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著名历史学家，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研究清史、满学，兼及北京史。出版专著数十部，发表论文百余篇，作品被翻译成英、德、日、韩等国文字。为央视《百家讲坛》栏目主讲“清十二帝疑案”“明亡清兴六十年”“康熙大帝”和“大”等系列讲座，在国内外引发强烈社会反响，被誉为《百家讲坛》栏目的“开坛元勋”。

论文集有《燕步集》《燕史集》《袁崇焕研究论集》《满学论集》和《清史论集》共五部；专著有《努尔哈赤传》《清朝开国史》《古都》等十六部，还有《合掌录——阎崇年对话星云大师》（合著）等，主编学术丛刊《满学研究》第一至七辑、《20世纪世界满学著作提要》等十一部。

★海洋文化在中华文化史上，从来都处于一个比较被忽视的地位，这就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短板。

★任何大的冲突，大的融合，都有大的牺牲，也必有一个大的文化繁荣。

★三千年中华文明史给了我们重要启示，就是四句话——发展海洋文化，建立强大海军，建设海洋强国，制定海洋方略。

★今后的一千年，即从2001年开始以后一千年，大国之间的竞争，一个天上、一个海上！

★中国应该在各个方面，该节省就节省，别奢侈浪费，要勒紧裤腰带，把我国海军建成世界一流的强大海军，国家建设成世界一流的海洋强国。

过去我总是讲历史说文化，今天倒过来讲文化说历史。我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有五种基本经济文化类型，即农耕文化、草原文化、森林文化、高原文化和海洋文化。

第一是农耕文化。中国大部分地区属于农耕文化，以农桑为主，其范围多大？农耕文化占多大面积？拿中国分省地图看，中原地区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往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又往南湖北、湖南、四川，再往南广东、广西等，中原核心地区农耕文化面积总共三百多万平方公里。有人不信。那我们具体算一算（以万平方公里为单位）：北京1.6，天津1.1，上海0.6，重庆8.3，河北19，山西16，河南17，山东15，陕西20，甘肃40，宁夏6.6，江苏10，浙江10，安徽14，江西17，福建12，湖北19，湖南21，广东18，广西24，四川48，总计338.2万平方公里。但是，这其中如四川，天府平原没有多大，大部分是川西高原，应属于高原文化。

第二是草原文化。“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说的就是草原文化。衣牛羊之皮，食牛羊之肉。草原文化多大面积？明清强盛时期，草原文化面积，包括内蒙古、外蒙古（喀尔喀蒙古）、西蒙古（厄鲁特蒙古）、北蒙古（贝加尔湖以南布里亚特蒙古）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伊塞克湖以北地域等。以上五大块面积约三百多万平方公里。

第三是森林文化。森林文化的地理范围，西起大兴安岭，东到大海，南至长城，北达库页岛（今萨哈林岛）、外兴安岭、贝加尔湖一线，贝加尔湖以东到大海，森林莽莽，一望无际。森林文化面积多大？包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乌苏里江以东至海、黑龙江以北到外兴安岭山脊、贝加尔湖以东。以上六块地域，总面积三百多万平方公里。

第四是高原文化。高原地域，青藏高原250万平方公里，云贵高原50万平方公里，还有其他高原，总面积也有三百多万平方公里。

第五是海洋文化。从黑龙江入海口，鞑靼海峡、日本海、渤海、东海、黄海到南海，就是北起库页岛，南到曾母暗沙。当年黑龙江、吉林都是临海的。今辽宁、河北、天津、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岛、香港、澳门、台湾等都临海，现海岸线长两万多公里。中国沿海及岛屿的文化，我把它叫做海洋文化。

明清盛时中国，从北京往北到黑龙江入海口约五千公里，就是一万华里；从北京往南到曾母暗沙约五千公里，也是一万华里，从北到南约一万公里。我去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去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去伊尔库茨克，就是要体验一下，我们国家古代强盛的时候北面是什么样子。我今年夏天去了西伯利亚考察，看看苏武牧羊的贝加尔湖，我在贝加尔湖的岛上住了三天。这个湖南北长676公里，湖水是清澈的，纯净的，一片森林，不见天日。

我国这五大经济文化形态，农耕文化在我国历史上占主导地位，主要王朝是农耕文化的汉人建立的。草原文化建立过全国政权，就是蒙古建的元朝。森林文化建立过全国性政权，就是清朝。高原文化建立过局部性、区域性的政权，如南诏、吐蕃。

