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善”——儒教最大的谬误、陷阱和扭曲，来自基督教的反思！

　　对儒家文化的基督教批判

　　编者按：这是从西方神学角度的基督教立场批判儒家文化的资料典型，仅供参考，原载[信仰网刊 | 第九期 | 2003年11月]
　　要系统而全面地对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是比较困难的事：原因之一是任何一个基督徒对《圣经》的领会总是有限的，若是对批判的标准把握不准可能会误判使基督蒙羞，其二因为人类文化有其鲜明的地域性和时代性，在一定时代和民族中被视为正确的信仰和观念，随着时代的变迁可能会使以前的优点现在反而成为他最致命的弱点，加之儒家文化本身磅礴杂乱，流派众多、前后矛盾、主次流转、永远有理、良莠不分，全面评判既不必要也不可能。所以，这里的反思只能是在儒家文化的几个个别基本观点上，以基督信仰为指导作概括性的审视。如间或有误，纯系作者学识有限，而与基督无关。
　　人是什么?人性是什么？这个古老的斯芬克斯之谜，一直困扰着历代的思想家。在古希腊的德尔菲神庙的入口处就写着“认识你自己”。认识自我已经被哲学家们看作是认识自然与社会的基础。因为哲学家们相信，人的规律和万物的存在与发展规律是相通的。人只有认识了自己，才能正确地认识他人、社会和自然。人们可以通过对外在事物的观察与分析认识这些事物，但不可能深入到人的内部去认识人。对人性的认识，是一切文化的根基，但人的问题又是所有难题中最难的，因此，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为解开这个谜而苦苦探索，但至今也没有定论，可见人类认识自己的本性是多么的困难。
　　基督教最杰出的神学家约翰-加尔文，在他的神学巨著《基督教教义》第一卷第一章以“认识上帝与认识我们自己之间的关系”为标题，对人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个原则也是我们反思儒家文化的基点。他指出：

　　真实的智慧主要地是由两部分所组成，即对上帝的认识，与对我们自己的认识。不过因为这两种认识相互的密切关系，所以二者孰先孰后，很难确定。第一因为，人一观察自己，就必要立时思念上帝，就是人“生活动作”（徒17：28）在他里面的上帝；我们所具有的才智绝非自己所本有的，甚至我们的存在也无非是单靠上帝。这些从天上一滴滴不停地降与我们的恩赐，仿佛成了许多河流，引我们到水源去。第二、我们的贫乏更显出上帝的无限丰富。尤其是我们因始祖背叛而陷入的可悲的败坏，使我们不得不仰视上苍，不仅如饥馑之需要饮食，而且因恐惧而学习谦卑。因为人既受诸般愁苦所制，被剥夺了神圣的衣饰，畸形残废暴露无余，每人因深感自己的不幸，而多少得着一些对上帝的认识。我们因感到自己的无知、空虚、贫乏、软弱，邪恶与败坏，于是叫我们察觉而且承认，只有在主里才找得着真实的智慧，坚强的力量，完全的仁慈，与无疵的公义，这样，我们因为自己的不完全，而想念及上帝的完全。直到我们对自己开始不满，我们才能真心仰望上帝。因为有谁不愿意依靠自己呢？当人还不明了自己的真处境，而以自己的禀赋为满足，忘记了或茫然不知自己的不幸之时，有谁不自满自得呢？所以，自我认识不仅激励人寻求上帝，也帮助人发现上帝。
　　另一方面，人若不先想念神的性格，继而观察自己，即得不着真正的自我认识，这是很明显的。我们因与生俱来的骄傲，总以为自己是公正、无辜、圣洁和聪明的；除非我们因证据确凿而深知自己的不义、邪恶、愚蠢和卑污的话，我们若只注意自己而不也注意主，就不能有这种判断，因为惟有上帝是这种判断的准绳。我们既然生性惯于假冒为善，所以虚有义的外表而无其实，便足以使我们满足。当我们所想的只限于人的败坏，而那在我们内外四围的既然都是污秽不堪的，所以我们只要看到稍许洁净一点的东西，便以为是极其纯洁。正如人看惯了黑色，便以略带白色或甚而棕色之物为极白的。诚然，我们的感官很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我们对精神能力估计的极大错误。我们在午间看地面和四周的物体，觉得一目了然，目光敏锐，但当举目注视太阳之时，即觉双目昏花，于是只好承认，我们的目光虽能洞察地上的东西，而对着太阳看，就只有模糊不清了。论到我们精神上的禀赋，也是如此。因为我们的眼光若只限于尘世，以自己的公义，智慧和力量为满足，我们必然得意洋洋，自视为半个神明。可是如果我们一旦把思想提高，想到上帝，他的特性，与他那理当作为我们标准的公义，智慧和能力的无上完全，那么，以前冒称公义而使我们心醉的，将要被看为是最大的不义；以前假智慧之名蒙蔽我们的，将要被看轻为极端愚妄；以前看来似乎有力量的，将要被证明是最可怜的无能。我们所看为最完全的，与神的纯洁却有天渊之别。
