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知青生活片段
& 去年，部分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的老校友发起写回忆录，时间区间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文革”的发生，我们这些“老三届”的毕业生不仅在校时间长，而且在离校以后许多人经历了上山下乡的过程，这一段生活很有历史特点，也使“老三届”毕业生成为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历届毕业生中很特殊的群体。
1966年6月初，“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我们被停课，后来又经历了很多“大风大浪”，被裹挟其中，我们中也出现了一些风云人物。为了保留下这一段的记忆，不少人打开尘封的记忆，动笔写下自己的亲身经历。
我1961年升入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是1967年的高中毕业生，1968年8月离校到内蒙古草原插队，以后经历了近七年的牧区生活，于是把我曾经发过的几篇博文重新整合修改，写成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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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北京以后，经过四天的长途颠簸,一路风尘穿过几百公里人迹罕至的沙漠和草原,日我们到达了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额吉诺尔公社。这里就是我们要扎根落户的第二故乡,接受贫下中牧再教育的地方。
&&我们乘坐的解放牌卡车离额吉诺尔公社所在地还有七八公里的时候，忽然前方出现了几十个骑马的人，这是来迎接我们的。他们是来自各个牧业队的蒙古族牧民，公社干部，还有额吉诺尔盐场的职工，特别使我们感到意外的还有几个天津医疗队的医生，他们从天津市到额吉诺尔卫生所工作仅半年，马已经骑得很好，很是令我们羡慕。欢迎的马队一直伴随在汽车的两边，车上的同学们向他们挥着手，为他们呐喊加油。牧民中大多是年轻人，其中有好几个十来岁的孩子。我们一路从张家口过来，第一次在草原上看到这么多骑马的牧民，大家十分激动，一时忘记了旅途的疲劳和寂寞。
&&我们到达公社以后不久各队知青就分开了。当时三个队有知青：哈拉图，额而登达来，团结队。我们56个知青到哈拉图大队，这56个知青来自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灯市口女中和帅府园中学。到大队以后，我们就开始住进自己崭新的蒙古包，学习使用牛粪烧火做饭，套牛车到水井打水等基本生活技能。
&&&&&&&日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额吉诺尔公社哈拉图大队插队的北京25中学部分知青出发前合影。中排右一是王一翁。
&&公社干部斯琴大哥一直和我们在一起，他是公社会计，蒙汉兼通，是我们到草原以后的第一位老师。我们很敬佩他，那个时候我们和大队牧民的交流完全要靠斯琴大哥翻译。他不断地给我们讲牧民的生产和生活习惯，这为我们后来的劳动生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闲下来还教给我们蒙古式摔跤。后来，我去公社办事很多次都是在他家吃饭，晚上来不及回去就住在他家。大嫂热情地招待我，把我当做自家兄弟。我们大队的许多知青也是这样，把斯琴大哥家当成自己家，让我们远离北京也感到家的温暖。
&&&2006年7月，哈拉图的北京知青一行十多人回到东乌旗看望斯琴大哥的家人，遗憾的是斯琴大哥已经因病去世。前排右起第三人是大嫂。
&&从喧嚣的北京市到茫茫的大草原,从激扬文字的中学生到骑马放牧的草原知青,环境和生活以其巨大反差的展现在我们面前.
到大队以后，北京二十五中的十八名男知青组成四个蒙古包。1968年8月下旬,我和白南生，汪培德，刘志远4个知青按照生产队的分配,带着一顶蒙古包,一辆水缸车来到哈拉图大队东作业组的艾力布家,和他一家人组成一个浩特，放牧一群约一千多只的羊,还有一群一百多头的牛。艾力布大家都称他阿加,称他妻子阿嘎，他们的儿子杨登在公社小学上学，只有杨登会些简单的汉语。艾力布是个典型的蒙古大汉,褐色的眼睛,体格魁梧,手掌很大臂力过人。别的牧民都说他会放牧,会持家,他家在哈拉图算是较富裕的。
&&&&刚开始,我们知青放羊是由艾力布陪同一起去。我第一次跟他去放羊,是从备马鞍子开始的。他细致地示范如何把马鞍子牢固地系好,还要注意让马感到舒适。然后，我先上马骑好,他骑着另一匹马牵着我的马，由慢到快,逐渐跑起来。到羊群以后告诉我如何让羊群收拢,如何让羊群改变方向，如何让羊群自然地边走边吃草等。回家的时候,我的马突然前蹄踏进老鼠洞,马一个趔趄前冲把我摔下来，我一骨碌站起来，眼看着马带着鞍子飞快跑了。只见艾力布策马向前一冲,手疾眼快把我的马抓回来，动作干净利落非常漂亮。艾力布做事认真对我们要求严格,看到他认为不对的就要说，当时我有些敬畏他，跟着他我们一步一步地学习在草原上生产和生存的技能。
&&&&1995年3月，我回到哈拉图草原看望艾力布，在他家合影。从左至右：艾力布夫人，原额吉诺尔公社干部照日格图，艾力布，王一翁，艾力布儿子杨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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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骆驼接羔
&&&小时候就听说过骆驼的故事,到了草原才真正了解骆驼。
&&&我们插队的东乌珠穆沁旗额吉诺尔公社哈拉图大队原先没有骆驼,1968年秋天,大队用一头牛换一头骆驼的代价从苏尼特走了四五百公里路,把一百多头骆驼赶回哈拉图。
