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看透了这个人,没多大作用,除了赌就是赌?

过了年就已50岁的汪峰,如今又卖起了耳机。

3月3日,他在微博上为自己公司的新产品卖力吆喝着。

除了工作上的事情,汪峰还时不时在微博上晒着和章子怡的恩爱动态。

年过半百的他,在感情方面或许真已收心。

不过早年间制造的多个“滥情”事件,还是时刻提醒着网友们,

从雄性荷尔蒙在体内爆表的青春期开始,这就是位妥妥的浪子。

汪峰出生于1971年的北京。

他的人生轨迹其实并不复杂。

童年从学习小提琴开始,中学之后崇拜罗大佑和李宗盛,开始进行音乐创作。

大学之时就开始组建摇滚乐队鲍家街43号。

由于在中央音乐学院期间精通小提琴和中提琴,

毕业之后的汪峰,其正式的工作单位是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

如今有人可能想不通,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汪峰早已成年,

为何那段时期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的感情纠葛?

一种传言是,彼时的汪峰其实也有伴儿,

但因为当时他的名气还不大,所以即便有女朋友也不会引起关注。

另一种说法就偏正统一些,说汪峰是一个有使命感的摇滚歌手。

在成就上他一直向崔健看齐,誓要创作出严肃意义上的摇滚。

所以,那时候流淌在汪峰周身的激情,确实都运用在创作中了。

无论哪种说法靠谱,客观的情况是,

当汪峰的乐队推出第二张唱片时,他的音乐之旅才进入了一个辉煌时期。

1998年,27岁的汪峰,他的感情也渐渐浮出水面。

有人后来指出,汪峰的第一段关系应该是齐丹。

但也有人说应该是在2000年自杀的筠子。

事实上,由于汪峰和两个人的关系线纠缠在一起,

究竟谁在先谁在后,根本难以分辨。

不过单单从认识的角度来看,由于筠子当时也混迹于北京的音乐圈,

她和汪峰的认识,绝对是早于此时仍旧在外地的齐丹的。

只不过,那时候的筠子,身边的人是高晓松。

筠子比汪峰小两岁,当汪峰已经组建乐队之时,

筠子还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声乐系上课。

1994年后,她还曾短暂出国到新加坡学习。

3年后筠子回到广州,正式进入了音乐圈。

一首《一去做吧》让筠子声名鹊起。

按照筠子生前的说法,她和高晓松实际相识已久。

只是她从未透露过,和高晓松究竟是何时相识的。

外界能看到的两个人的交汇点是1997年。

当年的筠子初出茅庐,高晓松为其打造个人专辑《春分·立秋·冬至》。

与此同时,汪峰也在此期间为筠子创作过歌曲《青春》。

这期间,筠子和高晓松的恋人关系,在圈子里是公开的。

2000年,筠子自杀前两个月,去沈阳参加一次活动时,

她曾向记者谈起过和高晓松的这段情。

按照筠子的说法,在筹备专辑之前,她和高晓松就相互喜欢了。

不过筠子也坦言,她和高晓松都非常看重名与利。

在专辑正式筹备后,两个人之间的爱情色彩就开始褪色了。

但在筠子自杀后,其母写给媒体的亲笔信透露出的情况来看,

筠子和高晓松后来已经走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那是1999年的春节期间,筠子带着高晓松回了河南老家。

