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
抗敌剧社敌后历险记
http://www.　　　　作者：胡　朋　　来源：中国文联网
１９４２年春节期间，我们抗敌剧社组织了小型演出队，随晋察冀军区敌工部到四分区的边缘、平山七汲一带游击区进行演出宣传。３月中旬至４月中旬，我们剧社组成了３个队到二分区活动：一个队由刘佳同志带领，在长城脚下的边缘区活动；另外两个小型演出队越过封锁线，深入到敌人统治下的定襄、崞县一带，随地方部队行动。我所在的这个队由郑红羽和郭东俊同志带领，随河南区队活动；另一个队由刘肖芜和胡可同志带领，随河北区队活动。活动方式主要是演出，也进行口头宣传和书写标语。节目有歌剧《弄巧成拙》、《弃暗投明》，话剧《糖》、《回头是岸》、《王七》、《黑老虎》以及宣传抗战形势和我党政策的快板、凤阳花鼓、对口唱等小节目。
深入“敌后的敌后”
二分区沟线外的定襄、崞县地区，被称为“敌后的敌后”，是日本鬼子控制较严、斗争较残酷的地区。在这种地区进行演出宣传，离不开武装掩护。我们一般是在傍晚到达演出的村庄，部队向敌人据点方向派出警戒，并且在村口设上岗哨。在这段时间内，老百姓只许进不许出。同时，通过伪村公所通知各户，说八路军来本村演戏，欢迎大家去看。晋北这地方，有的村有戏台，我们就利用旧戏台进行演出。有时，我们也在小学校里的广场上演出。当时无法携带汽灯，只好用油灯来照明。在台口悬挂三四只盛满豆油的大海碗，每只碗里放几条粗粗的棉花捻，点起来虽不及汽灯，也还是相当明亮，而且很有些喜庆的色彩。这种灯盏，被当地人们称为“满堂红”。
抗战头几年，八路军曾在这一带开展过工作，建立过抗日政权，后来环境恶化，这里就变成了敌人的“治安区”。苦难中的乡亲们好久没有看到八路军了，一听说八路军来演戏，都想来看看亲人，向我们说说憋在心里的话。记得到这个地区的头一场演出，我们傍晚进村时，满街都站满了人，乡亲们正静静地等候着我们。伪村长把我们领进一户老乡家里。我们便在大炕上围着炕桌上的煤油灯开始化妆。房东大娘、大嫂和邻居们凑过来问长问短，不多久，炕上、地下就挤满了人。他们问八路军这次来还走不走？抗战还得几年胜利？说起在敌伪统治下的痛苦屈辱生活，乡亲们说着说着就流下了眼泪。有的老乡围着支队的范队长和郭政委，要求严惩这一带民愤极大的汉奸。这种演出前同群众的交谈，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到敌占区人民的苦难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就抓紧机会进行口头宣传，向群众宣传当前抗战的形势和抗战必胜的道理。我们演出的都是结合任务的宣传剧，在当时当地起了巨大的作用，受到了乡亲们的热烈欢迎。演出后，有些老大伯、老大娘围上来说：“听你们这么一讲，我们心里就亮堂多了。”观众中，常有敌伪人员的家属特意留下来，向我们询问八路军对待敌伪人员的政策，表示要捎信给自己的儿子、丈夫，要他们不再给敌人做事。我们就这样由地区部队掩护着，每天下午出发，傍晚赶到一个村庄召开群众大会，演出完后又连夜行军，秘密转移到另一个村庄去宿营。
崞县这一带的地形很特别，黄土高原叫洪水冲刷得布满了沟壑，行军常常要爬上爬下，看起来很近的路程，往往要走上半天。好在我们走惯了山路，也不觉得什么。这里盛产油梨，老乡把梨贮藏在崖坡的窑洞里，夜间行军常常闻到梨子的香味。这种行军、演出、转移的紧张生活持续了半个月。
神岗头遇险
４月１２日晚上，我们演出完毕，投宿到一个名叫神岗头的村庄。我们住进一户地主家的院子。地主一家出外了，只留下一个老头看门。我和方璧两个女同志住在东厢房旁边的一间房里，几个男同志便和老头住在一起，另外几个男同志住在隔壁的院里。据介绍，这里虽然离敌据点宏道镇不远，但村口、山头放了哨，所以大家就放心地休息了。
第二天下午，大约2时左右，我们提前吃了饭，像往常一样，背好挎包等待随时出发。突然传来一阵清脆的枪声，这时，后面院里的同志们跑了出来。郑红羽和郭东俊同志一面跑一面喊：“快跑！快跑！往北跑……下沟！下沟！”我和方璧随着大家跑出了大门，顺着门前的大影壁向村外跑。村外是一片玉米茬子的开阔地，这时枪声已经密起来了。古立高和张永康同志跑过来，说：“胡朋，你别慌，咱们一块跑！”这时，专门照顾方壁同志的侦察员王拴赶上来，拉着方璧向前跑去。这样，我和方璧就分开了。
事后我才知道，本村的一个伪村长，把我们的行踪报告了敌人。因此，敌人对我们进行突袭。敌人占领了村外的山头，封锁了突围的路口。河南区队定襄支队范队长带领部队抢占了另一个山头，用机枪压制了敌人的火力，掩护我们突围。我们向前跑去，子弹在我们身旁嗖嗖飞过，打得地上的土扑扑冒烟。忽然我的左脚后跟感到一热，接着一股血窜在地上，古立高说：“唉呀，胡朋，你受伤了！”我当时没感觉疼，还以为是没有穿袜子，被玉米茬子扎破了脚。
这时，神岗头通村外的正路已经被敌人用机枪封锁了，我们从野地里跑出去，横在我们面前的正好是一条黄土深沟。不知是谁喊：“跳吧！跳吧！”凭着到沟底的一点坡度，古立高想从上边出溜下去，他先滑到刚能站住脚的地方，张着两臂来接我们。我和张永康拉着手往下出溜，不料，坡太陡，根本站不住脚，我们两个人猛然冲到古立高身上，三个人一下抱在一起，就像一个大铺盖卷，从山上滚到了沟底。我当时晕了过去。
