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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人民日报》时评更新至9月
人民日报时评：假如焦裕禄遇到袁厉害 “默许”与“放手”背后，是对政策上一些有风险“灰色地带”的放任，也折射出法律意识的淡薄 提起豫东黄河故道的兰考，国人往往想到一个光辉的名字――焦裕禄，为百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优秀县委书记。而今，兰考却和 另一个名字难解难分――袁厉害。 兰考冬天里的一把火，夺走了袁厉害收养的 7 个孤残孩子的生命，举国为之心痛。媒体在对这桩惨剧寻根究底：袁厉害 25 年收养超 过 100 个孩子，究竟合不合法？惨剧发生，是慈善之痛还是政府之失？其实，整件事情未必那么复杂。收养法很明晰，民政救助制度亦 有规定，甚至当地的领导干部都坦承袁厉害“不完全具备收养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兰考仍然出事了，责任人或许不仅仅是那位不识字 的中年妇女。 请允许我们遥想一下，假如焦裕禄遇到袁厉害和她收养的孤残儿童，会发生什么？袁厉害以“爱心妈妈”驰名久矣，收养行为持续 25 年，尽管收养条件极差，却连当地 110 碰到弃婴都往她这里送。因此，当地主要领导没有理由不知道其人其事。“焦裕禄”碰到“袁厉害” 的几率，是很高的。 当年的县委书记焦裕禄对兰考百姓感情深厚，忍住肝癌之痛率领全县抗击自然灾害，群众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就有多少泥。逢年 过节，他专往贫困户家里钻，他对一位病卧在床的老大爷说，“我是你的儿子”；有人要装修他的办公室，他说：“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 吗？兰考面貌还没改变，群众生活还有困难，富丽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连想也很危险”，他还说：“党把 36 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没能 领导他们战胜灾荒，过安居乐业的生活，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可以肯定，如果焦裕禄遇到袁厉害，不管是建福利院，还是向周边地区 求助，都肯定不会让这些孩子们处于生活的窘境甚至险境。 假如焦裕禄遇到袁厉害，对于她的爱心善行，固然可能赞许，但一个成熟的领导干部，或许更会从自身社会管理的水平反思问题。 既然“不完全具备收养条件”，袁厉害的收养应不应该被“默许”？如果一个并不宽裕的家庭能收养 100 多个弃婴和孤儿，为何社会管理者承 担不起抚养的责任？ “默许”与“放手”的背后，是对政策上一些有风险“灰色地带”的放任，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相关部门法律意识的淡薄。不能因为是“爱 心行为”，就逃脱了法律的规范。调查显示，袁厉害的收养行为，在兰考不是个案。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应规范相关制度，即便“财政乏力”， 即便有低保支持，也应在法律的界限内行事，这才是对爱心最大的保护，对生命最大的尊重。 面对逝去的生命，当地是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了。是不是像“人民的好儿子”一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面对弱势群体，是不是也应 该像焦裕禄那样体味到“羞耻和痛心”？更重要的是，时代场景转换，要当焦裕禄式的好干部，需要的或许不仅仅是为民、务实的精神，也 不仅仅是敬业、奉献的品质，同样需要树立牢固的法律意识。 兰考已经表示，要在全县进行拉网式排查，要建好社会福利中心，要规范民间收养。凋零的生命之花无法再次开放，但亡羊补牢之 举，或许能告慰这些幼小的生命，也告慰黄河故道上前辈楷模的英灵。 人民日报时评：住房公积金当姓“公” 只有秉承“济贫不济富”的宗旨，积极改革，住房公积金才能真正姓“公”，而其社会福利保障的属性，也才能更好体现 有人刚过 100 元，有人超过 1 万元。同在山西，不同的单位公积金缴存差距竟达 141 倍。记者日前调查结果，反映了一个突出问题： 收入分配差异，既可能是因为初次分配不够合理，也可能是由于二次分配的运作失衡。（相关报道见本报 1 月 7 日 13 版） 表面看，收入差距导致缴存额差异。我国收入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差距是 15 倍。差距尽管已惊人，但仍不足以造成公积金缴存较大 鸿沟。 公积金缴存出现较大差距，税收政策和公积金管理机制的作用不可忽视。因为公积金缴存免征个人所得税，一些单位将其视为避税 渠道，以此降低人力成本。而有条件的单位，还将公积金缴存当作员工福利发放渠道。由于对公积金缴存比例突破规定的上限缺乏具体 罚则，地方公积金管理部门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很难有动力对超出上限的违规行为进行处罚。 住房公积金的设计初衷是“济贫不济富”，即高收入者不补贴，中低收入者较少补贴，最低收入者较多补贴。然而实际运行体现出的却 是不公平：收入较低的群体因公积金缴存过低买不起房，只能成为公积金的储蓄户，既面临存款负利率而导致的资金缩水风险，又由于 限制过多无法自由支配；收入高的群体未必会通过公积金贷款买房，而是将公积金当作避税工具使用。这实际上强化了收入分配的不合 理。 公积金制度设计的缺陷，需要尽快弥补。其一，应将公积金制度改革纳入收入分配改革的篮子当中，坚持“提低、扩中、限高”也应成 为公积金改革的主要思路。其二，需要引入市场化机制，适当提高公积金的收益率。其三，应该对公积金存款利率实施灵活政策，让公 积金存款收益达到最大化。其四，扩大公积金应用范围，方便提取公积金。这既可以提高公积金使用效率，也有利于需要公积金贷款的 群体享受到真正的福利保障。 近年来，不少地方对于公积金使用已有多方探索，降低公积金提取和贷款的门槛、提高使用率成为改革方向。实际上，这种改革与 楼市调控的根本方向具有一致性，因此值得肯定。可以说，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已经迈入了深水区。只有秉承公平正义的宗旨，积极 推进改革，住房公积金的弊端才有望革除，才能真正配得上“公”字，其社会福利保障的属性，也才能更好体现。 人民日报时评：“喝水问题”简单吗 公共部门为民服务的努力“复杂”了，百姓的日常生活就“简单”了 1在管理学中，有个“奥卡姆剃刀原则”，主张化繁为简，将复杂的事情变简单。对此，有人这样感慨：把事情变复杂很简单，把事情变 简单很复杂。看似拗口，却耐人寻味。 老百姓喝水，本是一个简单问题，最近却有点“复杂”。先是北京水专家夫妇称 20 年不喝自来水，引发公众疑虑；后又是北京自来水 集团表示，北京自来水可以放心喝。一边是专家，一边是厂家，到底如何选择，一时让人有点左右为难。 深究起来，二者并不冲突。一个说的是安全，一个关注的是“更健康”。对自来水集团来说，检测符合法定标准，自然没有问题；就专 家而言，因为“是营养师所以更在意健康”，也在情理之中。问题在于，当“更健康”的标杆树起来之后，普通百姓对自来水的期望还会不会 仅仅停留于出厂检测的“安全”？ 近些年来，食品安全、空气质量、饮用水质……这些寻常话题，日益成为公共议题，折射了中国发展阶段的递进。吃糠咽菜、用工 业糖精的时候，很少有人在意食品安全；从自行车王国到汽车大国，物质条件好了，PM2.5 问题也来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解决“发 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怎样面对水涨船高的期待，是一道复杂考题。 以自来水为例。出厂检测时的水是安全的，但经过输配管网和水箱配送之后，水质是否还能确保合格，就可能要打一个问号。自来 水厂的水来自水源地，水源不好，加工起来自然更加费力、成本也更高，在这个意义上，保护水源地、保护生态环境更为关键。解决这 些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自来水厂一家就可以包打天下，而需要环保、供水、净水等各个环节相互协调配合，需要全社会更新发展 理念、转变发展方式。 也就是这几天，河北邯郸突然大面积停水，起因是山西长治苯胺泄漏，而当地又没有及时通报。事后，长治市长道歉时，连称几个“没 想到”。祛除这种“没想到”，正是各地亟待补上的重要一课。从实现温饱到追求环保，从谋求生计到重视生态，时代命题的转换，对执政 理念、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天的与时俱进，重要的是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力跟上群众各种诉求期待的步伐；今天的民生工 程，应该想方设法维护群众的健康权、环境权。 “温饱阶段喝安全水，小康阶段喝健康水。”党的十八大，把全面小康社会从“建设”改为“建成”。一字之变，既是奋斗目标，更是郑重 承诺。而这种承诺的兑现，就在食品安全里，在空气里，在自来水里，在每一个普通百姓的生活中。兑现这种承诺，就要把握好“简单与 复杂定律”，公共部门为民服务的努力“复杂”了，百姓的日常生活就“简单”了。这也是一种辩证法。 人民日报时评：有敬畏，才有百姓安全 高悬的法律探照灯，让惰政者与瞒报者战栗不安――有了敬畏，百姓方能多一分安全感 山西事故频发，公众终于等到了各方责任者的接踵道歉。值得倾听的，是山西省代省长李小鹏的痛心疾首，“我们不是从零做起的问 题了，是从负做起”，“必须怀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态，敬畏生命、敬畏责任、敬畏制度”。（相关报道见本报 1 月 9 日 第十一版） “敬畏”二字，确实必要。 一些涉事官员在违纪违规甚至违法时，胆子也太大了。中铁隧道集团，竟然在爆炸事故后转运尸体瞒天过海，事后只有基层干部被 问责；天脊煤化苯胺泄漏，当地瞒报数天，事后只以三个“没想到”开释……如果不是上级压力，涉事企业负责人是否会如此沉痛地引咎自 责？为什么一遇事故，有些人就本能地推挡遮瞒？因为他们往往将项上乌纱看得重过泰山。 这个冬天，安全之伞，正被冰与火频频撕裂。河南光山 4 个小学生溜冰溺亡；杭州萧山一企业元旦失火，3 位消防员英勇牺牲；上 海相隔一周连发两起事故，轨交工地坍塌事故 5 死 17 伤，农产品批发市场失火 5 死 12 伤……最令人扼腕的是河南兰考，7 个孤残的小 生命葬身火海，而兰考民政局官员最初发声时推卸责任意图明显。 从这个意义上说，来自山西如履如临的沉痛自责与道歉，体现出领导干部应有的担当。对生命滑落的痛心疾首，正是秉承党性、敢 负责任的开端。 我们应该深思―― 很多安全事故背后的故事，总让人熟悉得不寒而栗：制度漏洞，保障缺失，事故发生以后的瞒报、失声或习见的推责。生命被事故 吞噬令人痛心，个别人对生命的轻慢让人寒心，而事故在重拳后的死灰复燃更使人揪心。 类似情形为何鲜见改善？一方面，是经济快速发展而安全保障滞后的尖锐冲突；另一方面，不负责任的惰政气息、漠视规则的落后 意识，甚至于对偶发问题、安全细节缺失的集体宽容，在我们四周埋下众多病灶和隐患。