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论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国有企业改革_网易财经
主论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国有企业改革
用微信扫码二维码
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第十二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
开幕论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国有企业改革
时间：日（上午）
地点：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
主持人：于鸿君教授&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
主持人：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三十余年的光辉历程，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今天我们欢聚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国有企业改革”为主题举行第十二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回顾总结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在此请允许我代表北京大学对各位领导、嘉宾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衷心的感谢！
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开始复苏，中国经济也进入了调节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阶段，同时也面临着新形势下的各种挑战，而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则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起着引领作用，改革问题再次成为中国社会的热点。
日中共中央第十节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建议》，规划中把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作为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期间，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要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加快国有大型企业改革更是转变导向的重中之重，作为久负盛名的公开学术论坛之一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受到社会各界的期待和关注，选择“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国有企业改革”为此次论坛的主题也具有深刻的含义，我们欣喜的看到在经济发展的改革进程中有一大批像厉以宁教授这样杰出的经济学者和各行各业的人才们，他们提出了不少像股份制这样重要而且极具价值的学术思想，对改革开放的深化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关注和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长期以来的学术传统，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历时十一届，每届都是群星云集，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今天，我们的论坛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一些在政界、学界、企业界为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嘉宾，他们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主任郑新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邵宁；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杨学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秘书长扬伟民；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任汇川；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陆正飞。还有其他各位嘉宾，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
他们将会就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国有企业问题发表见解，首先请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致辞。
张梅颖：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朋友，亲爱的老师们、朋友们，大家新年好！
新年伊始我们聚集在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相约在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围绕“十二五”主题主线共同探讨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为“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开好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0年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中表现出了较强的增长势头，但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压力来自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之后，各国对中国应承担的国际责任的期许，来自中国经济三十多年高速发展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来自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发展之后引起的诸多矛盾，来自应对危机的措施，遗留下来的通胀预期和日益显现的商品价格、资产价格上升的趋势，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视社会改革，最大限度凝聚共识，是突破一系列瓶颈制约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
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具有引领和带动作用。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功，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但改革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有待进一步深化，初步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仍需继续完善，国有资产体制改革还需进一步推进。
用创新支撑国家是国有企业的天职，拥有雄厚实力的国有企业理应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多年来我们以市场换技术，丢了市场却没有换来技术的教训让我们清醒的认识到关键技术和核心竞争力是要不来、换不来、等不来的，只有具有自主创新的扎实根基才能把国家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的国有企业有能力也有责任成为挑起国有自主创新大梁的主力军，而这一切又都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基础。
今天我们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展望未来我们要特别清醒的认识“十二五”期间深化改革的复杂性、敏感性和艰巨性，以更大的决心勇气和智慧全面推进各领域的改革。我相信，这次论坛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学术盛会，在此我预祝第十二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圆满成功，祝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不断取得新的发展，为祖国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特别感谢张主席对论坛的鼓励，特别感谢张主席对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祝福！
本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的召开得到了平安的大力支持，现任总经理任汇川也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毕业生，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任汇川总经理为大会致辞！
任汇川：各位尊敬的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很荣幸在这里来祝贺北京光华第十二届新年论坛的召开，我有三个身份来做这个致辞。
首先，代表我们平安保险集团，正如张主席讲到的，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三十年历程，平安保险集团很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企业的缩影，这个公司从蛇口13人走向全国的56万人，从当时资产5000万到今天的17000亿，从当年的收入500万到现在年收入将近2000亿。这些转变只用了22年的时间，如果没有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是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奇迹的。
在刚过去的2010年，平安也有一些突破，首先是第一，在去年整体资本市场表现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在全中国主要的金融机构里面平安是唯一一个股价飘红的，这来自于强大业界的增长。平安信托公司开拓了我们的创新的第三方的资本理财的服务，快速的把理财规模做到了1500亿。去年还有件事情，我们形成了一个全牌照的金融架构，各位也看到了新闻首先是我们收购了深圳发展银行，这也是国内金融界一次重大的重组。其次我们去年收到了来自证监会的批文，拿到了基金牌照，这样在中国就形成了平安这样很独特的综合金融集团的架构。这也是国家鼓励金融创新的一个试点，我们也觉得自己的使命非常的光荣。平安有一天我想是改革开放大背景造成的，未来平安将依然把社会责任担在肩上。
第二，可以代表企业界特别是金融界来祝贺论坛的召开，因为我们认为金融机构在推动民间资本、民间资金转向产业资本方面应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核心的中介作用，像平安这样的全牌照金融集团从最底层到私人理财、PE投资领域都已涵盖，这里面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为金融机构中介的核心价值，就是如何把我们老百姓那么多的存款通过专业化的技能转化为我们国家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巨大资本需求，而且要体现两个作用：一、体现资源优化配置作用；二、管控风险，帮助老百姓做好理财。一头连着我们民富之后民间的资金，一头连着企业的资本。所以在未来金融机构要起到核心的金融中介机构作用。
最后，代表我本人，因为我是一名光华的毕业生，我觉得非常骄傲，今天有幸在这里对我母校的老师、同学说一声谢谢。
预祝第十二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圆满成功，祝我们未来的祖国经济越来越好，祝愿各位身体健康、平安幸福，谢谢！
主持人：谢谢任总！刚才他简明扼要的介绍了平安的发展历程以及取得的辉煌业绩，可以看出平安的发展为推动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特别是金融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相信平安的发展，任总他们的业绩，也必将激励着北京大学的学子们在未来能够大显身手、励精图治为国家作出重要的贡献。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三十多年，大家知道在1980年5月的时候厉以宁教授当时就提出用股份制来解决当时出现的知识青年返乡的就业问题，顺着这样一种思路提出了以股份制为主要手段来推进中国的产学制度改革一整套系统观点，可以说这些理论对于推动我们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起到了巨大的理论作用。有一位重要的学者说，不可以想象，假定没有厉以宁的理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到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可以看出，厉老师对于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卓越的，他的经济思想同时也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
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著名经济学家、经济思想家厉以宁教授为我们做主题演讲！
