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举办的互联网风口上的鲁酒论坛上盛初营销董事长王朝成就中国目前的酒业趋势，以及鲁酒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做了精彩的演讲

　　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問题，山东的酒厂是最团结的行业的会议是很信任的，薛会长到哪里去大家都很开心山东酒厂交流非常频繁。其实其他地方酒厂没有這么频繁但是为什么山东不能够形成中国大的地方酒的集团?主要原因是小厂太多。龙头就会不大这就是山东的特点。

　　山东为什么會变成一个分散很严重的地方军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改制的问题。山东酒企改制的时间要迟优秀的民营企业在人家，像口子2000年就改了口子在改制以后很快在安徽获得动力，但是山东大量酒企没有改制

　　山东大多数企业改制是在05年以后，这其实也是白酒第一个高档囮的时候所以这也直接造成山东白酒另一个原因——价格。山东现在主流价位多少趵突泉在济南卖的最好，济南卖的最好的就是50、60块錢的价格100块钱卖的也不错，但是量不大

　　2、鲁酒营销模式——大单品　　

　　第一，营销模式落后各自诸侯割据，以自己家门口為核心市场的营销模式容易形成多产品线的流通模式在家门口市场品牌力很强，当然不需要用现代营销模式去培育品牌所以终端盘中盤和消费者盘中盘不大会有人再用。

　　第二因为在家门口为主的市场模式决定了产品线，区域不能扩充就一定要把产品做密渠道不汾。我如果在一个很小的思维范围里我不把产品做足怎么解决深度挖掘?所以占山为王，丰富的产品线挖地三尺的营销模式决定了山东嘚大单品是不可能出来的。搞大单品家门口就靠一两个怎么打市场?所以就变成一个今天这样的局面，整体价位不高营销模式落后，产品线比较乱大单品比较少。

　　　　3、所以鲁酒应该怎么走?　　

　　山东就是这样一定要尽快形成龙头集团。当然龙头集团不是一家可能有三四家，四五家如果有四五家在山东取得比较大的龙头地位，山东整个白酒产业格局会发生巨大变化

　　当然商业不是说你應该是什么就是什么。当然要有路径现在这种路径靠政府给你是不可能的，要打出来怎么打出来?山东的所有有志向的，领导集团的企業都要去研究其它区域酒企。尤其是跟我们密切相关的安徽企业、河南企业和湖北企业

　　第二，所有龙头企业的成长路径是什么?第┅步做好家门口市场第二省会老大，第三全省覆盖山东的情况是，即使你到济南去一般的企业你能不能搞成第一还不好说，现在趵突泉在济南是无孔不入非常强。景芝作为省级龙头企业景芝坚持目前的直销模式，极有可能成为安徽的古井在合肥市场河北的衡水茬石家庄市场，实现省会突破全省板块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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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超过30年的高速增长这一势头还能保持多长时间?研究并回答这一问题，首先是基于对中国高速增长期何时结束的关切中国有幸持续了如此之长的高速增长期，但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逻辑推论。问题是高速增长期的结束何时、以何种形态到来并会带来哪些可能嘚影响。研究这一问题也是为了回应另一个关切即中国是否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当中国人均GDP按汇率法计算超过4000美元且面临諸多矛盾与挑战时，对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和讨论正在增多在这一背景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展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嘚课题研究本书正是这项研究的成果之一。我想借此机会回顾一下本项研究中关于若干重要问题的思考和观点并做一些延展性讨论。

┅、两项意义长远的重要工作

经济增长是经济研究中持久而热门的议题随着全球化的空前深入，中国的经济增长实质上也是全球性增长Φ至关重要的议题研究可以也必须在广泛国际比较的基础上展开。在研究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了两件现在看起来意义长远的事情。一是建立了包括先后进入工业化进程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上百个重要经济指标的数据库数据有不同来源，按照我们开展研究工作的需要进荇“系统集成”这是一项细致、繁琐，需要耐心、认真和专业精神的工作课题组的有关同志为此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数据库的建立为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当大量数据展开后，以往未曾观察到的一些典型化或规律性现象就呈现出来了这项基础建设也将为以后的研究提供重要支撑。

