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天 欧元不复存在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近日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呼吁反思欧元，更直言取消欧元才是解决欧元区问题的根本办法。以下为全文：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洲，特别是欧元区便一直没有健康过，这是无可争议的。单一货币原本应该带来繁荣并巩固欧洲的团结，但结果正好相反，一些欧元区国家遭受的萧条甚至比“大萧条”时期更严重。要回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人们必须先回答另一个问题：哪里出了问题？
一些人声称政策制定者犯下了一系列错误——推行过度紧缩的政策和设计糟糕的结构性改革。换句话说，欧元没什么问题，换个人执掌就能解决问题。我不这样认为。欧元区的结构、指引和构建欧元区的规则和制度存在更为根本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无法克服的，因此引出了一种前景——是时候更全面地反思欧元了，甚至可以考虑放弃欧元了。
简单地说就是欧元先天不足。剥夺了利率和汇率这两项关键的调整机制、而不加入取代它们的工具，几乎不可避免地使得宏观调控难以进行。再加上央行的使命是聚焦于通胀，而成员国仍然进一步受到财政赤字上限的约束，结果就是超高的失业率和持续低于潜在产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成员国借入不在其控制范围的货币、且没有控制贸易赤字的简单机制时，爆发危机是预料之中的。
调整名义汇率的替代选择是调整实际汇率——使得希腊的物价相对德国物价下滑。但是，没有规定可以强迫德国物价上涨，而压低希腊物价将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成本。有人可能会指望希腊生产率增速超过德国作为“调整”的替代选择，但是没人知道如何实现这一点。
西班牙和葡萄牙也是一样。在没有总体战略的情况下，国际机构的三驾马车四处出击，为新鲜牛奶的定义或者面包的标准出台琐碎新规。对于这些措施是否可取，可以展开辩论，但它们不会取得调整实际利率的理想效果是不容置疑的。
从经济学角度看，只需要小幅改变规则就可以拯救欧元。建立一个共同的银行业联盟，最重要的是共同的存款保险体制；制定遏制贸易顺差的规则；发行欧元债券或建立其他类似的债务共担机制。货币政策在更大程度上关注就业、增长和稳定，而不仅仅盯着通胀。
与此同时，产业和其他政策应该定位于帮助落后国家赶上领头羊。最重要的是：从紧缩政策转向以增长为导向的财政政策。但是这些似乎远远超越了当今欧洲的政治现实，德国仍然主张“欧洲不是拨款联盟”。
良好的货币安排无法确保繁荣；但有缺陷的安排会导致衰退和萧条。长期以来的经验表明，与衰退和萧条关联的种种货币安排都存在挂钩机制，即一国货币的币值紧盯另一国货币。单一货币既不是紧密经济和政治合作的必要条件，也不是此类合作的充分条件。
欧洲需要聚焦于实现目标的关键。结束单一货币并不意味着终结欧洲一体化。欧盟的其他制度仍将存在：自由贸易和人口自由流动仍会继续。
有必要平稳过渡退出欧元，尽力实现友好分手，也许是转向一种“灵活的欧元”体系，包括强劲的北方欧元和较疲软的南方欧元。当然，这不会轻易实现。最难的问题是处理遗留债务。最简单的办法是对所有欧元债务进行重新计价，改为“南方欧元”债务。
随着我们进入数字化经济的时代，现代技术为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创造了条件，这些改革通过信贷拍卖和电子交易令牌，可以兼顾完全就业、贸易平衡和财政平衡这三大目标。在目前的全球体系中，我们依靠央行来设定利率，指望由此带来恰到好处的贸易平衡、投资和消费。结果通常并不理想。