彼时高晓松向筠子的母亲表示,过完年就要和筠子在北京办结婚手续。

不管筠子母亲的说法是真是假,其后和高晓松结婚的是另一个人沈欢。

据说高晓松和沈欢相识于1999年的7月。

此时距离高晓松回筠子的老家才过去仅仅半年。

传闻高晓松是在外经贸大学的门口见到的沈欢,

一眼过去身体内的荷尔蒙就开始爆表。

接下来高晓松不但迅速与沈欢结识,并且表示要和她结婚。

两个人的领证时间,是在1999年的11月23日。

这表明,从7月份到11月份,高晓松事实上是陷于两个女人之间的。

这一点,在筠子自杀后高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他也没有否认。

接下来高晓松是如何与筠子分手的,外界自然不会知道。

但是从筠子2000年自杀前两个月的采访中,还能窥见一二。

筠子表示,高晓松不成熟且不拘小节,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实在称不上完美。

所以权衡利弊后,筠子觉得自己不会为他不顾一切。

如果筠子说的是真心话,那么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

当高晓松移情别恋沈欢,并且要跟她闹分手时,

筠子觉得这个男人不值得自己再去争取。

当筠子和高晓松分手后,传出她和汪峰走到了一起。

两个人在一起,还是在筠子自杀后,由高晓松那里得到反向印证的。

因为筠子和高晓松分手,以及其后自杀,中间间隔的时间不到一年,

再加上筠子自杀后其母写公开信指责他,

外界在不知道更多情况的背景下,就把所有的矛头都对准高晓松了。

以至于高晓松在当时还叫屈,

自己都和筠子分手了,她自杀时的男友是京城内另一个摇滚歌手,

为什么媒体偏偏揪着他不放手呢?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高晓松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即便媒体在筠子自杀后也采访过汪峰,

当时的汪峰除了谈及和筠子生前的音乐创作之外,

根本没有谈到他和筠子之间的感情究竟是怎么回事。

而且必须要指出的是,在高晓松和筠子分手的那一年,

汪峰似乎已经和齐丹在一起了。

据说,汪峰是在1998年去成都演出的时候,

认识了在电视台做主持人的齐丹。

这次一面之缘,成为两个人关系进一步发展的起点。

为了和汪峰在一起,齐丹甚至在后来辞掉了电视台的工作而去了北京。

这表明,当筠子和高晓松闹分手的时候,汪峰就已经和齐丹相恋了。

如此一来,接下来几个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走向,实际上就出现了多种可能。

第一种情况就是当下网友的猜测,

即筠子和高晓松分手后,汪峰在和齐丹明明已经相恋的情况下,依旧接纳了筠子。

之后筠子因为发现了其中端倪,本就受伤的感情再次遭到暴击,所以最终选择自杀。

这种说法看似合理,可由于筠子自杀且没有实锤证据,一切也都只能算作是推测。

不过因为汪峰在此后混乱的感情史,所以很多人经过反向证明后愿意相信,

这就是汪峰当时的所作所为。

另一种情况是,筠子在和高晓松分手后,与汪峰的关系并没有更进一步。

她和汪峰之间只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汪峰也知道她和高晓松之间的分手缘由。

所以,在分手后到自杀前的那段时间,汪峰或许是筠子的倾诉对象。

然而,这种情况同样是没有任何证据的推测。

而实际情况的发展,则要比情况“扭曲”许多。

2000年9月10日,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筠子突然自杀。

随后因为筠子母亲的一封信,高晓松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筠子的母亲不但披露了女儿和高晓松的交往情况,

