”从68年9月到68年12月只有3个月，对于涉及千家万户的中学生分配，特别是将“四个面向”改为“一锅端”面向农村插队为主这样的重大决策只是在人民日报转载甘肃日报一篇小镇大妈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时在报头刊出了68-12-22毛语录提出“初中，高中，大学”的毕业生要去接受农民再教育，这与在全国办五七干校非常不同，让人们觉得文革超大规模上山下乡只是老人家一人所为，而且还拿城镇居民和大学生忽悠人。其实直到今日我们只想知道69-12-22决策到底是在什么会议上由哪些人讨论做出的，如果是老人家一言堂的决定那就公布出来，反正现在大家也都认为是他个人把我们“一锅端”送下乡的。如果还有别人力荐或反对也应公布出来，象是李先念就说他历来反对为了所谓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把学生整下乡，他说有违党的工人阶级领导的原则。当年李先念是仅存的少数还在台上协助周恩来负责毕业生分配的副总理，如果他“历来”反对，那还有谁支持？按现有资料可看出张，姚曾对上山下乡很不热心，他们热心的是教改。 历史就是历史，只要上山下乡决策的档案不象明朝烧毁郑和航海档案那样就还有希望知道真象，只有在这个角度来看“隔代写史”才说的通。 老人家那一代都不在了，我们不就是隔了一代吗？非要当事人都死光了再公布决定这些人命运的历史档案？我看到那些学术界的专业人士也在抱怨“不透明”，现在知青这一代人主政了，希望他们在对上山下乡决策的档案“一饱眼福”之后特能体谅我们这些同路人的心情。。。。。。--------------------------------------------------------张与教育革命和上山下乡有关的言论选摘:51) 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女六中的讲话张春桥 姚文元 〖摘录〗张春桥：有了权力机构就可以进行斗批改，不破不立，以后就要在破中立起来，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学制要缩短，缩短几年，哪些课不要，历史还要不要？（有同学说，不要）不要历史，你们怎么进行批判，不学近代史怎么批判《清宫秘史》？教学方面也要改，以前学生跟老师转，教师叫学生干啥学生就干啥，不这样就要扣分，不是象主席所说：教师跟学生转。现在没有现成的，除了课程外，还要学些什么？主席思想都提出来了，要从实践中来解决。大批判还要搞一个时期，主席有好多文章要继续发表，我们要好好学习。实际这些给教改打基础，这个批判要深入到各方面去，教育上陆定一的一套还没有动呢。学校总是要办的，学校如果不要办了，那就好办了，斗批改也不要搞了，大家搬到工厂或农村去，斗批改不是斗批散、斗批砍、斗批走。你们在学校学了几年，初三学了几年，对于中学和小学的教改你们最有发言权，毕业班的同学有特殊的任务，教改怎么办？那些有利？那些有害？都要考虑一下，这样，全国汇总给中央，中央就好办了。52) 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高校座谈会上的讲话 张春桥 姚文元& 〖摘录〗张春桥：现在红卫兵的确面临着新的任务，斗批改的问题也是历史上没有解决过的。。。。。。文化大革命高校是个关键，下面连高中，初中，小学要与工农兵结合，怎么结合法？73) 张春桥接见上海大专院校红代会全体代表的讲话张春桥 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的 & 三结合 & ，再从这里来进行教育革命。因为教育革命，要有条件，要抓教育革命就必首先抓斗私批修不行。反过来只有很好地斗私批修了，才能促进教育革命，如果教育革命完不成，那么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也就没有了。 我们列举这一个例子是说明教育革命不是容易的，要作反复试验。其中包括我们犯错误，为什么毛主席要说 & 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呢？ & 因为教育革命需要有影响，不管遇到什么都要坚持下去。如果我们这一代青年能够很好地搞好教育革命，那么，这个功勋就要比我们过去所作工作的总和大得多。但这是不容易，有许多困难，所以才需要我们化这么大的功夫去作。 毛主席非常关心教育革命，他老人家经常询问这方面的情况，各地送上来的材料大量地看了。所以在教育革命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失败没什么要紧！我们希望能把这工作当作当前严肃的政治任务来对待，在这场教育革命中间继续考验我们。比如有的是老造反， & 老造反 & 当然是很光荣的事，但是能不能搞到底，能不能把教育革命搞到底，能不能一直老造反。主席在想 & 九大 & 怎么开法，有人问我最近干什么？我最近在考虑一个问题，要往前看，在想明年的事。毛主席在想开 & 九大 & 怎么开法。74) 张春桥在上海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张春桥 〖地点：原中苏友好大厦小礼堂。摘要〗华东化工学院一同志发言说：他们学校也有封、砸情况，并有人说这样痛快。春桥同志说： & 痛快 & ？！那 1949 年 5 月我们大军开进上海时用大炮轰平好了，痛快嘛？为什么我们还必须用很大的代价来保护上海城呢？要知道这是人民的财产嘛！ 你们要下去，先是到工农兵中去，这当然是好的，目前不是下去不下去的问题，而是屁股坐得下坐不下来的问题。教育革命又是怎样搞，要作艰苦的工作呀！要依靠下决心搞到底的人呀！把教育革命搞到底！现在文艺黑线还没有搞清，有的人历史还没有查清，这样子我下去有什么作用？76) 张春桥在上海市委扩大会议上谈准备九大党章草稿 张春桥 张春桥同志最后说，现在冲向社会的风气有加强，学校还是要复课闹革命，不要在社会上，有些人还在外面，有的人还在武汉，人家不欢迎，学校有些人一到工厂，有的就闹分裂，分成两派，到农村也是这样。学校斗批改没有改好吗？不管大学生，中学生都要回到学校，如果到工厂去要诚恳学习，那还有点好处。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委会会议上的讲话张春桥 现在的目标很分散，昨天报纸上有消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你往哪儿送？没有落实。北京要去内蒙、新疆，要中央文革去开会，中央文革没有去，也没有表态，消息也不发。教卫组要把复课闹革命抓起来，先把 90 ％以上的人安排下，上海真正要上山下乡的人恐怕不多的。我很保守，可能右倾，估低了群众的觉悟，如果你带了群众往前看，抓阶级斗争，顺便解决这些问题，那就好办一些。
山风 最后编辑于
前面提到的海外华文网的一篇文章在国内也有人转载，但字体小且颜色淡很不易看，我转过来改变字体便于阅读，这是篇重要资料。1968年春的北京高校学习班（卜伟华）
12:29:05|& & & & & & & & & & & & & & &
从1967年10月以后，全国贯彻执行《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大办学习班，大反派性，全国混乱局面相对缓和。但自1968年春天开始，随着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杨余傅事件”等一系列事件的出现，全国各地的派性斗争又趋激烈，武斗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地到处出现对被怀疑有历史问题或视为有“现行反革命”行为的人任意扣押批斗侮辱、刑讯逼供等现象，导致大批非正常死亡，造成了严重的后果。1968年春的北京高校学习班就是在这一时期举办的，随着全国新的混乱局面的形成，北京高校学习班草草收场。& & & 一、北京高校学习班概况&
北京市革委会在日发出了《关于分批分期组织大学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通知》，要求以“斗私批修”为纲，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实现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 北京市革委会从1967年11月就开始酝酿给北京各大学造反派头头办学习班，一直因为各校派性斗争激烈等原因难以实现。到1968年2月，形势才稍有缓和。当时，北京市18个区县已有16个成立了革委会，有两个成立了革委会的筹备委员会。而中小学的情况，据当时负责北京市学校军训工作的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说，“百分之百实现了大联合，95％以上建立了三结合”。而全北京的62所大学“有21所建立了三结合，3所建立了大联合临时领导机构，还有将近40所没有成立”。& &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革委会决定分期分批开办北京高校造反派头头学习班。北京市革委会原来打算用三个星期的时间举办第一期学习班，组织20所院校的各派组织头头200多人参加学习。不在20所院校之内的中国科技大学的两派群众组织闻讯后，主动要求参加学习，获得批准。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和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丁国钰分别担任学习班的正副书记。参加学习的人按军队的建制方式，分编成5个连。& & 学习班于日正式开学。开学几天后又根据“中央首长”的要求，增加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北京航空学院4所院校。这样，共有25所院校的造反派头头251人参加学习班的学习。& & 后来根据毛泽东对江西省军区报告（指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日下发的《江西省军区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教育部队的经验》）的指示精神，以及谢富治传达的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关指示，决定扩大学习班的规模。谢富治在学习班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到学习班一再扩大的原因：“我有一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说：‘云南来了多少人？’我说：‘700人。’本来一个省700人是比较多的，主席说：‘那不够，再增加一倍。’（“云南班”学员后陆续增至2000多人。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云南省档案馆《云南五十年——中共云南省社会主义时期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因此学习班从数量上各方面都要加强。我们北京的大学生（学习班）也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加强的。还有一个原因，同学们都知道，我是一个很有缺点的人，做事情不是那么敢想敢干，作事情总是经过上级一再提醒甚至批评才做好。我们这个训练班，中央文革、总理一再关心，为什么这个学校没来，为什么那个学校没来。所以后来又增加了一些学校。还说，学生、干部都应该增加，一个学校要增加四五个，所以才这样一再增加。” &