替代选择聚焦于我们所需要的投资和贸易平衡的数量，然后让市场设定价格以实现目标。随着时间推移，汇率差异有望随着制度发展而变得更有限。灵活的欧元将是一种策略，在整合经济一体化现有成果的同时，为改革提供空间。
单一货币本应该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但现在它本身成了一个目的——这个目的破坏了欧洲一体化更为根本的方面，因为它带来了分歧、而非团结。友好分手——相对平稳地终结欧元，或许建立上述灵活欧元制度——可能使欧洲恢复繁荣，使之可以重新团结起来，再次专注于它面临的很多真正挑战。为了拯救欧洲和欧洲一体化，欧洲或许不得不放弃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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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一天我们的肉身不复存在
计算主义的观念促使人类的目光数字化了。在这一现代观念的笼罩下，自我、个体乃至社会都可以用数字来表征和计算。当这种思维发展到今天，互联网就取代了计算机，成为关于世界的完美隐喻。倒回去30年，这样的隐喻还显得过于前卫。那时候，预言家还在想象一个“硬联结”的未来世界——我们每个人都俨然是一台有着主机、显示器和数据线的电脑，按照某种规则，联结成一个庞大的社会网络。而今，当预言或多或少地变成现实，这样的想象就有些陈旧了。（《黑客帝国3：矩阵革命》电影剧照）对于未来，最新的想象来自《黑客帝国》。在那部电影里，时空、物质、感觉、情感、意识、身体等等，一切都是“矩阵”（Matrix）生产的数字化存在——这符合相当时髦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理论。显然，导演沃卓斯基兄弟想到了用计算主义作为整个故事的观念背景。因为矩阵正是概率论和统计学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学工具，常常用来描述样本或变量的分布。而“cyberspace”也非胡编乱造的单词。它源自控制论（cybernetics）一词，意为一门控制和管理大型系统的应用科学。事实上，它的理论基础之一也是概率与统计。在数学领域，矩阵也翻译成“母式”。这种翻译更能反映Matrix一词的丰富和复杂。Matrix的本意是“母亲的”，引申义为万物产生的基础，即母体。在医学或解剖学中，Matrix指的是子宫。在细胞学中，它的意思是细胞间质。化学领域里，Matrix指的是分析对象之外的一切组成，常常译成基，或者基质。铸造行业，它是铸模；冶金领域，它译做基体；牙科里的牙瓷片、型片是它，印刷行业的母版、纸质字模也是它。到了矿物学中，Matrix就成了母岩、填质、脉石。地理学里的发源地或策源地，同样是Matrix。也有学者借Matrix这个词来指代一个人或一个组织生长的大环境，一些哲学家还在《黑客帝国与哲学》一书中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当然，这样的探讨不大可能得出什么结论。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人类抛却了血肉之躯，主动或被迫地将自己上载到赛博空间之中，以纯粹数字化的形态存在。对于这样的存在状态与“存在物”，现在的人类只能想象，却无法感受。因为那时候的世界不仅仅是一个“软联结”的社会网络。本质而言，那是一个死后的世界。我们对此的想象，造成的心理效果无异于阴曹地府或云中天堂。不过，相对于Matrix的复杂性，《黑客帝国》对它的拒斥却简单直接。这种拒斥，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偷懒。在这个问题上，沃卓斯基兄弟不假思索地迎合了一种现代观念——社会乃虚幻，个体才真实。当然，个人主义的观念历来有着强弱不同的表述，在不同的社会中也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版本。