而且还表示,筠子后来在2000年初转签京文公司,

高从中得到15万,实际上是高晓松把女儿给卖了。

筠子母亲的这番表态,很快被各路媒体争相报道。

高晓松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股水会弄湿自己的脚面。

他在随后试图极力澄清和说明相关情况,但无济于事。

就连高晓松的手机号,都被人放在了网上。

他在当时公开喊话,筠子和自己分手后的男友另有其人,无非就是想赶紧解套。

只是由于筠子的母亲不了解女儿分手后的情况,

她自然就把女儿自杀的责任推到了高晓松的头上。

再后来,汪峰于当年9月28日的表态十分模糊。

由于没有正式回应自己是否是筠子的现任男友,这就等于没有帮高晓松解套。

据说此后,高晓松和汪峰鲜有来往,疑似他迁怒汪峰当时的态度不明朗。

而恼羞成怒的高晓松,后来把相关报社以及网站都告上了法庭。

高晓松的指控是相关媒体在报道此事中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

有意思的是,一些媒体在当时报道的时候确实搞错了。

一家报社的记者,在筠子自杀后通过掌握的高晓松的手机号对其采访。

而对方表示对筠子不太熟悉并不了解。

报社接下来就根据采访的内容进行了报道。

这又直接惹怒了筠子的母亲,促使其在随后写了那封公开信。

事后这家媒体经过核实,才发现当时采访的对象是另一位叫高枫的歌手而非高晓松。

虽然报社事后赶紧道歉,但事故依然造成,

外界当时对高晓松的指责也持续了很久。

不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高的变心,是促成后面悲剧发生的直接因素。

至于汪峰在其中扮演的模糊角色,要到后来他的感情史被关注后,

外界才能发现他身上的渣男属性。

筠子自杀后,汪峰顺理成章地和齐丹走到了一起。

不过,当时两个人的感情状态,并不被外界熟知。

人们只知道,2003年,汪峰和齐丹正式登记结婚。

但接下来奇葩的一幕是,婚后的时间还没有恋爱的时间长。

仅仅几个月后,汪峰和齐丹的婚姻就结束了。

两个人为什么离婚,由于年代久远外界并不知情。

而且两个人之间没有孩子,所以离婚后从彼此的生活里消失得很干净。

与齐丹离婚当年,汪峰就结识了比自己小16岁的葛荟婕。

葛荟婕虽然年龄不大,在认识汪峰时甚至还未成年,

不过她作为模特,已经获得过国际赛事的亚军了。

两个人在一起时的恋情很高调。

虽然葛荟婕未到法定结婚年龄不能领证,

可在2005年11月,葛荟婕还是给汪峰生下了一个女儿。

这就是汪峰的大女儿,外界所熟知的小苹果。

女儿生下后,汪峰和葛荟婕几乎是光速分手。

当时年龄才18岁的葛荟婕,日常除了贪玩,

既没有家庭的概念,也没有照顾孩子的意识。

于是乎她和汪峰一拍两散,女儿也交给了爸爸来带。

更有意思的是,汪峰和葛荟婕本没有结婚,但因为有共同的女儿,

作为母亲的葛荟婕还是经常会对汪峰隔空喊话。

尤其是汪峰后来和章子怡在一起后,葛荟婕会时不时出来刺激一下汪和章。

先是说要写书曝光汪峰的猛料,其后又对媒体公开表示,希望汪峰早点见阎王。

她更是放出豪言,当年之所以和汪峰分手,是因为这个垃圾欲望太强。

等到汪峰和章子怡结婚,葛荟婕更加不快。

尤其是他们夫妻牵着自己的亲生女儿晒幸福,对葛荟婕的刺激非常大。

幸好章子怡一直未曾表态,虽说是后妈,但对待葛荟婕的女儿很不错,

所以直到最近几年,葛荟婕的态度才算慢慢软化。

实际上,在葛荟婕和章子怡之间,还隔着一个女人康作如。

而且作为和汪峰领过证的合法妻子,康作如的婚姻与汪峰还持续了3年。

自从汪峰在2005年甩开葛荟婕后,2007年就和圈外人康作如认识。

相恋3年,两个人在2010年结婚。

2012年,汪峰和康作如的女儿出生。

可惜第二年,汪峰就向康作如提出了离婚。

汪峰当年试图低调处理,妻子却曝了他的不少黑料。

在离婚诉讼期间,汪峰就急不可耐地和其他女性交往。

而且在康作如看来,女儿才8个月大就提出离婚,这样的人太过于冷血。

在和第二任妻子离婚当年,汪峰和章子怡的相恋就上了头条。

看来他着急和妻子离婚,是想赶紧把康打发走,好给和另一个女人腾位置。