日参加学习班的院校由25所扩大为36所（即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化纤学院、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北京经济学院、北京机械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化工学院、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电力学院、北京轻工业学院、北京医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气象专科学校、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清华大学、北京铁道学院、北京外贸学院、北京外语学院、北京林业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农机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北京中医学院、北京外交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农业劳动大学、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学员由群众组织头头，扩大到各校的干部和职工，总人数达到1406人，是原来计划办第一期学习班人数的5倍多。按学习班的要求，各校群众组织的头头一、二、三把手都必须参加学习。北京红卫兵的“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以及各校造反派的主要负责人，全部是学习班的学员。学习班的时间也由原定的三个星期改为没有期限。谢富治在动员大会上说：“至于我们这个学校办多长时间，以解决问题为原则，什么时候解决问题什么时候算，先解决问题先毕业，后解决问题后毕业，不解决问题不毕业。”& & 在学习班开办之初，受社会整体舆论导向的影响，在消除派性方面一度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特别是在那些原来两派对立情绪就不甚严重的学校。在学习班上还出现了一些不争地位、不争名额搞大联合的现象。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北京化工学院、北京农业劳动大学、北京化纤学院、北京水电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农机学院、北京外贸学院、北京中医学院等院校建立了“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北京机械学院成立了革委会筹备小组。北京经济学院、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北京轻工业学院的两派对立组织达成了大联合协议，向消除派性，建立统一的临时权力机构迈出了第一步。& & 但是对于大多数的院校，通过学习班的学习，并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特别是1968年1月戚本禹被隔离审查的消息传入学习班后，在学习班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部分院校的红卫兵组织提出“打倒派性，斩断黑手”的口号，提出要搞王（力）、关（锋）、戚（本禹）、林（杰）反党集团，要“斩断他们伸向群众组织的黑手，揪出他们的后台”。一时间在学习班内外出现了各种传言，学习班内人们的思想也十分混乱。尽管在学习班举办期间，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曾几次亲自接见，但依然难以稳住学习班的阵脚。& & 最先在学习班挑起事端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造反兵团”。由于戚本禹在过去的讲话中一贯坚决支持以谭厚兰为首的师大“井冈山”，多次对“造反兵团”进行批评和指责，所以戚本禹垮台的消息一传出来，“造反兵团”立即向以谭厚兰为首的师大“井冈山”发难。他们在学习班中，以及在社会上散发声明和传单，提出打倒王关戚林反党集团，要斩断黑手，揪出后台。2月19日，师大“造反兵团”提出“学习班必须收回戚本禹在日就北京师范大学问题的讲话”，否则不参加学习。由于目的没有达到，2月22日，北师大“造反兵团”宣布退出学习班。他们还散发传单、声明，贴出攻击谭厚兰等人和学习班的大标语：“现在是揭开北京市高校派性盖子的时候了！”“学习班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学习班不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学习班不发动群众揭发王、关、戚、林反党集团！”“学习班空谈派性，捂住盖子，掩护黑手！”“学习班领导人把学习班引向资产阶级方向！”& & 师大“造反兵团”的行动并不是孤立的，它得到了人大“三红”、“政法兵团”、民院“抗大”、轻工“红鹰”等“天派”组织的积极支持和响应。2月23日还发生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红卫兵总部”20余人冲击学习班，踢破房门，企图揪走参加学习班的学习人员的事件。虽然此事由于李钟奇出面制止，没有扩大事态，但是对刚刚开办才半个月的学习班说来，不能不留下深重的阴影。 &
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学习班又恢复了相对的平静。参加学习班的人们开始进行“亮私、斗私”。2月28日，清华“井冈山”负责人蒯大富检查了自己1967年以来，出于在“两个司令部斗争中建奇功”的目的，大搞派性活动的问题，以及在校内压制“四一四”，对持有不同观点的人采取残酷打击，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错误，他亮出了企图自己一派掌权，搞臭“四一四”，使他们在进入革委会后也成为陪衬，以垄断清华大权的隐私。2月29日，北航“红旗”的韩爱晶也检查了自己不听中共中央的指示，大搞派性活动的问题。其他院校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也在学习班上做了类似的“亮私、斗私”。但是他们这些检查，实际上都是敷衍塞责，做表面文章，依然带有很强的派性倾向，都认为对立观点的红卫兵组织中有“黑手”，想从对方组织中抓“黑手”，斩断“黑手”，进而达到搞垮对方，证明自己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正因为如此，这种“亮私、斗私”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学习班内部的明争暗斗始终没有停止过。& & & 二、学习班里的明争暗斗&
3月4日，北京大学参加学习班的聂元梓等人给毛泽东、林彪写信，提出在北京出现了一种不准讲阶级斗争，不准讲路线斗争，宣扬派性就是一切的“怪现象”，社会上出现了右倾苗头。（聂元梓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信的主要内容是讲“对派性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并说，信是请中央文革办公室转送的，“毛主席看了这篇报告，非常欣赏，做了批示。毛主席的批示，江青扣下来，没有对我讲。她只是对我说，‘你们战斗队的那个报告，毛主席批了。’从她的口气听出来，毛主席对这个报告是很欣赏的。后来，在《人民日报》发表过一个短评，标题用的就是《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内容是讲派性也是阶级性，讲‘派别是阶级的一翼’，这句话是毛主席讲的，是毛主席对‘对派性也要做阶级分析’这篇报告的批示。但是，毛主席的批示全文还有什么别的内容，江青就没有对我透露了。”日，毛泽东在接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人时说：“首都大专院校学习班，又不向中央报告，引起聂元梓他们不满。你们又开学习班，又不让串连，人家就开大串连会。不准串连不对，不过你们打倒谢富治也不对。……讲不让串连是对的，但一点也不让串连也不好，人家还在串连。……串连一下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连一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连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连。你不让好人串连，坏人在串连。多数是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的。”）3月5日，聂元梓等人贴出题为《是彻底揭开北京高校问题的时候了》的大字报。& & 3月6日晚，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在人大会堂接见北京大中学校群众组织代表时，师大“造反兵团”告了学习班负责人的状。师大“造反兵团”的王颂平在发言中说：“我们被赶出了学习班，学习班负责人坚持戚本禹12．27讲话原则，在学习班不是来解决大联合问题，而是解决什么兵团反革委会问题，这句话是谭厚兰亲口对我说的，为了捍卫毛主席最新指示，我们不能接受他们的原则，在2月22日，学习班负责人接见我们的时候，又把我们打成‘四反一捣乱’组织，说我们要搞垮无产阶级专政，让我们滚出学习班，甚至说要把我们当反革命抓起来……”聂元梓也在会上对学习班负责人加以谴责，说：“我觉得这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不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起掩盖黑手的作用，在学习班不能说提高路线斗争觉悟、阶级觉悟，我们在学习班贴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提高路线觉悟，加强阶级斗争观念’，也被人说成是派性十足。我们本来也想向其他学校学习，可是又不行，叫‘派性串连’……”她提出“要揭派性盖子”。&
