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美文摘抄大全（精选7篇）

　　朱自清是*现代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朱自清散文的主题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其一，言志表意；其二，览胜记游；其三，书怀抒情；其四，感悟觉世；其五，指摘时弊。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朱自清美文摘抄大全，欢迎大家阅读。

　　说起冬天，忽然想到豆腐。是一"小洋锅"（铝锅）白煮豆腐，热腾腾的。水滚着，像好些鱼眼睛，一小块一小块豆腐养在里面，嫩而滑，仿佛反穿的白狐大衣。锅在"洋炉子"（煤油不打气炉）上，和炉子都熏得乌黑乌黑，越显出豆腐的白。这是晚上，屋子老了，虽点着"洋灯",也还是阴暗。围着桌子坐的是父亲跟我们哥儿三个。"洋炉子"太高了，父亲得常常站起来，微微地仰着脸，觑着眼睛，从氤氲的热气里伸进筷子，夹起豆腐，一一地放在我们的酱油碟里。我们有时也自己动手，但炉子实在太高了，总还是坐享其成的多。这并不是吃饭，只是玩儿。父亲说晚上冷，吃了大家暖和些。

　　我们都喜欢这种白水豆腐；一上桌就眼巴巴望着那锅，等着那热气，等着热气里从父亲筷子上掉下来的豆腐。又是冬天，记得是阴历十一月十六晚上，跟S君P君在西湖里坐小划子。S君刚到杭州教书，事先来信说："我们要游西湖，不管它是冬天。"那晚月色真好，现在想起来还像照在身上。本来前一晚是"月当头";也许十一月的月亮真有些特别吧。那时九点多了，湖上似乎只有我们一只划子。有点风，月光照着软软的水波；当间那一溜儿反光，像新砑的银子。湖上的山只剩了淡淡的影子。山下偶尔有一两星灯火。S君口占两句诗道："数星灯火认渔村，淡墨轻描远黛痕。"

　　我们都不大说话，只有均匀的桨声。我渐渐地快睡着了。P君"喂"了一下，才抬起眼皮，看见他在微笑。船夫问要不要上净寺去；是阿弥陀佛生日，那边蛮热闹的。到了寺里，殿上灯烛辉煌，满是佛婆念佛的声音，好像醒了一场梦。这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S君还常常通着信，P君听说转变了好几次，前年是在一个特税局里收特税了，以后便没有消息。在台州过了一个冬天，一家四口子。台州是个山城，可以说在一个大谷里。只有一条二里长的大街。别的路上白天简直不大见人；晚上一片漆黑。偶尔人家窗户里透出一点灯光，还有走路的拿着的火把；但那是少极了。我们住在山脚下。有的是山上松林里的风声，跟天上一只两只的鸟影。夏末到那里，春初便走，却好像老在过着冬天似的；可是即便真冬天也并不冷。我们住在楼上，书房临着大路；路上有人说话，可以清清楚楚地听见。但因为走路的人太少了，间或有点说话的声音，听起来还只当远风送来的，想不到就在窗外。我们是外路人，除上学校去之外，常只在家里坐着。妻也惯了那寂寞，只和我们爷儿们守着。外边虽老是冬天，家里却老是春天。

　　有一回我上街去，回来的时候，楼下厨房的大方窗开着，并排地挨着她们母子三个；三张脸都带着天真微笑地向着我。似乎台州空空的，只有我们四人；天地空空的，也只有我们四人。那时是民国十年，妻刚从家里出来，满自在。现在她死了快四年了，我却还老记着她那微笑的影子。无论怎么冷，大风大雪，想到这些，我心上总是温暖的。

　　扬州从隋炀帝以来，是诗人文士所称道的地方；称道的多了，称道得久了，一般人便也随声附和起来。直到现在，你若向人提起扬州这个名字，他会点头或摇头说："好地方！好地方！"特别是没去过扬州而念过些唐诗的人，在他心里，扬州真像蜃楼海市一般美丽；他若念过《扬州画舫录》一类书，那更了不得了。但在一个久住扬州像我的人，他却没有那么多美丽的幻想，他的憎恶也许掩住了他的爱好；他也许离开了三四年并不去想它。若是想呢，——你说他想什么？女人；不错，这似乎也有名，但怕不是现在的女人吧？——他也只会想着扬州的夏日，虽然与女人仍然不无关系的。

　　北方和南方一个大不同，在我看，就是北方无水而南方有。诚然，北方今年大雨，永定河，大清河甚至决了堤防，但这并不能算是有水；北*的三海和颐和园虽然有点儿水，但太*衍了，一览而尽，船又那么笨头笨脑的。有水的仍然是南方。扬州的夏日，好处大半便在水上——有人称为"瘦西湖",这个名字真是太"瘦"了，假西湖之名以行，"雅得这样俗",老实说，我是不喜欢的。

　　下船的地方便是护城河，曼衍开去，曲曲折折，直到*山堂，——这是你们熟悉的名字——有七八里河道，还有许多杈杈桠桠的支流。这条河其实也没有顶大的好处，只是曲折而有些幽静，和别处不同。沿河最著名的风景是小金山，法海寺，五亭桥；最远的便是*山堂了。金山你们是知道的，小金山却在水中央。在那里望水最好，看月自然也不错——可是我还不曾有过那样福气。"下河"的人十之九是到这儿的，人不免太多些。法海寺有一个塔，和北海的一样，据说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盐商们连夜督促匠人造成的。法海寺著名的自然是这个塔；但还有一桩，你们猜不着，是红烧猪头。夏天吃红烧猪头，在理论上也许不甚相宜；可是在实际上，挥汗吃着，倒也不坏的。五亭桥如名字所示，是五个亭子的桥。桥是拱形，中一亭最高，两边四亭，参差相称；最宜远看，或看影子，也好。桥洞颇多，乘小船穿来穿去，另有风味。