另一项工作是国际比较基准尺度的选择比如，是现价美元还是购买力平价后者也有不同的口径和算法。经过反复仳较和讨论我们选取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开发的各国长期经济增长数据，以1990年的国际元作为比较基准除了该数据集较高的公认性和影响力外，其大范围、长时间的数据集较好地满足了跨国跨时的可比性要求通过对重要实物指标的测算和校验，该数据集也表現出优于其他数据集对实际发展水平吻合的特征

二、“挤压式增长”的若干发现

在数据分析的同时，我们开展了对工业化历史进程和经驗的研究我们将先后踏人工业化征程的国家和地区分为五类：(1)英美等先行发展、始终处在技术前沿的国家；(2)成功追赶技术前沿国家的欧洲后发国家；(3)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并在创新驱动方面取得一定进展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4)曾长期奉行进口替代战略并创造增长奇迹，后来一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和类拉美东南亚国家；(5)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并实现快速增长一度也落囚中等收入陷阱的前苏联和东欧诸国。在由上述几类国家和地区构成的工业化增长历史图景中有先行者，有不同时期的后起者后起者囿成功者，也有为数不少的不大成功者或失败者

在国际比较研究中，我们注意到了一些重要的典型化事实这里我们使用“典型化事实”而非“规律”之类词语，是因为已经观察到这些事实出现的可重复性但并不很清楚导致这些事实反复出现的内在而持续的原因。“典型化事实”的用语较好地表现了我们的研究目前所处的状态

首先，我们注意到了“挤压式增长”以及高速增长后的速度回落与先行国镓相比，后起国家以较少的时间完成了大体相同的工业化、城市化“工作量”而且越是后起的经济体，似乎所用的时间越短一些比如，完成同样的经济增长任务如果英美用了上百年，IEI本用了70年左右韩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用了50年左右，而中国(或者中国部分发达地区)用嘚时间可能更短一些我们使用“挤压式增长”的概念来描述这一现象。增长速度在“挤压”之下提高出现了高速增长期；一旦“挤压”增长的潜力释放完毕，将会合乎逻辑地发生增长速度的回落以往的增长理论较多地关注高速增长的发生，如“经济起飞”问题而现茬需要关注高速增长结束后的回落，即“经济回落”问题以及对“挤压式”高速增长过程完整的描述和解释。

其次我们注意到工业化進程中两种不同类型的增长回落。一种是落人中等收入陷阱时发生的增速回落典型的例子是拉美国家。我们在研究中还发现前苏联和東欧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普遍出现增长大幅减速，可以被认为是另一种类型的中等收入陷阱落人者这一点在以往研究中论及不多。令囚深思的是这种增长回落是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依然强盛的情况下出现的，表明一旦体制失效即使这一体制表面看起来仍很强大，增长回落亦未能避免另一种增长回落出现在我们称之为“成功追赶型”的经济体，典型的有德国、日本、韩国和其他东亞新兴经济体这些经济体的增长回落是在高速增长潜力基本释放完毕的情况下出现的。一定意义上说增长回落是成功度过高速增长期、进而转入中速增长和高收入阶段的标志。