3月9日，以“新北大公社总勤务组”的名义贴出了《揭开派性斗争的盖子，将路线斗争进行到底》的大字报，影射、批判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谢富治。3月11日，“新北大公社”参加首都高校学习班的全体学员贴出一张题为《这是为什么？？？》的大字报，指责高校学习班的某些负责人“用‘派性斗争’掩盖高校的阶级斗争，用所谓克服‘派性’，打击和瓦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 & 3月13日和15日，由人大“三红”、新人大“革命造反联络站”、轻工“红鹰”、“新北大公社”、师大“造反兵团”等十几所院校的红卫兵组织发起召开了两次串连会。聂元梓等出席了串连会。这两次串连会的矛头是指向学习班的，在串连会上的发言普遍认为学习班的指导思想、方针、方法都有问题，不解决学习班的问题，“就会影响揭开北京市两大派斗争的盖子”。人大“三红”代表在发言中说：“可是学习班，刘邓陶没有了，关王戚林反党集团没有了，剩下来的就是整群众的派性。不去调查黑手，不去调查各校的现状，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压制打击，使黑手逃之夭夭。很多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学习班大搞调和、折中，不准讲分歧，对矛盾能掩盖就掩盖，否则就是派性发作。要让保守派吃掉革命派，让大权落在保守派手中。”轻工“红鹰”的代表说：“丁国钰之流不突出政治，不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而是张口派性、闭口派性，对‘四大’怕得要命，甚至连几个同志互相帮助也说成是派性串连。”北外“红旗”代表在发言中说：“前几天还有这种论调：火烧英国代办处是百年以来反帝斗争的创举。有人说，关王戚林问题没见过报，两派联合声明中不准讲，一讲你为什么就心里难受呢？就如丧考妣呢？” “新北大公社”的代表说：“学习班已经一个多月了，共同性的问题，实质性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就是负责人的指导思想有问题，不抓阶级斗争，不走群众路线，不许串连，一串连就说是派性。”“极左被识破，就从右的方面进攻，表现在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路线斗争说成是派性斗争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 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从戚本禹的垮台，联想到与之关系密切、沆瀣一气的谢富治。于是他们便四处活动，收集和整理了一批谢富治的材料，酝酿掀起“倒谢”活动。& & 经过一番准备，在1968年3月初，从人大“三红”等组织中传出“谢富治停职反省”的消息，同时出现了“土皇帝已死，地头蛇跑不了”大标语，人大“三红”“一一二二纵队”公开提出要揪“谢本禹”，从而掀起了炮打谢富治活动的序幕。& & 继人大“三红”之后，3月5日，地质学院“二团”贴出了影射攻击谢富治的大标语：“砸烂关王庙，揪出大小妖！”3月9日，人大“三红”广播站又广播了编辑部文章《彻底揭开北京两大派斗争的盖子》，3月10日，又在高校学习班以“全体学员”的名义贴出大字报《不能走》，抨击学习班，提出要揪“关、王、戚余孽”。“新北大公社”参加高校学习班的全体学员在3月11日贴出的那张《这是为什么？？？》大字报中写道：“学习班的某些负责人却公开宣称：‘不能铺天盖地地讲阶级斗争’，‘学习班主要解决派性问题’，这是为什么？……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左的思潮”，“他们自己不抓黑手，还反对别人抓黑手，并进而用‘派性内因论’打击坚持抓黑手的革命群众，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以反对‘派性活动’，排除‘干扰’为名，不许串连，不许贴大字报，看大字报，不许发传单；甚至限制某些学员的行动，跟踪，盯稍，整黑材料，压制不同意见，动不动就用大帽子压人……”“能否办好首都高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能否在高校全面落实的头等大事。要不要从根本上扭转高校学习班的方向，要不要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学习班办下去，是要不要与刘邓黑司令部与反党集团斗争到底，要不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的大问题。”&
随着“倒谢”队伍的扩大，事态进一步发展。3月16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造反兵团”贴出了全市第一张点名批判谢富治的大字报《谢富治、戚本禹“12．27”讲话必须全盘否定，彻底批判》。当天下午，学部贴出《向“新时代的狂人”的黑后台谢富治开炮》的大字报。北大“井冈山造反总部”贴出《打倒谢富治》、《舍得一身剐，敢把谢富治拉下马》等大字报。人大“三红”贴出了《打倒变色龙谢富治》的大字报。当晚，师大“造反兵团”又贴出大字报《把镇压革命派的刽子手谢富治推上断头台》。& & 这些大字报和许多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迅速在北京各高校流传，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倒谢”的行列，更多的人则还在观望，注视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3月17日，“新北大公社”、人大“三红”等8单位在人民大学开会商讨“倒谢”计划。清华“四一四”刷出“炮轰谢富治”等大标语。3月18日，北外“红旗大队”贴出大字报《打倒北霸天谢富治》。在此之后，北京城内相继出现一大批诸如“炮轰谢富治”、“打倒谢富治”一类的大标语及批判谢富治的大字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在一封致谢富治的公开信中说：“你和戚本禹到底是什么关系？……你和他是亲密的，不是一般的关系。你为什么对他那样奉若神明、百般吹捧，言听计从，步步紧跟？”& & 中央文革小组对部分红卫兵炮打谢富治的活动是明确反对的。一方面是因为谢富治始终是紧跟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稳住自己的阵脚，维护自己由于王、关、戚的相继垮台而遭到损害的形象。3月18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关于谢富治陪同来访的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参观北京针织总厂的报道。3月19日，又由谢富治主持首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反美斗争的群众大会，让谢富治在群众集会上公开亮相。 &
3月21日，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在市革委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上说：“有人利用革委会、卫戍区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把矛头指向市革委会，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卫戍区，指向我们的主任谢富治同志，说什么‘揪出变色龙谢富治，横扫小爬虫’，什么‘把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谢富治推上断头台’……这是反革命！”吴德在讲话中称谢富治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紧跟林副主席，紧跟中央文革，为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建立功勋，坚决反对二月逆流，与谭震林做过坚决斗争的谢富治同志”。明确批评了炮打谢富治的行动。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也都发表了类似的讲话。吴德等人的讲话很快向北京各大专院校进行了传达。& & 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革委会的明确态度，很快就在社会上发生了作用和影响。于是“地派”的一些组织便趁机活跃起来，以维护北京市革委会的名义，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对“天派”施加压力。从3月22日开始，许多“地派”组织分别到学习班驻地、天安门广场、市革委会等处游行集会，散发张贴传单标语口号，表示坚决支持以谢富治为首的市革委会，坚决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他们提出的口号有“聂孙之流是不折不扣的二月逆流派”、“揪出聂元梓，打倒孙蓬一”。& & 在中央文革小组明确支持谢富治的情况下，“倒谢”的势力迅速削弱，有些组织在贴出“重炮猛轰谢富治”的大标语后几小时又自己将它覆盖上。“新北大公社”也于3月23日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以谢富治同志为首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但北大“井冈山”、地质“东方红”等组织则揪住此事不放，欲置“新北大公社”于死地而后快。地质“东方红”、邮电“东方红”、石油“北京公社”等组织不断组织队伍到北大示威，高呼“打倒聂元梓”的口号。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处发生了“天派”组织与“地派”组织的冲突以至武斗。&
