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在对道教精神文化的研究及弘扬中，教门内外常常偏向于将这个具有数千年伟大传统的宗教，描述成以“柔弱处下”、“内敛不争”为主旨的组织。尽管今人可以对“柔弱”、“不争”的具体内涵进行澄清界说，但风气所延，难免造成“道教是个缺乏战斗进取精神的宗教”之类误解。

且不论《黄帝阴符经》中早有“天生天杀，道之理也”的精要开示，也不言陈撄宁先生在上个世纪就有“道家学术，包罗万象，贯彻九流，本不限于‘清静无为’消极之偏见”的透辟结论，即使今人认真梳理道教历史，亦不难看出其积极斗争精神或曰“尚武精神”一直深深植根于教内。

而其血性勇猛无畏，更集中体现于诸多战神信仰之流行及相关文化之蔓延。本文即以宋元以来被广泛信奉的战神真武大帝为中心，结合对道教雷法与武术的考察，来提出对“道教尚武精神”问题的初步认识。

如以汉末张道陵天师的教团时代为体制化道教的开始，则可知早期天师道及同时的太平道，皆具有较为强烈的斗争倾向。这种斗争绝非仅仅指向东汉政府或其它割据政权，更是站在道教太平理念上对天地人神各界不和谐秩序的宣战。由此折射至神仙信仰上，即初步出现了一些道教系统内专司杀伐的“战神” 。

早期道教战神多为仙家官吏，甚至于历任天师执印仗剑而伐魔，本身也可算是居于人间的道教战神。后上清、灵宝诸道派兴起，不乏司管刑杀的大小神祇，但其单独未成体系。殆至宋代以后，道教法术科仪进行了深度转型，以雷法为代表的“新法”、“大法”层出不穷，新符箓派百舸争流，更加促成了以雷部神将为核心的道教战神谱系的最终形成。

雷部神灵将帅，是道教“天庭朝臣”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能够组合成道教法术中常为召请的部队，当然是与宋元道教雷法的特色紧密相关。雷部神将最基本的职能是执掌天地雷霆，并进而充任天庭征战和执法的职能。在道教雷法系统中，雷部的将帅均围绕着召唤和役使雷电的法术行为来活动，并进行相应的配置和组合。

对于这些道教雷神，笔者认为至少要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雷部诸神是道教神灵体系中重要的军事集团，他们首先是道士信仰崇奉的战神对象；

二、雷部诸神乃先天之炁化成，而人体亦如是，故他们与人体有很强的沟通性；

三、召请雷部诸神需要法师以内炼为基础的法力，且通过道教仪式的方式来进行，故雷法科仪亦多具有军事色彩，充满斗争精神且不违背天道。

若舍此多样性而只言其一，恐怕即有片面误解之嫌。接下来，笔者以宋元时期清微派之雷部神将为代表，简要考察其具体信仰及神谱情况。

在清微道经所载的诸套清微雷法中，不同的雷帅和雷将们，会构成不同的“帅班”或“将班”。作为执行某套大法的主力，他们往往在法术施行中，频频成为法师召请的对象群体。

比如《道法会元》卷三十所载的“紫极玄枢奏告大法”，其“主法”为：“清微天官虚无自然洞真大道元始天尊，无极无量雷霆梵炁帝高元尊，清虚真皇雷霆清炁帝高元尊，虚混玄一雷霆景炁帝高元尊，清微宗主真元妙化上帝。”而其“主帅”则是“紫极玄枢飞捷使者方央中”。“副将”有三位：“翊辅玄斗太乙天君王震”，“枢灵大神刘洪”和“总真使者龚德” 。这一位主帅和三位副将，就构成了“紫极玄枢奏告大法”的将班集团。

尽管诸位天尊和天君、使者本身未必一定是战神，但在雷法中冠以“帅”、“将”之称，则无疑是按照军事化的系统来运作的。他们各有姓名服色，需要清微法师熟谙在心，以便作法时召请策役，来执行凡俗之身难以完成的任务。

当然，雷法更多召请的还是正牌的天庭战神。如《道法会元卷五十一》的《笺魏元君》奏告中，就提到了“雷霆一府二院三司官君帅将” ，这是宋元以来对雷部军事团队一个较为普遍的说法。

实际在雷法施行中，雷部将帅往往被分召或合召。如“雷霆三大天君”：“雷霆主令欻火律令大神炎帝邓天君”、“雷霆正令铁笔注律大神青帝辛天君”及“雷霆行令飞捷催贤大使旸谷张天君”，据《道法会元卷三十九》的《清微传度文检》记载，清微弟子可申请这三大雷部天君“降三炁九霄符章经道，雷帝天君，关报一府二院，三司五雷，雷霆至真，酆都岳府诸司帅将，咸令照应。”

