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作文之根,是中国民族灵魂之核,当不为过

一边修身治学,一边管理国家。他们即是学者也是官员。中国封建时代,这种“官僚=学者”的身份阶层,被称为“士大夫”。

由于垄断了知识,他们被社会视为“学问”的化身,由于垄断了圣贤价值判断,他们被大众看作“道德”化身。从历史和古经书中摄取正统,立言,立德,立身。使他们有能力代行皇权,教化大众。

因此,士大夫对自有的文化优越性深信不疑。尤其文化领域,具有浓厚的保守色彩。这种保守主义,使他们对外部经验和价值抱以傲慢和俯视,最后走向故步自封。

几千年来,这种特性深刻在民族的骨髓,直到今天,难掩记忆之厚重。当下官方的全网监管和治理,依稀能从这样的民族脉络里找到痕迹。尤其文化领域。

约瑟夫·奈认为,通过文化认同及文化中的价值观认同,可重新塑造国际规则,甚至决定政治议题,谓“软实力”。这种观点或类似观念被广泛接受,使文化成为国家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另类表述。

种群间的文化竞争由此而起。文化成为ZZ依附,并绑在国家战车上,成为亨廷顿笔下的文化不可调和之文明冲突。

站在国家立场,官方自然希望把“文化主导权”牢牢掌控在手里。只不过西方更愿意使用民主化的程序设置,对文化进行开放性的牧羊。我们这边走向紧缩和控制,里面难免有文化和族群烙印的基因。

当每个国家都试图把“文化”放到全球舞台,与世界文化进行角逐为国家竞争背书时,对应到我们这里,就是一直以来所提的“文化出海”。

“文化出海”的努力,不是近五六年的事。官方早期拿“孔院”尝试过。2004年就在韩国成立首家孔院。官方视其为搬到国外的“中国圆桌”,通过输出中国价值观,试图在全球文化中划出中国圆的疆域。

可是,中国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呢。没人搞的清楚。孔院在自由、皿煮和崇尚独立的老本营搞儒家那套“君君臣臣”,倒是让欧美那边看出些旧时代的遗毒。然后被美国、瑞典、加拿大等毫不客气的驱赶。

这是文化出海的外部环境。官方从孔院中发现两个问题。1是文化走出去时,缺失普世认同的核心观念。2是,官方主导的文化出海,被外部认为带有浓厚的国家色彩,让欧美难免警惕,导致普适度很差。

弗雷德里克·马特尔认为,“文化”一词的语义过于狭窄,他将文化竞争等同于国家间内容创意产业竞争,从而给文化竞争确定了更具体的竞争形态,即,一种趋向于好莱坞创意内容的产业竞争。

将文化竞争具体到产业之争,等于把人文之争变成商业角逐,这种商业思维是中国经济崛起中所擅长的。因此,官方改变思路,“文化出海”策略发生变化,文化出海主体逐渐由官方主导走向民间主导。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增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实力和竞争力,由此,全国各地纷纷出台扶持文化创意产业政策与宏伟规划。可以被视为正式开启了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快速发展的黄金岁月。

2012年,万达开始了疯狂的海外收购之路,截止到2016年年底,发起了26亿美元买下美国第二大院线AMC,35亿美元并购美国传奇影业等大大小小几十起。涉及千亿级规模资金。

同时,不限于万达,美盛文化、中英动漫、华夏动漫、奥飞娱乐等纷纷通过并购或入股的形式拓展自己的业务以及海外市场。

“文化出海”,由官方主导走向民间的过程中,战略边界和行业主体,也被逐步被确定下来,即,针对文化娱乐业的内容创意产业的输出,使其成为中国文化全球化过程中干的“开山刀”。

不过,官方很快就发现,这种靠买买买的文化出海,还是经济形态。最后,变成了“资本”出逃,抽掉了服务国内企业和经济的重要力量,导致最具活力的民间资本外流,还给外汇储备带来巨大压力。

同时,资本是逐利的,谁能带来利润,资本就追谁。欧美文创具有深厚的商业优势和成熟的产业架构,这些外流资本,最后变成对欧美文创的追逐,变成对外部文化的服务,好像在给别人作嫁衣裳。

2017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交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指出限制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境外投资。

官方认为以文化走出去的名义,行资本外流之实,有损国家利益。

2017年,“文化出海”再次进行策略调整。十九大报告提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从官媒、官方文件和他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官方正在表明一种立场,他们认为,如果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没有认同感,怎么可能真正走出去。要走出去,必须先有自己的文化养成。

这种文化养成,被定义成“文化自信”。从近几年传统文化复兴的苗头看,客观说,“文化自信”的提出,符合当下文化现状。

“比如,故宫”文创深受年轻人热捧,一年十个亿售卖,证明“传统文化+现代审美”具有可行性。2013年方文山在西塘搞“汉服文化周”,参与人数每年都是高增长。说明这轮文化兴起确有自发性的特点。

不过,这轮主要围绕着年轻人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构成的新兴文化,其实并不只限于传统文化。

互联网的自由性特点,及文化基于文创产业的全球化传播大环境,让日、韩、美等与中国关联比较紧密的文化大国,借助其出色的文创作品和产业结构,成为中国年轻人文娱生活的重要来源。

外来文化,网络原生文化,传统文化,相互混合及混沌中诞生的边缘文化,构成了当下的新兴文化的主要部分,呈现出一种混合而泥淖的文化特质。

因此,这轮以互联网为底色的文化繁荣,传统文化扮演的只是一块拼图,甚至还不是主要的拼图。

不过,官方提到的“文化复兴”的土壤取自“传统文化”,所以独对新兴文化中逐渐复苏的传统文化部分,进行倡导和扶持。

甚至有时候,官方不惜亲自下水,比如共青团中央联合各个市场机构联合发起的“中国华服日”就是这种典型。至于其他圈层文化或亚文化,自然没有这样的待遇。

这种扶持没有问题。日、美、韩等文化大国,曾用经验证明,如果政策合理,对文化扶持会有不错的效果。问题是,官方一边对传统文化扶持,另一边对圈层文化和亚文化的态度是苛刻管制的。

这种严酷管控,是否具有可行性?我不敢武断的说绝对错误。日本文化的独特性觉醒于外来文化和自有文化的融合。美国文化诞生于熔于一炉。无论美国还是日本,文化政策上都秉持松弛主义。

官方认为,新兴文化对公共空间和公共文化带来了负面影响,有违良俗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认为是管制的源头。不可否认,边际文化融入主流前往往具有负面元素,对公共文化和公共空间有负面色彩。

比如,“日漫”普及带来的宅系的生活方式,部分青幼年审美向日式靠拢,难免有些负面元素。比如,部分汉字日常使用中的日化,性态度上的轻情色倾向,多少属于日漫对青少年的影响。

韩流在年轻人中引起的“中性审美”教育,还有美剧、好莱坞电影中,除了对自由、独立、英雄主义或团队合作外的提倡,还有在年轻人对欧美主流政治生活的向往和天赋平权的社会猜想。

同时,互联网的自由化特点,对于负面元素的传播的确有助推作用,女权、性自由、拜金、腐等深入到年轻人的文化生活中。

因此,这种“独尊传统,罢黜百家”的主张,是以清理公共空间和矫正公共文化的名义来实行的。多少让人回想起历史记忆里“独尊儒术”的那种荒唐感。

不过,社会负面影响,是这种整治的部分原因,还有更深层次的源头。古时候的士大夫们有个偏执信念,一直秉持“华夏文化”中心主义。

士大夫们认为,古人早已把所有东西都创造完了,尤其在文化领域,中国深厚而结构化的文化积累,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因此,对创造性和外来的东西持强烈怀疑态度。这种民族心理脉络至今存在。

日本人著名人文学者,佐藤慎一这样认为:“当然,(中国封建时代)现实中也存在着独创西的思想家或政治家。但是,他们通常并不以自身的独创性而自豪,而是解释经书或史书而自豪”

中国古典世界本身就是一个独立且宏伟的知识体系,其宏伟程度如日本学者所言:“到1750年中国出版的书籍的总数,比到这一年为止世界上除中文外所印刷的书籍的总数还要多。”

所以,他们有自信的资本,当我们面对新局面需要新方法时,他们的自信和自尊心,不会让他们轻易接受外部经验。只需要回到过去的文化中,从那些宏大的知识结构中去寻找答案即可。

官方似乎有意无意的正在这么做。时隔百年,官方重提“文化自信”,这种自信来自官方对传统文化优越性的士大夫式的“深信不疑”。他们认为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找到“主流的价值观”。

“文化出海”这件事,当官方外部转向国内,变成了对传统文化的过度自信,变成了对外来文化和网络原生文化的大扫除,以公共空间和公共文化治理的名义,将文化中的保守主义推向故步自封

公共空间“文化治理”,从外部走到内部过程中有清晰的政策脉络,源于一次次官方在文化尝试上的失败。

过去五年间,情色治理,重在风气。权钱治理,重在观念。两条线都是直接干预,属于物理动作。重提传统文化,是官方试图重建文化种性,也有当下文化复苏的原因,这些都被视为“文化自信”的起点。