当我苏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崖下的一个凹坑里，身上有好些土和茅草。我迷迷糊糊地想：“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躺在这儿？”一阵紧密的枪声使我逐渐回忆起刚刚发生的事情。“不行，战斗还没有结束，我得走！”我猛然往起一立，随即又倒了下来。我又试了两次，都失败了。原来我的左腿完全失去了知觉，根本不可能站立了。这时，我才感到脚一抽一抽地疼，鞋里的血和脚已经凝结在一起，血好像不流了，腿是麻木的。枪声仍然很紧。“我不能走了，敌人来搜沟怎么办？”我开始考虑如何应付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我检查了一下身上带的东西，发给我的一颗手榴弹仍别在前胸的皮带上，挎包里的日记本、两份材料和20余元公款，还有老乡慰问的几个梨都在，只有挂在背后皮带碗套里的小搪瓷碗的底圈滚落了。
我望了望周围的环境。这是一条深沟沟底，对面高高的土崖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我的位置。我看见对面崖根，有一个浅浅的土洞，觉得能掩住我半个身子，就侧着身子挣扎着向对面爬去。
我把材料、日记本和公款埋了起来，然后紧紧地靠在洞壁上，仔细听着周围的动静。在紧密的枪声里，我突然听到日本人讲话的声音，好像在崖顶上，又像在左侧的梨窑那边。这时我把手榴弹的盖儿打开，拉出弦，把弦套在手指上。
又见到亲爱的同志们
太阳快落山了，沟里开始暗了下来。枪声渐渐稀疏，敌人的声音也听不到了。周围变得出奇的安静。这时，许多问题涌入我的脑中：敌人撤走了么？古立高他们俩人跑出去没有？其他同志都突围了么？他们知不知道我在这里？我要不要爬出去找队伍？夜里这地方会不会有狼？这时，我感到格外孤独，受伤的脚疼得更厉害了。我多么希望见到同志们啊！
我突然听到崖顶上嘶哑的喊声：“小子，回来吧！”这是老乡的声音。这时，我又犹豫了：“会不会是敌人在骗我们的人出去呢？”我不敢出声，我的背靠着洞壁更紧了，紧紧地攥着手榴弹的木把。喊声渐渐远了。
过了一会儿，有人喊：“胡朋！胡朋……”我一下就听出是杜烽同志的声音。我向对面崖顶望去，在天空的衬托下，只见杜烽左肩挎着一支大枪，一歪一歪地走着。我激动地喊：“老杜！我在这儿！”
杜烽来到我面前时，右半个脸满是血迹，左脸也肿了，右肩也摔伤了。他指着右耳说：“这耳朵什么也听不见了！”原来他们四五个人冲到村外一个山包时，敌人的机枪已经封锁了道路，他们跳下了土崖。他摔伤了头部和右肩，袁鹏程摔坏了腰，张友摔坏了脚，刘振泉等同志也摔伤了。
当我见到同志们的时候，郭东俊把方璧同志牺牲和崔品之同志被俘的消息告诉了我。我难过得说不出话来，泪水止不住地往外涌。我躺在区队同志抬来的门板上，暗暗发誓：“我一定给你们报仇！”
事后我们知道，在神岗头遭到袭击的时候，支队郭政委带领的另一部分队伍，完成了掩护过路的任务。他们在回来的路上，得到了消息，便从20里外跑步赶来，抢占了村外的山头，给了敌人很大的杀伤，迫使敌人撤走，从而大大减少了我们的损失。
山崖上的秘密窑洞
我被抬到村里一个没有主人的院子。我躺在炕上休息，桌上一盏煤油灯，照着空荡荡的屋子。支队的范队长、郭政委和剧社的同志们都来看我。负责照顾方璧同志的侦察员王拴，向我讲述了方璧牺牲的经过。他一面流泪，一面捶自己的头，自责没有照顾好方璧。我连忙安慰他。
夜里，郭政委领着医生和几个同志来了。郭政委对着我的耳朵说：“胡朋同志，咱们这里没有麻药，治疗时可能疼，千万不能嚷，疼得厉害了，你就咬着这手巾吧！”我连连点头答应。郭政委亲自按住我的左腿，开始治疗。子弹从脚后跟打进去，从大脚趾下面穿出来。医生说怕里面留下弹屑，需要用探针引着纱布在伤口里擦一下。我忍着极大的疼痛，泪流满面地经受了这一治疗。深夜，我们几个负伤的同志，由王拴陪同，被悄悄送到山崖上的一个秘密窑洞里。那个窑洞口很低，呈椭圆形，从洞口望出去是辽阔的天空，看来是个地势很高的地方。
天刚蒙蒙亮，给我们放哨的王拴看到了外面的人影，说：“大娘给咱们送饭来啦！”见到送饭的大娘，就像见到亲人一样温暖。她拿出煮鸡蛋、炒鸡蛋和“油旋”（这一带最好吃的饭食）来，且为我们每人盛了半碗绿豆稀饭，又拿出了不易见到的冰糖和当地产的油梨。看到眼前好吃的东西，看到大娘操劳的面容、消瘦的手和打了补丁的衣服，我鼻子一酸，感激的泪水夺眶而出。我转过头，擦去眼泪说：“大娘，你舍不得吃的都拿给我们吃了！”大娘说：“不给你们吃，给谁吃！”大娘走后，王拴告诉我们，她的大儿子参军四五年了，一直没有信儿，二儿子在部队上牺牲了，老伴不久前被敌人杀害了。大娘靠纺线织布过日子，省吃俭用，把好东西都留给了八路军……
白天没有人来，我们也不能出去，王拴坐在洞口放哨。当天夜里，医生给我们换了药，我们就离开了这个山洞。天亮以前，在一个山脚下的村庄里，我们和指导员带领的另一个队会合了。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指导员刘肖芜向大家宣布了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的指示。他说，聂司令员拍来电报，对大家这次完成了政治攻势的任务，给予很大的鼓励，向大家表示慰问，指示我们把牺牲的同志掩埋好，并说军区正通过关系援救被俘的崔品之同志。最后聂司令员指示我们尽快返回军区。
