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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因为缘分，在今年召开的重庆市政协全会上，市府参事室一位列席此会的老参事、前国民党起义将领对我说：“小罗，你是专门写文章的，我给你介绍一位老人，保证你能从他身上写出篇大文章来。”“谁﹖他是干啥的﹖”我问。“他叫何福圣，从通江来重庆看望儿孙的，过几天就要回去了。他跟了张国焘六年，从警卫员一直干到内卫排长，张国焘叛逃时才在西安火车站和他分手。”我一听大喜过望，当即向老参事表示希望能尽快地与他见面。在老参事的帮助下，第二天我即“逃会”赶到了重庆下游的望江机器厂，并未费力，便在一片宿舍区里找到了何福圣老人。

我叫何福圣，是1913年出生的。老家河南省光山县仁和集，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之地，当年也算个热闹的去处，有大小店铺四十来家。我爹何玉渊在当地是个小有名气的草药医生，在集上开有一家药酒局，医治跌打损伤、恶疮杂症，生意不错，家里还算殷实。爹对我要求很严，六岁时就送我上私塾，从《百家姓》、《三字经》发蒙，回到家里，还教我点拳脚功夫。闲了，爹还教我认草药，学推拿按摩，背《汤头歌》。这点肤浅的医道，没想后来竟派上了大用场。

我满十岁那年，爹在堂屋里摆上酒席，让我拜邱固元为师，随他习武。邱固元师承僧门高手，拳脚器械无一不通，内功尤为了得，曾在一个赶集日里当街一拳打死一头疯水牛而名声大噪。拜师那天，我家洁净的小院里，一张八仙桌上摆满了鸡鸭鱼肉，虽然味道不及省城里的大餐馆，却也是大盘大碗，地道的农家风味。十二位师兄也全随师傅来了。按照武行规矩，我趴在地上向邱固元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 

师傅端坐椅上，仔细看了一下我，才徐徐说道：“文以评心，武以观德。打拳学功夫，第一要讲武德，福圣，懂么﹖何谓武德﹖就是要尊师重道，敬长爱幼，除贪祛妄，戒淫忌狠，而切戒恃强凌弱，见利忘义……”

    师傅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长串，见我神情懵懂，似还不能理解，遂转过话题说道：“福圣，让我先看看你的拳脚吧。”

我自小随父练武，自以为已算个会家子了。当下不慌不忙走到院坝中间的空地上，凝神调息，猛然一跺脚步，“刷刷刷刷”地打了一套南派“黑虎拳”，出拳中不时以气催力，“嗨、嗨”怒吼，收式后，弯腰低头，双手垂立，按照父亲先前教好的话，恭敬说道：“徒儿功夫浅薄，还请师傅指教。”师傅侃侃言道：“你的拳虽然打得劈里啪啦，虎虎生风，但不过像戚继光所斥责的‘周旋左右，满片花草’而已。为啥呢﹖因你行拳走步，旁若无人，全无攻防意识，唯求显技逞巧。这样的花拳绣腿，如果拿到江湖上跑滩卖艺倒也罢了，但离上乘功夫就差得太远了。”

我在邱固元手下足足学了七年功夫，这时，我已长成个高大壮实的小伙子，而且功夫在三十多名师兄弟中也算得佼佼者，粗如胳膊的寿烛，我一拳挥去，烛火离拳尺余便倏然熄灭。胸前最薄弱的剑突处，可以承受两人抬起圆木的猛烈撞击。拉开架式，三条壮汉也难以近身。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向共产党人突然挥起了屠刀，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的反动民团也大开了杀戒。当地的共产党人不甘心束手就擒，任人宰割，纷纷拉起了武装，啸聚山林。这片历朝历代的三不管地区顿时枪声遍野，血雨横飞。如此纷乱动荡的局面下，各集镇村寨也纷纷组织起保民团，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深沟高垒，严防遭到外来势力的侵袭。

我师傅因武功高强，门徒众多，也被公推为仁和集保民团团总，手下有保丁二百余人，枪四十余支。我虽年未弱冠，但因武功出众，也被师傅提拔为保镖，整日不离师傅左右。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徒弟们除了每日照常习武，还增加了军事技能，尤其是射击、投弹、刺杀、擒拿的训练。

    就在这一年的冬月里，国民党军队开来围剿红军。保民团是以保境安民为重任的，过去既不招惹红军，也不得罪白军，而这次白军大部队一开进山来，就逼着各地保民团表态，究竟是打白旗还是打红旗。