弗雷德里克·马特尔认为,欧洲衰弱的一部分原因,可归结于欧洲“共同文化”的缺席,由于欧联体的内部,各个国家间,都为了保护自己的文化独特性,使得大众文化让位于美国文化。

同时,欧洲对精英文化的追求,使欧洲大众文化的“种性”逐渐消失,削弱了通过文化塑造欧联体国际话语权的优势。

因此,在弗雷德里克·马特尔的笔下,他将地域文化争取主流地位的竞争视为一场全球化战争。用他的理论来说是,正是欧洲大众主流文化的缺失,成为这场全球文化战争的失利者。

“文化自信”目的是依靠“文化种性”塑造“文化共识”,以此来塑造匹配家国思维和国家地位的国人自信,通过“个体自信”形成对家国的自信。然后,导流出自己在全球舞台上的主流文化。

“自信”的实现,通过“文化养人”,“文化塑造人”,养成“个体”对家国和“种性”的认同。为了这一目标,官方的确需要在文化领域形成某种共识。

官方提了两个关键词。一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个是“传统文化“。构成了官方定义的“主流价值观”内涵上的所谓“共识”。对公共空间和公共文化的治理,可以被视为对“共识”的落实。

随着治理落实,表现在市场和公共领域是全网监管趋严。其实,苗头在2014年美剧整治期间就已显现。那年4月,《生活大爆炸》、《傲骨贤妻》等一夜间下架。总局实施“限外令”,实行先审后播。

同年,有消息传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通知各卫视,凡是有劣迹的导演、编剧、演员等主创人员参与制作的电视剧和综艺节目,要慎重考虑。

2014年开始,以群众举报形式,对“吸毒、嫖娼、出轨”等不良习性的艺人进行大范围惩处,大量受此影响的影视剧不得不进行补拍和重录。再后来,传闻终于真正落实到了白纸黑字上。

美剧整治和封杀不良艺人,这两件事情很具有典型意义。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所谓“主流价值观”是什么,语义覆盖的边界在哪里。

我们和欧美有“路线”差异。比如,自由、独立、民主等大词的生活化描述虽然没有问题,但对这些话语进行zz化表述是被屏蔽的,尤其在文化端严控。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制度区别的需要。

处理不良艺人处,则源于有违“良俗和传统”,官方认为,这些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个体,会导致社会朴素观念倒退,对大众原本默认的社会良序带来破坏作用。这种取向符合群众路线。

因此,“路线”问题,是美剧整治的真正源头。“有违良俗”,则是不良艺人被封杀的重要原因。

显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表“路线”。传统文化代表“传统良俗”,主流价值观的真正含义是“路线”+“传统良俗”。

由此能清晰看到,官方对市场和公共空间整顿的标准是“路线”+“良俗”。试图把这种标准推广成全民共识。这是官方施行监管和治理的目标。

2017年年底走到2018年,互联网领域发生了两件大事。1件是,字节跳动的“内涵段子”下线;第2件是,“暴走漫画”全网封禁。从这两件事情中,官方又给出了一个大环境治理的标准。

内涵段子和暴走这两件事,一方面看,是“路线和良俗”的问题。另一面则是,网络完成积累,顺利从传统媒体手里接过“社会影响力”这个大棒。官方开始收回社会影响力的管控权。

所以,对内涵段子和暴走的处理,还有对“社会影响力”进行管制的原因。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市场机构和个体,在“路线”和“良俗”问题上的容错率,与他们的影响力是成反比的。

沿着这条路线往前就是快手、抖音大量“网红”禁封,当下大量短视频、商业媒体被管制和下架。总局为什么要为影视剧综艺划定内容创作禁区?因为,其覆盖人群广泛,产生影响重大

这种影响力对官方制定价值观具有影响作用。可能会破坏社会共识促成。所以文化领域的监管动作,总结起来是为了两个字:共识。目的是,迎接主流价值观回归,将国家和人心整合成一把面向国际话语权开垦的开山刀。

“主流价值观”从广告投放走到民间建设

主流价值观即便解读到“路线+良俗”,依然不够。总体而言还是个框架

官方试图让市场和大众遵循“主流价值观”进行活动时,从业者也好,公众也罢,其实对此的认知还是模糊的。

不过,至少这种认知的框架确定了,加上对“权、钱、色”的整肃完成。从2013年到2018年,五年间治理,基本面已然形成。然后出现了一个动作,官方开始了对“主流价值观”进行全网投放。

一个缺乏精确语义的词汇——主流价值观——从自然传播和认同度的角度看,生命力是有限的。

同时,由于这种观念来自官方单方面的指定,官方和民间,彼此缺乏双方讨论和共识的基础。因此,官方调用社会资源进行全网铺设的时候,使这种行为有时候看上去更像个“广告”动作。

当然,这种强受众的“广告”还是有效果的。最大的问题是语义模糊,导致对公众和市场行为的指导是不够精准的。

因此,对公众和市场进行导向时,官方会不停跳出来,频繁通过内部分享,或通令,或口令对“标准”进行解释,弥补语义模糊的缺陷。这也带来了政策的摇摆性,给了权力深入市场的空间。

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由于权力拥有随时对社会和市场行为进行干预能力,尤其是对市场端,使得所谓主流价值观的广告投放,逐渐变成一个官方驱赶着市场走向某个预设的大方向。

权力对市场和内容创作进行干涉,虽然都是特色。但这几年间的频繁和力度,是前所未有的。有时候,多少还带着某种令人生疑的个人倾向。

2014年年底,湖南卫视《武媚娘传奇》开播,女角色袒胸露背造型引发热议,收视率遥遥领先。不料17集后停播,再次复播后,剧中美女胸部镜头全部被剪,即著名的总局“剪胸”事件。

2015年,“限外令”导致美剧全网下架,要求9月到10月底必须播出爱国主义题材和反法西斯题材。然后,2016年,《盗墓笔记》、《太子妃升职记》、《灵魂摆渡第二季》、《心理罪》等遭遇下架。

2017年,《中国有嘻哈》播出后,整个嘻哈歌手群体遭遇封杀。2018年,所有网络出道的艺人不准上卫视。从权力频繁对市场和公众活动进行的规约中,公众和市场从教训中买到安全边界和未来方向

尤其在市场端,一方面,从业者被动痛苦的对“主流价值观”加深理解,另一边,按照官方希望的航道,不得不在“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题材中进行深度创意和挖掘,试图重新获取受众青睐。

这种按照官方航道进行创新的行动,逐渐变成了对“主流价值观”这个半成品的完善。市场上风向陡变,取材由原来的“亚文化”转向传统文化。腾讯为此还提出传统文化的泛娱乐战略。

从电视幕到网络视频,出现了一批取道传统文化的节目,比如,《中国诗词大会》《见字如面》到《朗读者》。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浮现,我们能够清晰看待到,官方通过半产品的形式,一边预设了“主流价值观”这个目标;另一边,通过权力驱赶,将公众和市场,赶到建设主流价值观这条道路上。

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孔院和叫停资本的文化出海之后,官方为何将目光投向民间。这里再次强调,文化作为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话语权的一种表述,官方需要找到中国文化在全球舞台上的认同感。

可官方显然对这种“认同感”手足无措,最后将注意力投向国内,希望能从民间的文化建设中找到一朵普世之花。不过,这朵普世之花,需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这两个条件。

即,“路线”+“良俗”。

当官方抛出“主流价值观”这个半成品,结合权力对市场和社会的治理,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很难猜测,这种效果到底来自官方的预设,还是歪打正着。

无论如何,我们正在奔着官方所想要的那个目的地而去。19世纪末,托克维尔有句名言,谓:“世界上,只有爱国主义或宗教能够使全体公民持久地奔向同一目标前进”。

20世纪初,塞缪尔·亨廷顿有过一个著名论断,认为第三世界的国家,在进行现代化变革的过程中,如果要根除国内的政治动荡和衰朽,就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政府,舍此无他路可走。

这两句话穿越岁月,击中身处历史十字路口的中国。一语成谶。

结语:传统文化的第三种底色

看完主文,可能很多人依旧会问,为什么官方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除了传统文化传承千年中养成的“约定成俗”对社会行事准则的指导,除了官方对自有文化上的士大夫式的深信不疑。第三个原因是“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本就是基于儒家学说构成的,内含浓重的家国色彩。

这种底色,暗合官方浓烈的国家至上的取向。文化自信,说到底就是爱国情怀,及多少有民族主义情绪在里面。当然这些话只能点到为止罢。

当年,面对工业的贫瘠局面,面对是否引进国外技术时,士大夫们傲慢的认为,西方技术不过是来自《墨子》在国外的普及和发扬光大。引进技术,不过是把自己的东西拿回来罢了。

今天“文化复兴”中的“独尊传统”。难免让人看到那个年代没落的士大夫们最后的残影。这是监管解读第三篇,咸肉依旧遵循官方价值取向来写的。加上前面两篇,共同构成了监管三篇。

监管解读第一篇:情色文化治理

监管解读第二篇:根治权力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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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学习贯彻丽水市委书记胡海峰来龙泉调研重要讲话精神,探讨交流“剑瓷文化背后蕴藏的精神”和文化的“深化、物化、转化”工作,回答好“剑瓷文化之问”,我们特推出《剑瓷文化大家谈》栏目,邀请剑瓷名家、剑瓷文化研究者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畅谈剑瓷文化。

是如何理解剑瓷文化的吧!