　　*山堂在蜀冈上。登堂可见江南诸山淡淡的轮廓；"山色有无中"一句话，我看是恰到好处，并不算错。这里游人较少，闲坐在堂上，可以永日。沿路光景，也以闲寂胜。从天宁门或北门下船。蜿蜒的城墙，在水里倒映着苍黝的影子，小船悠然地撑过去，岸上的喧扰像没有似的。船有三种：大船专供宴游之用，可以挟妓或打牌。小时候常跟了父亲去，在船里听着谋得利洋行的唱片。现在这样乘船的大概少了吧？其次是"小划子",真像一瓣西瓜，由一个男人或女人用竹篙撑着。乘的人多了，便可雇两只，前后用小凳子跨着：这也可算得"方舟"了。后来又有一种"洋划",比大船小，比"小划子"大，上支布篷，可以遮日遮雨。"洋划"渐渐地多，大船渐渐地少，然而"小划子"总是有人要的。这不独因为价钱最贱，也因为它的伶俐。一个人坐在船中，让一个人站在船尾上用竹篙一下一下地撑着，简直是一首唐诗，或一幅山水画。而有些好事的少年，愿意自己撑船，也非"小划子"不行。

　　"小划子"虽然便宜，却也有些分别。譬如说，你们也可想到的，女人撑船总要贵些；姑娘撑的自然更要贵啰。这些撑船的女子，便是有人说过的"瘦西湖上的船娘".船娘们的故事大概不少，但我不很知道。据说以乱头粗服，风趣天然为胜；中年而有风趣，也仍然算好。可是起初原是逢场作戏，或尚不伤廉惠；以后居然有了价格，便觉意味索然了。北门外一带，叫做下街，"茶馆"最多，往往一面临河。船行过时，茶客与乘客可以随便招呼说话。船上人若高兴时，也可以向茶馆中要一壶茶，或一两种"小笼点心",在河中喝着，吃着，谈着。回来时再将茶壶和所谓小笼，连价款一并交给茶馆中人。撑船的都与茶馆相熟，他们不怕你白吃。扬州的小笼点心实在不错：我离开扬州，也走过七八处大大小小的地方，还没有吃过那样好的点心；这其实是值得惦记的。茶馆的地方大致总好，名字也颇有好的。如香影廊，绿杨村，红叶山庄，都是到现在还记得的。

　　绿杨村的幌子，挂在绿杨树上，随风飘展，使人想起"绿杨城郭是扬州"的名句。里面还有小池，丛竹，茅亭，景物最幽。这一带的茶馆布置都历落有致，迥非上海，北*方方正正的茶楼可比。"下河"总是下午。傍晚回来，在暮霭朦胧中上了岸，将大褂折好搭在腕上，一手微微摇着扇子；这样进了北门或天宁门走回家中。这时候可以念"又得浮生半日闲"那一句诗了。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父亲的差使也交卸，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亏空；又借钱办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丧事，一半为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甚么要紧的。他踌躇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江，进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直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车外看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我赶紧拭干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朱红的橘子望回走。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

　　*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许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安，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月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

　　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

　　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一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远远**，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例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丰姿，便在烟雾里也辨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渴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她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采莲人不用说很多，还有看采莲的人。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梁元帝《采莲赋》里说得好:

　　于是妖童媛女，荡舟心许;鹢首徐回，兼传羽杯;欋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尔其纤腰束素，迁延顾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

　　可见当时嬉游的光景了。

　　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

　　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 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

　　在北*呆过的人总该懂得“人话”这个词儿。小商人和洋车夫等等彼此动了气，往往破口问这么句话：

　　你懂人话不懂？——要不就说：

　　这是一句很重的话，意思并不是问对面的人懂不懂人话，会不会说人话，意思是骂他不懂人话，不会说人话。不懂人话，不会说人话，干脆就是畜、生！这叫拐着弯儿骂人，又叫骂人不带脏字儿。不带脏字儿是不带脏字儿，可到底是“骂街”，所以高尚人士不用这个词儿。他们生气的时候也会说“不通人性”，“不像人”，“不是人”，还有“不像话”，“不成话”等等，可就是不肯用“人话”这个词儿。“不像话”，“不成话”，是没道理的意思；“不通人性”，“不像人”，“不是人”还不就是畜、生？比起“不懂人话”，“不说人话”来，还少拐了一个弯儿呢。可是高尚人士要在人背后才说那些话，当着面大概他们是不说的。这就听着火气小，口气轻似的，听惯了这就觉得“不通人性”，“不像人”，“不是人”那几句来得斯文点儿，不像“人话”那么野。其实，按字面儿说，“人话”倒是个含蓄的词儿。

　　北*人讲究规矩，他们说规矩，就是客气。我们走进一家大点儿的铺子，总有个伙计出来招待，哈哈腰说，“您来啦！”出来的时候，又是个伙计送客，哈哈腰说，“您走啦，不坐会儿啦？”这就是规矩。洋车夫看同伙的问好儿，总说，“您老爷子好？老太太好？”“您少爷在那儿上学？”从不说“你爸爸”，“你妈妈”，“你儿子”，可也不会说“令尊”，“令堂”，“令郎”那些个，这也是规矩。有的人觉得这些都是假仁假义，假声假气，不天真，不自然。他们说北*人有官气，说这些就是凭据。不过天真不容易表现，有时也不便表现。只有在最亲*的`人面前，天真才有流露的机会，再说天真有时就是任性，也不一定是可爱的。所以得讲规矩。规矩是调节天真的，也就是“礼”，四维之首的“礼”。礼须要调节，得有点儿做作是真的，可不能说是假。调节和做作是为了求中和，求*衡，求自然——这儿是所谓“*惯成自然”。规矩也罢，礼也罢，无非教给人做人的道理。我们现在到过许多大城市，回想北*，似乎讲究规矩并不坏，至少我们少碰了许多硬钉子。讲究规矩是客气，也是人气，北*()人爱说的那套话都是他们所谓“人话”。

　　别处人不用“人话”这个词儿，只说讲理不讲理，雅俗通用。讲理是讲理性，讲道理。所谓“理性”（这是老名词，重读“理”字，翻译的名词“理性”，重读“性”字）自然是人的理性，所谓道理也就是的道理。现在人爱说“合理”，那个“理”的意思比“讲理”的“理”宽得多。“讲理”当然“合理”，这是常识，似乎用不着检出西哲亚里士多德的大帽子，说“人是理性的动物”。可是这句话还是用得着，“讲理”是“理性的动物”的话，可不就是“人话”？不过不讲理的人还是不讲理的人，并不明白的包含着“不懂人话”，“不会说人话”所包含着的意思。讲理不一定和*，上海的“讲茶”就常教人触目惊心的。可是看字面儿，“你讲理不讲理？”的确比“你懂人话不懂？”“你会说人话不会？”和*点儿。“不讲理”比“不懂人话”，“不会说人话”多拐了个弯儿，就不至于影响人格了。所谓做人的道理大概指的恕道，就是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人话”要的也就是恕道。按说“理”这个词儿其实有点儿灰色，赶不上“人话”那个词儿鲜明，现在也许有人觉得还用得着这么个鲜明的词儿。不过向来的小商人洋车夫等等把它用得太鲜明了，鲜明得露了骨，反而糟蹋了它，这真是怪可惜的。

