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湖南辞官务农副县长谈回乡种猕猴桃

　　原标题：“国家不缺公务员，农村却缺人才”

　　刘涛向来访者介绍他的红心猕猴桃种植基地。网络截图

　　“北大毕业的34岁副县长辞职务农”，此消息近日经媒体报道后，在新闻媒体和朋友圈中爆炸式扩散，几乎所有人都追问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年轻的副县长毅然挥别仕途，回乡务农？面对种种猜测，新闻主角刘涛与记者进行了一次关于人生价值、理想和选择的对话。

　　北大毕业 当地最年轻副县长

　　湖南省慈利县东岳观镇跑马村，地处武陵山脉东部，距离省会长沙约280公里。山路沿着峭壁和河畔一折一弯，似乎都在告诉路人，要走出这重重大山有多么不易。正是从这里，17岁的刘涛考入北京大学。

　　从2003年参加工作开始，刘涛的仕途就一帆风顺。当年，从北大毕业的刘涛参加了湖南省选调生考试，是年7月，刘涛在张家界市永定区双溪桥乡，担任办公室秘书。

　　一年后，张家界团市委以考试方式选拔两名干部，刘涛被顺利录取。2005年，刘涛被调往共青团湖南省委。2009年2月，刘涛调往湖南省委统战部民族宗教工作处工作，并在此一直工作到被调往临澧县。

　　2012年10月，刘涛就任常德市临澧县副县长。在7个副县长中，他是最年轻的，时年31岁。

　　辞官务农 追求个人志趣价值

　　2014年底，刘涛辞去副县长的职务，决定回家种植红心猕猴桃。消息在网上疯转，也引来种种猜测。其中提及最多的一项揣测是：年轻的副县长是不是对基层工作水土不服？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地官员称，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因为像刘涛这样长期在省委工作的年轻干部，如果做得不开心，通过运作调回省里并非难事。“而且，如果安心在体制内做这个副县长，得过且过也不是问题。”这位官员认为，刘涛辞职应该是内外因综合的结果，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他个人的志趣和追求。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刘涛不止一次说：“一个人的价值，不取决于他所处的位置，而取决于他努力的方向。或许，在副县长的位子上，很多人都会恭维你。但人家看到的是那个位子，而不是你这个人。”

　　回乡创业 希望带动乡亲致富

　　刘涛也无法确认，如果一直在统战部工作，自己是否选择辞职务农。但在临澧县工作的时候，自己在分管的乡镇做了一些农村问题的调研后，有了更多的思考。

　　“国家有很好的政策，也做了很多扶持工作。比如，修路架桥。但如果农村没有人带头发展实业，农民没有尝到甜头，农村的人仍然会流失，农村的地依然会抛荒。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的问题很难得到解决。”

　　在父母搬到长沙之前，每年刘涛都会回跑马村住一段时间。看着农村的日益破败，他忧心不已。“如果再不有所作为，这里就真正荒了。”

　　刘涛说：“时间等不来的，你不能等到退休再去做。不要说30年，再过五年十年就真没人了。”

　　“我想我们公务员有一定的资源、见识和人脉关系，自己不去创业，难道全指望大学生吗？”

　　刘涛很看好这种水果的经济效益。他希望自己能逐渐改变山村的面貌，带动乡亲们致富。如今，他已成立了跑马村第一个红心猕猴桃种植基地。同时，他从农户家中收葛根、蜂蜜、腊肉等土特产，将建网上销售平台卖出去，6月底就可以上线。

　　谈辞官 就是一种职业选择

　　记者：说说大家最关心的辞职原因吧。这么年轻当上副县长，很多人可能四五十岁也坐不到这个位置。网上有人猜测，辞职或者是干得不好，提拔无望；或者是工作压力太大，无法胜任，你认可这种说法吗？