而相对低廉的风险成本，令涉事者总对瞒报抱 有侥幸，反过来又使这类隐患病灶继续潜伏、恶化。 现在，这侥幸心态或将在一条严法面前簌簌发抖。1 月 8 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专门针对渎职官员，其中醒目的一条是，致人死亡就应定罪，谎报瞒报加重处罚。 严法未必能彻底终结安全事故，但这盏高悬的法律探照灯，让惰政者与瞒报者战栗不安――有了敬畏，百姓方能多一分安全感。 人民日报时评：你撑“安全伞” 我就脱“马甲” 迫切需要制定一部“举报法”，在借力公民反腐与标本兼治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2012 年，纪检部门立查的案件中，逾四成来自信访举报。中纪委有关负责人 9 日表示，凡是实名举报的，优先办理，及时回复。 举报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 在公民举报、 办案发现和单位移送这三个线索来源中， 检察机关受理的公民举报就占到受理总数的 70% 以上。公民举报包括来信来访、电话举报和网络举报三种。不论哪种形式，实名举报对于强化线索可信度，提高线索成案率和案件侦破2率，具有明显的优势。不仅如此，倡导实名举报也是对被举报者合法权利的保护，举报者实名后便有必须承担的相应责任，这会在一定 程度上减少错告和诬告现象。 因此，对实名举报优先办理，无论是否成案都应及时回复，这不仅符合查案的职业要求，体现了对公众反腐热情的尊重支持，而且 对被举报者也是一种负责态度，对建设清明政治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相比之下，匿名举报往往面临核实情况困难，证据信息模糊的问题。但匿名举报往往成为“优先选择”，值得深思。事实上，许多人之 所以披着“马甲”曝光爆料，甚至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匿名举报，既有对当下反腐环境和效果的无奈，更有出于自身安全的种种顾虑。 比如，1 月 5 日，有媒体报道成都红会善款发霉举报人称曾遭软禁死亡威胁，郑州“房妹”爆料人也接到过死亡威胁电话。“匿名举报 得不到及时查处，实名举报又被打击报复”，有人概括的举报“潜规则”虽不完全符合事实，却足以警醒我们思考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如 何完善举报人保护机制？这既考验我们的气魄，更考验我们的智慧。 正因如此，这些年来，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都十分重视举报制度建设。如开通 1 举报电话；对 BBS 等论坛举报形成制 度化的条件反射；鼓励密码举报，最大限度地缩小知情范围；适时奖励举报人，正确区分错告和诬告；修改《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 尽力营造安全的举报环境等。从实践操作效果来看，这些制度对规范匿名举报、鼓励实名举报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也要看到， 如何进一步打消举报人的安全疑虑、更好地发挥举报价值，依然有许多拓展空间。 他山之石，或可攻玉。为保护包括举报人在内的证人，很多国家制定了《证人保护法》，成立了专门的证人保护机构。如在有的国 家举报人一旦进入保护程序，将被送往“安全和适应中心”加以特殊保护。这个中心在地图上没有地址标识，既非常隐秘又高度安全。有的 国家则允许采用委托询问的方式，制成笔录提交法庭，某些情况下，连法官都不了解证人的身份。相比之下，我国法律对举报人的保护 却过于粗疏和零碎，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只能事后惩罚，对举报人的人身安全很难事先保护。因此，迫切需要制定一部“举报法”，明 确案件线索管理、立案、调（侦）查和处理程序，善待举报，反对诬告，从而在借力公民反腐与标本兼治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人民日报时评：“房妹”能否力促经适房反腐 防止“监守自盗”，除了内部监管之外，还应加强信息公开，引入公众自下而上、自外而内的监督维度 “房叔”还未走远，“房妹”又粉墨登场。从去年底被曝光拥有 11 套房产，到 1 月 13 日其父河南郑州二七区房管局原局长翟振锋被郑州 市检察院决定逮捕，伴随“房妹”的质疑和猜想横跨新年，媒体调查、新料迭出、司法介入，案情内幕逐渐浮出水面，也更令人震惊：一家 四口各有两个户口，共拥有房产 31 套，多数在经济适用房小区。事件以极端个案的方式，暴露了经适房在开发、分配、管理等各个环节 中的漏洞。 包括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公租房在内的保障房制度，是我国一项重大惠民工程，主要为中低收入群体提供安身立命之所。实践中， 经济适用房也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在缺乏财产公开、社会监管等情况下，在一些地方，有的也变异为腐败温床和寻租工具。尤 其严重的是，由于在土地政策上的一些优惠，它成为很多人垂涎欲滴的“唐僧肉”。不少项目开发打着经济适用房的旗号，或是从事商业开 发，或是进行福利分房；而一些管理监督部门，也管不住自己的手，让权力寻租，令群众利益受损，让政府信任资源流失。 近年来曝光的经适房腐败案，不同程度地暴露了这个问题。经适房小区停豪车，“N 连号”事件屡见报端，背后正反映了经适房管理的 乱象。而就在“房妹事件”的发生地郑州，仅 2011 年，因“经适房腐败”党政纪立案 14 人，移送司法机关 12 人，涉案金额 1.1 亿多元。 经适房从审批、建设到分配等环节，已经有严格的监督制度。但制度本身还存在缺陷，不够严密，甚至有的还处于打盹、休眠状态。 监督给力，腐败匿迹。制度失效，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制度遭遇“人治”阻碍。耐人寻味的是，房管局局长本身对经适房建设负有管理 职责，但管理者反而成为腐败的策源地，这种身份的变形，更值得反思。如果权力失去监督，“监守自盗”的现象就会发生，让腐败在各种 移花接木的手法下大行其道，其危害则更大。 中央一再强调，确保分配公平公正公开，是保障房制度的生命线。正因此，要对“房妹事件”背后的所有腐败行为彻查追究，亡羊补牢。 而这一事件也是对各地、各级政府的一个警示：除了加强政府部门内部监管之外，还应加强信息公开，引入公众自下而上、自外而内的 监督维度。项目审批、建设资金、购房资格等信息，只有置于公众的目光之下，才能够消除“监守自盗”的生存土壤。 人民日报时评：美丽中国，从健康呼吸开始 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地区厚重的雾霾久久挥之不去。大雾中，一条深褐色的巨大污染带斜穿 1/3 的国土，从北京、天津到石家庄， 从郑州、南通到贵阳，空气污染指数纷纷“爆表”，74 个重点监测城市近半数严重污染，北京城区 PM2.5 值一度逼近 1000。 延绵不散的雾霾遮蔽了视线，却让我们格外清晰地看到环境污染治理的紧迫感，格外真切地认识到十八大提出的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的必要性。 面对头顶昏暗的天空，越来越多人在思考：如何走出这令人窒息的污染围城？ 实时发布空气质量数据，提醒居民减少户外活动，督促施工单位控制扬尘，强制机关单位停驶部分公务用车……北京等地启动空气 重污染日应急方案，力争将污染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限度。然而这些事后的末端处置，难以替代系统、科学、高效、有力的源头治理。 近些年来，我们在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方面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十一五”期间，国家大力推进节能减排，二氧化硫等空气污染物 排放明显下降。但是这一成绩远不足以令人乐观。连日来浓雾重锁的城市污染再次警醒我们：随着经济发展的快速向前，工业化、城镇 化还将持续，能源消耗不断增加，空气污染防治依然面临巨大挑战。3“牵着你的手，却看不见你”不是美丽中国，“厚德载雾，自强不吸”不是全面小康。经济发展再也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城市管 理再也不能以“空气不好是小事”心态来应对突发情况，居民生活再也不能只图自己方便、不管环境负担。只有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 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我们才可能拥有天蓝、地绿、水净、风清的美好家园。 “同呼吸，共责任”，这责任是政府的责任，是企业的责任，也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 人民日报时评：假如没有民警举报 法律的尊严，首先是执法者的公正；公平正义的源泉，蕴藏在每一个具体的案件中 据报道，因在处理其子违章驾车并妨碍交警执行公务过程中，违反规定，滥用职权，构成渎职错误，山西太原市公安局局长李亚力 被山西省纪委建议撤职。此事件中涉及的其他违纪人员，也按干部管理权限由太原市有关部门作出处理。 由于当事交警的举报在此事的处理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一些人不免作这样的担心：假如没有民警举报，事情是否还会被发现？假如 民警也和其他人一样，协助领导摆平，事情是否就会成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从此缄默无声？再假如角色换位，事关他人，当事民警 自身无虞，是否还能就事论事，打抱不平？ 有人认为， 这是一个“老江湖碰上了愣头青――有理说不清”的老故事。 当事民警是个入职不久的年轻人， 不顾压力坚持举报完全是“简 单想，简单做”的结果。言下之意，换个人可能结果会不同。这样的担心并非全无道理，但是我们更愿意相信，李亚力徇私滥权事件从举 报、调查到最后的处理势在必然。只要正义存在，违法就无处遁形；只要有公平度量，违规就总是扎眼。在法治建设日臻完善的今天， 那种试图欺下瞒上的想法，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了。不论违规违法者地位多高，社会已经不会动摇对法律的敬畏和公理的支持。 这样的底气首先来源于法治本身的涵养。2006 年实施的公务员法，已经对“政令通畅”与“政令合法性”的价值出现矛盾的情形作出了明 文规定。公务员“不得对抗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也就赋予了公务员对于明显违法的决定命令，享有拒绝执行的权利。同时，公务 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换言之，作为公务员可以“不谙世事”，但是不能“不懂法律”。 这样的底气还来自于社会大环境对公平正义的强烈诉求。当今中国，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人们有时为争得一分公平甚至 比争得几分利益还要执着。