　　提起冬天，人们自然会想起北国茫茫雪野的世界，灰蒙蒙的天空罩着冷飕飕的寒气，透着冰冷。然而朱自清笔下的冬天，带来的却是一股暖流，一种人间温暖的热流充盈其间。

　　散文《冬天》超前地运用了当今摄影艺术手法，用变幻的镜头摇出了三幅冬日的大特写，主画面中又重现出若干连动的小画面，大中套小，大小衔接粘合，主次相间补充，形成一组冬天里独有的不同景观，别有一番韵味。

　　第一幅画面:古老的房子，昏暗的“洋灯”，乌黑的锅炉，父子四人围坐在一起就着氤氲的热气吃着白水煮豆腐。热流在老屋里滚动，驱走寒潮，给这地冻天寒的夜晚带来了如春的暖意。温馨中父子之间尽情品味难得的天伦之乐。这幅画面看似*实，物都是见惯的，无奇可言，但将乌黑的铝锅，雪白的豆腐，桔黄的灯光这些细物叠印放大，就会突发成空间上的视觉形象的拓展，暗示出昔日生活的时空，这便是一种摄影艺术的再现。亲子们眼巴巴望着“鱼眼睛”似的豆腐块，嫩嫩的、滑滑的从父亲的筷子下掉进自己的酱油碟里，好贪吃好可爱的形象。谁人不曾有过这等往事?围着炉火一家人吃着煮山药煮红薯，听凭呼啸的北风吹打着窗棂。此刻的回忆竟变得那么清晰，顿时勾起一份诗化的温柔。父子情，父子爱被这幅放大的特写无限扩展延伸，构成了读者的想象空间。如今白水煮豆腐不多见了，电火锅涮羊肉涮海鲜倒成为家家冬天的一大景观。旧时与现况在想象的世界里幻化为一体，这就是画面摇动下的魅力。

　　第三幅画面叠印出另一番情韵:静静的冬夜，“我”和友人泛舟西湖，头上一弯明月，远处一抹湖山，山下一星灯火，身边一阵桨声。我们无言相视，荡着飘着，似醒非醒，似梦非梦。与第一幅画面比，这里少了黑白反差，少了动的知觉，少了喧闹的音色，强化渲染了清幽宁静，映衬出友情的悠远流长。*和冲淡才是一种永恒。这是一幅无声的画面，却胜似有声的世界，在艺术创意上作者玩味出一种佳境。

　　第二幅画面推出一个空寂的山城峡谷--台州。画面跳出了喧嚣的尘缘，进入松风鸟影的情境。在作者笔端摇曳出一组新的视觉形象，‘白天不见人’，“夜晚点火把”的长街，好似“老在过冬天”，临街的“大方窗”时时闪现出母子三人的微笑迎着“我”归来。这组画面取像上采取了对比的技法，外空内实。外在景观是“天地空空”，一片寂寥，而内心世界既隐含着作者难以言表的孤寞又流露出对妻子的无限满足和怀念，对比中幻化出母子微笑的特写镜头定格在整幅画面上，醒目清晰，难以忘怀。

　　《冬天》运用蒙太奇的方法，将长焦、广角、短镜头揉在一起对准一幅幅不同的冬景，推出、摇*、定格、幻化，使画面中的景色与人物深浅有致，远*相间，动静结合，虚实掩映，营造出“冬天里的春天”的意境和氛围，展现了人间亲情、友情、爱情永恒这一主题，是文与画合一的佳作。

　　谁能不说话，除了哑子？有人这个时候说，那个时候不说。

　　有人这个地方说，那个地方不说。有人跟这些人说，不跟那些人说。

　　有人多说，有人少说。有人爱说，有人不爱说。

　　哑子虽然不说，却也有那伊伊呀呀的声音，指指点点的手势。

　　说话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天天说话，不见得就会说话；许多人说了一辈子话，没有说好过几句话。

　　所谓“辩士的舌锋”、“三寸不烂之舌”等赞词，正是物稀为贵的证据；文人们讲究“吐属”，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并不想做辩士，说客，文人，但是人生不外言动，除了动就只有言，所谓人情世故，一半儿是在说话里。

　　说话即使不比作文难，也决不比作文容易。有些人会说话不会作文，但也有些人会作文不会说话。

　　说话像行云流水，不能够一个字一个字推敲，因而不免有疏漏散漫的地方，不如作文的谨严。但那些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却决非一般文章所及。——文章有能到这样境界的，简直当以说话论，不再是文章了。

　　但是这是怎样一个不易到的境界!我们的文章，哲学里虽有“用笔如舌”一个标准，古今有几个人真能“用笔如舌”呢？

• 1) 蚬子干应该温水泡发3小时以上才可以使用。炒菜，拌菠菜都可以。但是不及鲜的好吃。
  2）蚬子属于贝壳类海产动物，消化系统发育不良。有人说黑色的是屎完全是扯淡，说这话的人一辈子也没吃过几次海产。
    它的屎是排在外面的。水里看起来像棉絮一样的就是了 黑色的部分其实是它的膏。或者是黄。只要不含沙子就可以吃。
  3） 煮汤不易咀嚼的原因是没有水发好。
  4）可以用葱花爆锅，鸡蛋5-6个打碎，放入泡好的蚬子肉和切碎的香葱或者大葱。
    炒几下，入一碗水然后不停的搅拌等鸡蛋凝固了变可以出锅。我们胶东沿海把这种方法叫做蚬子氽鸡蛋。算是汤菜。
  5）拌菠菜 菠菜一把洗去泥沙，用水烫软过冷水。控干水分切成小段放容器里。
  