打破敌人的谣言
大家开始作“回家”的准备。歌焚和赵英怕我的脚过封锁线冻了，还给我赶做了一只大棉袜子。晚饭后，我们分成了前后两个梯队，我跟后梯队一起，在区队的护送下出发了。
这次夜行军仍要翻越我们来时经过的山西与河北交界的牛道岭。牛道岭山势险峻，上下30余里，是“敌后的敌后”到我二分区驻地的必经之路，是敌人设的一道封锁线。下山后，还要经过一个无人区。这里是我方人员来往的通道，敌人时常在这里设伏。过牛道岭就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要组织得很严密，行军要肃静，不能掉队，而且要有应付突然情况的准备。过牛道岭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我躺在担架上明显地感到了山势的陡峭。当我们走到山梁中间时，忽然看到右侧山下一片火光，隐约听到有喊声，仔细一看，一群人举着火把正往山上爬。
“是敌人！”我们不免有些发慌。是继续往前走呢？还是躲起来呢？正在犹豫，郭政委赶上来说：“我们区队在这里掩护，你们赶快往前走，一定要冲过去！”然后要求区队同志们不许随便开枪，听命令。
4个老乡架着我往前跑去。眼看敌人已经冲到半山腰了。就在这时，忽然刮起狂风，卷着砂石，向我们脸上、身上袭来，接着就是风雨和冰雹。搀我的老乡看我身上湿了，要把棉袍脱给我。这时，后面的老乡把担架上的棉被递给我们一条，我们几个人蒙着棉被，顶着风雨往前走。想不到，这场风雨竟把敌人的火把浇灭了，把敌人赶了回去。
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的沟里布满了高低不平的大小石头，老乡看我走不了，便一个人背着我，后面两个人托着我的两条腿。下了山是无人区，天已经大亮了。在被敌人烧得只剩下房壳壳的村落里，分区接我们的部队已经做好了饭。吃过饭，我们剧社的同志列队欢送配合我们工作了一个多月的河南区队的同志们和乡亲们。
我们回到二分区驻地以后，听说敌人放出了谣言，说是已把抗敌剧社消灭了。为了戳穿敌人的谣言，我们在二分区军民联欢晚会上，专门演出了《弄巧成拙》。这是崔品之同志编剧、徐曙同志作曲的一部歌剧。我们曾演过这个戏。那时剧中送郎参军的新媳妇是由方壁同志扮演的。这次演出，由我扮演了这个角色。我忍着脚上的伤痛，把裤腿拖到脚面，遮住脚上的纱布，把戏演了下来。我们以这场演出，胜利地结束了这一期的政治攻势。
（作者文中身份为抗敌剧社小型演出队演员。建国后任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编导、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员。）一支军队的炼狱与淬火——献给建军89周年 - 今日头条()
对于97岁的老红军孙金道来说，80年前的那场远征给予他的最深记忆，就是两个方面：打仗+挨饿。“一年多时间差不多天天都在打，都在跑，都在饿肚子。”孙金道当时是红四方面军90师270团的传令兵，长征开始的时候，还未满16岁。他清楚地记得，到了西北，“才美美地睡上了昏天黑地的一大觉。”“苦是真苦，不过有了那样的经历，就再也不担心沟沟坎坎了。”直到今天，老人依然为自己的长征印记——右腿上的两处枪伤自豪。16岁的小红军，从此成了坚强的战士。那么，对于一支军队，这场艰苦卓绝的漫漫远征，又意味着什么？红军长征。（油画）红军总司令端着机枪冲向敌阵志愿军司令员单车闯到敌后方一支军队，两条河流，两番苦战——截然不同的战局，检验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战略战术。湘江之战，面对5倍于己的敌人围追堵载，红军损兵大半，几近覆没；四渡赤水，面对10倍于己的敌人重重包围，红军冲出包围圈，绝地重生……日至12月1日，广西北部的湘江，成了长征的灾难之地——中央红军在通过国民党精心构设的第四道防线时遇到了灭顶之灾：头上是狂轰滥炸的飞机，身后是潮水般涌来的中央军，前方是设防堵截的桂军和湘军，红军被死死压在宽30公里、长80公里的椎形地带……长征之初大搬家式的撤退捆住了红军的手脚，也夺去了一次次稍纵即逝的战机，成千上万的官兵在敌人的炮火中如同裹进了“狡肉机”。苦战5天5夜，虽然党中央和红军主力涉险过江，8．6万人的长征大军却锐减至3万余人，14位团以上干部血洒湘江两岸……不到两个月，红军在黔北山区多雨的早春面临的局面比湘江血战更为严酷：队伍疲惫，伤病严重，缺衣少粮，人均子弹不足3发……敌我力量之比，达到空前的40万：3万。表面上看，红军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蒋介石坐镇西南，梦想挟湘江之战之勇，彻底解决中央红军于川黔滇边界。然而，蒋介石忽视了这样一个细节：毛泽东回来了，那支灵活机动的红军又回来了！