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掩耳盗铃”的违法事件，还是“过于自信”的违规尝试，无不与时代潮流相悖，与建设“法 治中国”相左。作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政法机关往往聚焦着更多目光、承载着更大期待，谁要敢执法犯法、监守自盗， 必然会受到群众更严格的监督，受到法律更严厉的制裁。 李亚力事件敲响了从严治警、建设过硬队伍的警钟。政法机关掌握着执法司法权，是各种社会消极因素侵蚀的重要对象；政法干警 不是生活在真空里，面临的考验诱惑往往更多。这一方面要求行政司法权力都要在阳光下运行，公平正义要成为政法工作的首要价值追 求；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必须依法依纪严肃查处“害群之马”，以此彰显政法队伍防腐拒变的决心，增强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信心。 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要求，“要让当事人感受到法律的尊严和公正，让人民群众感到公平正 义就在身边”。法律的尊严，首先是执法者的尊严；公平正义的源泉，就蕴藏在每一个具体的案件中。 人民日报时评：在“滑坡带”上构筑公众信任 公信力是易碎品，如何有力呵护，促其健康生长，不仅是应对突发事故的挑战，也是各级干部日常工作的重要课题 云南镇雄山体滑坡事故发生好几天了，关于事故原因仍是议论纷纷。虽然当地组成的专家组已经作出结论，但很多人对此仍有疑义。 事故原因往往隐藏在纷繁复杂的表象背后，只有通过严谨而客观的调查过程，才能得出经得起事实和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其中，一 个重要保障就是要“程序正当”，充分尊重公众知情权，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以镇雄滑坡事故为例，事故发生后不到一天时间，专家调查结论就迅速公布。但公众还希望知道此次调查的组成人员名单、调查方 法、过程以及结论依据等，否则，简单的结论还难以服众。 还有人提出，专家组说的村子周边小煤矿开采与山体滑坡无关，未将山体裂缝列入地质灾害隐患点，调查过程中存有瑕疵，但至今 也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 对于专家作出的客观调查结果，公众和媒体理应予以尊重。那种逢事必疑、遇结论就反对的态度，并非理性。但是对于公众有理有 据的质疑和追问，决不能轻易斥之为轻率，置之不理。更进一步看，专家调查结果遭遇的“信任滑坡”，有着现实的社会背景。回顾过去一 些地方对类似事件的处理，虽然调查迅速启动，但或是本单位、本部门自查自纠，缺少具有更高公信力的联合调查机制；或是结论中时 常出现“雨太大”、“地该垮”、“空气干燥”等原因，没有令人信服的专业解答。这样的调查，自然难以赢得应有的信任。 出了重大事故，上级有要求，社会在关注，当地群众更是有各种诉求和意见，地方政府的压力之大、工作难度之高，确实是客观存 在的。但越是这种突发事件，其善后处理，越是要严谨慎重。只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严格规范的程序、客观公正的调查、以人为本的 处置，来查找问题成因，才能回应公众质疑，抚平受害者的创伤，从而一步步构建公信力。 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摈弃“赶紧对付过去”等惯性思维，更要把问题考虑得周全些，把工作做得充分些，让回应更加主动些。要知道， 任何一点疏忽、焦躁、草率，任何一个环节处置不当，都可能对公信力造成难以预期的损伤。 公信力是易碎品，如何有力呵护，促其健康生长，不仅是应对突发事故的挑战，也是各级干部日常工作的重要课题。多一点科学客 观，多一点公开透明，多一点耐心细致，哪怕事情再急压力再大难度再高，哪怕遭遇再多不理解和委屈，也是值得的。这样，我们就能 以自己的努力，在“滑坡带”上构筑起公众的信任。 人民日报时评：基尼系数提示了什么 只有深化改革、创新制度，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才能让每个人都能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 4日前，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 2003 至 2012 年基尼系数。数据显示，2008 年基尼系数曾高达 0.491，2012 年回落至 0.474。 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差距的一个参考值，首次晒出基尼系数，表明党和政府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我国基尼系数处于 0.47 到 0.49 区 间，不能算低。尽管有人基于一般发达国家的薪酬制度、收入结构和社会福利体系所设的标准，把 0.4 作为基尼系数的“警戒线”，同时对 基尼系数到底有多高还存在争议，但正视和解决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应该提上日程。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上做了不少工作。完善医保社保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民生投入力度逐 年加大……一系列有力的惠民举措，遏制了基尼系数走高的态势。但是更要看到，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相当复杂，“提低、扩中、限高”需要 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这样一个案例发人深思。日前，在广州市政协分组讨论会上，针对环卫工薪水低问题，有关部门表示，环卫工的工资怎么涨，能否 实现同工同酬，因目前没有上位法规定，在实践中难以操作。 因为制度不完善，所以很“难办”，类似困境在收入分配领域并不少见。比如，在一些地方，工资集体协商因为没有平衡劳资关系的制 度配套，又加上外部经济环境的不利影响，实际上陷入空转，未能发挥维护一线职工权益的作用。 现实问题说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目前的难点是，“提低”，上位法难以提供法律支持；“扩中”，缺乏配套的财税制度；“限高”，还 需要有更完善的政策措施。因此，解决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关键点和突破口，都在优化顶层设计、增加制度供给，以实现综合治理。正 如党的十八大指出的，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改革工资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 平惠及全体人民。 目前，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 0.24 到 0.36 之间，而一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基尼系数都在 0.5 上下徘徊。面对前车 之鉴，我们更应增强忧患意识和问题意识，以积极态度和谨慎政策加以探讨和解决。 当基尼系数不再神秘，收入分配改革需要新的破题。只有深化改革、创新制度，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才能让每个人都能分享 中国发展的红利，这应该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人民日报时评：“烂尾新闻” 如何有下文 防止新闻“烂尾”，亟须机制创新，实现从应急处置到常态治理的转变 建筑工程有烂尾楼， 舆论场中也有“烂尾新闻”。 回顾近期一些热点事件， 不少在媒体聚光灯挪开之后便没了下文， 事情报道出来之后， 缺乏持续关注，也不知问题有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新闻“烂尾”现象，表面上看是媒体注意力转移、热点转换的结果，仔细推究，则有一些 地方和部门处理事态不给力等原因。 相比以往的“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近年来，各级政府在回应社会热点上，速度提升了，力度也加大了。从“表哥”杨达 才、“房叔”蔡彬被迅速处理，到雷政富的“63 小时落马”，都说明了这一点。然而，一些地方的回应却不能令人满意――表态快，但处理慢； 发布多，但真相少；道歉重，但问责轻。 当新闻事件上升为公共议题，公众不仅追问事实真相，也关心谁来负责、怎样善后，以及如何避免类似问题重演。对这些追问的应 答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如果只是高调应对舆情、消极处理问题，看似开了个好头，实际上虎头蛇尾搞“半拉子工程”，这种做法，都是避 风头心理在作祟，对公众不负责任，不利于解决现实问题。 新闻容易“烂尾”，但对背后问题的处理不能烂尾。媒体报道常常只是揭了盖子，暴露了问题，问题之锁还没有打开，需要有关部门积 极破解，才能让社会关切有下文，消除“烂尾新闻”产生的现实土壤。尤其在舆论焦点走马灯似的变幻中，从有关部门到相关干部，更应当 有定力，抓住问题不放松，不能因为关注度高、影响面广就多使劲儿，记者一撤就松口气儿。否则，病根不除，新剧情又将再次上演。 防止新闻“烂尾”，亟须机制创新，实现从应急处置到常态治理的转变。延长处置链条，建立事件调查和处理信息的全程公开制度，才 能在公众目光下不断推动问题解决。健全监督问责机制，纪检、监察、司法等部门形成合力，引入社会力量加强监督，才能倒逼干部守 土有责、恪尽职守。更重要的是，应从媒体报道、公众反映中，从个案的披露和发酵中，举一反三，反思同类现象，查找深层症结，建 立防错纠错机制，才能了却旧账、不欠新账。 媒体曝光不是事件的起点，也不是事件的终点。新的舆论格局下，管理部门不仅需要在态度上接受舆论监督，更需要在解决问题上 扎实接棒，把热点压力化为改进工作的动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一个个热点事件的回应和处理中有所收获，集腋成裘、聚沙成塔， 推动社会进步。 人民日报时评：要习惯“玻璃房”中卖票 仅用“运力缺口”，难以回答“一票难求”，纾解不了“购票焦虑”。应以更透明的信息、更积极的姿态，回应公众关切 铁路春运节前售票高峰，与往年颇多类似却又稍显不同：一周里，日均售票近 700 万张，其中约 40%是在网络售出，而去年这一数 据最高值仅为 20%。 出行需求巨大，运力仍有缺口，热门车票必然被“秒杀”。彻底破除春运“一票难求”痼疾，有赖铁路建设步伐加快。借助科技、改善管 理，也能节省旅客在购票环节的时间和精力。比如，网络购票普及，多数人在家里就能知道有没有票，车站窗口和售票点的通宵长队， 正在缩短。 即便如此，公众还是有微词。听着电话里的忙音，点击上百次还买不到票，难免会积累负面情绪，更会犯嘀咕：车票都被谁买走了？ 