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龙泉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

龙泉青瓷长达1700多年历史,始烧于三国两晋,巅峰于南宋,中兴于当代,“哥窑” 位列宋代五大名窑之一,而今为全球首个、也是目前唯一入选的陶瓷类人类“非遗”。宋元明之际,始终以主角的身份参与并开拓漫长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启中华文化传播新篇章。龙泉宝剑2500多年历史,始于春秋,代有名匠,国家“非遗”,被誉为中华第一剑,其“剑道书香”已经上升为宝贵的精神资源。人们通常说,龙泉文化的底蕴、个性和名气在中国2800多个县中极为少有,不同凡响。我们以为,龙泉的这种文化底蕴、个性和名气,在一定意义上指的就是剑瓷文化。

剑瓷文化是龙泉宝剑文化和龙泉青瓷文化的合称,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形态。我所理解的剑瓷文化,是指人们生产和制作宝剑、青瓷的方式,以宝剑、青瓷这两个由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相结合所产生的器物形态呈现。具体说,就是在宝剑钢铁锻制、青瓷泥做火烧与销售、消费过程的各个环节中所呈现的工艺文化、材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情感、心理、观念、习俗等精神文化的面貌。

剑瓷文化的内涵有哪些?

剑瓷文化是集龙泉区域文化、时代特征、工艺水平、文化时尚、美学思想等诸多因素在内的工艺文化,是中国宝剑、青瓷文化的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现和反映,蕴含丰富的历史价值、科技价值、美学价值和精神价值。它不但是名气、产业、财富,还是龙泉的灵魂、血液、精髓、核心、本质和缩影;不仅代表浙江形象、凝聚中华民族经典韵味,而且富有世界性声誉和影响力,为人类共享的文明成果。

剑瓷文化的外延是什么?

龙泉剑瓷是中华民族工艺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自己的技艺体系和造物哲学,以其锻造烧制技艺精湛、民族风格独特而驰名世界。它密切关联制度、礼仪风俗、生活方式、审美理想,因而是过往中华文明的物质与精神载体。至少涵盖这样方面:

一是剑瓷行业文化特色,龙泉的整个发展过程都伴随着剑瓷业的发展;二是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剑瓷是一种工艺品,充满智慧的剑瓷艺人们将各种中国传统文化,如儒家、 佛教和道教文化、吉祥喜庆文化融于生产中,用民间传统、民俗典故装饰剑瓷制品,从大众审美的角度,将技(艺)法、道、器融于一体;三是时代特色,龙泉剑瓷器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显现出不同的剑瓷潮流和剑瓷风貌;四是多元文化,龙泉剑瓷在生产和交易过程中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共融共享;五是多种学科,龙泉剑瓷文化包涵了人类学、文化学、艺术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文献学、地理学、宗教学、科技学、器物学、心理学、哲学、文学、美学和民俗学等综合学科的成份。

剑瓷文化主要体现在器物形态上,原来这个器物是为了实用需求,到后来逐步发展为审美需求,具有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属性,其精髓是利用自然资源并把自然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创新性和创造力。其特征是科学技术与造型艺术相统一,功能性和审美性相统一,传统性传承与现代性创新相统一,区域性、全国性与国际性相统一。也因之,剑瓷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代表性符号,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代码。

剑瓷文化的元素及具体表现是什么?

龙泉剑瓷产业的发展历史沉淀丰富独特的剑瓷文化,包括原料开采、工艺流程、行业制度、名匠名人、器物形制、装饰风格、作坊、剑行、瓷行、生产习俗、行规、市场、剑神窑祖崇拜、哥窑、弟窑、官窑、民窑等元素。其具体表现在底蕴丰厚的剑瓷遗迹、精美绝伦的剑瓷名作、精湛的铸剑制瓷技艺、独具特色的剑瓷民俗、龙泉绝美生态景观和广泛流传的名人史迹与民间传说,以及呈现的中国传统文化,背后蕴含的人文精神等。

剑瓷文化蕴含哪些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指一座城市通过其市民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城市的景观体现出来的共同的价值观念。它是植根于城市的历史,体现于城市的现实,昭示着城市未来的精神风貌。人文精神能够改造人们的观念,塑造人们的形象,支配人们的行为,升华人们的灵魂,最终决定一个城市的凝聚力、创造力、影响力和辐射力。龙泉剑瓷经久不衰、成就经典背后所蕴含的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勇于变革的创新精神、包容大气的开放精神等,就是植根于龙泉城市的历史,体现于龙泉城市的现实,昭示着龙泉城市未来的精神风貌,它既是龙泉城市的气质、城市的灵魂,又是龙泉全体市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家园。

剑瓷文化的传播规律、认知规律和辨识规律是什么?

文化传播又称文化扩散,指人类文化由文化源地向外辐射传播或由一个社会群体向另一群体的散布过程。文化传播是通过多种形式实现的,文化散布过程的认知、辨识取决于文化的实用价值、难易程度,文明声望、时代适应性和抗逆性等多种因素。龙泉剑瓷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它兼具实用、审美、收藏等多种社会功能;龙泉剑瓷之可贵,在于它风格上多姿多彩,品质上唯我独精,因而剑瓷文化是龙泉最亮眼、最具代表性的“黄金品牌”,是独一无二的“专属标签”,具备文化艺术和文化创意的传播、认知和辨识规律。

一是深度研究剑瓷文化,明确其定位和内涵,构筑其知识和价值体系,努力形成“龙泉学派”,创建一门独特的地方学——“龙泉学”,搭建一个更高的剑瓷文化研究和传播平台,铸造区域文化品牌。它以研究剑瓷文化为核心,涵盖龙泉的区域特色文化、龙泉人和龙泉精神,龙泉文化与经济互动发展,揭示龙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用剑瓷文化来挖掘、彰显龙泉的个性魅力,寻龙泉之根,立龙泉之魂,铸龙泉之基,扬龙泉之韵。

二是以全球化的视野,国际化、产业化、信息化、品质化的方向,推进剑瓷文化创意,加快剑瓷文化的“深化、物化和转化”,打造“百亿剑瓷”产业,推动剑瓷文化与更广泛产业化领域、更广泛的城市空间布局深度融合,树立“世界瓷都”城市形象;立足龙泉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始地优势,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起点,让龙泉剑瓷“走出去”和“走进去”,让世界了解龙泉,让龙泉走向世界。

三是适应新的传播规律和市场规律,创新传播模式,加强媒体融合,构筑剑瓷文化立体式的传播、认知和辨识格局,提升其美誉度和影响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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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庞大的

世界上众多著名人士和政治家都是共济会成员。其起源目前并没有确定的说法。根据其纲领文献《

》(共济会标志,传说1701年写成,出版于1723年)第一部《历史篇》的解释,共济会起源于公元前4000年,这一年成为A.L.(Anno Lucis,“光明之年”),他们自称为

的后人,通晓天地自然以及宇宙的奥秘。共济会,也称美生会。中文“共济会”一词取其组织性质。其会员被称为“美生"(英语:Mason,原意为石匠),这也是中文美生会的来源。而中国美生会则被称为“兄弟”。从共济会诞生之初,质疑和反对之声便不绝于耳,最著名的便是

会与共济会的世纪战争,

高举反共济会的旗帜两百多年,直到今天。最初的阴谋质疑来于

期间,共济会被怀疑支持了推翻

的运动。到了19世纪中期,摩根事件(Morgan affair)引发了美国的反共济会运动(Anti-Masonry)。 最早将共济会与

联系在一起的是20世纪初俄国出版的《锡安长老会纪要》。

共济会的理神论明显继承了诺斯提教派的宗教思想(Gnosticism,基督教公开时期和基督教进行斗争的各种希腊化教派的总称,公元1世纪兴盛,4世纪因基督教压力而崩溃,剩余势力成为秘密宗教)。而除了诺斯提思想之外,共济会也包含了13世纪左右兴起的

(犹太教隐秘哲学)、拉丁

近代共济会对于神的解释来自

的《理想国》中对造物主的阐述,他们认为神是一位理性的工匠(理性的人格化),而宇宙是神——“宇宙的伟大建筑者”创作的手工品,宇宙的秩序(作品的外形)来自神赋予的理性,这个外在的宇宙称为大宇宙(Macrocosm);而每一个人类都是宇宙的影子也就是神的复制品“小宇宙”(Microcosm),然而由于材料的先天性的缺陷,这个复制品总是不完美的。然而如果人能够以理性为准绳,以道德为工具,不断地修正自身精神上的缺陷,那么最终人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完善自身,也就是完成了“内在神殿”的建造,成为完美的“石工导师”并且进入神的领域。