党和红军理想的航船驶进最狭窄航道的关头，毛泽东再次阔步走向船头——贵州，成了他力挽狂澜的开端。第一仗，西进土城受挫。毛泽东没有恋战，迅速渡过赤水河，作势北渡长江。当蒋介石匆匆在长江南岸布置几十个团阻拦，毛泽东却杀了个回马枪，掉头二渡赤水，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5天内歼灭蒋介石嫡系吴奇伟部两个师另8个团。这是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蒋介石飞重庆、飞贵阳，亲自督战。国民党中央军和川、黔、滇各省军阀部队铺天盖地向遵义城扑来——毛泽东却毫不恋战，红军从茅台镇附近第三次渡过赤水，用1个团伪装主力继续向西挺进川南，再次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对红军渡江北上深信不疑的蒋介石，并没有吸取上次的教训，立刻调兵向川南压缩。红军主力突然回撤，从敌军间隙穿过，四渡赤水。尔后南渡乌江，兵锋直指贵阳——这一着奇兵，吓坏了正在贵阳的蒋介石。守军仅一个团的贵阳城乱作一团，蒋介石急调滇军入黔“救驾”。不料红军却是虚晃一枪，继而挺进云南，前锋抵达距昆明城仅7．5公里处——由于主力都赶去救蒋介石，昆明守军也吓得不敢出城作战。“如同威逼贵阳一样，毛泽东只想使蒋介石调回更多的军队保卫昆明，”军事专家徐焰说，“实际上，他的目标是北渡金沙江。”“毛泽东对蒋介石故技重演，而蒋却像巴甫洛夫训练出来习惯于条件反射的狗一样，毛泽东要他怎样，他就怎么样。”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这样写道。蒋介石果然从金沙江附近撤回3个团防卫昆明，金沙江变成几乎不设防的地带。机不可失。毛泽东挥兵三路，以每日百里的强行军，急赴金沙江最近的3个渡口，用7条小船抢渡金沙江。红军，就此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包围圈，也度过了长征中最危险的阶段……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创造的战术原则。靠着这样的战略战术，从井冈山斗争到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红军一次次粉碎蒋介石重兵围剿；忽视和放弃了这样的战略战术，甚至不顾自身弱势与强大的敌人死磕硬拼，红军先败于第五次反“围剿”后败于湘江之战，一次比一次输得更惨。“‘十六字诀’改变了古往今来的胜败标准，这种创新也颠覆了世界上所有军事体系的胜败标准。”军事专家金一南指出，今天，当全世界都在谈论军事革命的时候，美国人却说，还有另一场军事革命：毛泽东的军事革命。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就是建立在实事求是之上的勇于创新，就是对敌情我情世情的深刻洞悉和牢牢把握。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一名叫做香川孝志的伍长，在战斗中做了俘虏，他想自杀，做天皇的“护国之神”。这时，在八路军那里，他突然发现了一本书——正是这本书，改变了他后来的命运。“这本书不能完全读懂，但我看到了一遍，如雷击顶，使我震惊。”他所震惊的是，还在日军兵锋正盛的战争第二年，书中已经预见到将来的战略大反攻了。香川孝志提出要见书的作者。这本书就是《论持久战》。毛泽东指出，只有坚持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弱国才能最终打败强国。在延安的窑洞，香川孝志见到了毛泽东，从此走上反战之路。蒋介石显然没有看到这一点。正面战场失利之后，国民党正规军在一片“亡国论”声中向大后方溃退而去。在劣势中寻机求生存，在被动中寻机求发展。经历长征的淬火和抗战的锤炼，这样的战略战术日臻发展，共产党所领导的队伍越打越精。解放战争之初，面对拥有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毛泽东果断决策：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结果，地盘越占越大的国民党捆住了手脚，共产党却在轻装前进中越来越强。待到我军开始战略反攻，力量对比已经悄然间发生了改变，原本计划5年左右的解放战争只用了3年。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背后，是统帅与士兵生死与共，是上至总司令下到基层指挥员一马当先。在几乎看不到尽头的长征烈士名英录上，仅营以上干部就有432人。土城战役，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重掌军事指挥权后指挥的首次大战，由于情报失误，红军一度陷入被动。朱德总司令提出亲自上前线指挥，毛泽东连吸几口烟没有答应。总司令把帽子一脱：“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成排成排的士兵倒在弹雨中。