由于章子怡也是演艺圈的人,其知名度甚至比汪峰还高,

所以这一次汪峰的恋情,相比于之前总算是高调许多了。

而且汪峰之所以能和章子怡相识,还是因为在牌桌上帮了章子怡的父母。

圈内流传,汪峰很喜欢玩牌和搓麻将。

2013年的春天,在澳门参加活动的汪峰自然少不了去赌场。

期间他看到来自北京的一对老夫妇,由于不怎么会玩,已经输了不少。

汪峰于是主动给老人当起参谋,几把下来就让老人赢了几十万。

那对老夫妇,正是章子怡的父母。

正是因为这次相识,章子怡的父母对汪峰的好感度直线上升。

之后在圈内的一次聚会上,章子怡又说起了此事。

于是两个人渐渐有了交集。

当年的7月份,在父母的要求下,章子怡和撒贝宁分手,

而后转身投入了汪峰的怀抱。

实际上在当时的章家内部,章子怡的哥哥章子男并不喜欢汪峰。

汪峰这些年来的感情史很清晰,

他带着两个孩子,而两个孩子还是先后两任妻子所生。

所以,当2015年章子怡的生日上,汪峰当众向其求婚时,

章子男在现场发飙,上演了一出全武行。

事情曝光后,更有疑似章子男的朋友圈截图在网上流传。

虽然章子男没有承认打闹妹妹生日宴的事,

不过他还是对汪峰极尽谩骂。

但这也未能阻拦,妹妹和汪峰最终走到一起。

实际上外界也有些看不透,章子怡这么好的条件,

为何偏偏要屈身下嫁一个感情如此混乱的人?

结婚后,章子怡于2015年和2020年,

为汪峰生下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身边4个孩子,有两个不是自己亲生。

这个母亲的角色究竟好不好当,只有章子怡自己清楚。

至于她当初为何选择汪峰,同样外界的意见代表不了她真实的想法。

而汪峰自己诸多不堪的过去,在章子怡答应嫁给他的那一刻起,

就表明她并不在乎他的过去。

或许也正因为如此,章子男随后的反应才如此强烈。

然而有句老话说的好,王八看绿豆对眼了。

无论汪峰的感情经历多么混乱和不堪,

当事人乐意,就是亲爹亲娘也阻止不了。

何况,章子怡的父母,还非常乐意女儿嫁给他呢。

图片来源网络,侵权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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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南风窗高级记者 肖瑶

女儿丫丫的胸部开始微微隆起时还不到8岁。

那是在2019年夏天,英子忽然发现丫丫开始出现乳房发育的征兆,当时,丫丫的身高是131厘米,体重56斤。

英子带她到温州一家儿童医院检查,查性激素激发的项目,最终诊断出中枢性性早熟。

性早熟不是最可怕的,真正令家长担忧的是过早发育的性特征和骨龄,会导致孩子身高增长速度放缓,影响成年后的形象和社会竞争力。

在医生的建议下,英子最终决定给女儿注射抑制针。

小剂量1.88毫克一针,单价是1140元人民币。医生告诉她:“一年内在控制发育的情况下,可以长5厘米就算有效果。”

“抑制针”,是一种针对中枢性性早熟()的人工合成多肽类药物,通过抑制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活动和性激素分泌,减缓儿童骨龄发育,改善成年身高。

医学认为,骨龄直接决定了孩子的成年身高与生长空间,骨龄一旦闭合,身高的线性生长就会停止,抑制针如能抑制骨龄增长,就可为孩子的身高增长争取出一定时间。

5月7日,一则“9岁女孩打性抑制针半年花十万”的新闻登上热搜,有经验的家长一眼就看得出,这则新闻里的“半年十万”,“一定是加了生长激素同时注射的”。

英子说,在她们“圈子”里,这叫做“双打”,只打抑制针就叫“单打”,前者更考验家庭的财力和胆量。

预测骨龄只能长到147厘米后,田瑾开始给8岁女儿注射抑制针,至今已有半年多,平均下来每个月花费1200元人民币。女儿很懂事,不会抗拒打针,“她知道这是一种病,而且(她)班里也有其他同学在打。”

不过,田瑾认为自己与其他焦虑的家长不一样:“想从160长到165是美容,可我们是在治病啊!”