然而，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海洋文化从来没有建立过全国性的或区域性的政权。《中国历史年表》里没有海洋政权的年号，就是一个明证。海洋文化在中华文化史上，从来都处于一个比较被忽视的地位，这就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短板。

回顾中国的历史，通常说五千年文明史，但有记载的文明史，是从甲骨文开始，到现在三千多年。那么甲骨文之前的历史，三皇五帝，唐尧虞舜，包括夏朝，我把它叫做考古的历史和传说的历史。从有甲骨文的商朝开始，就成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文明的历史。所以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分两段，前一段是考古的、传说的历史时代，后一段是由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有文字记载的商和周两个朝代，最高执政者都称王，所以我把商和周这两个朝代叫做王制的历史，大数算是一千年。从秦始皇开始（公元前221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一共是2132年，这个时期自秦始皇开始称皇帝到宣统帝，是有皇帝的历史，我称作是帝制的历史。这2132年分两段，前一段，秦始皇到唐朝；第二段，包括北宋、南宋、西夏、辽、金、元、明、清。所以，中国三千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分作三个千年：

第一个一千年，主要是商周。周朝灭商，战争融合，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打来打去，就是农耕文化内部在斗争、在融合。这一千年，变化很大，是经济文化大发展、大融合的时期。强凌弱、众暴寡，战争频繁，动荡不安，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各国之间，今天互为盟邦，明天互为敌人，合纵连横，争霸战争。特别是东周以来，周朝都城镐京，因靠西部而称西周，后来迁都洛阳，因靠东部而称东周。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打来打去，斯胜斯败。我算了一下，主要是八块——北方四块：第一是齐鲁文化，第二是燕赵文化，第三是秦晋文化，第四是河洛文化，即河出图、洛出书，也就是黄河的洛阳、开封之间，黄河中游这一地域。四个文化板块，互相碰撞融合。南方四块：第一是吴越文化，第二是楚湘文化，第三是巴蜀文化，包括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等，第四是岭南文化，主要是两广。

春秋战国北方四个经济文化板块，南方四个经济文化板块，彼此战争，相互融合，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化发展，超越千古。殷商甲骨文，周朝钟鼎文，商周青铜器，西周石鼓文，孔子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诗经》的情志，《周易》的智慧，《孙子兵法》，屈原《离骚》，诸子百家，竞相争鸣，思想精华，令人惊叹！这个时期，在人类文明史上闪烁出一道光辉。但是，有碰撞，有斗争，有融合，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大家知道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厎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都是一千年间文化在融合与战争的过程中产生并发展的。

这个时期，草原文化、森林文化都没有登上中原历史文化舞台。中原历史文化舞台是汉族农耕文化之间的争夺。那么秦始皇统一后这个民族叫什么名字，应该叫秦，为什么不叫秦而叫汉呢？我个人认为，第一秦朝时间太短；第二秦始皇焚书坑儒，得罪了念书人，念书人没有权、没有钱，却有话语权；再加上刘邦建立汉朝，这样就把这个新型的统合成的民族，叫做汉族，这是第一个一千年。

第二个一千年，从秦始皇到唐，中原地区继续融合，历史出现新的因素，草原文化进入中原。西汉的刘邦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境）被匈奴包围了七天七夜，差点就抓住了，他的谋士给他出个策略，什么呢？第一用美女，第二用金钱，买通关节，他就跑了，没抓住他，如果抓住，历史另写。匈奴势力很大，这是对中原文化的挑战。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等，进攻匈奴。以战争来解决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之间的问题。后来一直到唐，唐太宗主要是应对突厥的问题，突厥还是草原文化。所以草原文化跟中原地区农耕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一直到唐末。

这个时期，文化繁荣，气象博大，令人震撼。长城，阿房宫殿，秦皇兵马俑，汉墓马王堆，司马迁的《史记》，司马相如的汉赋，王羲之的书法，阎立本的绘画，李杜的诗篇，大唐的宫殿，敦煌壁画，龙门石窟，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天取经，东西交流，盛况空前，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盛大光明。但是在这场文化冲突和融合中，也有牺牲，也有奉献。譬如说王昭君的出塞和亲，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木兰从军的传说，文成公主的故事，既奏民族融合的乐章，也挽贵族闺秀的悲歌。但在这个时期，历史向前发展，文化出现辉煌。