1931年3月里的一天，鄂豫皖一带大名鼎鼎的“老三十团”团长王树声特意前来仁和集武馆拜望我师父。他带了一个班的红军，有长枪也有短枪。我师父很佩服这位二十来岁的“少年将军”。为了显显自家气派，也特地挑选了我和黎清财六个精神抖擞的师兄，一式的青布对门襟黑短褂，一色崭新的驳壳枪，齐整整地立在他两边。

    王树声给我师父带来两包二十两重的云土作见面礼。我师父也大方，马上吩咐我和黎清财掏出腰间手枪，另附带三百发子弹，回赠王树声。

接下来，师父设宴款待王树声，我们一帮师兄师弟则在外面的大坝子上陪红军士兵。送走王树声的当天晚上，师父就叫我们把仁和集上的三百多名保丁全部通知到武馆院子里。师傅当众宣布，他已接受王树声团长的劝告，把仁和集保民团的保丁拉到新集去参加红军，不愿跟他走的，他不勉强，愿意跟他投红的，回去安排一下，天一亮就出发。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我师傅投红，是有原因的。

    我师傅表面上与国军周旋，暗地里也和红军有来往。一次一支路过仁和集的白军部队在镇上抢了几家店铺，奸污了不少女人，连我师傅的妹子也给糟蹋了，所以我师傅一提到白军，就恨得咬牙切齿。

师傅宣布投红的第二天上午，八十多个追随者跟着他离开了仁和集，当晚便赶到了“老三十团”的驻地新集，今河南新县政府所在地附近的一个叫摩崖湾的小村子里。带去的人被编为特务连，师傅任连长，我虽当上个班长，但实际上仍给师傅当保镖。那一年，我才刚满十八岁。

    就在参加红军没多久，我就接连经历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红军进攻高家寨，师傅战死。第二件事是当上了张国焘的警卫员。

    夜里，王树声叫伙房宰了一只鸡，给我饯行。看得出，他舍不得我走。

    次日一早，我得意洋洋地走马上任，当上了战友们开玩笑说的“御前带刀侍卫”。

    那时我怎么也没想到，我踏上的竟然是一条充满了风雨泥泞的人生道路。大概满天下的警卫员都有“星星跟着月亮走”的共同心理吧——自己保卫的首长地位越高，自己也就越觉得光彩。

虽然我干的仍旧是警卫员的工作，可给张国焘当警卫员，地位就大不一样了。比方说，其他首长的警卫员不能进会场，而张国焘的警卫员，就能随便进出了。人都是有虚荣心的，尤其是像我这种十七八岁的小青年，又是习武之人，就更有点“御前带刀侍卫”八面威风的样子。 

    张国焘那时刚满35岁，已经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副主席、中央派往鄂豫皖苏区的全权代表，是鄂豫皖苏区顶天立地的第一号人物。

新集那次党代会开得很长。中间，张国焘做了个大报告，主要是谈纠正红四军中的游击习气，反对军阀作风。这个报告就像一把火，马上烧到了曾中生、余笃三、邝继勋、许继慎一帮高级首长的身上。 

第一次目睹这种狂热的、面对面的党内斗争，使我大吃一惊?在军内外有着崇高威望的鄂豫皖苏区军委会书记曾中生、红四军政委余笃三、红四军军长邝继勋、原当过军长现任十一师师长的许继慎，全都成为了激烈斗争的对象。他们都是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曾中生是张国焘之前上海中央派来的全权代表，许继慎是黄埔一期生、著名战将，连敌人听到他们的名字也都惧怕几分。可张国焘一个报告，就把他们搞得像土豪劣绅一样威风扫地，满面无光。

有的代表愤怒地指责他们两月前指挥攻打高家寨，造成红军伤亡上千人而告失败的事情，要他们承担责任，作出检讨；有的代表斥责他们纵容部下破坏群众纪律，使红军丧失了大批群众的支持。曾中生、余笃三等人起初还辩解，可越辩解越激起了代表们的愤怒，上千人高呼口号，弄得他们汗流浃背，狼狈不堪。

    我当时并不知道，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名义上的总书记是武汉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但实权却掌握在王明的手中。