炮弹，就在朱德身边爆炸，气浪几次把这位“红军之父”震倒在地。抖抖身上的土，年近半百的朱德像普通士兵一样端着机枪冲进敌阵……聂荣臻生前回忆，红军打仗，打的是党团员，打的是干部，每打一仗下来，党团员负伤之数，常常占到伤亡数的25％，甚至50％。1947年3月，国民党进攻延安。毛泽东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留在陕北与敌人巧妙周旋。当时，陕北敌军是我军兵力10倍以上，毛泽东身边不过几百人，几次与敌人重兵遭遇。转战陕北5 个月，依靠“蘑菇战术”和有利地形，我军不仅吸引了国民党大量兵力于西北，而且歼灭胡宗南部1.4万余人，用延安一座空城换来了战略上的主动。相同的例子还发生在抗美援朝战场。1950年10月，当“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距前线1000多公里的东京“第一大厦”乐观地等待着“感恩节”——等待着他个人盲目确定的美国士兵得胜班师时刻到来的时候，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正乘着一辆苏制吉普车，单车奔驰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实际上，彭德怀已经深入到敌后，刚与南朝鲜一团兵力擦肩而过，又奇迹般地转了出来。领先于部队到达前线的彭德怀，及时调整作战方针，把阵地防御战变为在运动战中寻机歼敌，打了一个被国际军事界公认为“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遭遇战”——云山之战。激战3天，美国陆军王牌骑1师遭重创，1800人被消灭。战斗结束，被俘的美军骑8团参谋长不服气：“没有飞机轰炸、炮火准备，没有坦克冲击，班、排、连悄悄地靠过来就打，这算什么战术？”当他被告知这就是“毛泽东战术”时，少校参谋长满脸惊愕。世界上，几乎没有哪支军队的统帅在大敌当前先于士兵深入变幻莫测的战场。但，早在长征路上就“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敢，从长征路上走出来的志愿军将领也敢。此时的中国，钢产量还不到美国的1／146，国民收入也仅为美国的1／16。麦克阿瑟麾下的兵力44.4万，各种作战飞机1100余架、舰艇200余艘。而彭德怀指挥的志愿军，仍处在“小米加步枪”时代，全部车辆还不及美军一个军的装备数量。就是在这样看似“一边倒”的局势下，志愿军用一连几次大规模的战役，把一度打到鸭绿江边的“联合国军”彻底赶回了“三八线”。日，麦克阿瑟被杜鲁门总统匆匆解职。那双曾在日本投降书上签过字的手，却无法签下朝鲜战争的胜利。两年后的7月28日，“联合国军”司令官克拉克被迫签了朝鲜停战协议：“我成了历史上第一位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同一天，彭德怀在停战协议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说了一句让整个世界从此记住的名言：“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10年之后，有着“军神”之称的麦克阿瑟在去世前的一年，留下了这样的忠告：“谁想跟中国陆军打仗，一定有病。”抗日战争。29个小时拿下固若金汤城市一次战役歼灭美军主力2.4万“七七”事变后，日军叫嚣：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也许，骄横的日军看到了当时中国国力的衰败和中国政府的软弱，却没有看到一支新生的力量已经走上前台，站到了抗击侵略的第一线。平型关一战，13公里的山谷中倒下了坂垣师团1000多具尸体。由红一方面军为主改编的八路军115师一战成名，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首次遭到破灭。那是不少红军战士第一次见到坦克和装甲车，担负正面进攻的李天佑带着他的686团与日本精锐部队白刃拼杀。这一战，115师伤亡500多人，686团损失最重。身上有6处战伤的李天佑20岁担任红三军团5师师长，长征中担负艰巨的前卫师重任。此时，这位八路军主力团团长，年仅23岁。23天后，由红二方面军为主改编的120师设伏雁门关，几十辆汽车在冲天大火中化为灰烬。日军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梦想，如同雁门关下升腾的浓烟一样随风消散。这一仗毙伤日军500余人。单手挥刀冲在部队前面的，也是一位身负6次战伤的年轻战将——24岁的716团团长贺炳炎。1935年12月，担任红二六军团5师师长的贺炳炎右臂被炸烂。没有手术器械和麻醉药，医生只好用木工锯子截去了他的右臂。军团长贺龙拿着一块伤骨心痛地说：“这是党的好儿子的骨头。”又过一天，由红四方面为主改编的129师再传捷报：769团夜袭阳明堡，击毁敌机24架……屯居山西的日寇一时失去空中突击力量，不得不分兵防御后方。