第三个一千年，主要是东北森林文化崛起。东北森林文化逐渐进入中原，争夺中原的统治权。最开始是安禄山。安禄山是胡人，因为他在今辽宁朝阳这个地方，在大兴安岭以东，我个人觉得应该基本上属于森林文化，但是中间也有同草原文化的交叉。安禄山从现在的北京出发，一路打到洛阳，往西又打到长安。唐玄宗带着杨贵妃跑了。之后，契丹兴起，建立辽朝；女真崛起，建立金朝，南北对峙，半壁山河。后来女真人后裔满族崛起，占领山海关外，打到北京，往南挺进，占领广州，把中原重新统一。这个也有代价，袁崇焕被磔杀，也是在这次冲突中的结果。史可法的抗清，也是这次的结果。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这场冲突当中的悲剧。任何大的冲突，大的融合，都有大的牺牲，也必有一个大的文化繁荣。

由上可以看出，第一个一千年，海洋文化排在外面。第二个一千年，海洋文化还是排在外面。第三个一千年，海洋文化仍然排在外面，没有进入到中原文化的正统。希腊不是这样的，罗马不是这样的，英国不是这样的，日本也不是这样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都缺乏海洋文化的基因。那么有人说，永乐帝派郑和七下西洋，怎么能说他没有海洋文化基因呢？永乐帝的父亲朱元璋，是个小农，遇上灾荒，后来出家，当了和尚。朱元璋父子是典型的农耕文化基因。他派郑和七下西洋，不是为了发展海洋文化，不是建立海权，而是什么呢？第一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第二为了宣扬大明的国威，当然也进行了一些贸易，后来就海禁了。我们中国的海洋文化，元朝也没有发展。忽必烈是草原民族，会骑马，会弯射，没有海洋文化基因。忽必烈派军队到日本，十万军队驾船过去了，都到岸了，差一步就登岸了，但一场飓风，船翻兵亡，只剩下三至五个人活着回到大都。我说他这次战争失败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他没有海洋文化基因，不了解海洋气候、海洋风向、海洋规律。明朝也没有，倭寇从海上侵犯，从辽东一直到广东，没有建立强大的海军同倭寇战斗。戚继光打赢了。戚继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反抗外来侵略，并且取得胜利的大英雄。戚继光之所以能够打败倭寇，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戚继光有海洋文化意识。戚继光是山东蓬莱人，大家去过蓬莱的水城，戚继光有水兵、有船队，他知道洋流、潮汐、风信、气象等海洋知识。到了清朝，满族是马上民族，骑马射猎可以，海洋文化基因没有。

由上，从有甲骨文字开始到清朝，三千多年来，海洋文化一直是个短板。那么，到了近代呢？

第一，鸦片战争，英国从大西洋穿过印度洋到了广州珠江口，清朝没有强大的海军来对付，他们又往北打，打到定海，打到，在船上签订《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鸦片战争失败，道光皇帝思考了失败的真正原因没有？我觉得没有从文化方面找原因，而是责怪林则徐坏事，没有林则徐就没有这事儿，怎么办？把林则徐发配，发配到新疆伊犁。我认为，作为道光皇帝更应该检讨一下，为什么打败了，其中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海洋文化的缺失，海军力量不行，海上防御不行。

第二，英法联军，又从海上打进来了，从天津登陆，打到了北京，清军失败了。咸丰皇帝先跑了，跑到避暑山庄，圆明园被烧了，签定了卖国的《北京条约》。我们要检讨清朝的腐败，但光这也不够，还要检讨清朝缺乏海洋意识，没有建立强大海军，去对付西方从海上来的侵略。结果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慈禧太后当权，说都是肃顺不好，把肃顺杀了，也没有检讨失败的真正原因。

第三，八国联军，还是从海上打来，又打到北京，联军到了现在的故宫，幸好有几个宫殿如梵华楼、佛日楼等在东北角落，全是金佛，没有被抢，因为他没看到那个角落。八国联军侵华，我们又失败了，签订不平等的《辛丑条约》。但是，也没有总结海上失败这个重要因素。

第四，甲午海战，更是在海上失败。应当说，清朝政府开始买几艘船，训练一支海军，建立北洋海军，但是没有足够重视，没有提高到国家战略应有地位的重视，如果真正重视，提到国家生死层面重视，就不会拿着建海军的银子去修，为慈禧过生日。结果甲午海战又打败了，签订了《马关条约》。

其实，康熙皇帝说过一句话：“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他告诫：“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康熙帝这话说得很好，有预见性。他说千百年后西洋等国，要从海上打到中国，侵略中国，让他子孙务必注意这件事情。但是，他这个话说是说了，没有形成制度，没有制定政策，没有采取措施，他子孙把这个话也忘了。