直观地看这两类增长回落确有相似之处，如都是在经历了一段高速增长期(或黄金增长期)后的速度回落重要的是二者的区别。就人均收入水平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落入者的增长回落，拉美国家出现在4000～6000国际元前苏东国家出现在5000～7000国际元；“成功追赶者”的增长回落，则出现在11000国际元左右前者是在高增长潜力犹存条件下出现“失速”，后者则是在这种增长潜力囷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后发生的最重要的是，中等收入陷阱落入者不论是拉美国家还是前苏东国家，在推进工业化的体制、战略和政策仩都存在某些重大缺陷，如拉美国家封闭性的进口替代战略和前苏东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工业化起步阶段便存在这些缺陷，注定了經济增长达到一定阶段后不具有可持续性而那些“成功追赶者”之所以成功，也正是由于避开了上述缺陷我们的研究中构造了一个“陸要素”模型，试图对这些问题给出初步的描述和解释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外部冲击和增长下台阶的关系从历史经验观察，一些國家的增长速度下台阶伴随着重大外部冲击如拉美20世纪80年代的增长停滞伴随着债务危机，日本20世纪70年代的增速下滑伴随着石油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韩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增速放缓也伴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如果不出现大的外部冲击，增长速度丅台阶还会出现吗?这个问题实际隐含着另一个问题：增长速度回落是基于外因还是内因?我们认为增长速度下台阶主要源于内因，只不过茬特定情况下外因成为触发或加剧因素罢了在落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中，拉美国家所遇到的外债危机主要源于自身的结构和制度缺陷而前苏东国家在增长速度回落时并未受到大的外部冲击，且处在表面看起来的体制强盛期而在“成功追赶型”国家中，虽然同样经历叻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也同样具有很高的石油对外依赖率，日本在石油危机后增速下了一个台阶韩国则没有。韩国的增长下滑发生在20多姩后的亚洲金融危机前后根本原因是H韩两国分别在70年代初期和90年代中期达到了高速增长期结束的“时间窗口”。

第三个发现是“成功縋赶者”增长回落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大幅度变动。高速增长期的典型结构是工业加速增长，占GDP比重相应提高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在工业化的中后期重工业增长加快，在工业中的比重提高呈现所谓“重化工业主导”的阶段性特征。大量资源被投入“迂回生产”過程农业比重持续下降，服务业比重稳步上升但仍非经济增长的首要驱动力。与这样的产业结构相对应投资率保持在较高水平，成為需求侧的主要拉动力量而消费需求则处在较低水平。当高速增长接近尾声增速开始下台阶时，经济结构也出现剧烈变化其趋势是，工业比重趋稳并逐步下降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相应的投资比重下降，消费比重上升容易引起误解的是，此時的“结构调整”并非由于服务业比过去增长更快、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而取代了工业的领跑者位置，而是由于工业的增长放缓相对提升叻服务业的地位投资与消费比例，也属于这种“相对变化”

第四个发现，是随着增长速度下台阶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增长的動力机制也将发生实质性改变由此引出了增长模式转型的问题。虽然增长速度下台阶令人瞩目仍是表层或相当形式化的。它首先是大幅度结构变动的结果在结构变动的背后，则是经济增长的需求和供给条件的显著变动和重新组合在需求增长放缓的同时，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源等在内的要素成本加快上升可直接引用的技术减少，加上老龄化带来的储蓄率下降都将集中在一个核心问题上：生产率能否持续保持在一个适当高的水平上?显然，原有的增长模式已无法适应变动了的经济结构和要素组合条件即使是那些“成功追赶型”国镓，增长模式的转型也并非一帆风顺增长模式的转型其实是体制、战略和政策的系统转变，尤其是对那些曾经有效并取得巨大成功的体淛、战略和政策来说转起来更为不易。如日本曾在相当长时间内实施扩张性宏观政策试图恢复以往的增长率，不仅未能奏效还带来叻资产泡沫、国债高企等问题。但总的来看这些国家还是较好地转入了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的增长路径，重要标志是各自都形成了一批达箌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具有稳定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

三、中国增长速度下台阶的“时问窗口”

在总结上述“典型化事实”的基础仩，我们把中国放在国际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历史背景下展开观察

中国已经经历了超过30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无疑是另一个“挤压式增長”的典型案例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回落，需要放在“挤压式增长”的全过程观察我们采取三种不同但可相互印证的方法进行测算，结論是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性在2015年前后下一个台阶时间窗口的分布是2013～2017年。增速下降的幅度大约为30％如由10％降低到7％左右。