明知流量巨大，网站怎么还那么脆弱？5我们已经进入“权利时代”。从“排第一也没票”的牢骚，到“抢票插件”的争议，再到对 12306 网站投资数额的质疑，都是给铁路部门的 时代考题。仅用“运力缺口”，难以回答“一票难求”，纾解不了“购票焦虑”，需要以更积极的姿态，回应公众关切，从而获得公众的理解和 信任。 其中，信息公开可谓关键。比如，长线多点，车票在各车站间怎样分配？相比其他电商网站，12306 难在哪里？如此大量车票，各 种发售渠道占比如何？如果有专业的分析解读、及时充分的披露，公众自然能对分配是否合理、程序是否合规做出判断，对铁路之难多 几分理解，对逐步缓解添几分信心，也让铁路内部自我加压、提升服务质量增添了动力。反之，如果封闭作业、语焉不详，在“人多票少” 的境况下，难免会产生负面猜想。 铁路运输，因其垄断地位和低廉价格，具有很高程度的公益性，是一种公共产品。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需要公开透明，保障公众知 情权和监督权。正因此，无论之前“公开高铁票价构成”还是近期“公开售票情况”的吁请，都是正常诉求。尽量公开相关信息，不仅是求取 理解，更是义务所在。 更何况，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天价宣传片”的余波未了，又引来“天价售票网”的猜疑，在这样的情况下，集行政监管者和市场主体 于一身的铁道部门，理应接受更严格的挑刺。铁路建设涉及政府集中采购项目，涉及重大建设项目的批准和实施，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的要求，无疑都属于应主动公开、重点公开的内容。正如十八大报告所要求的，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既是对权 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也是对具体决策、管理者的保护。 最近，铁道部运输局负责人已就站票、抢票插件、农民工购票等问题接受采访，回应公众部分关切。求解春运难题并非铁路一家之 责，破解“一票难求”也非一时之功。正因为还行进在发展之路上，铁路部门更要习惯在“玻璃房”里工作，多一些真诚回应，少一些遮遮掩 掩，才能舒缓公众情绪，赢得理解、信任和尊重，为工作赢得更大空间。 人民日报时评：吃空饷背后的身份特权 各种吃空饷事件的共性，说明一些人把职务当做了特权的身份证，暴露出以公帑入私囊、把公权当私器的特权思想 不在其位，却谋其饷，又一起背离常理的吃空饷事件闯入公众视野。湖北襄阳襄州区财政局副局长，将仍在高校读书的儿子安排入 下属单位并领取工资。目前，儿子被清退，父亲被停职，再次以“空饷坑爹”收场。 实际上，从其所吃空饷的数额来看，并不算大，将近 5 万块钱，甚至由单位保存没动过。之所以要吃这份空饷，恐怕更主要的目的 是要占上财政局的这个好位置，等大学毕业后，能够理所当然地入职，一劳永逸地“待在编制内”。 这样的吃空饷，让人想到计划经济时代普遍存在的“顶职”――子女顶替父母职位参加工作。如今，顶职已退出历史舞台，吃空饷却显 示出，这种基于身份的特权一时之间难以消散。 梳理近年来各地的吃空饷事件，大多有一个共同特点：吃空饷者跟领导沾亲带故，而领导又掌握或大或小的权力。这些共性，正说 明一些人把职务当做了特权的身份证。权力被装进了个人的口袋，职权范围之内变成法纪边界之外，所以才有“老子握着章子，儿子占个 位子”的变相顶职，才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权力兑现心态。2011 年湖南永州教师吃空饷事件被曝光，当地教育局局长还质问记者“空 饷吃的是地方财政，不是国家财政，关你记者什么事”，正暴露出以公帑入私囊、把公权当私器的特权思想。 吃空饷就像蛀虫，看起来数量不多，加起来却是大窟窿。去年 6 月爆出，7 省市清理吃空饷者 7 万多人，一年耗费至少 3.5 亿元。 更重要的是，在制造吃空饷的身份特权之下，公共利益被明目张胆地私相授受，加剧了公众的不平等感。一边是数千大学生争当环卫工， 一边却是还没毕业就已经吃公饷；一边是尚有许多弱势群体需要救济，一边却是公共财政经费流入个人腰包。两相对比之下，难免会让 公众对各种特权产生焦虑感。 这样的特权焦虑，侵害到政府的公信力，也销蚀着整体的社会信任。从领导干部的穿戴屡屡引起关注，到“为官即腐”的负面猜想、“逢 提必疑”的情绪宣泄，“身份”成为是非的标准，“职位”成为好坏的依据，都能看到这种焦虑的影子。而这些用权力安排亲友吃空饷者，正写 照出特权焦虑的现实语境。 正因此，习近平才在中纪委全会上警示全党，要“老虎”、“苍蝇”一起打，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更告诫全 党，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相信，以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勇气，以一查到底、决不姑息的决心，吃空饷一定不会再是“念念不 忘、必有回响”的老问题。 人民日报时评：堵住环评造假，方有环保公信 一旦环评从“过滤器”变成“大漏斗”，许多不符合环保条件的项目就会通过环评穿上合法的外衣，进而造成一起起本不应该出现的 环境污染事件 调查表涉嫌造假，评估方法失当，秦皇岛西部垃圾焚烧厂项目环评失实事件，再次将环评造假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相关报道 见本报 1 月 29 日 4 版）公众关注的原因还在于，这并非个案，近年来发生的一些重大环境纠纷事件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着环评造假现 象。本应作为环境风险过滤器、安全阀的环评制度，却屡屡成为“大漏斗”，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环评制度的意义不言而喻。通过事前控制，环评制度既可以有效预防环境损害的发生，也能够将环境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环境保护制度，我国更是专门制定了《环境影响评价法》。随着经济发展和我国公民环境意识的提升，公众对各 类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异常敏感，环评面临着比以往更加严苛的审视，也承载着相关部门机构的环保公信力。在这样的背景下，环评造 假尤为引人注目，也更加不可容忍。6从社会背景看，环评造假是政绩冲动的外在表现。虽然中央早就提出要确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但是在有些地方 GDP 依然是政 绩考核的核心指标。很多时候，面对招商引资项目、承接产业转移的项目、重点项目，环评仅仅是走个程序而已。一些人因此不以为然， 不过是走形式，造个假又有何妨呢？ 从制度设计看，现有环评制度的不足，也为滋生造假提供了温床。依照我国法律的规定，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委托环评单位编制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在这种制度框架下，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环评单位往往需要“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想方设法确保环评报 告获得通过。环评这个过滤器成了大漏斗，许多不符合环保条件的项目反而通过环评穿上了合法的外衣，造成了一起起本不应该出现的 环境污染事件。 从环评流程看，环评程序不透明也是环评造假严重的原因之一。尽管随着《环境影响评价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环评阶段的公众参与已经取得了重大进步。但不容忽视的是，环评中公众参与的深 度与广度依然不足，公众意见处理走过场现象依然比较普遍，导致公众参与的有效性较低。缺少了有效的公众监督，缺少了公开透明， 环评单位才有了造假的空间。 在这个意义上，杜绝环评造假，一方面需要在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导下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全面协调发 展。另一方面要完善环评制度设计，切断环评单位与建设单位之间的直接利益关系，保障环评单位的独立自主性；加强公众参与进程， 实施重大项目环评报告公众听证制度，使造假者在阳光下无处藏身。 正如环保部部长周生贤所言，“当前，中国经济社会事业已经大为发展，在环境方面正处在敏感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相较于环境污 染，人们更关心政府的态度决心，更关注制度的完善和落实。只有从源头遏制类似环评造假等现象，才能不断构建环保公信力，从容度 过环境敏感期。 人民日报时评：治理雾霾，需要告别“口头环保” 如果霾的反复跳踉，让我们开始警惕笼罩在每一个人头上的社会责任灰霾，那么，驱霾的过程，也是我们净化自己的过程 “霾”又一次大摇大摆地来了。而且盘踞在中国东中部，流连不去，弄得大家心惶惶、视茫茫，呼吸不爽，情绪很糟。网上也开始出现 各种“神吐槽”，诸如厚德载“雾”，自强不“吸”……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大问号：是谁催生了“霾”？ “最近的雾霾天气对人们生产生活和身体健康都造成影响，我们应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推进节能 减排，建设生态文明，用行动让人民看到希望。”温家宝总理的话，恳切地将原因和对策告诉了公众，产业结构的失衡，节能减排的欠账， 生态文明的差距，是造成雾霾天气的“元凶”。这也正是中国经济换挡减速、决策层大声疾呼生态文明的要因之一。 很多人是在刚刚过去的一年才认清霾的真面目。 一年前的初冬，雾霾接连袭京，人们初识 PM2.5。当时有专家表示，“人群对污染的承受力度不同，不能贸然拿其他国家的标准来衡 量本地的污染程度。”一些城市担心，费尽心力保住的 80%的无污染天气，将因 PM2.5 的介入，锐减至 20%…… 决策层选择了坦然面对。环保部公布了 PM2.5 监测时间表，硬性规定各地必须如期如实公告。不少地方在面对公众质疑时，呈现了 从抵触推诿到谦和倾听，迅速采纳合理成分并走向最终决策的过程，而中国人对大气灰霾、PM2.5 也从陌生到了解。 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上的雾霾在逐渐消退。但是，生态灰霾的清除，却更加任重道远。霾的不依不饶，频频造访，也向对转变经济 增长方式尚存疑虑甚至抵触的一些官员和企业，一再敲响警钟：转不转方式，调不调结构，关系的不仅是中国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也是中国人民的健康与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事关民族命运，政府责任重于泰山，不能向任何人、任何企业网开一面。 同时，若清点霾的成因，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脱不了干系。