综上，外国海上侵略，清朝战争失败，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约近150万平方公里；赔款，《清史稿·食货志六》记载：《南京条约》2100万两，《北京条约》1600万两，《伊犁条约》600万两，《马关条约》并“赎辽费”23000万两，《辛丑条约》45000万两，连利息共90000万两白银，加深了清朝的危机，加速了清朝的覆亡。

清朝覆亡后，在民国时期，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我觉得没有。民国时期也没有建立一支像样的海军。民国时还是那个传统的农耕文化观念，缺乏海洋文化意识，缺乏海洋强军理念。重安内，轻御外。结果吃了大亏。

抗日战争，日本从哪里打来的？是从海上打来的嘛。日本是个岛国，海军侵略到中国来。大家知道著名的淞沪抗战。淞沪决战中日双方约70万军队，在上海附近对垒。那个时候，中国人同仇敌忾，要跟日寇决战。开始国民政府军已经占主动，日军被动，怎么又输了呢？就是日本的海军，从湾强行登陆，中国海军防御不够、实力也不够。日本侵略军强行登岸后，从海上和陆上两面夹击，国民军被动了，淞沪抗战失败了。接着南京丢了，武汉丢了，长沙丢了，广州也丢了。我觉得淞沪抗战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海军不行，海上力量不行，说到底就是海洋文化问题没解决。

新中国成立后解决了没有？我觉得新中国成立后比过去重视了，建立海军，加强海防，发展鱼雷，制造潜艇，但是我觉得还不够。怎么证明不够呢？我们过去没有航空母舰，美国有、俄罗斯有、英国有、法国有、印度有、泰国也有，但中国没有。我去三沙市，当地朋友说：阎教授，这三沙地方太漂亮了，太重要了，但这个国家也闹，那个国家也吵，另一个国家也争，很简单，我们有一艘航空母舰在那儿一停，吵闹就消停了，问题就好解决了，因为弱者受欺啊。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13万万人口，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两万多公里海岸线，航空母舰你美国有，英国有、法国有、印度有、泰国有，难道中国就不能有吗！中国不但要买，中国还要造，我们买航空母舰训练军队，不是为了训练而训练，是为了防止侵略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你侵略中国，中国就用这航空母舰保卫自己，反对侵略者。后来我又想，这个问题的一个症结还是在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缺乏海洋文化基因，缺乏海洋文化意识。

所以我学历史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农耕文化我们都重视了，草原文化也重视了，森林文化也重视了，就是对海洋文化重视不够。

三千年中华文明史给了我们重要启示，就是四句话——发展海洋文化，建立强大海军，建设海洋强国，制定海洋方略。

回顾历史，过去这三千年就是农耕文化、草原文化、森林文化、高原文化在争夺、在融合；今后的一千年，即从2001年开始以后一千年，大国之间的竞争，一个天上、一个海上！天上，中国成绩很大；海上，如果没有强大海军，抵抗不住海上外来的侵略，那么将来还会很被动。

最近报上有一个数字，令人惊讶。到现在为止，我们国家陆军、海军、空军的比例多大？陆军72，海军11，空军17，就是72：11：17。美国陆军、海军、空军的比例是多少？美国是4：3：3，就是陆军4，海军3，空军3。这就看出我们在海洋文化方面的差距。

在我看来，中国应该在各个方面，该节省就节省，别奢侈浪费，要勒紧裤腰带，把我国海军建成世界一流的强大海军，国家建设成世界一流的海洋强国，这样我们中华民族在未来的一百年或者更远一点，才能自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否则可能还要被动，甚至还要挨打。

总上，我讲述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文化类型，特别是海洋文化——中华历史的文化短板，这么一点体会和心得，同诸位朋友共同交流、相互切磋。谢谢大家！

原标题：中华典籍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基础

中华典籍浩如烟海，是全世界最为绵长悠久、最为庞杂浩大的文化传承，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国人根本，是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因此，对于中华典籍的整理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可以说，这是关乎民族文化命脉延续的一件大事。

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我国保存了大量的纸质文献典籍。中国作为四大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同时也是古代文献收藏的大国，向以人文荟萃、典籍浩繁著称于世。全国各级公共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教育、宗教、民族、文物等系统均有数量不等的古籍收藏，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文献大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是民族之魂，有超越时空的稳定性与凝聚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认同，正是今天及未来我国文化工作的精神支撑与理论基础之一。互联网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面对文化多样性与全球化的挑战，中华典籍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其意义则显得更为重要。

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与来源

党的十九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文化自信写入党章，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全新拓展和深化，是对文化战略地位的全新认识和升华。我们应该意识到，“当代中国文化虽然有现代文化因素和外来文化因素，却离不开中国文化传统这一根本和根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与来源。