  1) 蚬子干应该温水泡发3小时以上才可以使用。炒菜，拌菠菜都可以。但是不及鲜的好吃。
  2）蚬子属于贝壳类海产动物，消化系统发育不良。有人说黑色的是屎完全是扯淡，说这话的人一辈子也没吃过几次海产。
    它的屎是排在外面的。水里看起来像棉絮一样的就是了 黑色的部分其实是它的膏。或者是黄。只要不含沙子就可以吃。
  3） 煮汤不易咀嚼的原因是没有水发好。
  4）可以用葱花爆锅，鸡蛋5-6个打碎，放入泡好的蚬子肉和切碎的香葱或者大葱。
    炒几下，入一碗水然后不停的搅拌等鸡蛋凝固了变可以出锅。我们胶东沿海把这种方法叫做蚬子氽鸡蛋。算是汤菜。
  5）拌菠菜 菠菜一把洗去泥沙，用水烫软过冷水。控干水分切成小段放容器里。
  蚬子肉泡发好入锅煮一会捞出控水同入容器。
  蒜加盐和鸡精捣成蒜泥，加一点点醋和味极鲜，芥末油（中国芥末，非黄芥，也非日本山葵倒入容器搅拌盛盘即可。收起

2017年9月25日，对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拉琼来说，是个刻骨铭心的日子。

那天他刚刚结束在阿里地区的植物学野外考察，回到拉萨大学跟工人谈论新实验室装修的事情，完事之后，他很自然地走到科学家钟扬在西藏的宿舍。钟扬老师三天后就要进藏，参加生态学一流学科建设会，拉琼想着，得去帮老师把房间通通风，整理一下。

中组部援藏干部、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钟扬在藏大的宿舍是中坤专家楼中的一座，说起来是他个人的宿舍，其实很多人都有钥匙。楼前面的小院已经被改造成了实验田，种着拟南芥和抗寒水稻，两层小楼的每个房间里都放了很多藏式卡垫床——白天当藏式沙发坐，晚上可以当床睡。钟扬认识的人，只要是来拉萨考察、做科研工作的，不论是同事、朋友、学生，为了给他们的高原工作提供便利，钟扬都会接待他们住在这里。

拉琼就是在这时接到的电话，钟扬的博士后在电话里问拉琼：你知不知道钟老师在银川出车祸了？

“噩耗出来以后我脑子一片空白，特别震惊，全身颤抖。这个场景我永远不会忘记，因为我本身在他的宿舍里，房间里挂着全是他的衣服，那些东西还在呢，每一个角落都有他的影子，简直难以置信……那天也是很奇怪，不知什么原因，手机碰了一下，正好手机里面放一个钟老师做科普的视频，整个房间里面都回荡着他的声音……”

“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 认识钟扬的人都会引述他生前常说的这句话，这句话也已成为他53岁生命的一个注脚。

在去世前两年，钟扬已经经历了一次脑溢血，医生知道他是援藏干部，对他说，以你现在的身体条件，绝对不能再去高原了，必须马上中止援藏的工作。可已经担任过中组部第六批、第七批援藏干部的钟扬还是递交了第八批援藏干部的申请书。“我戒酒可以，但是戒不掉西藏。”他对他的学生拉琼说，“拉琼，我还要在西藏干十年，你至少要干20年。”

世界屋脊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对全世界的生物学家都充满吸引力，但是艰苦的条件和难以到达的地域特征也让这块宝地的科研长期处在一个相对滞后的状态。从2001年起，钟扬每年在西藏进行野外科学考察，开展基于基因组信息的生物多样性与分子进化研究，工作内容涉及十几个物种的遗传多样性、保护生物学、谱系地理、化学成分、民族植物学、分子进化、植物解剖学、植物生理学、植物资源学等学科领域；初步了解了西藏生物资源的分布特点，对垫状植物如点地梅和药用植物如红景天、独一味等的遗传多样性和化学多样性研究已取得重要进展。他的论文在国际权威期刊Genetica和Biochemical

“钟扬老师是用最现代的分子生物学的方法研究青藏高原上的植物，比如基因测序、做DNA各种标记，研究它的生物多样性。他带领他的博士学生，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得出一些很有创见的结论。比如青藏高原到底是一次性隆起还是二次隆起？从不同的地方采集来的种子，提取DNA之后，通过分子生态学的分析方法，就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相互的关系，现在得出的结论是青藏高原经过了四次隆起，包括雅鲁藏布江在基因交流当中所起的作用。”钟扬的第一个藏族博士扎西次仁说道。

钟扬在西藏前后耕耘探索的16年中，长时间的野外科考让他意识到，随着人类活动和环境变化，很多物种正在消失，保存种质资源已经成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的工作。西藏独有的植物资源一直未获足够重视，物种数量被严重低估，即使在全世界最大的种子资源库中，也缺少西藏地区植物的影子。为国家打造生态屏障，建立起青藏高原特有植物的“基因库”，这不仅是应对当下科研工作的需要，也是这一代生物学家留给未来的一份礼物。在16年里，他带着学生走遍藏北高原和藏南谷地，多次深入阿里无人区和雅鲁藏布江流域，收集了一千余个物种，四千多个标本，四千多万颗种子，占到西藏物种总数的五分之一。

“老师常说，先锋者为成功者奠定了基础，但他们在生命的高度上是一样的。钟老师做的这些工作，一般来说，高校的一个教师，采集种子、采集标本，是一个老掉牙的事情，很不高大上，大家都想做高大上的科研，做基因组学，做全基因组测序，多在国际核心学术期刊发论文，采种子既不可能产生高影响因子的论文，做标本也无法作为学术成果去报，有时候连学生都有怨言，采集种子很累，费时间、费体力，非常辛苦，靠采集种子也出不了文章毕不了业。但是钟老师在尖端的科研工作之余，还一直亲力亲为，坚持这些踏踏实实的最基础性的工作，因为这些工作跟国家的需要有关。”拉琼说，他和德吉至今还记得钟扬多次带他们野外采集的音容。在高原多年，17种高原反应，钟扬一个不落地全部出现过，但是他从来不说，永远是“我没事”，然后把氧气袋让给比他更年轻的学生。