但是我却知道，自从张国焘来到鄂豫皖，自从红四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以来，张国焘在鄂豫皖军民之中的威望可说是如日中天，中央赋予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其一，其二，从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到1932年6月的八个月的时间里，他坚持“不停顿进攻”的战略指导思想，红四方面军南下，北上，东进，西征，接连克黄安，打商潢，夺苏家埠，占潢光，歼敌六万余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根据地向外扩大到东起舒城附近，西迄京汉铁路，北濒淮河，南至黄梅、广济的广大地区，面积达四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三百五十万，并建立了十六个县级的苏维埃政权。四次战役的巨大胜利，苏区的蓬勃发展，使张国焘的威望，到达了顶点。

党代会结束后，在这次会上受到冲击的部分干部被降职。不久，在为中央调来的干部陈赓接替徐向前任第十师师长、李特任军委会参谋主任，不久升任副参谋长、傅钟任军委会政治部主任、黄超任军委会秘书长接风时，我听到他们把话题扯到了毛泽东身上。

张国焘评价毛泽东在井冈山采用的是宋江在梁山泊聚义的那一套做法，缺乏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气息。他对这帮初来乍到的部下说：“我能像毛泽东那样，仿佛自己是个纶巾羽扇，身怀无字天书，装作未卜先知的军师吗﹖或者说，既然要领导农民起义，自己就必须农民化一点﹖”张国焘先向部下提出问题，引起大家的重视和思考，马上又自答道，“不，我认为不可为，也不屑为。共产主义，显然是一种先进的革命思想，而毛泽东搞的那一套梁山泊主义，却包含着封建迷信等等农民叛乱思想，两者如何能混为一谈﹖当然，如果用毛泽东的眼光来看我，也许会认为我这个人太不懂得共产主义的中国化了。”

我注意到新来的首长们听了张国焘在这番话，似乎都有一点诧异，但又不好说什么。在介绍苏区情况时，张国焘还说：“在鄂豫皖的红军中，严格地讲，还没有真正的共产党。他们长期执行的是非布尔什维克的错误路线，党内充满了地主、富农、高利贷者，甚至土匪流氓都大量混进了党内。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始终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脚踏两只船的投机分子占了绝对的优势。”这样的话，我还听到张国焘在另外的场合多次讲过。没过多久，我才明白这是他为开展肃反运动发出的信号。

9月，张国焘终于掀起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保卫局忙于四处抓人，每天都有一批批“改组派”、“ＡＢ团”、“第三党”分子落网并遭到处决。这时，张国焘患上了肠道感染，上吐下泻，身体虚弱，已经卧床不起。 

有一天上午，沈泽民、陈昌浩、蔡申熙、周纯全、李特等首长神色匆匆地赶到原新集县衙张国焘的住处，齐集在他的床头，召开一个紧急会议。红军总医院派来的医生护士被请了出去，警卫排长叶南生知道我懂一点医道，便安排我进屋临时担任张国焘的护理。于是，我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红四军曾中生、许继慎等人从英山前线给军委会一份报告，坚持红军渡过长江南下作战，而这一意见，则与军委会制定的作战计划相逆。 

首长们情绪激烈，严厉谴责曾中生、许继慎等人目无上级的做法。

    军委会参谋长蔡申熙建议立即采取紧急措施，火速派陈昌浩赶到前线接替曾中生红四军政委的职务，并纠正军队领导的错误。

张国焘补充道：“我以为陈昌浩此番前去不仅是接替曾中生任红四军政治委员，同时还应赋予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全权代表的身份，这样才能放手处理这一严重事件。除了撤掉曾中生，制止红四军渡江南下的行动，必要时还可以放弃英山、浠水一线，将部队带回苏区。在这样的时刻，保住军队比保住地盘更重要。至于许继慎，则由昌浩同志相机予以解决。”

五、徐向前的妻子也被肃掉了

黄超根据张国焘的意见，马上起草了正式的决定和命令，然后，所有参加这次会议的领导还共同签名写了一封致红四军高级将领的信，鼓励他们擦亮眼睛，站稳立场，分清是非，严守党的纪律，和曾中生为首的错误路线作坚决的斗争。

陈昌浩带着一个警卫连立即出发。几天后，张国焘不顾医生的劝阻，躺在担架上坚持到了白雀园——邝继勋师部。张国焘的目的很明确，因为在他的心目中，邝继勋和曾中生许继慎同属一伙，他来此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他和邝继勋进行了个别谈话，还分别召见了团以上的指挥员，要他们拿出态度。而一到夜间，警卫排则荷枪实弹，通宵不眠，以防不测。