&&&&骆驼耐粗放,大队部那里硝泡子边长了许多芨芨草,这种草很硬,牛马羊都不吃,骆驼会吃。放牧牛羊必须每隔一两天就要到井上饮水,骆驼可以半个月饮一次，一只成年骆驼一次可以喝掉五六桶水。每一年春天,骆驼身上要脱除旧毛长出新毛,把驼绒剪下来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而牧民养骆驼主要还是在冬天骑或者拉车，在有雪的草地上,骆驼行走自如,比马的耐力好。骆驼的脚掌是个大大柔软的肉垫,不适合在有硬石子的地面行走,所以在我们那里到了春夏之交骆驼就休息了,养精蓄锐，繁衍后代。
&&&骆驼每胎产一只驼羔,春天是小驼羔出生的季节。1969年春,我和白南生去接生过一只难产的驼羔，这是我们到草原以后第一次经历骆驼生产。
&&&那时候,我们住在大队部东边大约三公里路的地方，这里地势较高。有一天早晨,我们老远就看到骆驼群慢慢向硝泡子那边的水井走去,显然这是牧民赶着骆驼去饮水。不一会,只见放骆驼的牧民杨森骑着马一溜烟朝我们的蒙古包飞奔而来,好像有急事,我们俩就站在蒙古包外边迎候他。他见到我们就说要找一段绳子，我拿了一条捆行李用的线绳给他看,他说可以。拿过绳子，杨森一边骑马往骆驼群跑,一边喊着让我们跟他过去。当时我们家放牧的马不在,我们两个只好连颠带跑来到骆驼群。只见一头母骆驼躺在地上不停地挣扎,一会儿仰起头试着站起来,一会儿又侧躺在地上,还不时发出凄惨的叫声，四肢不停地乱蹬，一只小骆驼的双后腿已经从它妈妈的身后露出来。显然这是难产,如果时间长了生不出来,不仅小骆驼会憋死,而且母骆驼也有危险。我们赶到的时候杨森正在小心翼翼地把绳子拴在小骆驼的双腿上，母骆驼并不知道此时我们在帮助它,还在拼命挣扎,两只后腿不断地乱踢。人要是被骆驼踢到那可不是玩的,轻则摔出一个跟斗,重则伤筋动骨,甚至危及生命。
&&&杨森是很有经验的牧民,不一会儿绳子拴好了,他把绳子的另一头让我们抓好,叫喊着：“用力拉！”我们没有经验直犯嘀咕,问他这样行吗？他也不解释,自己继续用力。我们俩跟着他一二三喊着一块用力,三四下之后,“哗啦”一声小骆驼裹着胎衣和着羊水一下子出来了。母骆驼立刻安静了,侧着身体在草地上躺了片刻,挣扎着站起来。杨森赶紧把拴小骆驼的绳子解开,看看小家伙还活着,就躲开了。母骆驼走到小骆驼旁边,轻轻舔着它，还不断拱它。此时的气温显然在零度以下,草根处还有残存的积雪,三四级的西北风带来刺骨的寒冷。小骆驼身上冒着热气,它在妈妈的帮助下努力要站立起来，又细又长的四肢很不协调,它摇摇晃晃站起来又摔倒，摔倒以后又重新试着站起来。这个时候妈妈一直不停地为它舔着身体，小骆驼的身上逐渐变干。骆驼妈妈还发出一声一声的呼唤，好像在不断鼓励着它的宝宝，我们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暗暗给小骆驼加油打气。终于,小骆驼打着晃站住了，四条细长腿支着小小的身体,小家伙很瘦,个子很高,从头到脚足有一米五多。不一会儿小脑袋本能地去找妈妈要奶吃,一个顽强的新生命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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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老弱病残羊
&&&1969年11月初,我住在牧民乌力吉家放羊。一天清晨起来到蒙古包外一看,我骑的马不见了,于是赶紧提着马龙头步行去找马。在草原上走了半小时突然感觉腹部疼痛难忍，随后倒在草地上。我穿着棉衣裤,虽然凌冽的西北风吹着，身边的草丛里就是一堆堆的积雪，但是我头上一直不断冒汗。这是一个洼地,离最近的蒙古包可能也有三四里远。幸好大约一个多小时以后,一个牧民小孩骑马远远路过,我拼力喊了几声,手臂举起用力划圈。他看见了飞快跑来，是附近牧民家七八岁的男孩子，他看看我，明显感觉他自己力量不够，于是他很快跑到五六里外的水井处叫人。
&&我自己判断可能是阑尾炎,疼痛难当无法直立行走。一会儿来人了，我先自己骑马,又换坐牛车,后来又换成马车。一路许多牧民知青照顾我。六七十里路走了八九个小时，晚上七八点钟才赶到盐池公社卫生院。不巧,这几天卫生院正在翻盖房屋,不能做检查治疗。好在盐池汽车站有一辆拉煤的解放卡车,司机已经睡下，盐池汽车站的站长把司机叫起来。那位司机听说需要送我去东乌旗医院，二话没说马上起床烧开水发动车,连夜带我去东乌旗。卡车在漆黑的草原上行驶了近一百华里，半夜到达旗医院。
第二天下午,手术在东乌旗医院的土坯房里进行。有两个汽油桶做的铁炉子烧着大块煤当取暖炉,有一个汽灯做手术照明，孟大夫主刀。手术还算顺利，手术以后我又在旗医院住了七天等待拆线。那时我感到最困难的是去厕所，土坯盖的病房里没有卫生间,既没有便盆也无人陪护，去厕所要自己一步一步到外面路旁的洼地里。而此时室外的气温已经是零下二十多度。那时医院也没有围墙,找个地方方便完了再自己挪回病房。手术七天以后拆了线，然后我自己坐班车回到队里。我记得住院等所有费用共约14元，完全是自费。这是我经历人生第一次住院和手术治疗。
&&&回到大队以后为照顾我的身体，队里安排我和白南生去放老弱病残羊,蒙语叫伯劣羊。这些羊是从各个羊群里挑出来的，因为体质很弱如果不单独饲养，它们是活不过严寒冬季的。这些羊要一直集中饲养到来年绿草长出来的5月底再送回各个羊群。放伯劣羊可以住在土坯房里,要比蒙古包暖和一些,也不必搬家。还有棚圈，秋天贮存了许多饲草。白天一个人去放羊,一个人在家里做家务。晚上,羊群回来以后圈起来再添些草料喂，这样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要比在牧民浩特里放牧好多了，当然工分也少一些。大队配给我们俩只有一匹马,要用这匹马每天放牧,有的时候还要骑马去二十多里外的公社买粮食或办其他事。冬天马吃不到青草很瘦，所以我们要尽量节省马的体力，能自己步行办的事情就不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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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生是北京二十五中1967届的初中毕业生，由于儿时患小儿麻痹症右腿留下残疾。南生两腿力量不均,他比别人更容易从马上跌落。我体力比他好,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尽量多干一些，而他却从不认为自己是需要被照顾的人。