“我第一次跟着钟老师去珠峰采样，海拔5300米的雪山上，我们团队所有人，七天吃着干饼、火腿肠、榨菜度过，七天里面没有吃过一顿热饭，这些在老师眼里都是正常。”德吉说，为了包里能多装一些装备和种子，钟老师总是把尽量把食物简化，一路上，他喘气非常严重，很疲惫，学生劝他多休息，他说，“你们爬得动，我就爬得动。”德吉是在钟扬的感召下决心报考博士的，见到钟老师的时候，她初为人母，在藏区女孩子里面已经算是高学历了。钟扬问她想不想继续考博士，她当场就愣住了，在此之前，她从未动过这个念头。

在钟扬眼里，藏族学生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人所达不到的。因为藏族学生，无论在哪里学习、深造，大多数都将回到西藏。他们必将成为科学研究中靠得住、留得下、用得上的生力军。因此，他每年都要问理学院推荐免试研究生的学生当中，有没有藏族学生，鼓励这些学生来读他的研究生。

钟老师几句点拨就激发起德吉继续学术深造的渴望，虽然嘴上说还要跟家人商量，但是德吉是非常有韧劲的藏族姑娘，自己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家里其实不同意，因为当时孩子还太小，需要照顾。只是我比较固执，硬着头皮也要去读。”现在她已经从复旦大学博士毕业，成为了西藏大学理学院的副教授，肚子里怀上了老二，还在为藏大的实验室建设忙碌着，家里人禁止她使用电脑，她偷偷反锁上房门拿出藏着的电脑工作。因为钟老师对采样工作的重视，她在科研之余也常常自己去采样，拉萨、林芝、昌都、山南、日喀则……2014年一年里，珠穆朗玛峰她就去了四次。

最初来到西藏，作为科学家的钟扬只是单纯地对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样性产生了兴趣，“但是在科研的过程中，他发现，一个人做不下来，西藏这个地方人才太缺少，这么丰富的研究资源，没有人去研究。”钟扬的生前好友、西藏大学研究生处原处长欧珠罗布说。“他想做的事情跟西藏大学需要做的事情，契合度很高，可以说，西藏大学的硕士学位点也好，博士学位点也好，长江学者也好，还是教育部创新团队，、西藏自治区的重点学科，包括我们一流学科、国家的科研项目，都是在钟老师的领导和带领下取得的。他既是收集种子的人，也是撒播种子的人。”

西藏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徐宝慧最早认识钟扬是在2009年，在被聘为西藏大学长江学者的聘任仪式上，钟扬在四百多人的会议室里面，当着全场师生，说了一句拍胸脯的话。“我印象非常深，他说，‘西藏大学的博士生学位点，如果拿不下来，我绝不离开西藏大学。’”

很少人会这样表态，当时在场的老师和学校领导都很激动。事实证明，钟扬是个言出必行的人，他想了很多办法，切实地提高了西藏大学的科研能力和多学科之间的联动，在西藏大学硕士学位点和博士学位点报批下来之后，为了优化招生，他还鼓励自己在复旦大学的生源到藏大报考他的研究生。“他多次邀请理学院的教师，去复旦大学考察学习，都是他出的经费。他甚至自费出资，鼓励藏大理学院的老师申报科研项目，因为我们理学院有一些老师科研意识不强，他就鼓励老师们写项目申报书，不但亲自传授申报经验，凡是写了申报书的，交给他审，他还会帮助修改，提交之后，他给每个老师补助两千块钱。他这个举措，使得我们理学院科研项目申报工作，一下子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科研项目的经费，也得到翻倍的增长。”

援藏16年，钟扬培养了六名博士、八名硕士，并帮助藏大建立了植物学研究“地方队”，在进化生物学领域形成了与日本、欧美三足鼎立的格局，西藏大学也拿到了第一个生物学自然科学基金。“过去，我们大家都觉得国家项目对我们来说就是神话 ，和我们不可能有任何关系。但是钟扬老师来了这些年，带领我们一步步走近神话 ，还把神话变成了现实。”拉琼说。

在学生和同事们眼中，钟老师待人慷慨，但是自奉甚为简薄。对钟扬来说，此生拥有自己热爱的事物是一件幸福和值得投入的事情，相形之下，吃穿用住，皆为琐事。“大多数人都用上智能手机了，他仍旧用着一款诺基亚的直板的老式机。我们都说你换一下吧，那个直板机没有微信。他都说，只要能够通话就行，可以了，够用了。”西藏大学给他分配了专家宿舍，他一直不肯搬，嫌搬家太耽误时间，总是推辞说，“现在的过渡房已经够住了，比我上海的房子大多了。”最后还是趁钟老师不在拉萨的时候，几个学生帮他把东西搬进了专家宿舍。他的学生拉琼曾经去过他在上海的家，“真的是令我特别心寒，他的那个房子，包括房间里面的设施，就还停留在1970年代的水平，一个复旦大学教授，又是在上海那么发达的一个地方，不是说钟老师没钱，但他的钱都没有花在自己身上。”拉琼说，平时他们常常看见钟扬为了学生和科研上的事情自掏腰包，这么多年，“贴了几十万是最起码的。”

“钟老师对于职务待遇这些，没有任何要求。对于饮食、穿戴、生活用品，也没有什么追求。我觉得他只有一个愿望：做事——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徐宝慧说，只有一次，钟扬很得意地指着自己身上的新衣服问他好不好，那是他的小儿子花了120元压岁钱，在上海的五角场替爸爸买的。这也是徐宝慧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看到钟扬穿新衣服，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几件洗得褪了色的衣服来回穿，脚上是一双已经磨平了鞋底的运动鞋。唯一的一套西装挂在办公室里，方便参加重要会议的时候可以随时换上，以示礼节。

在钟扬的宿舍里，可以看到衣柜里挂着的几条牛仔裤，已经裂开了口子的黑色登山鞋。他生前用过的背包里是零星的方便食品、酒店里带回来的小肥皂，他舍不得扔，这些在野外正好可以用，一个便携药盒里装着他需要吃的药，药盒上标着星期几，防止忘记服用。拉琼把老师的牛仔裤摊在床上，他盯着这几条裤子，忍住眼泪。那几乎是送给拾荒者都会遭到嫌弃的牛仔裤，其中有一条裤子是钟扬花29元在地摊上买来的，一直在穿。裤裆处补缀着密密麻麻的补丁，而且都经过了不止一次的缝补，两腿中间磨出了泛白的布料经纬，膝盖处是彻底撕裂的大洞。这些裤子诚实地记录了它们主人生前的辛苦和美德，记录了他的行动和体征——长时间地走着、蹲着、跪着或者坐着，在高原嶙峋的岩石上，在支离的浅草和荒滩上。