早已有学者发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并非偶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着许多共通之处。例如，梁漱溟先生谈到：“无产阶级精神既有高于我们习俗之处，同时又和我们的固有精神初不相远，中国人很容易学得来。”古代中国“理性早启，文化早熟”，中国文化偏重人与人之间的情理，这使得中华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工具理性”。换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贯重视人与人的关系，这与资本主义社会重视人与物的关系截然不同，但与马克思主义却有一定的相容性与一致性。今天，我们谈及文化自信，就是希望建立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博弈争夺理念的规则与价值”，这是一种我们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文化发展方向，其中的源泉之一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典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根基，它可以为我们的文化自信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和支持。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重视对本民族文化进行总结与传承的民族。早在汉代，中国的书籍就已经“积如丘山”。历史上大多朝代对全国的书籍都进行过大规模和全面的整理，二十四史中的《经籍志》展示的就是千万学者前赴后继的壮观成果。这些群书目录及书志，使得中国古代的书籍像一支军队般整齐有序又蔚为壮观，对我们今天研究中华传统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留存于海内外的大量古籍，为我们的文化自信打下了扎实的文献基础。

当前，我们对中华典籍的现代保护与整理工作，仍处在起步阶段。我们应通过对中华古籍资源的开发，让留存于中华古籍中的理念、技术、故事通过现代视角、现代技术的梳理与转化，回答当代问题，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工作之中，为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助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满足大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文化层面来说，美好生活应该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对理想信念、精神信仰的追求；另一个是对教育、知识、审美与娱乐的需求。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大幅攀升，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但理论与实践都告诉我们，居民的幸福指数并不一定与个人收入成正比。

当前，我们正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加速期，人们的思想困惑多，人文关怀的任务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来重视“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其中蕴藏的精神宝藏有不少都可以用于温润人的心灵、舒缓工作压力、涵养和丰富每个人的精神世界。但如何将其中的精粹提炼出来，使之不流于说教，不让人感到空疏？立足浩瀚的典籍资源，从历代古籍当中提炼出更多真实又生动、新鲜又厚重的素材，是其中的重要路径。

以近几年全社会提倡的“家风建设”为例，家风建设是当前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春节团拜会上提到：“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建设可以有多个维度，其中，中国古代家训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国自汉代以来，则开始有家训书籍，据《中国丛书综录》不完全记载，仅单行本的家训书籍就有260多种，散见在家谱中的家训则不计其数。这些家训，都是中国古代家族智慧的结晶，背后都有着一个个生动鲜活的家族故事。家训背后的中国家族精神，历久弥新，经历了岁月的考验，它们不仅是每个家族的无形资产，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财富，直到今天，依然有其社会价值。对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优秀家训进行整理，不仅能为当代中国提供强大文化动力，也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作出贡献。

海内外各界达成文化共识的重要基础

全球化背景之下，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频繁与快捷。文化是各个民族立于世界的精神根基，如何在保留文化民族性的基础之上实现全球文化资源共享与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昌盛，是一个重要命题。民族性与世界性并非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的。

数千年来，华夏子孙无论居住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中华文化里重视家庭的生活方式与伦理观念，对祖先和历史的共同记忆，以儒家文化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价值观，都通过早已发展成熟的中国文字与中华古籍影响深远。

中华文化本身极具包容性与开放性。中华文明不仅具备“食而能化、化而能食”的包容特质，还在此基础上相当看重推己及人的“仁”，认可“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这些精神品质是中华民族在多民族的复杂生存环境中总结出的民族生存与国家治理之道。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典籍，故此，对中华典籍进行保护与整理，有助于当下国内社会各阶层更好地求同存异、形成全社会更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有助于港澳台青年、海外华人华侨更好地了解认识当代中国；也有助于中西之间更好地搭建文化交流平台。

总之，全球化时代，我们理应更为重视中华典籍的现代价值，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在实践中扬弃与创新，让经过岁月洗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典籍的保护与整理工作中绵延不坠、发扬光大。

　　创立于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的岳麓书院，世称“千年学府”，是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以办学和传播学术文化而著称。“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往圣先贤诸如朱熹、张栻、陆九渊、吴澄、王守仁、梁启超等均曾讲学于此，千年讲坛声名远播，讲坛下走出了陈傅良、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蔡锷、毛泽东等无数著名人物，可谓人才辈出。