3月25日，谢富治亲自到北京大学，在“新北大公社”广播站发表讲话，针对北大“井冈山”等组织抓住“新北大公社”炮打谢富治的问题攻击聂元梓，要打倒聂元梓一事，明确表示支持聂元梓，批评了北大“井冈山兵团”。通过这一系列的作法和姿态，使得炮打谢富治的活动很快云飞雾散。& & & 三、学习班草草收场& & 3月中旬以来，江青、康生等人多次在讲话中谈到“目前在全国，右倾是主要危险”，“当前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有一小撮人替二月逆流翻案，有的替二月逆流的头子之一谭震林翻案。”（中央首长接见四川省革筹小组领导成员的指示，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汇报代表团暨江苏在京学习班的讲话，日）后来逐渐演变为一场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在《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提出：“要继续打击‘二月逆流’的翻案风。要坚定地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此后，全国又出现了新的派性斗争高潮。尤其是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长期斗争的继续这条语录一出来，无异于给原来尖锐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派性斗争的大火上浇了一瓢油。过去两派对骂，不过是骂对方为保皇派、极左派、“大杂烩”等等，现在都上纲为阶级斗争，都将对方骂为国民党反动派，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成了你死我活的生死大搏斗。4月2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中公开提出了“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的口号。4月2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刊登《红旗》杂志第一期评论员文章《对派性要做阶级分析》，对这个口号作了理论上的阐述。文章说：“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党性，也没有超阶级的派性。无党性的观点，是资产阶级虚伪的超阶级观点。派别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如果抽掉了派性的阶级内容，就会分不清是非，就会抹杀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区别。这正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需要的。”此后，派性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的名义下又开始大行其道。 &
搞了几个月的“斗私批修”、反派性，好不容易才把形势稳定下来，终于使北京高校一度出现了大联合、三结合的高潮，尽管这个高潮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假象。但经3月份的炮打谢富治、“反击右倾翻案风”一闹，好景全部化为乌有，许多已经联合的院校都出现了反复，派性斗争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比以前更加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学习班根本无法按预定计划进行，并且难以继续维持。& & 3月25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检讨说：“我们开办的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是一件大事。在学习班中，也是同样没有抓好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道路的根本问题。虽然我在两次讲话中也提到把矛头对准刘、邓、陶、彭罗陆杨，但讲得不够，几句话就过去了，讲的很多的是放在派性，小将犯错误的问题上，所以同志们有意见是对的，批评的是对的。学习班办得太死，当然在那里的军队干部作了很多工作，错误是发生在领导人的身上。”“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我就很晚才知道主席这个精神。我们一直在搞反派性，已经很危险。”他还表示：“学习班要做检查”。& & 这样一来，又给激烈反对学习班的“天派”红卫兵添了一把火。3月26日，“政法兵团”、二外“红卫兵”等组织公开贴出大标语，指责学习班犯了方向错误，提出“丁国钰之流必须公开检查！”“新北大公社”广播站3月25日在校园内重新播放了批评学习班的大字报稿。3月26日，“新北大公社”组织了有1000余人参加的游行示威。3月30日，李钟奇代表学习班领导小组作检讨，承认学习班“没有抓紧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革命小将的意见也提出了这一点，我们认为是打中了我们的要害。”& & 学习班办不下去，只得草草收场。& & 4月19日，学习班举行结业式，李钟奇在讲话中说：“毛主席说，办学习班的时间不要太长了，大体两个月左右。参加学习班的离校两个多月了，尤其是头头，特别是当前阶级斗争激烈，要有正确的领导，回校要立新功。我们征求了大家的意见，经北京市革委会和卫戍区党委的同意，我现在正式宣布学习班结束。”&
就这样，北京高校学习班在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的情况下草草收场。这一次围剿红卫兵派性、促进联合的努力完全失败。在此之后，北京各高校内派性斗争有增无减，越演越烈，进入了一个矛盾普遍激化，校园武斗之风盛行的新阶段。
山风 最后编辑于
通过68年社会各界人士的“学习班&经历可以看出当时老人家在想什么，当时的“中央学习班”曾面对各省和军队，大学，中学，把这些领域的风云人物和实力人物都招到北京办“中央学习班”，各地也办基层学习班，就是要消除派性搞大联合准备开九大。但是那些造反派人性中以革命的名义争权夺利是无可避免的，因此开学习班镇不住“小将”们，那正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刻，因为刘少奇司令部打倒了，全国党委跨台了，九大就是要恢复毛的党，进九大的首先要“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但是红卫兵要怀疑一切，文革不就是从看谁不顺眼就造谁的反开始的吗？66年老人家号召红卫兵炮打司令部，67年老人家号召红卫兵搞大联合并在三结合中吸收红卫兵入阁（如毛看中的北京中学红卫兵头目李冬民被结合为北京市领导）， 68年下半年老人家对红卫兵失望了，把大，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全部清除出权力阶层。 九大没有红卫兵入阁统统走人， 换上来的是陈永贵，孙玉国，王白旦那批听话的工农兵。。。。。。。 接下来红卫兵打不了派仗了，新的九大最高层里新的两个司令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阶级斗争”。68年直到“7-21”老人家还在那里想教改，想把大学办到工厂里去，但是7月底清华武斗杀死毛派去的工宣队，形势急转直下！虽然年初各地的“学习班”办的能让老实人自尽，但是对红卫兵来说全都白费！大学生在校园里武斗，中学生在社会上打打杀杀形成了“黑社会”，怎么办呢？教育革命斗批改搞不成就拉倒！扫地出门。斗批走！
山风 最后编辑于
如果学习班只想解决下面的派性而不解决上面的派性一切都没用，特别是在那个用革命打乱权力秩序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时代。也可能大大小小的官僚都多多少少会有“之罪”，那就要靠法律量罪定刑。 如果是法律体系病了，那就要依宪修法。 如果宪法病了，那就要依靠民意修宪。文革上山下乡带有明显的强制性“斗私批修”的指导思想，总是想用劳动改造人性。五四时代也有两种对社会的改造理论，一种是鲁迅的改造国民性，一种是胡适的改造国体性。毛泽东显然倾向改造国民性，特别是提倡用党性改造人性， 当他认为党出现了问题不是循正常途径在党内讨论或辩论，而是号召中学生从党外开始造反“踢开党委闹革命”。问题是如果党政分开就算党内乱了国家也不应大乱，值得总结的正是国体性的问题而不是国民性的问题。68年初大学红卫兵五大领袖都参加了“中央学习班”，中学红卫兵的领袖因为比较激进的反对中央文革所以很多入狱，如联动那批人，其中有著名的陈小鲁。他们有的从狱中被送到“中央学习班”，而陈小鲁则被周恩来送到部队藏起来劳动管教。全国各行业都举办学习班，但是由于高层的派性直接影响了下面的派性，所以学习班必然不会达到真心实意地大联合。68年初的学习班收场后马上就出现了68年7月清华红卫兵杀死工宣队事件。文革之初老人家让邓找林好好谈谈“联合”在他的正确路线下面，但“一山不容二虎”。九大后还不是一样？“四人帮”和林陈帮又形成了二虎，后来林彪倒了老邓回来还是一样。周恩来算是“中间派”？ 好象不是，68年初他没把陈小鲁送进学习班而是开后门把他送进军队（陈小鲁自己说是毛的意思），一开始是预备役，后来转正提干都是上面一句话。68年高层和军队大开后门把子女送去军队正是他们对教改丧失信心的表现，也可能他们得到风声，国务院在68年5月之前就制定了老三届中学生“插队为主”的分配方案，但是明显的没有得到张姚海派的赞同。 “四人帮”还要用红卫兵为他们争夺更多的权力基础，直到红卫兵成为绊脚石为止。中学红卫兵自联动被打压后就转到社会上成为放荡不羁的破坏力量，联动的头目都是高干子女，到了68年他们的父母都被打倒了，只有李先念副总理还在台上赶紧把子女都送进军队后来又都上了工农兵大学。被打倒的人的子女有的“投亲靠友”也去当兵，如找许世友。看看陈小鲁的自述：“１９６８年，总理真的送我当兵去了。送我当兵，一方面是保护起来，另一方面也是监管起来，免得我出事。因为在外面，实在是谣言太多了。我属于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二月逆流”过后不久，有个朋友，是个干部子弟，他跟我讲，你们老爷子这次够呛。我说，我不知道，因为父亲没给我讲，我也没问过。朋友说，你好自为之吧。这时，我每星期六都回家，主要看看父母还在不在，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需要给我们交代的事。那时候，我父亲已经不大上班了，平常就在家里呆着。有一天他突然问我：有没有人找你谈话？我说没有。他说，没有就算了。后来他才告诉我，总理那两天跟他讲，关于小鲁谣言很多，你们俩互相影响。所以总理说要把我送到部队去。其实，我跟我父亲互相之间没什么联系。我父亲可能跟他讲了，说我住在学校，星期六才回家。　　４月１４号是个星期日，我刚回到家里，总理就把我找去谈话。他首先就问：你有没有“联动”思想？我说，我有。总理很高兴，说：你很坦率。你应该到部队去，到工农兵当中去，要去和工农“结合”。你父亲现在犯了错误，你们不要互相影响。总理还强调：“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心里说，不是总理个人意见，还有谁呀，就是毛主席的意见呗！总理还问了一些事，包括什么我携款到香港去啊，什么我杀了人的事儿啦。我说，对我的安排我坚决服从，但是这些事儿我都没干过，都是谣言，我希望中央做一些调查。总理说，我没有时间调查，所以安排你到部队去，如果表现好，你可以在那里成长起来，如果表现得不好，我们就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谈话中，总理对我父亲也有些批评，这些话我回家后都没跟父亲讲，怕增加父亲的负担。