这说明，三大天君乃是天界雷神部队的重要统领。他们并非为清微派一家所独尊，神霄雷法也将其视为常召请的雷部主帅。如《道法会元》卷六十一的《高上神霄玉枢斩勘五雷大法》，即以此三大元帅为将班之首。其它分别以三大雷帅为主法的雷法，亦多见于《道法会元》各卷。另《道法会元卷四十八》所述的《申雷霆五阳宫》之奏表，是相当全面的雷部神系召请。

其中有：“雷霆都总管欻火律令大神炎帝天君，雷霆大都督铁笔注律大神青帝天君，雷霆飞捷催督大使行令大神旸谷神君，九斗阳芒流金火铃大将浮光刘天君，三山木郎大神皓华荀天君”，以上是雷霆五阳宫之正神。

清微法师祈请此五位神君“允今所申，即赐禀告清微三炁九霄符章经道，雷帝天君，部领上清神烈阳雷神君苟留吉，阴雷神君毕宗远，地司猛吏殷郊，地祇阴雷主者温琼，酆都朗灵元帅关羽，天神龙水社诸部雷神，四溟四丁大神，当季行雨龙雷主者，紫堂局中天星地煞，近境各处溪源潭洞行雨龙神，所属城隍社令，祀典英烈神祇，一合下降。”

可见，雷法中雷部神将的构成，确实是非常森严的“道法战神集团”。他们的位次有严格规定，并在法师们的呼唤和召请下，往来于神、人两界，执行着不同类别的天条律令。

考诸文献，雷部将班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整合道教与民间雷神信仰谱系的过程，更是官僚体制在宋元道法里的集中影射。雷部将班不仅是多层次的战斗群体，更处于动态发展之中。这在号称“会道”的清微派中，得到了最为明显的体现。清微雷法中的雷部神灵，各有其姓字、名号、服色、官职、武器、仪仗等等。当不同的雷部将班队伍相遇时，会随着清微法师的不同行持而有所调整。所谓“分召”、“合召”，其实都是这种调整的体现。

这些雷部的战神，在法师法力的沟通召请下，主要以其威猛神力来执行各种阴阳两界的军事或准军事任务，如荡除魔患、斩除妖邪、禳火止水、祛瘟治病、祈福消灾等等。作为受过法箓且修道有成的清微法师，均拥有一支隶属于本人的神兵部队——他们在法师获得相应的箓职时，即已与法师发生了盟誓的关系，从而追随其行法于十方世界。

可见，宋元以降道教的战神信仰已相当完备，且与道术产生着密切的关系。很难想像这种战神信仰会对宋以后的道教精神世界丝毫不产生影响，更难想象宋以后的道教气质是那种文弱静雅，毫无阳刚血气的。

二、真武大帝，道教的战争之神与武术之神

宋代以来的道教战神神谱中，其最为显著及崇奉范围最广者，则非“北极玄天上帝”即通称的“真武大帝”莫属。从道教雷法的发展史来看，真武大帝与雷法的关系甚为紧密。

真武本为“北极四圣”之一，李远国先生曾指出：“神霄雷霆的主帅即为天蓬、天猷、翊圣、玄武四大元帅，合称北极四圣。” 实际上，宋元兴起的“北极四圣”与彼时战乱纷仍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故四圣基本作为天庭战神而被广泛崇拜。雷法应时而起，宣扬以“四圣”之神力降伏诸魔，从而更加强化了这一信仰崇拜的传统。

《道法会元》已有记载，将此“四圣”作为专门祈请的神将团队。不晚于两宋交替之际，真武大帝即开始被视为战神；而其勇猛力量的表现，除了如《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这样的基本经典描述外，更多显著于道教雷法之中。

《道法会元卷一百三十》的“北真水部飞火击雷大法”更是专门以“教主北极佑圣真君玄天上帝”作为唯一的主法神灵。《道法会元卷一百三十一》的“石匣水府起风云致雨法”，也是需要法师启奏并变身为真武大帝的雷法。由此可知，真武大帝堪称宋元时期较早融入雷法信仰及其神灵谱系的道教神祇，而且其“掌兵伐魔”的战神色彩非常突出。

较之神霄雷法，清微雷法与真武大帝具有更为深厚的历史渊源。现存最早的武当山志《武当福地总真集》，即由武当清微派高道刘洞阳所纂。其中记载：“惟玄帝天一之精，丁甲风雨水火之神，俱隶主治，能荡除氛秽。右侍玉童，持符往召玄帝，被旨上朝天颜，恭领帝命，部坎离真相，苍龟巨蛇，丁甲五雷神兵三十万。神将、巨虬、师子、毒龙、猛兽，齐到下方，恭行天讨。” 这表明最迟至元代，真武大帝已完全被视为具有雷部战神统帅的身份。至武当清微派盛行之时，即将真武大帝纳为其道法体系中重要的主法之神。