当我们质疑汽油标准时，脚下却不断地踩着油门；秋天，各地进入秸秆焚烧 高峰期，使诸多城市雾霾锁城；春节，鞭炮脆响，在释放好心情时，也在释放令人厌恶的 PM2.5……每一脚油门、每一根燃烧的秸秆、 每一串红红火火的爆竹后面，是你是我是他，我们是否也在一边抱怨空气质量，一边不经意地向霾“喂食”，催化并纵容着“霾”？ 有媒体人抱怨不知如何向车里的孩子解释“霾”，却忘记了自己正在贡献尾气；有公众人物不断向大家报告空气污染指数，自己的企业 在雾霾天却没有按规矩及时停工…… 抱怨是容易的，从我做起是困难的。如果霾的反复跳踉，让我们开始警惕笼罩在每一个人头上的社会责任灰霾，那么，驱霾的过程， 也是我们净化自己的过程。 人民日报时评：寒假了，孩子为何还“加班” 如果在“被塑造”的童年少年时代，孩子们仅仅学会被动接受，我们离真正的文明将越行越远 马上就要过年了，许多孩子却轻松不起来。一份来自北京的问卷调查显示，约七成中小学生在这个寒假期间报了各种学习班，继续 操练“语数外”，补课时长大多超过 10 天，而家长们为此的花费少说也要三五千元。还有一家电视台制作了一期专题节目，记者们采访了 十几个各地的孩子，问他们的寒假心愿，绝大多数孩子希望寒假能和父母在一起，希望能有时间好好玩，而不是去补课。 关于中小学生寒假“加班”的三角结构很有意思：各种课外教育机构能够因此获得不菲的利润，当然乐意；各位家长自觉没让孩子的假 期“浪费”，心甘情愿掏钱，也很乐意；只有孩子不乐意，但是孩子不乐意没关系，他们没有话语权，就算有话语权，也没有决定权。在家 长和教育机构“双赢”的合同里，不需要孩子的签名，尽管最后需要他们用自己的时间和快乐为这份契约买单。 家长们不会不知道，学习时间太长不但影响孩子的健康，也减少了孩子的快乐。选择去补习班，固然是有很多无奈的原因，比如学 校的要求，比如孩子假期无人照看，等等。但更普遍的情况是，在许多家长眼里，只有成绩才是“硬道理”，直接关系着未来的升学乃至就 7业。因此，每次假期前的那张成绩单，便决定了这个假期里“比学赶超”的任务单。成绩好的要保持，遑论成绩差的，不来个触底反弹、绝 地反击，那还了得？有这种想法打底，各种假期学习班一边背着舆论的压力，一边成了家长群体的主流选择，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些现象，折射了家长的两种标准误区。 其一，家长对孩子学习成长的评价持“单一标准”，显然很成问题。今天的中国，强调“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我们因此批评唯 GDP 论。为什么在孩子成长问题上，我们又把眼光退回到一个狭隘、短视的境地呢？学习成绩不 就是孩子成长中的一种片面的 GDP 吗？相反，孩子过得是不是健康快乐、能不能和老师同学友好相处、有没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这 些让孩子终身受益的性格、体魄、习惯上的培养，不是家长更应该关注的成长指标吗？ 其二，家长对自己和孩子的假期持“双重标准”，这显然更没什么道理。自己工作辛苦，需要以休假来调整身心状态，难道孩子就是永 动机，可以马不停蹄学下去、学进去？但是，孩子的寒假愿望和快乐诉求，往往被忽略不计。这种“没道理”的道理，背后的代际问题值得 深究。 成年人是一个社会的中坚，大至国家的宏观决策，小至家庭的微观决定，都出自成年人之手。如果在事关成长的问题上，成年人始 终用一种俯视而非平视的姿态面对孩子，那么可以说，我们没有为孩子提供一种有关公正、平等的文明训练；如果在“被塑造”的童年少年 时代，孩子们仅仅学会被动接受，并习惯一种“被决定”的惰性，我们离真正的文明将越行越远。 人民日报时评：义昌垮桥，还需拿出更有力回应 政府对突发事件的回应能力，表面上看取决于危机处置的应对技巧，实质上决定于对权力来源的认识程度 河南连霍高速公路义昌大桥垮塌现场， 终于通车。 1 日垮塌后， 自 救援善后还在紧张进行。 不过， 事故引出的另一起“舆论次生灾害”， 也悄然发生。 先是政府方面初步调查认定事故原因，系“非法生产、装载、运输烟花爆竹等情况”，招致一些群众“推卸大桥质量问题”的质疑；接着， 当地媒体报道此次事故时，因过多表扬各级领导积极组织救援、少了对遇险车辆和遇难者的信息提供，引发网友一片嘘声。 过去相当长时期，一些地方对“出事”的第一反应，就是“瞒”与“捂”。随着中央对“瞒报”现象的零容忍，加上互联网传播新格局，“瞒”绝 无可能，“捂”亦此路不通，许多地方政府和部门转变思维“热回应”，值得肯定。义昌大桥垮塌后，省市两地的现场救援快速有力，信息发 布也称得上“早报”、“多报”，然而，还是让自己陷入了信任困境。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群众期待怎样的“回应诉求”？一起事故发生，生命逝去、亲人悲痛，让人揪心，此时尤需相关部门在回应时能换位思考、设身处地， 与民意同频共振。若只是急于表白地方领导如何处置得力、“家属情绪稳定”，甚至早早宣布事故“与工程质量无关”，不仅难以对接群众的 信息饥渴和情感诉求，恐怕还会引起反感，引发负面猜测。 以此次义昌大桥垮塌为例。 最初的“烟花元凶说”所以引来质疑， 一是超出人们的常识认知， 二是确有结论过快而失于草率之嫌。 “7?23” 动车事故发生时，有关部门早早宣称“雷电造成”，国务院调查组长达一年多的调查认定系责任事故；而在云南巧家爆炸案中，被当地公安 局局长“敢以仕途担保”的“嫌疑犯”赵登用，事后证实“是爆炸案受害人之一”……这些教训告诫我们：事故处置不当，回应不准确，仓促定 性不仅容易发生错误、引爆舆情，还可能让事故真实原因被掩盖遮蔽，最终造成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损。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央领导一再 强调突发事故要“早报事实，慎报原因”的深意。 必须承认，一些事故发生确有不可思议处，一些问题也确实复杂曲折。但越是不可思议，越要证据充分有力；越是情况复杂，越要 分清轻重缓急，既需要对大家最为关心的伤亡信息多一些权威发布，又要对事故原因的认定谨慎科学。当然，并非调查时间越长才叫“科 学严谨”，关键在于，结论能否经得起科学检验、历史考验？事故原因公布时能否摆脱“有结论无论证”的简单灌输？公众的疑点，能否得 到更有力的解答？否则，在义昌大桥的烟花小概率原因与时有发生的“桥脆脆”、“路垮垮”现象面前，公众难免有自己的倾向。 政府对突发事件的回应能力，表面上看取决于危机处置的应对技巧，实质上决定于对权力来源的认识程度。如果把百姓“放在最高位 置”，就会更加关切百姓的痛感、忧心群众的顾虑；如果明白“让人民监督权力”，就会直面事故疑点、及时发布信息；如果铭记“安全责任 重于泰山”，就会组织力量对每一起事故进行负责任的调查，汲取教训，避免悲剧再发。 每一起公共灾难的发生，既是当地救援善后力量的一次检验，更是对政府回应能力的一次考验。 人民日报时评：“一路平安”，不仅仅是最低要求 面对春运这场“大考”，需要树立“大安全观”的意识，拿出百倍的认真，以更强的责任、更有力的执行、更细致的防护，把“安全”二 字注入到春运各个环节中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春运的高峰已经来临。此时此刻，对所有踏上归途的行人，以及期盼等候的亲人，平安团圆，就是最大的心 愿、最大的幸福。 正因如此，几天来，发生在河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地数起严重交通安全事故，令人揪心，引人警醒：春运安全的篱笆，如何才 能扎得更紧？“平安团圆”的最大心愿，如何去实现？ 人们常说，春运是一场大考，这场大考，首先考的就是安全，特别是公共运输的安全。每至这个时节，“安全重于泰山”，各级政府和 部门高度重视，媒体高声提醒，人在旅途中同样倍加小心。但是，仍然无法有半点松懈。 客观讲，30 多亿人次的扎堆大迁徙，必然会加大春运的安全风险。海量的人流、车流、物流，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内消化掉，是一 道世界性难题，不仅对我国现有的交通运载能力是一个巨大挑战，更对我们的公共安全防护网提出了更高要求。“一路平安”，不仅仅是春 运的最低要求，某种程度上，也是最高要求。 8尽管近年来我国的交通硬件能力在加速扩容，但面对“中国式春运”，漫长的交通线、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有限的运力等硬性条件的约 束，安全防范与管理等软件条件的限制，硬件极限与软件短板叠加，使得安全问题在数十亿人次候鸟式大迁徙面前变得极为脆弱，加剧 了安全事故的发生概率。冬天的冰雪天气、频频的雾霾，增添了安全风险。 另一方面，春节也是人们对安全事故心理承受力最弱的时期。阖家团圆的日子，自是寄托着亲人浓浓的情感，承载着假日放飞的心 情。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是一场巨大的情感地震。 春运安全，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体现着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责任意识与民生情怀。也因此，通过春运“大考”，需要树立“大安全 观”的意识，拿出百倍的认真，以更强的责任、更有力的执行、更细致的防护，把“安全”二字注入到春运这一非常时期的每一个具体细节 里。试想，如果我们把住每一道关口，抓好每一个环节，严格每一项制度，管好每一个死角，那些非法运输烟花爆竹的车辆，还能危险 上路吗？那些疲劳驾驶的司机，还会心存侥幸吗？那些超载拉客的现象，还会屡禁不绝吗？那些潜伏四处的隐患，还能升级为显患吗？ 只有实现宏观安全和微观安全的无缝对接、制度安全和技术安全的给力合围、组织安全与个体安全的有效统一，安全的防护堤才能 得到有效加固，事故灾难才可能最大程度地挡在安全线外，每一个家庭才会迎来平安祥和幸福的春节。 人民日报时评：“反浪费”关系公信力 比之铺张浪费的个案，草率的调查结论、缺席的监督检查，影响和危害可能更大 需要多长时间、多大力度，我们才能将公款消费的奢靡之风化为廉洁清风？专家表示，这是一场持久战；老百姓期盼，反对铺张浪 费，不要成为“一阵风”。但也有一些人以为，将一场超标准奢华宴请，化成“清贫”廉洁工作餐，可以“轻而易举”。 广东珠海一位国企老总在当地一家豪华会所公款消费，一顿饭喝掉 12 瓶红酒，消费数万元。事情在网络上曝光后，珠海市国资委纪委在 近 20 天后公布的晚宴菜单是 12 道“家常菜”，17 人总共花费 4689 元。此“调查结果”一出，网友哗然，该老总也得了“学酒哥”的封号。 珠海市纪委有了最新调查结果。当事国企领导受到停职处分，珠海市国资委纪委也因“调查工作不深入，调查结论与事实不符”，而须 “作出深刻检查”。 中央要求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各地政府都在规范公务招待、严禁大吃大喝，已有立竿见影之效。但即使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仍然 不时曝出这样的新闻。究其原因，恐怕一是少数人公款豪宴已习惯成瘾，由奢入俭难；二是存着侥幸心理，将反浪费当成一种口号，会 上照章读文件、会下照吃照喝。 有人说，未来几年，将是领导干部的职业高危期。