社会学家孙隆基就曾在《美国的弑母文化》一书指出，相较于欧洲，美国人具有更加强烈的个人主义。在如此强烈的观念作用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母亲”逐渐从美国家庭中必不可少的成员，衍变成了一种阻碍个人成长的消极象征。用孙先生的话讲，现在的美国人似乎认为，母亲是有罪的。她的原罪就在于，“她试图用母爱将儿女锁闭在湿黑的子宫之中。”而一个人之所以未能达成独立健全的人格，往往就是因为某种类似于母爱的东西妨碍了他“成为自己的主人”。就像亨利·蒙特朗（Henri de Montherlant）所说：“阿喀琉斯身上致命的脆弱之处就是他母亲捉住的地方——脚踝。”孙先生认为，与无限颂扬母爱，常将国家、社会或组织比拟为母亲的中国人相比，美国人简直有弑母情结。美国几乎没有颂扬母爱，也极少有正面描写母子关系的电影。相反，贬抑或负面渲染母亲的作品倒广受欢迎。他特别以希区柯克的《惊魂记》为例，指出母爱恐惧症的“样板戏”在美国具有多么浓烈的心理魅力。我相信，他如果看过《指环王》的导演彼得·杰克逊的早期作品《Braindead》（群尸玩过界），同样会引为案例。在那部小成本恐怖片的结尾，遭遇病毒感染的母亲变身硕大的怪物，肚腹裂开，欲把已经成人的儿子重新塞回去。在如此防范母爱的社会里，Matrix也就成了负面的东西。到后来，连“社会”都变得相当可疑。人们觉得，母体与社会足以互为喻体和本体。母亲吞噬儿女，母体压制个体，社会淹没个人，这一系列想象犹如危险到无可挽回的溶血反应，以至于当年心生恐惧的撒切尔夫人喊出这么一句话：“根本不存在什么社会！”奇妙的是，赛博空间一词也在那个时代诞生了。它意味着恐惧的另一端——根本不存在什么个体。因为个体和社会一样，都可能成为数字化的幻象。1984年，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在小说《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中创造了这个词——《黑客帝国》的基本构思即来自于此。吉布森将赛博空间描绘为一个感觉或幻觉的共同体——人们将自己的意识上载到这个矩阵当中，共感共时地享受着无所不能的自由。至于每个人的身体，仅用一种高水平的肾上腺素维持着就可以。而小说的主角，24岁的凯斯（Case）却中了一种毒，再也无法返回赛博空间，不得不依赖自己那沉重冗赘的身体活着。看来在吉布森预言的未来中，不单社会消失了，连个体也变得虚无。这当然是一种以计算主义为基础的想象，但这个想象切切实实地限制着人的观念。既然一切都能通约为数字，那么真与假、好与坏、是与非、丑与美、灵与肉、黑与白等等，不都可以简化为二进制中的1和0吗？不都可以用某种算法予以呈现、复制、消除？从这个角度看，个体与社会还有什么确定无疑不可通约的性质呢？更进一步讲，世上所有的事物，还有没有物质意义上的存在？因创造黑洞一词而闻名的物理学家约翰·韦勒（Joho Wheeler）道出了计算主义的世界观。他说：“一切事物都源自数字。一切事物——每个粒子、每个力场，甚至时空的连续性本身，它们的功能、意义、存在都完全来自一个二元的选择，即比特（bit）。我们所称的现实的一切，都来自对‘是/否’这种二元选择问题的最终分析。”（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是一位美国心理学家，是研究情绪和面部表情的先驱。他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100位心理学家之一。）真那么简单？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讲的一个小故事，颇能揭示出这种计算主义的幼稚。那是他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情感研究的时候。有一天，他离开蹲点的村子，到很远的一个地方去洗澡，以及给摄影机充电。那个地方有几个现代设施，还有一所澳大利亚援助的医院。在那里，艾克曼遇见一个土著妇女。