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上
第三节&&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道县等地发生大规模杀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至五道
在会上说：“当前阶级斗争复杂，前几天，六区出现了反动标语，阶级敌人造谣说，蒋帮要反攻大陆，美帝要发动世界大战，战争一旦打起来，先杀正式党员，后杀预备党员。一区有个伪团长，天天找到大队支书和贫协主席，闹翻案、闹平反。十一区唐家公社下龙洞大队的地主富农公开反攻倒算，扬言要把贫下中农分得的房屋田地要回去……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
当晚，区以召开四类分子训话为由，当场把打死。
一九六七年八十五了地富的女儿及她的两个儿子。就
突然各地谣传：“地富反坏右‘要造反了！”顿时，人心大乱，形势骤变，道县农民纷纷成立“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随意将地主、富农分子及其子女判处死刑。一些心术不正的人乘机为所欲为，开展大规模杀人活动。后来，地主家庭成员组织报复，互相残杀。
桂阳二中高级教师周家雄,组织了一个“反屠杀代表团”，一行１３人，进京”告御状”。这些人中，有３位死里逃生、混身血污的人证。其中一个叫王永和的在职教师，他弟弟先被砍倒在薯窖里，这里已有几个死尸了。天黑时，他被五花大绑，跪在薯窖边，只听得一个说吃了晚饭才来杀，一个说杀了才吃吧，另一个不由分说，一马刀从背后砍来，他顺势就倒下薯窖里没有再挨刀了。当时弟弟还未死，但伤势严重，已无生望。可怜他边呻吟边叮嘱哥哥踩在他和几具死尸身上，爬了出来。王永和爬到附近大队的老支书家喊门，老支书以为鬼上了门，吓得忙说：“王老师呀！你莫怪我呀！我已经没有权了，无法制止了。他们知道我一向对你兄弟俩好，就背着我来杀你们兄弟的。”王说：“我还没死，求你救救我。”老支书开门见他满身是血，连忙扶他进去，赶紧帮他扎住伤口，背他到公路上，搭过路车送到桂阳县医院。周家雄得知他的情况后，就扶他上了北京。
他们沿途散发传单，在北京呼吁有正义感的群众组织和知名人士，&“湖南屠杀”的简报，呈送给中央负责人。震动了中南海。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驻湖南４７军军长黎原奉召飞往北京，接受指示：
湖南杀人问题严重，里面有坏人操纵。什么“革命派”、“造反派”？乱杀人就是反革命。
黎原返湘后，派军队进驻湘南各县。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47军140师炮兵520团进驻道县后进行军事管制。
一九六七八二十九
一九六七年八二十九
一九六七年八三十
一九六七年八三十
一九六七年八，
一九六七年九一
一九六七年九二十三
但是，杀人事件仍在道县及周边地漫延，这又与当地一些领导干部的糊涂思想和错误对策有关。
一九六七年九月，江华县抓促领导小组和县武装部下发《关于制止杀人的六条意见》的文件。
全文如下：
一、群众自觉组织起来，造四类分子的反，对他们实行专政的大方向是对的。贫下中农杀四类分子，首先是四类分子挑起来的。因此，我们不能压制和指责他们。我们应当宣传毛泽东思想和中央有关政策，不能犯保护敌人，打击贫下中农的错误。
二、要教育群众不要上敌人的当，不要被敌人把我们的阵营打乱了，如发现宗派斗争，要教育团结对敌。对某个四类分子处理意见不一致，要进行协商。决不能互相残杀，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三、要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与群众的情绪。指挥部的人员要下去帮助区社干部开展工作，要站在广大贫下中农一边，因势利导，不要惊惶失措，不能阻碍群众运动的发展。
四、矛盾一律上交是不对的。如果把群众意见大的四类分子都捉起来，实际上是保护了敌人，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运动的一种表现。对解放十七年来一贯不接受改造，而现在又要向贫下中农夺权的四类分子，群众要杀他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群众的造反精神是对的，我们只能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政策，不能硬性阻止，给群众泼冷水。
五、教育群众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暴乱和杀害贫下中农。我们一定要支持贫下中农，要和他们站在一起，对于他们的某些错误行为，通过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有关政策，广大贫下中农自己一定会纠正过来的。
六、混进革命队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群众来要，尽量做好说服工作，对地富子女要加强教育，实在说服不了的，群众一定要的，也得给。
这个文件本身说明：这些县级党政军领导人对杀人事件或明或暗地采取了纵容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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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又增派部队，这样才逐步控制了局面。
从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３日到１０月１７日，在道县，历时６６天，涉及１０个区，３６个公社，４６８个大队，１５９０个生产队，２７７８户，共死亡４５１９人，其中被杀４１９３人，逼迫自杀３２６人。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零陵地区其余１０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９０９３人，其中被杀７６９６人，逼迫自杀１３９７人；另外，致伤致残２１４６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３５７６人，四类分子子女４０５７人，贫下中农１０４９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４１１人。其中未成年人８２６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７８岁，最小的才１０天。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的有１４，０００多人。
一九六八一九七四
一九八0十二二十二
一九八四五
二、批判极左思潮，处理“省无联”问题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左右，“湘派”中的“高校风雷”等反对省革筹小组
当省革革筹小组的名单公布后，“湘派”中的“高校风雷”、“红中会”、“省直联络站”等“，便立即在大街上张贴了反对这个省革筹小组成员名单的大字报，称这个名单是“中国赫鲁晓夫第二搞的”，是“二月镇反黑主帅一手炮制的黑货”，并攻击省革筹小组“是中间派与投机分子联合夺权，是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新形式”、“华国锋滚他妈的蛋！”等等。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齐卫东”、“夺军权”等张贴“打倒周恩来“的反动标语
“红中会”下属组织长沙市一中红卫兵“齐卫东”战斗队与“夺军权”战斗队（队长杨曦光），分别在大街上张贴了《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周恩来》与《誓死揪出周恩来的严重声明》，配合北京“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反周活动。
齐卫东”与“夺军权”的反周行动，受到了“工联”派的坚决反对。
湘江风雷”总部即刻发表了《关于不准炮轰周总理的严重声明》。
公开发声明支持“齐卫东”与“夺军权”反周行动的组织，只有大学与中学红卫兵中的一些人数很少的小组织。
“红中会”只发了一个措辞含糊、立场暧昧的声明。
当“工联”方面一旦出来反击“反周”活动时，“红中会”的其他组织便立即表示了对“齐卫东”与“夺军权”的声援。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由“高校风雷”、“中南矿冶学院井冈山公社”等25个“湘派”组织公开发表《八·&三0声明》