共济会会员(“石工”)建设“

”的过程,象征着人追求理性和自身完善的过程,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一种先进的思想观念。通过奉行理神论的理想,共济会发起了启蒙运动并且在不到50年时间里迅速扩散到西欧、中欧和北美,建立起可以和天主教会匹敌的巨大体系。

在隐蔽了将近1300年之后,天主教会再次面临强大的挑战,这令教廷十分恐惧。1738年,教皇克莱门斯12世命令禁止天主教徒加入共济会,违反者将被教会开除(共济会允许天主教徒入会,但并不积极鼓励),在18世纪后半叶教廷一直致力于打压共济会,至今双方的关系仍不怎么样。

这个由分规、曲尺和书本组成的象征符号(寓意画)是共济会最基本的代表性

分规和曲尺都是石工测绘使用的工具,在共济会思想中它们代表着会员完善自身所使用的“道具”。每一个共济会会所几乎都饰有分规与曲尺的符号,它可能由印度古代

教(Tantrism)的象征符号六芒星(Hexagram,“伟大的图象”)变化而来,曲尺代表六芒星中向下的正三角形“真理”(女性原理,精神中被动的一面,也叫圣杯。)、而分规代表向上的正三角形“道德”(男性原理,精神中主动的一面,也叫剑刃,至今被用作

符号。),两者的结合代表阴阳调和、真理和道德的和谐、行动和节制的规范,从而完成“伟大的作业”——在炼金术中,通过“化学的婚礼”而出现的这种完成体称为“两性共有”(Androgyne),是喀巴拉思想中人类的真正完全状态“最初之人”(Adam Qadmon,“光之巨人”、“神的影子”)。

而书本则是共济会的“法典”,并没有强制的规定,完全尊重会员的宗教信仰。对于基督教体系的共济会会员来说它是《

》(一般翻开到新约·约翰福音第一页),而对于信奉其他宗教的会员来说,法典就是该宗教的圣典(比如犹太教徒阅读的《

分规、曲尺和法典在共济会中被看作“会所的家具”,是会员完成个人实践、突破三重黑暗、重见理性光明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被称为“三重伟大之光”。

共济会在全球都有发展,但并没有全球中心。

共济会分为两级组织:会所和总会所。

会所名称为阿拉伯数字编号和地名的组合。

总会所是共济会的最高组织形式,各总会所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在多年的流传中,各总会所之间在章程和仪式上会有一些差异。总会所往往是在司法管辖区内以社团的形式注册的公开的合法机构。

现代共济会在服饰和仪式上分为约克礼(13级)和苏格兰礼(33级),另外还有北欧的瑞典礼(11级)等。

共济会会所(Masonic Lodge)的高级官员是会长(Master),通常会挂衔“尊者尊主”(在苏格兰,根据苏格兰

,通常被称为“右尊主”)。尊主通常坐镇在会所的东方位置,指挥会所的大小事务。他拥有很大的权利,不需要参考其他会员的意见。他还负责主持仪式和庆典。

成为尊主是一个会所所能赋予其会员的最大荣耀。本职位由选举产生,一般是由不记名投票方式进行。然而,在大多数会所,该职位通常是由上一年的高级督导员(Senior Warden)担任。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尊主被冠以“尊贵”头衔,但并不意味着他是被膜拜的。相反,这个词在这里的意义更多是“给予尊重”,类似的用法比如称法官为“尊敬的法官阁下”,称市长为“尊敬的市长大人”。实际上,市长和法官在英格兰的部分地区依然被成为“尊贵的”,或“荣耀的”。法国共济会使用“可敬的”(Vénérable)来尊称他们的会长。

当任期结束,尊主会被称为前会长(Past Master)。前会长的职责和特权因会所和辖区的不同而异。例如,在一些辖区,前会长可以获得总会所的投票资格,而另一些辖区则不行。在大多数辖区,前会长依然继续享有“尊贵”头衔(例如“尊兄史密斯”),而少数一些辖区则规定唯有现任会长可享有尊贵头衔。

与尊主相应的更高级职务是总会长(Grand Master)。总会长除了可以掌管自己的总会所,在其辖区的所有会所也享有一定的权利。总会长通常挂衔“至尊主”(Most Worshipful)。

高级督导员(有时被称为首席督导员)在会所三位主要官员中位列第二,并且是会长的副手。在一些区域,如果尊主缺席的情况,高级督导员将主持会议,被称为“理事长”(acting Master),并且可以代理会长掌管会所内的所有事物。在另一些区域,包含英格兰总会所和爱尔兰总会所,只有现任会长或前会长可以任职“理事长”,因此如果高级督导员不是前会长的话就不可以担任该职务。在很多会所,高级督导员将会被内定成为下一任的尊主。

会所三位主要官员的第三位就是初级督导员(或次席督导员)。初级督导员负责在会所举行宴会或其他社交活动。在一些区域,初级督导员拥有一个特殊的职责,保证所有来访共济会员拥有所有必须的凭证。在其他地区,这是属于守门人(Tyler)的职责。在一些区域,初级督导员在会长和高级督导员都缺席的情况下可以主持会所。

督导员是会所的常规官员,意味着这些职位必须没有空缺。

司库的职责是记账、收集会员年费,支付账单,并向总会上交年度会费。

年度财政报告是一个会所持续经营能力的重要度量标准,同时年度会费的缴纳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有意或无意)的付款失误都将导致会员失去投票权、访问其他会所的权利,甚至会被禁止进入他自己的会所,或被驱逐。

通常司库是由有经验的前会长担任,但这不是必需条件。

秘书的职责包括发出传票(会议前的正式通知,包括时间、地点和议程)、会议记录、完成统计并汇报给总会,以及对尊主提供程序流程方面建议。

许多独立的会所制定有额外的职责,例如,秘书必须服务于特定的委员会。

尽管所有会员均可以任职秘书,但一般情况下是由有经验的前会长担任。

执事是会所中的初级官员。在大多数地区,会所设有两位执事,分别服务高级督导员与初级督导员(然而有时候首席执事和次席执事在职责上可以互相调换。)

首席执事的主要职责,是在会所内指挥管理新人,并在某些特定典礼上为他们发言。另外如果有需要还要协助尊主,并且在会长和高级督导员之间传话。

次席执事的职责与首席执事很相似。次席执事的主要职责是协助首席督导员,并在两位督导员之间传递信息。在一些地区,他还要负责镇守会所大门的内侧,并保证会所被“封闭”(在另外一些地区这项工作交付给内卫或随从)。

干事负责一系列的初级助理事务。即便在同一区域,他们的职责也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的一些共同职责如下:

干事往往担任首席执事或次席执事的替补,如果上述人员缺席的话。

当受阶典礼进行时,一个或更多的干事将被要求协助两位执事在圣坛(temple)上管理新人。

在很多地区,干事的传统角色是在会所会议结束后的宴会上侍酒。通常他们的职责会被扩展到监管整个宴会的膳食和小食。

一些地区有特别的规定,一个会所有两位干事,首席干事和次席干事。其他地区对干事的数量不做限制,这样的情况通常是特殊的。尊主可能会根据其会所的大小和需求指定任意数量的干事。这些额外的干事通常被称为助理干事(Associate Steward)。

虽然干事通常由新会员担任,但根据传统,在一些会所前会长通常会被指派督导干事的工作。

守门人也被人称作会所“外卫”。他的职责是守卫大门(从外面),持锋利的出鞘之剑,保证仅有那些有资格参加会所会议的人通过大门。在一些地区,他还要为新人准备许可证。守门人通常会负责在会议前布置会场,并在会后保存和维护所有的会徽等仪式用品。

在一些区域,守门人由前会长担任,而在其他区域他可能是从其他会所雇来的兄弟(Brother)。

以上所列均为普通人事构架,不同的会所可能会有不同。

在中国美生会,还可以看到更多细分的职务,例如:

“总会监、总司祝、总司导、总司讲、总司礼、总司旗、总司剑、总司经、总司客、总司事、总司护、总司乐、总司卫”等等,分工非常精细明确。

在正式的共济会会所规定中,入会的条件为出于自愿、无犯罪记录、身心健康、相信存在一位造物主的成年男子,如果入会以后有任何犯罪行为将被开除会籍。因其属封闭的社团形式,如无两位以上美生兄弟推荐,外人也无法得以加入,也不能有被拒绝入会的记录,且其考核欲加入兄弟之时间,短则半年,长则无限。而且早期时入会之后,不得向他人揭露其会员身份。

共济会会员共分为33个级别,用度的符号“°”表现,但只有1°到3°涉及到等级概念:

1°会员被称为“学徒”(英语:Entered Apprentice),不是正式会员。
  2°会员被称为“技工”(英语:Fellow Craft),不是正式会员。
  3°会员被称为“导师”(英语:Master Mason),正式会员。

从3°到33°都是平级的。不同的级别在共济会意味着不同的研究学习内容,也代表了会员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比如33°是共济会内部研究宗教的级别。

以下为英美体系共济会的传统入会要求:

依据美生会的宪章,对美生的加入,有其严谨的要求,也就是说他必需是:

1. 出于自身之意愿。

  2. 在总会辖区内居住满十二个月以上。

  3. 年龄在二十岁以上之男性。

  4. 相信神的存生(不限任何宗,也不需为教徒,但绝非

  5. 无犯罪之记录。

  6. 未曾被其它美生会拒绝入会的人士。

  7. 二名美生会员的介绍之下,办理申请入会手续。

循美生会考核方式,逐级晋升,登堂入室,终至成为一位共同修业进德的美生。

而对于大东方体系的共济会来说,并不需要必须为有神论,混合型和女性的共济会接纳女性,在年龄上各地区也不尽一致。

在会员每次晋级的时候,都要在会堂内举行相应的仪式。

3°会员为共济会的正式会员,需要在经历一次模仿建筑师西贡·阿比夫之死的启蒙仪式,在仪式中象征性地“死亡”,然后“复活”。这个级别的仪式也是所有共济会礼仪中最为重要的一个。

经历仪式的新会员被蒙住双眼,赤膊上身,脖子上套一绳索,名为“牵引绳”,由三个叛徒朱比拉(Jubela)、朱比罗(Jubelo)、朱比伦(Jubelun)带往会堂(有时是地下室)。进入会堂后,要走过一个踏板,上面绘有象征符号。途中三个叛徒依此向西贡索要秘诀,西贡说圣殿完工之后才能告诉他们(西贡这个人物在《圣经》列王记上· 第七章中有提及,中文和合本中译为户兰),最后西贡被杀害。三个叛徒将西贡抬到圣坛前,那里有三盏蜡烛,象征三大光明。在周围的会员咏唱完祷文后,接下来扮演西贡的会员将复活,去掉蒙眼布,看见三盏烛光(有的地方改为用锤敲击三声),并且说:

这是古埃及语,英语为:Great is the Master of Ma’at ,Great is the spirit of Ma’at (意为:伟大的是真理的主人,伟大的是公正的灵魂。其中的Ma’at直译为“有序而对称”,也就是正义、真理、公正)。这时候新加入的会员就完成了启蒙仪式,成为正式的共济会会员。

共济会会员莫扎特在经历了这样的启蒙仪式之后,将其神秘感受创作了《

Lucis,“光明之年”),他们自称为该隐的后人,通晓天地自然以及宇宙的奥秘。

在共济会传说中如此记载:“……这伟大的学问究竟从何而来?

》第四章中记载的那样,早在大洪水之前有一个名叫拉麦的人,他是

拉麦有两个妻子,一个叫亚大,一个叫奇拉。

亚大生了两个男孩,他们是雅八和犹八,奇拉生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是土巴该隐和拿玛。

这四个人象征着人类对自然科学的探索:

雅八是第一个研究“地理”的人类,他将家养山羊和野羊群分并且第一次使用石材和木材建造房屋;

犹八是世界上第一个音乐家;

土巴该隐发现了冶炼钢铁的技术;

最小的妹妹拿玛发明了纺织技术……”

》中并无两样,然而共济会的故事还有后话:“……四兄妹知道自己对自然的探索会引起神的震怒,宇宙的伟大建筑者必将以水火惩罚窥视神之秘密的人类。

在洪水来临之际,他们为了让伟大的学问流传人间,特地将知识镌刻在两根石柱之上,其中一根称为‘亚伯’——它不会因火而毁坏,另一根称为‘拉特拉斯’——它不会毁于水中。

其中一根石柱终于被一个人发现,他是三重伟大的

(Hermes Mercurius Trismegistus),将伟大的学问的一小部分传授给人类。(赫尔墨斯为埃及神明透特的希腊名,是埃及智慧神,其人在传说中为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的大宗师、现实身份和神话中的身份已经不可分,通常被作为自然科学的一种拟人化)……”

洪水消退之后,神因挪亚的虔诚而喜悦,并且决定不再毁灭人类。然而人类并没有忘记对神之领域(自然科学)的探索,在复兴之后,大多数人类仍旧十分愚昧,只有石工(Mason)仍旧掌握着自然科学和几何学的秘密,根据这些知识他们知晓了人只不过是神的“不完善的复制品”。石工们发现如果通过自身努力,就可以克服人类自身的精神和肉体上的缺陷,从而回归神的领域。

挪亚的不孝之子中有一个儿子叫古实,古实有一个儿子叫宁录(Nimrod,传说中最强大的猎人),宁录是

的国王。当时石工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巴比伦,开始建造一座

,也就是传说中的巴别塔(Turris Babel)。宇宙的伟大建筑者这一次采用了一种幽默的手法进行惩罚,搅乱了他们的语言,于是他们荒废了造塔的工程而散布到世界各地……

而这些石工们从此不再将伟大的学问透露出去,他们组成

,采用口令暗号和秘密的握手方式表示身份、同时区分在团体中的级别和工作中的职务。这些“自由石工”在耶路撒冷建造了所罗门王的

,他们在古希腊被称为丢尼修建筑团,他们在中世纪为基督教徒建造教堂和各种大型石造建筑。石工们严守组织秘密,在建筑工3地旁开设的集会所(Lodge)进行聚会,交流知识,他们信奉宇宙的伟大建筑者,通晓宇宙天文、人体解剖学、几何学的浩瀚知识,他们互相称为“兄弟”,奉行兄弟友爱、

1738年出版的《完全的共济会概况》中的版画《石工作业》,描绘了建设古代神殿的石工,左下角折断的柱子象征着共济会传说中希兰之死(栋梁的折断,象征着“哲学的死亡”和“理性的新生”),太阳和月亮代表

的两根铜柱,象征世界和人的二重性。

秘密结社在西方世界的历史上有几种可能的来源。

第一种是受到迫害的宗教。西方世界大多数的时期是以一神教为主,而如果有其他信仰的人往往会遭到相当残酷的迫害;因此,许多信徒们为了要在这种严格查缉之下生存,就发明了各种各样的秘密集会仪式、口令和密码,让外人无法轻易渗透入真正的聚会核心中,从而也大幅降低他们被破获的命运(当然也就少了被丢入竞技场或是丢在火堆上烧的机会)。

另外一个则是知识保存的社群,

西方世界的学徒制非常重要。青少年必须要选择自己未来要跟随的师傅,并且藉此而决定自己未来的职业。但是,这些拥有各自专业的木匠、石匠等也希望要拥有自保的能力。不管是在面对当权者、或是在面对各种的挑战上,成群结党总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公会(Guild)就应运而生了。公会基本上是专业人士的集合,但同时也肩负着保存许多专业知识的功能。这些专业知识包括了建筑的秘密、数学、

等等,许多这些密藏的资料被查获之后不但会导致不传之密外泄,甚至还可能导致整个组织被认为是叛教集团,导致全部的人都被牵连处理。所以,不只这些组织有入会的限制,严格的认证,甚至许多秘密都必须要等到该人达到某种层级之后才能够获得。而且,这些秘密本身又都被复杂的密码和责任保护制度给层层禁锢住。所以,这一类的秘密组织一直是伴随着西方文明成长的。

而在这些组织中最有名的又属于到21世纪依旧势力庞大,公开活动的“共济会”(Freemason)。这个组织成立的架构十分类似以建筑和木匠知识为主的结社,其标志就是圆规和一把角尺。(据说他们是中世纪石匠所延续下来的组织)但其内部的运作、规范十分神秘,并不为外人所知。只不过,这个组织从中世纪开始就有许多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名人和贵族加入。莫扎特就是共济会的一员,其著名的剧作“

”中就引用了大量的共济会象征,美国的副总统钱尼也是共济会的成员。直到2003年之前,全世界瞩目的奥斯卡奖都是在共济会的聚会所举办。

而共济会褪去传说的迷雾,正式出现的最早记载始于1717年的英国。1716年之前,伦敦的四个小酒馆中聚集着贵族和高级

,举办类似高级俱乐部的聚会,内容多半是社交活动、娱乐和饮食为主,这些人是近代共济会的真正创立者。

1717年6月24日“圣约翰日”(

是共济会古典派的守护圣人),英格兰四个会所(Lodge)的共济会会员(Mason)齐聚伦敦

附近的烤鹅大厦(Goose and Gridiron Ale-house),这四个会所中只有一个是由纯粹的精神石匠组成,其他三个仍然是从事生产的石匠会所。这一天他们联合成立了第一个总会所(Grand Lodge),并命名为英格兰第一总会(Premier Grand Lodge of England)。会员投票选举安松·塞亚(Anthony Sayer)为第一代总导师(Grand Master),这一天也就是近代共济会运动的开端。

而这一时期也正值传奇的

运动的影响消退之际,近代共济会摆脱了石工团体的“实践性的石工”性质,成为“思想性的石工”、亦即投身社会改革的政治团体。

一共只有约700名会员,很快更多的志愿者希望入会,原来的那种沙龙性质的聚会已经不能管理如此之多的新会员,为了制订内部的条约规则,英国共济会总会于1721年开始筹备编纂自己的宪章。总会所委派新教长老派牧师詹姆斯·安德森完成这项工作,安德森根据共济会的古代条文《传统宪章》进行编纂,在1723年(共济会历5723年)出版了《共济会宪章》,这部宪章分为历史、责任义务、通则三个部分。

