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日本侵华战争战略分析（2）
二.政治格局
自辛亥革命结束中国大一统帝国时代以后，中国在政治上就一直处于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局面。各种地方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台，几乎不能形成有全国掌控力的政治中心。这其中的原因除革命后权力中心缺失，国家力量的重新整合尚需时日外，各种国际势力暗中插足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对于在中国有着广泛利益存在的各世界强国来说，一个统一的中国无疑是不利于其掌控的。通过支持不同地方势力达成相对均势，并挑拨其矛盾，可以使其不得不更依附于国际势力，并对各世界强国言听计从。今天的中国大陆和台湾依然处于这种状态而深受美国的制约。近来有一种论调认为把中国大卸八块才可以很好的发展是缺乏基本国际关系常识的。看看当今世界各种“盟”的成立，无不体现出小国之间抱团取暖的急迫感。然而政治上的独立使得这种联盟总是容易被大国分化瓦解。在实现共同目标上显得举步维艰。不过这些是题外话，下面还是让我们来看一看辛亥革命后所形成的中国的政治格局：
自宣统皇帝溥仪宣布退位，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中国就一直处于北方的袁世凯集团和南方孙中山集团的对抗之中。民国初期，袁世凯集团对孙中山集团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其势力可达整个北方、华中和华东。而西南、华南则处于地方军阀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状态。这主要因为孙中山早期不掌握武装力量，只能以政治斗争为主。而乱世之中，军权就是政权，政治理想脱离了军事基础就是空谈。所以最终孙中山不得不将大总统之职让位给袁世凯。北洋政府遂成为全国政治中心。
袁世凯逝世后，其北洋集团正式分裂为直、皖、奉三系，统称北洋军阀。这种分裂降低了北方集团对南方的优势。而意识到军事力量重要性的孙中山重新确立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阶段革命路线。并在苏联的帮助下组织了以蒋介石为校长的黄埔军校，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孙中山逝世后，南方集团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并以蒋介石率领的黄埔军校三千师生为班底组建了“国民革命军”。通过东征粤系军阀，西平滇、桂系军阀。基本完成了华南地区的军事统筹。至此，南北方集团的实力天枰开始发生倾斜。
随后南方集团举华南地区10万兵力北伐，先后攻克华中、华东地区，将势力范围扩张到淮河一线。开始形成对北方集团的战略优势。北伐最终以北方集团冯玉祥、阎锡山倒戈而胜利结束。原直、皖系军阀基本瓦解。奉系军阀张作霖退出关外。整个华北关内的势力范围由冯玉祥的西北军和阎锡山的晋绥军接管。
孙中山的去世后，南方集团也和北方一样出现了分裂。以汪精卫为首的华中势力组建了武汉国民政府（汉），以蒋介石为首的华东势力组建了南京国民政府（宁），分庭抗礼。随后爆发的宁汉战争以南京政府胜利告终，基本实现了中国南方政治和军事的统一。南方集团的军事胜利，实得益于苏联的帮助，因此其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代言人中国共产党也借助南方集团的军事发展而悄然壮大。在蒋、汪政府采取反共政策后，共产党在江西湖南等地组织武装起义并在江西南部山区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张作霖退出关外时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其子张学良接手后宣布东北易帜，支持南京政府。至此中国基本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但南北方军事对峙的格局并未完全结束。北伐胜利后，重新成为北方集团关内势力的冯玉祥、阎锡山，以及南方集团原桂系首领李宗仁与蒋介石展开了中原大战。失势的汪精卫在反蒋集团中起到了重要的联络作用。中原大战以东北军张学良宣布拥蒋并带兵入关而宣告反蒋集团的失败。战后张学良势力扩张至蒙古高原和海河平原，并占据了平、津重镇。冯玉祥西北军被事实上瓦解。阎锡山势力龟缩山西一隅（山西在名义上被编入东北军）。李宗仁退居广西。中原大战中倒戈的韩复渠获得了山东，杨虎城获得了陕西。甘、宁、青一带则重新由回族军阀势力马家军占据（马家军曾投靠冯玉祥）。
至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南京政府在华中、华东的势力范围基本得到巩固，并可进一步辐射到粤、滇、川、黔等地。但广西的李宗仁和江西南部山区的共产党对其南方的统治仍有较大威胁。而整个北方地区仍事实上处于南京政府的统摄能力之外。
三.经济基础
中国历史上相当长一段时间一直是世界经济霸主。唐朝的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约60%，直到清朝末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仍然是世界第一。但在西欧和亚洲的日本等国逐渐步入工业化高速发展的快车道时，中国却固守着自身的农业经济模式裹步不前。终于被迅速超越。辛亥革命过后，中华民国虽战乱不断，但却在悄然融入工业化的大潮。各种工商企业在一些大城市逐渐建立起来。然而数百年的积贫积弱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中国除了不断被西欧国家超越以外，和亚洲的日本差距也在不断拉大。
从经济总量的角度来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日本因受资本主义世界最严峻的大萧条经济危机影响，工业产值下降了约30%，出口额下降了约50%，而中国经济则在战火纷飞中艰难起步。这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大概是日本的两倍（这类数据的版本很多，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很难有特别准确的统计结果。但中国大于日本，并且中日两国处于同一量级应是大致不差的）。似乎中国对日本并没有什么劣势。但一看经济结构，二者差距就很明显了。
中国人口约4亿，日本人口约6000万。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粮食产量十分巨大，约是日本的十倍。这也是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的主要原因。但这时候日本的工业产值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大概在40%左右，主要为机器工业和重工业，而中国不到10%，主要为轻工业和手工业，消费资料生产占工业生产总值的70%（可近似认为是轻工业比重），手工业所占比重也在70%左右。在重工业中，冶矿业占工业总产值的15%，而机器制造业仅占0.1%。中日两国主要工业品产量如下：
　　煤：1931年，中国2724万吨，日本2798万吨
　　原油：1930年，中国5万吨，日本28.2万吨
　　铁矿石：1929年，中国205万吨，日本8.8万吨