我们到达白雀园的第三天，陈昌浩由前线送来了报告，一切都已经按照军委会命令顺利执行，红四军已经与敌脱离接触，正由英山、浠水经由金家寨开回白雀园整训。又过了几天，陈昌浩亲率一支先头部队，押送曾中生、许继慎和另外两百多名红军指挥员回到了白雀园。他兴奋地向张国焘报告，他这次前去，不仅制止了反党行动，而且还破获了一起重大的反革命阴谋案件。幸亏国焘同志英明果断，及时派他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前去予以处置，否则，这次肯定要出大乱子了。原来，陈昌浩捧着“尚方宝剑”离开新集后，花五天工夫赶了七八百里路程，到达驻在沂水县城的红四军军部后，立即将中央分局的决定和军委会的命令向军队高级将领宣读，接管了红四军的指挥权，然后立即调部队包围了第十一师师部，并亲自率领保卫局人员进入师部搜查。 

师部特务连欲反抗，被许继慎制止。谁知这一搜，竟然搜出了许继慎欲投敌叛党的罪证。在师部参谋吴成文保管的公文箱里，搜出了国民党特务头子、原许继慎黄埔一期同学曾扩情给他的一封劝降信和一份无线电通讯密码。陈昌浩当即将许继慎和吴成文押回军部，连夜突审。红四军的高级将领也全部通知赶来参加。吴成文因信件密码俱在，只好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任务是策反许继慎率部投诚。但鉴于时机尚不成熟，尤其是在他之前许继慎曾将曾扩情派来劝降的两名信使连人带信交给了军部，他便一直未敢行动，而是静待时机。

许继慎则断然否认他有叛党投敌之嫌。他的辩词是相当有力的。他说：“如果我真的打算投敌，我就不会把曾扩情给我的劝降信和送信的两个特务上交军部，这一点，徐向前总指挥和曾中生政委可以作证。”而在此重要关头，曾中生已经失去了作证的资格，徐向前虽竭力强调“许继慎不会有问题”、“这完全是国民党特务搞的反间计”，可是，他的证词不为陈昌浩所相信——在张国焘陈昌浩等人的眼中，徐向前也同样属于不可靠的人。果不其然，没过多久，我就听师兄郭清才说，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也被保卫局抓起来了。关于自己的妻子，徐向前是如此回忆的：“1932年反四次‘围剿’时，我在七里坪一带打仗，战局异常紧张，我无法回家看她，让警卫员把袜子拿给她补一补，好行军作战。警卫员回来悄悄地对我说：”程训宣被抓走了，人家说她是改组派。‘她的命运如何，我不得而知，也不便过问，听候组织’审查‘就是了，还是打我的仗。部队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我一直打听她的消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我。1937年到延安，才听说她和王树声的妹妹等一批人都被杀害了。我就问周纯全，’为什么要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有什么罪过﹖‘周说：“没有什么罪过，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嘛。’”

9月下旬，徐向前率领部队全部到达白雀园，就在敌人从四面八方压来的时候，红军开始了一场内部的大整肃。张国焘在一次团级以上的干部参加的肃反动员大会上强调：“我们面临的最危险的敌人不在战场上，而在我们身边，在红军内部。尤其是像许继慎、庞永梭（第十一师政委）、周维炯（第十一师副师长）这样的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掌握了红军指挥权的反革命分子。”他号召红军指挥员们立即开始全面肃反，要从“无处不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去寻找反动线索，从日常生活的言行中去发现反革命分子”。他斩钉截铁地说：“经过彻底整肃的红军即使数量会减少，我们也在所不惜。因为，剔除掉的是糟粕，保存下来的是精华。这样的红军，才是党所需要的最忠诚、最坚定、最布尔什维克化的战士，由这样的战士组成的红军，是铁的军队，是任何敌人也不能战胜的?”这次肃反动员大会后，红军中立即掀起了一股肃反的狂潮。红军在回撤途中，各师各团就已逮捕了数百名嫌疑犯，白雀园会议后，肃反更是遍及红军与苏维埃中的每一个角落，一时间红军与苏维埃政权中似乎到处都是“ＡＢ团”、满眼只见“改组派”、“第三党”，肃清反革命的声浪高唱入云，不仅师团级干部握有生杀大权，甚至连连排级干部也都可以随意抓人、毙人，而且杀人者与被杀者全都人人自危，有的上午还担任执行队员，下午即被其他的人“执行”掉了。