不难看出，真武大帝非仅是武当清微派斩妖除魔的战神，更且是宫观主奉之神。包括其座下的神将部属，亦成为清微雷法道士所经常召请的护法将帅 。这个传统在元明以后的武当山道教中，被很好地保留下来，并显诸各宫观的真武戎装造像中（如图1、图2与图3所示）。

随着清微雷法在宋元以后流传至全国各地，受其影响的道教宫观也日益深化了对真武大帝的信仰和祭祀。根据现存方志文献的记载，明以后全国各地与雷法有关的正一、全真道观，其所奉祀的主神有相当大部分即是真武大帝，或至少供奉了真武大帝。由此可见，作为战神的真武的信仰传播与法术传承，在元明以后逐渐结合成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共生现象”。真武神的勇猛刚强与雷法的气吞八极，在精神上恰好形成了一种完美的契合，从而深刻影响了道教的某些面貌。

几乎在真武信仰与雷法兴起的同时，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拳法，也在逐渐成形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宋王朝和各个民族政权都非常重视军事训练，大力提高搏斗技能。长期的战争实践，也从根本上促进了武术体系的不断成熟。这一时期，已有了“十八般”的记载，中国武术从整体上由自发走向自觉，体貌日益清晰，同样进行了一场“唐宋变革”。

这一变革的重要体现是，宋以后武术逐渐离开单纯的军事需要和表演需要，在儒佛道三教的共同浸润下，开始孕育自己的理论框架和技术体系，直至明清门派武术造就出鼎盛局面。众所周知，宋代文化出现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觉转型”，而自觉的重要表现，就是三教贤达将汉民族文化的各种主要形态进行规整和分判，并力图建立起圆满自足的文化世界。

作为最纯粹的本土宗教，道教则更多表现出对先秦道家古风的回归，以及对汉民族文化的捍卫。这种捍卫与早期道教致力于理想王国建设，乃至于大汉远征匈奴、大唐降服突厥的雄风血性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在新的社会历史环境下，通过诸如雷法的兴起传布，丘祖的西行止杀来展现。

中华民族并非是一个缺乏血性的民族，历史上崇尚勇武强壮的王朝和人物也历历可数。近代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在为精武体育会的题词中，正式提出了“尚武精神”一语，遂成为近百年来华人抵御外侮，重塑民族灵魂的重要支柱。

然而，出于对某些道门经典如《道德经》的误读以及其它社会因素，无论在学术理论还是现实践行中，歪曲化畸形化的“柔弱”、“不争”、“处下”等等成为中华道教的错误标签。

实际上，在道教的学术之源——太上老子那里，“两极调和”的精神一直在深层意义上存在着。老子道论之精神核心，在于“不如守中”，此实与《周易》之“一阴一阳”，《中庸》之“守中致和”前后辉映，乃是中国先秦时代哲人的共同智慧。道教承续了道家的文化气质，将中和之道落实于修炼的各个层面，调和了诸多看似对立的状态。

从文化机能来看，道教始终具有一种不懈的斗争精神。在这个善恶兼具的现实世界中，道教与一切“非道”、“逆道”的事物（包括人间的不平与灵界的妖邪）进行着勇武的抗争，遂出现了真武大帝那样的战神。

再加向上一层，道士尚要与主宰人类生死的冥冥力量相抗衡，从而扭转阴阳之化、再造乾坤之体。所谓“我命在我，不在天地”，这是需要巨大意志和智慧的一种斗争。代表者如道教雷法渗透着尚武血性，其所要传达给世人的，首先是一种面对威胁和邪恶，无所畏惧的勇气和力量。

因此，在“内在化转向”后充满文质彬彬氛围的两宋，雷法仍然要借助雷电之威，彰显抗争之势。彼时的道门武术恰恰也在兴起，其以丹道为基础，外发为技击功夫以护教救人的理路，与雷法并无二致。它们所彰显的都是雄浑刚健、坚韧豪放的尚武精神，是道教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文化深根的重要一面。

单纯的隐遁世外，消极的独善其身，懦弱的不争于人，都是对华夏大道精神的阉割与曲解，不应再成为今后道教所宣传和弘扬的内容。因此，须正本而解蔽，抗争“非道逆道”循道而演法，合理地宣扬道教尚武精神，力求对本世纪复兴民族文化、重塑大国灵魂有所扶持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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