指挥战斗的769团团长，是比李天佑还年轻一岁的陈锡联。19岁担任红四方面军11师政委的陈锡联，4次身负重伤，长征中三过草地……不到一个月，三支长征大军改编的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以战斗姿态亮相抗日最前线，让不可一世的日军从此记住了这样一群浑身战伤的军人。“那时，鬼子都知道，戴斗笠的八路不好惹。”老红军夏精才说，“我们多半刚走完长征，习惯打仗就像习惯饿肚子一样，因为红军中多半是南方人，有戴斗笠的习惯，没想到竟被日本人作为特征记下来了。” 军事专家赵小卓认为，八路军的这些战斗之所以著名，在于经历过长征考验的官兵所展示的纯熟战术素养和顽强战斗作风，更在于他们表现出的坚强信念：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对外来入侵最勇敢。从突破乌江到巧渡金沙江，从穿越漫漫雪山茫茫草地到抢占腊子口天险……长征，锤炼了铁一样的意志、铁一样的精神和铁一样的部队。盘旋在崇山峻岭之间的大渡河，水深流急，巨浪能掀起几丈之高，几十里也找不到一个渡口。1863年，大平天国骁将石达开率兵西进，在这里全军覆灭，7000强悍的太平军惨死在清军刀下。1935年5月下旬，刚刚走出彝族聚居区的红军在大渡河畔遭遇10万国民党大军南北夹击，又一次陷入生死绝地。蒋介石电令：“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达开覆辙，希各军师鼓励所部建立殊勋。”危急时刻，杨得志率红1团从数百里之外突然出现在安顺场渡口。枪林弹雨中，17勇士驾一支从敌人手中夺回的小船从巨尖上飞向对岸。但船少人多，几万人马无法迅速渡过大渡河。杨成武指挥红4团以昼夜240里的奔袭直扑泸定桥，在敌人还未还得及毁掉这座古桥时，22名突击队员已经冒死攀上了摇摇晃晃的铁索……相隔72年，两支走过同一条道路的军队，最终有了截然不同的结局。留在大渡河畔的奇迹，成了长征路上两支开路先锋——红1团和红4团这的荣耀。美国学者谢伟思后来在泸定桥畔，用这样一段话表达敬意：“能够亲临人类历史上如此重要的地方是激动人心的。在近50年前，克服种种艰难，夺取这座桥梁的伟大红军战士面前，每个人都会感到自己的渺小。” 全面侵华之初，日军并未将共产党所领导的队伍视为对手——这支刚刚经历过长征的部队人数不足4万，不少士兵手中的武器还是大刀长矛。1938年秋天，27岁的八路军344旅代理旅长杨得志东出太行，参加平原地区作战的时候，身边的队伍就只有百余人。然而，仅仅5年零3个月之后，杨得志和战友们已经在粉碎日伪军一次次“铁壁合围”的浴血征战中，把冀鲁豫边区壮大成了拥有2000万人口的全国最大敌后抗日根据地。红军都是英雄汉。日这一天，杨成武也迎来了他抗战历程中的闪亮一笔。黄土岭之战，时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的杨成武指挥部队，把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诱入进山谷，“精锐师团”随之失去了重武器优势。激战过后，日军死伤900多人，秋季“扫荡”被彻底粉碎，“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也“凋谢在了太行山上”。这一年，阿部规秀53岁，杨成武25。看看这样一组数字，就会发现年轻的红军将士曾经经受了怎样的磨砺：长征中重要战役战斗近６００次，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平均走３６５里才休息一次，日均行军７４里……一群经历过如此炼狱的人，还有什么硬仗、恶仗、险仗不能直面？ 日，解放天津的战斗打响。凭借着“大碉堡化”的坚固工事，国民党认为津门防御“固若金汤”，蒋介石两次到天津视察城防工事，对守军将领陈长捷大加赞赏。长征时期担任红一军团2师政委的天津前线指挥部总指挥刘亚楼立下“军令状”：30个小时内拿下天津城！15日拂晓，解放军攻克天津，13万守军全部被歼。此时，距战役总攻开始仅仅过去29个小时。当年11月11日，39岁的刘亚楼出任空军第一任司令员。朝鲜战争期间，年轻的中国空军击落敌机330架，在与老牌的美国空军飞行员较量中，打出了一片英雄的天空。战争的舞台就是战将的考场。长征，淬火了一代战将；战火，加速了长征战将的成长。 抗美援朝鲜第二次战役，志愿军用震惊世界的一战，扭转了战场局势。这场战役缴获飞机6架，缴获与击毁各种火炮1000余门、坦克与装甲车200余辆，毙伤俘敌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余人。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惊叹：这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这一战，38军一个军消灭的敌人，占参战部队歼敌总数的33%，打出了“万岁军”的威名。此时的38军军长，就是从士兵一路成长为高级将领的年轻战将梁兴初。