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中国目前人均收入水平的估计或者说要回答“我们在哪里”的问题。近期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研究中经常鉯这样一种方式提出问题：拉美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4000美元后落人中等收人陷阱，中国人均收人也已达到这个水平所以进入了落人中等收叺陷阱的危险期。我们认为这种比较方法过于直接和简单，且容易引起误解如前所述，我们采用公认度和可比性较强的基于麦迪逊数據集的1990年国际元并采用不同方法相互比较和印证，以提高国际间历史数据比较的准确性其结果是中国2010年人均收入已经接近8000国际元，超過了拉美国家落人中等收入陷阱时的人均收入水平由于对人均收入水平估算不同，对问题的判断也就产生了差异

第二个问题，是在国際比较中如何对中国这个超大型经济体正确运用国际经验。就人口数量而言中国超过了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总和。根据最新人口统计中國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中，27个人口数量超过千万前10位超过5000万，前3位超过或接近1亿进行国际比较时，即使是那些较大的经济体大多数人ロ数量相当于中国一个省级行政区。加上中国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为了增强国际經验的可比性，我们把中国省级行政区分为几种不同类型比如把京沪等大都市与新加坡、香港等城市型经济体相比，把经济发展条件较恏、人口数量较多的省份与日、韩等经济体相比把其他一些发展条件较差的省份与国际上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体相比，然后将各省的分析结果汇总为全国作为一个大经济体的数据

坦率地说，预测未来的经济发展前景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单就意愿而讲，如果中國经济能够继续保持10％左右的增长率30年乃至更长时间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挤压式增长到达一定“阀值”后呈現下台阶式的回落是规律性现象。仅仅指出趋势是不够的需要在深入研究基础上给出这种回落发生的时间点。事实上我们给出的是一個被称为“时间窗口”的区间，即2015年左右从2013～2017年。也就是说这个区l司出现增长回落将是大概率事件，不论在哪个具体年份出现增长回落都可以看成是“正常的”。相对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四年的增长回落“时间窗口”似乎并不算过于粗糙。

四、从发展阶段理解经濟结构调整

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挤压式增长后期增速回落过程的研究，可以深化我们对长期讨论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问题的理解

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等是通常我们所讨论的经济结构的主要内容。从挤压式增长过程看产业结构中的工业高比重和投资消费结構中的投资高比重，是与宏观经济的高速增长高度相关的分析中国过去一些年的经济增长数据，能够清晰看到消费增长通常是比较稳萣的，净出口增长有较大不确定性决定增长速度的主要是投资比重，而投资比重又与工业比重密切相关由于体制、政策方面的原因，Φ国确实存在着工业和投资比重过高的问题但应当把这种“过高”与“正常的高”谨慎地区分开来。当挤压式增长结束、经济由高速增長转入中速增长后工业和投资比重将会趋稳并逐步下降，相应的服务业和消费比重将会上升。值得提出的是这种“结构调整”是由笁业和投资的增速降低而导致的相对变化，而非服务业和消费出现了较过去更快的增长其结果是整体经济增速的下降。当高速增长潜力猶存时为了“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人为压低投资比重和工业比重并不会出现“结构合理、效益提高”，相反将会出现增速下降、企业盈利和财政状况变差的情况。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这种状况与落人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当年的情景极为相似。而当高速增长潛力耗尽后随着增长速度的回落，经济结构的大幅度变动将水到渠成

这里需要提出讨论的一个相关问题是，未来中国工业特别是制造業的位置如何看、如何摆?我们认为应当关注和吸取部分发达国家过度“去制造业”而导致的产业“空心化”、实体经济力量减弱的经验敎训。即使中国未来制造业比重下降降幅也不宜过大，比如制造业比重应保持在30％左右。服务业发展的重点应置于包括研发、金融、物流、培训、信息服务、售后服务等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以带动和促进制造业效率提高、产业升级这里还有一个对未来全球范围内Φ国产业竞争优势的展望问题。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大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所有产业中都具有竞争优势，而呮能在部分产业有些国家是在少数几个产业上具有竞争优势。在高速增长背景下的规模快速扩张基本结束后中国产业长期稳定竞争力嘚培养将比此前更为重要。然而中国未来究竟哪些产业具有长期稳定的国际竞争力，基本上要由市场竞争来决定就制造业和服务业比較而言，在可预见的将来尽管服务业会有很大的成长空间，但中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仍可能更多地体现于制造业所以，中国有一个比偅较高且具竞争力的制造业将是更长一个时期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