《八·三0声明》批评了省革筹小组的人选名单，提出了“誓死揪出‘二月镇反’的黑主帅”的口号，并指责“工联”领导人“修了”、是“右倾机会主义”。。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周恩来对恢复湖南铁路交通的电话指示
总理办公室秘书周家炳同志来电
黎原同志即转胡勇、叶东初二同志并湖南省筹备小组、铁道部、军管会并告长沙北站“工联”、“湘江风雷”两派负责同志：
九月七日九时黎原同志来电收到，中央对京广线湖南段，铁路运输中断四天极为关切。
现责成湖南省筹备小组、“工联”、“湘江风雷”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立即遵照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八月十日发布的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和“九·五”命令，无条件的立即恢复湖南段的铁路交通。
对两派之间的问题，希望根据以下原则通过谈判解决：
一、必须坚决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坚决制止铁路局、站和铁路沿线一切武斗。
二、已经夺取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一律封存，限期收回，不得用于任何一派的武斗。
三、铁路局内两派争论，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不能跟局外单位进行相互联系。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毛主席视察湖南的指示
当汇报到湘潭问题时，谈到湘潭有不少工人是受蒙蔽的；解放军开足了政治攻势；湘潭造反派在长沙集中学习后，回去按政策办事，
毛主席说：湘潭的经验很好。
毛主席还说：这样多的产业工人，不会一辈子保皇，要正确对待。至于他们的头头，靠下面起来造反。
谈到常德和安江问题时，汇报了这些地方的保守派煽动农民进城打造反派，
毛主席说：打打也好，受受教育嘛，许多农民不容易进城，现在是十五个工分，还有三十个工分，有的是抽人去打，有的是二元钱一天，有的是打一仗一百元钱，打死了给一百元钱，没打死也给一百元钱。
谈到泥木工人的斗争情况时，
毛主席回忆了过去搞泥木工会的情况，说：泥木工人有些行会思想，怕乡里人返城，那时候入会每个人要交六块大洋。
谈到内战问题时，有人反映有的组织大，认为人多就要以他为中心，
主席说：那也不一定。
谈到抢枪时，
主席说：抢枪把你们吓得不得了，名义上抢枪的，实际上是送的，政治干校就把枪发给了造反派了嘛。
谈到解放军下工厂，造反派对解放军很好，给解放军作报告，武装保护解放军；解放军战士给造反派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造反派加深了感情时，
主席说：“这也是一条经验。”
谈到极“左”思潮时，
主席说：有几条标语，不要紧嘛，要他多出来一点嘛，群众会起来批判，你们不要抓人。
谈到接待站把一些受蒙蔽的群众集中学习时，
主席说：光他们学习不行，也叫造反派学嘛，不然回去不好混。
谈到高司问题时，
主席说：高司还给我发了不少电报，发到上海，由张春桥转。
主席还问：不是还有个姓万的（指万达）吗？
有人汇报群众不同意万达到革筹小组时，
主席说：等一段嘛。
谈到军队有一段不能拿枪时，
主席说：解放军有五不了（指原来的四不加上不拿枪）。现在四十七军组织巡逻队，很好嘛，四十七军大军嘛。
谈到军区开展四大，军区招待所也开展四大，内部几个组织意见分歧，大师傅不做饭了时，
主席说：大师傅也不是好惹的。
谈到火车不通时，
主席说：不通的反面就是通，社会上和内部都有压力。
主席问道：那一年我到湘潭，地委有个王治国，现在他在那里？
华国锋汇报说：在长沙被斗的很厉害。
主席说：为什么要斗的那么厉害呢？我知道他身体不很好嘛，他有高血压。
汇报到军区犯了错误，影响到军分区，省人委，地专机关瘫痪了，
主席说：中央农业部、农垦部不起作用了，气象局还起点作用，宣传部、文化部也不起作用了，不少工厂还在生产，农民还在作田吗？
（张春桥站起来插话说：过去搞精简，搞几年都搞不动，现在这证明以后可以精简。）
谈到公检法的问题时，
主席说：过去好象没有公检法就不得了，我一听说公检法垮台了，我很高兴。
谈到干部问题时，
主席说：清理干部要搞群众运动，这样多的军分区，武装部，不搞文化大革命是搞不动的，过去这些人是老革命，老资格，谁也搞不动他。过去地方的党政机关没有枪，就靠军事机关。
主席又说：以后归结起来，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我们要团结大多数包括犯错误向群众作了检讨的。除了极少数坏人，打击面太宽了不好。
谈到犯过错误的干部进行训练的时候，
主席说：不光是犯过错误的，还要搞些没有犯过错误的也参加，还要加上少数红卫兵，要帮助他们学习。
谈到湖南红旗军问题时，
主席说：再研究一下嘛，看看再说嘛，天下的事不要那么怕，先恢复了再说嘛。
（张春桥插话：林彪同志去年批过一个文件，指出荣复、转退军人不要单独成立组织。应说服他们，现在搞大联合，与别的组织结合，或参加别的组织。）
主席点了点头。
谈到湘潭成立临时领导小组时，
主席说：临时领导小组在九、十月份搞起来。
（张春桥插话：江西也成立了临时领导小组，情况很好。）
谈到大联合问题、左派内部加强团结问题时，
主席说：都要作自我批评，都要少讲别人的缺点，不是把矛头指向对方。过去我们有个经验，过去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军队提出拥政爱民，地方提出拥军优属，军队带头作自我批评，两方面的关系搞得很好。
（张春桥插话：主席语录中有这么一段）
主席又说：两派都是工人，一派造反，一派保守。保守是上头有人蒙蔽了他们。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越压越反抗，我们也是蒋介石压出来的。大革命后我们只几万人，蒋介石压我们，我们就有希望了，一压就压出三十万红军、三十万党员。
谈到抢枪时，
主席说：抢枪不要怕，民兵就有&&万条枪。
谈到长沙的碉堡工事时，
主席说：不放心就保存一个时期嘛。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毛主席在视察中的指示
杨成武、张春桥同志说：毛主席最近在视察中，反复讲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大联合问题。
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为什么要分两大派呢！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多作自我批评，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主席反复讲：要解决造反派内部的团结，特别是工人内部，上海是大联合的高潮，国庆节前就搞好，大联合过国庆。
二、正确对待干部。
毛主席说：不要搞武斗，批判斗争会要搞文斗，不要搞武斗。犯了错误的检讨了就可以了，不要过头了，不要侮辱。
主席还说：人家犯了错误就够苦了，你们还要过火，不要好象不武斗一下就不革命。
张春桥同志说：上海斗争陈丕显的时候拍了电视，主席看了。陈讲话时，很多人插话，
主席说：会上要允许本人讲话，允许本人申辩。
陈再道被斗得很厉害，
主席知道后说：不要这样搞。
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主席对站出来的干部很重视。上海局以上的干部站出百分之六十，山东站出来百分之二十，河北站出来的很少，只有百分之几，
主席说：将来还是要大翻案的。对干部，除投敌、叛变、自首者外，过去十几年、几十年总做过一些好事嘛！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为什么群众对干部不满呢？主要原因：1、政治原因，因为他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2、作风原因，因为他们当官作老爷，不平等待人。
三、主席很关心造反派。
主席说：“对造反派也要教育，现在正是犯错误的时候。年青人，不要性急。现在紧张严肃有余，团结活泼不足，缺乏民主作风，不平等待人。打人、骂人、拍桌子，把我们传统搞乱了，把我们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搞乱了。
目前主要危险是极“左”思潮，当然也要注意右的方面。极“左”表现三个方面：1、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炮轰总理）；2、分裂人民解放军；3、有些地方分裂革命委员会。