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突破腊子口到达岷县。这时，毛泽东麾下只有7000人，长征之初担任团长的梁兴初也成了红一军团侦察连连长。部队开往何处去？还没有明确的目标。毛泽东亲自为梁兴初下达任务：想法给搞点“精神食粮”来，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只要是近期的，各种都给搞几份来。 梁兴初立即带领侦察兵化装成中央军开赴哈达铺。身上已经有了6处弹伤的梁兴初这一次没废一兵一弹，就进入了这座甘南重镇，不但找回了刊有徐海东率红25军与陕北刘志丹部会师的消息的报纸，还生俘了一个路经哈达铺的国民党少校。走过千山万水的红军，终于有了落脚地。毛泽东喜形于色，高兴地说：“我们的侦察兵，把刘志丹的根据地给‘抓’来了。”敢战、善战，能战、胜战——这，就是长征将士的精神，就是长征将士的意志。无论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在敌后战场，还是与国民党军队殊死较量，抑或与美国纠集的所谓联合国军厮杀在朝鲜战场，从长征中走出来的一代军人，始终是这支越战越强的军队的核心。长征虽已结束，他们仍在创造历史。日，人民解放军出动舰艇188艘、作战飞机184架发起一江山岛战役——第一次陆、海、空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取得胜利。战役总指挥为长征时的红三军团4师政治部主任、后来的共和国第六任国防部长张爱萍。是役结束，张爱萍出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参与领导国防尖端武器研制试验，先后４次担任核试验委员会主任委员和现场试验总指挥……硝烟散去，璨若群星的长征战将，又开始闪烁在人民军队现代化的征程上。1997年秋，最后两位老红军退出军队重要领导岗位。前者，是从1982年起担任海军司令员，后来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后者是在百万大裁军后出任国防大学校长，后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1934年11月，18岁的刘华清跟随红25军长征，在独树镇战斗中腿部重伤，拉着马尾巴走完了长征路；比刘华清早一个月踏上长征路的红三军团4师10团3营营长张震也在土城战役中腿部负伤，这是他参加红军5年留下的第3处战伤。在中国的军事舞台，长征将士驰骋了整整一个甲子，也把长征精神永远根植在了人民军队的沃土中。解放战争。60万最终打败80万背后有着何种秘密？参战民工9倍于部队谁能与解放军较量？日，历时43天的淮海战役结束——60万解放军打败80万国民党军队，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被俘。斯大林闻听此讯，在记事本上写道：“６０万战胜８０万，奇迹，真是奇迹！”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也许并不清楚，与60万解放军指战员并肩战斗的，还有解放区500万支前民工。上世纪60年代初，被特赦的杜聿明陪同周恩来总理宴请英国二战名将蒙哥马利。蒙哥马利问杜聿明：“你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 杜聿明笑着指向对面的陈毅元帅：“都送给他了。”战争的伟力在于民众之中。早在创建红色根据之初，毛泽东就把做群众工作当作红军的三大任务。一心为了群众，紧紧依靠群众，也成了这支新型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最鲜明标志。长征时期担任川西天全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的李中权将军生前回忆，红军的各级指挥员，既是战斗员，也是宣传员，不管战斗多么紧张，时刻不忘联系群众，发动群众。据美国记者斯诺记载：“……仅一方面就翻越了18座山脉，其中5座经年被雪覆盖，跨过了24条河流，历经12省，还突破了中央军和10个不同省份军阀的包围，穿过了数十年来没有一支中国军队经过的10个土著地区。”川西大凉山，就是斯诺所说的数十年中没有一支汉族军队能够经过的地方。1935年5月，红军巧渡金沙江后，进入大凉山腹地。担负开路的工兵连遭到彪悍的彝族群众围攻，武器被夺走，指导员被打伤，甚至连身上的军装也被抢走了。谁料，红军战士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彝胞们被深深感动了。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按照彝家的风俗，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刘伯承从腰带上解下跟随他多年的左轮手枪赠给小叶丹，小叶丹则把自己心爱的坐骑送给了刘伯承。