第二天，总理的卫士长杨德中就把我送到３９军去了。不过在这样的误解中离开北京，还是心有不甘，我给八中的同学留了一个条子，写到“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临行前，父亲深情地对我说：我们当年都是这样走出来的。你母亲１６岁就参加新四军了，我也是１９岁就到法国了。你就做好准备，这辈子不回中南海了！就靠自己奋斗。。。。。。我去的连队是个步兵连，军训不多，当时主要是种水稻，很艰苦。驻地开始还点煤油灯，干活儿全部是靠肩挑手抬。连里的北京兵就我一个，也没有什么干部子弟。我到部队不是入伍，是所谓“锻炼”，有被“监管”的意思，也有保护的成份。我和外界被完全隔离，跟家里也不准通信，不能戴领章、帽徽。按现在的说法，有点“双规”的味道。后来见到团政委，我说，不戴领章、不戴帽徽，在部队不是很特殊、太显眼了吗？政委往上请示后对我说：可以戴领章、帽徽，但是不准照相。　　在连队，我是编制外的，没有我的口粮和津贴，开始连军装都不发。我当时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就是老老实实地干活，慢慢也不觉得什么了。这次我没改名字，他们也都知道我父亲是谁。最后班长、连长都跟团里提意见了。他们说，这个人怎么办呢？表现还不错，挺好的，也得为人家进步着想啊。我记得大约一年多以后，团政治部主任找我谈话，问我一年多花了多少钱？我说我带了１００块钱到部队，到那时才花了１４块钱，就买点儿牙膏什么的？，差不多一个月一块钱。他很感动，后来部队给了我２００块钱的补助。团里的干部们都觉得，我还真的不错。　　我是１９７０年３月８号入的党，记得挺清楚。我入伍以后表现不错，三年里，我年年被评上“五好战士”，因为抗洪抢险“表现优异”，还荣立了三等功。他们也到学校调查了，反映非常好，不但一派反映好，两派、三派的反映都好，老师的反映也很好。之后，部队专门给中央、给总理打报告，问我能不能入伍？能不能入党？能不能提干？总理批示说，如果他表现好的话，可以。等这个报告批回来后，副指导员跟我说：“支部准备发展你入党，你写份申请书吧。”我就说，指导员，你也知道，我没主动写入党申请书，是不想给连里添麻烦。现在入伍问题解决了，我也有入党的要求。他说，你就写申请书吧，我做你的介绍人。突然有一天，连长告我：军区首长通知，让你赶快回家。等我到了北京，因为一直被隔绝，三年未通音信，我都不知道家是不是还在中南海？我就先去中南海的小南门，报了名字，问：我们家还在这儿吗？他们说，你父亲还在老地方住，你还走西门。这样，我到了西门，我父亲的秘书出来接我，说，哎呀，指导员回来了。我说，什么指导员？他说，听说你都当了指导员了嘛。我说，没有啊，你看我的军衣，两个兜儿啊〔１０〕。后来听父亲讲，才知道是怎么回事。１９７１年初开批陈整风会的时候，父亲见到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就问了一句，“陈司令啊，我一个儿子还在你那儿当兵呢，怎么样啊？”“哎，表现很好啊，现在已经提干部了，当指导员了。”“他三年没有消息了，没有回过家。”“哎，我立刻让他回家。”于是，他就打了个电话让我回家。实际上我探亲的时候，父亲已经发现是癌症了，１９７０年１０月动的手术。他想见见我。　　我回来以后，跟父亲讲起当时我们团传达“二月逆流”的问题和九届二中全会的情况，他挺受感动。但是，我大哥他们带给他的消息，跟我讲的完全不一样，负面的多。后来，父亲跟母亲讲了一句话：“小鲁可能知道很多东西，但是不跟我们讲，他怕我们伤心。”我当时对父亲，确实是只讲比较好听的。不过实际上，我们部队批“二月逆流”，态度也确实很好，我也是非常受感动。后来父亲又见到陈锡联，说，我儿子回来了，谢谢你啊。不过他还是战士嘛，没有提干部呀。陈锡联反应快，连忙说，噢，还没提？报告我已经批了啊，可能还需要一些手续。他回去打电话就问军里，陈小鲁的工作，你们怎么考虑的？就不能好好安排一下？怎么搞的？这样，不久就给我提了排长，一两个月后就当了副指导员，等于是陈锡联下了命令的。从陈小鲁的自述可看出他从当预备役到成为正式军人再到入党提干（一个月连升两级）都是后门，这就是历史。人们在问为何周恩来不为自己亲属走后门？68年8月毛在接见红卫兵五大领袖时周见缝插针的说他把他的弟弟抓到卫戍区去了，因他和王关戚搞在一起，这叫壮士断腕英雄射雕。同月周弟弟的女儿下乡，周不可能送她去当兵而给人落下口实。后来军队把周的侄女，侄子招兵入伍，周一而再再而三的强令军队退兵。几年后周的侄女，侄子又被招生上工农兵大学，周还是留了活话，周恩来是谁啊？没人能抓住他的话柄，只有毛一人能抓他的“毛病”。国民党说得周者得天下，对老人家来说得周者保天下， 换言之保周也就保证了文革还能进行，换言之如果周和老帅们的“二月逆流”搞在一起会如何？这些老帅可是会“一举粉碎”的啊！退一步讲如周林搞在一起会怎样？反正林对“571”脱不了干系。在律己方面周是完人吗？在探讨人性论方面我从“鸡蛋里挑骨头”找了文革前周的一点小隐私：周弟弟的女儿说文革前周没把周弟弟两个儿子送进大学（言外之意有送的），而是让他们去当兵。要知道当时周主持制定了18年下乡3500万的计划（1964年到1982年），而且总理还反对从城市招学生兵因为军人复员还要回城。 所以说周并没有送两个侄子下乡而是让他们去当兵，当兵复员还可回城。 文革中老人家更是大开后门，他对王唐说走后门的几百万也包括你们（有一说是老人家对江，张说得这番话）。说到底人性是具有公私两面性的，完全大公无私的一个没有。资料：总理反对城市学生当兵：“城市还有另外一条出路是当兵，可是入伍后5年又回来了，还得安置。大家来开会研究，是一项重要的事，不然，把18岁以上的城市青年都变成闲散人口那就不好了。城市工业能吸收的人总是有限的。 -& 周恩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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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在探讨与文革上山下乡有关的那段历史，我们不是在争论挺毛，否毛，有悔，无悔，我们是想看看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下面找出毛，张当时的讲话，可以看出他们主要的是在想如何把“走资派”连锅端，然后换上他们放心的人。很显然他们都对红卫兵热衷于打派仗和争权夺利感到不爽，老人家在想着开九大，张在想着领导教育革命，大概他在想着九大后全面接管科教文，因此他对上山下乡不感兴趣，另一方面上山下乡是国务院周恩来在抓，张插不进手。我们现在说周力主老三届“一锅端”的上山下乡并不是为老人家开脱责任和没事找事的批周。想想看当时红卫兵被中央文革当成武器乱党乱军乱国，周恩来为了保陈毅等被红卫兵围困了三天三夜，在他那个立场和位置上他对红卫兵最想做的是什么？换位思考的去替老人家，周恩来，张春桥想一想，他们做的就是历史让他们做的。68-5-2国务院提出让老三届红卫兵“一锅端”“一片红”的都下乡，其口号之高度比起中央文革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68年5月老人家还是没有下决心对大，中学红卫兵“扫地出门”。办学习班，军管，派工宣队都试过了，直到68年7月清华红卫兵对工宣队开枪后老人家才对小将死了心。反正到了68年8月“黑帮”也都打倒了，相对应的是中央文革也被国务院派搞得七零八落，王，关，戚的跨台是周的杰作，此时还有三股力量坐右着国家的方向，文革派，军中形左实右派，温和派。接下来就是毛，林，周，康，陈，江，张，姚，黄，吴，叶，李，邱在九大排席次了。 文革最大功臣最早的中学老三届红卫兵没有一个进入接班序列，当然大学红卫兵也没有，这是周系统的胜利。反正“五七军事共产主义”的蓝图早已在那里，周系统顺势把上山下乡搞成极端彻底断了中央文革的“兵源”。老三届中学红卫兵充当了中央文革夺权的冲锋队，尽管他们和大学红卫兵在68-12-22动员中被一同提起，但是“所有制剪刀差”让他们去挣工分的结果就是落在了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村户口群体里，人家大学生再怎样被改造还是国家干部拿工资。至于什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纯属解放后最大的“忽悠”，有人说那段最高指示是姚文元伪造的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不过前提是老人家肯定同意那个口号的“创造”，张，姚的文风与思路最迎合老人家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这就是发生了的历史。毛泽东在接见红卫兵五大领袖时的讲话：毛泽东：坐下，坐下。事情要留有余地，都是学生。他们也没有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黑帮，画了像。“新北大公社”搞了几十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么点黑帮。就是关键在于两派，忙于武斗，心都到武斗上去了。现在不搞斗、批、改，就搞斗批走。73) 张春桥接见上海大专院校红代会全体代表的讲话张春桥 现在形势非常好，中央正在一个省一个省解决问题，最近不少省回去了，广东……广西明天开会后也要回去了，整个形势正象毛主席七、八月份估计的那样，是大好而不是小好。我们上海形势也是大好。。。。。。对于我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起来的功勋，现在需要继续发扬这种光荣的传统，而不要单单的为过去的功劳所蒙蔽......一方面毛主席思想教育我们，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思想也不断腐蚀我们，不但是在过去，将来也还会继续腐蚀我们。有好多省解决问题，工人问题好谈，比如广东。中学生好多地方（不是全部）有些事也好办，大学生可难了。为什么？因为大学生无非是念书念多了，念书也有好处，也有坏处。知识分子总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自己是大学生啊。然而他们的书越读越愚蠢，比如打内战打得那么热闹，走资派养得又肥又胖，而我们自己却打得头破血流。现在有的单位，有的学校在有的同志头脑当中敌人的观念少了，喊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很起劲，但喊起打倒刘邓陶、陈曹却不那么起劲了。难道他们都睡觉了？！陈丕显、曹荻秋就没有睡觉。当然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这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陈曹不都一个一个地垮台了么？但是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敌人，它们有它们的势力啊！比如陈丕显吧！陈丕显在当区委书记的时候，你们在座的同志们恐怕还没有生下来，一直到现在他有势力啊！在去年这个时候在安亭，他一个电话就暴露了他的真面目了。所以资产阶级有它的接班人，你打了他一批还有一批又一批，资产阶级对我们的斗争是长期的，现在有些同志不想这个事，而打内战打得那么热闹？！我说啊，凡是打内战的，十个单位至少有九个有坏人，甚至有反革命，这就是利用你们青年人政治上的不成熟，你们一定要警惕啊！<font color="#-5-2国务院安办给中央的对老三届分派方案中说：《报告》说：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受磨炼最大，最能体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的光辉思想。但是阻力甚大，问题较多，工作确实艰巨。但不能动摇插队为主的方针。当红卫兵把老人家，中央文革和周系都得罪了之后还能有怎样的命运？除非你能象陈小鲁那样有人保护！