其实，要避过乃至化解“危机”，根本的考验在于，各级干部能否真正树立清正廉洁 观念，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放在心里而不是留在口头。 在规范公务招待、反对大吃大喝的过程中，如果只是学会了逃避公众耳目，或是躲进隐秘的高档会馆，或是将星级大厨与名酒拉入 内部食堂，或是被曝光后面不改色说假话、造假账，如此“反浪费”、“改作风”，正是中央严令禁止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变通之术，更 暴露出这种心存侥幸的瞒天过海之举，哪怕弄虚作假的技艺再高强，也难免会现出原形。 比之铺张浪费的个案，草率的调查结论、缺席的监督检查，影响和危害可能更大。这一事件中的珠海市国资委纪委的调查出台之后， 新近曝出的四川某地计生系统 30 多人集体到台湾旅游事件， 所属区的调查结论为“年假自费游”， 不少人对这一结论同样感到心里不踏实。 个中原因，恐怕就在于类似珠海市国资委纪委这样的走过场式调查，已造成人们对某些地方“内部监督”的信任流失。 在这个意义上，“反浪费”推进得如何，不仅关系到中央部署的落实，也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人民日报时评：“旅游门”拷问真相困境 用好网络这一信息渠道、表达平台，需要管理者、参与者的共同给力 春节期间，一段个人发布的“三亚旅游悲惨遭遇”网上视频，引来关注。是当事人行为失范、殴打协警，还是警方执法处置不当？自称 “悲惨遭遇”的视频，以及随后三亚警方公布的视频，指向不同结论。尽管当事游客近日已公开承认自己“有错”，但他们坚称警方视频也不 完整、掩盖了“暴力执法”现象，也让三亚“旅游门”难以彻底关上。 网络是一个众声喧哗的舞台，公众自有评判的权利。从湖南长沙“暴力救助”到北京城管“抢棉衣”，很多事实证明，如果有充分的真相， 法律和道德会是公众评判的准绳；如果缺乏真相，“不问是非，只问强弱”的逻辑，便成了一种普遍选择。 信息泛滥的时代，叠加信息剪裁的技术，真相往往成为稀缺品。在这起三亚事件中，非但难以采信一家之言，甚至是视频这样的“铁 证”，眼见也未必为实。当事双方公布的片断，单看其中任何一段，都足以让我们产生对某方的同情和对另一方的义愤。断章取义和选择 性关注，往往会产生“真实的谎言”。 照理，三亚警方公布的回应视频与相关调查，“有图有真相”，更具说服力――这也是让许多围观者从最初一边倒的同情转为逐渐冷静 客观的原因所在。然而，真相还往往为细节所淹没，比如当事双方有些敏感的身份，比如警方“视频不完整”的嫌疑，也多少削减了相关人 员“自证清白”的力度。真相并不是某一方悲惨的哭诉，也不是“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编造谎言”这样义正辞严的声明，最终的真相，应凭 借于公正、严谨的姿态，立足于全面、客观的事实。也因此，对不利于己的视频，尤其需要诚恳调查和客观回应，如果继续采取同样的“选 择性关注”，难免失去信任，甚至添加怀疑。 可以说，面对芜杂的信息，作为舆论主体的公众，看似主动，却往往陷入被动。要保持自己的独立，需要时刻抱守理性，并对预设 的立场、情感的波动保持一份警惕。然而，真正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因为理性有赖于客观真相，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他们难免 会“呛水”。9正因此，有担当的政府部门不能持有居高临下的姿态，负责任的媒体也不能成为不良情绪的推手。更重要的是，面对事实纷纭复杂 的罗生门，需要有客观公正的、来自第三方的中立调查。从躲猫猫事件中的“公民调查团”，到云南镇雄滑坡事件的调查风波，都说明，相 关机制和机构的建立，正是解决类似事件的关键一步。 三亚事件是个意味深长、五脏俱全的“麻雀”，它包含着正方、反方，也有着围观者与评论者。解剖这个“麻雀”让人看到：数字时代， 真相有赖责任和义务的支撑。分析这一风波让人警醒：信息时代，不被偏激观点、极端情绪裹挟，才能更加逼近事实。反思这起事件更 让人审视：用好网络这一信息渠道、表达平台，需要管理者、参与者的共同给力。 人民日报时评：依法行政才不会“人走政息” 树立法治观念，推进依法行政，才是避免“人走政息”的最佳路径 山西大同民众联名挽留市长耿彦波的新闻，有了续篇。大同市承诺：政府工作是连续的，承诺做到“五个凡是”。 民众的态度，是对领导干部的重要评价，也是对地方工作的期待。一个领导干部，一任地方官员，干不干事、为谁干事、怎么干事， 群众的感受最直接。在很大程度上，联名留市长的背后也有着自身利益的考量――“民心工程”开工了，换一拨领导，是否还能全力保障、 加速推进？房屋被征收，主事者调任，是否还能得到妥善安置、确保回迁？有这种“不确定性”的忧虑，才引发了集体性的“情感爆发”。 对那些忧心“人走政息”的大同民众而言，承诺保证工作连续性的“五个凡是”，无疑是颗定心丸。但是，这样可谓郑重的政府承诺，也 让人喜忧参半。 承诺“新官要理旧账”，表明了将公共利益放在首位的态度，超越了追逐个人名利的极端政绩思维，此为喜；一地大多数民众支持 的政策，需以立誓承诺的方式延续，政府的公信力需要领导拍胸脯保证的方式来树立，也堪忧。当前，正值很多地方领导履新之初，联 名挽留透露出的焦虑，尤需重视。 为官一任，总想干一番事业，创下不俗的业绩，这可以理解，也应该鼓励。然而，也正因此，更多人重视“开来”，却忽略了“继往”， 更愿意另辟蹊径，烧起自己的“三把火”。于是，政策措施缺少连续性、稳定性，发展变成了“翻烧饼”。 承诺“新官要理旧账”，就是承诺踏踏实实做实事。只要前任定下的发展思路、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符合民众长远利益，继任者当萧 规曹随，一路跟进抓落实。同在山西的右玉县就是如此。60 多年来，右玉县 18 任县委书记，一任接一任，坚持不懈治沙造林，将昔日 的不毛之地变成了今天满目葱茏的塞上绿洲。这和一些人为了升迁“进步”，热衷于打快拳、搞短期行为形成鲜明对比，被赞“一张蓝图绘 到底、功成不必我任期”。 当然，确保政府工作有连续性，仅靠领导个人承诺不可能完成。在以公开承诺赢得民众信任的基础之上，还需要依法行政，让法律 的力量成为各项政策措施的支撑和保证。事实上，仔细阅读大同这“五个凡是”就会发现，类似“手续完备的政府工程要认真履约，按进度 拨款”、“经过招拍挂程序，按合同付出了土地出让金的，要尽快交付净地”等，都是以法律为其保驾护航，为何还要政府公开承诺，保证 各方能履行法律责任呢？ 更何况，从城市规划到教育医疗，一个地方工作中的重大事项，都经过了当地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讨论、决定，具有高度权威的法律 效力，任何部门和个人都必须遵守，现任和继任的“一把手”也不能例外。 树立法治观念，推进依法行政，才是避免“人走政息”、打消群众焦虑的最佳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重大行政决策、发展规划等 行政行为，既需要经过规范的法律程序，还需要公开透明、完善监督考核。如此，才能让民众的“不确定感”减少，对未来的信心增加。 人民日报时评：以制度供给化解“校园风险” 校园风险是社会风险的一部分，需用制度盔甲和多方参与，构筑起校园安全立体防护网 校园安全牵动人心，这次引起关注的是校服。上海一公司生产的校服被查出含有毒物质，21 所中小学采购了该公司生产的校服 2.6 万余套。 主动抽检校服质量、及时公布采购名单，该停穿停穿，该送检送检，校园安全无小事，上海有关方面积极主动的反应，体现了应有 的责任意识。尤其是在校服标准付之阙如、生产企业资质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及时发现问题、保障孩子健康权，更需监管部门主动 作为。 “那些年，我们一起穿过的校服”，是无数人青春记忆的一部分。校服安全问题，关系每个孩子的健康，也关乎无数家庭的幸福。正因 此，“校服有毒”才再次推高校园安全温度计的刻度。实际上，从校车事故到劣质午餐再到有毒校服，这些现象表明，校园不是象牙塔，而 是一个衣食住行齐备的小社会。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自然会在校园中呈现。 作为社会风险的一部分，学校的教学、后勤、安全、管理等涉及方方面面，不可能依靠某个规定，或依赖某个部门解决。校园的围 墙再高，独力撑起一片安全净土也力有不逮。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用制度盔甲和多方参与，为校园安全构筑立体防护网。 据报道，上海多个部门已经在研究如何形成校服监管的长效机制。对教育行政部门而言，在校服生产等问题上，加强监管是职责所 在。正如毒校服事件中，即便涉事厂家多次进入抽检不合格“黑名单”，但还是成为众多学校的选择，教育部门“只负责核价”的监管制度， 难言科学。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警示，行政管理具有滞后性，更需要多发挥市场和行业组织的力量。客观说，在校服问题上，学校也有困难，校 服价格低廉，大厂家嫌利润薄不愿做、愿意做的厂家容易偷工减料。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更充分市场竞争、更严格行业自律，才能更 好地满足校服价廉物美的需求。 10实际上，所谓校服利润薄，也并非“打破成本价”。广东英德市教育局原局长赖来新，就曾因收取校服供应商贿赂而落马，内蒙古巴彦 淖尔市更爆发过“校服腐败窝案”。的确，采购校服、校餐时，学校既是利益相关方，又是质量评判者，显然有悖市场原则，也容易滋生腐 败行为。可以说，在招投标等过程中做到公开透明，是保障校园安全的关键一步。 更重要的，是扩大监督主体的范围。谁对学生的健康最关心？当然是学生家长。如若让家长介入校服选择、招标、生产、检验全过 程，应能更好地防患于未然。更何况，让学生家长介入校园相关事务的管理，不但是世界范围内的有效经验，也是去年 2 月，教育部印 发《关于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的指导意见》中的明确要求。 无论是行政监督还是市场竞争，是公开透明还是家长参与，在校园安全上，都需要更广泛、更有效的制度供给。只有各方面给力、 各环节发力，才能还孩子以安全、给家长以安心，为美丽校园筑起真正的安全围墙。 人民日报时评：用法治向地下水污染宣战 只有当每个主体都能严格依法办事，当法治成为像钢铁一样坚硬的准绳时，才会有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中国 继雾霾天气之后，地下水污染让环境问题再成热点。 从全国范围看，地下水污染状况不容乐观。 年， 国土资源部曾做过调查， 当时， 全国地下水资源符合Ⅰ类至Ⅲ类标准的， 还有 63%。到 2009 年，经对北京、辽宁等 8 个省份 641 眼井的水质分析，水质Ⅳ类至Ⅴ类的却占到了 73.8%。而 2011 年，全国 200 个城市的地下水水质监测中，“较差至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 55%。可见近年来，我国地下水的水质恶化趋势非常明显。 从技术上分析，固体废物堆放、填埋场渗滤液，石化行业勘探、开采等活动，甚至是地表水，都可能导致地下水污染。但毫无疑问， 企业直接向地下排放污水也是重要原因。很多案例表明，一些企业是利用渗井、渗坑、裂隙和溶洞，在排放、倾倒有毒有害的废水，导 致污染发生。