&&我们住的土坯房，位于硝泡子我们大队部北面约三公里左右的地方，周围长满了芨芨草。在这里可以看到大队部的房子，那边有水井。我们的羊群每隔一天要到水井去饮一次水。夏天有不少羊群牛群马群还有骆驼都要在这口井喝水，冬天就少多了。因为秋天一到绿草枯黄不再生长，大批的牲畜把水井边十几里的大部分草吃光了，冬天这些牲畜就得搬家，到靠近山里的冬营盘去，那里的草一夏天没有被牲畜吃过。&
&&每天早晨，我们俩起来以后，先去看看羊和马，再给马添些草吃。等我们自己烧好茶，吃些炒米，放羊的人就骑上马带上套马杆出发了。因为给羊喝水是一件很费力的活，一般是我去或者我们俩同去。把羊群赶到水井旁，羊儿会咩咩叫着争先恐后地跑向水井边。水井边有一个木水槽，由于冬季寒冷结满了厚厚的冰，有时候要用很长的时间去凿冰。井里的水也结了冰，要用长木棍在冰面上捣一个洞才好打水。如果隔了几天没有人打过水，捣这个洞可就费大劲了。打水饮羊在夏天用马拉着水车，人骑着马转水车就可以了。冬天一上冻水车用不了，只好用两只手抓着帆布桶打水，是个很费力气的活。好在井深三四米，四五百只老弱病残羊两百多桶水就够了。喝饱了水的羊自管自吃草去了，有些弱小的羊羔走到冰面上一下被其他的羊挤倒半天喝不到水，我们还得特别帮助它们一下。等所有的羊都喝好水了，还要再除除井边的冰，免得累积成一个大冰坡，羊下次都上不去了。
&&我们这一群羊中间，有十来只当年的改良羊小羊羔，牧民送来的时候就说：送来了可能也活不到明年。可是如果杀了也没有多少肉，我就跟南生商量：给它们得吃点小灶。这些羊是澳大利亚美里侬种公羊通过人工受精，由适龄蒙古母羊产下的羊羔。这样的羊羔在出生的时候母羊就容易发生难产，还容易发生母羊不去哺育小羊羔的情况。因为改良羊毛细出肉多，当年政府大力推广改良羊。牧民都认为改良羊不好养而不愿意养，送到我们这里的改良羊小羊羔尤其瘦弱，有几只仅有小猫大小，同龄羊羔要比它们大一倍以上。改良羊还拖着长长的尾巴，毛皮颜色明显与它们的爹妈长得都不一样。每天，当太阳懒洋洋地从东方爬上来，羊群踏着积雪出发去吃草的时候，几只小猫般的羊羔总是疲惫不堪地走在羊群的最后，等它们跟上大羊群，前面的羊又往前走了，它们几乎没有吃草的时间。几天以后，我看这样不行，就把这几只留在家里了，每天喂些草。有一天夜里突然刮起白毛风，狂风卷着雪花很快把圈里的羊群盖上一层厚厚白白的雪壳。天气不好的夜里一定要起来守候，这一夜我们俩几乎整夜没有睡觉，我们站在羊群中间，不时让羊群走动一下，避免被雪埋住。但第二天早晨天亮一看，还是有好几只小羊冻死了，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与积雪相伴。我们心里都很难过，但这就是大自然的法则：优胜劣汰。这些最弱的羊还是都死掉了。
&&&那一个冬天放伯劣羊有比较多的空余时间,1970年初,白南生开始系统学习政治经济学和通读《资本论》。他自己准备了一个小木箱，把书和笔记放在里面，每一次搬家以前总是首先把这个小木箱整理好。而其他的生活用品则经常是丢三落四的。
&&&我放羊回来时,常常看到他依然盘腿坐在行李上,身边摆满了参考书,字典和笔记本,专心致志地看书。为了节省燃料牛粪，也不生火,穿着皮袍还披着被子。内蒙古东乌旗草原冬季白天最高气温也只有零下二十几度，夜间经常到零下三十多度，如果不生火，室内不比室外高几度。有一天晚上，我们吃完千篇一律而且是每日一餐的干羊肉煮面条以后，我蒙上被子睡着了。半夜醒来，看见南生老弟还在看书，麻烦的是把我们原计划用半个月的点灯煤油几乎用光了。他见我醒来，这才歉意地熄灯睡觉。第二天，他步行几里路然后搭车到公社供销社买回来一小铁桶煤油。然而这小桶煤油也没有用多久。于是改点羊油灯。羊油燃烧要冒很浓的黑烟，一个晚上就把我们的鼻孔薰得黑黑的，一个冬天把那间小土坯房薰成黑炭了。南生自那时起持之以恒的刻苦努力，终于使他在三十多年以后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教授，成为我国研究农村问题的知名学者。
&&1970年的春节，只有一群伯劣羊陪伴我们两个，我们的生活与平日没有任何区别。因为我们这里远离其他牧民，而且只有一匹放牧用的马，我们不能到其他牧民家里去。这里很少有人来，即使过年也是如此。
&&三月底，草原上依然是北风刺骨，被风吹成一堆堆的积雪随处可见。那是“深挖洞，广积粮”的年代，大队按公社军管会的指示组织知青民兵到山里挖地道，让我带着我们的蒙古包进山，给南生安排了别的放牧活计，我们这群羊由一个老年牧民接管。几天后，我与南生暂时分开，依依不舍地告别我们的伯劣羊搬到几十里外的葱根山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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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春，白南生（左）和王一翁在放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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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上的黄羊
&&&黄羊曾经是草原上经常可以看到的野生动物，我们下乡的时候还有许多，然而现在几乎绝迹。
&&&第一次在草原上看到黄羊的印象十分深刻。那是日我们这批知青初到草原，早晨从锡林浩特出发，解放牌大卡车载着我们在大草原上颠簸起伏，车轮扬起的尘土给我们身上和行李上厚厚地罩了一层土黄色。几天旅途疲劳夺走了大家出发时的激情，已经无人再去欣赏草原的荒凉，多数人坐在自己的行李上随着卡车的摇摆昏昏欲睡。“快看，黄羊！”突然，司机大声喊起来，大家立刻站起来看。只见卡车右前方百十米的地方有十来只黄羊与卡车同方向奔跑，步伐很大很轻盈，不时有的黄羊还会高高地跃起，用身体在空中划出一条美丽的弧线。黄羊四肢修长，全身呈土黄色，屁股上有一片白颜色的毛，随着黄羊的奔跑上下起伏。我从心里感叹：黄羊奔跑的姿势真美！好像是飞翔在草原上。卡车沿着草原上的车辙印迤逦前进，速度不低于每小时五六十公里。忽然一只黄羊从卡车的前面横穿过去，后面的黄羊一只接着一只，奋力跟上也从卡车前面横穿过去。黄羊的奔跑速度明显比解放牌卡车快许多，一会儿这一小群黄羊就消失在不远的一片坡地后面。大家都是第一次近距离看到野生黄羊，七嘴八舌地问司机各种问题，只见司机一边开车一边探出半个身子，大声对站在车厢里的我们说：“就是这样！只要有一只黄羊领头从车前跑过，后面一定会全部跟着跑，不会停下来从车后绕过去。”