　　生铁：1928年，中国30万吨，日本111万吨
　　粗钢：1934年，5万吨，日本384万吨（此时日据东北钢铁厂尚未建成，而该数据东北地区的产量是计入中国的）
　　发电量：1930年，中国15亿度，日本158亿
　　 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几个基本事实：
　　1.中国的经济构成依然以农业为主。工业基础非常薄弱。而日本已经有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发展已达到相当水平。
　　2.中国工业以轻工业和手工业为主，日本工业以重工业和机器工业为主。
　　3.中国重工业以工业原料生产为主，而日本以原料加工和机器制造为主。中国的铁矿石-生铁-粗钢产量一个比一个更小，而日本则一个比一个更大。
　　4.日本石油产量较低，而中国则几乎没有。
不单如此。日本早已实现了国民经济的独立和资本输出。而中国的经济命脉，特别是工业则完全掌握的世界强国手中。1936年外国工业资本已占中国整个工业资本的71.6％。中国生铁产量的96.8％，煤产量的65.7％，发电量的77.1％,棉布产量的64％，关内外洋航运吨位的83.8％，国内航运吨位63.1％。铁路里程的90.7％，出口额的80％，进口额的99%，全部控制在外国资本手中。民族工业相当薄弱。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对日本有优势，但工业生产和日本的差距却是很大的。在下一节“军事实力”中，我们可以更清楚的体会到这种差距对国防力量的根本影响。
从地域分布的情况来看。可以将中国经济带分为东北，关内北方、关内南方三个部分。见图《侵华战争前中国经济主要分布示意图》（该图只标注了当时中国经济的主要分布情况，未标注的地方并不表示为零）
东北是中国的缩小版，工农业各方面条件都具备。无论粮食产量还是煤、铁、盐等战略资源含量及工业产值都很高（当时尚未发现有石油）。关内北方经济带以自然资源为主，山西的煤、河北的铁、河南山东的棉以及沿海地区的盐非常丰富。西北地区还有少量石油。而关内南方经济带以工商业为主。又可细分为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占全国面积12%的沿海地区工业产值占关内工业产值的70%（包括关内北方的青岛、平、津等地），其余30%主要集中在武汉、重庆等长江沿岸城市。全国3925家工厂，仅上海一地就占了1235家。而且上海还是全国乃至亚洲最大的金融中心。
　　 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的经济分布特点就是：南方有产业，北方有资源，东北是大全。
四.军事特点
　　 经济基础的差距最终会反映到军事实力上来，那么在日本开始发动侵华战争之前，两国的军力对比是什么样子呢？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前，日本已经占领了朝鲜和台湾。但产能主要还是来自日本本土。而九一八事变以后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日本因为占有中国东北丰富的资源和工业基础，实现了国力的倍增和军力的数倍增长。我们这里主要考察九一八事变以前中日双方的军事实力。
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经济飞速发展，军事力量也不断得到加强。中日甲午战争中大败清朝水师世界第四的北洋舰队。获得两亿两白银的战争赔偿，又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和军事的增长。作为被海洋所环绕的岛国，日本的的军队建设首先放在了海军方面，1905年日俄战争大败俄国海军。彻底获得了远东的制海权。俄国和苏联直到二战前在远东都基本没有海军力量。至三十年代初日本基本上完全实现了军事自给，即所有的武器都可以自主生产。其火炮、飞机、军舰的生产基本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日本在1927年就开始实行兵役制，几乎全民皆兵。虽然现役军人数量不多，但后备力量非常充足，且均为受过正规化训练的职业军人。
中国自甲午战争之后，海军一蹶不振。清帝国的覆亡，使国内形成大量割据势力。陆军成为中华大地战争的主角。但在战乱频仍的环境下，经济发展非常困难，工业化水平，尤其重工业水平异常低下。军工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只能生产步枪、机枪和轻型火炮等少量武器。且大量材料需要进口（特别是钢材）。而重型火炮、飞机、坦克、军舰的生产能力几乎为0。中国军队的装备除少量自产外，高端武器主要来自进口和各世界强国为在中国扶持代理人进行的援助。即使是来自国外的武器，也多为落后型号甚至淘汰品，且维修和备件等完全无法跟上。往往一个螺钉出问题，整件武器就报废了。中国普遍实行募兵制（即志愿兵制），直到1933年才颁布了第一部兵役法。由于国内连年征战，实际上能招募的士兵也已招募得差不多了。
关于中日两国在九一八事变前的军力对比资料非常少，很多资料所提供的数据相互之间也多有少矛盾之处。本文作为战略分析，主要是了解当时双方军事力量对比的基本面。因此，我们根据各方资料，通过分析比对和换算，给出以下评估结果：
　　·九一八事变前中国军备数量评估：
　　兵员：200万人（后备军力0），机枪：8000挺，重型火炮：2000门，飞机：600架，坦克：0。海军：排水量5万吨
　　·九一八事变前中国实际战力评估：
　　兵员：100万人（后备军力0），机枪：4000挺，重型火炮：600门，飞机：200架，坦克：0。海军：排水量3万吨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军备数量评估：
　　兵员：25万人（后备军力180万），机枪：10000挺，重型火炮：1800门，飞机：1500架，坦克50辆。海军：排水量50万吨
中国的现役军人数量是远大于日本的。中国各军阀部队总共有约200万人，日本只有25万。但日本最保守的估计也可以动员180万的预备役力量（日本适龄男子有1800万人，按征召10%估算）。因此在军队人数上，双方大致持平。日本现役和预备役军人都经过了较严格的军事训练，而中国军队因为战事频仍，往往杂凑而成，单兵素质不及日军，按5折考虑其实际战力。两国步枪装备水平差别不大。机枪从数量来看大致相当，日本略占优势，重型火炮数量也大致相当，中国还稍优势，但考虑到中国武器多为各国落后和淘汰产品，技术水平和性能较差，品种五花八门，士兵缺乏培训，配件弹药不足，使用中困难大，效果差。而日本武器全部自产，标准统一，生产供应、维修、培训等皆成体系，技术和质量有保证，且重型火炮是日本重点发展的陆军压制武器，而中国完全没有生产能力。因此，按机枪5折，重型火炮3折考虑其实际战力。飞机是日军重点发展的武器，技术先进。中国的飞机皆为落后产品，且可真正发挥飞机作战性能的高水平飞行员严重缺乏，估计中国飞机的实际战力只有其标称数量的1/3。坦克（战车）不是日军重点发展的陆军项目，因此数量较少，性能也不算高，但中国军队甚至还没见过坦克。数量为0，实际战力也为0。日本海军非常强大，国防预算的一大半（个别年份甚至达到2/3）均用于海军建设。一战后虽与各国约定日本海军总吨位为30万吨（英、美为50万吨），但日本实际上并未遵守该约定。至九一八事变前有各类舰船数百艘，总吨位接近50万吨，并已经拥有了3艘航空母舰。而中国海军自甲午战争后一直相当薄弱，只有各型舰船30艘左右，总吨位约在5万吨水平，且作战能力低下，实际战力只相当于3万吨左右。日本人认为一周即可消灭中国海军，诚非虚言。