　　刘涛：其实我当公务员，干得还算不错的。我最近整理以前的材料，翻出很多之前得的荣誉证书，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还拿过公务员二等功奖章，这个是很难拿的。不能说是因为当不了县长才辞职的，那个记者可能误会了我的意思。如果按部就班做下去，也不是没有提升的空间。辞职前我还被借调到省地税局工作，应该说领导对我的工作是认可的，也有进步的机会。

　　记者：那有没有什么契机，或者什么事情触动你做出辞职创业的决定？

　　刘涛：我有这个想法，至少有大半年了，到县里工作以后，下去多了，跟老百姓接触多了，觉得农民太需要人带领他们创业了。我本来就是农村出来的，对家乡和土地有感情。你去看看就知道，我的家乡环境很美的，但因为没有年轻人，很多土地都荒着，最多种点玉米，因为省事嘛。我觉得再不回去做这个事，可能就晚了。

　　记者：这么说你觉得这个决定很自然，也不算多艰难多重大？

　　刘涛：我觉得还好吧，就是一种职业选择。我跟其他记者说过，我觉得农民是最自由的职业了，而且我有兴趣也有能力去做。其实现在辞职的干部也有不少，只不过有的去企业了，有的出国了，有的创业了，辞职搞农业的不多，所以才引起关注吧。现在国家也是这种导向，公务员要能上能下能进能出。

　　记者：不过你的家人不一定这么想吧，他们支持你吗？

　　刘涛：我夫人倒是挺支持的，因为可以有更多时间陪她嘛。最支持的是我9岁的儿子，今年过年他把压岁钱都攒着，说要留给爸爸创业（笑）。父母还有80多岁的爷爷开始确实不理解，还流了眼泪。不过现在他们都想通了，为了支持我创业，原本都搬到长沙的父亲又回了老家，带着大家在地里干活。母亲要带孙子，又不放心家里，现在长沙和慈利两头跑。

　　谈创业 与大学生相比有很多优势

　　记者：你大学学的是图书馆学专业，当时是不是有另外的选择？

　　刘涛：有啊，专业对口的，可以去湖南省图书馆。但那时候刚毕业，人生经验很有限，就是觉得当公务员有前途，也比较稳定。

　　刘涛：经历过才知道，基层公务员很辛苦也很不容易。我一开始在乡里工作，也跟农民差不多，一个月拿600块钱，下乡都是骑自行车去。后来到机关，工作相对简单一些，主要做文字工作，写材料，有时候也挺枯燥。当副县长时，工作任务更重了，收入嘛，加到一起也就3000多块。所以并不觉得有多大落差。

　　记者：北大也有你这样的例子。我记得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学习的楷模就是北大毕业去当村支书的吴奇修，也是你们湖南人，你参加选调到基层当公务员，有没有受到他的影响？

　　刘涛：我当时就知道他。说起来我跟他还有些渊源，我从张家界市团委调到省团委，他还是伯乐呢，当时他是团省委书记。不过我现在辞职搞农业，除了跟我是农村出来的，了解农民、对农村有感情之外，也是受这些北大校友的启发。

　　互联网＋农业，我觉得还是大有前途的，我也有这方面创业的优势。我现在一边干，一边学，学习法律方面的东西，一些做得好的电商，也去学习一下，开阔一下思路。农村太需要有知识懂市场的年轻人了，就缺人带着干。

　　记者：这么多年基层干部的经历，对你今天创业有什么帮助？

　　刘涛：当然有很大帮助。跟那些一毕业就创业的大学生比，我还是有很多优势。公务员创业跟大学生创业不一样，经过管理部门的锻炼，见识和思维方式都不一样。

　　我现在主要不是干活，只是回去偶尔跟他们干一下，我主要研究市场和运作模式，再就是寻求支持。需要资金去找银行贷款，找农科院专家提供技术指导，还有怎么建网上平台。现在也有很多银行表示愿意给我贷款，还有水果商主动找上门要求包销我的水果。不过现在离收获还早，搞农业需要一个很长周期。