反对极“左”了，不要极右了。要加强教育，扩大教育面，不要扩大打击面。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周恩来接见湖南造反派代表谈话纪要
断铁路、断邮电、抢枪支，正好是暴露它。暴露了，才好解决。这是最高指示。长沙一中八个人，要反映情况提出只能给戚本禹同志说，这显然不是青年的问题，而是有人在挑拨，我们不去责怪他们。我要戚本禹同志见见他们，戚本禹同志不见。谢若冰打电话，都说老实话，年青人有点骄，免不了。湖南是很重要的地区，不是主席指示，我能随便说？对万达的意见，向主席反映。革筹小组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是：叶卫东、谢若冰、张楚楩、胡勇、唐忠富。朱顺祥，有的同志不同意，还可以商量。
革筹小组的组成，除已定的三人外，军队无意见。对万达的意见，向主席报告。万不参加小组，至少让他参加工作。给他亮相和考验的机会。能站出来，就结合。万与张、王不同。推荐新干部，要报告，现在不能回答。“湘江风雷”三人已定(叶卫东、谢若冰、张楚楩)。“工联”，胡勇、唐忠富，对朱顺祥有意见，可另外推选。革筹小组随时可扩大，代表提议地区两派参加，将来做到每派各五名，双方各留二名空额，当前，地区主要是回去把各地搞好。回去报名单来，即可宣布成立。
革筹小组重要，但当前更重要的是文攻武卫指挥部。长沙、株洲交通要畅通。要有秩序。制止乱抢枪。
吴自立这些家伙已经垮了，不要去责备那一方。，小将上了当，我们老头子还上当嘛？刘少奇、彭真唱双簧，骗了人嘛！不要去责备小将。他们七月十八日听蔡爱卿讲话，觉察出了嘛，这是好事、应该欢迎。
长沙、株洲是中心地区，要稳定，无论如何不要打“内战”。
地区代表在长沙多留几天看看，不要成立监督小组。岳阳可搞文攻武卫指挥分部，在省文攻武卫指挥部之下，配合行动。衡阳、株洲也可以搞。中心地区稳下来，下一步是解放湘潭的问题。湘潭现在被坏人挑动，打击造反派。他们枪多，不可怕，进行政治攻势。延吉五座大楼都收回来了，最后两个，进行政治攻势，走出来二千多人，有一千多支枪。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不会怎么样，容易瓦解。他们要打，军队支持你们，帮助你们学射击。
湖南还打算派个调查组去。
回去就成立革筹小组，特别是文攻武卫指挥部，开始办公。
首先，中心地区一稳，再解决湘潭问题。随后，从常德、邵阳向西伸，黔阳可以后推一步。郴州、邵阳推向零陵。主要是两派长期合作，戴利提消灭两派，提得太早。要经过一个友好合作，统一行动，共同对付路线斗争，将来才能矛盾统一，才能使其它十个军分区的造反派占优势。回去后，最关键的几件事：成立革筹小组，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搞好两派合作，逐步解决地区问题。其它是次要问题。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一九六七年十月五日，在“东方红总部”举行的有20个“湘派”组织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讨论并确定了“省无联”的《成立公告》，并议定了10月11日召开“省无联”成立大会。
在《成立公告》上署名名的20个组织是：
湘江风雷（）
红旗内燃机配件厂《东方红战团》，
湖南红旗军
长沙农联，
东方红总部，
青年近卫军
湖南省红工会
省直联络站
长沙虎山行
矿冶井冈山公社
师院《永卫东》兵团
九中《重上井冈山》
其中，“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湖南红旗军，高校风雷，红中会，青年近卫军”等，是或成员人数众多、或影响较大的社会性群众造反组织，而“红旗内燃机配件厂《东方红战团》，长沙虎山行，矿冶井冈山公社，九中《重上井冈山》”等，却不过是一些工厂或学校内部的小小组织，在社会上并无多大声望，成员人数有的仅仅只几个人（如九中《重上井冈山》）。
后来，“长沙工人”、“长沙农联”等组织发表声明，不承认签署了《九·三○声明》，而以叶卫东为首的“湘江风雷”总部也在11月24日发声明，对“省无联”不予承认；“青年近卫军”则干脆又参加了省革筹小组领导的“工代会筹备小组”。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周恩来在武汉接见湖南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讲话
郑波等同志交给总理一份目前湖南情况的材料，总理接过材料看到材料上写的湘南几个县乱杀人的情况时，
问：杀了这么多人，准不准确？
答：准确，有这么多。
总理：保守派这么猖狂，你们造反派还不联合起来，我真替你们着急。别的地方，有的是保守派垮了，两派才会打起内战来。你们怎么搞的？湖南还乱的不够呀！
什么怀疑，你们就是互相不信任，互相不服气，就想以我为核心，这是派性。湘南杀这么多人，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保守派还这么猖狂，常德还没有完全解决吧？湘潭还解决得比较好。高司都回来了，你们还放心？你们还打内战，我真不理解你们是怎么想的！蔡爱卿，中央决定你们回去就要逮捕的，你们回去二十天还是一个月才逮捕的，还让他活动。三四一事件（八月十日）蔡在工院是确实的，为什么要保他，清清楚楚是坏人。为什么不把蔡抓起来？象这样的黑手，在别的地方早就自己把他抓起来了，你们那里为什么不愿意和他一刀两断呢？
“五·一六”极“左”思潮影响到长沙很深，你们这样是搞不好文化大革命的，你们要上当的。有坏人在挑拨你们，为什么愿意受人家挑拨蒙蔽你们呢？长沙保守派还这样活跃，你们还不联合，我只能说你们不自觉，只能这样说。
吴自立是彭的爪牙，蔡爱卿与吴自立又打得火热。蔡爱卿骗了青年近卫军，将他们经过上海绕弯子送到北京，在北京萧华还接见了。蔡爱卿与吴自立攻守同盟，要夺军权。长沙造反派心理状态没有完全解决。当前提武装夺取政权，枪杆子解决问题，这是极“左”思潮。
许世友同志对党中央、毛主席是非常感激的，就是因为这个口号（揪军内一小撮）提错了，到处抓一小撮，广州抓黄永胜、南京抓许世友……湖南抓龙书金，我们说一旦有事，我们还要这些人带兵上战场的，龙书金同志还是要当司令员的。龙书金同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打仗是很勇敢的。蔡爱卿这种人才是真正要打倒的。军区内现在搞得很乱，原来我们只叫司、政、后机关搞四大，但是有些基层单位也搞了，战士也有些走了，湖南军区现在完全瘫痪了，这是不合符毛泽东思想的。政干校就很好。校内搞四大，校外搞支左，听中央的话，讲政策。工程兵学院就不对头了，你们不要因为他们有些人极“左”，你们就支持他，不让他们外出串连，他就是出去。工程兵学院不听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的话怎么行！要他们不要那样介入，他们就是没执行。
高司这个组织能不能存在，不能这么说，不能用强制命令的方式取消，要看你们工作做得怎么样，如果你们采取正确的方针，你扩大了，他就小了。采取压的办法是压不垮的。决不要自封为核心，凡是以我为核心的结果都不能成为核心，都失败。有人提出要以左派为核心，这话听起来很对，但言下之意，就是自己是左派，别人是“保守派”、“中间派”，都右了、修了。
现在的极“左”思潮方向是不对的，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挑拨中央文革的关系，我们中央常委与文革就是在一起办公的，有事请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有人要用显微镜找中央的空子。还有的把矛头对准解放军，这都是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这种极“左”思潮，长沙是有他一定市场的，你们应该引起警惕，你们自己起来批判他，自己起来纠正错误，是可以纠正的。我们中央工作的同志有责任提醒你们，你们懂得了，改了就行了。
他们利用宣传的错误到处散布“揪军内一小撮”“武装夺取政权”和“战争解决问题”，这完全是反动的嘛！武装夺谁的权？夺毛主席的权？战争解决问题，打谁？当然这次我们批判极“左”思潮，也不准老保翻天，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五·一六”极“左”思潮是完全错误的，批判极“左”思潮能说高司就对了吗？张平化就对了吗？不是，还是错的。“二·四”批示是文革起草的，但没叫捉那么多人嘛！不能说你们批判极“左”，你们就“右”了，而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批“左”的。