这之后,共济会从英国开始陆续传播到了欧洲各国,各国共济会也纷纷成立了自己的总会所。

虽然初期共济会仍旧奉行严守内部秘密的规定,但是1745年在

匿名出版的一本书籍完全暴露了共济会内部的规定、活动内容甚至入会礼仪等细节。然而共济会也因此将活动更加公开化,会员并不隐瞒自己的身份,他们也更公开地进行慈善活动,会员的阶层也逐渐向

转化。现代的共济会除了内部各级别的接头暗语仍旧保密之外,其余活动基本全部公开。

英国共济会是现代共济会运动的发源地,第一个总会所于1717年圣约翰日在伦敦成立。

初期共济会名义上对志愿者不作限制,人人平等,但是当时只有

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可以入会,为了争取更大的影响力,共济会不断地招收贵族入会并且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得到王室的垂青。从第二代总导师蒙塔魁公爵(1721年就任)开始,大贵族在英国共济会中占有一段时间的支配地位。1722年沃顿公爵成为新一代总导师,继续奉行上层路线政策。

的长子皇储弗雷德里克·刘易斯在伦敦的“临时会所”加入共济会。次年,安德森修改了《共济会宪章》并且将新版宪章献给皇储。虽然这位皇储死的太早,没有坐上王位,但是其长子也就是

维护共济会的政治地位,这之后王室和共济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在19世纪中叶之后,英国的共济会迅速丧失其社会改革的锐意和先驱性。而共济会给英国带来的另一大负面影响则是丧失了肥沃的北美殖民地,

的发起者中有不少都是共济会会员。

正如《来自地狱》中所描述的,19世纪中后期英国的上层社会中充斥着共济会会员并不奇怪。当然,由于此时的英国共济会禁止女性入会,所以女王本人肯定不是其会员之一,但是当时的皇储(后来的爱德华七世)和其长子-片中患上梅毒的艾伯特·维克多王子都是共济会会员。今天,英国的高级神职人员、富豪和贵族在英国共济会中所占比例急剧减小,普通公民的比例占有优势。

2005年6月英国国会曾下令,英国

的所有议员必须公开他们是否隶属共济会。当日提出动议的英国

议员强调,为了增加国会的透明度,以及重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议员必须申报利益。

有证据显示法国最早出现共济会是在1688年。1721年,一些英国共济会成员在港口城市

建立了法国第一个共济会所。法国共济会总会所建立于1733年6月24日,是

最早成立的共济会总会所。1743年12月11日法国总会被英国总会正式承认。

克莱蒙伯爵(the Count of Clermont)于1771年成为总导师,他去世后,英国体系在法国衰落。原来的法国总会分裂,较大的一方就是大东方法国(Grand Orient de France,简称GODF),在1773年成立总会所。

1776年3月11日大东方建立九姐妹会所(La Loge des Neufs Soeurs),九姐妹成员众多,汇集了当时法国科学界、文艺界、思想界的著名学者。它是共济会在法国启蒙运动中的杰出代表,集中反映了共济会的理想和组织在启蒙运动中对思想、文化、政治、社会领域的发展的所起到的引领作用。1779年被选为会所大师的

,在会所成员的帮助下,成功争取到法国军事支持,对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后来的

法国共济会也是启蒙运动中瓦解

权威的急先锋。18世纪的共济会组织体现出排外特征,下层的劳动阶层不被接纳,成员主要来自贵族、教士和中产阶层,有些会所完全由天主教教士构成。中产阶级被共济会自由、平等的思想所吸引,成为主要的成员来源,因为在这里他们能够与贵族平起平坐。

虽然罗马天主教皇克莱芒十二世和本笃十四世分别于1738年和1751年两度颁发教皇禁令,禁止天主教徒加入共济会,然而在法国并未产生足够影响,共济会仍然在发展壮大。到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法国已经建立了1250个会所,拥有成员四万多人。

之后,欧洲各国政府对此甚为恐惧,加紧了对国内秘密社团的监控,被怀疑为幕后主导的法国大东方被政府取缔。

成为法国共济会总导师。自此法国的共济会得以恢复,原来分裂的双方也合并。在当时的军队组织中,共济会也有极大的影响力,很多将军都是共济会成员。但是1815年第一帝国的消失再次让共济会受到打击。

很多年之后,法国大东方共济会才再次慢慢恢复了正常活动,当时主要是在海外发展。这期间大东方的制度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

牧师弗雷德里克·戴蒙斯(Frédéric Desmons)主张去除“宇宙之间的伟大建筑师”这一神学观点,在1875年的

洛桑大会上,大东方法国通过了接受

者入会的决议,并且开始允许会员在会所内公开讨论政治和宗教问题。英格兰联合总会所(UGLE)视为这是不遵守传统的,违反了古老的《共济会宪章》中的规定, 于1877年撤回对GOdF的认可声明,其他英语系的会所都响应了总会的这一决定,宣告了他们之间的正式分裂。

他们之间的这种分裂状况持续至今,期间只有在

及二战纳粹统治时期有所改善。承认GODF的部分共济会地区会所包括主要的欧洲大陆国家如法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前法国与比利时在非洲的殖民地与大部分的拉美国家,在俄罗斯与东欧一些国家近些年来也有扩展。

这一事件也在大东方内部引起了分歧,最早脱离的有人权会社(Le Droit Humain),主张男女会员兼容,后来向

方向转变,1902年成为英国人权会所总导师的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也同时为

(Theosophical Society)的第二代领导人。许多欧洲的女性总会也都是源自人权会社。

接下来分裂出去的是法国大会所(Grande Loge de France),于1894年独立出去,坚持对“宇宙之间的伟大建筑师”的信念。

1913年,法国国家大会所(Grande Loge Nationale Fran?aise)也从法国大东方分离,它也是在大分裂之后唯一被英国联合总会所承认的法国共济会总会。

对法国共济会进行了打击,没收了他们的档案,还通过展览和电影的方式对法国共济会进行歪曲的宣传。众多的共济会成员加人了解放运动并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法国在获得解放时,共济会的人数比起战前少了三分之二。会员人数的损失在战后历经20年才得以弥补恢复。

战后法国共济会的分裂也越来越严重,到21世纪初,法国境内共有十几个独立的总会所在运作。为了消除外界的猜疑,法国共济会在社会上的宣传也是很积极的,经常在各媒体中露面,并进行展览活动,甚至许多媒体中的高层领导都是其成员。

共济会在18世纪30年代便随着移民新大陆的潮流而进入北美,直接传承自英格兰的总会所,于1733年

组建的总会所,被认为是美国的第一个共济会总会所,这个总会所后来被更名为圣约翰会所(英语:St. John's Lodge ,

于1731年成为这个总会所辖区内的会员。

确认的共济会会员里,除了著名的开国元勋

、本杰明·富兰克林之外,在美国《独立宣言》的56位签署者中至少有8位,1781年的第一部美国宪法的签署者中至少有10位,1789年的美国宪法的40位签署者中至少有9位,乔治·华盛顿的63位将领中至少有31位,以及英国北美殖民地13个州的30名州长中至少有10位。历届

共济会成员哈扬·所罗门(Haym Salomon)提供了北美独立运动所需的绝大部分资金,并在其后拯救了新政府使其免于破产。

19世纪中期,摩根事件引发了美国的反共济会运动。威廉·摩根(William Morgan)曾经是一名共济会成员,但是后来他背叛了共济会,扬言要公开共济会的秘密,1826年11月11日摩根神秘失踪。由于大多数银行家、法官、富商和政客都是共济会成员,这加重了底层民众的不安和忧虑。纽约民众开始集会号召禁止共济会员进入政府系统,运动很快与反

总统政治运动结合起来,因为他也是共济会员。他们建立了反共济会党,并在1828和1832年推选了总统候选人。但由于缺乏支持,这个政党不久就消亡了。

摩根事件之后,共济会在美国陷入了低靡期,直到50年代后期才开始有了起色,共济会会员从6万6千人增长到20万人,当是全国已有5000个会所。

内战结束后的1870年,南部辖区最高议会总部迁往华盛顿特区,阿尔伯特·匹克于1884年将苏格兰礼仪式完善,此为现在全世界通行的苏格兰礼授予仪式的最早范本。

当今美国的共济会共有约400万会员,占了全球共济会会员总数的大约60%。

1250年德国第一个石匠总会所在科隆成立,这也是最早使用圆规、矩尺作为石匠行会标志的记录。15世纪末斯特拉斯堡举行的各地石匠总会的集会上,颁布了第一个石匠行会会徽。从此科隆和斯特拉斯堡石匠总会分管南北德国各地会所。这是石匠手工业者的行会组织,与现代“精神石匠”共济会组织并不相同。