钟扬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他也喜欢穿藏袍，穿上藏袍，戴上藏帽，脸在高原上晒得发黑发红，身材高大的他很像一个真正的藏民。毡帽是学生扎西次仁给他买的，戴了好多年，那么多次野外考察，帽子都没有丢。扎西次仁说，西藏人绝不会去捡别人失落的毡帽，西藏人也绝不会戴黑色的帽子，因为他们认为黑色的帽子是魔鬼的饰物。钟扬很喜欢听藏族学生讲这些藏区的习俗典故，尤其感叹藏人对死生的豁达，他甚至让小儿子在上海的西藏班读书，学习藏语，希望有一天儿子能继承他的事业，继承他对高原土地的热诚。扎西次仁给老师挑选的藏式呢毡帽，是青豆灰色，帽檐上点缀着两根微微翘起的鸟儿羽毛，漂亮又斑驳，像在致敬那些自由的灵魂。

“世上多少玲珑的花儿，出没于画栋雕梁；唯有孤傲的藏波罗花，在高山砾石间绽放。”这是钟扬很喜欢的一首藏族民谚。藏波罗花几乎是藏地植物精神气质的集中体现：在自然环境越恶劣的地方，生命力就越顽强。藏波罗花是生长在青藏高原海拔4000到5000米的沙石地上的一种高山植物，喜光、耐寒、耐贫瘠。为了适应高原，藏波罗花的植株在进化过程中逐渐矮化，最后几乎贴地而生，从远处看，这些漂亮的粉色和紫红色花朵仿佛是直接从地里开出来的，它们一钻出地面，就全情投入，迫不及待地盛放了。在西藏，藏波罗花的花期只有短短的七天，强韧扎根的根茎可以入药，滋补强身。西藏的很多植物都是如此，即使是严寒冬天里的一片贫瘠的山坡，依然密密麻麻铺满了低矮的植被，跟石头同色，它们非常弱小，但竟不可战胜。

 “100年以后，我肯定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是我们的种子还在，它会告诉我们后代今天有关生命的故事。”

 1979年，15岁的钟扬考入中科大少年班，很早就实现了他的大学梦。生前某次受访，钟扬曾回忆过自己在少年班的学习生涯。“有人讲过：少年班可能是全中国最能让你知道自己还不够聪明的地方———人要去错了地方就以为自己特聪明。少年班每个人似乎都有一招，很邪门，现在的教育很难筛选出来。”

从无线电专业毕业后，钟扬进入中科院武汉植物所工作，开始从事植物学研究，天资聪颖的他很快成为当时国内植物学界的青年领军人物，但这些成绩背后，有他超乎常人的勤奋。学生及好友、上海科技馆自然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云飞回忆：“1996年我们在武汉植物所认识，他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因为钟老师本科学电子，去北京植物所时，那边植物学专家开他玩笑，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作为一个无线电毕业生，他什么都不知道。结果，他拿着植物志和检索表，一种植物一种植物地认，一年以后去植物所，他说的植物名全是拉丁语，他按分类学的标准要求自己，最后比受过正规分类学教育的人还正规。”

1989年，钟扬（右）赴日本京都参加植物物种生物学会议交流

“像狗一样灵敏的嗅觉，把握前沿；像兔子一样迅速，立即行动；像猪一样放松的心态，不怕失败；像牛一样的勤劳，坚持不懈。”这是钟扬自己定义的“新四不像”精神，他曾以自己的经历劝勉后辈，做科研要立定心志、肯下苦功夫。“我为什么跟其他植物学家不一样？也许是我从生物信息学做到进化分析，有些统计学和信息学知识背景，而且在植物所呆了15年。现在的孩子一听15年就摇头。其实，很多研究生听几年音乐、复习几年外语、学几年计算机，再搞几年金融，合起来15年，也许一事无成。”

在武汉植物所，钟扬的实验室曾是年轻人的聚集地，无线电专业出身的他当时负责所里唯一的计算机，他也把当时国外最前沿的科研文章找来和大家分享。上世纪90年代初，钟扬夫妇先后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回国时，连海关都难以相信，别人带些彩电冰箱，他们却把攒下的生活费买了计算机设备捐给单位。

在植物所工作的15年间，钟扬不断把数量分类学、生物信息学等国际最新的科研方法引入中国，他传播的科学技术信息对我国植物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他一起步就走到时代前列。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的赵斌曾和钟扬在同一办公室工作，在他眼中，钟扬的思维非常超前。“在植物所工作时，他曾出国交流了一段时间，回国后兴奋地向我介绍他在美国新接触的生物信息学，还说要写本相关教材。这不是空话，他来复旦一年后，《简明生物信息学》就出版了。要知道，该学科当时在国际上也刚刚起步，全球还没有一本成体系的教材！多年后，生物信息学才如火如荼地发展。”

“作为植物学家，我们经常在讲，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这是钟扬“一席”演讲的开篇，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可能是这一理想的真正践行者，不仅收集植物种子，也在播撒人才的种子。

青年时代的钟扬在做植物研究

2000年5月，钟扬放弃了武汉植物所副所长的职位，选择到复旦做一名普通教授。当年邀请他的陈家宽教授至今清楚记得，“我明确跟他讲，你在武汉是副局级干部，父母又在武汉，你下决心跟我来吗？他毅然回答：我绝不后悔。”

事实上，钟扬刚到上海时条件非常艰苦，据张云飞回忆：“因为来得比较急，给他找了个临时宿舍，会议室找两个长条凳，中间摆个床板垫些棉絮就把钟老师接过来了，他一点都不介意：晚上我有住的地方了！接着就跟太太说，屋子你打扫吧，我还要和学生讨论文章，我们一拨人就跑去实验室，别人根本想不到钟老师刚来住的房间是这个样子。”