你们有一些组织发表的九·三○声明是不对的，是错误的，是极“左”思潮，不能以我为核心，不能以为自己革命，不能自封为坚定的左派，别人都说成“修”了、“右”了。十一号开这么一个会，这就是单方面的嘛！你们这样搞要走向反面，你们开这样的会闹分裂，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省无联成立
一九六七年十月，红中会长沙一中夺军权一兵（杨曦光）《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
去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思想界比较活跃，但有人写《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重建马列主义小组》《废除官僚机构》及批判现存国家机器，分析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文章，就立即遭到了疯狂的围剿。今年四月江青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关于“财产权力再分配”的思想，北京的中学四三派有几个激进分子根据这一思想写了篇《论新思潮》也被一片批判反动思潮的叫声所淹没，可见毛泽东主义这种新思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革命的一整套理论和思想还没有被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
这一切都说明在当前学习和宣传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推翻新生资产阶级的革命的一整套理论──毛泽东主义的必要性。说明了建立毛泽东主义的政党的萌芽──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必要性。
推翻中国的新生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和官僚机构的统治──这就是我们现阶段的纲领。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林彪接见黎原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
林副主席说，湖南突出的问题，是极左派的活动，其后台有国民党，有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的爪牙。有坏人在后面策划。因此，要发动群众，将坏人揪出来。
湖南问题很多，长沙是和平解放的，凡是和平解放的地方常常不和平，问题都多。象新疆、西藏，都有问题。湖南不同于江西，不同于湖北，也不同于两广。湖南烂摊子大：国民党底子厚，再加上两个政客（刘少奇、陶铸）、两个军阀（彭德怀、贺龙），是反革命三结合。彭德怀、贺龙爪牙多、坏人多，再加上和平解放。现在还没有乱透。
湖南的乱，肯定有坏人在后面操纵，这条黑线很长。
有三条黑线：
第一条黑线，是国民党黑线。和平解放的，有&&、&&&、&&、&&&的部下。这条黑线是起作用的。
第二条黑线，是彭德怀、贺龙，影响很大，也是起作用的。
第三条黑线，是刘少奇、陶铸，影响也是很大的。
湖南黑手很多，黑线很长，运动中暴露暴露是好事。现在是否都暴露完了？不一定。有些人削尖脑袋往造反派中钻，如蔡爱卿就是一个。
总理：基层是好的，可以平反，总部不能再恢复，基层可以参加大联合。过去我说调查，是调查原红旗军领导人和北京红旗军的联系。调查不调查，总部都不能恢复。你们明确告诉他们，总部不能恢复。
汇报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问题。
总理：要坚决按照中央指示办事。上山下乡方针是正确的，是主席定的。要动员他们回去，作好政治思想工作，安排好他们的生活。
汇报到“高司”问题。
总理：“高司”不能再成立了。它的基层组织──战斗队，如果承认了错误，真正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尊重造反派的领导，也可以参加联合。但必须是真正承认了错误。要作好造反派的工作，团结大多数。人家错了，改正就好了。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黎原在传达林彪和周恩来对湖南指示的大会上的讲话
这股反动的极“左”思潮，分裂和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革命大批判和革命大联合；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革命的新秩序；极力鼓吹“抓军内一小撮”，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刮经济主义风，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大闹翻案风，让牛鬼蛇神打着“造反”的旗帜，进行阶级报复。极“左”思潮的实质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和极“左”思潮的斗争，其实质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
我们队伍中还有一些同志，对批判极“左”思潮存在一些模糊认识。
1．有的说，现在不应该批判极“左”思潮，主要是批判右倾机会主义。
2．有的说，批判极“左”思潮是“打击革命小将”，是“想压垮造反派组织”。
3．有的说，批判极“左”思潮，是转移斗争大方向。
狡猾的阶级敌人，打着“革命”的旗号搞反革命，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说成是刘、邓反动路线而猖狂加以反对。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他硬说是反动路线；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机会主义，这也是毛主席革命路线领导的，他也说成是反动路线；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方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他硬说这是刘氏反动路线。一句话，就是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硬说成是刘邓反动路线，而加以攻击，打着反对刘邓路线的旗号，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还造了很多反动舆论，在群众认识上造成了很大混乱，必须澄清。
（一）“革”和“保”的问题。
（二）“反迫害”的问题。
（三）借口反血统论，反对毛主席的阶级论。
目前，在革命群众中，对于抓黑手，揪坏头头，还有一些模糊认识和错误思想需要加以解决：
①小资产阶级派性。一些人只要派性，不要党性，毫无原则，不讲阶级分析。
②怕自己组织揭出坏头头，揪出黑手，不光彩。
③&私心杂念作怪，怕报复，怕“斗不过”，自己吃亏。
④&还有些同志认为：“抓坏人，揪黑手，是专政机关的事，是上头的事；我们只管斗走资派”。
⑤&有些人耽心在造反派里揪出了黑手和坏头头，会造成“保皇派翻天”。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对四十七军就中央［67］367号通知的请示的回电
一、湖南的高司不同于浙江的红暴，高司的总部不能恢复，要帮助基层组织认识错误，要他们跟造反派搞大联合。
二、主席的最新指示，是为了更好的搞好大联合，根据上述精神，当前的工作，按原布置不变，要坚定的正确地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对于确实是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经过认真调查，报军批准。
三、贯彻中央通知，根本的问题是争取、教育、团结能够团结的人，对于与高司同观点的基层组织，应区别对待，对广大群众采取教育团结的政策，教育他们认识错误，支持他们参加联合，同时下很大的功夫，用毛泽东思想教育造反派，正确处理本单位受蒙蔽的群众，共同搞好大联合、三结合。
四、在做好群众组织工作的同时，要做好部队的思想教育工作。
五、要贯彻中央12.2通知，要密切注意动态，警惕敌人从中捣乱，要随时说服群众，就地闹革命，不要随便上访。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湖南省革筹小组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的请示报告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对湖南省革筹小组报告的批示