厉以宁：我要发言的题目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国有企业的发展战略”，四个方面：
第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重点在于调结构。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取决于调结构，有没有成效？GDP的结构和GDP的总量相比，总量固然重要，但结构更加重要。我们不妨以鸦片战争时期中国跟英国的GDP的比较来说，当时中国的GDP总量是远远超过英国的，但是中国GDP的结构是不如英国的。比如说，中国生产了大量棉布，而中国的棉布以手工制造，而英国生产的棉布是机器生产。中国运输的工具是旧式的工具，而英国的运输采取的是新式的运输工具火车、轮船等等。再说，英国的工业化开始于18世纪后期，到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国的工业化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所以他的结构是符合于当时技术进步潮流的。
所以今天我们看，虽然中国在GDP总量上超过了日本，但应该看到，除了在人均GDP方面中国还远远低于日本以外，在GDP的结构方面中国仍然是低于日本的，日本在高新技术方面走在中国的前面。我们去过日本了解到，论城市规模来讲日本的东京、大阪这几年没有太大的变化，因此从外面看中国的发展比日本快的多。我最近一次到日本去，日本大使馆的参赞陪我参观日本，他告诉我一个重要的事情，日本在规模上没有大变化，可走进日本的家庭里看一下，最近几年日本的家庭卫生设备、厨房设备、卧室设备全部更新了，很多家庭是智能化了。这就表明他们在结构方面走在了我们的前面。
再以人力资源结构来说，我们还是以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英国对比，中国人口数量远远超过于英国，可是中国人力资源的结构怎么样，农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妇女绝大多数是文盲，中国的知识分子当时主要读四书五经准备考科举，而当时的科举制度对现代的经济、金融知识是不懂的，而英国义务教育普及，中学发展的很快，大学同样，培养了很多现代管理人员。这样来比中国人力资源还是落后于英国。跟日本相比，我们技工人数也不如日本。这就表明了结构问题的重要性。
国有企业在这场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应该站的更高些、应该看的更远些，这样就会有紧迫感、就会有忧患意识。具体讲，国有企业在结构调整方面有哪些工作需要展开呢？
一、国有企业对我们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国有企业通过结构调整、通过重组，应该是做强做大，只有国有企业做强做大才能在国民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国有企业的结构调整重点应该在当前新兴战略产业方面，因为新兴战略产业对我们国家现代化是极为重要的。国有企业的优势通过新兴战略产业发展才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三、国有企业应该走出去，在资源开发和企业并购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对中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国内的资源要继续勘测，但是在国外为什么不能取得更多的资源呢？我们在企业并购方面，我们的力量完全可以来胜任这样的工作。
四、在人力资源结构方面国有企业应该起到重要作用，国有企业应该成为技术力量的培养基地，应该成为不断向各界输出高质量的技术工人、技术骨干的基地。
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国有企业起到的作用比现在要大的多了。
第二，结构调整的背后是体制问题。结构调整或者叫优化结构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们谈这个问题已经很多年了，但结构的优化为什么这么难？是经验不足吗？不完全是，因为经验是人创造的、是积累起来的。是理论准备不足吗？也不是，因为理论问题的讨论是充分的。关键在于体制的阻碍，具体来说有哪几个体制需要亟待改革呢？才能使国有企业的优势进一步发挥出来呢？才能做到结构的优化呢？
一、投资决策体制的改革。是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决策呢还是市场主导型的投资决策？可以说国有企业在企业已经改制成为市场经济市场主体的条件下，就应该有投资决策的自主决策权，除非是跨行业的或者国家重大项目以外，对国有企业来说应该具有作为市场主体投资的决策权。
二、行业垄断也是一个障碍。行业垄断的存在根源在于既得利益的存在，因为要维护既得利益就要维持现状，所以结构调整就难以推进。行业垄断不是市场经济产物，它的做法是延续了计划经济下的一些做法，这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国有企业应该自己清理一下，国有企业要想一下还有哪些是计划经济的东西，既然我们要实行市场经济，那就是说这个改革是刻不容缓的，市场经济并不表示国家不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也不表示在跨行业中起到规划和指导的作用，但在市场经济的范围内应该说行业垄断的存在阻碍了国有企业发展，国有企业很可能被行业垄断的利益而感到满足了，而创新就减少了。
三、资源定价体制的改革又是个障碍，因为碰到了阻力。资源定价不合理，阻碍了结构的调整，甚至还加剧了结构的不协调，改革资源定价体制不仅会影响现存资源定价受益的企业，而且会影响居民生活。二元定价制度是不合理的，我们应该在改革中从二元定价制度改成一元定价制度，这样有利于国有企业进一步壮大。对国有企业来说应该认识到这是压力，但这种压力对长远发展是有好处的。
四、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二元体制的存在阻碍了结构调整，因为二元体制长期存在，它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它最大的缺点在哪里呢？就是它阻碍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城乡分隔，这样就延续了现在一些不合理的结构，阻碍了结构调整，内需的不足也是跟城乡二元体制继续存在有密切的关系。
五、结构调整和政府的管理理念转变是直接有关的，结构调整之所以困难，因为政府存在着种种顾虑，觉得下不了决心。政府有什么样的顾虑呢？比如说结构调整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影响GDP的增长率，又比如说结构调整在一定时期内可能增加了就业的压力。还有，结构之所以还不能这么快的调整，也可能政府考虑更多的是面面俱到，要保持相互之间的协调，城乡统筹安排、产业的统筹安排，往往成为一种理由，这样的话就妨碍了结构调整的进行。实际上，不如把速度暂时保持在合理的增长速度上而把重点放在结构的优化方面，那样更好，损失一些增长率，实际上可能是我们前进中的障碍，把这个问题应该认识清楚。结构调整中出现的就业压力增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有别的措施来做啊，你结构还要调整，比如说大力发展民间企业，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这样把就业的压力就分解了。比如说微型企业的发展，鼓励人家自主创业，所有这些也可以分解就业的压力。
这个问题的确是需要做到的，但统筹安排不等于维持现状，影响当断必断下决心，才能真正的做到结构优化，结构调整中会有阵痛，哪次发展不是在阵痛中前进呢？总之，结构问题要通过改革来解决，这是一个重要的责任。
第三，国有企业只有在自主创新方面作出优异的成绩才能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对国家来说要通过自主创新使我们的国力增强，对企业来说要通过自主创新使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国有企业的发展战略应该根据新的形势定位，把自主创新放在重要位置，国有企业必须在自主创新方面作出优异成绩。
在这里我们可以讲，国有企业要掌握本行业的技术的主导权，这样不仅能够扩大国际市场的份额，而且还能带动国内其它行业的发展，一起走向国际市场。国有企业在技术方面的优势必然带来品牌的优势，资本的优势、人才的优势跟品牌优势是结合在一起的。
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的作用在哪里呢？为什么要有国有企业？这是因为在实现国家发展战略中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不一样，民营企业要通过国家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货币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给他影响、给他吸引力，这样他就会转到符合国家的发展方向的战略上来，这也是必要的，国家要给予政策的吸引。国有企业，既然是国有企业，那么就要符合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保证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实现你是有义务的，有吸引当然重要，但也要认识到，不然干嘛要有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就是保证国家战略的实现。如果把这点认识好了我们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问题就清楚了。
第四，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经济发展转变过程中有广阔的前景。国进民退、国退民进都不是我们的政策目标，我们的政策目标应该是这样，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都应该发展、平行发展，走到国外的企业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都是中国的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创造的品牌都是民族品牌。所以，应该是共赢、双赢政策。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民营企业在很多方面是国有企业的合作伙伴，是配套的协作单位。国有企业能够保持盈利的现状，如果没有民营企业的协作配套行吗？假定民营经济萎缩了，难道国有企业就能够一枝独秀吗？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考虑。
在自主创新方面，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要合作，二者各有优势，国有企业的优势在于技术力量雄厚、规模大，民营企业的优势在于机制灵活、敢于创新、敢于自担风险。当前，国企跟民企在自主创新方面正在探索合作的形式，大约有三种合作形式：
一、纵向模式。什么叫纵向模式呢？就是同一条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都有国企跟民企，共同探讨本产业链上的薄弱环节，来取得自主创新的突破。
二、横向模式。就是同一个行业中有代表性的国企跟民企大家合作，共同解决本行业中的重大技术问题，解决发展中的瓶颈问题。
三、子公司模式，双方出资、出人建立子公司，把国企跟民企的优势都吸收进来，专门从事研究、开发、推广。
我相信，在今后一个阶段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国有企业的继续壮大，同时也能够看到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建立双赢、共赢的局面，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厉老师！刚才厉老师对国有企业结构性调整提出了很好的一些思路，他认为结构调整的背后是体制问题，结构问题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同时还提出加快结构调整相应的几点改革措施，最后对国企和民企的合作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我想，这些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厉老师这些年除了在研究经济运行问题以外，每年还要拿出大量的时间深入到基层去调研。近期他特别关注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问题，扶贫问题，集体林权改革问题，相应的一些问题一直他在孜孜以求的进行一个一个的研究、破解。八十高龄的学者，的确非常令我们敬重。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厉老师！
大家知道，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与管理委员会，行使着对我们国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重大职能，这些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有影响的作用。在国资委的监督管理和一系列辛勤努力下，这些年我们国家的国有企业应该说得到了长足发展，把一系列极难显重任务交给了国有企业。今天非常高兴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应邀出席我们的论坛，下面有请他讲演！
邵宁：尊敬的张主席、尊敬的维迎教授，各位领导、各位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非常高兴参加第十二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是国际知名的经济教学和科研机构，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我们一直关注着光华的发展和光华的研究成果，也与光华有着非常好的合作感到。国务院国资委、光华管理学院和美国思科公司共同组织实施的中央企业高管培训项目，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周期，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由此，我代表国务院国资委对第十二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的举办表示祝贺！