她背着奄奄一息的孩子，从数公里外的某个村子到这里来看病。可惜，医院没有救回那个孩子。一个医生准备开车将她和孩子送回家，并邀请艾克曼顺道而会。一路上，那位母亲一声不吭，没有流露出丝毫情绪，只是一直将死去的孩子揽在怀里。直到回到村子，她看见自己的族人，才开始落泪，表现出极大的痛苦。后来那位医生认为她是在装模作样，只是为了打动亲族才表现出一种礼节性的情绪。他的理由是，假如那位妇女真的如此绝望和痛苦，这一路上早就表现出来了。然而艾克曼不这么认为。他猜想，或许只有在能与自己分担痛苦的人的面前，那位母亲才真正体会得到痛苦的存在。她从没有火柴没有自来水没有镜子，甚至除了草裙没有任何衣服的社会中走来，来到一个西式的现代医院，在那里，她所经历的一切仿佛都不是真实的，有如从火星来到地球。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她的痛苦没有意义。艾克曼认识到，我们每个个体的确能够清楚地意识到不幸的发生，“然而只有当我们向别人倾诉并且看到他们作出相应的反应时，痛苦才被赋予了更深刻的意义。”我觉得，更深刻的乃是艾克曼的见解。他道出了个体与社会的实质——只有当这二者相互依存，它们才真实而有意义。所谓数字化的个体或社会，都是建构起来的神话。不仅如此，艾克曼还给所有人类研究一个重要的启示。时刻不忘我们存在的基础——在场（社会）的身体。（原标题：《在场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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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制造商不断将电视屏幕的轻薄度推向极限。
自20世纪50年代电视取代收音机成为家庭娱乐的主要用具以来，电视机一直是消费类电子产品世界的统治者。它的外形发生了变化，从置于坚固木纹柜子里的微小圆形舷窗变成了今天超乎想象的超薄屏幕，可以平稳地放在电视柜上或挂在墙上。但是，尽管电视机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外形变化，它一直是一个电子盒，里面装着调谐器/解调器、视频处理板、音频硬件；它正面的发光显示屏决定了室内的规划和家具的摆放位置，而且通常主宰着人们的娱乐生活。电视机的发展伴随着很多技术上的角逐。首先是平面技术取代阴极射线管，进而是平面技术间的争战，此后（至今）LED背光液晶显示器成为新兴的主导。20世纪80年代，你可能取下了房顶上的电视天线，把电视机接入有线电视机顶盒，再后来你可能会购买一台智能电视机来观看互联网视频，收听广播节目。但是，你的家里依旧有电视机存在，尽管它远比你小时候看卡通片时的电视更薄、更轻、更大。这一令人舒适的熟悉感即将结束。首先，电视机最基本的部件——调谐器（将射频信号转换成音频和视频信号的器件）将与电视盒子里其他几乎所有的电子器件一起被淘汰出局。而屏幕本身，有了新的显示技术，至少也会在不运用的时候消失。　　基于多年的技术发展，我们得出了上述看法。当电视屏幕开始慢慢变平时，一些制造商试图把扬声器、电源和其他电子器件移到一个单独的盒子里。他们的目标是使屏幕变轻，能够被轻松地挂在墙上。这样的改变也使屏幕变得更薄，成为一大卖点。近年来，制造商不断将电视屏幕的轻薄度推向极限。　　电视机变薄也有其他一些原因的功劳。通过运用带有光导的LED背光灯，工程师将原先位于电视背面的照明系统安装在电视边缘，从而降低了电视机的厚度。最近，新采用的有机发光（OLED）屏幕可使显示器达到2.57毫米之薄。因此，可调谐电视信号和处理视频与音频的电子器件就很难被容纳下了。于是制造商也将这些电子器件迁移到单独的盒子内或支架上，通过高数据速率线缆将其与屏幕相连。　　2008年，先锋推出了50英寸等离子电视，成为最早摆脱调谐器的公司之一。先锋Kuro KRP 500A显示器有两条线：一条是电源线，另一条是单独的媒体接收器的数据线。对于即将挂在墙上的电视来说，这是非常好的功能。你可以毫不费力地将DVD播放器、视频游戏系统、扬声器及其他设备连接到这个单独的盒子上。