从以上分析对比可以看出。日本在军事上对中国的优势是明显的。特别海上力量和空中力量对中国有压倒性的优势。地面部队在重型火炮的支援下对中国军队的优势也很大。但须看到的是，中国的军事力量力也不是不堪一击。即使经过折算后的实际战力还是可观。日本要实现对中国的军事占领，陆军所面临的抵抗力量不容小觑。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下，中国军队进行战术腾挪的空间仍然是有的。历史上这种兵力差距却以弱胜强的例子并不是没有。不过这有一个大前提，即中国军队要形成一个整体。要以上述战力的全部和日本抗衡才可能有出现运作空间。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中国依然处于军事力量割据的时代。大致分割为中国东北势力、中国大陆北方势力、中国大陆南方势力三大块。而中国大陆北方势力又进一步细分为多个割据力量。中国大陆南方势力也不是铁板一块。在这种地缘背景下，日本的整体军力和中国任何一个割据势力相比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基本上不具备战术腾挪的可能。自1930年中原大战后，张学良带东北军入关拥蒋，中国基本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假以时日，进行可统一指挥调度的全国军事力量整合倒有可能。
军事力量的运用还和交通状况关系密切。一般来说，高大的山脉和宽阔的河流会形成横向的交通阻碍。而纵向的河流和道路则便于军事力量的投放，特别是从上游到下游，因此对进攻方有利。当然，防守方也可以借助河流和道路的运力将资源运送到前线阵地。铁路产生以后，对军事的影响非常大。其速度和运力都超过了河流和公路。成为现代战争的交通命脉。至九一八事变前，中国铁路总里程达到约1万公里。七七事变前达到1.2万公里。七七事变前中国铁路建设情况见《侵华战争期间中国铁路示意图》。在地缘结构一节我们曾说过，中国大陆南北向由河流和山脉所切割。形成了横向防线。但铁路线的建设，特别是平汉、粤汉、津浦路的建设却为纵向的兵力投放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对于重武器占优但行进速度缓慢的日本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
陆地上的攻防战一般发生在两个地点，一个是高大的山脉和宽阔的河流所形成的地理边界，主要是山脉中可供通行的道路关隘和河流的渡口、桥梁。一个是城市。至于平原会战则多发生在缺少大型地理屏障，双方实力又接近的情况下。冷兵器时代，无论地理边界还是城市，攻克的难度都非常大。山体、水面、城墙具有强大的阻隔力。没有高超的战略战术和政治手段，单凭人力硬攻，往往损失惨重。一般来说至少需要三到五倍的兵力，才可能达到目的。但热兵器时代，因为远程攻击能力大大增强。在飞机大炮的轰炸之下，很容易造成防守士兵伤亡，火力干扰及掩体破坏。只要有两倍于防守方的军事优势就可以突破防线（这是就总体而言。具体战斗需具体分析）。另一方面，夺取城市的目的要么是攻克战略要点，要么是占领地缘中心。要实现对占领区的稳定统治，必须在城市中保持相当的兵力维持治安，保证行政措施（如税收、建设等）顺利施行。因此，随着战争的进行，即使不考虑战斗减员。前线总兵力也会不断下降。直到不再对防守方具有军事优势（如果防守方有足够的战略纵深的话）。
战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后勤保障。解决士兵的吃穿，解决弹药的补充和武器耗损是最基本的。后勤保障分为物资保障和运输保障两部分。对日本来说，来自本土的后勤物资主要是通过军费购买。维系常备军的吃穿并不是问题，因为在非战时期这些人也是要吃穿的。日本的军费足以维持常备军的需要（否则常备军就不叫常备军了）。但在战时，往往要征召预备役入伍，扩大参战人员规模，以形成兵力优势。这时原有的军费就不够用了，需要增加税收及军费开支比例。日本如果将军队从25万人扩大到200万人，增加八倍。以人为单位的消耗品也就增加了八倍。但其军事预算很难增长八倍。这就导致了其维系200万人投入战争的时间不能太长，否则军事预算就会超支。另一方面，非站时期的弹药和武器损耗很少，其生产大都形成库存。但战事一启，这些物资就会大量消耗。库存会逐渐减少。如果库存耗尽，只有靠加大生产规模来补充。这也涉及到增加军费的问题。因此，对于日本来说，在军费增加有一定上限的情况下。能够持续的战争时间也有限。1932年“1·28淞沪抗战”，在战局僵持不下时，日本藏相高桥是清曾说：“我国海外信誉正在急剧下降，目前在海外筹划资金已不可能，这样下去，军费连3个月都维持不了”。说明了日本当时的后勤保障能力还是有限。要想解决物资保障问题，日本一方面需要在战争中获得物资获取的实质性进展。即战线不断推进，占领区不断扩大，并且可以利用占领区的物资来充实军备，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其次是必须确定战争的止赢和止损点，在达到一定的战略目标后尽快结束战争。使后勤保障恢复到可维系的正常水平。
后勤保障的另一方面是运输保障。在战争中，后勤补给线越长，补给速度越慢，补给安全的压力越大，护卫部队的数量和战斗力消耗越大，后勤部队和护卫部队本身的物资消耗也越大。十八十九世纪欧洲战争中有“五天补给线”的说法，就是说如果作战部队离补给基地的距离超过五天路程，那么后勤物资就会被后勤部队本身消耗光，补给将失去意义。从日本到中国，一方面可以通过海路进行补给，因为日本海军的绝对优势，并不用担心后勤物资受到军事威胁。但海上补给线只是补给线的一段，进入大陆后的主要运输手段变成铁路、公路和内河航，这时就要消耗相当数量的陆军和空军对补给线进行保护。其中铁路运输的运力和速度是整个运输保障的关键，维系铁路安全将成为护卫部队的首要任务。
中国的二百万军队长期处于战事之中，相当于常备军。中国作为农业大国，维持两百万人的吃穿应该不成问题。但在弹药和武器损耗方面的后勤保障比日本还要艰难得多。如果没有外援，会比日本更快战力枯竭。因此对于运输保障来说，最关键的是外援通道的畅通。由于海军力量极度薄弱，直接从南海接受外援将相当困难。西南方比较可行的援助通道一个是通过越南至广西，一个是通过印度经缅甸至云南。西北方向则主要是通过中亚进新疆，至西安。这几个方向都没有铁路和航运，只能通过公路运输。而中国最丰富的能源是煤，最匮乏的是恰恰是公路运输所需要的石油。
我们已经对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军事进行了全面解读，面对这样一个国家，日本要成功实现自己的扩张目的，就应该有一个全面而周密的部署。
（五）逐鹿中原 一.纸上谈兵
我们前文对日本侵华战争前所面临的形势作了回顾。日本要彻底解决自己的岛国危机，最理想的方式就是让中国和日本融为一体。因此，无论以任何手段将领土扩张到中国都是日本的核心战略目标。这里所说的领土扩张，包括对中国市场的商品输出和资源的投资开采具有某种排他性的绝对优先权，日本国民可以自由选择在日本或中国居住，中国的各种产能能够化为日本国力的一部分。达到这些目标可以使日本的生存环境和国家实力获得根本性的跃升。
领土扩张的规律通常是这样的：如果你采取鲸吞的姿态，快速向全局推进。那么，当你占领对手越来越多的城市和土地时，你必然越来越多的消耗你的军事力量在对占领地的控制上，包括保证占领地的行政管控，镇压化整为零的反抗势力等。由于没有时间对占领地进行消化并实现有效的控制，从当地获取战略物资的效果会大打折扣，而从本土进行补给的补给线会越来越长。因此，随着你的军事推进，你的兵力和补给将不断的做减法，变得越来越难以保障。所以你必须准确的评估你现在的军事实力和后勤保障能力，有没有可以坚持到彻底消灭对方的兵力和物资储备。中国有句俗语叫“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就是对这种境况的准确概括。