现代德国共济会最早的会所出现在1737年12月6日。普鲁士的王储,后来国王

曾在1738年8月在14日夜间出现在会所里,并于1739年接管了总导师的职位。

在共济会宗教宽容和兄弟间平等的宗旨下,会所不仅仅只是为美生兄弟提供了一个空间,也成为宣传启蒙运动思想的场所。

是三位开创了德国浪漫主义文学道路的领袖,他们与共济会也存在密切关系。

加入共济会三玫瑰会所,并成为导师。他的《共济会员对话录》被认为是共济会史上的重要著作之一。他也是最早倡议接纳犹太人加入共济会的发起者,在当时的欧洲大陆,底层犹太人不具有公民权,也不被共济会接纳。他的好友

犹太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发起了的犹太启蒙运动哈斯卡拉,开启了欧洲犹太社会开放和世俗化进程。欧洲犹太人尤其是

开始学习当地民族的语言,接受当地民族的教育和文化,进入欧洲上流社会。日尔曼文明史上一些最耀眼的明星都是这一运动的产物,

等等。哈斯卡拉运动培养了强大的犹太世俗势力,揭开了欧洲犹太民族政治运动的序幕。

加入安娜·阿玛丽亚三玫瑰会所。会所名字来自当时在魏玛执政的女伯爵。阿玛丽亚会所与当地贵族建立了良好关系,魏玛公爵奥古斯杜和普鲁士将军费迪南伯爵也是会所成员。共济会在歌德的一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他的思想和作品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最早加入共济会很可能是受到莱辛的影响。歌德著名的遗言是“再多些光!”(Mehr Licht),常被认为反映了共济会和启蒙运动的光明崇拜。1913年成立的 Wolfstieg 协会旨在促进共济会的科学研究。

1777年瑞典共济总会会长瑞典国王

传统的瑞典体系引入德国。同一年,巴伐利亚

的创始人Adam Weishaupt也加入了当地的共济会会所"Theodor zum guten Rath",1780年,荷兰贵族、共济会员阿道夫·科尼格(Adolph Freiherr Knigge)加入光明会,他开始将光明会体系引入共济会,扩大在共济会中的影响。1782年的

共济会大会上,圣殿骑士玫瑰十字体系最终被光明会体系所取代。

1784年7月22日,巴伐利亚侯爵Karl Theodor颁布社团禁令,禁止一切秘密社团。1785年3月2日的新版法令中则指名光明兄弟会和共济会有叛国和异教罪行,令行禁止。1787年8月16日又颁发了更为严厉的法令,任何加入共济会和光明兄弟会者都将被处以死刑,光明会与共济会开始转入地下。

使各地政府风声鹤唳,整个19世纪欧陆的共济会活动都陷入了低靡期。

保存下来的帝国安全办公室记录,显示了共济会在

时期受到了残酷迫害。一般认为,大约有80,000到200,000共济会会员被纳粹政权杀害。共济会的

囚犯被评定为政治犯,戴着一个倒置的红色三角形以识别身份。

最早是在1926年被 Zur Sonne 总会所采用,作为德国不来梅市共济会年度会议的会徽。生产勿忘我会徽的工厂在1938年被纳粹党选为募捐机构。这个巧合,使共济会会员有机会将勿忘我徽章作为相互识别的秘密标记。 即便在纳粹时代受到了残酷迫害,但共济会会员们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甚至在集中营里建立了 Liberté chérie 这样的会所。在二战结束后,勿忘我在1948年再次成为德国总会所年度大会的会徽。

二战终止了德国共济会向光明会体系发展,复兴之后的德国共济会在英美共济会的支援下在

俄国共济会间接地来源于英国共济会,进入俄国的时间可以追溯至

当政时期。但也有人认为,共济会在俄国的成立时间比英国大分会的成立时间还早,因为拥有一些重要的材料表明,彼得一世被赫里斯托福·乌莱(Christoph Ulay)先生吸收加入了组织,并且在17世纪末以前,就存在一个由列福尔特任执行大师傅,戈尔东和彼得一世分别任第一和第二监督人的共济会分会了。有史记载的涉及俄国共济会的文件出现在1731年。这一年,伦敦共济会分会领袖洛弗尔(Lovell)勋爵任命乔治·菲利普(George Philip)上尉为俄国分会的领导人。

共济会进入俄国后,首先在俄国上层社会传播开来。居住在俄境内的外国人对俄国共济会的组织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英国人和德国人,而俄国人在早期的俄国共济会分会里只处于次要地位。共济会传入俄国后很快被一些欧化的贵族接受。

会则把俄国共济会看成一种秘密组织,是反对上帝、

和天主教民族国家的地下密谋组织。俄罗斯东正教流亡西方的高级僧侣会议代表、主教安东尼在1932年曾经发表言论认为:“在共济会的旗帜下聚集了世间所有的黑暗力量,他们破坏了我们的民族和宗教,给俄国带来了灾害”。

18世纪后半叶,俄国经历了法国

的影响。1762年叶卡捷林娜二世接任

,她受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开始在俄国实行“开明君主制”,当时俄国许多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都纷纷加入了共济会。

法国大革命之后,共济会在俄国同样被政府取缔。1812年开始的

战败,1814年俄国军队远征至法国。在法期间一些俄国军官受到

激进思想的影响,开始对俄国沙皇制度产生怀疑,由于当时盛传共济会颠覆政府的

盛行,因此1822年沙皇

颁布命令禁止共济会,1826年

重申禁止共济会,从此到20世纪初的很长时间内俄国共济会活动陷人低潮,许多会所转入了地下和国外。

有许多俄国学者也认为共济会是1917年俄罗斯

前后,苏联时期的共济会也仍然秘密存在,但是许多苏共领导人都曾经公开批评过共济会。

后俄罗斯共济会,在法国大东方共济会的援助下再次活跃起来,陆续成立了多个分会。

1759年末,瑞典东印度公司卡尔王子号“Prince Carl”到达中国广东,船上的共济会成员登陆举行了集会,这是共济会在中国活动的最早记录。清

三十二年(1767年),共济会开设了在广州的英格兰总会辖下谊庐第407分会,当时仍以外籍人士为主。鸦片战争后,随着大量涌入的外国商人和军队,共济会也在中国沿海依照通商条约开放的港口城市逐渐建立起来。最早在上海、宁波、天津、九江、青岛、威海,其后在内陆城市南京、北京、哈尔滨、成都也出现了共济会分会。这些共济会会所分别由各国共济会总会建立,绝大多数来自由英国、苏格兰、爱尔兰、德国、美国的

以及后来的菲律宾共济会。

1849年英国共济会授权在上海建立中国北方会所the Northern Lodge of China No. 570 EC,并在南京路上建造了上海第一座共济会建筑,1861年又在广东路建造了第二座建筑。此后英国共济会又分别在外滩、北京西路修建了共济会会堂。1949年3月18日,在菲律宾总会的赞助下,共济会所迁到了上海北京西路1623号(现为上海市医学会的办公楼)。

清代中国人被禁止加入共济会,而1873年一位在马萨诸塞州率领清朝留美幼童的首领很可能加入了共济会。最早一位有材料记载的中国共济会员是一个叫Shan Hing Yung的海军中尉,他于1889年在广州加入南中国之星会社。最早在香港加入共济会的中国人,包括香港首任华人立法局会员何启爵士及其继任者韦玉爵士。

洪门(天地会)是海外有名的爱国组织,即使当年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都是借助了洪门的力量。虽然现代洪门采用了与共济会相同的标志和英文名,但两者是彼此独立的关系。

和共济会的渊源可以参阅

的书《洪门与共济会》。

甲午战争爆发后,大量中国人加入了共济会,特别是在菲律宾共济总会下属分会。抗战日据期间,日本人禁止共济会活动,然而并未阻止共济会在中国的壮大,到抗战胜利六个菲律宾共济分会成员已几乎全部是中国人,并且发起成立了中国美生总会the Grand Lodge of China。提议得到中国的英国、爱尔兰共济分会支持。1949年3月18日中国美生总会,在上海巨福路共济会神庙Masonic

随着日本战败、国共内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1947年到1962年间中国共济会的活动渐渐减少直至完全消失。一些会所由于外国人的离去造成的人数不够而关闭,另一些迁到了中国香港和英国。1952年位于上海的美国共济会神庙the American Masonic Temple和中国美生总会关闭,而英国的四海共济会会所Cosmopolitan Lodge No. 428 SC则一直活动到1962年,其后由于成员缺乏迁往香港。这些曾经在中国的共济会总会都已经不存在。

中国政府官方对共济会并没有明确的态度,但根据港英殖民地时期香港共济会在香港回归中国时咨询的情况看,中国政府禁止共济会以慈善基金会和秘密组织的形式向内地扩张,但并没有禁止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存在和发展。但后期民间还是有以丁一亮为首的代表进行相关秘密行动,作为在中国的主事会成员。

中共取得大陆政权之后,中国美生总会在1951年宣布在大陆地区停会,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1954年开始在台湾复会,并于1955年10月28日经国民党当局核准成立。共济会在台湾非常低调且神秘,但会员之间非常团结。