&&&我最初知道内蒙古草原的黄羊，还是刚上初中的时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北京晚报》不断刊登国家体委组织摩托队和射击队的运动员冬季到内蒙古打黄羊的报道，说打黄羊解决运动员肉食不足是克服自然灾害的好办法。还有一张照片：一辆带挎斗的三轮摩托车上架着一挺苏式的圆盘机枪，两个身穿皮大衣戴皮帽的运动员坐在摩托车上。看到照片对打黄羊我心中充满了好奇。
&&有一次我乘长途班车从东乌旗回大队。出发以后，班车司机一直和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机要员聊天。那时的旅客班车上，每一班都有一名机要员坐在车上。机要员负责携带政府机关的往来文件和重要档案，有一个皮制的公文包，并且佩带武器。那一天，我们车上的机要员身穿一件黑皮夹克，挎着二十响驳壳枪。机要员与司机谈论的话题就是那件黑皮夹克。机要员向司机介绍他如何用子弹从东部公社牧民民兵手中换黄羊，然后用黄羊从某公社的综合厂换制成皮革的黄羊皮，再让人缝制成夹克。还说用黄羊皮做的夹克比山羊皮夹克质量好得多。司机认真了解整个过程，表示他也要弄一件。车从东乌旗开出来几十里，司机忽然停下车，用手指着右前方，对机要员说：“看！黄羊来了！试试去？”机要员说：“车别动，我下去看看。”说着从枪套中拔出驳壳枪，慢慢打开车门，轻轻下了车。初冬的草原已经很冷，班车的玻璃窗上冻了一层厚厚的冰霜，为了看到外面的情况，我赶紧用手抠出一小块透明玻璃，勉强可以看到外面。只见前方五六十米的雪地里直挺挺站立着三只黄羊，一动也不动，三双眼睛齐刷刷盯着我们的班车看。呯！一声枪响，三只黄羊稍作迟疑随即调头飞跑起来。呯！呯！又响了两枪，但是都没有打中。机要员上车以后，一边收枪一边说：“奶奶的，要有一支三八大盖少说也得撂倒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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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夏天，我担任大队的管理员，住在大队部。有一天我回来，一眼看到有一辆解放牌军用卡车停在院子里。我刚下马，有个公社干部领着一位军人迎上来，公社干部向那位军人介绍我：“小王是大队的管理员，有什么事都可以找他解决。”又对我说：“这位是锡盟军分区的通信连尹指导员，他们要打几只黄羊，你协助一下。”当时已近黄昏，我先安排好尹指导员和随行人员的食宿，问尹指导员有什么要求。他说，这次先摸摸情况，入冬以后来打黄羊，那时可能人会多一些，可能要来几次。今天晚上准备先去看看场地，能打就打几只。夏季草原的日落很晚，晚上八点钟了，夕阳还不肯落山。吃过晚饭，尹指导员说去看看。司机发动车，我和尹指导员坐进驾驶室，车厢上在驾驶室的后面放了一把可以坐三四个人的长木椅，一看就是哪个礼堂开会用的。还有三支枪：一支三八式，一支冲锋枪，一支半自动步枪。有两个战士坐在长木椅上看管着枪支，我的任务就是向导。
&&军用卡车从大队部出发，向西南方向驶去，逐渐离开西作业组的蒙古包，驶进葱根山。这一带，往年都会在深秋时节聚集起一大群黄羊，大约两三千只，这是黄羊们每年一度的节日。在此期间，适龄的公母黄羊都要寻找自己合适的伴侣交配，以待来年繁衍自己的后代。当发现有危险的时候，领头的黄羊一跑，成百上千只黄羊群跟着跑起来，犹如一股汹涌的黄河水在宽阔的草原上流淌，颇为壮观。而在夏季，黄羊只是一小群一小群地分散生活，每一小群最多不过十来只，其中都有母黄羊带着小黄羊羔。
&&一路上，尹指导员跟我说，这次要确定冬季打黄羊的场地，对场地的要求就是保证安全多打黄羊这样两条。具体说，场地离牧民的营盘至少十华里，防止误伤人畜；没有深沟和大石头，防止卡车追黄羊的时候发生事故；草不能过深，否则车跑不起来；地势尽量平坦，视野开阔；还有最重要的是：离每一年黄羊自然聚集的地方不能太远。根据尹指导员的要求，我指引着司机在葱根山的西南坡一带慢慢转了一大圈。尹指导员对这一带还比较满意。我问他，以前来过这里打黄羊吗？他说，军分区每一年都打，以前在别的地方。但是发生事故较多，主要是打黄羊的时候组织不好，没等拣打死黄羊的人上车，司机就开车继续追羊去了，等想起来再找找不到人，结果冬季黑夜很冷，步行的人发生冻伤。还有追羊的时候转弯过急翻车和车辆撞上高草里石头，是最容易发生的事故。尹指导员说，今年领导把任务交给他，一定要让领导满意。还说，他今年还要节省子弹，以前的记录是平均六点几发子弹打一只羊，力争今年破这个记录。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夜，漫天的星斗清晰可见，北斗七星指示着北极星的方位，银色的月光洒在广阔的草原上，凉爽的微风吹过，使人感到十分惬意。关掉卡车的发动机和灯光，立刻感觉出草原的寂静。耳边只能听到附近草丛里昆虫的鸣叫，还有远处葱根山里依稀传来野狼的嚎叫。大家休息片刻，尹指导员说我们回去了，不过冬季打黄羊的时候要选没有月光的日子，要不然黄羊跑得快很难打。
&&&卡车发动起来，打开大车灯，我们朝大队部方向驶去。忽然，远方黑幕里出现一排小小的绿色光点，那是车灯照到黄羊眼睛的反光。车上几个人同时喊起来：“黄羊！”司机立即关掉车灯，换三档小油门，小心翼翼地慢慢往前行走。尹指导员从驾驶室探出身跟后面的战士说：“准备打！”“是！”两个战士答道。随即传来子弹上膛的声音。借着天幕的一点光亮，可以看到距离黄羊越来越近，它们还不知道死亡临近了。这是大概有六七只的一小群黄羊。距离黄羊还有四五十米的时候，司机刹住车，突然打开车前大灯，两条光柱一下子把这些黄羊照得一清二楚。这几只黄羊一下子呆呆站立着，用惊恐的目光注视着汽车大灯。呯！呯！呯！驾驶室上面响起了枪声，有一只黄羊立刻扑倒，其余的黄羊这才四散奔逃。卡车驶近倒地的黄羊，我和尹指导员下车查看。他指着这只已经死亡的黄羊说：“你看：还是三八枪厉害，一枪要了命，伤口比较大。要是半自动，中两枪黄羊还能跑。”我们把这只黄羊装上车，继续前进。走了一会，车前又出现晃动的影子，司机一加油追上去，车灯照过去我们都看清了：一只刚才被打伤的母黄羊带着一只小黄羊羔，艰难地往前跑着。车停下来，补了一枪，母羊倒地死了。我们把这只黄羊装上车以后，小黄羊羔站在汽车边不走。它有四五十公分高，看样子有三四个月大。我一下子把它抱起来，小家伙拼命挣扎，坚硬的小蹄子在我的肚子上划了好几条血印。我把它扔到车厢上。当我们路过牧民的一个蒙古包时，狂叫着奔过来的狗唤醒了这家的女主人。她从蒙古包里出来，看我在车上问我做什么去了。我简单跟她说了，然后说有一只小黄羊，让她帮养几天，以后我拿走养。她答应了，但她说肯定养不活的。两天以后，我再去她家，她说小黄羊一口牛奶也不喝，水也不喝已经死了。