如果没有这样的自信，那么就只能采取蚕食的姿态逐步推进。每占领一处地方，就尽可能将其消化为自己的一部分。使其逐渐成为自己各种战略物资和军事力量的来源。随着你的军事推进，你的兵力和补给将不断的做加法，军事实力越来越强。这样你丝毫不用担心是否能坚持到最后的问题。但蚕食的缺点是，速度会很慢，有可能需要几十甚至数百年的时间（秦国从走向第一强国到统一全中国用了数百年的时间）。而某些战略机遇有可能稍纵即逝。
蚕食是比较稳健的做法。通过蚕食可以在此消彼长中不断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逐渐建立起绝对的军事优势，最终通过战略决战来彻底完成对对手的征服。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兼并过程的主流，有着某种大势所趋的历史必然性。从前面的分析我们能够看出，日本虽然强于中国，但中国的实力并没有弱到日本唾手可得的地步。如果采取鲸吞策略，日本对中国的优势会在中国广阔的地域纵深和人口规模面前随着占领地的扩大被逐渐消耗。当日本的军事优势不断减弱时，战争的变数就会不断增大。而最终的结果便祸福难料了。
另一方面，中国早就不是一个封闭的地理区域。各国势力在这里有着复杂的利益交集。这其中尤以美国和苏联与日本的利益冲突最大。美国因为产品优势和资本优势，在全世界奉行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政策。反对排他性的势力扩张。苏联则也将中国视为自己地缘扩张的方向，并且东亚大陆的强大会对其远东地区产生严重威胁。因此日本的扩张范围越大，来自美、苏的的压力也越大。即使不直接进行军事干涉，也会通过向中国提供军事支援等方式来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日本鲸吞战略的实施。
因此，对日本来说，有必要将自己的战略化整为零，通过对中国地缘环境的细致分析，划分出不同的目标区域，确定步步蚕食的扩张序列。趁中国政治缺乏整合之机，通过对中国局部区域的压倒性优势，结合政治和军事手段不断实现领土扩张的阶段性胜利。最佳的方式是以军事实力为依托，煽动地方自治和独立运动。必要时可进行军事干涉。使地方脱离中央，并建立起亲日本的的傀儡政权，成为日本打击中国的前沿。中日力量便发生了实质性的消长。如果政治手段不能成功。采取更直接的军事占领也是可以考虑的。因为局部区域的战略纵深不大，日本的军事优势却很大。只要能合理确定作战范围，事先想好止赢点和停战方式，蚕食的目的依然可以达到。
　　 在确定蚕食策略为主要扩张方式以后，还需要进一步确定扩张的方向。如图《日本可选择的扩张路线示意图》所示：
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中国的防御体系可以分为南北向和东西向两个方向。因此，日本的侵略也可以分为自东向西和自北向南两个方向。从日本的地理位置来看，自东向西的侵略是比较直接的。而日本又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因此最容易想到的就是通过东海对中国发起进攻。在这个方向上，沿长江西进无疑是最主要的进攻路线。一方面这相当于把中国从中间剪开，一举瓦解中国的南北纵深和防御体系。另一方面中国的三大重镇，金融中心上海、首都南京及居于中国地理中心的交通枢纽武汉可以沿江而取。这对奠定全国战局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但仅有这条进攻路线还是不够的，因为这同时也意味着孤军深入。如果在西进之时被长江南北的中国军队切断归路，极有可能在长江之上被“包饺子”。因此，还必须分别排遣一支军队从广州和青岛登陆，保护中央军的侧翼。并对华北和岭南进行军事扫荡。彻底摧毁中国东部抵抗侵略的经济和地缘基础。至此，中国的黄河、淮河、长江、南岭四条防线都将形同虚设。
但选择自东向西的侵略路线，就意味着选择了鲸吞战略。因为相比于其他地区，长江流域无疑是中国当时最核心的区域，也是军事力量最强，中央政府控制力最强，各国利益最错综复杂的区域。以一国首都和核心区为首要目标的战争不可能只是局部战争，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部分占领后的政治稳定。另一方面，如果从海上进攻中国，则中国将具有云贵川至青藏高原，陕甘宁至新疆中亚，山西、河套至蒙古高原，东北至外东北四个方向无与伦比的战略纵深。而且还背靠苏联这个强大的支撑。这和需要快速解决战斗的鲸吞战略出现了明显的矛盾。所以，如果采取自东向西的侵略路线，那么日本就要作好和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的准备。并在对中国拥有巨大军事优势和军事压迫的前提下，积极寻求国际调停，侵占整个中国东部之后争取使中国签订城下之盟，将战略重心转向肃清占领区的抵抗势力，为消化占领区赢得时间。只要能在东西向第三防线上达成停火协议，日本应该可以满意。但中国西高东低的地形，使得东西向达成的地缘平衡对东部势力来说比较脆弱。如果中国不愿主动停战，可以随时居高临下向日本发起攻势。使日本在扩张区缺乏必要的安全边界。统治会变得不稳定。战争状态的巨大消耗不易得到弥补。总的来说，自东向西的侵略路线突破会较快，但必然升级为同中国的全面战争。如果能在第三防线达成停火协议，对日本是可以接受的结果。如果不能，将使日本长期陷入战争泥潭之中。
采取自北向南的战略又如何呢？自北向南的战略必须首先以朝鲜半岛为跳板，进而占领中国东北，然后翻越燕山侵入华北平原。从华北平原向南进攻有三条路线可选择：一条是从东部走津浦路直取南京；一条是沿平汉路渡过黄河，由南阳盆地侵入江汉平原直取武汉；第三条是从山西高原到关中平原然后攻入四川。从北往南的侵略路线有两个缺点，一是比较绕。由于日本和中国在陆地上并不接壤，日本必须先以朝鲜半岛为跳板，侵占中国东北，再翻越燕山长城防线进入华北，突入江淮地区才有可能抵达中国的核心区。另一方面，中国的南北向防御层级众多，因为历史沿革，防守体系相对成熟。突破起来会比较困难。
但这个方向扩张的优势在于。中国当时的政治格局是从南往北中央政府的控制力逐渐减弱。日本采取从北向南的侵略路线，可以用战争也可以用政治外交手段支持北方脱离中央政府的实际控制依附于日本。即使采用战争也可以通过局部战争的方式步步为营。中国在实现形式上统一之后，由于国税上缴中央政府，又因为中国南方的经济基础要优于北方，因此中央政府的财力是强于北方的地方政府的。这使得中央军的军事装备和战斗力也要优于北方。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东北的自然资源和工业基础都很好。华北的自然资源也是日本最迫切需要的。而南方的工业基础和金融优势倒并不是日本所急需（日本的资本完全有能力在东北华北建立起全新的工业和金融体系，特别是还有北平这样有着深厚地缘和经济基础的亚洲中心城市）。此外，从军事行动的角度来看，虽然南北防御体系相对完善，但中国大量铁路的修建，特别是平汉路、津浦路的贯通，使中国南北向的军事输送能力大大增强。这不但降低了后勤补给的难度，同时为重型远程攻击武器（火炮）的推进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降低了自北向南军事扩张的难度。另一方面，中国的南北纵深不如东西纵深。将中国势力赶到南方以后可以负隅抵抗的纵深有限。尤其日本还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可以对南方地区实现海陆夹击，这是中国历史上北方政权所不具备的优势。