山风 最后编辑于
最近《浦江情》时开时关，绕道《上海知青网》看到一篇文章觉得有点意思，转来稍加讨论：ZT选摘：知青研究亟待记录当事人口述史基层相关资料丰富；有大量了解知青情况的当事人日 10:05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日第457期作者：本报记者 郝欣 曾江& 知青研究呼唤青年学者加入& & & & “社会的发展，呼唤研究的推陈出新，现今对知青的研究可以说才刚刚起步，把这一研究不断推向深入需要新的史料、新的角度、新的思维、新的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小萌告诉记者，近年来，学界逐渐重视对知青的研究，是一个新的气象。对于知青研究而言，由于现在研究知青的学者多为知青当事人，其研究必然受到主观和客观的各种限制。推动知青研究的深入需要青年学者的加入，以全新的视角，站在历史研究的角度重新审视并探讨这段历史。& 金大陆认为，现今知青研究不够深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知青史料的开发还不够。他表示，既有史料的积累，又有问题构架的支撑，才会使我国的知青研究在原有基础上丰满起来、厚实起来。进而言之，也只有将知青史的底座打造得牢固、扎实，才能真正提升整个知青研究的水平。知青研究相关资料丰富但分散，需进一步整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研究员刘琪告诉记者，5月19日起他与几位美国学者共同展开对黑龙江省黑河地区知青研究的调研工作，主要考察知青人口迁移的人数、插队落户情况以及知青在当地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等问题。刘琪说，此次到黑河调研，搜集资料是一项重要工作，主要从档案和史料方面进行挖掘，通过档案对当地人口情况的记录，进行人口迁移的研究。&
刘琪认为，在研究方法上，除运用社会学、历史学研究方法外，还应加入心理学研究方法，在大背景下深入研究各地区小背景，进而到对具体知青个人的研究。& & 现有知青研究多为宏观研究，仍有许多研究空白亟须填补。刘小萌说，《中国知青史》第一版于1998年出版，距今已有15年时间，其间，国内外对知青的研究并没有取得重大进展。《中国知青史》是对知青的宏观研究，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可以进一步做专题性研究，如知青婚姻问题、知青与农民关系问题，以及知青的区域性研究等仍需新成果的出现。刘小萌说：对于知青研究而言，由于现在研究知青的学者多为知青当事人，其研究必然受到主观和客观的各种限制。推动知青研究的深入需要青年学者的加入，以全新的视角，站在历史研究的角度重新审视并探讨这段历史。任何时代的当事人都受主观和客观的各种限制，不过马克思还是写了《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美国开国诸君还是写了《独立宣言》，老人家更是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老邓也还是主持把关定性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时过境迁，《共产党宣言》，《独立宣言》，《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如何以“全新的视角”来评价呢？青年学者一定比当事人的研究者客观公正？金大陆认为，现今知青研究不够深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知青史料的开发还不够。我很想深入开发知青史料，例如内蒙兵团成立的过程和有关的高层批示。我曾找人到军界去打听，北京军-区档案部门推到总参，最后的答案是保密，因为是军事机密。刘琪认为，在研究方法上，除运用社会学、历史学研究方法外，还应加入心理学研究方法。刘说的很好，除了社会学，历史学的文献，档案，个人回忆录等等的搜集方法外，还应加入心理学研究方法。最主要的是研究老人家的心理，还应从医学角度研究他的精神症状。黄克诚，粟裕都感觉老人家有精神症状。 国外有“社会精神病学”，文革初我们的社会就病的不轻！刘小萌说，《中国知青史》第一版于1998年出版，距今已有15年时间，其间，国内外对知青的研究并没有取得重大进展。这是很自然的，因为高层的档案不解密。文革上山下乡的成因是极为复杂的，文革前的上山下乡模式是一个基础，老邓文革前就发明了“插队为主”，文革前他对兵团提出了“童男童女到那里安家”的长远模式。 现在好象一说“四个不满意”就是老邓终结上山下乡的功劳，换了别人也会终结，因为最终总会走不下去。文革上山下乡最大的关键是改变“四个面向”为“一锅端”，“一片红”的插队为主，最让人垢病的就是把“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改编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个提法在政治逻辑上完全不通。对比老人家在五七指示中要我们“三学一批”（学工，学农，学军，批资），68-12-22动员明显的是“大忽悠”，因为还扯上了到郊区挣“不闲之饭”的大妈和拿工资的大学生！ 事实上是专对老三届中学生面向农村，面向边疆，跨省插队为主的特意安排。说什么经济形势严峻城里没有工作可提供更是忽悠，64年以前刚刚遣返了2600万农民工回乡，到了文革初各地区经济好转需要招工，更何况每年都有工人退休。文革结束后的统计是上山下乡与招工进城的人数正好相等。 下乡知青1700万，招工进城镇的知青800万，招工进城镇的农民也在800万上下，还有大约200万工农兵大学生，其中一半是知青。特别是70年北京，天津70届的中学生全部留城分配，上海70年也改回“四个面向”，这都说明68-12-22动员提法背后的决策过程和档案记录是最大的关键。如果要客观地对待历史，那就要客观地看待周恩来和张春桥在上山下乡问题上的分野。文革后的“统一口径”是对周保护性肯定和对张盖棺性否定，这样做符合人心，我也赞同。但是在文革上山下乡问题上，真实的历史是自68年5月周力主老三届跨省面向农村面向边疆插队为主决不动摇，张反对过早的上山下乡而提倡老三届回到课堂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当然他们都有各自的政治利益，与对我们好或不好无关，例如张明显的想在九大后主管思想文化和科教文体系。一直拖到68-12-22老人家才做出最后决定，那边厢周系统已在68年9月就紧锣密鼓的安排铁道部和各接收省份进行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准备工作了。现在的史学界改变了主观臆断了吗？下一代的研究生凭什么客观？对上山下乡成因的争论如果总是纠结在老人家身上就无法客观。老知青中对上山下乡的评价还是“红与黑”两大派，也就是“有悔”与“无悔”，就没有红黑相间的颜色？不能是紫色吗？再说了，如果你当年有选择不上山下乡的权力才有资格谈“有悔无悔”。从个人经验角度看待和评价上山下乡是很好的途径，也好操作，但很容易情绪化的互相传染，例如知青文学。就说最敏感的女知青受性侵吧，那本不是文革上山下乡的专利，文革前上山下乡的中央文件就提到有这类事情。其实很容易理解，一群天真烂漫的无知女学生一下子进入到没见过城里人唰牙的农民群体中，不出事才怪！就象美国航母上的女兵，白宫的实习生，领导身边的小秘，这都是人性使然，有强迫的，有被迫的，有半自愿的。。。。。。我看到网上一些80后在质疑知青文学中的这类写法，现在不下乡了，农民工进城了还不是有人破门入户干同样的事？当年延安就有老红军在投奔延安的女学生不就范之后开枪杀了人家。从整体的大历史看文革上山下乡最难，除了微观的个人经历，还应有宏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大势走向（如文革）的对照。文革上山下乡有其“个性”也有“群体性”。大历史中纵横交错齐头并进的各类历史事件就构成了“群体性”。说千道万，我最想看68-12-22幕后决策过程的解密，如果68-12-22决策只是无奈的“忽悠之举”，那后续的政策一定是乱七八糟，事实也是如此！从李庆霖告状“走后门”，到农民工告状知青招工回城是“下乡镀金”，再看老人家终止反后门和把“知青问题”提到政治局讨论以及陈永贵说一讨论知青问题就头大，这都说明文革“一锅端”上山下乡是很没谱的决策，最没谱的就是那个“农民再教育”的提法！搞到最后就不能自圆其说了。 按李先念的说法是他从来反对把学生整下去接受农民再教育的理论，他的质疑是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还是农民党？因此他在68年把几个儿女都送去当兵又都上了工农兵大学，李家绝对无悔！“走后门的也有好人”，但不是人人都有后门可走，历史的最大真实就在于此，所以要改革开放重开高考，所以才要搞市场经济，当然新的不平等还会出现，不是人人都能随心所欲的掌握社会资源。历史还在往前走，走不通了就会转向，革命想改造人性，人性能改造革命， 上山下乡如此，社会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人性使然，人类社会性如此。。。。。。
山风 最后编辑于
我把给网兄的一个回帖转到这里作为资料保存在一个楼里便于查阅参考：原帖地址： &#187;