&&草原上冬季来得很早，1971年11月中旬，一场不大不小的雪下过，葱根山裹上了银装。牧民已经陆续搬进冬营盘。黄羊们又如往年一样在葱根山的西南坡聚集起近两千只的一大群。在这里它们快乐地嬉戏奔跑，争斗，选择自己的伴侣交配。
&&一天下午，尹指导员来了。这次有两辆军车，一辆解放牌，一辆前苏联的嘎斯。有一个班的战士随行，全副武装。由于人多，我打开了两间平时无人居住的空房，战士们七手八脚很快收拾得干干净净，把背包放好俨然成了军营。乘战士们整理内务做晚饭的时候，尹指导员让我跟他们一起去看黄羊。我们在葱根山西南坡兜了一大圈，仔细检查看看这个范围里是否还有人畜。然后进山，此时黄羊大群的位置在山里，我们的卡车慢慢从山上兜下来，把黄羊群往平坡赶。葱根山里有几条山沟草高沟深，卡车在那里跑容易出事。看看差不多了，尹指导员命令战士回去吃饭休息。我和他又看了大队东北方向的小坝梁一带，发现那里也有一小群黄羊。
&&&&晚饭以后，全体战士列队，尹指导员布置任务并且详细讲解了注意事项。人员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去葱根山西南坡，乘解放车；一部分去小坝梁，乘嘎斯车；另一部分留守大队部。我跟着尹指导员上了解放车。这是一个没有月光的冬夜，但天气晴朗，漫天繁星清晰可见。气温很低，坐在车厢上的战士都穿着军用皮袄，式样和牧民的一样，有军绿布面，脚上也穿着毡疙瘩。这样的装束能够保证在寒冷的夜晚不会被冻伤。我们很快到达目的地，解放车开着大灯在原地转了一个小圆圈，能够看到不少黄羊眼睛的反光。
&&&尹指导员让我和车上的一个战士换个位置，那个战士手持一支小口径步枪坐进驾驶室，准备捡拾打死的黄羊。我和两名战士并排坐在长木椅上，他们每人持一支半自动步枪，子弹上膛，关住保险。枪立在两腿中间，枪口朝上，子弹箱放在右腿边。这样的放置便于在黑暗中操作，也防止步枪走火伤人。解放卡车先是关灯小油门慢慢走，突然刹车，打开大灯照射住几只黄羊，车上的两只半自动开火了。有两只黄羊扑倒在地，有几只负伤的黄羊飞快跟着其他黄羊跑远了。先把卡车开过去，装上打死的黄羊，再去追其他的羊，遇到带伤的追上去以后，由驾驶室里手持小口径步枪的战士补枪。只要有人下车，上面的战士立刻停止射击，关上保险，以防误伤。把死黄羊装上车以后，司机要确认驾驶室里人员都在，才开车。后面车厢上的战士不允许下车，用这样的办法防止在黑夜中丢下人。
&&&打了一个多小时，车厢里大约装了四五十只黄羊，解放车比较重转弯不太灵活了。尹指导员决定回大队一趟。回到大队部，留守的战士立刻迎出来卸车，并且马上用刀给黄羊开膛，把内脏取出，放尽淤血。过了一会，开膛以后的黄羊就冻成硬梆梆的了。战士们动作熟练，配合默契。解放车重新出发的时候，尹指导员跟我说，他们已经熟悉道路和地形了不会迷路，让我休息，因为天亮以后大队里还有其他的事要我做。忙碌了一天，我很疲乏马上就睡着了。
&&&早晨起床，天刚刚亮，我看到大队院子里的黄羊增加了不少，大约八九十只。留守的战士们还在忙碌着。我走出大队的院墙，忽然看见小坝梁方向有几个小黑点在移动，很像步行的人。我赶快让留守战士用军用望远镜看，是嘎斯车上的几个战士。正在这个时候，解放车回来了。尹指导员立刻指挥卸车，随后带领几个战士去接应嘎斯车。一个多小时以后，解放车牵引着嘎斯车回来了。原来半夜气温低，司机没有注意，可能是迎风行驶时间过长，把水箱散热器冻坏了。车不能开，坐在车上冻得不行，几个人只好朝大队部的方向步行。好在天亮了，我们及时看到他们，很快接他们回来了。
&&下午，两辆车装满黄羊，解放车牵引着嘎斯车沿公路缓缓向锡林浩特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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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牛车去宝格达山拉木头
&&&&&日,我们一行十几个哈拉图老知青，驾三辆车从东乌旗出发去宝格达山林场，这是我第三次从东乌旗去宝格达山,前两次都是赶牛车拉木头,而第三次完全是放松心情去旅游,与前两次形成巨大的心理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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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夏，哈拉图的老知青们沿着当年去拉木头的路去宝格达山旅游。
&&&宝格达乌拉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圣山，位于我下乡的东乌珠穆沁旗额吉诺尔公社哈拉图大队东北方向约七百多华里的地方，在锡林郭勒盟与兴安盟交界处。那里曾经是原始森林，生长着茂密的树木，以桦树和杨树居多。我们哈拉图草原上树木很难生长，蒙古族牧民生活和生产使用的木材历来要从宝格达山运回来。当年，大队还没有拖拉机和汽车的时候，牧民传统的方式就是用牛车运木头。一年去一次，每个人看管十几辆车，组成一个牛车列车。每次去五六个人，这五六串牛列车首尾相接，行进在辽阔的草原上，浩浩荡荡颇为壮观，牧民称为“阿音”。牛车走得慢，风餐露宿，一趟来回要两三个月。被牧民视为草原上最艰苦的活计。每次派人都很困难，大家开会左商量右商量，往往很长时间定不下来。在当时的体制下，仅仅是多记一些工分，而去“阿音”的人要经历许许多多困难和危险，要忍受长期离家的孤独。