综合来看，从北向南的扩张比较符合前面分析的蚕食战略，并且可在蚕食和鲸吞之间作出比较自由的选择。对于蚕食战略来说，能够找到合适的阶段性扩张目标，可以使扩张行为（包括军事行动）更加可控。在战争状态时，即使不能达成停战协议也可以依据地缘优势形成实际控制线。因此，采取怎样的扩张序列，每一步扩张的边界即止赢点应该在哪儿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这里提出一个从北到南的“五级跳”策略，下面就结合《日本对中国的扩张序列示意图》来进一步分析。
因为朝鲜已和日本合并，可视为中国与日本在长白山脉直接接壤，既然日本打算从北向南扩张，则东北地区必然首当其冲。再加上这里的资源非常丰富，工业基础也比较好，又远离中国政治中心，中央政府控制力薄弱。在地理上中国东北与关内有燕山和长城阻隔，沿海仅一条狭长的陆地相连，山海关就在其咽喉要道之上，控制东北三省和热河后的燕山山脉可以作为天然的地缘分割线。因此以此为进占中国的第一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占据东北后，第二个目标是推进到黄河一线。主要是山西所在的汾河谷地和平津河北所在的海河平原。这一区域是主要的煤、铁资源产地，是夺取中国关内资源的重要目标区域。虽然这里的北方势力多次被南方征服，但一直没有真正纳入南方政权的实际控制之下。依然有比较大的离心力。占据这一区域后可依靠黄河形成地缘控制线，对于缺乏重型武器的中国来说，镇守黄河防线已经困难，更何况是突破黄河防线进行反攻了。
下一步，就是占据整个中国北方。秦岭淮河一线历来是南北地缘分割线。在这里达成新的地缘均势是现实的。中原地区的河南及东部山东丘陵无疑是这一次扩张的重点。中原地区最好能突入到南阳盆地，直接对江汉平原形成地缘压力。为下一步攻克武汉作好准备。关中平原已逐渐失去中国古代的重要性，但这一地理单元对日本保持向中国南方特别是四川盆地的地缘压力非常重要。否则日本并不能在华北地区获得地缘安全感。在对四川盆地的地缘压力下，中国南方政权对于将四川作为大后方是会有所疑虑的。这种疑虑对下一步的扩张有很重要的影响。同时，基于关中平原的地缘特点，这一战略目标的攻克也会是这一次扩张中最困难的。对于绥远、察哈尔等漠南蒙古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可能独完了，纳入日本势力范围是自然的事。至于这次扩张的西部边界，大抵在黄河西河套和关、陇间的六盘山脉附近。控制河南地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可以阻断苏联的援华通道，进一步倾销南部中国的实力。
第四步的扩张很关键。这是全面灭亡中国的前奏。东部地区无疑要跨越淮河直抵长江沿岸。中部则要突入江汉平原，切断江东平原和四川盆地的联系。西部突破四川是非常艰难的，但可以彻底杜绝中国主力从湖南、贵州退入四川作最后抵抗的可能。这部分如能采取政治手段使其脱离中央政府是代价最小的做法。从这个角度来看，控制江汉平原对于孤立四川，使其倒向日本，不再成为国大后方的战略意义重大。这一步的最大特点是在长江流域的先西后东策略。即先解除长江上游和中游的抵抗。将中国的剩余的军事力量集中于华东和华南地区。为下一步占领全中国作好最充分的战略铺垫。
在连续完成这四步准备之后，如果能巩固其扩张区域内的控制力，日本对中国的优势将变得不可估量。完成对中国全面占领的时机应该已经成熟。这时候政治手段能发挥的作用已经有限。军事扩张将是唯一选择。从江汉平原顺江而下和从长江以北渡江作战将是两个主要进攻方向，而日本的海军在这时候终于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了：从上海方向突入长江可配合江北陆军突破长江防线。从广州方向突入岭南地区可以防止中国主力南遁。如果能够和江汉平原的日军南北夹击，打通粤汉线。将彻底断绝中国主力向西退入贵州云南的通道及英美对华援助的通道。实现在华东地区对中国军队主力“包饺子”式的歼灭。
至此，日本向中国扩张的“五步走”策略就宣告彻底成功了。当然，这一切其实都是我们坐在电脑前想出来的，纸上谈兵容易，实际情况的变化却比这复杂得多。日本的战略措施在施行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按照我们所确定的路线图顺利进行。到底是什么原因影响了日本的战略部署，面对形势的变化，日本又该作出怎样的战略调整呢？
（五）逐鹿中原 二.东北风云
根据前文的分析，无论是日本的大东亚战略还是中国区战略，中国东北都成为了日本大陆扩张的首要目标。这种扩张行动最早可以上溯到中日甲午战争。
这是日本东亚崛起后第一场重大的对外战争。这场战争中国在朝鲜战场、鸭绿江防线、黄海海域、辽东海防、山东海防以及台湾岛等处全线溃败。威震一时的北洋水师被日本海军全歼。这场战争使日本在陆地上扩张到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台湾岛和整个朝鲜半岛、并完全取得了黄海的制海权。虽后来经“三国干涉还辽”，最终退还了辽东半岛。却前后获得了二亿多两白银的赔款。这场战争日本在地缘上收获最大的是对朝鲜半岛的完全控制。这使得日本终于在东亚大陆上拥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并藉此开始了向中国东北的全面渗透。对台湾岛和更早的琉球群岛的占领则使中国两广以东的海上通道完全处在了日本海军的覆盖范围之下。中国实际上丧失了整个黄海、东海的制海权。此外，日本还收获了山东驻军的权力。尽管日本采取的是从北到南的扩张路线。但在大陆东部沿海打一个楔子对于这种扩张可给予有力的配合。不过1897年德国强占中国胶州湾和青岛，使山东成为了德国的势力范围，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枚楔子的作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日本出兵达到联军的一半以上。战后各国与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使日本拥有了在北京到山海关一线的驻军的权力。华北门户就此洞开。但这仍然只能算打楔子，并不会改变日本先取东北的扩张策略。
甲午战争后，俄国以“还辽有功”为由向中国强行租借了辽东半岛的大连湾和旅顺港。并获得了在中国东北修筑“中东铁路”的特权。1900年借八国联军侵华之机，俄国将势力扩张至中国东北全境，并进一步向朝鲜渗透。这和日本的扩张方向发生了根本抵触。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国战败，日本在朝鲜的势力得到巩固，并进一步扩张至中国东北南部的辽河平原（南满）和辽东半岛，旅顺、大连强行转租给日本，并实现了在辽河平原的驻军。而俄国势力退至松嫩平原，甚至还丧失了南库页岛及附近岛屿（《朴茨茅斯和约》）。长春以南的中东铁路特权也被日本获得。这一战使日本在中国东北第一次获得了实质性的势力扩张。清政府对于这场发生在自己祖地的战争无能为力。只能被迫中立并接受战后协定。