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
（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三）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
（四）湖南的集会应另择日期。
（五）我们不要题字。
（六）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
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
毛泽东十二月十七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毛主席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对湖南省革筹小组报告的批示
；&中发&［67］&394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新华社、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并各地方报社：
我们完全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十二月十七日对湖南省革筹小组报告的批示，现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认真学习，坚决照办。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希望你们严格遵守执行。
关于毛主席的塑像问题，中央在今年七月十三日已有重要指示，希望你们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日，中央首长接见武装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各班领导小组及安徽湖南广东广西等班返省汇报团。
现在促进大联合中，又出现了两种思潮，一种是极“左”的，搞分裂；还有一种右的，原来已经瓦解不存在的一些组织要复活，
湖南高司也是这样。我们说，工联和湘江风雷应该联合起来。高司的少数头头跟当时的军区犯了方向错误，送枪对左派群众很大打击，如益阳、常德、湘潭都是。这样跨行业的组织不行，但他在学校、工厂、机关中的基层组织要欢迎他们参加大联合。
不能因中央批语，把过去跟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跨行业的已经垮了的组织，重新复活。当然，下面基层组织可以参加联合。不能上面重新复活，这样复活就等于把去年党、政走资派所组织的保守组织，官办组织都可以恢复了，比如上海的“赤卫队”，北京的“捍卫团”。（康生：联合不倒旗，是指革命的群众组织，不是指保守组织。）我们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不是把走资派官办的组织复活起来，不是把受省军区方向路线错误影响深的组织复活起来，如果这样做，这不是走向联合，而是走向分裂，这不是推动革命三结合，而是不可能三结合。这点要说清楚，中央是不能同意的。
还有一种是极“左”，搞分裂的，口号极“左”，实际上本质反动。湖南从湘江风雷中分出来一个组织，自称为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叫“省无联”。把叶卫东同志排除在外，把总部砸了，叶卫东同志还受伤了，你们知道吗？（答：知道。韦钦讲了一些情况。）你们湖南内部观点不一致，回去汇报还不成熟。谭辅仁同志，你要他们好好考虑一下。（湘派反映批判极“左”面搞宽了）在群众中批判极“左”思想是对的，但到基础群众组织去抓人是不对的，北京搞“五·一六”我们一再强调只抓少数坏头头和后面的黑手，要自己抓，不要别人抓，不要到对立面去抓人，不要扩大化，也不许右派翻天。湖南批判极“左”思潮，抓人，如果扩大了些，应该纠正。“省无联”认为，中央批准的以黎源同志为首的省革筹小组，是“湖南黑三线的反革命三结合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这个口号是反动的，矛头针对中央的。“省无联”还说什么“批判极‘左’思潮是反动的”，这怎么说是反动的呢？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他们要打倒中央批准的章伯森、梁春阳、胡勇等同志。这是不对的，他们过去支持过造反派，是革命领导干部。你们必须把这个问题在北京搞清楚。
你们学习班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林国兴同志来了吗？（林：来了。）一开始我就要你们把张家政吸收到学习班来，你们不同意，这是不好的，他是代表一派嘛，张家政这个人毛主席著作没有学好，只要他不反对中央、省革筹小组，我们应该欢迎他到学习班学习。湖南班要把张家政接到学习班来。他在北京等了三个月，你们讨论了五十多天还不解决，我说过好多次没有解决，我是有意见的。（众：张家政还在北京，湖南来了十五人要揪他），来了十五个人，你们要去说服他们，在学习班不要揪，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你们先做十五个人的工作。（有人提出，“省无联”也来了几人学习。）“省无联”只要他们不在长沙搞分裂，他们可以来学习。湖南晚一点等十天再回去，学习好了再回去。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央首长接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湖南班全体同志的讲话
康生讲话：
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大好，今后还要更好。因为形势大好，敌人感觉他们就要死亡了，狗急跳墙，蹦出来了。在北京出现一个&&反革命“非常委员会”，他们写了一封所谓《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给全体党员的一封公开信》，恰恰是十月一日出笼，十月三日北京的“五一六”组织“战马悲鸣”翻印了这个文件。“省无联”的纲领把反革命“非常委员会”那封公开信公开化了，具体化了。
“省无联”的纲领，杨曦光的文章，周国辉的讲演，他们自己被迫把湖南的阶级斗争盖子揭开了，证明林副主席的话非常英明。在林副主席指示以后，刘、邓、陶的爪牙，公开的。隐蔽的都跳出来了。国民党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自首分子跳出来了。彭德怀、贺龙的爪牙也都跳出来了。而反革命“非常委员会”的党羽，五一六的党羽，就在你们湖南被迫的跳出来了。这是最大的一桩好事，这对湖南的文化大革命有好处。
这个纲领是一个什么纲领呢？它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反对当代的、最伟大的、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主席，反对世界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光辉思想。这个纲领不仅反对当前的文化大革命，而且把整个中国几十年的革命否定了。
“省无联”的行动纲领。
第一条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发动，标志着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这些反动的理论家，还跟我们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仅仅这一句话就看出他们是恶毒反对毛主席思想的。他们讲：毛主席的思想，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时代的思想，仅仅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象周国辉讲的，有人揭发的，说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毛主席的思想比起马列主义是比较古老、陈旧，还是落后的，仅仅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进一步充实、提高，才能上升到毛主席思想的新时代。同志们你不要看他的全部，只看这一句话就知道，他们如何恶毒的反对毛泽东思想。