不知是不是压力和环境的原因,2020年疫情爆发后那个春天,武汉的田瑾发现,当时7岁的女儿忽然“变大了”一号——不仅长胖、微微长高,还长了胸。

田瑾带女儿去省妇幼医院,查出骨龄11岁。当时,女儿的身高132厘米,不算矮,也不胖,不到30公斤,但检查结果证实了她的猜想:中枢性性早熟。

根据父母身高测算,孩子的遗传身高本可以达到158厘米,但省妇幼医生告诉她们,因为骨龄提前发育,未来身高也许最多147厘米。

“不到150的女孩,除非特别优秀,否则在社会上会很难。但我们只是普通人。”田瑾认为,不干预不行了,她不想让自己后悔,更不能让女儿将来怪罪她。

她还有另一个重要担忧——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如果三年级(按照2022年计算)就来月经,怕她在班里被同学取笑,也怕她照顾不好自己。”

于是,2020年底,在医生的建议和指导下,田瑾决定给女儿打抑制针,半年后加服可乐宝林片(一种促生长激素药),同时补充维生素E。

田瑾记录的女儿身高变化表

做激发测试确认性早熟、测骨龄并预测身高,这是每个为孩子身高焦虑的母亲来到医院后最先面对的两道步骤,也是确认一个孩子是否需要抑制针的关键依据。

据2021年青岛大学医学院与附属医院骨科的联合研究,近10年来,青少年骨骺闭合平均提前2-3年,女性比男性普遍提前1-3年,而骨骺闭合提前,就意味着“用原来的骨龄评估系统得到的结果会比生理年龄大”,这也是为什么,不少家长带孩子到医院测骨龄会得出提前发育的结论。

不过,相对于男孩,“性早熟”特征在未成年的女孩身上显影较著,比如胸部发育,月经来潮,往往都是母亲们能敏锐捕捉到的发育特征。因此,7-12岁期间被父母带去注射抑制针的,大多是女孩。

2021年9月,杨兰的女儿被确诊为性早熟,检查出十多个卵泡,子宫膜已经形成。医生告诉杨兰,“也就这几个月的事了,最多两三个月就会月经初潮”。

“主任(医生)说得很平淡,就像一件司空见惯的事”,但杨兰不可能这么平静,她大脑一片空白,女儿只有8岁零9个月,体重虽然已有50公斤,但个子只有145厘米,最终身高预计150厘米-155厘米。

当然,这只是预测,医生告诉她,有的孩子明明骨龄闭合了,但还会继续长高,有的孩子明明骨龄还没有闭合但就是不长了。

杨兰心想,性早熟会不会与遗传有关?她努力回想自己小时候哪一年来月经、当时身高多少,但实在是记不起来,“那个年代只听说过女孩子早熟,具体早到什么程度就能算疾病,我们并不知道,也不把这个当作病来治”。

她想办法找到其他给孩子注射抑制针的家长,有的女孩13岁已经接近160了,父母还是会因为担心从此不长了,而坚持注射。

“不想问了,越问越焦虑”,杨兰自己在网上查医学文献和资料,骨龄提前发育的原因众说纷纭,“就像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胚胎停止发育的孕妇一样,找不到一个相对准确的答案”。

为了排除性腺瘤可能性,她还给女儿预约了脑垂体核磁共振,最终,摆在面前的有两种方案。

第一种是打抑制针,阻止雌性激素分泌,延缓骨龄闭合时间,到11、12岁的时候停止干预,如果正常,半年左右会来月经。但如果不长或长得过慢,还需要配合打生长激素。

第二种方案,就是顺其自然,能长多高长多高。

“也就是说,干预是花钱看天意,不干预是免费看天意。”杨兰苦笑。

杨兰是单亲妈妈,离婚后带着孩子净身出户,每年除去房贷、女儿的学费、培训费后,存下来的积蓄寥寥。

因此,和其他放手一搏的家长不一样,她不敢乱花钱。“个体差异太大,有的孩子不用打生长激素自己就能长得很好,有的则白花钱不见效果,最终身高上不去。这就像拆了个盲盒,是好是坏天注定。”

经历了三个多月的思想斗争后,杨兰最终还是咬咬牙,给女儿注射了第一针抑制药剂。

1300元一针,每月一针,后期如果要加生长激素,开销大致会在/月,检查费另算,不在医保和商业保险的报销范围内。

对上海10岁女孩妞妞的妈妈而言,女儿被预测出的“160厘米”身高,即便正常,但也不在她和丈夫的期待之中。

妞妞妈只有156厘米,但她老公足有183厘米,“我们全家都希望她长到170”。

去年6月,10岁的妞妞忽然来了月经,妞妞妈带女儿去上海儿童医院内分泌科,被确诊为中枢性性早熟,骨龄已经有13岁了。当时,妞妞虽然已有156厘米,体重已经有120斤,这样下去,恐怕连基因预测的160都长不到。