　　谈选择 副县长有七八个，刘涛只有一个

　　记者：在你们这，考上北大很不容易，这么年轻就当了副县长，辞职搞农业是不是有点可惜，甚至像有人说的有点“浪费资源”？

　　刘涛：我不觉得是浪费资源，当公务员和做企业，都是一种职业选择，而且我觉得农村更需要回乡创业的人。我搞农业，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广泛调研的，也能承担这个成本。即便创业失败了，我也不用担心生计，最差还可以找个工作，继续把这个做下去。

　　选择搞农业，跟个人经历和性格也有关系，我喜欢农村，还是习惯待在农村。改变它也好，拯救它也好，我愿意去做这件事。现在国家政策导向是对的，但就是缺人去干，我现在雇的工人，都是50岁以上的，没人带头不行啊。

　　记者：但靠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多少呢？

　　刘涛：我能投入的财力确实有限，初期只搞了100亩，目前投入30多万元，而且搞农业风险很大，也需要较长的周期。我是想通过这100亩的示范，形成带动效应。农民是很现实的，如果看到有收益，他就可能加入。到时候我提供技术、种苗、肥料，统一品牌和标准，你按我的要求生产，然后统一销售找市场，比种玉米赚多了。一亩地赚一万块钱，就是很可观的收入。

　　现在我们那个地方的风气也在改变，有了干活的热情和积极性。以前叫不到人，一天给100元也不干，打个麻将也能赢几十块呢。但他们看到土地能带来收入，就愿意做这个事情。

　　记者：当副县长也能通过积极履职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啊，而且能帮助更多人，为什么非要辞职自己创业？

　　刘涛：一个成熟体系内的公务员，很多时候就是个执行者，有一套工作程序，有各自的职权范围，其实能做的事也很有限。我们县里干部，都有扶贫、驻村的任务，也可以帮助农民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但很多时候改变农村面貌，不能只靠行政力量，还要靠产业、靠市场的力量。比如我们可以帮他们争取资金修条路，但也就是出行更方便一些，没有产业和产品，农民还是无法增加收入，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发展产业还是需要有人带头，但现在农村最缺的就是人才。城市把精英都“收割”走了，青壮年劳力也被城市收割走了。国家投入在农村建设上再多，也得有人去落实。我老家山上这几年都修了水渠，但没有人用。

　　记者：可是公务员也得有人干啊？

　　刘涛：现在不缺公务员，但农村却非常缺人。一个县副县长有七八个呢，但对我老家的农民来说，能带领他们搞农业致富的，可能只是一个人。

中国古代诗词涉及辞官内容思想的，主要来源于孔子。《论语·公冶长》中孔子说过的一段话：“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大道如果不能推行于天下，不如乘坐着竹筏子到东海去游荡）。”

阅读史书，常会撞见一个个辞官的故事。心里不禁感慨，盛世之浮躁，若乱世之通透，大家都明白，就是不知道如何解脱。

史上以官身全退颐养天年的，每朝屈指可数，不见得人人都有专传，不见得有多少美谈传世。但是，以各种理由推却官职或功成身退辞官不就的却有很多记载，甚至被传为美谈。

秦汉是我国辞官制度的确立时期，古代官吏辞官退休有很多别称：致仕、乞身、解印、解佩等等，不一而足。辞官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况，一者本来无官，或大有才学，或善德孝行享誉一时，但不论是皇帝召见也好，还是一方诸侯委以大任，却只是埋头读书，躬耕在家；二者有大功于当世，也许是老板忽略了提拔，总之我只是帮你办成了事，成就了自己的理想，正好功成身退，也免得有后顾之忧；三者是世事洞穿，官做得不畅快，深以为官场之事怎么就跟我读书为学的圣人理想反差之大？如此得不到理解？也罢，不如辞官，采菊东篱下去也；第四种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但是这个人好赖也是饱学之士，志趣高难免眼光高，一般人看不起，一般事不做。如此三推四托，躲猫猫的同时心里汹涌澎湃。换句话说，古代为学之人哪有不想成就理想的？如此三番五次之后还是“勉为其难”了。其实此时连皇帝也很难拿捏这种事。如此等等，历史记载里，每一种情况都有那么几个出名的代表人物。