日本除了对中国大陆直接扩张，还积极支持中国的反清革命活动。至20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面对中国乱局，日本战略优势得到进一步提升。尽管日本的“大陆政策”获得了辉煌的开局。但在各世界强国的干涉下，日本的扩张仍受到很大制约。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来临给日本的扩张策略带来了新的契机。借助英国邀请，日本对德国宣战并一举夺取了德国在山东半岛的全部利益。同时以武力威胁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其核心是承认日本在山东、东蒙古和南满的各项权益。实际上相当于强化其在东北的存在并将势力进一步扩张至山东和东蒙古。《二十一条》的签订在中国国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弹，并直接导致了袁世凯政府的垮台。而国际势力特别是美国的干涉，也使得二十一条基本落空。在日美《石井——兰辛协定》中，日本不得不接受“保全中国领土完整/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条约，从而获得美国“因国家间领土相近会产生'特殊关系'”的应允。为了对冲日本在中国的扩张行为，美国积极邀请中国参战。并在战后以此为由废除了二十一条，迫使日本将山东归还中国。这使得日本政治和军事上在中国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展。但自日俄战争后，日本加快了对中国东北的经济渗透。已经在南满地区获得了极大的经济利益。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使俄国退出了一战。出于遏制苏共势力和保持对德国东线军事压力的考虑，英法邀日美出兵西伯利亚。日本乘机占领了俄国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大致相当于《日本主要战略目标示意图》中标识的“外东北”），苏联成立后，日本迫于美国的压力，在苏联将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建成“远东共和国”缓冲区后，不得不从西伯利亚撤兵。而“远东共和国”不久即并入苏联。1925年庙街事件后日本和苏联签订《苏日基本条约》，迫使苏联接受与俄国签订的《朴茨茅斯和约》，并获得了北库页岛石油开采权。
至一战结束和《苏日基本条约》签订后，除扫清德国在山东的阻碍，日本的扩张行动实际上并不比日俄战争有更多实质性的建树。从战略取向上来看，日本在还未实现对东北完全控制的情况下，就试图将势力扩张到山东、蒙古高原和外东北。但在国际势力，尤其是美国的干涉下，这种扩张愿望很难达成。因此不得不一次次将吃进嘴里的肥肉又吐出来。对于日本来说，坐实中国东北，使其真正成为日本国力的一部分，才是解决国际关系劣势，奠定扩张基础的关键。
为了将阻力降到最低，日本对中国东北采取了扶持代理人的策略。希望通过中国内部的政治分裂和矛盾在中国东北建立亲日的割据势力。并扶持其成为统领东北全境的东北王，以此来排挤俄国在东北北部的存在。并最小化各世界强国的直接干涉的可能。而这个代理人被选定为张作霖。日本和张作霖的关系非常复杂。不过简单来说，就是相互利用。日本人利用张作霖控制东北，张作霖利用日本实现政治目标。因为有日本人支持，张在东北的势力迅速扩张到东北全境，甚至一度成为全中国最高统治者。对日本来说，扶持张作霖的确达到了一定的目的。日本在东北的利益得到了巩固和扩大，但程度不能令人满意。离日本对东北“完全控制”的目标相去甚远。张后期对日本越来越强硬，事实上已经阻碍了日本在东北的势力扩张。因此，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并不是意料之外的事。而张的继承人张学良则在接任的第一时间宣布“东北易帜”，接受南京政府的领导，促使中国从形式上走向统一，并逐渐开始收回日本在东北的特权。日本在东北的代理人策略受阻，国内政治势力受挫，军事势力开始抬头。
“田中奏折”虽然有伪造之嫌。但其内容基本符合当时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策略。其中提出的“东三省是亚洲的一个政治上不完整的地方……必须使用铁血，这样才能突破当前的困难局面”，“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等，已经比较清晰的表明了军事解决中国东北问题的思路。中国重归统一将大大减缓甚至阻断日本的扩张进程。致使日本的大东亚战略化为泡影。而正当其时，日本又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亟需靠“开发东北”来拯救。因此，从宏观层面来看，日本军事占领中国东北，有其必然性。
但在微观层面。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并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如果因此导致和中国的全面战争，日本当时的军事和经济状况。并不足以保证这场战争的胜利。更何况国际势力必然会对这一行为进行干涉。因此，日本国内并没有为这场战争作好准备。对25万常备军未进行扩充，在东北地区的兵力更是只有2万左右，加上朝鲜的兵力也不足5万。这使得发动战争更加具有军事冒险的性质。不过当时也有对日本有利的条件。一是日本军事力量已经深入东北平原腹地，没有地理障碍。二是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选择支持蒋介石。抽调大批东北军精锐入关勤王。东北地区虽还有近20万人。但奉天（辽宁）的兵力只有1万多人。日本可以在局部形成兵力优势。此外，中国对“日本强大”的心理暗示也会对战局产生重要影响。最终石原莞尔的冒险行动获得了成功。日本几乎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彻底征服中国东北。通过伪满洲国的建立，实现了对中国东北“完全控制”的战略目标。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是日本大东亚战略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它使得日本的国力在此后获得了根本性跃升。中国则因为丧失了一片最有潜力的国土而被大幅削弱。在东北沦陷以后，华北危机也就不远了。
（五）逐鹿中原 三.华北危机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扩张，有来自三个方面的阻力，一是中国军队，特别是东北军。二是势力范围达到中国东北北部的苏联。三是以美国为首的远洋国际势力。在整个东北事变过程中，中国军队的抵抗都很弱，使日本的军事行动进展非常顺利；苏联在1929年东北军发起的中东路事件中和中国发生了大规模战争，双方交恶甚至断交，失去了直接援华的可能。而苏联当时正在潜心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和日本直接开战不论从经济发展还是国力的角度来看都有所顾忌。除非日本进攻苏联本土，否则苏联很难作出越境攻击日本的决定。最终日本用1.4亿日元向苏联购得中东铁路，如愿以偿的将苏联势力排除出中国东北之外。
美国等远洋国家对东北的辐射力相对较弱，利益也较华北华南为轻。日军的迅速行动使他们没有军事干涉的空间。外交上，日本一反一战时被英美完全左右的态度，对美国的警告采取了强硬的不予理睬姿态。另一方面，为了缓解国际压力，1932年日本在筹备建立伪满洲国的同时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对上海发起军事攻击，中国军队对此予以坚决回击，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一·二八事变既是日本国内海军对陆军获得九一八重大突破后的不甘寂寞，也是采取“打二还一”策略，转移国际势力注意力，巩固其对中国东北控制的精心策划。上海历来有各国租界和驻军，日本在上海驻军始于中日甲午战争，1928年济南惨案后上海掀起抗日风潮，日本向上海派驻了大批军舰和海军陆战队。一·二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上海大部。由于淞沪战役对各远洋大国的利益造成了重大影响，英、美、法、意等国强势介入。日本顺水推舟接受各国调停，与中国签署《淞沪停战协定》回到战前状态，并设立非武装区。而伪满洲国正式宣布独立。对日本来说，一·二八事变只是一个战术动作。为的是巩固在中国东北的扩张。然而就是这个战术动作，对日后发生的侵华战争的走向发生了重大影响。这在后文将谈到。