对于钟扬的选择，妻子张晓艳全力支持。“当时他虽30刚出头，但在武汉已是副所长，往后前景也是看得见的。但他一直有个教师梦，常开玩笑说，自己在妈妈肚子里就注定要成为老师，因为出生前一小时，他妈妈还在给学生上课。那晚回家他很激动，觉得自己这个梦想终于要实现了，毫不犹豫就接受了来复旦的邀请。”

生前受访时，钟扬还曾描绘过心中更远大的教育蓝图。“我还有个梦想，办一所私立大学。美国最好和最差的大学都是私立大学，全凭你办。我国现在的民办大学很多还处于补习班水平，我跟很多人说过，只要有一天全面开放私立大学，我一定辞职去办。”

2012年9月，钟扬正式到研究生院任职，至其去世时正好五年。尽管每日工作量惊人，但指导研究生他却从不含糊，他把每个学生都当作一颗充满希望的种子，坚信“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为了熟悉每个学生的特点，他会跟不同学生吃午饭，那些基础薄弱、研究没方向的学生，他最后都会收到自己名下，一个个谈心、指导，这些学生后来都能顺利毕业。曾有一名患有肌肉萎缩症的学生被多所院校拒绝，钟扬鼓励他报考自己的研究生，最终这名学生以优异成绩毕业，成为了中科院的科研人员。

研究院同事楚永全回忆，“钟院长总是把最大的责任扛在自己肩上，有人说：他用53岁的人生做了一般人100岁都做不完的事，他的时间表排得非常满，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他脑溢血住院时，轮班陪护的研究生凌晨3点被他的手机吵醒，后来才知道这是平常提醒他上床休息的闹钟。他常在办公室工作到深夜，为了不影响物业师傅休息，我们就在办公楼里装了个门禁，只给他一个人办了门禁卡，整个楼里只有他才会这么晚离开。他走后，每晚离开办公楼，我们仍会习惯性地抬头看看他那扇窗，感叹那盏灯再也没亮过。”

 在复旦任教17年，钟扬总共培养了八十多位研究生，“这么多人，像他这样认真的人，对每个学生都付出非常多精力。他任何一件事都非常负责任。”原校长杨玉良在追思会上回忆感慨，“2014年起我们办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一开始他就对这个研究院注入很多心血，几乎每次开会他都到。他的思维效率很高，一下就能抓住问题本质，提出来的建议非常到位，而且他并不在乎我开始的意见，现在很多人在领导面前说奉承话，他直截了当就事论事，像他这样的人很少。接触过钟扬的人就知道，他心底无私，极其透明，开朗到了极点。他做事跟他外表极其不像，他实际上很细，想得周全，你没想到的因素他都想到了，然后亲力亲为，他是个极其优秀的管理人才。”

尽管做过多个领导岗位，但钟扬严格自律、简朴廉洁的作风却从未改变。同事包晓明回忆，“钟院长对个人生活要求极低，他没有羊毛衫、羽绒服，他的办公室有个纸箱，里面放着已经破洞的牛仔裤、住院时用的拖鞋等，他不舍得扔，觉得在办公室偶尔还能穿。他连张纸都特别珍惜，双面打印还不算，还会把空白处剪下来记录待办事项。”

因为科考工作的需要，钟扬常年奔波在路上，多年来，家人无时无刻不为他提心吊胆。

 “从高原到平原的不停切换，伴随的是17种高原反应和醉氧，这些都需要极强的意志力来克服。他的心脏跳动已经到了临界值，对身体伤害很大，我们也一直跟他说，必须要考虑健康问题。他说我知道，我想让西藏的事业有个可持续的发展，那时候我会考虑留在内地帮助西藏。”钟扬的妻子张晓艳说。

事实上，钟扬的追梦之旅中伴随着大大小小的危险。早年在海南出差考察红树林时，他曾在住宿地煤气中毒，后被急救过来；2015年生日那天，钟扬和第二军医大学的老师们吃饭，筷子掉了下来，当时他都没意识到中风，所幸与医生们在一起，立马送去抢救，逃过一劫。

提及那次脑溢血，张晓艳说，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经过这次大病，钟扬会放慢工作脚步，但后来，他不仅没有放慢，反而变本加厉地透支自己的生命。“他说有一种紧迫感，希望老天再给他十年，让他把这个人才梯队真正带起来。”钟扬去世之后，张晓艳见到了钟扬在西藏的学生扎西次仁，她对扎西次仁说，“扎西，钟扬以为他还有机会（再工作十年）的啊。”

扎西次仁说，钟老师出事后第二天他就赶到银川，见到师母，第一句话就是向师母道歉，“我说‘张老师，对不起，这几年（钟老师）都是在外面，家里照顾不上”，张老师一句埋怨的话也没有说，她说，‘我知道，扎西，钟扬再也不能跟你一起工作了，但是我谢谢你，钟扬在西藏的时候，你照顾得很好。’”

张晓艳心里有个巨大遗憾，家中的“全家福”已是12年前的了。一年前，在儿子多次恳求下，钟扬终于答应挤出时间陪全家一起旅游，多拍点全家福，但临到出发前，他又因为工作安排缺席了。

对于自己的家庭，钟扬常说他是愧疚的，据他课题组成员、多年好友南蓬追忆，当年他几乎错过了孩子出生的重要时刻。“记得2002年9月9日下午3点左右，钟老师因为参加973项目申请讨论会出差了，我接到晓艳父亲的电话，说她在医院里早产了，我和实验室的老师一起赶到红房子医院，第一个看到了大毛、小毛这对双胞胎从手术室中被抱出来。直到半夜两点多，钟老师才回到上海来到医院，陪在妻子身边。”

早在孩子出生前，钟扬就想好了名字：一个叫“云杉”，一个叫“云实”，一个裸子植物，一个被子植物。他曾说过，如果用植物给孩子命名能够蔚然成风，这将会给分类学在社会上带来大影响。为此，复旦学生当年还在学校论坛贴出告示：“钟扬教授和张晓艳博士的遗传学实验取得巨大成功。结果为两新种：钟云杉、钟云实。”

2017年9月9日是钟扬两个孩子的15岁生日，他曾和张晓艳立下“分工”约定，自己工作太忙，也不擅长带孩子，孩子15岁前由妻子带管，15岁后交由他来教育，但这场飞来横祸让他无法践诺。