大夫建议“双打”——抑制针+生长素,“通过基因预测的身高是160-164厘米,如果想长165以上,就得打生长素”。

思来想去,妞妞妈当天就给女儿打了抑制针,今后每个月要保证一针,进口的是1600元/针,两周后再加打生长素。

有朋友劝妞妞妈,“10岁157厘米,不矮了”。

看过的中医医生也建议妞妞妈毋需外力干扰,“(医生)说孩子非常健康,控制饮食注意睡眠,瘦下来后就会抽条的,父母身高折中,将来都不会太矮了”。

但妞妞妈还是卸不下心结,“主要担心闺女遗传我。我们家爸爸高,我们得努把力,我闺女不能矮了”。

不过,第四针抑制针打完后,妞妞只长高了0.2厘米,8个月后达到了160厘米,最后一次检查表示骨龄为增长,但各项指标已经符合年龄特征了,就像浇灌一瓶蔫答答的小草,当妞妞妈看见它开始吸收阳光和水分,悬着的心就稍稍放松下来了。

在医生的建议下,她给女儿停针了。半年后,妞妞来了“第二次”初潮,那时的身高是162厘米。

截至今年3月,田瑾已经给女儿注射了17次抑制针,共花了2万多,长高了足足8厘米,平均下来每个月生长0.5厘米。

对于这个结果,田瑾既欣喜又茫然,“不知道到底是抑制针的功劳还是自然生长发育结果?”她询问了一些同样给孩子注射抑制针的母亲,很多人和她一样,不确定针剂的效果究竟体现在哪里,毕竟,只要是孩子,就会发育生长。

“预防矮小”和“想要更高”是两种不同的动机,但对焦虑的母亲们而言,二者似乎差不太多。

叶言从女儿7岁起就开始了“身高管理”,抑制针一年打了13针,3年下来花了5万多;生长激素粉剂注射了两年,花费9万左右;体检费、补钙和维生素等费用拢共加起来,在女儿身高上花的银子,三年已经超过了18万。

但女儿确实扎扎实实地长高了30厘米,这期间,叶言还敦促女儿坚持游泳、篮球,每天保证10小时睡眠,现在孩子11岁,已经长到了164厘米。

这是叶言绝对理想的身高,她自己身高不到160厘米,“特别害怕女儿随我”,在她看来,“多早开始身高管理都不为过,3岁就可以开始。”

当然,除了管理身高,叶言还盯紧女儿的用眼健康,为了防止近视购买阿托品,睡觉时用口腔贴贴住嘴巴防止口呼吸,“会凸嘴”……总之,能想到的让女儿变得更好看的方法,叶言几乎都用上了。

父母总是想把最好的都给子女(《小舍得》剧照)

而对田瑾而言,她坚持认为自己与那些只想“拔高”孩子的家长有着根本区别,女儿147厘米的身高预期实在过分低了,因此干预才成为必要,“想从160变成165是美容,但我们是治病呢。”

她周围认识的其他性早熟矮小症“病友”也选择抑制针,包括女儿班里的其他同学。女儿自己也知道,“这是一种病”,生病治疗,就像感冒吃药一样自然。

2003年,一篇发表于中山大学学报(医学科学版)的论文探讨了抑制针对特发性中枢性性早熟(ICPP)的影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科内分泌临床医生马华梅、杜敏联在文中提出:

“GnRHa(抑制针)治疗真性性早熟过程中虽(能)使生长减速,但由于同时对骨龄进展的显著抑制,所以能显著改善成年身高。然而,也有研究发现,部分病例治疗过程中由于生长速度过慢,甚至达生长激素缺乏症的水平。……因此,促生长素轴功能改变如何、与雌激素的作用关系怎样,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抑制针的更多副作用、对身体其他机能的深层次影响,目前都尚且没有更多结论。