根据他们所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样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新生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建国十八年来，干部队伍中的绝大多数是走进或走过资本主义道路。”你们看，这些话真是反动透顶，把我们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为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服务的旧的国家机器，要砸烂。把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干部队伍绝大多数说成是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了。因此那些自封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而要推翻他们所谓的特权阶层，实际上就是要推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要国民党、资产阶级复辟。他们疯狂的无耻的发表了这样的宣言，不但是污蔑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还假借反对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把我们由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污蔑成资本主义的。把毛主席领导的国家，毛主席领导的党都说成是特权阶层，看成和赫鲁晓夫的党一样。他们这样攻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权，没有刻骨的仇恨才奇怪呢！（众：呼口号……）这里面没有反革命才怪了！这些刘、邓、彭、贺的小娄罗，国民党的小丑，杰出的“学者”，大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由此得出结论：非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非推翻毛主席领导不可。这些话，就是他们反革命理论的根据。从杨曦光的文章里面看出，他们大概也搜集了一部分托洛茨基的反革命的东西。
第三部分，他们对我们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有一个估计。他们讲：文化大革命现在才是刚刚开始，过去的文化大革命都是改良主义，自从“省无联”出来以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他们又说：一年多文化大革命取得的成绩，是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权威的树立。同志们，你们不要被这话蒙蔽。毛主席的权威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吗？我们知道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几十年，并取得了伟大胜利为全世界革命人民所共知的。他们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思想权威才树立，他们被自己的话冲昏了头，既然文化大革命一年多是改良主义，怎么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毛主席的思想权威就不能在他们所说的改良主义中树立，他们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真是语无轮次。他们说文化大革命中，各省的革命委员会和革筹小组都是改良主义，大家知道各省的问题得到解决都是毛主席解决的（众：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他们拐弯抹角的千方百计的蒙蔽群众，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改良主义，各省的问题解决也说成是改良主义，革筹小组的建立也说成是改良主义，这些都是毛主席的思想，这样一说，毛主席的思想是不是也是改良主义？！他们就这样来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众：口号）。
第四部分讲到林副主席十月二十四日对湖南问题所作的指示，江青同志十月十二号的指示。根据他们说：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十月二十四日，十一月十二日才展开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他们还胡说八道：文化革命总是政治革命的先导，十一月十二日的指示，予示着政治革命的更大风暴。江青同志指出：文化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因此他们说：文化革命有可能首先在一个或数个地区取得胜利。
&“纲领”下面接着说：“林副主席的指示，实际上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湖南首先取得文化革命胜利的希望。应该指出，中央前一时期对各省、市问题的表态基调是改良主义的。对湖南的新指示是从改良到彻底革命的转折。我们必须认清这个转折，跟上这个转折。”文化大革命首先从湖南取得胜利，周国辉特别发挥了这个理论，说林副主席指出在湖南首先取得胜利，这完全是胡扯。
第五部分：“湖南要彻底革命，必须坚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实际上就是要把现在的省革筹小组打倒，他们上台，恢复国民党的政权，恢复他们的资本主义。所以他们说省革筹小组个别的打倒不行，必须坚持彻底砸烂旧国家机器的原则，任何与这个原则相违背的揪某运动，必定是改良主义的。他们还说：“谢氏揪章的下场，已经证明了此路不通”。这都是错误的。
第六部分，“机会主义思潮在转折关头表现了更大的危险性，在目前由退却向反攻的转折关头。”据说把江青同志“九·五”讲话叫做战略退却，这是什么意思呢？红卫兵犯了错误，告诉你们赶快退却，但是到十月十二号就进攻了。他们挖空心思歪曲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十月二十四日的指示，歪曲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同志的讲话，目的就是一个，要实现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
第七条，“在转折的关头更表现出了加强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他们还引了列宁的一段话，什么：“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实际上他们既有反革命的理论，也有反革命的行动。
陈伯达讲话：
这里边有个人叫周国辉，他说：“他们对我们什么都骂了，就是没有敢说我们是大杂烩。”我今天就敢说：“省无联”就是大杂烩，是反革命的大杂烩！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渣滓的大杂烩。对这些社会渣滓，没好多话说的，今天这个大会，就是宣布“省无联”彻底破产的大会！（全场热烈鼓掌，呼口号：揪出“省无联”的坏头头，绞死周国辉！）
不要绞死了，让他反省反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他们总是想搞垮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首先把周恩来同志──我们的周总理说成是新的资产阶级的总后台，（总理大笑说：我是新的资产阶级的总后台，这时江青、伯达等中央首长都笑了，台下群众也都笑了。）总理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总理，是毛主席领导下的总理（众：呼口号：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他们是借反对周总理之名企图搞垮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个活动对我们来说不是新鲜的，这不是先在湖南出现的，在北京早就出现了。“五·一六”你们知道吗？就是那样的玩艺，卑鄙无耻。这是将要灭亡阶级的垂死挣扎。