今年是我国“十二五”的第一年，在“十二五”期间我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和条件会有一些重大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要求的一系列重大转型的艰巨任务。这对于仍在深化的过程中还远远没有完全的国有企业改革来说，也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我们既要体现这种转型，又要适应这种转型。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必定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曾包含了40多万家国有企业和近八千万全民所有制职工庞大的国有经济体系，而且这个体系当初是作为计划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建立的，与市场经济、与市场竞争完全没有关系，因此中国国有企业初始的结构特征、管理方式、社会定位和职工观念，与市场经济的要求有非常大的距离，要改革、改造这个庞大的经济体系，使之逐步适应市场经济、融入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的系统工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短时期任务。
所以，观察中国国有企业的问题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应该持一种动态过程的看法。所以我们的角度有时跟学者们不一样，学者们可以讨论为什么要有国有企业？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已经有了这么多国有企业。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900多美元增加到4000美元左右，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实现了一个意义重大的跨越。这其中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我们在十年前用一种静态的方法对国有企业切出一个断面来观察，就会发现当时国有企业的布局太宽、布线过长，完全没有责任治理，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效力很低，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很多企业发不出工资等许许多多的问题。当时的国有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社会的一个包袱，而到了今天，改革的推进已经使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问题已经大大缓解。
同样，如果我们对现在的国有企业切出一个断面来进行静态的观察，一样可以发现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若干年后国有企业仍然会是这种状态。国有企业目前的状态并不是改革的终点，而是今后一段时期改革的起点。从动态的发展过程的角度来考察国有企业，会对改革有一种更加客观、更具建设性的判断。我们希望国有企业自己能够这样看，我们也希望外部能够这样看。
前一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解决了国有中小企业改制退出和国有企业优胜劣汰机制建立，两个社会风险非常大的难题。两项最重要的配套改革，即社会体制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设也已经基本到位，目前我们正处在国有大企业改革深化的阶段上。在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之后，国有大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既是改革推动的结果，也与这个时期扩张型的宏观经济环境有关，在“十二五”期间我国的经济发展有可能面对一些新的、严峻的约束条件：
一、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国际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真正复苏还很艰难，加之目前还没有出现足以带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大科技创新，今后一段时间我们所面对的国际市场环境将是偏紧的。
二、经过几轮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内需之后，国内基础设施领域和现有产业层次上有回报的投资机会已经大大减少，进一步扩大内需的余地越来越小。
三、经过长时间外延式、粗放式的高速增长，我国的资源、能源约束已经到极限，一些重要资源的进口依赖度已经超过50%，前些年高速增长付出的环境成本已经到了必须正视而且必须偿还的时候。
这些约束条件意味着，虽然我国整体上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之中，虽然我们仍然存在扩大消费需求的潜在力量，但如果不改变拼资源消耗、拼人工成本的发展方式，无论是国民经济整体还是具体企业，都将出现不可持续、难以为继的问题，从而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
因此，在“十二五”期间，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工作一定要以转变发展方式为核心，具体的工作要点可能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全力促进结构升级，提升企业的素质和国际竞争力。
从国际上看，能够达到中等收入的国家为数不少，但能够真正进入高收入的国家不多。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产业结构不能持续升级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企业是产业升级的主体，在这方面责任重大。在去年底召开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国务院国资委已经提出在“十二五”时期做强做优中央企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战略目标。这个战略目标的确定，实际上是要求中央企业把发展的重点放在提升综合素质和主业的核心竞争力上，而不是盲目的扩张规模。
为实现这样的目标，国资委将重点实施转型升级、科技创新、国际化经营、人才强企、和谐发展的五大战略。通过与国际同行业先进企业对标，找到本企业在各个方面的差距和提升竞争力应该解决的重大问题，从而推动中央企业向产业链的高端发展，向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发展，逐步提升中央企业的产业层次。引导中央企业加大引发投入，完善技术创新体制机制，力争在一些关键领域有重大技术突破，形成企业长远发展的竞争优势和主动权。促进中央企业尽快补足国际化竞争能力的短板，学会利用配置资本、市场、人才等资源，逐步进入世界经济的主航道。
二、继续推进和深化改革，为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动力。
中国的国有企业能够在这十年中摆脱困境并有所发展，靠的是大力度的国有企业改革。在“十二五”期间，要实现企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仍然要靠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对于竞争性的国有大企业，依托资本市场进行市场化改造，推进公众公司改革，实现国有企业的多元化和国有资产的资本化，是下一阶段改革的主攻方向。围绕这一中心任务还要推进一系列的改革和结构调整：1、进一步收缩战线，从较低层次不具有主导优势的产业主动退出，以便集中资源在重要行业、关键领域。2、从现实国情出发，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实现重大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建立能够保障大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体制机制。3、持续不断的推动企业的内部改革，使国有企业的内部机制和职工观念逐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4、筹集必要的改革成本，进一步减轻成本的历史负担和社会负担，为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创造必要的条件和环境。
三、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和企业发展的规律，进一步完善国际监管体制。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国资委的国有资产监管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能否通过有效的监管政策引导企业集约发展，不断提升企业的发展质量和素质，能否通过推进改革，不断增强企业的活力和对市场的适应能力，都是摆在国资委面前的重大课题。
1、总结和完善对现行企业发展的评价制度，探索分类监管和分类考核，所有会引导企业单方向扩张规模的评价指标都应该予以调整，要从制度上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产业层次，提高企业素质。
2、进一步推动企业的重组，包括企业之间的重组，也包括企业内部的重组，围绕做强做优的目标使每户企业发展功能完整，资源配置符合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竞争力的需要。
3、利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手段支持企业的科技创新和重大项目的攻关。
4、推动企业履行好社会责任，中央企业要努力成为依法经营、诚实守信的表率，维护好职工的合法权益，认真做好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的工作，同时要加强与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各方面的沟通，维护好企业的社会形象。
在做好国有企业改制发展工作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各方面重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规范好市场经济的规则和秩序。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最重要、最有效的途径是依靠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机制。使转变了发展方式的企业能够胜出，使没有转变发展方式的企业被市场淘汰。为此，需要进一步理顺市场经济的基本关系，使各类企业公平的承担社会义务，使企业能够真正的享有投资决策的自主权，使价格机制能够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应该进一步强化对企业经营行为的管理，使破坏资源、侵害职工权益的企业要付出他们承担的代价。要进一步净化市场竞争环境，遏制一系列不合规行为，真正达到优胜劣汰。如果在“十二五”期间，我们能够有效的理顺市场经济的基本关系，强化社会经济管理，净化市场竞争环境，那么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方向上我们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同志们、朋友们，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尤其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来说，并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需要我们从国情出发进行探索。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能够推进到目前的状态，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是千千万万的第一线实际工作者和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探索和实践的结果。在“十二五”期间，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并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相结合，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工作量要完成，仍然有许多难题需要破解。我们希望广大经济研究工作者，包括光华管理学院的师生们，继续关注和研究国有企业改革，更深入的了解改革第一线的实际情况，更多的提出建设性意见。我们也希望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与光华管理学院的合作，共同为中国经济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邵宁主任！刚才他用不长的话语对“十二五”期间国企改革的主要任务和基本目标做了一个很清晰的阐述，同时邵宁主任也指出了当前国有企业的现状不是改革的终点而是改革的起点，这就意味着下一阶段“十二五”包括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国家将对国有企业改革方面要作出更多的努力。相信广大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相结合，对推进我们国家国有企业改革能够作出更大的贡献。刚才邵宁主任也期望，北京大学相关的一些学科，特别是光华管理学院，能够进一步加入到国有企业改革研究和实践行业中来。其实我们的学生大量的毕业以后，现在都特别希望到国有企业里面供职，这也算是我们对国有企业发展所作出的一些人才方面的贡献。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邵宁主任！