　　2013年，由湖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湖南省社科联、湖南广播电视台、湖南大学联合举办了高端学术交流平台和高雅文化传播品牌—“岳麓书院讲坛”，以“传中华文明，耀智慧之光”为宗旨，立足湖南、影响全国、辐射海外，突出思想高度、历史传承、文化底蕴、实践特色，彰显出时代性、前瞻性和创新性。自创办以来，“岳麓书院讲坛”已邀请许嘉璐、刘长乐、陈来、杜维明、成中英等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成功举办了8场精彩演讲，湖南卫视等进行了专题播出，为推动湖湘文化发展和湖南文化强省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中国崛起需要文化复兴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院长 许嘉璐

　　文化与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密不可分。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是一切人类社会活动的物质保障。

　　我所说的经济，并不是具象的，而是高度概括的抽象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经济领域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决定性作用。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确定之后，生产方式对文化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发展于农耕时期，和农耕这种生产方式紧密联系。因此，研究文化，无论是纵向的传统文化，还是横向的世界文化，都不能离开特定的经济，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生产方式的关系。因此，我们不能就文化谈文化，必须把文化与社会和历史紧密联系起来。

　　文化力关系社会凝聚力。什么是文化？据有关统计，全世界关于文化的定义有500多种，比较有名的有200多种。我认为，文化没有确定的定义，任何人都可以给文化下定义。因此，我对文化不用明确的定义，而是用描述性语言。首先，文化是人兽之别。宠物经过训练后，可以做一些搞笑的动作，那是条件反射，并不是它发自内心的一种创造。推而言之，大象、猴子、黑猩猩画画，画得再好，标价再高，也不是文化。人之为人，同禽兽分化，关键在于文化。文化提升人性。其次，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文化是体现人们对于自身及他人的好恶、是非、荣辱的判断。文化无所不在，从衣食住行到文学艺术、宗教礼仪、法律，都是文化。

　　文化力在哪里？我们每个人养成了在一定文化当中的生活习惯。和习惯相同的人生活在一起就会感觉舒适，有亲和力。这就是为什么炎黄子孙走到世界各地，仍然保持了华人的生活习惯。习惯引出认同，最高的认同是信仰。信仰也是一种习惯，文化力就在于此。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共同的信仰，就没有凝聚力，就散了。如果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内部彼此不认同，为了小利而争吵，文化就散了。

　　一个社会的凝聚力，首先要靠“德”的自律，同时要靠“法”的他律。“法”也是文化。当一个国家或社会完全靠“法”来对所有公民进行他律的时候，这个社会实质上已经散架了。只有一个民族所崇尚的“德”成为社会的共识，大家以此来进行自我约束，而且是一种高尚和永无止境的追求，然后用法律来保证社会的底线，这个民族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德”是判断优劣的，“法”是判断有罪无罪的。“德”的自律比“法”的他律更应该得到重视。以德为基础执法，效果会更好。

　　中国崛起需要文化复兴。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无论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社会差距问题等等，其实就是与中华文化截然对立的另一种价值观侵蚀的结果，是对物的无限追求。

　　中国现在遇到了两难选择。我们一方面需要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加快发展就犹如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后面扬起的尘霾，正是今天所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认为，研究国学，要关注当下、关注世界、关注未来。精神与信仰，是软实力最重要的东西。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就是可怕的人；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可怕的民族。

　　最重要的是要自觉了解和把握文化发展规律，清醒认识文化发展现状，研究如何建设自己的文化。要重新建设文化的社区，让所有人生活在一个和谐温馨的环境中。要在国民教育中坚持优秀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相结合，这样才能实现文化复兴。中国崛起包括文化复兴，因为只有文化复兴，才能真正强大。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永恒的动力是文化，也就是凝聚力。只有在物质基础上精神丰富了，才是真正的富强。

　　大国到强国需要文化推动

　　全国政协常委、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 刘长乐

　　中国文化曾有过光荣与繁华，不过，在光荣与繁华之后，中国也经历了沉重的国殇。历史证明，文化有实力，才是“盛世”。没有文化的复兴，物质崛起注定是短暂的。大国不等于强国，大国到强国崛起的过程，实质上是缩小大国与强国文化之间差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新文化的推动。

　　何为新文化？我认为新文化是以中国传统的“和”文化为主体和方法论，包容一切其他文化所长的新文化形态。新文化首先要包含中华传统文化中“和”的思想。“和”文化也是和平的文化。这正是一个崛起大国所需的对于世界和平的责任和担当。在此基础上，新文化应具有六种特质：一是能够让个体与国家拥有梦想；二是能够成为创新源泉；三是具有大智慧穿透力；四是能够改造“基因”，包括快乐基因、幸福基因等；五是能帮助人们形成信仰；六是能够沉淀见证历史。