推官不就做得最彻底的要数汉末至三国年间的巨鹿人张臶，年少时曾在太学就学，学完就回家了，一生养志不仕。他名言就是：“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诸侯。”一生之中，袁绍、曹操都曾征召过他，为躲避征召先后迁隐并州、上党、常山、广平，但是总是被当地郡守举荐，那时征召举荐叫“辟举”。但是，他不管你什么人，袁绍曹操你枭雄也好，高幹、卢毓当时名士也好，所有的辟举都被张老头拒绝。

张老头轶闻两则可以征其才学。魏青龙四年，出了个奇事，张掖郡突然一阵山洪暴发，冲出来个石头，石头上像有个图形，很像史传的那种灵龟，黑底白纹（苍质素章），纹饰好像是麒麟、龙凤、宝马。当时的太史令说，这样的宝图从河里出来现形，是魏国皇帝天命神授的好兆头。那时候张老头正好隐居任县，县令于绰带着重礼来慰问张臶，把这事悄悄跟张老头说了，老头一听不对头，就把于绰的耳朵扯到跟前，轻轻的说：“我所知神兆都是征兆将来的，不验证以往的事，一般都是征兆现象先出来了，马上不久就有朝代兴废。现在，汉朝已经亡了许久，魏国也得了天下。这个征兆怎么会是征兆魏国的好事？这个石头的出现，应该是要征兆马上要出现的变异和将来的祥瑞的。”果然不久，曹氏的魏国就被司马氏的晋朝所代；另一则是讲张臶自己的。张臶一百零五岁那年，有一种叫鵀鸟的候鸟在张家的大门下筑了个鸟巢被张臶发现了，张臶一下子知道自己的大限到了，就跟家人说：“鵀鸟是阳鸟，是跟着阳气跑的，现在居然在我的门阴下造窝，一定是不祥之兆。”于是，张臶自做准备，天天抚琴自乐，还写了两首诗以遗后人，不到十日就溘然而去。张臶虽然终生多次辞官，始终未出仕，但是他是生前备受尊敬，死后备极哀荣的。生前无论隐居哪里，都始终受到地方官的优待，地方官到任都要先拜见他，逢年过节探望，有什么新政策都要主动先给他老人家先过目指点。死后广平太守王肃还专门晓谕当时县官，要求要专门派人上门慰问，对他的家人好生照顾，把他的门户特殊对待，称是“以慰既往，以劝将来。”

功不言禄和功成身退最有名的要首推春秋时的介之推。

介之推是晋公子重耳即后来的春秋霸主晋文公的跟班。重耳是晋献公的儿子，因为跟几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争夺王位，几次险被刺客所害。但是重耳素有贤名，网罗了一批死党，为逃命颠沛流离十九年，虽然也有在齐国声色犬马的时候，也有在卫国遭冷遇的时候，在楚国遭惊吓的时候，但介之推这一帮子死党始终追随着他。重耳曾狼狈奔逃到一个山谷，饥饿疲惫一齐来袭，实在找不到吃的，介之推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给重耳炖汤喝，还说是打的麻雀汤。

千难万险之后，重耳终于在兄弟厮杀之中占了上风，到后来做起了国君，成就了第一个春秋霸主。重耳登上大位之后，一群跟班都封了大官，得了大利，没想到把介之推给忘了。介之推的母亲劝儿子说，你也是跟着国君这么多年，他们都得到了好处，你怎么不去跟国君说说，也讨个好处？介之推说，我怎么能跟那些人一般见识？国君能有今天，那是上天安排好了的，是国君自己天命如此。他们还以为是自己的功劳才让国君登上王位，那真是贪天功为己功。跟这样的人一起在朝为官有什么意思？母亲又劝了劝，那你多少也应该让国君知道你为他割肉化饥的事啊。介之推说，我都没准备做官了，还去说这事，不等于还想以功邀赏吗？母亲听了，只好作罢，于是母子退隐绵山。