今天我们特别高兴，还邀请到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杨学山同志，下面有请他发表演讲！
杨学山：尊敬的张维迎副主席，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参加第十二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在这里我想以官员的身份，就工业和信息化部如何履行执行，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中起什么作用，而是从信息通信技术长期以来的研究者的角度，就充分发挥信息通信作用，科学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母校向大家做一个汇报。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经济发展方面我们面临了一件又一件的大事，从金融危机到主权债务危机，从贸易保护主义的复苏到应对气候变化，如何面对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刚性约束。于是大家都在讨论，如何重新评价金融衍生工具的作用，如何加强国家和国际金融监管体制，如何通过多边和双边的谈判来重新设定新的贸易秩序，如何通过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实现工人开支和收入之间的平衡，如何来开展节能减排降耗用清洁能源替代影响气候变化的传统能源。这些都十分重要，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从更加综合的角度，从战略全局，从历史发展方面探讨碰上了什么问题，应该如何应对。
作为一个信息通信技术长期的研究者，我们说在金融危机发生和相继而来一系列事情的同时，在信息通信领域，无论是技术、产业、应用，还是国家战略，同样产生了一系列十分重大的事项。从技术的角度看，我们看到信息处理技术正在向更加高端、更加方便、更加智慧智能的角度发展。信息传输技术正在向宽带、多媒体的方向演进，无处不在的网络在互联网、物联网和工作网融合的基础上，在世界各个地方正在变化现实。在信息获取技术领域，传感技术的广泛应用，无论使得生产还是生活，我们的触角一下就演唱了很多。在显示和终端领域，显示技术取得了重大进步，各种不同的终端，无论是电视机、手机还是其它终端都在向着融合互动的方向发展。这些发展和今天大家都在十分关注和正在各个领域进行讨论的物联网、传感网、智慧地球、云计算这样一些概念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亲切的看到，已经产生了我们工作、生活、生产各个领域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现实。
随之而来的，从09年到10年，许多国家，尤其是各个主要的国家都把发展宽带作为国家的战略，提高宽带的性能，从我们目前的宽带几兆向几十兆、几百兆，一个G发展。提高宽带的普及程度，使得宽带作为替代电话和广播电视新一个普及的目标。09年英国制定数字战略，到2010年欧盟制定数字欧盟议程，我们看到许多的国家都在国家层面制定了数字化发展的国家战略。
我们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一直在看有关工业革命以来，由于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对生产发展方式演变的书籍，有两本书我看了几遍，一本是著名的英国经济学专家大卫兰德斯的著作，第二本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钱德勒的著作《信息改变了美国》。大卫兰德斯认为机器替代人工，原始生产资料的获取和产品的生产方式有了显著的改变。按照钱德勒提法美国走向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除了他的资源、他的文化、他优越的地缘条件之外，有个及其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都高度重视信息的作用，所以使他迅速的从一个落后国家变成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如果说这样的论述是世界著名学者得出的结论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转换一下？我们是不是面临技术瓶颈？这个瓶颈不是过去的技术所能突破的。如果说这个命题存在的话，那么技术革命、产业革命是不是正在悄然走来或者正在发生？如果发生的话，它将是什么？我把兰德斯的命题和钱德勒的思想稍微转换一下我再提出四个命题：
是不是机器和智能的结合，或者智能系统和机器的结合，会使得我们在传统的物质产品生产和与物质产品服务相关的制造服务业，再能够有一个数量级人工的节约？我想这个回答是十分肯定的，而且很可能在很多领域将超过一个数量级的下降。为什么这样说？智能技术究竟能发展到什么程度？我想说一个具体的，再说一个抽象的。一个具体的，我们应该知道，在美国无人驾驶的汽车已经试运行了22万公里，其中有7000多公里是完全无人的情况下驾驶的，完全机器自己驾驶，我们想，汽车驾驶应该是一个复杂的人的工作，可以跟大家说我还没有驾照，但智能技术跟机器的结合已经拥有了这个能力，如果我们把这个技术稍微往前演进一点，就可以看到今天的生产线和服务业，大量的岗位可以由机器来替代，在技术上不成问题。
英国有一个未来25年技术发展趋势的展望，其中第七项就是计算机职能超过人的职能。再看看很多传统领域，比如说牛奶、奶粉，我们的伊利和蒙牛的奶牛场都实现了无人车间。所以，以几十年的时间来看，这个问题是可以实现的。
会不会使生产方式产生显著的变化？我相信，这个结论如果以几十年的尺度来衡量，这个变化也是一定会发生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清洁能源会转向主导地位？是不是可以说由于数字化、网络化使我们的生产方式再次发生明显的显著变化？
如果说这几个命题都成立的话，是不是可以说以几十年或者已百年的时间来看，我们正在经历着一个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清洁能源的命题我坚信不疑，在这里我不想多谈。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会对生产、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传统的教育在知识和信息不断增长的今天，将逐渐变为辅助的地位。在生产领域，今天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基于网络的生产、销售、设计、分离和重组的模式，在宽带的支持下很多工作将不用移动。
而且，以我的体会这个生产方式的变化将大于内燃机、蒸汽机带来的变化。
第三个命题，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信息资源会和材料、能源一样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资源？信息产品是不是会成为一个独立而且将和物质和与物质相关的服务基本相当的产业体系？这个命题，我的回答也是肯定的。到了今天，尤其是看看钱德勒的这本书，看看美国如何在重视信息的前提下实现了殖民地到超级大国的跨越，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接受这样的结论。
我们看到，在这几年产业领域出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变化，那就是基于网络的产业以爆炸式增长的速度在发展，我们看Google、腾讯、百度他们的发展和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以及基于互联网的产业的发展和消费的扩展，这种方式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了信息作为一个独立的产品和服务，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体系，将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产业体系，或者说成为现代产业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以上我介绍了工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前提和假设，做了一个简单类比性的分析，如果说这种新的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发生的话，这种分析是十分粗浅的，而且理论上需要作出重大的变化，但是对于研究来说需要有新的角度和新的思维。
在新春到来之际，我在这里祝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取得更好的发展，也祝各位来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杨部长！刚才杨部长给我们很简短的做了一个很具前瞻性和启发性的演讲，他谈的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深入思考。我记得在80年代初我上大学的时候，曾经读过一篇科普文章，里面的第一句话是讲，再过50年最多100年，你就可以走在路上一边走路一边打电话，那是80年代初的时候，据我所知当1988年，我们国家的第一部手机，那时候叫大哥大就有了，而现在大概达到了7、8亿部，这就是信息化的发展速度。刚才杨部长也谈到了网络化、数字化，对我们生产、生活深刻的影响，谈到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悄然的来临。我相信这些观点每一个人都是认同的。杨部长刚才也对我们的教育，谈到未来适应这种新的革命挑战，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去应对，同样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当前我们国家正在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进程，下一步这些方面肯定还会取得更大、更丰硕的成果。伴随着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而言，我想我们这个国家、中华民族很可能又面临着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这样一个机遇会不会重新推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辉煌，我想取决于我们国民的努力和大量的有识之士把握它。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杨部长。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有一个重要的智库叫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它是个民间智库，但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很荣幸我也被吸纳为理事，北京大学有那么几位，参加了一些活动，在去年成功了举办了全球智库峰会，当时世界各大智库的要员们都出席了这个峰会。今天，我们特别高兴邀请到了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常务理事长郑新立同志，下面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郑新立！
郑新立：尊敬的张维迎副主席，同志们、老师们、同志们，首先祝贺北大光华新年论坛的召开！借这个机会我做个发言，题目是“如何发挥国有企业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带动作用”。
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提出要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十二五”的一条主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对“十二五”期间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关系到未来十年和二十年中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关系到中国在未来二十年能不能走出中等收入陷井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关系到未来二十年我们在GDP总量上能不能赶上和超过美国，摘取经济总量的全球金牌，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
为什么说这么重要呢？我们看一下世界各个国家发展的历史就明白了，各个国家都在发展，但是真正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并不多，多数国家长期在人均几千美元这个中等收入的区间上下徘徊，拉美绝大部分国家是这样的，东南亚相当一大部分国家也是这样的。为什么他们长期在几千美元徘徊呢？冲不上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呢？原因就在于他们的产业主要是靠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出口主要靠加工贸易，所以收入水平稍微高一点就承受不了了，成本就高了，外资企业就撤离了，你硬要提高收入就会带来通货膨胀。所以，未来十年、二十年我们在发展中比前三十年的困难相比一点也不会小，而且更加艰巨。所以实现未来二十年的快速增长就要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看“十二五”能不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么重要，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作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主导力量，应当起到什么作用？我觉得应该起到带动作用。国有企业怎么带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想今天主要就这个问题讲这么三个观点跟大家共同讨论：