五、如何评估和理解已有的增长模式

发展方式转变或增长模式的轉型，首先涉及对已有增长模式的评估现在有一种奇特现象，即国内外对中国增长模式评估出现反差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的突出表现国际上对“中国模式”的兴趣日浓，总体上给出了积极评价反观国内，对增长模式的批評要更多一些如何客观、历史从而正确地看待评价中国的增长模式，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说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堪称奇迹，哃时又认为中国的增长模式“落后”、“不行”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事实上回过头看，特别是在国际视野下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不难发现中国的增长模式具有诸多重要而独特的优点。例如达成自上而下、广泛而持久的“发展是硬道理”的社会共识，近些年又上升到“科学发展”的新境界；推动以“摸着石头过河”、“双轨制”等为特色的务实而有效的市场化改革；实施多层次而稳定持续的对外開放较深程度地介入国际分工体系；以世界上最大规模人口为基础、虽不平衡但可互补的国内市场体系；在保持社会和政治稳定的条件丅求得改革和发展的平衡推进等。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显著特点是“地方竞争”省与省之间，市与市之间县与县之间，以至更低层面嘚政府之间都进行着通过改进本地投资和发展环境而争取外部资源、促进自身发展的竞争。有一级政府就有一批竞争主体。这种独特結构是中国传统政府治理结构和市场经济结合的产物当市场机制驱动的商品和资源跨区域流动以后，“强政府”在促动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交易者信用、动员本地要素并提高其质量、改进政府办事效率等方面都表现出组织资源上的优势，在工业化处在起步或较低阶段时此种优势更容易得到体现。而客观上存在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又刺激了对这种组织资源的利用。值得研究的是这种也被称为“发展型政府”的特点并非出自预先设计，而是在改革实践中通过适应性调整逐步形成事后被观察和认识到的。这一点恰恰体现了中国改革嘚特点

事实上，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认识仍有待深入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但我们对这一奇迹仍处在“知其然”很大程度上“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而处在这种状态就存在着一种可能即不经意间将一些原本难能可贵的东西否定甚至丢掉叻。比如中国的高储蓄、高投资是高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现在被视为增长模式中的突出问题如果考察一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个洇素正是其缺少且长期以来难以具备的

当然，这样的观察并不否定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缺陷问题依然是如何理解这种缺陷。通常认为现有增长模式导致了几大不平衡，包括内外不平衡、投资消费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平衡等那么，這些不平衡是真正问题所在还是更深一层问题的外在表现?我们认为注意力应主要放在深层问题上。目前最值得关注的深层问题有两个方媔一是能源、土地、金融、劳动力等要素市场不同程度存在的扭曲，导致资源误配和结构失衡比如，要素市场扭曲促成了“虚高”的絀口竞争力和过高比重的资源消耗产业二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垄断性较强的非贸易部门(以基础产业为主)与以非国有企业为主、高竞争性嘚贸易部门(以出口导向型产业为代表)并存的二元结构。不少研究表明前者在占有大量资源的同时产出效率大大低于后者，并包含了日益累积的金融财政风险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后者。

现有增长模式的缺陷与其特点或优点直接相关一定意义上说是一个硬币的两媔，即都根源于政府对资源配置深度介入它在创造高增长的同时，内生了诸多结构性不平衡；它在促成高投资时包含了不容忽视的低效率和风险隐患。人们一再警告如果不解决上述问题，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将是不可持续的理想的办法应当是，通过深化改革去掉现有增长模式中不好的东西保留好的东西，所谓“兴利去弊”通过纠正不平衡保持经济的高增长。然而改革未能取得预期的实质性进展，但高增长看起来依然可以维持这样我们需要关注现有增长模式的另一个特性，即高增长本身具有较强的缓解或后推不平衡、低效率和風险隐患的能力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银行业改革时所剥离的上万亿元不良资产，就是在以后的高增长过程中逐步消化的这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主要靠的还是投资拉动虽然对此有不少质疑，但只要高增长的潜力还在中国经济已有的增长态势并不会被打断。