&&我去拉过两次木头.第一次在1972年3月底到6月中,第二次是1974年6月下旬到9月初。
&&第一次去时心情极不好,原因是内蒙古师范学院数学系来招工农兵学员，给我们大队一个名额。大队牧民一致推荐我，但学校终因我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未解决，政审不合格未录取我。那时心情十分郁闷。
&&当时大队开会说让我去拉木头，我也没有多想就同意了。那时，我真不知道路上会有多么艰难。我按照牧民说的方法杀了一只羊,把肉切成小块,加上盐烤去水分,装在坛子里储存好，用这种方式储存羊肉可以保持几个月不变质。我又去粮店买了几十斤炒米，带上牧民给的几块奶豆腐和一块五斤重的砖茶,这就是我路上的口粮。带上雨衣，穿着冬天的皮装和几件破棉衣,脚蹬毡嘎达（毡靴）就出发了。因为听去过的牧民说，在林子里搬运木材，那些树枝会把衣服划烂，再新的衣服拉一趟木头也就完了。
&&&我们这一行共五人，为首的牧民叫加登巴，按当时划分成分是下中牧，再一个是刑满释放人员，知青都叫他“老土匪”，第三个是牧主成分叫花骨碌格，第四个是牧主子弟小官布，第五个就是我，知青只有我一人，就是这样一支阶级成分复杂的队伍，将要担当重任，从几百公里外的林区，使用五六十辆牛车运回大队急需的生产资料木材。
&&&路上使用的牛和牛车都是从各个牧民家里抽调的，哪一家也不愿意把自己家好用的牛和好用的车拿出来。分配给我使用一辆很旧的蛤蟆车（带棚的牛车）,我所有吃穿用的东西都放在里面,晚上睡在里面,这就是我一路上的家，还有十辆拉木头的车以及一头备用牛。第一天下午四五点钟从我们大队的硝泡子朝东乌旗方向只走了十几里路就停下安营,一路上不是牛折腾就是车坏，走走停停。好不容易安营以后,把牛放开吃草，一个人放牛其余人找干牛粪烧茶。因远离水井,就在公路里的积水坑里舀点水烧茶。积水坑里的水是灰白颜色的，浑浊得很，茶就是砖茶，没有牛奶的茶。就着茶吃些羊肉和炒米，有点热乎气，我想这可能比朝鲜的志愿军一把积雪一把炒面要好许多了，这样的食品我吃了一路。
&&喝完茶，好歹肚子不饿了，天黑之前要把牛都抓回来,给我的一头黑牛个子很高大极难抓,我几次靠近它几次跑掉,还能从停放的车上面跳越过去害我筋疲力尽。最后抓住它的时候,它头一摆犄角顶到我右手中指,我忍着痛死死抓住犄角才没有让它再次跑掉。手指后来肿得很粗,一个多月以后还疼。后来我才明白:有的牧民就是把有毛病的牛送出来拉木头,一路下来牛就被训好了，这些人才不管你在路上有多困难。同行的花骨碌格，他名字汉语意思是花狗崽子，这就是他的真名。那时划分阶级成分把他定为牧主，属于被打倒的牛鬼蛇神之列。1971年我当管理员的时候，队里安排他和另一个所谓专政对象帮我干杂活，收羊毛，整理仓库等，我从来没有不尊重他的人格。分配活计也考虑他体力胜任程度。这次拉木头一路上他是最照顾我的。我的手指肿起来以后，他用自己带的黄奶油涂在我的手指上，然后长时间按摩，使我减轻疼痛，也稍消去肿胀。
&&那一夜风很大,又飘起雪花，蛤蟆车在风雪中剧烈地摇晃，加上天气很冷，使我很难入睡。第二天天刚亮,就起来放牛烧茶。喝茶以后抓牛套车出发，因为黑牛太难抓了,花骨碌格和其他牧民也帮我,还比较顺利。我们走了三天,才到东乌旗，其实硝泡子到东乌旗只有90华里。在东乌旗主要是办理防火检查证，还购买了许多铁丝和一些必要的工具，这些东西离开东乌旗再往前走就买不到了，铁丝是捆扎木材用的。&&
&&&离开东乌旗以后一直向北上边防公路，当时中蒙之间的边境设施很简单。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我国内蒙古之间，在我国境内最主要有一条边境防火道和一条边防公路。蒙古草原常年刮着强劲的西北风，由于内蒙古处于下风位置，曾经多次发生外蒙的草原大火顺着风势引燃内蒙古草原火灾。所以我国每一年都要用拖拉机沿边境线耕出一条宽60米不长草的地带，以防止草原火灾越过国境线。这一条黑色的土地很远就可以看到，像一条宽带子随着地势，上下起伏蜿蜒曲折镶嵌在黄绿色的草原上。在我国境内，离防火道不远就是边防公路。当时的边防公路也不是人工修筑的正式公路，就是边防三团的巡逻汽车压出来的车辙。通常大约每一周都会有巡逻汽车执行任务。由于边防公路比较好走，从东乌旗去宝格达山大多数人会选择这条路。我们遇到过一次边防巡逻车,一辆东风军用卡车上坐着一个班的战士，车顶上架着一挺机枪。战士们路过我们的牛车队伍，只是望了望，既没有停车，也没有说话。我还真是希望他们停车检查，能和他们说几句话，说几句汉语，但是他们没有停，径直沿着公路开过去了。这以后几乎在路上没有遇到人,第一次去拉木头由于出师不利印象很深。
&&一路上我们的行程很规律。每天早晨起来以后，牛放开吃草，人烧茶吃早餐。然后抓牛套车出发，行走三四个小时休息，牛再放开吃草，人烧茶吃午餐。离天黑还有三四个小时，再走一程，然后宿营，牛放开，人烧茶喝。天黑之前把牛抓回来，全部栓在车旁然后人睡觉。基本每一天都是如此。正常情况下，牛列车也能走五六十里路，但一路上的意外情况很多。
&&那一年5月13日下了一场大雪，整整一天一夜风雪未停。雪大的时候，看不见几十米之外的物体。我们不敢把牛放开，怕丢了牛找不回来,只好让牛饿着。5月中旬，北京已是春暖花开的季节，草原上有的地方绿草已经发芽，有些绵羊已经开始脱毛。那场大雪，冻死牛羊无数。天晴以后我们上路，沿途看见冻死的牲畜一片一片的。那一次东乌旗还冻死了人，其中也有知青。有了几年草原生活经验，才知道上学的时候听过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在东乌旗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她们两姐妹是幸运的，没有在大暴风雪中失去生命。这一场大雪耽误了很多天的行程，雪没有融化的时候，积雪很深，牛走得很慢，此时牛经过长途跋涉，再加上一个冬天吃黄草，每头牛都是骨瘦如柴，一天也就走二三十里路。雪融化以后，道路泥泞还是不好走。
&&出来拉木头之前，我从北京探家回到草原不久。那是我下乡以后第二次回家。1971年底大队分红，我分得一百多块钱，在北京花了一百二十块钱，用家里的工业券买了一块全钢上海牌男表，还是新产品快摆表，这是我当时最值钱的物品。戴在手腕上，隔几分钟就看一次，还时不时放在耳边听一听表里钟摆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拉木头的路上，同行的牧民也时常问我时间，那种感觉很是得意。