第一，建立国有企业技术进步的激励机制，使国有企业成为自主创新的主力军。我之所以把这个作为第一条，这是基于我们的现状提出来的，中央提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的战略核心已经好多年了，从现在的情况看，各个地方和企业都积极的行动起来了，但是我看行动最好的还是我们的民营企业，这几年民营企业中涌现了一大批创新型企业。我们的央企也动起来了，但是总体来讲，邵宁走了，央企动的不如民企好。央企研发投入、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是多少呢？是0.7%，大家牢牢记住这个数，非常丢人的一个数。我们说根据国际经验，一个企业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一般要达到5%，低于3%根据国际经验你这个企业就要被淘汰了，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要达到10%以上，我们的国企是0.7%，怎么能承担自主创新主力军的任务呢？不可能的。
为什么央企没有研发投入的积极性？我们要同机制上来探索这个问题、探讨它深层次的原因。因为我们央企的考核指标，第一是资产的保值增值，第二是当年企业实现利润，这两个指标恰恰助长了企业经营决策的短期行为，因为我这个厂长在我的任期内调整就会增加投入、成本和风险，取得盈利可能在五年八年之后，五年八年之后我这个厂长是不是还在任还不知道呢，所以我这一任增加研发投入等于为下一届增加业绩。这样来考核怎么能提高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积极性呢？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说资产的保值增值很重要，当年实现利润也很重要，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如果企业忽视了他的长远发展能力，忽视了研发投入，你在短期内可能搞的很红火，大家奖金分的也不少、工资很高，但是几年之后就会缺乏后续的发展能力，企业的发展壮大就是不可持续的了。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要改进企业对研发成本的力度，诸位都是学经济的，厉老师讲课的时候，教马克思资本论，至今我们的考核制度只考核有形资产不考虑无形资产，这说明我们的管理和理论的差别很大。
举个例子，大唐电信，他用了八年时间花了十亿元搞了一个TD-SCDMA的标准，是中国在高技术领域唯一的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他是砸锅卖铁也要对这个标准进行投入，搞出来以后结果企业当年的经营帐面上一塌糊涂，欠了很多债，但是他这个成果美国人愿意花10亿美元买这个标准，然后帐面上马上做的非常好、非常漂亮，但是我们不能让卖啊，直到最近这几年咱们知道大唐电信才翻过身来，但是，他在研发阶段前些年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
所以，一定要建立一种激励机制，使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能够成为自主创新的主力军，如果没有体制机制的改革，如果央企不能在自主创新上起到带头作用，就太令我们失望了。去年国际专利的申请量，中国申请了8千项，美国申请了5万项，是我们的6倍，我们GDP的总量是他的1/3，新申请的专利数是他的1/6，这说明我们在研发能力上、经济总量上比他的差距扩大一倍，但中国有一个企业叫华为，他一家就盛情了1800项国际专利，如果我们国家有30个华为的话我们的申请专利数量就有可能超过美国，华为是个什么公司呢？是个民营企业，平均年龄只有27岁，都是我们国内自己培养出来的硕士生、博士生，在那拼命的干，他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是10%，每年要达不到10%年终总结的时候大家都要找原因，今年研发投入的钱为什么没花出去？华公司8万人有4万人在搞科研，没有这样的投入、没有这样对研发投入的重视，怎么会有那么多专利？怎么会有那么多创新呢？
所以我们说，自主创新是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环节，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其中调动起央企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又是一个关键，现在国有企业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人才，现在是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关键是靠一个软件机制。央企过去几年说没有钱，这几年钱很多啊，但研发投入能力却不足，所以要建立这样一个机制。当然央企里面搞的也好的，最突出的就是铁路，它通过引进、消化和系统集成创新，使中国在高速铁路上走在了世界的最前沿，高铁的研发团队和设备制造团队绝大部分是我们央企，这说明我们央企也能干成几件大事，关键是在于人的作用和人的动员。
第二，国有企业现在绝大部分都上市了，上市后股权也就社会化了，目标应该定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使你这个企业的价值能够提升，让买你股票的股民口袋鼓起来，我们转变发展方式第一个转变就是扩大消费、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人家买了你的股票，结果被套住了，那么你就对不起股民了，你要增加投资者的收入、提高你的企业价值，让被套住的那些股民赶快解套，我看这就是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第一个转变作出的最大贡献。
二、央企利润的提高，要增加对国家上交的比例，目前增加了一部分，很好，但有人评论说增加的有点少，你既然实现了利润，就应该给国家多交点税。特别是把增加的钱作为国家的养老基金，通过央企上交的一部分利润来补充养老基金，大家都感觉到央企切切实实有我的一份，我们作为13亿分之一，我享受到了央企给我带来的好处。
三、我们要降低行业进入的门槛，打破垄断。这也是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很重要的一点，垄断性行业应该欢迎社会资金的进入，跟民营企业一块平等的进行竞争，通过竞争来降低成本，通过竞争来扩大就业，来增加人民的收入，降低人民的消费成本，这应该是为扩大消费作出的另外一个重大贡献。
第三，要与民营企业联合起来扩大海外投资经营的规模。这是我们转变发展方式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现在我们的外汇储备越来越多，两万多亿美元，买美国的国债美国还不领情，然后还要承担美元贬值的风险，那么我们为什么不通过海外投资，把货币储备、把美国国债储备变成能源储备、变成资产储备、变成物质储备呢？我们要走出去争取拿到更多的海外能源资源的勘探权和开发权，提高我们的自主长信能力。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的央企一部分走出去了，但往往又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一听说你是国企人家都不愿意让你收购了，或者议会议员们提出反对意见。但民营企业灵活啊，人家目标比较小，很容易拿到更多的资源勘探权、开发权，比如到加拿大去，加拿大说只有我们本国的公民才能拥有勘探权、开发权，国企一看没办法了，国有企业有办法啊，他找个副经理加入到加拿大国籍，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我们看到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民营企业在海外拿到了好多好多勘探权、开发权，但是拿到以后没有能力去开采，没有资金、没有技术，在这个时候国有企业应该冲上去，跟民营企业联合起来，或者是合作勘探、开发，或者把他拿到的勘探权、开发权转让给国有企业，同时我们政府的援助贷款要跟上去，捐助贷款支持他修路、修港口，把拿到的资源开出来、运出来到国内满足我们的需要。
现在铁矿石一年涨价70-80%，控制在少数几个跨国公司的手里面，使我们国内的钢铁企业不堪重负啊，我们国内去年出钢的产量达到6亿多吨了，矿石的进口量主要靠海外，光铁矿石这一项，我昨天看了一个资料，每年超额付给那些跨国公司的钱多付了230亿美元，合一千多亿人民币，交给外国跨国公司了，所以钢铁行业的利润压的很薄很薄。我们一定要走出去，打破国际跨国公司对铁矿石的垄断，我昨天去南美两次，看到资源有的是，我到委内瑞拉，发现当地有500多亿吨铁矿，没人开采，在等着中国人去。最大的铁矿地带在玻利维亚，有800多亿吨。那些矿都在等着中国人去，我们两万亿多外汇储备放在这儿干什么啊？变成铁矿。
再比如中海油并购美国海外的一个公司，议会的议员们起来反对，不行了，但结果浙江一个民营企业在美国本土上拿到了开采权，也没有什么事，所以我们的策略还应该是民营企业冲在前面，国有企业跟在后面。另外我们的银行业要“走出去”。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
主持人：谢谢郑理事长的发言！
下面，有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秘书长扬伟民做演讲！
扬伟民：尊敬的张主席，各位来宾、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来参加北大光华新年论坛！
大家知道今天是“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十二五”时期，前不久中共中央通过了十七届五中全会，对“十二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作出了重要部署，国务院正在根据中央的建议制定具体的纲要。这个建议是我们未来五年总的行动纲领，也是国务院制定“十二五”规划纲要的一个基本依据。这里面有很多重要的理论创新，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论断、决策。下面我就根据我的学会体会，做一些介绍，供大家参考。
第一，“十二五”时期我们处于什么样的历史方位。
一、巩固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到2000年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但是在十年前，当我们在总结是不是达到小康的时候，很多中西部地区的领导，认为当地人民生活没有达到小康，所以后来中央的建议表述改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随之“十六大”再提全面小康目标，目的就是要解决发展水平比较低，特别是发展很不全面、很不协调的一些问题，这个目标现在已经提出八年时间了，到2020年只有十年时间。所以对未来五年对能不能如期建成小康社会十分关键，所以建议对五年定位作为巩固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二、深化改革开放的攻坚时期。我们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目前仍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和矛盾，特别是不可持续、不协调的问题，它的根源还在于体制改革不到位、机制不健全，所以剩下的一些改革任务都是难啃的骨头，涉及到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但是不改革我们就无法解决这些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所以未来五年对于改革来讲也是攻坚时期。
三、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攻坚时期。在十五年前中央提出了两个根本性转变，其中一个是经济增加方式由粗放型转型集约型，，十五年过去了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效果，但总的来看我们的发展方式还是很粗放。如果从更加成员的角度来讲，刚才郑新立讲是十年、二十年，我觉得可能应该从三十年来看，新中国已经走过了两个三十年，第二个三十年我们主要依靠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强大的动力，实现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这三十年同样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发展到现在今年人均GDP超过4400美元的水平，发展成为了一个上中等收入的国家。到“十二五”时期，我们大体上进入到向第三个三十年迈进的时期，我们要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跨越，那么我们能不能够避免高等收入陷井，能不能顺利实现现代化？我觉得两条非常重要：1、继续坚持改革开放；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的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的，到2015年左右劳动力的总量将达到峰值，也就是说我们的能源、资源的约束正在收紧，未来五年甚至更长一段时期，世界经济、世界的需求不会像过去增长那么快，我们再大量依靠出口来增长，恐怕这个条件也不具备了。我们的工业生产能力、制造业生产能力已经大量的过剩，已经设施建设已经取得了很明显的成效，当然还有很多不足，再靠大量投资拉动增长也没有太大的潜力。所以，要顺利实现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避免中等收入陷井，必须要转变我们的发展方式，而未来五年对我们实践中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适合发展规律的方式非常重要。
第二，中央建议对未来国内外环境的分析和判断，我觉得有三句话非常重要：
一、我们国家发展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二、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虽然我们处于一个战略机遇期，这是不变的，但也有变化的，变化的就是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有人说2010年我国面临的形势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叫“复杂”，09年的经济形势是什么呢？“困难”，为什么把这两个字用于到了五年中，而且加上了“更趋”，所以我们应该加强忧患意识。
三、我国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