    10月初回到新集没几天，张国焘就下令解决先期被押回新集关在保卫局监狱中的许继慎、周维炯、庞永梭等人。并派军委会秘书长黄超前去监督执行。

    许多党史材料上都认为许师长他们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于河南光山县白雀园，连《红四方面军战史》上也都是这样写的，时间是1932年10月里。

时间没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下河滩时，路边柑子树上的果子都快熟了。但地点肯定不对，许师长他们不是死在白雀园，而是死在新集的河边。那天夜里月色昏暗，六名警卫员都把机头打开，提在手上前后夹着黄超往河边走去。

我们下河坎时，河滩上已经布好了警戒线。执行队员大概有近百人，手里拿着大刀和梭镖，也有枪。被杀的有三十来个。周维炯临刑前坚决不肯跪下，把他按下去，他又挣扎着站起来，最后被一刀砍死。庞永梭被大刀砍、梭镖捅，死得十分痛苦。

许继慎是最后一个被带下河滩的，他一看见满河滩的尸体，就转过脸对黄超吼道：“黄超，有你来，很好。我有句话，你给张国焘带回去。”黄超说：“用不着了，任何人也救不了你的命。”许继慎说：“不是救我的命，是救红四军的命……”黄超大喝道：“把他带下去?”执行队员们一拥而上，架起许继慎就往河滩上拖。

    许继慎扭过脸大叫：“黄超，你回去告诉张国焘，国民党蒋介石打不垮我红四军，他打得垮，他一个人就把红四军干掉了！”许继慎死得最惨，他是被马活活拖死的，浑身被拖得血肉模糊。

有个现象如今回想起来也让人很难理解，张国焘自己就是个大知识分子，懂三种外语，过去曾是北大学生会的领袖，党的“一大”主持人，后来又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讲过课，还听说好多中央的高级首长都当过他的学生，可他偏偏就最不放心知识分子。他在许多会上再三强调：“工农干部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以原谅三分；假如是知识分子犯了同样的错误，就应当加重三分，这是很正当的办法。”他的这种观点很容易被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工农干部们所接受，以至于在整个苏区中一度造成了极端反知识分子的倾向。

    到10月底，由于国民党大军已经突入了根据地，霍邱县城失陷，才迫使肃反告一段落。许多来不及被处决的指战员也都从监狱中被放了出来，马上组编成突击队，开上前线迎敌。

但红四军此时已元气大伤，加上张国焘来后推行的一系列“左”倾路线极大地伤害了群众的利益，恶化了红军、苏维埃与群众的关系，当红军在军事上连遭重创以后，苏区有的群众反水，士兵在前线携械投敌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使红军的处境面临从未有过的艰难。国民党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兵分三路直驱苏区腹地，迫使红军主力与之决战。

苏区军民拼命抵抗，但是，这次他们面对的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数量众多，武器远比红军精良，天上还有飞机助战，苏区军民很难阻挡住敌人的进攻，每日数次传到总指挥部的战报令人揪心，红军人员不断伤亡，苏区地盘不断缩小。

终于传来了更大的噩耗，霍邱县城失陷，据守该城的第73师除少数人随师长邝继勋突城逃出外，几乎全军覆没，地方武装队与运输队也被敌人俘去。张国焘怒不可遏，对邝继勋欲以军法从事，经蔡申熙力劝，邝继勋虽暂时保住了性命，责成他戴罪立功，蔡申熙则赶往前线协助邝继勋收拾残局，将第73师残部与第74师合并，仍称73师。 

为避免和强敌决战，红军在苏区的地盘上和敌人兜圈子。可是在柳林河，终于被敌人前堵后追，爆发了一场大血战。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战斗的激烈程度连红军中的高级将领们也感到惊讶。陈赓师长当时就说：“柳林河战役比任何一次内战都更为猛烈；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激烈程度，也毫不逊色。”

红四方面军两万余官兵面对的是卫立煌的八万兵马。大战一展开，红军方面所有能投入战斗的力量都用上了，没有一支预备队。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由警卫们保护，坐镇柳林河指挥所。这次战斗中的一个突发情况把我们一帮警卫员吓了个半死。

   红四方面军两万余官兵面对的是卫立煌的八万兵马。大战一展开，红军方面所有能投入战斗的力量都用上了，没有一支预备队。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由警卫们保护，坐镇柳林河指挥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