&&回北京的时候，父亲给我买了一台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我拉木头的时候一直带在身边，排解一路的寂寞。这台收音机有三个波段，一个中波，两个短波。当时广播电台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之外，就是样板戏，那些千百次重复的台词早已变成老老少少的口头禅，实在没有新鲜内容。走在边境线旁打开收音机，只要放到短波位置，就能够很清楚地收到美国之音和前苏联的华语广播。这些广播当时叫敌台，如果在北京收听，那就是很严重的政治问题，弄得不好就会按敌我矛盾处理。本来对这些电台的广播是有官方干扰的，调到这个频率收到的是噪音，但我们在边境，干扰往往盖不过广播的声音。前苏联台没有什么意思，无非谁人历经千辛万苦投奔前苏联，已经平安到达，请家人放心之类。美国之音的华语广播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次拉木头的路上，我一连好些天，都在收听阿波罗登月的内容，有几天完全是发射实况转播。收听到这些广播，使我打开了眼界：当我赶着牛车行进在茫茫草原之上，此时此刻世界上还有几亿人正在关注着人类登上月球的行动。
我们去宝格达山的途中路过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以前，我也没有见过建设兵团，感觉他们是军事化，还拿工资，住营房，应当比我们强。等我们牵着一串串牛列车来到一个连部的时候，真令我们大失所望：原本想买些吃的东西，补充补充每一个人日渐减少的食品储备，然而一个只有五六平米的小卖部里，货架上空空如也。别说肉啊酒啊，就是能吃的东西都看不到。同行的几个人让我跟售货员好好说说，想办法弄点吃的。我跟售货员说了半天，他才拿来几个罐头，红糖，还有我们叫做大车轮的用麻油做的大月饼。这种月饼很硬，用力摔到地上绝不会摔坏，不过好歹是可以吃的东西。售货员有他自己的道理，说：兵团战士天天玉米粥窝头咸菜，哪里像你们牧业队的天天拿肉当饭吃，要不是看你们一路辛苦，才不会卖给你们吃的东西呢。谢过售货员我买了十个大车轮，两斤红糖，靠着这次补充，加上出发时带的羊肉和炒米，一直坚持到返回大队。
我们买好东西，准备套牛车出发，恰逢快开午饭的时间。一群小女生兵团战士，穿着土黄色粗棉布肥大的军装，站在离我们几十米外的地方指指点点，把我们一行当西洋景看。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何等形象，反正一个月没有洗脸，更不用说刮胡子。一身破皮袄，好多地方露出破洞，翻着羊毛。脚上的高筒雨靴，沾满了牛粪和泥泞。一副近视眼镜架在晒脱了皮的鼻梁上，想来可能是吓到她们了。所谓的连部，只有几排土坯房，包括宿舍食堂办公室等，除去兵团战士，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户人家。走出连部，就是茫茫草原，草原里有几块很大的用拖拉机翻过的土地。与其说这就是田地，不如说就是几块沙漠。没有耕过的草地已经绽放点点嫩绿，耕过的地里既没有草也没有苗，只有风卷起的阵阵黄沙。
&&离林场还有百十里路,就看到山上一片一片的桦木和杨木林，一条很窄的土路弯弯曲曲通向树林深处，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到达此次的目的地—宝格达山林场，这里仍然见不到几个人，迎接我们的就是密密麻麻的树林。所谓的林场场部就是一片林中的空地上建造的几间木头房子。
&&我们找个可以放牛的地方安营扎寨以后就去看木头。林场空地上堆放了一些已经伐倒的树木,但都是较细的，小头直径10厘米左右。检尺计算木材的立方米数是按木材细的那一头直径计算的。要想拉好的粗的直的木头,就得往林子深处去自己往外拉,即费力又容易迷路。几个牧民一商量,就装林场门口的。我们按照分工忙着做装木头架子,修理损坏的车,还要放牛等等。
&&宝格达山不缺水,有几条小溪从我们驻地流过，林子里没有干牛粪,但是桦树皮极易燃,即使完全是湿的也能燃烧，在林中每一顿烧茶都是用桦树皮。
&&忙了三四天,总算装好车了，但是林场的检尺员每天都是牛哄哄慢吞吞的检,不仅我们的车，还有别的公社，好多车都在急等着出发。人家检尺员是公职人员，拿工资的，有上下班的钟点。几个牧民急着往回赶让我去找他,认为他是汉人,我和他好沟通，好像还给了他一包烟。总之,检尺交款出发还算顺利。
&&从林场刚出来几天可不好走。牛车没有刹车,一串装满木头的牛车,下山时一辆一辆往前冲,不时有牛走到路旁的沟里把车弄翻。有一次,一头牛弄翻了车，一根粗木头压在牛脖子上差一点把它憋死，我自己拼尽全身力气，才把车给翻过来。在较陡的路段，我都是把牛列车分成几段，每一次自己牵着牛车两三辆车走一趟，来回几趟才能下完陡坡。刚从林中装上的木头是很湿的也很重，每一辆牛车要装十多根。在林区的百十里路走了四五天才过去。到了草原地区就比较好走了，沉重的湿木头沿路一边走一边晾晒，逐渐干燥，慢慢变轻。快到大队时，牛也知道快到家了，走得飞快。离大队还有几十里能够看见大队的蒙古包了，牛简直就是飞跑起来。我自然也是很高兴，感觉就像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了。到大队部，卸完车踏踏实实，安安静静连着睡了将近二十个小时的觉。
2006年夏，我们自驾车又回到宝格达山林场，这里的树木被过度采伐，原始林木已经很少，与我七十年代到这里的景象完全两样。我（右）和赵建平在林场大门合影留念。