第三，重要的亮点，也是这次“十二五”建议最鲜明的特点，提出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就是让我们牢牢抓住战略机遇期，继续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不能再像过去那种盲目的发展、非理性的发展，过度的追求增长速度而不计代价的发展，而且要在发展中解决好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因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但是发展并不能自动、自然而然的解决这些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问题，那么必须要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实现，而且这也是我们现实当中解决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的一个根本途径。
可能会有不同看到的是加快经济转变发展方式，我们到底转什么？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这三个仍然是我们重要的任务和基本方向。我根据最近几年的形势变化，我觉得可能还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和重点任务的认识。
一、要从过去主要通过扩大供给来推动发展，转向更多的通过扩大消费来实现发展。我们说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大家过去在发展过程中主要是找投资、找项目，结果都是扩大生产能力、扩大供给，因为我们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生产问题。
二、要从主要立足于经济增长来带动就业，转向主要立足于扩大就业来实现增长。如果立足增长来带动就业，大家说为什么要增长？解决就业问题，但立足于增长来实现就业，它的结果是什么呢？找投资、找项目，最后可以带动就业，但是带动就业的项目不一样，反过来，一切问题的出发点都是怎么去增加就业，结果一样会实现增长，但增长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前者可能呈现投资主导型的模式，而后者肯定呈现消费指导性的模式。
三、从主要依靠工业转小更多的服务业带动。
四、从主要推进土地和物质形态的城镇化转向促进人的城市化。
五、从主要立足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转向主要立足于地区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务差距来推动地区协调发展。
第四，两同步，两提高。努力实现居民收入的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同步，劳动报酬的增长和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同步。现在正在作为我们下一步制定目标基本的依据。
这就是改革开放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关系，总的来看“十一五”差距是最小的，这样导致了我们的收入格局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居民收入在96年的时候占到国民收入的67%，现在只占到了57.2%，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因为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低工资、低税收体制，所以就应该提高再分配比例的功能，但再分配的占比这几年比初次分配还在下降。
第五，扩大内需战略。将扩大内需独立成篇，在建议当中表述，这是我们国家十二次规划当中的第一次，是具有创造性的，因为搞规划这些国家所有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增加供给，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一个都是这样，当然“十一五”也做了一些转变，但没有把扩大内需独立成篇，为什么有了这样的转变？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怎么去增加供给，更在于怎样消耗掉我们增加的那份供给。
所以，这次建议把扩大内需放在所有任务的第一位具有深刻的背景和战略意图。而且提出来要使我们市场的整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我们成谈想说GDP占世界第二，而你的市场占世界第几啊？中国生产占全球的7.2%，但我们的消费只占全世界的4.3%，美国的生产占全球的23%，但他的消费占到全球的26%。但我前面没有讲中美之间的不平衡，但现在这种增长方式面临着深刻的调整问题。
这是我们的贸易差额（PPT），相当于我们GDP和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这个点意味着我们我们有16%的工业是多出我们市场规模的能力，大概占GDP的6%，我们过去是供给不足，必须要靠进口来实现，而现在主要是靠进出口。
所以，怎么样扩大内需、扩大消费，要建立一个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怎么建立呢？第一要扩大就业。第二积极稳妥推进城市化，现在我国城市化是47.5%，6亿城镇人口，但当中3亿人是655座城市当中的城市人口，那3亿人口是什么呢？1.4亿的农民工、1.38亿的镇区人口，而后两者的消费能力是远远小于第一个3亿消费能力的。第三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因为没有收入他是没法消费的。第四改善居民消费模式，建立一个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有了钱为什么他不敢消费？是因为我们有后顾之忧，不知道今后自己养老要花多少、看病、教育等等，把折价后顾之忧解决掉。
第六，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过程中要同步的推进农业现代化。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业发展。大规模建设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
第七，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工业强大，生产能力总体过剩，但相比较而言服务严重不足，特别是公共服务短缺，所以这个产业体系是不均衡的。这是中国和美国工业和服务也占全球的比重，我们的工业和美国的差距已经很小了，差了6个百分点，美国占世界8%，我们占12%，但美国占服务业的比重有26%，我们只占4%。所以美国搞一个《阿凡达》就相当于我们建一个钢铁厂赚的利润，所以我们的差距主要还在于服务业上。
所以，怎样建立现代农业产业呢？一、调整存量，改造提升制造业。二、扩大增量，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
怎样加快发展服务业？中央提出把服务业的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战略重点。
第八，在区域发展方面要实施两大战略，一个是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一个是实施住提功能区战略。
第九，房价飞涨，环境污染加剧，交通拥堵，城市病已经开始显现，所以中央这次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叫“预防和治理城市病”。（PPT）这是1973年的长春市、北京市，现在灰色的是2007年的北京市，除了有山有水的城市外，总得呈现出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扩张的倾向，这会加剧城市病。根据这些问题中央提出：一、要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二、完善城市化不具合形态。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强化中小城市产业功能，增强小城镇公共服务和居住功能，大家如果都挤到一起来的话，房价肯定是高不可攀的，所以要完善公共服务功能。这里还首次提出“城市化的形态和城市化的布局”，这在过去的中央文件当中是没有过的。
第十，降低能耗和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
第十一，逐步完善符合国情，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出来三个全覆盖：一、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全覆盖。二、社会救助选覆盖。三、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全覆盖。提出了一个新制度：城镇非职工居民养老保险。一个全国统筹：基础养老金。一个可持续：个人帐户实现跨省可接续。
第十二，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改革的攻坚时期，调整利益关系为特征的改革，这已经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问题了，现在目标很明确，那么就是按照既定的目标逐步落实。
第十三，由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
最后，总结概括一下“十二五”规划建议的基本逻辑。“十二五”时期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所以必须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推动发展，当中最根本的、最基础的就是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而扩大消费需求和改善民生、增加居民收入、改善公共服务等等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实际上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本身。而要想更好的改善民生、解决居民收入问题、解决好公共服务的问题，必须要推动各个领域改革，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居民收入分配制度和财税体制改革，以及城乡二元体制等方面的改革。
我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杨秘书长！杨秘书长长期在发改委工作，大家知道发改委是综合协调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综合管理部门，他刚才的讲演内容非常丰富，而且非常详实，逻辑性也非常强，提出了很多具有重要价值的见解、建议、真知灼见，避免中等收入陷井就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的发展方式变成主要消费拉动的发展方式。让我们这次以热烈掌声感谢杨秘书长！
最后，有请蔡洪滨教授，他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新任院长，他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他是属于在国际经济研究领域有影响、有造诣的经济学家，蔡院长非常低调，在学界影响很大，在中国的媒体方面一直始终保持着低调的态度。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蔡教授！
蔡洪滨：首先声明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北大响应号召节能减排所以空调开的比较低，前排的领导都感冒了。感谢大家参加第十二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演讲！
刚才杨秘书长从“十二五”规划的角度讲到转型的问题，他是官方的意见，我这里谈一点个人的看法，题目叫“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流动”。
经济转型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关于中国的经济转型，我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下面包括三个小问题，第一是为什么要经济转型，第二是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第三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什么。
1.为什么要转型？
首先看两个图，根据能够找到的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经验，我分别描绘了各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和3000美元之后的经济增长趋势，如图1.1和1.2所示，两图的纵轴都是人均GDP，图1.1的横轴是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长至当前水平所用的年数，图1.2的横轴是人均GDP从3000美元增长至当前水平所用的年数。从图1.1可见，除了用红点标出的少数国家人均GDP一直在1000美元贫困线上下波动之外，大部分国家人均GDP都能够从1000美元增长至3000美元。从图1.2可见，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之后，密密麻麻的红点表明大部分国家长期陷入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只有少数国家能够长驱直入，进入发达国家。
图1.3描绘了一些典型的国家，比如，日本和韩国在人均3000美元之后进入发达国家的步伐很顺利，而其它一些国家却不很顺利，比如墨西哥、阿尔及利亚和秘鲁。
图1.1&&人均GDP变化趋势&（美元）
数据来源：Penn&World&Table&6.3,&University&of&Pennsylvania.
图&1.2&&人均GDP变化趋势&（3000美元之后）
数据来源：Penn&World&Table&6.3,&University&of&Pennsylvania.
图1.3&&典型国家经济增长绩效（3000美元之后）
数据来源：Penn&World&Table&6.3,&University&of&Pennsylvania.