　　未来几十年，是中国崛起的关键时期，中国将面临城镇化过程中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民大潮以及产业升级的挑战。外国学者称中国正处在水流变化最快、最变幻莫测的临界点附近。这个时刻，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用新文化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哈佛大学研究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杜维明

　　“仁”是儒家思想中最核心的价值。不少学者认为，只有在人与人之间才能体现“仁”，想到“仁”就至少是两个人。而1993年，湖北郭店出土了一批文物，即公元前3世纪湖北儒家思孟学派的竹简文献。竹简上，“仁”字有一个特别的写法，上面一个身体的“身”，下面一个心灵的“心”。换句话说，“仁”就是最内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

　　儒家有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从忍到不忍。我不忍父母受苦、孩子受难，情愿自身承受。这是一种恻隐之情。你把这种情往外面推，推到熟悉的人，推到不熟悉的人、陌生人，甚至你的敌人，这就是“仁”。孟子提出“万物皆备于我”，程颢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换句话说，“仁”是具有超越性的。我们不仅要对家人、对社会、对中国人、对世界所有的人有同情感，也要对动物、对植物、对一切生物有同体感。

　　在这个框架下面，我觉得儒家的仁学代表了四个必须要掌握的向度：一是个人的修身哲学；二是人与社会有健康的互动；三是人类与自然持久的和谐；四是人心和天道相辅相成。四个向度辩证统一，缺一不可。从四个向度出发，我们要遵循传统文化中“天地君亲师”的理念，要对天有敬畏感，对地有敬畏感，对国家、社会有敬畏感，对老百姓也要有敬畏感，才能真正实现天人合一。

　　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 陈 来

　　中华文明的价值观的结构是多元的，道家、佛教都提供了他们的价值观，成为中华文明价值观的组成部分。但儒家的价值观构成了中华文明价值观的主流，这是毫无疑义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崇德尚仁和群体优先等，都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价值理念。

　　中国文明对外部世界秩序的政治想象和处理态度是以“礼治—德治”为中心的。儒家思想指导的对外政策，一般不主张扩土拓边，是以安边为本、睦邻为贵。因而，其对外部世界的态度，与暴力的、反人道的霸权主义国际政策不同。总体上，其宗旨不是武力取向的，而是和睦取向的，这与近代帝国主义以武力占领土地、侵夺财富有本质区别。

　　近代历史学家就中国历史文化的三大特征问过三个问题：“第一，地域辽阔，人口繁盛，先民何以开拓至此？第二，民族同化，世界少有，何以融合至此？第三，历史长久，连绵不断，何以延续至此？”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华文化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和民族精神，它们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强大的凝聚力、顽强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同化力。传承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就是要把那些在历史上促进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体现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的优秀精神文化发扬起来，并加以新时代的发展，以加速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曾国藩与中国传统文化

　　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 唐浩明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要亲近并不容易。但如果通过一个人物来了解它，那就更为亲切，感悟也更加深刻。曾国藩可以作为这样一个人物，通过他为人做事的一些优点来谈一谈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之处。

　　一是修身自律。青年曾国藩，有过一段刻苦的修身过程。他针对自己身上的不足，主修了“诚、敬、静、谨、恒”五门功课，以慎独的高标准、以血战的气概与截断后路的勇气，逐步克服了很多缺点。二是百折不挫。面对挫折，曾国藩始终坚持“劲气常抱于胸而百折不挫”的精神和态度。军事上屡败屡战、不屈不挠，政治上则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终于成就了一番事业。三是功成身退。曾国藩一生将儒、法、道三家兼收并蓄，在学理修持上实现了一生三变：早期修身立志，指导他的是儒家学说；中年组建湘军，启用的是法家的严刑峻法；晚年他逐渐领悟到“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遵循了“功成、名遂、身退”的大道。四是与时俱进。曾国藩审时度势，领导了洋务运动，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划下了重要一笔。五是求阙惜福。曾国藩的心底一直坚持着求阙惜福的理念。他常常将这种理念传达给他的子弟，要他们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虽然家中有权有钱，但要保持寒士家风。