严格来说,生长激素只能被应用于治疗生长激素缺乏症、特发性矮身材等适应症。2021年8月,新华社发表文章称,生长激素已出现滥用现象,部分孩子长时间注射后没有效果,家长应谨慎给孩子注射所谓“增高针”。

目前,国内外对女孩采用抑制针的相关治疗报道与研究较多,相较之下对于男孩的治疗甚少,这可能与男孩发病率低或第二性征较隐匿、家长不易察觉有关。

而一篇发表于《中国临床新医学 》期刊2010年3月的论文则指出,“(用GnRHa)治疗虽然生长速度减缓,平均身高及预测身高仍增长,骨龄增长慢于实际年龄增长,但并不是治疗时间越长越好。正常男孩骨龄在13岁后骨生长板的增殖能力已大部分耗竭,剩余的生长潜能已有限。”

相较于女孩,男孩的家长,通常“只会担心不够高,不会担心过高了”。

13岁的洋洋今年身高161厘米,去医院测算出骨龄14.5岁,医生告诉洋洋妈,“最多再长4-5厘米”,就算打(抑制)针,也只能再多2-3厘米。最终,洋洋妈决定给孩子注射一种名为“赛增水剂”的生长激素。

洋洋的“突增期”是在2020年初来到的,先是变声,然后体重猛增,长出了胡子。洋洋妈估计,在家期间吃得太丰盛、爱看“少女漫画”,可能都与雄激素的突增有关。

当洋洋妈告诉儿子要打针时,洋洋先是百般拒绝,这孩子从小就害怕针头,“我怕死”,洋洋妈哭笑不得,她耐心向洋洋阐述“身高不够的劣势”,比如不能打篮球、找不到对象、工作上被嫌弃……最后,她索性跟儿子直说:“你要是觉得不到170可以接受,那你就不打吧。”

不过,也有不少家长对注射促身高针剂的副作用持观望态度。今年11岁的亮亮只有130厘米,在同龄人中算偏矮的。但亮亮妈听说“生长激素可能致癌”,她身边有给孩子注射过的家长,“医生不会直接说致癌,但会在打之前问父母是否有癌症史。”

这让亮亮妈望而却步,她想,不如把这些时间花在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和性格发展方面,她自己的偶像权志龙也不高,“但不妨碍这么多妹子喜欢他”。

另外,“男孩子小时候就是会比女孩子长得慢点。”亮亮妈根据经验与对他人的观察,“同一个家庭里,妹妹可能比哥哥还要高”的情况,亮亮妈妈见了不少,“何况,我们家孩子爱运动,也爱吃,没理由不长的。”她有信心。

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给孩子打抑制针的母亲们,往往都会听到药物治疗以外的另一份叮嘱:加强运动,超重的必须减肥。

“家长得为自己的不负责任买单,孩子太胖了,如果不合理控制饮食,加强体育锻炼,即便打针有效,效果也大打折扣。”听到医生的要求后,英子立刻就给女儿制定了每日运动计划,一周三天游泳,四天跳绳。

打针之外,控制饮食和加强运动都对孩子的生长发育起着重的作用

没有运动习惯的孩子很难坚持,而且女儿丫丫从小食欲旺盛,“从来没有被大人追着喂过饭”,不能吃饱饭,还要被逼着运动,女儿常常闹脾气,坐在地上哭。

英子于心不忍,但为了女儿的将来,她告诉自己必须“忍一忍”。这是一场属于母女的共同征途。

田瑾发现,从今年开始,武汉很多大医院都不再提供抑制针了。也许因为疫情,也许为了防止滥用,她从医生那里听来的解释则是:“这个针暂时没货。”

她只好带着女儿转去盈利机构,和医院注射一样的药,价钱差不多,田瑾也在机构里遇到不少从医院转来的家庭,其中不乏抑制针和生长激素结合起打的,“拿着保温箱一箱一箱买”。

她感到担忧,毕竟是商业机构,“会不会优先供那些大客户,比如结合生长激素、口服液和其他保健品的家长?万一哪天药没了,像我们这种治病的,是不是会最先被舍弃?”

我问这位母亲:“如何确保你选择的注射机构绝对安全呢?”

她叹了口气:“打都打了,不能想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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