红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民族解放的火种从此也在大凉山扎下根来。“长期受旧军队压迫的少数民族群众第一次看到了一支不一样的军队，也永远记住了红军的红五星。”长征史专家岳思平说，长征使亿万沿途民众认识了红军。长征时期党和红军的群众路线，不仅有效打击和瓦解了敌人，而且提高了沿途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也为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担任过四川省委书记的天宝，就是从寺庙中脱掉身上的袈裟，毅然参加长征的。跟随红军走到延安、走上革命道路的奴隶娃子，还有担任过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协饶登珠、担任过青海省政协主席的扎喜旺徐……长征放飞了他们的理想，作为最早的藏族共产党员，他们被毛泽东称为“佛祖赐给我们红军队伍的宝贝”。经历过生死考验，他们的意志像钢铁一样坚强；经历过绝地生存，他们的生命像种子一样旺盛。包括一、二、四方面军和红25军团在内的30万长征大军，最终到达陕北的仅仅3万余人。然而，正是这样一批人改写了历史。萧克将军生前回忆，抗战爆发后，连红军的炊事员和卫生员，都能到敌后发动起一片群众，创建根据地。麻雀战、袭扰战、地道战、地雷战……人民军队与根据地群众用迸发出的战争智慧，创造出一整套令日寇闻风丧胆的战法。虽然敌后军民没有铁甲战车，但整个大地都成了抗日军民的装甲和伪装。日军惊呼：“皇军大大的去，八路小小的有；皇军小小的去，八路大大的有！”“人民群众的力量，比任何天时、地利都重要。”老红军强勇还记得，为了不让日军获得良好的据点工事，老百姓协助八路军拆毁了河北各县所有的城墙；为了不让狗叫，便于八路军袭击日军，河北人民在4个月内打死了境内数十万条狗。到1940年，冀中平原已经道沟纵横——敌后武装可随时在沟中行动，日军的汽车装甲车则寸步难行。淮海战役第三阶段，支前民工与参战兵力比例达到9：1。８８万辆独轮车，往前线送去了足够一个城市吃上５年的９．６９亿斤粮食。军史专家尚伟说，空前浩大的人力动员，几乎超出了最高的负担界限。“人民群众之所以能够‘倾家荡产，忍受一切艰难；支援前线，克服一切困苦’，是因为他们深深认识到，只有共产党的军队，才是真正人民的军队。”日，上海解放。当成千上万的市民推开家门，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蒙蒙细雨中，马路两侧的屋檐下，一排排解放军抱着枪，和衣而卧。胜利之师的仁义之举，令上海市民感动。气象学家竺可桢在那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下午三点，起微雨，子夜大风……解放军在路站岗，秩序极佳。占领上海的主力部队之一为华野劲旅27军，军长是长征时期担任过红四方面3个团团长和政委的聂凤智。为了保护这座中国最大的都市，这员有名的虎将命令部队“瓷器店里打老鼠”，宁肯多流血牺牲，也不使用重武器。66年后的一个冬日，几乎相同的一幕，又发生在了一座北方城市。日，当清晨的阳光唤醒石家庄的时候，人们没有察觉到，与他们相伴了整整46年的英雄部队，已经悄然告别。作为全军第一个因改革而进行部署调整的军级单——27集团军从河北移防山西，万人千车动，搬迁寂无声。相隔多年，还像当年一样秋毫无犯，还像当年一样不入户、不扰民。从南方到北方，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一代又一代官兵始终牢记这样的教诲：只有秋毫无犯的军队，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只有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军队，才是真正能打胜仗的军队。抗美援朝战争。指挥强渡大渡河战斗的聂荣臻，建国后成了国防科技事业的奠基人。他把中国的运载火箭定名为：长征。长征胜利35周年的时候，聂帅亲自选址，把一座大型的航天发射场，建在了当年刘伯承与小叶丹彝海会盟的大凉山中。今天，中国航天发射已经由群山腹地和戈壁深处向大海边迈进。就在一个月前，当孙金道老人和满堂的儿孙，在电视机前看到新一代运载火箭在新建成的海南文昌发射场呼啸飞天的壮观场面，执意喝下了满满一碗米酒——老人文化不高，但火箭尾翼上那团火红的标志，却认得清清楚楚：长征！80年过去，孙金道这一代用青春热血谱就了英雄史诗的红军战士，已经越来越少。然而，就像接力飞天的长征火箭一样，人民军队的新长征不同样一日千里吗？走好每一代人的长征。这是那一代军人的初心，也是新一代军人的梦想。作者：第一军情 贾永编辑：牛隆爽（投稿+微信nls5683）东部战区官方微信平台投稿邮箱：刊期：第206期东线瞭望∣瞭望东部长按，识别二维码，加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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