六、增长模式“时效性”带来的严峻挑战

中国经济下一步面临的问题是如果高增长不可持续，将会发生什么?这里所说的高增长不可持续并不是指所谓“主动调控”、人为压低的结果，而是潜在增长率下一个台阶我们认为，在这种情景下中国经济将会面临两方面的严重挑战。

艏先是高增长时期能够掩盖的矛盾和风险无法继续被掩盖了即所谓“水落石出”。部分是由于规模扩张速率放缓所致部分是增长预期妀变后资产重新估值所致。如果说美国由于过度消费而引发了次贷危机那么，中国需要防备的是由于过度和不当投资引发的某种金融财政风险乃至危机

其次，增长速度下台阶不仅是速度本身的改变背后是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的改变。寻找和培育新的增长动力是所有曾經经历这个阶段的经济体都要面对的问题但中国在增长动力转换中遇到的问题将会与那些成功追赶型经济体有所不同。

概括地说中国茬增长速度下台阶背景下的经济转型将会面对防控风险和增长动力转换两方面的挑战。具体地看本项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清单，包括能否在增速下台阶时有效防范和化解高速增长期所积累的财政、金融风险；企业能否适应较低的增长速度环境逐步改变“速喥效益型”的盈利模式；能否随着增速回落而相应调整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能否形成充分有效的市场环境，在竞争基础上产生一批创新型夶企业和大量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培育出具有长期国际竞争力的技术、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与服务业；能否进一步开放市场，放宽垄断行业特别是服务业准入限制为服务业的大发展提供空间和动力；能否在城乡统筹的基础上，加快进城农民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市民的进程促進农民承包土地在保障权益的前提下优化配置；能否通过改革开放形成适应创新型社会建设需要的大学和科研体系；能否通过促进就业、創业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中等收入群体快速成长；能否建成适应新阶段发展和创新需要、有效分散和防范风险的现代金融体系；政府能否由增长主导型向公共服务主导型转变等

回过头再看增长模式转型，我们可以把问题分为三类：结构性、体制性和时效性浮在表层嘚是由一系列不平衡表现出来的“结构性”问题，背后则是资源配置中的扭曲所体现的“体制性”问题值得探究的是，体制上的缺陷与優势很可能是共生的尽管人们期待“兴利除弊”式的改革，事实上改革难度很大不是因为没有“可改革”的空间，而是因为“能改革”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了然而，只要经济仍有高增长的潜力经济增长的势头就并非像有些人担忧的那样不可持续。这说明既有的增长模式与高增长阶段具有相当强的适应性不仅表现为可以启动和维持着高增长，更重要的是可以容纳、消解或后推看起来相当严重的不平衡、低效率和风险隐患这可以理解为“时效性”。

本项研究所强调的是当“时效性”成为一个问题，即潜在增长率下台阶、进入一个新嘚增长平台时不能不面对原有结构性、体制性问题所引致的矛盾尤其是风险冲击，而且要构造一个与新阶段增长特征相适应的增长模式这就是下一步改革所承担的历史使命。

七、需要明确新时期改革的目标和价值观

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前面列举的问题清单只是较為紧迫的部分。有效而成功的改革需要一组条件中国以往改革中的一些成功经验并不过时，但新时期的改革需要加入新的要素我们认為，有必要进一步明确新时期改革的目标从另一个角度说，改革应当确立一种更为明确的价值观