&#187; 有关“68-12-21之前发生了什么”的新“碎片网兄文中提到：“陈于1967年获得做合同工一年的机会。期满后，待业半年，又在1968年获得进上棉十一厂当临时工的机会，三年后转为正式工。。。。。。”看来68年上海并不是没有工作分配给老三届中学生，至少可以按“四个面向”分配一部分老三届。 68-12-22动员后上海“一片红”的上山下乡，40年后为什么学界一定要说当时经济崩溃无工作可分配给学生呢？68-12-22动员是在年底，真正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是在1969年，而1969年的经济情况是：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83;1969年&&&&本年度国民经济状况：工农业总产值2613亿元，比上年增长23.8％。其中，工业总产值1665亿元，比上年增长34.3％；农业总产值948亿元，比上年增长1.1％（以上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在工业中，轻工业增长25.2％，重工业增长43.9％。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2.1097亿吨，比上年增长0.9％；棉花207.9万吨，比上年下降11.9％；钢，1333万吨，比上年增长47.5％；原煤，2.66亿吨，比上年增长20.9％；原油，2174万吨，比上年增长36％；发电量，940亿度，比上年增长31.3％。全国基本建设投资完成200.83亿元，比上年猛增77.6％；新增固定资产106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52.7％，是投资效果最差的年份之一。全民所有制企业年底职工总数（包括计划外用工)比上年增加165万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01.5亿元，比上年增长8.7％。进出口贸易107亿元（折合40.3亿美元)，与上年基本持平。财政收入526.8亿元，增加165.5亿元；财政支出525.9亿元，增加166.1亿元，收支相抵，收大于支9000万元。1969年是最大规模上山下乡的时期，老三届外加69届大都在这一年全部走人（斗批走），但是官方的资料说1969年仅全民所有制企业年底职工总数（包括计划外用工)比上年增加165万人， 如果加上集体所有制企业呢？还有乡镇企业呢？还有入伍的呢？69年招进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不可能是知青吧？因为在全民所有制企业里不可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只能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按68-12-22动员就不对路了，老人家说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按此逻辑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就不太必要了，至少没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样必要！为什么？没说。但是周恩来系统在68-5-2报告中说了：全国６６——６８年三届城镇初、高中毕业生近４００万人，其中势必有大批人要走上山下乡这条路。下去要以插队为主，安置方式可多种多样。京、津、沪、浙需要跨省安排的，请国务院召开协作会议给予落实。《报告》说：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受磨炼最大，最能体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的光辉思想。但是阻力甚大，问题较多，工作确实艰巨。但不能动摇插队为主的方针。一面要让老三届中学生（就是最早的红卫兵）全都下去，一面又从农村招工进城， 再看70年的经济情况：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83;1970年&&&&　本年度国民经济状况：工农业总产值3138亿元，比上年增长25.7％。其中，工业总产值2080亿元，比上年增长30.7％；农业总产值1058亿元，比上年增长11.5％（以上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2.3996亿吨，比上年增长13.7％；棉花，227.7万吨，比上年增长9.5％；油料，377.2万吨；钢，1779万吨，比上年增长33.5％；原煤，3.54亿吨，比上年增长33％；原油，3065万吨，比上年增长41％；发电量，1159亿度，比上年增长23.3％；纱205.2万吨，比上年增加24.7万吨；铁路货运量68132万吨，比上年增加1.4765亿吨；基本建设总投资额312.55亿元，比上年增加111.72亿元；建成投产项目235个；新增固定资产204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58亿元，比上年增长7％。进出口贸易总额112.9亿元，比上年增加5.9亿元；国家财政收入662.9亿元，比上年增加136.1亿元；财政支出649.4亿元，比上年增加123.5亿元；收大于支13.5亿元。70年没提全民所有制企业招工人数，但是我们看到了70年的工业产值还是比69年增加30%。 我们知道70年北京70届全部留城分配工作了。如按文革之初的原计划搞教改和重开高中，那么就会在69-70年这两年把老三届全部安排留城，当然一部分去国营农场也很自然，那样的话69届，70届以后的初中毕业生就会进高中。 如按正常进程初中，高中，大学重开后就理顺了教育体系，在此之后每年进不了大学的中学生再按“四个面向”分配难道不行吗？关键就看你抓革命的同时是否还促生产了。问题就在于68年全国还在武斗不止，因此很多工厂停工，这并不是说工厂不需要招工。 所以说68年的问题关键还在于要首先终止武斗才能提高工业生产总值，才能招工进厂。但是老三届大学生和老三届中学生这批红卫兵能诚心坐下来大联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不能！对于这一点周恩来早看透了，因此他在68年老人家“”后就主持制定了国务院68-5-2对老三届中学生的分配方案， 那就是统统“远走低飞”。周方案无疑是在文革乱局中最能挽救国家的，一是铲除了红卫兵的根基，二是斩断了中央文革的“爪牙”。而此时中央文革也尝到了从红卫兵分化出来的“西纠”和“联动”的厉害，特别是68-7-28清华的大学红卫兵反了天，什么“中央学习班”，什么工宣队都不放在眼里，中央文革也不想保红卫兵了，反正刘邓司令部被粉碎了。接下来就是68年10月给刘少奇盖棺定性，68-12-22把红卫兵交给山乡的老农和边疆兵团的军人管教起来，然后就是69年夏开九大，王洪文那批工人造反派取代了学生红卫兵入阁当了接班人。老三届红卫兵知青 = 跨省面向农村面向边疆插队为主40多年后再来争论有悔无悔有意义吗？40多年前周恩来看透了如果把老三届留在城里肯定只能抓革命不能促生产。文革中周说过支持把红卫兵留在城里搞教育革命的话吗？文革中上山下乡是高层三种力量（毛，周，中央文革）拧成一股绳把我们“扫地出门”，文革中上山下乡是炮打司令部的胜利苦果，是教育革命的彻底失败，是“五七指示”的空想异化， 是中央文革的有得有失，是周恩来的“顺水推舟”，是我们这一代逃不脱的宿命，也是人类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决斗，最终的结果没有赢家，这是人性决定的！抛开文革，红卫兵和“一锅端”，就按毛，周最好的愿望来假设他们当初并非心怀二意而是一心一意的想让我们这一代去建“共产村”，但是他们晚了一步：日这一天，鲜花盛开,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的安布里奇,现在被称为老经济村的地方,整个村庄洋溢着一片祥和、幸福、和谐的气氛，是的，那个时候这个村庄就叫“Harmony Society---和谐社会”，有理由相信今天中国的和谐社社会是这个村庄的升级版。这天晚上，800名社员聚集在议事厅，祷告和畅谈，刚刚得到的消息，美国国会需要对关税法案进行表决，这件事情事关重大，国会认为“和谐公社”的社长乔治安普必须参加，就在几年前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专门就“和谐公社”农工结合的生产方式向美国人民发出号召：“向和谐社会进军，这是美利坚合众国经济和政治未来发展的理想模式”，尽管这批从德国过来的新教徒所宣扬的基督教文化与主流的基督教文化显得格格不入，然而一切证据表明，乔治安普所代表的农工结合的模式，显示了“和谐社会无比的优越性”，仅仅经过4年时间，“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和谐公社，就迅速建成了美国本土最成功的社区，而在美国其它地区，刚刚建国的美国正在经经历一场是否接受工业革命和欧洲先进技术的争论而停滞不前，声明鹊起的和谐社会人人洋溢在自豪和虔诚之中。是政府,也是公社就在不久前，英国企业家欧文在印地安那州处理完最后一美元的财产，灰溜溜地回到了英国。四年前，作为追随“和谐社会”的小弟弟，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从&和谐社会&社长和村民手中买下了“和谐社会”在印地安那经营多年的“和谐二村”，开始小弟弟欧文的更加激进的“和谐3.0版”尝试：打破私有制、打破宗教、打破家庭。欧文接受和谐二村后，用自己募集来的钱和追随他的精英，通过了村社的宪法和精神独立宣言，确定了反私有制、反宗教、反资本主义婚姻制度的共产主义理念，建立起一个夜夜笙歌的共产主义新农村。该模式包括：财产归大家共同所有；在二千多英亩农地，十八英亩果园, 以及面粉厂, 纺织厂, 工具厂，医院和商店里劳动；建立学校、幼儿园以解决小孩的入学和养育问题；大家共同劳动，各尽所能，生活按需分配，孩子归大家共同抚养；最让人羡慕的是实行共夫共妻制度，只要双方愿意就是夫妻，双方不爽，可以道一声珍重随时投入别人的怀抱。然而，这种爽死了的制度由于懒人大量出现和逐渐固定下来的稳定家庭而使欧文迅速花光了英国董事会所有人的钱，欧文回国的时候，有无勇气跟当初的和谐三村老大哥当初卖给他地的乔治安普道别我们无从知道，但是乔治安普，这个和谐三村的领头人还是迅速地知道了二村的破产。和谐三村是乔治安普带领他800追随者的第三次创业，遥想24年的今天，他们漂洋过海建立的第一个村庄就在五大湖艾利湖的附近，一片荒芜中大家面临的饥饿和安全是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24年过去，乔治安普成功地以基督再世的预言稳定了军心，和谐三村实行禁欲主义，男女甚至夫妻也分开重新组成兄弟姊妹般的家庭，这里没有贪污、没有私有财产、没有腐败、孩子轮流照料，大家一心工作。由于没有家庭拖累和夫妻无聊的时间浪费，和谐三村经济效率极高，每天大家工作10到12个小时，晚上一起畅谈理想；大家选择最有能耐的人担任领导和商人，和谐社会迅速美名远播。1825年到1828年，来自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各地的参观学习团络绎不绝，乔治安普，原先是说率领大家打破地球末日，迎接耶稣拯救，现在看来，不用拯救，这就是天堂。这一天，远在德国家乡后来也改信和谐三村村民们信的基督教路德派的卡尔马克思，正在德国过他6周岁的生日，乔治安普似乎证明了马克思后来也不曾想到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能够和谐共处?田园共产主义男女分离的社员公寓村民的自豪还在持续。在此后的几年，使用了蒸汽机新技术的和谐三村继续在美国保持领先地位，村民们开设的纺织厂、农场、工厂、酒厂等声名远播，村里的“和谐公社牌产品”无数次在纽约、华盛顿获得质量金奖。