是美生中国总会最有名的总会长,在檀香山及中国的美生会中也流传着孙中山在檀香山时也曾加入此一组织。

到2009年,台湾相继成立了13个会所(又称为分会),其中也有因中国政局因素迫使停会后,在台湾再复会的。台中市、高雄市均有分会,其它均集中在北部;各分会皆以“庐”(英语:lodge)做会所之名,并予以区分,如:谊庐、川庐、自由庐、汉庐、唐庐、明庐、融庐等。其中唐庐为一双语庐,意即其美生仪礼采英语,而庐中讨论事项为中文。台北县深坑乡也有分会海山庐。会员非常低调,鲜少有公开对外的场合;黑色西装搭配白衬衫和领结,是美生兄弟们集会时的标准穿着。

如台湾共济会“美生会”,只要满足“年龄在二十岁以上之男性”“相信神的存生”“二名美生会员的介绍”等几个简单条件,即能申请成为会员。

有关,特别是那些自称“

”会员的人。有些人甚至指称共济会是个玄秘组织。由于共济会行事神秘低调,可能因此引发诸多流言,然而事实上共济会会员在社会上受人敬重,而且耗费许多时间与金钱参加慈善活动。共济会除了有趣的握手方式之外,还有不为人知的内幕。共济会遍布全球,会员来自社会各行业各阶层。

此外,近代西方史上著名的阴谋论也是源自对共济会阴谋的指控。

G?ch-hausen(1740–1824)是魏玛市政府官员,他声称共济会、光明会(Illuminati)和耶稣会士(Jesuits)在秘密策划世界范围内的革命,以建立世界政府。三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国王室被推翻,国王被处死,似乎验证了书中的预言。1797年,大革命中逃到英国的法国耶稣会士奥古斯丁·巴朗(Augustin Soc-ieties),提出了大革命源自共济会的计划。此后这种理论广泛传播,尤其为教会大力宣传,认为共济会阴谋推翻教会和各国皇室,取而代之以民主、自由和宗教宽容的社会体制。这些在当时看作阴谋的东西,在今天看来不过是简单的历史事实。

Morgan)是一名砖瓦匠,他在纽约加入了共济会,然而由于不能升级心怀怨恨,他宣称要在当地报纸上将共济会的秘仪公开。这种背叛行为激怒了共济会,不久当地报社被纵火,摩根也因被告发拖欠大笔债务而入狱。1826年11月11日,一个声称是摩根朋友的人到警察局将摩根保释,并将他带走,从此便杳无踪迹。摩根的失踪使得事件迅速激化,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抗议共济会的运动中来。由于大多数银行家、法官、富商和政客都是共济会成员,这加重了底层民众的不安和忧虑。纽约民众开始集会号召禁止共济会员进入政府系统,运动很快与反杰克逊总统(anti-Jackson)政治运动结合起来,因为他也是共济会员。他们建立了反共济会党(Anti-Maso-nic political party),并在1828和1832年推选了总统候选人。由于缺乏支持,这个政党不久就消亡了。

最早将共济会与犹太人联系在一起的是20世纪初俄国出版的《锡安长老会纪要》(Протоколы сионских мудрецов)。内容是一群所谓的犹太锡安长老阴谋夺取世界政权控制全人类的秘密会议纪要。这是至今为止反共济会和反犹运动中最为重要的文献,是当今几乎所有阴谋理论的始祖文件。

Zion)。该《纪要》虽第一次被印刷并且流传到公众是在1903年,实际上开始撰写则是最少在18世纪中叶早于法国革命,并不是说1903年才被撰写。

Believer)一书中,将其编入最后一章作为该书的第二版发表,并宣称这本草案来自1897年瑞士巴塞尔召开的第一次锡安主义者大会(First Zionist Congress)。新上任的俄国首相斯托雷平(Pyotr Arkadyevich Stolypin)为此成立了一个秘密调查委员会,认为文件内容最早来自1897至1898年巴黎的反犹团体。然而至今并未发现原稿。由于材料来源不明,沙皇尼古拉斯二世查禁了这本书。然而1906年锡安长老草案的单行本,在圣彼得堡被俄罗斯人民联盟(Union of the Russian People)以《人类的敌人》为题出版,并且迅速在俄国传播开。

与共济会联系在一起的是一本出版于1905年的

著作《锡安长老会纪要》,内容是一群所谓的犹太

长老,阴谋夺取世界政权控制全人类的秘密会议纪要。这是至今为止反共济会和反犹运动中最为重要的文献,是当今几乎所有

查禁了这本书。但是因为当时欧洲反犹主义的兴盛,这本书在一战前的欧洲广为流传。虽然1921年纽约《

》杂志刊出了一系列文章,具体分析了这本书,指出其中一些片断来自1864年法国讽刺小说家Maurice Joly创作的讽刺小说《马基雅维利与孟德斯鸠对话录》,而此后也有众多专家学者将其鉴定为伪作,但是并未阻止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尤其是它似乎成功预言了世界范围的革命浪潮、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

将共济会看作犹太人阴谋统治世界的秘密组织,1935年8月17日,二战时德国占领区的所有共济会所都被取缔,成员遭到逮捕并被作为政治犯送往

,据称有将近十万共济会员在此时被消灭。同时纳粹德国在占领区开始大规模宣传共济会和犹太人的阴谋。

但是也有部分研究者认为,

是欧洲共济会的一员,而

也正是共济会高层示意希特勒进行的,以获得更多的世界控制权,也正是此事造成了之后欧洲共济会与美洲共济会的阶级分立,而希特勒本人成为共济会战争的牺牲品。

里面,也认为共济会帮助了犹太人以色列复国。

很多为我们熟知的名流如歌德、马克.吐温、孟德斯鸠、海顿、萨德侯爵、莫扎特、腓特烈大帝、柯南道尔、加里波第等无不是共济会成员。在美国建国时,签署《独立宣言》的56位美国开国元勋中有53位是共济会会员(实际上是8 位)。历任美国总统中从华盛顿开始,多名总统为共济会成员。英国王室里的共济会会员比例也很惊人,乔治三、四、六世,爱德华七、八世等等统统都是,查尔斯和戴安娜是新世纪(New Age) 会员,而新世纪正是共济会的一个小派别。

英国共济会于1753年分裂为古典派和近代派,双方长期对立,直到1813年才告和解,在19世纪中叶之后,英国的共济会迅速丧失其社会改革的锐意和先驱性。而共济会给英国带来的另一大负面影响,则是丧失了肥沃的北美殖民地,北美独立运动的先驱者几乎全部都是共济会会员。时至今日,全球已有四十多个共济会分会,共济会的会员大约有600万名,其中英国约100万、美国约400万、法国约7万。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共济会是支配世界的阴谋组织。从法国革命、美国独立,到俄罗斯革命、以色列复国等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是由共济会促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也很流行共济会世界战略的说法。多数的历史学家也证明了共济会会员曾在这些事件中活跃过。
  支撑现代共济会运营的是一个名为路西弗的基金会(Lucis Trust),座落在纽约市联合国广场第666号,成立于1922年,早先的名称是Lucifer Trust,该组织至今还一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常驻机构。路西弗(Lucifer)正是撒旦背叛上帝之前的名字,意为“明亮之星”。而在幕后支配路西弗基金会的主人,正是世界金融界的主宰——罗斯柴尔德家族。(事实上有证据显示,共济会和撒旦教的关系密切,甚至可以说共济会就是撒旦崇拜者的世俗性政治组织。不过他们崇拜的撒旦,并不是我们印象里被过分”妖魔化“的那个魔鬼。关于共济会和撒旦教的相关秘密,将随后为大家详细讲解。

》为例的多种文学,常称“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共济会控制世界”,甚至还称“其中家族势力最大的是洛克菲勒家族。他们都是共济会的成员。共济会操控的以华尔街为主的国际游资,自20世纪80年代起相继扫荡了日本、拉美、东南亚及俄罗斯,由于共济会的进攻武器美元是当今世界结算货币,因此国际游资缕缕得手。“但事实上,在英语世界里说到共济会的人物,都未听闻有洛克菲勒家族重要成员参与其中。此外该类书已经多处被指出存在常识硬伤,不可过信。例如所谓2005年共济会在伦敦开会的传说,是来自一家名叫“卡米洛特工程”的网站。此网站上的主要内容便是世界各地的阴谋论内容大全,极度挑战人类常识。如该网站登载了“未来人类到访”、“上世纪60年代人类就建了火星基地”、“人体意念力可以战胜极端天气”等内容。

一种以格子为基础的简单替代式密码,又称共济会密码或者猪圈密码。

  • 瑟尔基·尼路斯.《渺小中的伟大,即将到来的反基督政治可能性》:俄罗斯人民联盟,1905年
  • (译者).共济会密码:中国法律出版社,第1版 (2013年6月1日)
  • 3. 彼得·布莱克斯托克 (作者), 王宇皎 (译者).共济会的秘密: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版 (2011年11月1日)
  • 4. 赵世锋 .俄国共济会与俄国近代政治变迁(18-20世纪初) :复旦大学出版社, 第1版 (2011年9月1日)
  • 维克多·马斯登.《犹太威胁,锡安长老会纪要》:英国早报,19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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