我今天宣布：包括“省无联”在内的许多大杂烩的组织。一定要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行革命大联合。“省无联”一点无产阶级的东西也没有，是反革命的，参加这个大杂烩的所有组织的群众都应该回到本单位、本机关、本学校、本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
我们说凡是要革命的人民，就要从你们的组织中把那些坏家伙揪出来，因为他们要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搞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把革命的三结合说成是反革命的三结合，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新的资产阶级专政，实际上他们要搞反革命三结合，搞资本主义复辟，搞资产阶级反革命的专政，搞地、富、反、坏、右的专政。毛主席说过资产阶级专政在中国不能存在，那只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革命专政。“省无联”企图搞的那个东西，实际就是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政。
江青讲话：
我建议要把普通的一般的受蒙蔽的群众，同他那个组织的少数的个别的坏人或者是背后的什么老师，什么后台要有区别。（总理：这一点很重要）不要以为凡是参加了“省无联”都成了坏人，如果这样恐怕不妥当。我觉得这个组织的群众是无罪的。有罪的少数坏头头，但头头不一定都是坏人，我们如果不区别对待很容易违背毛主席的教导。这点作为建议提出。我的话如果讲错了希望同志们当面批评。
周总理讲话：
我们对“省无联”也是逐渐发现的。去年十月我在武汉，还有郑波以及省革筹小组的其他同志也在，听他们说成立“省无联”这样一个跨行业的组织，中央提出是按部门、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我说，跨行业的组织就不要成立了。我们还劝说“湘江风雷”按行业、按部门组织不要跨行业。当时“高司”提出要翻案，我认为“高司”不要再恢复了，基层单位认识错误好的可以联合。当时只是看到这样一个问题。“省无联”还把我的这段话说成是“逆流”。按部门、按系统大联合这是毛主席的思想，不管哪一个省都要宣布：不要跨行业的组织。
我对“省无联”的情况知道不多，直到这次郑波同志带来各种观点的人，包括“省无联”和持“省无联”观点的人收到了一些材料，听了几方面的意见，认识才清楚，发现“省无联”的纲领是反动的。象刚才上面几个同志所说的那样是反革命纲领。我觉得省革筹小组对他们不是压得太厉害，而是不够警惕，提的不高。这样的反动东西还公开演说，出报纸，他们的纲领贴在大街上，公布于众！江青同志说得对，既然跳出来就要批判。不要只看到公开出来活动的这些人，对他们幕前幕后的黑手要有足够的认识，既然跳出来了，就坚决批臭。使我们更愤慨的是他们利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五十年前的《湘江评论》名字，把发刊词上的几句话也用在上面。这个《湘江评论》怎么能够承认？他已经出了四期，从去年十一月一日出版到现在已八十多天了，我们才发觉，说明我们落后了，落后于形势的发展。
刚才康生、伯达同志又对“省无联”的纲领一一加以批驳，他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是反毛主席的，反马列主义的。他们的话几乎跟台湾蒋介石、苏联修正主义、美帝国主义差不多，把我们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说成是毛、林派，这话跟台湾说的、莫斯科说的、美帝国主义说的又有什么区别？说什么他们“省无联”是响当当的毛、林派？
他们要打倒革命委员会，把我们各省的革命委员会也骂了，谢富治同志是北京革命委员会主任，姚文元同志是上海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也骂了，说成是改良主义的产物。真是反动到了极点。这完全是反对江青同志“九·五”讲话。
他们又说要砸烂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旧的国家机器。这个问题就牵涉到怎么样评价建国十七年来的问题。他们把我们在座的（指中央首长）都说成是新的资产阶级贵族。那么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置于何地？我们的十七年是毛主席的领导下的红色政权，只是受到刘、邓的干扰，那不是主流，如果不是这样，怎么能有今天。不仅十七年来是如此，五十年来也是如此，从“五·四”运动，毛主席的思想在地球上继承了马列主义以后，在革命斗争中，发芽、成长、壮大起来了，并超过了前人。因为时代发展了嘛，后人总是超过前人的，可是他们还要从现在开始进行串联，同那些少数懂得一点毛泽东思想的人重新建党、建军。这些家伙要建他们的党、建他们的军，建他们的反动理论.他们的文章有个题目叫做“中国向何处去？”（姚文元：中国当然是搞社会主义，怎么讲向何处去？）那把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读读就行了。
他们说，要取得革命的真正彻底的胜利，就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所以要重新进行阶级分析，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团结朋友，打倒敌人。这实际上是他们把毛主席的话加以歪曲。林副主席说，湖南和长沙还没有乱透，“三条黑线”没有全暴露出来。“省无联”借此就否定毛主席亲自批准的省革筹小组，并把其他各省的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都说成是改良主义的，把毛主席领导下的大多数干部说成是新的资产阶级贵族，要推翻五十年的历史，砸烂旧的国家机器，重新组织国家机构，以此蒙蔽一些群众跟着他们走。我想只要我们把这些情况跟参加“省无联”的讲清楚，大多数人是会退出来的，今天在坐的也有参加“省无联”的组织，你们还会跟他们走下去吗？（参加无联组织的人答：不会！）写这个文章并不是杨曦光的手笔，思想也不是他的，很清楚，幕前幕后有黑手组织，这需要你们回去搞清楚，不要只看到表面这几个人，还有的藏在暗地里，表面上这几个人多数是一时走错了路，说错了话，（康老：这里面有一个组织叫“夺军权”，你们问他向谁夺军权，向林副主席、毛主席夺军权？向人民夺军权？）（江青：用夺军权这样的名字，就是错误的，他们来领导人民解放军，他们来掌握军权，见他的鬼去吧！）
他们说，我们的军队在六零年才真正在林副主席的领导下，从六零年以后我们的军队才是保卫社会主义的；又说：三分之二的军权没有掌握在林副主席手里。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们的林副主席从井冈山起，一直就没有离开部队，指挥着部队。去年是建军四十周年，他们把我们有四十年历史的解放军也否定了。我们提出三相信、三依靠，第二条就讲的是人民解放军，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解放军搞乱。
包括“省无联”的同志，要好好想一想，到底是怎么错的，把问题揭露出来，分清是非。参加“省无联”的组织，如“高校风雷”、“一中夺军权”、“矿冶井冈山公社”、“省直联络站”等等，自己组织检查，找出自己组织中的坏人。
湖南产生了一些极“左”思潮，康老说是极反思潮。（康老：是极反思潮。江青：是极右思潮。）实际上是形“左”实右。在你们那里复课闹革命，根本没有搞，你们要知道复课闹革命是当前学校的中心任务，大方向。只有那些极“左”思潮的人才说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现在已经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时候了。你们要促进省革筹小组早日成立革命委员会，促进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的召开。不管是学校、工厂都要回到本单位去，才能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推动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康生接见湖南省革筹在京成员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核心组的讲话