&&1973年和1974年夏，按照大队的安排知青在部分牧民的夏季营盘盖了一些牲畜棚圈和土坯房，土坯房用做储物仓库，到了严寒的冬季还可以供老人和孩子居住。这实际上就是内蒙古草原牧民从传统游牧向定居生活的过渡阶段，这期间知青的智慧和劳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牧民逐步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希望盖更多的房屋，因此对木材的需求大增。1974年夏我第二次去拉木头，这一年大队里下了大力气，当时哈拉图大队的负责人阿拉西不仅组织传统的牛车马车去，甚至还出动了队里老的罗马尼亚出产UT--45拖拉机去宝格达山拉木头，知青隋思建驾驶拖拉机担当重任，这是我们哈拉图大队第一次使用机动车拉木头，突破了牧民用畜力车拉木头的传统方式。知青赵建平和程光沪跟着马车拉木头，给车老板做助手。马车一个往返要半个多月，拖拉机更快了。而我仍旧是赶着牛车去的，用时两个多月，我们的牛列车队最先出发最后返回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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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夏初，哈拉图知青为牧民盖的土坯房和棚圈，是牧民最初的定居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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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宋启元，王一翁，曹联荪，刘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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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次起先队里安排另一个知青赶牛车，但是他不想错过当年即将到来的中专招生机会，几次说希望有人能替他去。队里还安排另一个知青木匠范长庚到林场就地取材打制牛车架子，老范没有去过宝格达山希望与我同行，就这样我第二次踏上“阿音”之路。由于是夏天,牛吃青草体大膘圆走得快，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再加上有老范作伴，两人说说笑笑就过了一天，比我独自一个人强多了，一路不寂寞很轻松。然而走到乌拉盖那边沼泽地,被铺天盖地的蚊子差一点咬死，这一段经历终生难忘，如今老范已经过世多年，每一次提起拉木头,我就会想起他。
&&&1971年我在哈拉图大队当管理员，当时大队只有一个正儿八经的木匠叫双喜,是东北蒙族人。那时说他是地主其实最多是地主子弟,我就安排范长庚跟他学木工手艺。老范是北京二十五中67届初中毕业生,很乐意学木匠，师徒二人合作很默契。
&&老范性子急干活快，拉木头一路上我和老范两个人合作，抓牛套车比以前快了许多。老范随身带着全套木匠工具，路上牛车坏了，他上去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
&&有一次，遇到瓢泼大雨，整整两天不停，道路泥泞不堪，我们只好停下来。我和老范坐在被雨水淋透了的蛤蟆车里百无聊赖，忽然发现不远处有个边防哨卡，我们两个决定一起过去看看。这是一个全木制的哨卡，建在一个小山顶上，有两个与我们同龄的战士守卫。一部电话和一个步话机高高挂在顶部瞭望的位置上。他们两个枪支弹药随身带着，全副武装。哨卡下半部分是他们的生活区，有个小灶台和两个床铺。由于雨下得很大，已经湿漉漉的，看样子在这样的暴雨中他们也不比我们强多少。他们每天定时与连里通话。还在外面一小块自己开的菜地里种了些蔬菜，他们给我们几个白萝卜和一把小白菜，我们也送他们一些羊肉。
&&我们这一次的领队是个叫达木切的蒙古人，四十多岁，身材魁梧，满脸络腮胡子，嗜酒如命。一般是他在前面领路，其余人依次跟进。出发时，达木切带了一坛酒和一大坛煮熟的羊肉，他在路上边走边喝。有一次，我发现前面越走越慢，不一会儿，领头的牛拉着车停下脚步跑到路边吃草去了。我赶快跑到前面去看，只见达木切呼着酒气，在车里睡着了。头牛见没有人管了，就去吃草了。
&&走到离宝格达山林场还有二百来里的地方,发现草地上的积水越来越多,地面越来越软。只要车队一停下来,牛腿就往下陷，牛一挣扎陷得更深，只能先把车卸下来，几个人合作把牛从泥里弄出来，再把车弄出来，往往一辆车还没有搞好，又有别的牛陷下去了。虽然是空车,但行进的速度一下子慢下来，搞得我们筋疲力竭，一天也就走个二三十里。我想起以前上学时语文课本里对红军过草地的描述，眼前的情况就是那种样子。沼泽地里,晴天与下雨交替比草原频繁得多，我们身上穿的衣服，大多数时间是湿的。这一路我们都下车牵着牛慢慢地保持匀速走,尽量不停下来，以防牛车陷下去，但是没有想到真正的灾难还在黄昏。
&&太阳要落山了，周围的蚊子伴随着隆隆的声响铺天盖地向我们袭来，黑色的牛身上立马变成灰白色,过了一会儿,颜色渐渐变深,吸饱了血的蚊子走了,又上来一片蚊子。牛用力摇着头不肯走了，我们只能安营，把牛放开以后,没有一头牛去吃草。有的牛翘着尾巴疯跑,有的牛满地打滚，我们自己也被咬得脸肿起来，张开嘴喘一口大气能吸进好几个蚊子，随便拍一巴掌就能打死一片蚊子，蚊子前仆后继地往衣服里钻,就连裤子小便口都有许多蚊子往里钻真要把人咬疯了。天气很热,也只能把所有的衣服裤子手套全都裹在身上，刚开始我们还不断用两只手拍打蚊子，后来发现根本没用，脚下的死蚊子已经一大片了，周围的蚊子一点也不见少，拍打的结果除了一身臭汗招来更多的蚊子，就是自己累得喘着大气吃进更多的蚊子。我当时还想:报纸上刊登照片巴勒斯坦游击队员老把头裹得严严实实的,一定是他们那里蚊子也很厉害！黑天了一片一片的蚊子不断袭来，我们根本无法入睡。范长庚在自己的棚车下面用青草点着一堆火冒着浓浓的烟,自己坐在浓烟里挨熏，以期用这样的方法躲开蚊子的叮咬。夜深了,我还听见他一边打蚊子一边骂不绝口。
凌晨起雾了,露水渐渐上来了，沼泽里有水有草，烟雾缭绕，耳边不时传来阵阵青蛙的鸣叫，东方的天地之间露出一片白色，越来越大，越来越亮，单看这景色犹如仙境，然而我们顾不上欣赏美景，一心想着怎么快点离开这个鬼地方。渐渐地耳边如轰炸机般的蚊子声消退了，凌晨三点来钟，天还不完全亮,为了摆脱这令人发狂的蚊子，我们早早就出发了,牛似乎也明白,乖乖的套好车,快步流星地走了。以后,我们尽量早晨多走,中午扎在有风的高地上，大约走了五六天才走过这片沼泽地，我们每一个人的脸都被蚊子咬得肿了起来，一个月多以后回到大队脸还没有完全消肿。以前也听说东北小咬厉害,这一次是真正领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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