　　因此，圣经描写圣徒每逢发现上帝临在，都是如何地恐惧战兢。我们知道那些在上帝显现之前站立得稳的人，面对着上帝的荣光便非常惊骇，甚至因恐惧而发晕，几乎气绝，我们只有说，人未经与神的尊严比较，绝不能充分认识自己的卑贱，在士师记和先知书中常有这种惊恐的例子，所以在主的百姓当中有这样的一句流行话：“我们必要死，因为看见了上帝”（士13：22）。所以约伯记的主旨从描写神的纯洁、权能和智慧中，使人因自觉污秽、无能、愚蠢而谦虚。这是有理由的，因为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越接近主的荣光，越承认自己是“灰尘”（创18：27）；主的显现既如此可畏，以致以利亚不蒙着脸，即不能面对着主（参王上19：13）。若是天使尚且因恐惧而蒙着自己的脸，何况污秽败坏的人呢？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月亮要蒙羞，太阳要惭愧，因为万军之主必作王”（赛6：2；24：23）；这即是说，当他更充分地表现自己的荣光之时，其他一切最光亮的东西，都将为之失色。认识上帝与认识自己虽如此密切地互相关连，但教导的正当次序必须先论对上帝的认识，然后论对自己的认识。
　　对于人性的认识，我国古代哲人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假设。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荀子则为“人性本恶”，西方的管理心理学家从管理角度提出的假设更多，如“X理论”、“Y理论”、“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等等，它们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都对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发展都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其片面性也是不可否认的，因为他们没有真正从人的本性出发去研究人的存在。
　　“人之初，性本善”作为童蒙教材的《三字经》开首的这句话，是对儒家文化人性观最简单、最通俗、却也是最深刻的概括，这六个字所包含的意义是构成中国一切文化现象、政治现象和哲学宗教现象决定性的基础。虽然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表现迥异，但这个基本点却一直维持不变，这也正是佛教和马列主义能够与中国文化融合的关键之所在。
　　性善论者认为，人出生时本性是好的，只是由于在成长过程中受后天教育环境的影响而变坏的，“性相近，习相远”。既然人性本善，那么只要教育得法，“人人皆可为舜尧”甚至“六亿神州尽舜尧”；由此也必然推出“为仁由己”的浮浅的乐观主义！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许是儒家文化的优越之处，因为人性本善当然“有教无类”，孔子和孟子毕其一生以教师身份存活于世，以恢复周礼作为理想目标，其志可嘉，其行可叹！既然学习是达到圣人境地的途径，所以很自然就产生“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教育心态，好处在于鼓励人们求学上进；不利在于最有才智的一批人，甘心情愿不加选择地接受一种奴化和愚民教育，为了功名利禄、升官发财，轻而易举地被人奴役，成为世界上一群最有“知识”的无知者。
　　性善论者告诉我们，学而优则士，所以长者、上者、受过教育的人因离圣人的距离更近，必然应得尊重。而在现实社会中，只有有钱的王公贵族才有机会读书学习，普通百姓则大都与教育无缘。而当官的又都是读书人出身，所以导致人们对王者尊重服从的必然性，由此产生一种中国特色的等级观念和制度。隋唐开始以后的科举制度，给了读书人合法的升官晋阶之路，士大夫就成为中国社会的精神统治阶层而具有特殊意义，以至于它们成为中国社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阶层，也成为现存制度最死心塌地的卫道士。随着大统一封建社会的建立，由性善论所推导出来的“三纲五常”等成为一种本末倒置的东西，加上统治者的着意推广而完全主导了整个中国社会，流弊甚深甚广。这是性善论者当初可能绝难想象的政治后果。