同年，飞利浦推出了42寸Essence液晶电视，这种型号分离的媒体整合器运用一条线为屏幕提供电源和数据。也是在这一年，索尼推出了第一款OLED电视；其11英寸的XEL-1把所有电子器件放入支架，强调了这款显示技术的纤薄性。　　分离电子器件的趋势仍在继续。举例来说，三星和LG都在出售将电子器件单独分离的超薄液晶电视和OLED电视，它们或是采用三星“One Connect Box”的模式，将电子器件放到单独的盒子里，或是像LG在2016年国际消费电子展（CES）上推出的Signature G6 OLED 4K电视一样，将电子器件部署在支架中。　　这些电视看起来可能很新颖时髦，但它们依旧都运用了专用的调谐器。即使你不运用调谐器，而利用可以发送视频流的设备来传送电视节目，它们依旧是电视。能发送视频流的设备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个人电脑，以及一些专用于导航和流式互联网视频的小型外围设备（如AppleTV和Roku的各种型号）以及加密狗（如谷歌Chromecast和亚马逊Fire TV电视棒）。　　这些外围小配件也可以与没有调谐器的屏幕（如电脑显示器）兼容，只要该显示器有高清晰度多媒体接口（HDMI）和扬声器（事实上，很多显示器有HDMI，但没有音频功能，因此限制了它们作为电视替代品的功效）。　　即使有了这些可用的产品，如果想把整个电视的功能都转移到电脑显示器上，依旧面临一个主要障碍。如果不添加合适的调谐器，就无法接收来自有线电视、卫星天线或普通天线的信号，也就无法接收到许多纯粹的有线电视网络，如美国的特纳经典电影频道和英国的维珍媒体。但是这方面的限制正慢慢削弱，因为现在的点播服务使视频内容可以在整个互联网上流动，包括Netflix、Comcast Xfinity、ESPN Player、HBO Go和Hulu。这些服务可以提供当前几乎所有的电视连续剧、大量的电影和电视节目，但并不包括大部分国家和地方电视台的新闻及定时的网络广播。　　这并不是说新闻和定时广播不能通过互联网传送。如果广播公司愿意在网上提供这些内容，那么大部分家庭就不需要任何类型的电视调谐器了。这一天即将到来——也许比你想象的更快。　　即便是还没完全接受通过互联网观看视频的人，也不再需要电视调谐器了。如今，调谐器的运用价值仅限于将其挂接至天线（通常在屋顶）以接收空中广播信号。大部分观看“传统”电视频道的人通过卫星或有线电视获得信号，他们采用的方式是连接到外置盒而非运用电视调谐器。美国消费电子协会估计，美国大概只有7%的家庭，也就是约800万户，接收空中电视信号。在世界其他地方，多得多的人是在通过空中广播收看节目：在亚洲，20%拥有电视的家庭依赖屋顶天线接收电视信号；在欧洲，这个比例是40%。　　然而，即使是在美国之外，人们也已经习惯了运用没有调谐器的设备（如手机、平板电脑和电脑显示器）来观看视频了。讽刺的是，多年来想要将调谐器融入各类设备的努力失败了——人们觉得，在办公桌前或在行走过程中是不会看电视的。　　在更纤薄显示器的压力下，越来越多的制造商可能会悄悄地抛弃调谐器这一香烟盒大小的电子器件。去掉调谐器可以降低制造成本，当然不会很多——调谐器及其相关电路的生产成本大约是4美元。所以不会太快的，调谐器的消失可能会经历一段漫长的时间，而且几乎不会有人注意到。如果电视不再运用调谐器，那么消费者在购买显示屏时的选择就很关键了，他们的选择取决于他们打算怎么用：作为苹果电视？运用Roku机顶盒？可用智能手机控制的场发射显示器（Fed）？　　一旦在屏幕上去除调谐器，这块屏幕就与办公桌上用来观看互联网视频的电脑显示器一样了，不一样之处在于，电脑显示器可能没有集成扬声器。你或许不会把它叫做显示器，因为你可能永远不会把它接到传统的计算机上。尽管如此，对于那些摆在房间里的大型平板显示器，是时候该赋予它们一个不一样于电视的名称了。但是叫什么好呢？　　我们或许没有太长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因为那些挂在我们房间墙上的大型屏幕可能很快就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某种可以消失的显示屏。