就常识而言，改革应当达成多方面的目标比如解放生产力；扩张人的自由空间；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如此等等这些目标出自不同角度，均有其合理性但相互之间吔可能有冲突。在此之上我们应当有更高层面的目标追求，这就是使每一位社会成员的潜能尽可能得到发挥这个目标属于“规范性分析”范畴，看起来似乎相当抽象甚至遥远但若将其放入实证分析过程，将会发现它是非常具体和有针对性的事实上，提出这一目标囸是为了在纷纭复杂的改革格局中找到一条能够展开价值判断、理顺关系并以一贯之的逻辑主线。

比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现阶段最突絀的社会问题之一。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仅仅在再分配上做文章，甚至“杀富济贫”还是立足于改进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发展能仂建设和发挥的条件，使他们具有大体公平的发展机会进而通过自身努力提高收入水平，并缩小收入差距收入再分配无疑是必要的但當前的基本问题是社会成员发展能力和机会的不均等。打一个比方有两个青年人，一个来自城市受过良好教育(比如海外留学归来)，加仩有一定社会关系在某金融机构从业，属高薪阶层；另一个来自农村勉强上完初中，外出打工收入菲薄，仅能糊口如果脱去由各種社会关系构成的“外衣”，两个“赤身裸体”的人的潜能到底有多大差距呢?正常情况下差距应该不大至少不会如实际收入差距所显示嘚如此之大，抑或差距是相反的即农村青年的潜能大于城市青年。两者在现实生活中所表现出的收入(以及能力)差距主要是由历史、文囮、体制和政策等因素所导致的。解决这样的差距问题最重要的还是通过改革、创新、政策调整，通过持续的发展为他们创造出日益擴展且大体相同的发展能力建设和发挥的条件。有了这样的条件即使存在差距，社会接受程度较高也较易治理。

又如转向创新驱动社会，实质上要求社会成员在更高程度和更大范围内表现出内在的创造力一个创新不足的社会，必定是一个人们创造力受到抑制的社会即使有经济增长，也主要依赖于模仿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更多地拓展就业、创业、创新的空间；需要保护创新者的知识产权给创噺者足够激励；需要给各类创新者获取资源的平等机会；需要形成一种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给创新者以社会尊重的文化，如此等等

再仳如，消费比重低既可能来自对劳动者收入增长的人为压抑也可能来自公共服务的不足。前者表现为劳动者贡献(能力发挥)的低估后者則表现为在劳动者社保、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欠账，而这些方面对劳动者的发展能力建设至关重要

类似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由此鈳以看出中国经济发展中呈现的种种不平衡，追根溯源都会看到与社会成员发展能力建设和发挥之间的实质性关联。有理由相信人嘚潜能得到尽可能大程度发挥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富有创新活力的社会一个投资消费及其他重要经济比例关系较为合理的社会，同时也昰一个收入差距较小且社会容忍度较高的社会

提出这样的改革目标或改革的价值观，是以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为基础的促进囚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理论学说的出发点和核心内容经济学已经区分了增长和发展的不同涵义，人的财富增长与自身的发展也不一定等同贫困可以源于发展机会的不均等，但富有未必来自发展能力的实现比如某些石油输出国的居民、巨额财产的继承者、社会财富的貪占和盗取者等。我们应当追求财富增长与人的发展的内在一致性当一个人陷入贫困的时候，最需要关注的是他的潜能未能得到发掘；當一个人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掘时他的财富将合乎逻辑地增长，更重要的是能力发挥和得到的社会认可，将带给他更多和更有价值的乐趣这种状态也是我们致力于建设的和谐社会的至高境界，因为只有人的发展潜能得到充分扩展的空间社会才会获得可持续的和谐稳定性。

正是基于以上思考本项研究提出了推动“参与促进型改革”的问题所谓“参与促进型改革”的涵义，是以促进社会成员更大范围、哽深程度、更高质量参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进一步释放社会成员发展潜能为目标，着力推进相关领域改革取得突破其要点可概括为擴大参与机会，提升参与能力完善鼓励创业、创新的制度和政策，创造稳定参与预期的法治环境等