　　如果人们真是从内心这样去想和做，长幼有序、上下有序、善者有德，长者王者尊者是社会道德的楷模和典范，就像孔子所想往的那样：“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那该是一个多么美好和睦的社会！在中国历史上，也可能出现过这样盛世之治的社会，如贞观之治、文景之治等，但这在中国历史的长河却是个别的现象，相反战乱和流离、互相残杀、压迫却是历史主流，其中苦难与罪恶謦竹难书。“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成者王侯败者贼”等等，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的人更多，尤其是士大夫阶层、官绅阶层更为普遍。人性善的观点在理论与现实真实情况的距离很令人困惑，美好的文化真理与残酷的历史反差常令很多中外学者莫明其妙。其实，在我们传统文化中也有“人性恶”的理论和实践，尤其以荀子“性恶论”为代表。他认为“善者，伪也”，人性本恶并由此发展出一套系统的“权、术、势”统治理论而影响至今，使中国文化具有外儒内法的双重性，不是生活在中国社会中间的人，很难轻易就看透中国社会的本质。
　　仔细考察孔子的遭遇，会让人明白他的人性善理论与他的实践生活是完全不符的，周游列国不被人（君主）重视，在社会中处于沦丧者的地位上，所以向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那样的圣明之君，崇尚古代。汤清博士就深刻地指出，人性善论与孔子的生平和观察不符合，并与他所主张的教化相反；因为人性若善，就可以照着老子的理论顺着自然无为而做，而不必以礼教来勉励人作君子，不作小人；如果他说人性恶，他所重注的礼教便是徒劳无功的，至多也不过如荀子所说其善者伪也，除非他诉诸人道以外的力量，来改造人性，才能使人真有希望，才能使礼教真有用处。人皆可以成舜尧，毋宁说是孔子的一种理想更准确。
　　所以，我们不会惊奇，主宰中国历史文化核心的是法家的“权术理论”，所以，历史的真实是人性恶的历史，而儒家文化理论更多的理想色彩，便构成中国文化的理想。尤其当现实更加丑恶残酷时，当人们愈是追求良善而不得时，在文化上对理想的要求会更多、更迫切，如老子所言“大道废有仁义”。“大同世界”“世外桃源”等思想，便使得我们的文化看起来是多么的伟大美好，甚至我们自己也为这种美好所欺骗——自欺欺人，谎话说多了便以为真是如此，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常出现的令人困惑的现象：美好的文化、残酷的现实。作为统治阶级，他们给百姓提倡推广的是“仁义礼智信”，而自己持守的却是以“权、术、势”为中心的驭民之道。正是这样的历史的文化的传统，培养出中国人一种双重人格的民族性格，说的和做的往往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而且久而久之，人们也习以为常了，虚伪便成为文化和性格的不可分割的成分。
　　如果说传统文化缺乏对人性人权的起码尊重，应该不为过：“存天理、灭人欲”“君叫臣亡，臣不得不亡”“父叫子死，子不得不死”，女人从一而终，不能再嫁的守节，还有缠足等。这与《圣经》中“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提摩太前书5：14）“因为她们的情欲发动”尊重人性的的观点相去何远！危险更大的在于人性善理论在与“科学”假名下的进化论奇妙地结合，会给对人权的蔑视、对弱者者的践踏、对强权和专制的政治找到“科学”的根据。原因很简单，人性善与进化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中，人的价值尊严是以他的社会地位、拥有财富（贡献）所决定的，而没有基于人性之普遍性而具有的人权等概念。没有给人性之正常需要以应有的重视、尊重，合适的满足方式，是两者共同的缺陷。
　　甚至恩格斯都明白清楚地指出，正是人性之恶、人自私的天性对财富贪婪的追求，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提高生产力的动力。正是对人性恶的否认，简单的排斥，使中国人不能正确地认识到一切灾难的原因其实就是中国人自己。不能找出“病症”，根绝就是空话。批判文化学者如李敖等人，包括鲁迅在内，虽然他们也要看到了中国文化表面上的问题，但却没有找出根本症结所在，也就只能停留在以儒家理论批判儒家理论的圈子内，拿不出合适的改变办法。这是无神论的文化永远难以走出的一个怪圈，原因在于他们也没有掌握新的真理标准，也不愿意谦卑地低下头来，向西方的强者文化学习。
　　远志明在《天道中华》一文中指出：“儒家文化企图以人的内心的良知代替神，将希望寄托于人本意识的自觉自省，不能不表现出历史性的软弱无能，只能成为人治——专制历史的粉饰。”可谓一针见血。由人性善而发展出来的社会道德原则“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由于是在“人皆有恻隐之心”条件下推论而出的，所以它有人们更难以轻易意识的危险性，对罪恶极为宽容甚至到了漠视的地步。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反面意思就是“已所之欲，可施于人”。康德的良心道德命令与此在本质上一致的，由于这个信条的前提人性本善，推己及人，所以，社会是应处在宽容和善之中，但中国的历史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因为事实是人性本恶，在改变的条件下，推广及人的道德就有严重的缺陷了。中国向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谦虚，实际谨慎地表现出对人性之恶的戒备。