群众组织叫“夺军权”，毛主席的军权，只有帝国主义、国民党、反革命才要夺这个军权。明明是革命群众组织叫“夺军权”，还打出招牌，公开的还有那样多的反动纲领，杨曦光的反动文章，周国辉的反动报告，《湘江评论》一期一期的那样出，非常疯狂地向我们进攻，受不到严重打击。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什么问题？有的同志说原因，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这样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解放军，反对我们伟大的党，为什么在长沙有市场？这样为什么不造成混乱呢？道理的确是总理讲的。革筹小组应该深思一下，四十七军的同志，你们也应该深思一下。我感到革筹小组也好，四十七军也好，面临那样反动的东西，除了这次&&（编者注：应指四十七军军长黎原）同志来才看到这样的东西，我们从电报上没有看到这样的东西，这东西很不平常。阶级立场、敌我界线模糊。由于划不清，因此，批判软弱无力。那方面那样的猖狂，如果我们阶级观念不明确，文化大革命怎么能搞好呢？阶级斗争怎么能搞好呢？群众为什么不混乱呢！
但不要走极端，不要随便捉人，要区别对待。省无联内部有老造反派。群众还是受蒙蔽的，应该区别对待，把他们争取过来。这一点，大家都是一致的。问题是如何争取他，如何团结他。一个办法是因为有老造反派，因为广大群众是受蒙蔽的，我们就不敢尖锐地批评他们的反动纲领和行动，又怕“投鼠忌器”，这样手就软了，心就软了，怕把群众赶跑了。这样是否能把群众争取过来？这不是争取群众的办法。正确的办法应该是指出他们的纲领、行动的极端反动，使他们猛然醒觉，反戈一击。我们照顾到受蒙蔽，但我们立场不明确，如何促进他们的觉悟？群众和头头要划清楚，不要故意的都去捉人，这方面我们批评了“省无联”，是因为他们犯错误了。现在轮着你们犯错误了。如果是本组织搞的，那允许罗！不必那么急，何必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呢？&&&同志耽心也就是这个问题吧！
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杨曦光的一封信
一·二四证明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只老三，还有比他厉害多的中国最大的党阀，毛主席目前在中央仍然是少数.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杨曦光《坚持和巩固新思潮的办法应该改变》
几天的事变正是在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上深刻地教育了革命人民，康生是不折不扣的大党阀，不讲道理，仗势欺人，残酷无情地打击每一颗革命的幼苗。对於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估价决不能太低，应当肯定一点，毛主席目前在中央仍然是少数，以前我们承认全国各地现在是资产阶级篡权，但是对於中央的情况想得很少，认为那当然是毛主席占优势，忘记了“中央和地方，中央为主”，以前湖南的造反派只仇恨周恩来，但是周恩来是一个没有一点反革命理论水平的家伙，刘少奇的倒台只是搞掉了一个慈禧太後，整个资产阶级在中央的政权没根本触动，刘少奇被揪出是上层人物活动的结果，这一点就很说明问题。敌人还有一整套班子，既然他们是一个阶级，揪出一批人对他们的政权不能起根本的影响。我们曾经说过，要关心国家大事，就要对中央每一个人用无产阶级的冷静眼光去审查，但是我们从前只审查了周恩来等少数人，其他人的面目因不太清楚就不去仔细考虑了。而这一次，由于湖南革命势力的强大和先进，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可能一人出面就把革命力量镇压下去，於是，整个中央的负责人几乎都在反革命大镇压时，在湖南人民面前亮相了，革命人民开了眼界，这一次大镇压，使湖南的革命势力从山脚下走到了山坡上，原来我们的敌人不只周恩来，还有一帮大大小小的官僚，有一整套班子。二月份全国规模镇压革命力量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更重要的一部份，原来在湖南人民面前是隐蔽的，尤其是康生之流，以其反革命俩面派手法，骗取了不少的善良人们的信任。而这次，这个隐蔽部份也暴露了，先进的革命人民立刻应该从最进的事变去引导中间群众和不觉悟份子，使他们冷静地估计中央政权的情况。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长沙一中“夺军权”钢812分队&杨曦光&刘小兵
《关于目前时局的严重声明》
一·二四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国际工运史上，一种崭新的思潮被苏联修正主义的“共运”在中国的代言人第一次承认为一种独立的政治派别。
新思潮在湖南形成一种政治势力构成了对中国新生官僚资产阶级的致命威胁。
打倒中国最大的党阀━康生。冷静地考虑中央机构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这就是教训。毛主席在中央仍然是少数，这就是结论。
敌人把新思潮和省无联联在一起也正说明了新思潮本质上代表着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九六八二
在批“省无联”时发生抓捕打骂、私设公堂、揪斗游街、人格侮辱等种种侵犯人权之行为。
一九六八二，张家政、等人。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中央领导人接见赴北京汇报的湖南省革筹成员
３月３０日，在中央高层接见赴北京汇报的湖南省革筹成员时，
江青说“你们那里‘高司’闹得很凶，完全是右倾翻案风！”
她还说：张平化在东北就是一贯大反林彪同志的，以后又紧跟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王（任重）。张平化这个人可谓至死不悔改。我一想起张平化就恨，想不到张平化这个人这样恶劣，恶劣极了。他的一贯表现说明了他的本质。根据我们的经验，像这样的人，历史上不会没问题。
一九六八年四月上旬，有人为长沙红中会翻案
“３·３０”讲话传达后不久，中南矿冶学院“井冈山红卫兵”（也是“高校风雷”成员）的金胜利，在五一广场贴出大字报，宣称：中学生是湖南造反派的先锋，“红中会”更是先锋中的先锋，“借批省无联镇压造反派”就是从打击红中会开始；而要反击右倾翻案风就必须解放“红中会”。
　　与此同时，一中红卫兵佘大川、张麓泉也表示了相同观点。为了组织反右倾翻案风的队伍，佘大川以一中红造会“３·３０”战团为核心，成立了长沙市中学红代会“３·３０”联络站（简称红“３·３０”），主要吸收“红中会”、“井冈山”和其他“湘派”红卫兵参加，佘大川任一把手，李亚雄、汤建平、吴春林均参与决策。
一九六九年十月，湖南省高级法院审理“省无联”结案
张家政（湘江风雷第二号头头）被判20年
宋绍文（省文艺界红造团）判15年
毕健（湖南红旗军）判10年
杨曦光（红中会）判10年
周国辉（高校风雷）判7年
张玉纲（中南矿冶学院“井冈山公社”）判3年
李仲昆（湘江风雷）等人，则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长期监管。
与此同时，全省各地各单位，一大批“省无联”旗号下的造反组织的负责人，以及那些“黑手”，也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押、判刑、批斗。
(1980年代初，出狱几年后的几名当年的大学生、中学生，就自己因文章因言论而被治罪的问题，先后向省与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要求平反的申诉。胡耀邦批示：省无联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
1981年，根据最高法院的指示，湖南省高级法院重新审理“省无联”有关人员的案件，撤消了“反革命罪”，除个别人因要对某武斗事件负责而仍须获罪以外，大部分人都宣告无罪。
同时，湖南省委也作出了决定，认为文革中对“省无联”这样的群众造反组织却定性为“反革命大杂烩&”，是错误的，是不实之词，因此，予以平反，撤消原定性结论。
杨曦光起初得到的改判，是“免于刑事处分”。杨曦光不服，继续申诉。1983年，湖南高级法院再次复审，改为：“原判认定的事实是在&‘文革’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据此，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宣告无罪。”
省高级法院的这个改判，在报送省委后，始终没有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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