占领东三省后，日本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1933年又接着发起了热河战役。从《中原政权对北方防御体系示意图》中我们可以看出燕山山脉是中国大陆南北向防御体系的第一防线。燕山有失则海河平原门户大开。再加上京海一线本就有日本驻军。华北将完全处于日本的军事威胁之下。热河省的主体即为燕山山脉和内蒙古东部，而燕山山脉南部的长城防线则是海河平原的最后屏障。对于日本来说，跨越燕山防线可以为新建立的伪满洲国原提供稳固的安全边界，并为下一步向关内和蒙古扩张打下基础。在这场关键战役中。东北军仍未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全国军事力量也未进行有效的动员。致使燕山防线最终被突破，平津地区至黄河以北已无险可守。战后热河省被纳入伪满洲国版图。
热河战役以后，日本的军事行动暂告一段落。其对东北地区的扩张获得了完胜。是日俄战争后日本大东亚战略的又一次重大胜利。和我们前面所说的步步蚕食的“五级跳”策略基本吻合。虽然伪满洲国未获得中国和国际社会认同，但已事实上处于日本的完全控制之下。日本下一步的工作重心即是对中国东北的全力开发。获取各种自然资源，大幅提升生产能力，同时缓解经济危机。
开发东北的同时，日本又进一步采取政治手段，通过煽动华北五省（包括擦哈尔、绥远、山西、河北、山东）自治来间接实现对华北的控制。日本煽动华北自治的基础一是突破燕山防线后对华北地区形成的军事压力，一是华北地区长期以来不受南京中央政府的实际管控，有进行政治活动的空间。1933年至1936年，可以说是南京政府和日本全力争夺华北地区政治倾向的三年。期间日本在华北策划了一系列事件，力图使“中央势力”退出华北。而其高潮则是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由日方推荐的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河北、察哈尔二省、北平、天津二市由此达到了半自治的状态。
为挽回华北分裂的危局，南京政府一方面加紧稳固南方局势，除对江西南部山区的中共势力进行围剿并迫其绕道北上之外，更借此机会加强了在西南华南地区的统治。另一方面又积极拉拢华北实力派人物，特别是阎锡山和冯玉祥等人。日至23日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中委103人，代表405人，是历届代表大会人数最多的一届。“今日举行之大会，出席代表之盛，实包罗过去各派，现今各省。阎百川之南下，足使全国人士对华北现状得到一种安慰；冯焕章之弃嫌入京，自贻实际政治军事领袖一种恢宏大度之风范；而西南代表之多数贲临，实开党内团结之纪元。”
，在国民党内部基本形成团结统一抗日的氛围。1936年6月的两广事变，抚平了广西李宗仁的桂系势力、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客观上使陕北的中共势力也整合到了一致对外的轨道上来。
日本对内蒙地区一直有很强的欲望，这里有进入东北和山西的通道，其北部的大漠戈壁又能起到一定的军事缓冲作用，对拱卫满洲和夺取山西有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进一步西取宁、甘，阻断苏联向中国援助的河西走廊通道。因此日本在通过“冀察政务委员会”及军事行动配合一定程度上控制察哈尔后，建立了伪蒙古军政府，并以伪蒙军为主干于1936年12月发起了百灵庙战役进攻绥远。但遭到傅作义所部晋绥军的顽强抵抗，未能实现既定目标。
1936年日本国内的二·二六事变使军部正式控制了国家政权。军事解决华北问题的声音开始占据主流。但这时苏联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国力大大增强。在东北地区大量增兵严重威胁日本在伪满洲国的利益，为避免受到中苏的联合攻击，日本于1937年初改变了对中国的压迫姿态，转而采取提倡“平等”、“共荣”的政策试图缓和中日关系，并通过经济手段向华北渗透。
然而日本政策的缓和并未得到南京政府的积极回应。中国的抗日情绪进一步高涨而日本对冀察自治政权的控制却在进一步减弱。“过去对冀察政权所施加压力。是国民政府5份、日本5份。现在急转直下，变成了国民政府8份，日本2份。中国对既成事实认识不足，以解决华北问题作调整一切国交之前提，除使用武力外别无他道。”由此可见，这个阶段日本的战略目标是实现华北地区的中日共治。而中国国内却达成抗日共识，各方势力实现协调，抗战准备紧锣密鼓。在外交层面中国政府变得愈发强硬，多次拒绝了日本经济提携、共同防共的要求。29军副军长秦德纯还代表宋哲元公开宣布“冀察外交今后将严格遵守中央政府政策”。要完全排除日本在华北的政治干预。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要求政权独立完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中国政府还只是要求华北，而不包括东北）。但对日本来说，在中国大兵压境且无险可守的前提下竟不能在华北地区有实质性斩获，是与现实情况不符，不能容忍的。再加上军部当政后日本国内武力解决华北问题的声音高涨，日本对中国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已经变得不可避免。
日，卢沟桥事变拉开了日本军事进攻华北的序幕。但此后战局的变化却迫使日本的对华战略不断调整，并从此走上一条不归之路。
（五）逐鹿中原 三.大战初启
　　1937年-1945年间日本和中国的战略部署及成败得失，是人们对日本侵华战争讨论最多的地方。下面我们就要正式进入这一大棋局，去看看双方在战略层面进行着怎样的较量了。
　　自1931年占领东北后，日本对东北进行了全面的开发。借助东北丰富的资源和人力，日本的生产能力大幅度提升，军事实力不断增强。陈诚回忆录中谈到“煤、铁为重工业之主要资源，日本侵据东北后，足使我重工业发展为不可能。其关系之大如此”，东北沦陷后中日国力的消长可见一斑。实际上尽管中国经历了“黄金十年”的发展，和日本的差距却在不断拉大。钢铁和石油的产量达到中国的100倍以上。东北是中国著名的粮仓，其中仅大豆一项就占全中国产量的70%，为日本军队提供了充分的食物保障。1937年，日本可年产飞机约1500架，火炮约700门，坦克约300量，汽车约1万辆。而这些中国均无制造能力。中国海军有大小舰只120艘，排水量11万吨，日本则有舰船285艘，排水量115.3万吨，并有4艘航空母舰。从平均每艘舰船吨位就可以看出，中日舰艇的战斗力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中国空军仅有作战飞机314架，飞行员700名。日本陆海军航空兵却有作战飞机2100架、飞行员近1万名。武器装备数量上的不足，再加上质量、补给和维护上的差距、以及人员训练水平的差异，使中国军队按1:5的比例和日军对决也不一定能获胜。而当时中国军队约有200万人。日本陆军的常备军有38万人，加上预备役、后备役以及第一第二补充兵，后备兵力达到440万人。此外，由于忌惮地方实力派做大，中国军队以中央嫡系部队的装备最精良，甚至有50个未完全列装的德械师。而承担最大军事压力的华北杂牌军装备却要差很多。