　　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点推论，如果我自己愿意贪污受贿，凡事都必须以我为中心（以人为本），谋不义之财，那么也可以认为别人同样有贪污、谋不义之财的动机，他或者我没有这样做，那只是没有机会而已。理解万岁，是这种无原则宽容主义的现代表现。所以在现实中，我们中国人总是大度地原谅他人的过犯和罪恶，那里面有个潜台词：他有设身处地的理由，我要是他我可能也会那样做，人有时是为环境所迫不得已的。这种湖涂主义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了原谅了日本人的侵略屠杀而放弃索赔。这种原谅中隐含着这样的理解：如果我们是日本人，可能也会那样做。所以在本质上，他人的罪恶是一种表现出来的罪恶，而我的罪恶是一种没有暴露出来的罪恶，彼此半斤八两。将产生罪恶的原因归之外在的环境和条件，这就是性善论必然的结果，这样的理解实际上否定了罪的绝对性，把罪恶相对化达到了减轻良心负担的作用。但这种罪因外在化的思想，导致了人也是社会的受害者这种结论。由此产生的悖论问题是：若人出生都是性本善，恶从何来？社会又是谁呢？难道不是由众多的我这样的人组成的吗？其实罪因外在化的观点不自觉地承认了人性全然败坏的现实，承认了人性本恶，只不过有意为人们所忽视而已。但这种模糊罪性罪行观点放纵了罪恶，导致了社会道德的全面败坏；无意中做了罪恶的帮凶。深层原因，是无神论文化的以人为本（以我为本）的必然。
　　当中国文化否定上帝的时候，从哲学角度讲，实际上否定了绝对真理，也就否定了罪的绝对性，使一切包括罪在内都变成相对的变化的东西，此一是非彼一是非也，取消普遍性的标准。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常见到这种抱怨“我贪污一万元被处理，他贪了十万都没有事，为什么？这不公平。”这是国人常有的不平，不是对自己犯罪进行悔改，而是对自己运气差倒霉而自叹。这便是将罪相对化的结果，若罪是相对的，那么只有重罪才应受惩罚。轻罪非罪、小罪非罪论的意识，导致国人罪恶意识差，自义性极强的现象。因此，中国人很难理解以色列人对纳粹分子群追猛打、赶尽杀绝的处理方式。
　　由于人性善的观点必然导致把个人犯罪的原因归结于社会现象的归因理论，这便奇妙地成了儒家文化、马克思主义和解放神学一致的出发点，从而导致产生要改造社会制度、进行暴力革命才能完成对人的解放的“社会主义神学”。暴力神学的先生们认识到这一方面，只能说片面的深刻的认识。难道社会不是由人组成的吗？制度不是由人建立和操控吗？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应深化他的思考：（1），人是否有犯罪的天性呢？（2），社会有导致犯罪的天然本质吗？很可惜很多历史唯物主义者只停留在社会福音观点上，也许是其理论天然局限性使他不能再继续下去，否则不能自圆其说。
　　性善论的最大恶果在于他导致了人治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占决定性位置。从性善论的观点看人治的社会是正常的，难道圣人君主还需要别人的教导和监督吗？他们几乎都是他们当时社会最博学，甚至最聪明优秀的人，甚至个人品质也是一流不容怀疑！所以，中国历代中央政府的政治传统就是没有有效独立的对权力的监督和调控机制，民主思想自然更不需要。草民百姓大字不识几个，书没有读几本，子曰诗云一概不会，由于没有文化而刁蛮粗野，怎能有资格和能力参与政治管理！上至政府，下到州府甚至村子街道都是一人说了算的家长制集权组织形式。孔圣人也曾说过：“唯小人与女人难养”“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劳心者治人，劳力力者治于人”。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论只不过是口惠而实不至的空头口号。高高在上的皇帝，凭着自己的良心和感觉在统治几千万百姓。可惜的是人的良心也被罪所污染，皇帝与草民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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