　　“中庸”思维方法论的要义

　　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 郭齐勇

　　在孔子那里，“中庸”既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又是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思维方法论。在子思子的《中庸》一书中，对“中庸”思维方法论也有深刻阐述，其要义如下：一是“和”与“中”。“中”的意思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即适度。“和”主要指“和谐”及“多样统一”，强调保留差异、容纳相异的人或意见，保持一种生态和谐关系。“和”与“中”，具有通过实践追求以使现实与理想统一的意味。二是“执两用中”，其中有权。“执”就是把握，“两”就是统一体中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或两种力量。“执两用中”，即把握事物中两方面的多重联系，运用“无过无不及”的中道原则行事。它必须与“权变”相结合。“中”指原则性，“权”指灵活性。如果没有灵活性，不懂得变通的办法，便是偏执一端。三是“两端一致”，保持弹性。即“过”与“不及”之两端持守动态统一，使各种力量与利益参和调济、相互补充，在大小、刚柔、强弱、周疏、疾徐、高下、迟速、动静、进退、隐显之间保持弹性，具有一种节奏感。

　　其实，“中庸之道”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通过学习和反复实践“中庸”思维方法论，追求“中庸之道”，我们就可以坦然、安宁地对待现实生活中各种矛盾和解决现实中的各种难题。

　　当代应将兵学纳入国学体系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 刘继贤

　　中国是史书记载战争次数最多的国家。丰富的战争实践造就了大批杰出的军事将领，也催生了极其丰富、深刻的军事科学，即兵学。兵学是国学题中应有之义。汉代刘歆将国学分为“六略”，其中就包含兵书略，即兵学。因此，当代也应将中国兵学纳入国学体系。

　　中国兵学的杰出代表，古有孙子，今有毛泽东。从孙子兵法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中国兵学，都植根于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具有以下共同特征和思想内涵：一是崇尚道义与和平的战争观，强调用非军事手段来解决争端、慎重对待战争和战略上后发制人，主张以战止战，追求和平，反对穷兵黩武；二是智谋取胜的战争指导思想，强调因情定策、文武并用、兵不厌诈、避实击虚、集优聚力、各个击破、造形任势、动敌致人、我专敌分、并卒击敌、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以逸待劳、善择战机、兵贵神速、灵活应变、出奇制胜；三是居安思危的国防战备思想，强调要“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要保持警惕、防止麻痹松懈，要加强国防建设、做好战争准备；四是以治为胜的治军强军思想，强调“凡兵，制必先定”，主张以法治军、赏罚严明、重视训练、选贤任能。

　　关注中国哲学的世界化

　　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国际中国哲学会荣誉会长 成中英

　　回顾中国历史，哲学的发展与时代的发展紧密关联。中国的汉唐与早期的宋、早期的明，主动与外界建立联系和向外开放，能够积极地解决内忧外患，积极地面对时代挑战，才得以建立宏大的文明，发展灿烂的哲学体系。而明代后期朝廷的内外闭塞，则使得原来开放的哲学逐步向内向心学过渡。明末海禁和清代闭关，更使清代哲学沦为非哲学的文献整理，传统经学也被消解为史学。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成就，文化的创新需要日益增强。显然，中国需要一个新的哲学。从世界范围来讲，目前人类面临着发展的困境，包括科学与人文及宗教的冲突、生态与经济的冲突、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西文明的冲突。这个包含诸多冲突的大时代，召唤着一个新的世界化的中国哲学。

　　当前，我们要推动整体伦理哲学、生命价值哲学、本体修持哲学、人本科技哲学、健康医疗哲学、政治经济管理哲学、人类文化哲学、世界和平哲学的发展。不断强化时代与智慧的互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科技与人文的互动、和谐与正义的互动，从而实现中国文明与中国哲学的大发展大繁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陆建德

　　“家国”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家庭与国家，包含两个不同的概念；二是将家国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中国自古重血缘关系，家庭观念强，但国家和社会的意识相对比较淡薄。如伍子胥为父报仇，不惜带领吴国军队消灭自己的祖国——楚国。而人们往往认为这样的行为名正言顺，其实，这种以个人、家庭为基本出发点的价值观是可以反思的。

　　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大大增强了中国人的家国意识。晚清和民国初期，现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家国共同体观念逐步产生。尤其是抗战时期，战争对中华民族造成了极其巨大的伤痛，也很大程度地改变了中国人家国观的面貌。大家都主动把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人深刻意识到，大家必须团结起来，这个大国才有希望。

　　中华民族要形成一个积极的家国观，还要有一个和谐的社会作为最根本的支撑。有了和谐社会的联结，家和国就浑然一体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这种可能。和谐社会呼唤一个有感召力的中国梦。在这个梦想感召下，家国一体的爱国意识将融入我们的血液，关心社会、关心陌生人将成为我们的习惯，每一个人的积极性都能最大限度地被调动起来。大家为着一个蓬勃向上的共同目标奋进，国力和社会才有可能真正地强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