当制造商首次阐述现在已经非常普通的巨型平板电视时，他们把这个墙上问题称为“黑洞”。但是他们发现，这个问题最终会消失：随着显示器的寿命不断延长，能耗慢慢降低，总有一天人们可让显示器一直开着，用来展示家庭照片或喜爱的艺术品。这不再是设想。　　制造能够消失的屏幕的一种方式是采用柔性屏幕。LG公司在2014年1月的CES上发布了一款OLED柔性显示器，并在2016年CES上展示了另一款可以卷成直径3厘米圆管的18英寸OLED屏幕。在不运用时，只需像拉百叶窗一样把屏幕卷起来即可。现在，这一技术贵得离谱：早期运用者须支付超过6000美元的费用。标准OLED显示器（多年来一直被奉为终极视频显示技术）的制造成本现在还没有达到如此低廉的地步。然而，当此类柔性屏幕进入市场时，可能会发生溢价，并被大肆宣扬为终极搞定方案。尽管没有说明具体的日期，但LG已经表明，有信心在不久的将来生产出55英寸和更大尺寸的超高清、可卷曲电视。　　三星公司在2016年早些时候展示了一款170英寸的模块化电视屏幕，这是另一种可使屏幕消失的方式。这款屏幕由一组无缝连接的小板组成，可以制造出任何尺寸或形式的大屏幕，相当于一种视频墙纸。这种模块化系统意味着消费者能以相当低的成本获得较大的屏幕。此外，家居规划师可以用它来装饰一面显示墙，甚至最终形状都不一定是矩形。这种方式再一次推动了调谐器和显示器的分离——没有人需要或想要12个调谐器。　　未来，另一种有趣的可能性是制造透显著示器。2016年1月，松下在CES上展示了透显著示器的原型。当显示器关闭时，你可以看到它背后书架或墙上的艺术品或书籍。　　其结果是，未来的客厅看起来会非常与众不一样。很多已经习惯运用大尺寸屏幕的人在不看视频时，其实不希望一个又大又黑的矩形屏幕成为他们客厅的焦点。　　当然，处理视频信号的硅芯片不可能很快实现柔性，将发光显示技术发展到如此柔软、可卷曲的形状已经相当难了。相反的是，很可能大部分视频解码和图像处理电子器件将会与显示器分离封装，并以无线的方式将所有视频数据发送到屏幕。因此，我们不仅会拿掉电视调谐器，很快还要拿掉构成屏幕显示器的其他电子器件。不含调谐器、不含太多电子器件、不运用时可消失的未来屏幕，你可能以为电视机最后垂死挣扎的时刻已经到了。　　但如同生活一样，调谐器的消亡不会一蹴而就。我估计，对中低价位的电视机来说，调谐器将像一种退化器官一样，在电视机内残存长达20年。或者，最起码会与显示器分开封装，而它的介绍手册你永远也不会打开，信号线你永远也不会运用。在消费电子产品的世界，很多你认为已过时的技术在最终消失前，仍会坚持几年，甚至几十年，当这项技术长时间拥有非常大的市场时更是如此。正所谓积习难改。　　想想飞利浦的紧凑型盒式磁带吧。盒式磁带自发明以来已经经历了54年的技术变迁，尽管我们已经有了CD和芯片录音机等更好用的数字技术，但你依然可以买到盒式磁带、播放器和录音机。2010年为鼓动人们换代所推出的3D电视，一直未能抓住公众的兴趣，而且可用的3D内容也是少之又少。然而，作为标准，现在大部分电视依旧在多媒体处理器中嵌入了那项功能。　　同样，在未来20年内，射频调谐器很有可能继续大量生产，其主要原因有两个。在全球市场（包括欧洲部分地区、中东、非洲和亚太地区），无线电广播依旧是主导。在其他地方，尽管消费者已经多年不运用电视调谐器，他们依旧不愿意购买不带调谐器的电视。　　我们着眼今天，可以一瞥未来之景象。未来的客厅和房间不再有黑色的大型矩形屏幕，取而代之的是可卷曲的多屏显示器；未来我们将利用各种各样的小工具把不一样类型的视频内容馈送到墙上。随着新技术的出现，这些小工具也将得到更新换代。这必将有利于环境，有利于我们的钱包，也有利于我们的生活方式。对电视制造商来说，这也会是很好的商业模式，迫使制造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努力进行更快速的创新并实现不一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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