　　由此可见，随着东北的全面开发，到1937日本已经具备了向中国发起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如果说1931年日本关东军夺取东三省还存在很大的军事冒险的话，那么1937年日本对华北的攻击已经是符合日本国力的有充分保障的军事行动了。实际上日本当时能够发动的已经不仅仅是一场针对华北的局部战争。面对日本的军事实力，谁也不敢说当时的日本无力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正因如此，中国方面在各个战略要点上建设了大量防御工事及江海要塞。同时选定以四川为中心的大后方，将重要企业、人员和物资不断向大后方迁移。
　　见图《中国抗战国防区域设定图》，因为日本既可以从北部燕山一线发起攻击，又可以从东部、南部海面发起攻击，因此国民政府将中国划分为兼顾两面的三个防御层级。北部的察哈尔、绥远、山西、河北、东部的山东、江苏、浙江、南部的福建、广东、广西这个大反C形为第一国防区域。河南、安徽、江西、湖南这个小反C形为第二国防区域。湖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为第三国防区域。这样的防御体系，宏观上是一个向西部大后方逐渐退却的格局。由于要兼顾北、东、南三个方向，第一国防区域存在一个防守的宽大正面，再加上这一区域整个弧形带的地缘依托都比较薄弱，因此，第一国防区域实际上是比较容易被突破的。在第一国防区域被突破的前提下，第二国防区域中的河南、安徽大部已很难保全。只有洛阳盆地东部丘陵、南阳盆地东部丘陵、大别山、鄱阳湖平原东部山地、南岭一线可以依托地势进行抵抗。而处于第三国防区域的湖北这时实际上已经开始承受军事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处于江汉平原的湖北很难在第一国防区域被突破后获得足够的战略缓冲。从事后的结果来看，湖北被突破后，湖南、江西都还坚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特别是湖南，几乎坚持到了抗战结束。因此，严格的说，湖北只具备第二国防区域的意义。真正可以作最后抵抗的，是陕西四川贵州东部河流与山地所构成的防线。第一国防区域地域广大，给中国方面的防御带来很大困难，但日本方面在占领这一区域之后同样形成了宽大的防守面。因此不得不将军事行动继续推进到第二国防区域。经过第一国防区域和第二国防区域的巨大消耗后，日本将面临的是处于中国地形第二级阶梯之上的第三国防区域（大后方）。高地总是对低地有地缘优势。低地既不容易向高地进攻，也不容易在地理分界线上建立起对高低的有效防御。更何况第三国防区域的边界是奔腾汹涌的黄河和巍峨峻峭的大山，并且缺乏日本重型武器运输所倚赖的铁路。这种既不能守也不能攻的战略尴尬将使低地一方处于两难的境地。只能靠保持军事优势维系双方的地缘平衡。而这将使低地一方持续处于军事的高消耗状态。这对日本来说将是巨大的后勤保障压力。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采取从北、东、南全线进攻的态势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虽然在战争初期可以获得辉煌的战斗成果。但要彻底解决战斗或找到阶段性胜利的止赢点将非常困难。对日本来说，比较理智的作法仍然是采取由北向南，步步蚕食的局部战争方式，将战争的范围控制在华北地区。见图《日本发动华北战争战略取向示意图》。七·七事变的发生，本质上是华北地区控制权的争夺。尽管日本的军事投放能力可以达到整个第一国防区域。但会因此而模糊了自身的战略意图。以日本当时的国力军力，在中国有所斩获是可以想见的。但要将其投放到整个中国则会被迅速摊薄。中国是一个民族性很强的国家，有着一种类似于弹簧的韧性，当你比他强大的时候可以比较容易的将他压服，但只要你的力量稍微衰弱下去，就会面临强烈的反弹。最可怕的是，这种韧性并不主要体现在中国军队身上，而是流淌在每个中国人的文化血脉当中。因此，日本的军事进攻也许可以远远超过华北地区，但真正要实现地缘扩张，就必须在军事上彻底征服全中国。并保证对占领地的完全军事控制。
　　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异族做到对中国的完全征服。但无论蒙古还是满清，征服中国时中央政权都没有向西部退缩的战略空间。蒙古灭宋时首先征服的就是四川，而满清入关后明政权已被李自成所灭，起义军和各种南明政权四分五裂在中国各地，东部抵抗力量没有向西部战略转移的可能。而历史上西部高地征服东部低地的例子却屡见不鲜：例如秦、汉两朝的建立就是以四川盆地和关中平原为根据地扩张而来。所以日本这种自东向西的进攻要征服全中国所面临的地缘阻力是前所未有的。
　　而另一方面的阻力来自远洋大国为维护自身利益进行的干涉。日本对全中国，特别是东、南部沿海地区的军事占领，势必会在这些地区形成排他性的政策。这样英、美等国的利益将受到严重损害，一如既往的干涉再所难免。即使不采取武力，通过对华的大量军事援助也会使日本的军事行动难度进一步增大。而对于华北，满铁调查报告说“外国势力进入华北还未像华中、华南那样错综复杂……华北如被美国等列强控制，日本的大陆政策将有意外不测”。因此，将军事行动限制在华北地区，也可在国际势力间保留回旋的空间。
　　既然完全征服中国和征服整个中国东部都存在很大的问题。那么对于日本来说，明智的选择还是将目标锁定在华北地区。因为这里有着丰富的资源，本身就是日本建立自给自足经济圈重要的战略目标。日本1933年至1936年进行华北分治活动，目的是在华北地区实现和南京政府至少对等的影响力。现在通过军事行动实现对华北百分之百的控制，作为阶段性成果是可以接受的。攻陷华北地区以后，可以以黄河为地缘分割线，将势力范围扩张到察哈尔、绥远、山西、河北四省及平津二市。这时无论中国军队是否愿意停战，日本都可以用较小的代价建立起良好的防御体系，达成实际控制线。这种情况下，再谋求国际调停，在实际控制线附近实现停火。即可很好的到达到目的。当然，为了使停火协议切实达成，并使旺盛的军力得到宣泄，可以再次使用“打二还一”的策略，将战线推进到淮河一线。占领河南和山东作为谈判筹码，为停战将这二省退还中国并建立非军事区。为了实现华北地区更稳固的统治，还可以在实际控制的前提下，仍以华北自治的名义尊重中国的主权完整。但这时的自治政府显然是完全听命于日本的了。
　　宏观上看，日本将势力扩张到华北之后，其地缘潜力已经变得很强。从《夺取华北后中日地缘实力对比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不考虑中国西部薄弱地区，即使只看面积，日本的势力范围也比中国大陆的核心区要大了。这种情况下，中日的实力悬殊只会进一步加大。日本可以安心的进行对中国华北、东北的整合。
　　七七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庐山文告中说了这样两段话：
　　“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
　　“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从中可以看出强硬的一面，也可以看出软弱的一面。就是说只要名义上能够尊重中国的主权完整，在对华北的实际控制方面和南京政府是有回旋余地的。中国这种不主动求战的态度（中国1941年美国对日宣战后才对日本正式宣战），也为日本实现华北地区的有效扩张提供了可能。
　　九一八事变的主要发起人石原莞尔在七七事变后提出了“不扩大”方针。希望通过停止冲突换取中国对伪满洲国的承认。而后勤保障的压力则是另一个不扩大的原因。但即使是扩大派，最初的战略目标也只是定在黄河至淮河一线。不扩大到上海是当时日本的军事底线。然而战事终究没有向预想的方向发展。突入其来的变化，使战争完全走向另外一条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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