最典型的是去年春节期间，由于部分企业利用地下溶洞恶意排放高浓度含镉废水，广西龙江发生重大水污染事件。 实际上，对这样的情况，我国水污染防治法有明文禁止。比如，第三十五条规定禁止利用渗井、渗坑等排放、倾倒废水、污水等， 第七十六条明确了对此的处罚。公安机关还可对违法者处以行政拘留甚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法律之下，企业还敢向地下直排未经处理 的污水，根源在于现实中的法治不力。 企业是逐利的主体，向地下排放污水，显然比向地表排污更隐蔽。即便被发现，5 万元到 50 万元的罚款，也难以对排污者伤筋动骨。 现实中，环保部门有意无意的执法不严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违法成本，公众的举报也往往无果而终。立法的先天不足加上执法的软弱无 力，让地下水污染最终越来越严重。 其实，大多数发达国家也曾遭遇过严重的水污染状况。例如，1878 年英国泰晤士河发生造成 640 人死亡的游船沉没事件，事后调查 却发现，大多数遇难者是因河水严重污染中毒而死；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凯霍加河曾因严重污染而多次着火；日本熊本和新的“水 俣病”导致上千人死亡。这些国家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制定相关水污染防治法律之后，一方面政府部门严格执法、违法必究，另一方面 政府部门与公众通过信息公开、公众参与以及环境公益诉讼等方式形成良好的互动，改变了水污染的面貌。 中国的水污染防治法已经制定了 29 年， 而地表和地下水污染依旧严重。 要让水变干净， 当务之急是让法治真正发挥作用。 具体而言， 政府应当适时制定和修改相关法律标准并严格执法，企业应当严格守法并力所能及承担环境社会责任，公众应当有权参与环境决策、监 督环境违法行为。 向地下水污染宣战，刻不容缓。或许，只有当每个主体都能严格依法办事，当法治成为像钢铁一样坚硬的准绳时，才会有一个真正 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中国。 人民日报时评：环保“最后防线”如何不失守 环保部门应以及时回应和专业担当，做环境焦虑的润滑剂、环境改善的导航仪，进而成为社会风险的安全阀 38 名责任人被查处，山西省长治市长被提名去职，长治市环保局长被撤职……引发各方关注的苯胺泄漏事故，在 50 天后给出了问 责结果。 事故直接肇事者是一家化工企业。然而，据调查组结论，当地政府有关部门上报迟缓、应急处置不力，也是主因之一。以“负有重大 责任”的长治市环保局为例，是在企业报告事故 89 个小时后才向上一级环保部门报告，严重违反有关规定，且面对大量监测数据不能及 时作出正确判断和建议，在监测数据连续超标的情况下，仍将污染事件暂定为“一般”事件，最终影响并误导了事故处置。 不按规定上报信息，不能作出专业判断，作为环境保护的职能部门，如此失职无法宽容。当初，瞒报 5 天后，长治市长在“瞒无可瞒” 情况下向社会致歉时，以三个“没想到”解释迟报原因。现在看来，“没想到”除了有敷衍公众、避重就轻之嫌，也与环保部门不能及时、准 确地提供信息有一定关系。说到底，无论是自己“没想到”，还是被误导了才“没想到”，其背后都是一种失职。 这尤其让人反思。并非每个地方都会发生重大污染事故，但是，在当前中国进入“环境风险期”与“环境敏感期”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 地方会面对公众的环境焦虑。就像近期，浙江一企业家痛心于家乡的河流污染严重，以“20 万元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公开“悬赏”；春节以 来公众对地下水污染的持续举报与质疑，也将山东潍坊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我们的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今后要更多面对的，不仅 是如何按规定上报信息、及时处置，还要学会面对公众如何回应，包括如何面对“悬赏”与“举报”，如何及时核实，作出专业判断、正确建 议。 环境问题已经置身一个全新的时代场景。一方面，信息化让环境问题暴露后传播越来越快，留给环保部门解决问题的“窗口时间”越来 越短。另一方面，公众“环境风险感受”日趋敏感，对环保部门更为挑剔，环境问题正在遭遇信息时代和权利觉醒的双重考验。环保部门作11为保护环境的第一责任人和“最后防线”，理应改进工作方式、 跟上时代脚步。在公众表达环境焦虑时，少一些自我撇清，多一些正面回应， 是否更能纾解焦虑、树立公信？在媒体曝光污染事故后，少一些封闭调查，多一些公众参与，是否更能查清真相、取信于民？ 更应看到，不仅要善于回应，更要体现专业担当。环境问题具有专业壁垒，环境污染更有“累积效应”，过分依赖“公众反映―部门回 应”，必然导致发现问题的滞后和采取行动的迟缓。现在的环保问题，媒体都在关注雾霾和地下水，但从专业角度看，还有哪些没有曝光 的问题应该防患未然？还有哪些“定时炸弹”需要提前排查？环保部门更应跳出简单的事后回应思维， 将关口前移， 更多体现专业性和责任 感。 环境问题的独特性在于，它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容易上升为公共事件，甚至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引爆点。为避免环境风 险发酵为社会风险，环保部门应该以及时回应和专业担当，做环境焦虑的润滑剂、环境改善的导航仪，进而成为社会风险的安全阀。 人民日报时评：孩子之过，教育之伤 公众人物、成功人士对下一代的培养教育，不只是家庭问题，还关乎一定社会责任 此刻的李双江，一定承受着数倍于普通父亲的煎熬。作为 74 岁的老人，17 岁的爱子继前年无证驾驶、暴力伤人被劳教后，今次涉 嫌轮奸案被刑拘，情何以堪？作为知名歌唱家和声乐教育家，晚年屡因儿子之过向受害者公开致歉、形象受损，委屈谁解？ 而那位新闻主角，想来也有“做名人之后难”的委屈。此次涉嫌轮奸而被警方刑拘的同时有 5 人，但公众注意力与舆论焦点，几乎全 聚集在李双江之子身上。如果不是名人之后，何至于引来如此关注和舆论压力？未满 17 岁的少年，照片、名字被不加处理地发布，成长 经历、家庭成员被连根扒出，这样的“社会处罚”是否失于公平、有违法规？ 当然，也不得不承认，身为公众人物、成功人士的家庭，被过度关注、消费，甚至引来标签化评价，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公众人 物必然要让渡部分私权空间，社会对他们在孝敬父母、培养孩子、关注公益等方面的社会示范和道德品行，也有更多期许。正因此，公 众人物、成功人士对下一代的培养教育，恐怕也不只是家庭问题，还关乎一定社会责任。 作为这些公众人物的下一代，有更好的成长条件。且不说父辈的成功经历是孩子最好的成长教材，单看这些父辈，或是达到一定地 位、或是握有一定产业，与普通家庭相比，孩子们往往有条件接受最好教育、见更多世面、有更多成功机会――事实上，这些家庭中走 出了无数优秀的下一代。 不过， 这种家庭下的教育也需更加慎重。 孩子们大多不曾经历父辈成功前的艰苦打拼， 倘若只展示“成功效应”， 恐怕孩子就会误以为， 享受“最好”是天经地义、拥有“机会”是顺理成章，有个“好爹”就万事不愁、遇到批评就斥“代沟”“过时”。没有要不到的东西、没有摆不平的 事情，势必会把父亲大名当成嚣张通行证、把炫耀财富视为理直气壮、把无视法律看作勇敢者行动，以致做出种种伤天害理之事，并最 终只能害己。而倘若父辈在财富聚敛的过程中有不道德、不正义的成分，在权力的运行中存在违规、犯法，这样的“言传身教”，后果则更 加危险。 教育的失败，对孩子来说，是极端不负责；对家庭来说，将带来悲剧；对社会来说，不仅有损公共形象，还易引发群体对立――诸 多“坑爹”个案所以升级为社会热点，就与其中夹杂身份、暴力、嚣张等元素有关。更何况，他们所处的时代，还需要纾解阶层分化的心结、 搭建社会信任的桥梁。 几年前，李双江夫妇接受媒体访谈，说到培养孩子，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不会过高要求孩子，不期望孩子人生多“成功”，只愿他快 乐、自由地成长，有点个性、带点叛逆也是天性。这样的教育观本身并无错，甚至是对传统功利教育的突破和进步。然而，今天再看， 应该引起“这一代”更多思考：当“成功”有了更丰富平实的内涵、社会对新生代价值取向与人生选择有了更多尊重、家庭有条件提供更好成 长环境时，如何不去误导、松懈引导？在培养价值观、树立是非观、增强道德感方面，我们为孩子、为社会做了什么、该做什么？ 人民日报时评：透视停车背后的“自治”话题 公众与政府部门有效互动、居民和社会各方广泛参与，才是充满活力的自治 曾经遍地地锁，甚至搬来椅子“占位”；现在单侧停放、整齐有序……北京西城区西四北六条、七条两条胡同，探索“停车自治管理”， 83 个停车位通过合理调度、错时停车，“消化”了近 200 辆私家车。 虽然只是两条胡同的小体量“麻雀”，但仔细观察，却也能窥斑知豹，发现在“自治”这个概念之下，存在一些普遍性话题。 无疑，用基层自治的方式，能够提高管理的精度和效率。现代城市中，社会事务极其庞杂，再有能力的管理者，也无法时时都在场、 处处不缺席， 更不可能像北京这两条胡同一样， 让诸如“外甥周末下午两三点开车来看舅舅”、 “临时访客的手机号码”这样的细节尽在掌握。 化整为零、自治管理，可谓一条出路。 然而，自治并不是社会管理者的“大撒把”。现实中，一些社区的自治，往往被引导向“凡事都要自己解决”，最终因为缺少法律支撑、 缺少资金支持而无疾而终。比如与这两条胡同形成对比的德宝小区，同样是解决停车问题的车辆“自管会”，就因为没有名分而底气不足， 因为没有资金而腰杆不硬，最终陷入僵局。 看看这不同的两个案例，“政府的存在感”是个关键。德宝小区“自管会”没有政府支持，也没钱聘请企业，只好趋向于纯居民自治组织， 筹资、招募人员等都靠自己。而西四两条胡同的探索中，曾有区委书记带人“实地探讨”，胡同聘用车辆管理员，工资由财政划拨，还得到 了交管部门的支持。 你家窗外能不能放我的车？你收我钱谁来监督你？在社会管理中，所有的利益问题，都是具体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有一 个超越于具体利益之上，既有资源、也有权威的协调者。这一角色，非政府莫属。12不过，如果把公共服务简单化为服务输出，公众就容易只是“被动接受”，“保姆型政府”反而不利于培养自治土壤。实际上，政府需要 的是，像对这两个胡同一样，当群众自治创新的“补位者”，解决法律、资金这些单凭自治难以破解的问题。 就像任何社会群体刚产生时总会经历不适应一样，“社区居民”这个伴随现代化、城镇化而来的公众群体，也面临着“公众精神”缺乏的 困惑。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一个人如果参与讨论决定修一条通向他家的路，无需解释，他就能发现其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紧密联 系。越是让公民多参与管理与其利益有关的小事，他们反而越会关心公益大事，并会自觉为实现公益而相互协力。而这，同样需要政府 的鼓励、引导和协调。 停车或许只是小问题，自治却是大棋局。重视和支持群众自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突破口，也是走向善治、政府转型的着力点。