多年之后，介之推的事被好事者编为歌曲传唱到了晋文公耳朵里，这下晋文公既悔又惭，率领群臣来看介之推，无论如何要他出来做官，可介之推就是不肯。群臣里也有嫉妒晋文公如此抬爱介之推的，象名人赵衰之流，出了个坏主意，让文公三面放火烧山，想逼介之推下山。山火烧了七日七夜，等文公发现，介之推母子宁死不下山，已经抱树烧死。晋文公悲恸不已，规定以后这天都不准烧火做饭，只准吃寒食。寒食节由此而来。

古代交通不便，思乡之情相较现代人也就更甚，若离乡为宦多年，更是难免思乡心切。 《世说新语·识鉴》有记载：晋朝有一位大司马张翰，一日秋风乍起，他触景生情思念起家乡吴地的特产菰菜、莼羹、鲈鱼脍来了，回到府上自言自语地说： 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图个快快乐乐， 又何必为了官名而别乡数千里， 还要倍受羁绊呢？于是第二天便交了一份辞职申请，回家去了。

读书人因看破红尘辞官归隐，又在历史上享美誉的，最有名的恐怕要数陶渊明了。在东晋末年，陶渊明纵然也算公子哥儿出身，曾祖父陶侃做过大司马，父亲叔父都做过太守，但陶公子的仕途并不通畅，做过祭酒、参军，都是幕僚一类的官，每每不如意，所以就每每“不如归去”。最后好不容易又出来混了个彭泽县令，以为可以自己做主，为老百姓做点事情，最终还是不愿侍候权贵，所以后来便以“不为五斗米折腰”挂冠而去。一十三载宦海浮游，先后五次辞官，竟无一日有悠然之乐。成就他一世美名的都是他的归隐之作，后世读书人如果不知道《归去来兮辞》的，那是要被人轻看的。陶渊明先生就是把彭泽县令做得再好，甚至官做到他的先祖那么大，恐怕他自己后半辈子不可能过得那样快乐，而且我们所熟悉的那些无比美妙的诗句将也无从说起。

陶渊明的时代，是一个名士辈出的时代，也是这些名士时隐时出的时代，其中不乏沽名钓誉之人，但也确实有不少隐士最终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缩影，比如“竹林七贤”，就以“在野”的一个文学群体代表了一个时期的文学。

“愿赐骸骨，归卒伍”的悲愤情绪

以有病为由请辞，是自古以来辞官最顺乎人情的借口，苏轼写的《范增论》中曾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汉王刘邦当时采纳了谋士陈平的离间计，导致楚国君臣关系不和。霸王项羽因此误以为谋士范增与汉勾结，就开始逐渐剥夺了范增的权力。范增得知这件事后非常愤怒地说：“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在这种情况下，范增内心失落，以“乞骸骨”为由辞官，这句话也证明了他的怨恨。

“乞骸骨”的意思是请求让自己的骸骨回归故乡。与“乞骸骨”相同的说法还有“乞休”，“休”的意思是“休息、歇息”，也是自请辞去官职。

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成就了他的一世美名，比如当中的“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等词句表现了他的超然物外，欧阳修对《归去来兮辞》也是不吝溢美之词，曾说：“两晋无文章，幸独有《归去来兮辞》一篇耳，然其词义夷旷萧散，虽托楚声，而无其尤怨切蹙之病。”陶渊明受到了老庄思想和魏晋风度的影响，诗句中都表达了他超然的一种态度，是反映时代特点的。然则中国古代诗词涉及辞官内容思想的，主要来源于孔子《论语·公冶长》中的一段话：“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大道如果不能推行于天下，不如乘坐着竹筏子到东海去游荡）。儒家都有一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宗旨，这其中的离职愁绪，都是士大夫的人格模式。但说到底，这些诗歌中都强调辞官是因为病痛等原因大概还是表面借口。真正的问题在于社会和朝廷有病，所以他们就不干了。