与中国的华西村一样，和谐三村，成为一个时代的样板，他们勤劳而节俭，他们开放又包容，显示出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工业文明未到达的时候然而，好景不长，和谐三村潜在的危机恰恰就在于给大家带来希望和光明、领导大家走向致富道路的领导人身上。1834年，乔治安普的养子去世，乔治安普的身体也每况愈下，面对着新技术带来的冲击和外来人口新理念的冲击，与毛泽东一样，晚年的乔治安普在疾病和痛苦中选择了封闭。和谐三村慢慢地完全变成一个封闭的王国。物质的极大丰富并不能促使共产主义社会欣欣向荣，由于禁欲和没有夫妻，大部分村民已经50多岁了，巨大的财产使大家非常纠结：是按照村民合约不带走一分钱移民村外，还是终老村里由共产主义养老终身？随着乔治安普预料中的耶稣复活日的到来，希望一次一次落空后，1/3的村民最终选择了离开，离开的时候愤怒的村民在黑板上写下的投诉今天依稀可见，与今天的微博抱怨中国的社会不公如出一辙。乔治安普是一个意志坚定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坚信耶稣拯救的到来，1847年，90岁的乔治安普去世，留下一个个难解的题。一张床,一本圣经,一个椅子,这是村民全部的私产故事并没有结束，还仅仅进行到不到一半。继任者锐意改革，引进外来劳力、对外开放、多元投资、成立投资公司，古老的村庄又一次焕发生机。乔治安普后面的三代领导人殚精竭虑，使得和谐三村的“国有资产”不断升值。再也没有人有力气叛逃，因为大家都老了，诱人的养老金在等着大家，耶稣是否拯救已经像21世纪的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否到来一样成为一个不重要的事情。然而，和谐三村留下的巨额公社资产随着大多数人的去世而越来越变得棘手。1885年，在德国的卡尔马克思去世的第三年，马克思没有预料的情况在和谐三村出现了：LENCE，和谐三村的第三代领导人，写了一份遗嘱：“如果最后一位村民去世之前，耶稣还没有到来，村民的几百万美金的资产，将捐给宾州，以偿还州政府数量可观的债务”。有些人痛苦于人活着没钱花，和谐三村的剩余村民却担心于人死了钱没花完。LENCE的遗嘱与季羡林死后将自己的字画捐给北大一样糊涂,因为他们并没有全部的权利这样做，在他们捐款之前，没有仔细衡量产权关系。几十年前签订的共产主义合约村民虽然没剩几个了，然而村里面没有户口的外聘劳务工还很多，他们难道没有权益？合约村民还有很多外村的亲戚，他们也眼红于共产主义的巨大财富。于是，后面的多年，仅剩的几个老人一边去世，一边看着旷日之久的法律纠纷上演。1916年，终于尘埃落定，原来村里工作的的音乐教师和音乐指导获得收益权，剩下的六英亩不动产归宾州政府，然而这个时候，最后一个没有后代的村民们早已去世多年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和谐三村法律官司尘埃落定之时,却是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而在最早尝试并取得过巨大成功的美国,再也没人进行这类的尝试。大锅饭的美国祖父公社音乐学校乔治安普，从德国出发，以奋斗开始，高峰时是喜剧，悲情收场，身后还留下诸多历史遗留问题，经历百年，令人回味。他所引领的“和谐社会”的尝试经历101年，比中国共产当的党史还长，然而如今的和谐村却早已平静得不能再平静：走在幽静的小路旁边两百年的门廊、黑锈的大门、斑驳的树皮、早已经成为陈列的消防栓，这些都是岁月的皱纹，美丽而不苍老。物事人非，却还充满深情地、静静地看着世事的变迁。走过树影斑驳的绿茵、安静的小路，每一栋建筑、每一个屋檐、甚至每一个路边的铁索链和消防栓，一不小心就存在了将近200多年。200多年来，它启示着除了我还有谁？树影婆娑，象在回答，每一寸建筑似乎都会说话，都也急于告诉我200年来的故事，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的共产主义社区,历史总是相似，历史也总是不同。公社也有博物馆当虔诚已成往事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信全文：尊敬的毛主席：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家庭成分是贫民， 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署了。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一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 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经政府分配在山区——荻 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户务农。在孩子上后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莱金是由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 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当国家对上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 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 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 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 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期，更是能吃饭的。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未不见分 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莱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 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 其它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 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的生活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 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 他从上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度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 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 上因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 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后的口粮问题，生活 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 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半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 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练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 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 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 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 命干部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 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 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 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务农的道路 是走对了，我们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 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 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 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 的事，可是，我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 写信来“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谨此致倾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李庆霖 敬上日复信原文：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4月26日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表示反对“批走后门”。毛泽东说：“现在走后门的人有成百万，也包括江青、张春桥你们自己在内，我也算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京大学去上学了。她们当了5年工人，提出要去上大学，我没办法，给谢静宜等人说了，他们不得不收。这些上大学的人，也不是坏人，上大学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批？”③③胡锦昌、张学军主编，《邓小平政治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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