党 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要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 公众与政府部门有效互动、 居民和社会各方广泛参与， 才是真正的活力之源。 人民日报时评：“县官难见”怎成热门话题 法治政府建设提速，则运转高效的基层治理可期。到那时，县长大可“垂拱而治” 日前，有媒体派出记者赴多个省份暗访，实地调查与县领导见面难度，却屡屡遭遇办公室不挂公牌或被拒门外等情形。“见个县官这 么难”，一些网友如此感叹。 作为基层领导，县委书记、县长密切联系群众本是应有之义。县域范围内，普通人有事找人，不仅打不着照面，甚至连“门”都找不到， 确实不该。中央改进工作作风八项规定推行以来，为政新风自上而下涤荡人心，中央领导率先垂范、亲民爱民，基层干部让人吃闭门羹 尤显突兀。 也要看到， “县官难见”的现实图景， 背后隐匿着基层治理的深层困境。 有事情为什么非得见县长？看似简单的问题， 却十分值得思考。 这其中，自有“找领导好办事”的普遍社会心态，但恐怕还是问题通过寻常途径难以得到有效解决，根源则在于政府部门提供的基本公共服 务存在短板、缺失。 试想，如果按照规定程序、经由具体经办人员，事情在村组、社区、办事大厅就能得到圆满处理，何至于让老百姓回归“人治”思维？如果 政务信息公开到位，群众能方便找准“有关部门”，且事项得以照章办理，谁还会费尽周折、向上求解？此前新华社报道称，某县许多农民 从没见过乡镇领导，甚至不知现任乡镇长姓名，一些村民小组的干部去乡镇办事找领导时，也常扑空。在这样的地方，就算县长想见群 众，怕也见不过来，只能感叹力有不逮。 实际上，要求主责领导随叫随到、有求必应，既非制度化的办事程序，现实操作性也不强。如果任何事都要“一把手”亲自拍板、督办， 不仅领导成了门卫、办事员，也反映出政府部门政务分工模糊，行政效率低下。比如，各地公布领导干部电话，往往成为新闻热点而被 广泛关注。公众对领导电话的强烈现实需求，勾勒出这样一种社会生态：凡事必须找政府，搞不定就找“一把手”。山东菏泽公布领导电话 后，一年之内各级领导干部接听的市民来电逾 15 万个，单单几个“一把手”的电话，根本无法承受公众对行政效率期待之重。 设立公众接待日、定期接听县市长热线、成立“马上就办办公室”等，是政务创新的可行手段与方式，能一定程度上为群众办实事、解 难题，值得嘉许。但要想真正增强为民办事的实效，根本途径还在于促动下级职能部门搞好政务公开、紧密联系群众、严格依法行政。 “老大难，老大出马就不难”，这种怪圈循环中的“难”与“不难”，从两方面提醒我们：完善行政制度、培育法治理念刻不容缓。近日， 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 体建设。在基层，如果依法行政能力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提速，则运转高效的基层治理可期。到那时，县长大可“垂拱而治”，“县官难见” 也自然不会再成热点。 人民日报时评：“死猪漂浮”引发生态反思 面对“跨界污染”，还需追根溯源，加强协同治理 近来，上海黄浦江上游的死猪漂浮事件引起社会关注，也引来不少担忧。挑战面前，上海市为了化解这场“水危机”殚精竭虑，一方面 逐日打捞死猪，并做无害化处理，累积多达上万头；另一方面，则逐日向媒体详细通报相关信息，力求公开透明。从目前来看，经过艰 苦努力，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保证了上海市民的饮水安全。 但是，这场危机还难以画上句号。随着记者调查的深入，各种谜团也渐渐浮出水面，带来对这起突发事件更加深刻的反思。 漂浮的死猪暂时捞尽，还会不会卷土重来？毕竟，黄浦江上游河汊众多，面对这种“跨省市污染”，还需追根溯源，加强协同治理。 正是在这一问题上，还有不少疑团待解：为什么在事件发生后，连死猪源头这一望而知的问题，相关方都不愿认账？死猪的病死原 因何以欲说还休，至今还是一笔糊涂账？对这些死猪，当地政府有否采取必要措施安全处置？农业部对动物无害化处置的三令五申，是 否在当地得到落实？当大量死猪沿江漂流，上下游能否联合行动，而不是只靠上海方面的末端处置？ 纵观这场水危机从起源到化解的来龙去脉，再联系此前各地的水污染、雾霾、沙尘暴等诸多环境突发事件，不难发现，仅仅是事发 地一方的努力，就算是再尽心再周全再有担当，也会显得力不从心、捉襟见肘，只能收一时之效，而非正本清源的长久之计。 不管是死猪漂到上海带来水质恐慌，还是雾霾“串门”来到北京引发呼吸焦虑，都在提醒我们，环境安全问题绝不是一个地方单独行动 所能解决的。一旦在人群聚集的大城市突发环境污染，影响面巨大。但是，它们毕竟只是一个一个“点”，而水和空气都是流动不居的，我 们的关注焦点不能只盯在事发地，而忽略了问题的根源、演化的过程。 比如上海与江浙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也一直在做着长三角一体化的努力，沪苏浙环保部门 3 年前还曾签署过《长江三角 洲地区环境保护工作合作协议》。然而，从死猪漂浮事件暴露的问题来看，建立畅通而有效的区域联动机制，依然任重道远。13行政管辖，固然守土有责，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只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尤其在生态环保方面，上游下游、各个地区 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哪个环节掉链子都不行。囿于一隅、只顾自己，就会导致“跨界污染”久拖不决、愈演愈烈，最终埋单的还是大家。 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建设美丽中国，正是“各方面” 和“全过程”的共同责任。兹事体大，谁也不能置身事外，焉能一推了之？ 人民日报时评：靠“愧疚”管不住吃喝的嘴 管住公款吃喝的嘴、公款旅游的腿，不能靠个人觉悟，靠的是严格制度和严明纪律 公款吃喝，百姓反感，干部怎么看？最近，《人民论坛》杂志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受访干部对享受高规格公款接待感 到愧疚。联想起此前有干部抱怨“一天陪洗八次澡”、感慨“做梦都想喝小米汤”，这一数据折射的干部心态更耐人寻味。 可能有人会说，一边享受公款接待，通体舒泰，一边感到愧疚，良心不安，是不是有点矫情？其实，不必如此苛责。心怀愧疚，起 码说明这些干部心里有是非标准、荣辱界限，对奢靡之风是有评判的。 当然，不管有没有愧疚，在公务接待上都不能大操大办、大吃大喝。愧疚是不可期待的，也是靠不住的，更何况现实中不少人不仅 毫无愧疚之心，反而欣然受之。 比如， 媒体曝光， 今年 1 月初广东省阳江市数十名中小学校长， 分别到云南西双版纳等地公费“考察交流”。 面对质疑，有关部门竟然以中央八项规定文件“来得慢”为托词。说到底，管住公款吃喝的嘴、公款旅游的腿，不能靠个人觉悟，靠的是严 格制度和严明纪律。 日前，中央纪委对 6 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发出通报，其中包括用公款大吃大喝，也包括以开会名义公款旅游，还包 括滥发福利等等，都是百姓反映强烈的问题。消息传出，舆论普遍好评。就在前不久，有全国政协委员还表示，要防止“中央强调抓一下， 强调过后放一下，出了问题紧一下，形势好了松一下”的一阵风现象。中央纪委的通报表明，转作风不是说说而已，也不是做做样子，而 是动真格、见真招。如果将通报监督制度化，就会形成更强大的震慑效应，减少走形式、搞变通的现象。 赏罚分明，才能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现实中，“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的怪象，反映了一些干部“吃吃喝喝不犯法，只要不往兜 里拿”的认识误区，更暴露了违规成本低的现实问题。正如调查显示，逾八成的受访干部认为“公款吃喝受到处罚的可能性”较小。如果公 款吃喝近乎零风险，必然引来更多的人效仿，把公务吃喝当成一种心安理得、不吃白不吃的惯性。 清除这种惯性，除了加强个案监管，还应看到铺张习气的形成，与不良政治生态息息相关。比如一些地方把接待当成“生产力”，“不 宴请、不迎送，心里不踏实”，“四菜一汤，项目泡汤”。这从调查结果可以得到印证――多数受访干部对于公务接待给自己带来的“解决工 作中的实际困难”和“得到更多升迁机会”，比“得到他人的尊敬和羡慕”更感兴趣。 这就说明，要管住奢靡之风，除了加大惩处力度、曝光强度，还需从清理灰色官场文化、净化政治生态入手。通过树立正确用人导 向、完善政绩考核机制等，使干部看到，成绩是干出来的，而不是招待出来的；升迁要靠真本事，而不是靠利益输送。只有这样，才能 从根本上遏制公款吃喝玩乐的需求与冲动。 治奢靡、倡勤俭，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但这也是一场持久战。好比钉钉子，不奢望一下子到位，不追求一锤子就钉得牢，重在 稳打稳扎、步步推进，常给力、不卸力，建立行之有效的长效机制。如此，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目标可期。 人民日报时评：“下水道吃人”叩问治本思维 治理下水道问题，需要全社会凝聚治本的合力 又一起“下水道吃人”的悲剧发生了。22 日的暴雨夜，女大学生杨丽君不慎落入长沙城区一处下水道，随即被急流卷走，下落不 明。事发后，当地公安、消防、卫生、市政、街道办事处等均派人赶赴现场救援，媒体也将聚光灯对准吞噬生命的洞口，网友纷纷祈祷 落井者能奇迹般生还。 伤感、愤怒、期望之余，我们还是应该冷静地想一想几个老问题：为什么需要那么多井盖？为什么需要那么多部门来管井盖？为什 么大雨就能冲开井盖？表面上看，这是因为九龙治水、管理部门推诿、防范不够、整治不力，而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城市规划不合 理、排水系统老旧。 抓住症结才能解决问题。但长期以来，一些管理者习惯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满足于应急之策，而不愿去改变造成结果的真正源头。 比如，地面井盖丢失，往往忙于界定属于哪家单位，甚至不惜动用地下管线专家“会诊”，却没空想一想，为什么电力、电信、煤气、 自来水、热力等都要“各自为井”；城市道路拥堵，车辆限号、购车摇号本都属临时管控，却逐渐习以为常，延缓了优化交通规划、城市布 局。 渐成常态的治标就这样代替了治本，以至于井盖管理应急处置中心都成了正式编制。而一提到治本，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出现， 出了状况先以非常措施救救急，缓下来后，治本又被一再搁置。许多城市就这样成了生病的美人，地面光鲜靓丽，地下炎症不断，靠的 是擦粉装头面，直到拖得转成慢性病，最后不得不移肝换肾。 管理者缺少治本的动力，甚至缺少治本的思维，原因何在？为官一任，根治下水道这类事情，利虽长远，功却可能不在当下。这就 14造成了一种短视的政绩观：任上看不到成绩的工作不急，积重难返的问题往往是出了人命才能高度重视，媒体曝光才能协调出动，上面 检查才能突击应对。 约翰？奈斯比特曾在《中国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