以上三个图说明的意义是什么？第一是人类的经济增长史从来不是直线的、线性的；第二是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能摆脱“贫困陷阱”，但很多国家不能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即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长期停滞在某一个中等收入水平，比如墨西哥最近30年一直停滞在10000美元左右，阿根廷最近40年一直停滞在8000美元左右，秘鲁最近60年一直停留在5000美元左右，此外还有以泰国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以及非洲的阿尔及利亚等。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增长方式是不一样的。什么是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世界经济论坛”每年会发布一份“The&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其中对经济发展的阶段划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第一个阶段是要素驱动阶段，即人均GDP低于3000美元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效率驱动阶段，即人均GDP从3000美元增长至9000美元，第三个阶段是创新驱动阶段，是人均GDP高于17000美元的阶段。
要素驱动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市场机制基本发挥作用，人们有钱就做点投资、有力量就去工作，提供基本生产要素的积极性能被激发出来，只要宏观经济和政权比较稳定、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就能在这个阶段摆脱“贫困陷阱”，而这些基本条件比较容易满足，所以大部分国家都能够达到中等收入。效率驱动阶段是中国即将进入或者已经进入的阶段，在此阶段不仅仅需要简单地调动要素所有者提供要素的积极性，更需要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同时要对要素进行投入以提高要素质量，它的前提是市场机制要比较充分地发挥作用，其中很重要的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投资的积极性要调动起来。第三个阶段是创新驱动阶段，创新也很重要，我国现在已经开始做了，但是目前离的还有点远，所以这不是我今天要讨论的主题。
2.&中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吗？
目前广泛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会不会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但是哪些因素会造成“中等收入陷阱”，各有各的说法，经常被强调的是各种各样的结构问题，比如消费结构、收入结构、城市化、工业比重、投资比重、出口比重等，这些都有道理，但是道理却不很清楚，我们需要弄清楚哪些是根源、哪些是表现、哪些是经济增长的因、哪些是经济增长的果，哪些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哪些是可以调整的、哪些是无法调整的。比如，中国储蓄率太高，但看日本、韩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储蓄率也非常高，但等经济增长率一落下来储蓄率自然就落下来了，所以现在想调也调不下来，而等经济增长放缓后想提高储蓄率也很困难，因此给定当前的经济增长的阶段和环境，这些因素可能只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现象，而不是原因。
大家现在关心的与中国密切相关的有四个因素：政府规模是否过大、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健康积累不足。我就这四个问题做了一些简单的研究，把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跟这四个因素做相关性分析。第一，政府规模过大确实会对经济增长起反向的效果，政府规模应该适度，中国近几年的政府规模增长很快，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已达到很高水平，而且支出结构也有问题，这些都符合我们的常识。第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经济增长也有负相关关系，而且中国在目前的经济增长水平上，贫富差距也确实过大了，基尼系数不断提高。第三，教育水平跟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其实相对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水平来讲，我们的人均教育水平算是比较好的。第四，以预期寿命作为居民健康的衡量指标来看，国民健康与经济增长也有正相关关系，中国在这方面也已做得比较好。
我进一步做了更为细致的一些分析。按名义汇率计算，中国2008年人均GDP首次突破3000美元，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年经济增长超过了8%，那么将来中国为什么不能保持8%的增速？如果以此为目标，20多年后我们人均GDP就会达到1.5万美元，基本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从世界经验来看，各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之后20年会不会进一步增长至1.5万美元？在搜集了各国数据后，我把各国在3000美元时（即中国目前所处阶段）的各种结构和特征都放到回归中，包括前面讲的四个因素：政府规模、收入不平等、教育水平、健康水平，还有进出口比例、投资比例、工业比例、通货膨胀、对外投资等，看这些因素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我发现所有这些因素在统计上都不显著，刚才这四种因素单拿出来可能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把所有因素综合起来却都不显著，这说明没有任何一个经常提到的因素能够决定一国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另外，按照回归结果，我把中国当前的特征代进去，可以预测20年之后中国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的概率有多大。根据计算，这个概率有64%。当然，对这类预测我们不能太乐观、不能太当真，原因有两点，第一是我们并不知道哪些因素是因、哪些是果，刚才我们已经看到其实没有一个因素和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有显著关系；第二是很多因素是内生的，取决于将来中国怎么做，而非给定当前各种特征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道路就已经完全确定了，这些因素跟经济增长的道路不是有完全的必然性。
3.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通过上面简单的分析能够看到什么呢？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看起来都很相似，不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对于国家也是这样，幸福的国家看起来很相似，但各自的发展道路都不一样；不幸福的国家确实各有各的不幸，但不可能仅仅通过改变某一个因素就能发展成幸福的国家。既然我们看到的所有结构问题都不是特别的关键，那么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顺利步入发达国家，有的国家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社会流动性。我们现在谈到的政府规模、收入分配、教育不平等、健康不平等，这些都是静态的不平等，不是最可怕的；而社会流动性低、社会结构固化才是最可怕的，这将造成动态的不平等，必然会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停滞。
什么叫静态的不平等和动态的不平等？举例而言，我们可以设想两个社会，第一个社会贫富差距很小，基尼系数只有0.25，但没有社会流动性，父辈富则子辈富，父辈穷则子辈穷，贫富差距会一直持续下去；第二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很大，基尼系数达到很高的0.45，但社会流动性很强，无论父辈条件怎样，年轻人都有成功的机会；那么这两个社会哪个更有活力？当然是后者。这就是静态和动态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具体来讲，社会流动性的定义是什么呢？它是上一代人的收入、教育和地位对下一代人的影响。社会流动性低，就是所谓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社会流动性高，就是所谓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社会流动性的测度方式是收入、教育和地位在代际之间的相关系数，它的取值是-1到1之间；合理的社会流动性意味着代际相关系数应该在合理的范围内。如果是-1就代表上一代是穷人、那么下一代就变成富人，上一代是富人、那么下一代就变成穷人，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这样巨大的变化，很多积重难返、长期陷入贫困陷阱的国家主要就是因为长期的战乱和革命，导致了不断的代际之间的变化，所以-1显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正常社会的代际相关系数都是在0和1之间，因为有各种因素影响代际之间的传承，比如基因、自然等，所以应该高于0；但如果代际相关系数趋于1，社会结构就会彻底地固化，父辈的收入、教育和地位会直接决定子辈的收入、教育和地位。
为何强调社会流动的重要性？因为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只有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才能保证动态的机会公平，调动社会上所有人的积极性，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努力工作，积极创业和创新。大家知道，进入中等收入以后是效率驱动阶段，在此阶段最核心的是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是否愿意学习、是否愿意得到教育和培训、是否愿意寻找机会去改善自己的生活，这是最最重要的。要让所有人有这样的积极性，就一定要给他提供机会，如果没有机会人们就没有这样的积极性。因此，高社会流动性是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这是最朴素的道理。
理论上，有两位中外著名经济学家对此有所分析。厉以宁老师在《资本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提到体制的刚性和弹性的问题，一个社会从刚性到弹性变化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就是社会有充分的流动性。在我们两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中，科举制度是个很了不起的发明，它使得普通人愿意去读书，因为无论出身如何，只要通过读书就能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中国的封建社会有这种弹性机制的设计，保证了社会的流动性。另外，一位国外的经济学家是MIT的阿赛莫格鲁（Acemoglu），他近期指出精英社会能实现短期的繁荣、但不能实现长期的繁荣，这主要因为它是一个低流动性的社会，精英阶层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会设置壁垒，导致人才浪费和人力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精英之外人群的才能得不到利用，这是静态的损失。更重要的是精英阶层之外的人群看不到机会，所以没有必要去努力，这浪费的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所以它会压制各种生产要素投入的积极性。以上两点是理论上中外知名学者对此的论述。
表3.1&各国社会流动性
代际受教育程度相关性
代际受教育程度相关性
数据来源：Hertz等（2007）
实证上，GDP的增长率跟社会流动性有非常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种相关性极有启发意义。表3.1列举了一些国家社会流动性大小，拉美国家普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流动性低，秘鲁、智利和巴西的代际教育相关系数都超过0.59，父辈受不到好的教育那么子辈也很难接受良好教育。而所有的发达国家代际教育相关系数都低于0.5，美国相对是比较高的，为0.46，而欧洲一些国家都是0.3左右。一定的代际相关性是必然的，而过高的相关性则是社会扭曲的表现，这些社会扭曲会导致一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从理论上看，为什么进入中等收入以后容易引起社会流动性的下降、容易使社会结构固化呢？这是由于经济从贫困陷阱跳出来之后，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必然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层，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时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还没建立起来，同时政府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博弈中做不到公平公正，政策没有前瞻性，这导致一部分精英阶层利用不很到位的政策，使得社会难以建立起流动机制。同时因为我们刚刚成功地从要素驱动阶段走出来，大家都觉得我们的成功是因为自己了不起，但目前社会对动态的机会平等还没有文化共识，这会使得很过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后，社会慢慢固化，从而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情况怎样？1949年之后中国社会流动性显然是非常高的，因为一个阶级打败了另外一个阶级，所以代际之间会有负相关的关系；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中，中国的社会流动性仍然是比较高的，早期的各种企业家都来源于各种不同的家庭背景，比如农民企业家等，他们不都是来源于之前的精英阶层。但我们更应该关注近十年来中国的社会流动性趋势，有各种迹象表明近十年以来我国的社会流动性有下降的趋势。这里有一些很严肃的学者进行的研究，斯坦福大学的两名教授Khor和Pencavel在2010年的一篇论文中，利用中国的数据发现1998年之后中国代际之间收入的相关性在上升、社会流动性在下降。另外，从当前各种舆论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目前出现的所谓“富二代、官二代”、乃至“富三代、官三代”现象，也表明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有减弱的趋势。陆学艺在2004年的一个研究中发现，1980年后中国就业的干部中25%来自于占社会3.1%的干部和企业管理人员家庭。