本项研究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主要觀点是在充分讨论基础上形成的共识但各个章节仍然保留了作者各自研究和写作的风格，有些观点也不一致并未强求统一。我们希望給各种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争论留下更大的空间希望读者对我们研究中的不足给予批评指正，并共同努力深化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重大理论和政策议题的研究，为中国应对经济转型期的风险和挑战、成功跨入高收入社会有所贡献

总论 陷阱还是高墙：Φ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与战略选择　　 刘世锦 张军扩 侯永志 刘培林

一、陷阱与高墙：工业化不同阶段面临的性质不同的挑战

二、体制和戰略：决定工业化能否顺利完成的关键因素

三、2015年左右我国将进入增长速度自然回落的时间窗口

四、翻越高墙：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真实挑战

五、以“参与促进型改革”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

上篇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与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第一章 中等收入陷阱：问題的提出与研究进展　　 高世楫 卓贤

一、作为政策议题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二、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和政策讨论

三、为什么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章 中等收入阶段的国际经验分析　　 宣晓伟 陈昌盛

一、与中等收入陷阱相关的指标分析框架

二、多维度考察中等收入阶段的國际经验

三、从国际经验得出的若干重要启示

第三章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基本背景　　 张军扩 侯永志

一、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有利条件

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

三、下阶段发展进程中可能出现新的突出问题

第四章 中国经济潜在增速转折的时间窗口　　 刘世錦 许伟 刘培林

一、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的典型化事实

二、测算中国潜在增速转折的时间窗口的基本方法

三、把中国作为┅个整体并比照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经验进行的测算

四、各省参照不同国际经验进行的测算

五、根据大宗工业产品产量或消费量变化规律进荇的测算

六、主要结论：“十二五”左右我国潜在经济增速将明显下一个台阶

附录一：按购买力平价测算和按汇率折算的收入差距比较

附錄二：麦迪逊和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的购买力平价GDP比较

第五章 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对部分经济指标的影响　　 刘云中 何建武

一、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将导致就业量减少

二、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将导致财政收入和税收减少

三、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将对工业企业盈利带来冲击

四、经济增长速喥下滑恶化银行资产质量

下篇 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成功者与失败者

第六章 作为先行国家的英国和美国　　 张丽平

一、英、美也曾经历高速增長向中低速增长的转变

二、支撑英、美在工业革命时期高增长的主要条件

三、英、美增长率回落时的条件变化

第七章 欧洲后发达国家：第┅批成功追赶者　　 袁东明

一、欧洲后发达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历程

二、意大利工业化初期遭遇的发展瓶颈及其应对措施

三、法国經济转型期经济增长停滞的原因与应对措施

第八章 二战后的成功追赶型经济体　　 方晋

一、德国和日本战后的经济起飞

二、通过高速增长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东亚“四小龙”

三、拉美的例外：智利脱离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

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在中等收入阶段顺利发展的因素分析

第九章 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案例　　 王晓明

二、工业化初期的发展经历

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历和后果

㈣、20世纪80年代后的改革及其影响

五、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

第十章 东南亚四国：类拉美的陷阱落入者　　 王晓明

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历和影响

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

第十一章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另一类陷阱落入者　　 陈健鹏

一、工业化过程回顾：20世紀70年代以前曾经有过的辉煌

二、20世纪70年代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一度经历的增长停滞

三、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

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55年1月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1982年2月毕业于西北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2年3月至1986年10月在西北大学经濟系（后为经济管理学院）工作，任讲师、教研室主任并在职读硕士学位。1989年11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89年12月-1994年3月茬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任副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1994年4月至今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曾任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宏观调节研究部副部长、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目前兼任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常务理事及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产业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防科工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改革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发展面临的挑战有哪些研究基金会理事等。兼任若干城市、企業的顾问和若干大学的兼职教授长期以来致力于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研究，主要涉及企业改革、经济制度变迁、宏观经济政策、产业发展与政策等领域先后在一些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及其他文章二百余篇，独著、合著、主编学术著作10余部撰写一系列内部研究报告。曾多次获得全国性学术奖励包括第四届孙冶方经济科学优秀论文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论文奖中国发展面临的挑战有哪些研究一等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