在做归隐之态、做辞官之事，或几经推就最终还是沉迷宦海的人中，功成名就者有之，身败名裂者有之，毁誉参半者有之，这也许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辞官。诸葛亮虽让刘皇叔三顾茅庐，似乎归隐之心铁石一般，最终还是服于平生志向。曾国藩虽几次在功成名就之后生辞官养志之念，最终还是难以放弃人臣之志。这些人的成功还是建立在自己政治抱负的矢志不渝上。

历史就是大浪淘沙。归隐之美就是放弃之美，追求之美也是理想之美。历史的批判其实就是历史的宽容，历史的美感最终都会回归到创造美的人的身上。

近日，江苏东海县石湖乡党委书记冒惠萍辞去公职，就任江阴一家上市公司副总裁。据媒体报道，其辞职后“年薪70万”，辞职背后是否另有隐情，也引发不少网民猜测。

公务员“跳槽”已屡见不鲜。发牢骚的公务员不少，真正走出去的并不多。对有一定行政级别的干部来说，辞官从商往往会引来公众的唏嘘和猜想。干部辞职本是件再也正常不过的事，之所以会引人关注，主要缘于其“特殊身份”和“特殊关系”。其实，干部辞官从商并非不可，但要谨防“权力余热”，把好“出口关”。

据媒体统计，近年来辞官从商的干部到企业后基本上都身居要职。原山东菏泽副市长张毓华辞职后任深圳一家保险公司的党委书记；原温州市副市长，2003年辞官下海，当时即担任惠利玛商业物流连锁机构总裁；原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2003年辞官到中国奥康集团任职现任奥康集团重庆分公司总经理。不禁要问，官员辞职到企业任职为何如此“受欢迎”？企业看上的究竟是官员的能力还是人脉？

事实上，即使是厅级干部，每月工资也就是几千元，但是在老总眼里，官员的权力余热如果能和公司发展相契合，无疑能换来巨大的利益。因此，还要防止官员“身退权不退”，利用手中的“权力余热”为企业牟利，让其他市场主体吃亏。

为何我们的企业总爱挖官员来“撑腰”？从大环境看，各种行政审批的过多过杂，严重影响了市场的良性竞争和自我净化。权力和资本的边界不明，更易导致权钱交换，政商勾结，而官员问责制度的不完善，对于重大事项未能实现终身追责，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政商旋转门”的出现，使得下海捞钱，上岸洗白变的更为简单。

从制度架构上来看，如何让官员离开体制后毫无“威力”，也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权力的余热，大多时间不是存在于各种审批事项中，而是存在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里，在一再强调简政放权的当下，一城一地如果频繁出现官员辞职后高薪出任企业高管的，或许值得注意。

其实，只要完善追责机制，坚持为官一任，责任一生。形成“双向审查”制，确保进入队伍需政审，退出队伍也要严格审查。领导干部要辞职从商，首先就要做一个“透明人”，主动向组织交底，公开透明不仅是向人民负责，也是在自证清白。一方面将自己的财产情况以及家庭、个人等重大事项向群众公布，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另一方面，组织人事部门也必须加强对离职官员的主要工作、个人财产、人际关系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核，并公之于众，解答公众疑问，追踪调查公众反映问题。

领导干部“下海”后，就该遵守市场秩序，不拉关系、不“打招呼”；自觉退出权力圈子，不“拖泥带水”，不走“捷径”，以一颗创业的心从零开始，凭自己能力干干净净做事，脚踏实地做人。当官发财两条道，不可兼得，要实现这一点，还需从培育健康的市场环境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