另外，我对光华管理学院本科学生的家庭背景做了点调查，可以作为中国社会流动性降低的一点例证。首先声明一下，光华管理学院不是嫌贫爱富的一个学院，尤其本科生招生基本上都是各省最优秀的考分最高的学生，每年还有20几个各省的状元，只要考的好的学生我们都会积极争取，而非根据个人的家庭背景决定是否录取。利用这一数据，我们比较两个参照系，一是对比我这一代（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和当前的一代大学生中，有多少人是来自农村和低收入家庭的，二是对比当前中国农村人口比例和大学中农村家庭学生的比例。2003年到2010年光华管理学院本科生构成的变化趋势是什么呢？高收入家庭的学生比例在增加，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比例在减少，人均月收入5000元以上家庭的学生比例从几乎没有增加到25%左右，而1000元以下的家庭学生比例从60%下降到25%左右。更重要的是农村学生比例，虽然没有太大的下降趋势，但农村学生的比例在近些年一直都不到10%，而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相信大学中农村学生的比例至少在40%。但目前光华只有不到10%的学生来自农村，要记住中国至少有60%是农村户籍人口，这说明中国13亿人口中大多数年轻人的机会是相对比较少的，能够看到的希望也是比较少的。
那么中国如何提高社会流动性，以避免社会固化？整个社会首先要有这个认识，最可怕的不是当前谈论的静态收入不平等。在我个人看来，静态收入不平等问题的解决要少说多做，但是现在我感觉说的太多了，这样大家都关注在静态的不平等上面，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都认为政府要给我补贴，这不利于我们理性地讨论各种政策问题，对于推动中国的社会发展没有任何帮助。我们过多关注静态的不平等，而容易忽略了问题的本质。问题的本质是，最可怕的是不平等固化在代际之中，成为长期的社会不平等。
扭转社会流动性的下降趋势是一个全方位的、非常艰巨的问题，我想我们应该从四个方面去努力。
第一是体制上，我们要从以前的物质上的基础设施建设转移到市场和法治基础设施建设，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体制，还要放松各种市场准入限制和职业准入限制。目前职业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考证专业，这限制了低收入者进入合适的行业、努力工作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有一个国际经验我觉得很受启发，这就是美国的“平权法案”，当然对于这样的体制问题，我们难以直接照搬别国做法，但我一直对此深有感触。它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肯尼迪总统推动的，之后在1965年约翰逊总统为了进一步推广该法案，对此做了进一步阐释，他说“你不能简单的把一个解放出来，打开他的手铐和脚镣，立刻将他带到与别人并肩的起跑线上，对他说‘现在你可以和别人自由竞争了’，这是不公平的。”他还说，“我们追求的不仅是自由，还有机会；不仅是法律上的平等，而且还要给人们提高能力的机会；不仅是追求平等的权利和理论上的平等，而且是事实的平等和结果的平等”。美国是最崇尚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的社会，但是美国社会能形成这样的社会共识，即对于原来处于劣势的群体要有优先的考虑，“平权法案”对于美国社会中族裔、性别之间的平等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我在美国生活多年，自己感触颇深的是性别之间的平等，美国的女性现在在政界、法律界、商界、教育界起越来越大的作用，人口里一半的人都能觉得自己有机会，觉得只要自己努力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对社会经济发展起至关重要作用的因素，所以体制上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改变。
第二是政策上，政府的投资应该从物质资本投资转移到教育和健康等人力资本投资，而且不仅是总量要增加，还要着重消除教育和健康的不平等。举例而言，日本从1947年开始教育立法，经费投入逐年上升，1960年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为5.6%,&1980年达到最高的8.4%。我国现在也在逐渐增加教育投入的总量，但日本对教育平等的重视非常值得我们思考，日本的法律规定全国的学校设备和师资要尽可能统一，东京最好的小学人均经费不能超过最偏远山区小学人均经费的2倍，而目前北京等大城市最好的小学和中国偏远山区小学的差距却远远不止20倍。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中国所有的儿童都能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但他们的教育机会却远远不平等；日本还规定老师不能在同一个学校任职5年以上，使得好的师资在各地流动，这样就不可能形成重点学校；而且学校在教育中特别重视学生之间的平等，任何儿童都会觉得不管自己出身如何，都有机会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第三是社会组织的社会责任，国有企业、学校和其他很多社会组织都是拿纳税人钱的公立机构，我们的社会责任不仅在于发生灾情以后捐点钱，更重要的是推动社会进步，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给没有机会或者缺少机会的群体以更好的机会。举例而言，美国的“平权法案”规定任何接受美国政府项目的机构、组织或企业，雇员结构都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包括少数族群占多少、妇女占多少、受到不平等待遇的群体占多少等，在政府招标中，只要涉及到财政拨款的，满足这些条件的组织都会享受优惠条件。我认为这是健康的社会和健康的政府要做的事情，我们作为拿纳税人钱的公立机构，理所应当在这方面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当然，其他的社会组织也应该更多承担这种社会责任。
第四是文化共识问题，我们要形成增强流动性的社会共识，需要让所有人参与，现在很多社会公益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光华管理学院每年给学生提供各种奖学金、助学金，所有学生都有机会去国外交流，对于贫困学生还有专门的奖学金资助其交流活动，学院设置了数十种奖学金，包括了我们广大校友的无私捐助，这些都是很好的理念和社会趋势。但是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做的更好，现在社会的公益活动经常说到一句话“达则兼济天下”，个人富裕之后去捐钱帮助别人，这当然是很了不起的胸怀。但是要改变社会现状，不仅是富人的责任，更是所有人的责任，相对于中国13亿人中的大多数人，在座的各位都是幸运儿，不是只有个人财富到了一定水平之后才能去做这些事情。我认为一个更高的境界是，杜甫先生在自己的茅屋被秋风吹破后，虽然在风雨中十分凄凉，但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觉得这是最了不起的情操。
总之，中国社会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面临着经济转型的重大课题，但我觉得更大的命题是怎么转变我们的社会结构，怎么增加社会的流动性，怎样使社会里所有的人——尤其是所有年轻人——都感到有机会、都有积极性。只有这样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只有这样才是一个能够保证经济长期增长的社会，这不是道德的问题、不是哲学的问题、也不是政治理念的问题，这是我们长期经济增长中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要求。
最后，我讲一个小小的个人体验。大家都读过鲁迅先生的《故乡》这篇文章，坦率地讲我中学读时是没有深入感受的。我小时候曾在江西老家被祖母照看了几年，儿时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但对一位堂兄，他名叫“九根”，记忆很深，因为那时他总带我在田里一块玩。十年前我回江西故乡探望我的祖母，见到堂兄时他刚从田里回来，带着他活泼可爱的小女儿，岁月的沧桑和多年的辛苦在他身上的痕迹非常明显。那次回乡给我的感触非常之深，后来我反复地读过鲁迅先生在一个世纪前写的《故乡》。中国一个世纪走来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与堂兄之间并无鲁迅和闰土之间的社会等级差别，但我总感觉我们之间的隔阂还依然存在，我们后代之间的机会不平等还依然存在。所以我能感受到鲁迅先生当年坐着船听着潺潺流水、思考中国社会不平等时的悲哀，他当时的所有期望，到一百年后却仍然只是希望。我希望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能够一起努力，去实现鲁迅先生的希望。谢谢大家！
主持人：蔡院长刚才用时政方式的方法和我们分享了他的研究成果，在这个基础上他也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一些政策建议，我想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他表示感谢！
今天上午演讲嘉宾们的精彩讲演就全部结束了，八位嘉宾从不同的角度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作出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得出了很多富有参考价值的一系列观点。我想大体上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国有企业应该进一步进行结构性战略调整，重点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排头兵和主力军。
二、结构问题的背后是体制问题，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应该强化国企与民企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国企和民企两者之间更多的是合作，而不主要是竞争。
三、目前的国企现状不是改革的终点而是改革新的起点，“十二五”期间国企改革依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四、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正悄然兴起，机器和智能相结合，网络化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新能源的产生和应用，数据化、网络化、智能化将显著改善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信息将成为与新材料、新能源同等重要的资源。
五、应该改进对央企的考核指标，必须考核无形资产的保值增值，自主创新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高铁的发展经验值得国企特别是大型央企借鉴。
六、强化企业的价值增加，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费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
七、避免步入中等收入陷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可持续、可协调的发展问题，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服务业。
八、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提高和维持社会流动性是避免步入中等收入陷井的关键。
我冒昧的做这几点总结，各位嘉宾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自己的角度给出了一些解读。
各位知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这是一项长期的、具有战略性的重大任务，下一步将来在这两个方面作出我们全民族的努力。特别是在当前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特别给予关注，或者说要给予深入的探讨，比如说如何看待总量第二与我们面临的问题，总量第二我们一部分国人、官员、学者、企业家，都认为我们已经跻身于G2，或者正在开创G2的时代，这是比较乐观的，我们非常愿意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国，但是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必须使我们非常冷静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