“我和钟扬一起走过了33年，共同经历过很多风雨，唯独没有考虑过生离死别。” 张晓艳似乎都来不及悲伤，“在去银川的路上，儿子反复问我，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要去银川。他们很快从铺天盖地的媒体上得知事实，然后在QQ空间悄悄写下：‘父亲，我们还没有长大，你怎么敢走！’我想，钟扬离开我们唯一的理由就是他太累了，就像儿子在网上发的话所说的，‘爸爸，你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

红树林，送给未来的礼物

 “《播种未来》，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下没什么收获嘛，所以我们只好播种未来。” 钟扬曾风趣地调侃自己那部获奖短片。

2011年7月24日，钟扬（左二）在临港红树林基地工作

这部名为《播种未来》的微电影记录了钟扬浪漫而艰辛的工作，导演本打算拍个30分钟的纪录片，但到西藏后高原反应，没能如愿。细心的摄像独自完成了计划，钟扬还亲自为这部缺乏制作经费的五分钟微电影配了音，作品最后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拿到了纪录片金奖，对此他颇为得意，“我是植物学家里最好的演员，演员里最懂得植物的，我既是科学家，也是一个演员。”他调侃道。

在南蓬的印象中，钟扬是个思维非常活跃、超前的人，他总是迸出些别人想不到的念头。“比如他超前意识到，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许多植物也会随着温度上升出现北移。随即想到，长在南方的红树是不是也可以在上海生长？当时学界都认为钟老师太异想天开了。”

然而，钟扬播种未来的“红树林之梦”真的在生长了。在上海浦东临港南汇东滩一片十多亩的湿地上，种植着钟扬精心培植的红树苗。这片红树，最早一批是十多年前种下的，最高的树苗已有两米多了。潮起潮落间，它们的呼吸涵养着这片海域，起到防浪护坡、净化水质的作用。

“这些小苗至少要50年后才能长大，长成红树林则需要上百年甚至更久。这是为50年后的上海准备的礼物，也是为我们的子孙准备的礼物。”两年前的冬天，钟扬曾在此欣然受访，向不少记者朋友介绍他的“红树林之梦”。

红树是生长于南北纬25度之间的热带、亚热带海岸和河口潮间带的木本植物，因长于海陆交界处，海水盐分高，红树为了自我保护会分泌出单宁酸，被砍伐后氧化成红色，于是得名“红树”。红树林是陆地过渡到海洋的特殊森林，因随潮水涨落而若隐若现，是陆地生态系统向海洋生态系统过渡的最后一道“生态屏障”，素有“海岸卫士”之称。

屹立东海之滨，上海却很少被描述为“美丽的海滨城市”。钟扬认为，没有美丽的沙滩和茂密的树林， 缺少植被覆盖，上海的海滩显得“光秃秃”的。由于上海纬度高，栽种红树实为科学难题。但钟扬却有个执念，上世纪90年代，还在中科院武汉植物所工作时，他就发现上海历史上曾有过红树，“20万年前的红树化石说明，红树也许能在上海扎根。既然没人尝试过，怎么知道在上海种不活呢？创新就是捅破窗户纸的勇气，我愿意做第一个捅窗户纸的人。”

自2005年起，钟扬开始向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申报在上海种植红树林的课题，其他植物学专家均持否定态度，认为在上海种红树林根本不可能。钟扬一再坚持，总共申报了三次，直到2007年终于获批，得到启动资金。

熟悉钟扬的人都知道，这是他的科研风格———不论是在青藏高原盘点高原植物资源，还是建起中华植物种子资源库，都经历了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积累。“和自然打交道急不得，为上海栽一片红树林，多辛苦几年都没关系。”

钟扬在西藏野外采集植物

2007年，钟扬带领的课题组从珠海等地购买了秋茄、桐花树、无瓣海桑等七种真红树和黄槿、海杧果、银叶树等三种半红树的植物实生苗12000株，植于上海临港新城，比原有红树分布界限北移了近三度。

然而，第一批红树种下不久就遭遇“天灾”。2008年年初，罕见的强降雪及冰冻灾害席卷整个南方，这批树苗全都冻死了。但钟扬没有放弃，他带领课题组通过引种试验、低温驯化、抗寒性研究，以及对比不同红树植物的抗寒力，对各种树种进行耐寒筛选。尽管第一年冰冻灾害让红树林遭遇了灭顶之灾，但第二、第三年，奇迹发生了，不仅新种的红树全部存活，令人欣喜的是，有些叶子都掉光的“貌似”已死的红树竟“复活”了，虽只剩下光秃秃的杆子，但它们的根却在吸收养分，继续生长。“这是个很好的寓意，人和树都要坚持下去。”

在上海种植红树林的另一大困难在于盐度，过高或过低的盐度都会抑制红树生长。作为长江入海口，上海海岸的地下水盐度不够，为此，钟扬带着团队从海里引水，使红树林的幼苗能够吸收到适量盐分。久而久之，送来的盐分渐被吸收，小红树为了生长，开始不断适应周围环境，最后终于成功“入乡随俗”。 “在种植红树之前，这块地是干的，盐碱都往外泛，”钟扬解释说，“有了红树，蝌蚪、田螺都出现了，生物明显多了起来。”

钟扬带领他的团队引种红树，真心希望美丽的红树林能成为上海未来新的生态名片。 他更希望，以红树种植为契机，宣传和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

钟扬生前曾提过，他在写一个关于“全球变化”的寓言小说，暂名《蜗牛，快跑！》。“我没有写‘全球变暖’，什么北极熊热得受不了了，你一猜就猜出来要写啥了。我写的是‘蜗牛历险记’。蜗牛怕什么，全球变咸。你看小孩折腾土蜗牛（鼻涕虫）就给它撒把盐。对蜗牛来说，全球变暖一点问题都没有，打仗也跟它没关。它一直过着和平美好的生活。突然全球变咸了，它身体一点点地缩小。当然，我的小说有一个极光明的尾巴，因为蜗牛特聪明，海蜗牛居然进化成了第一个光合作用动物。我拐了一道弯来写全球变化。其实，写科普也得要创新，这跟搞科研一模一样。”

忙碌的科研教学之余，钟扬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大众科普教育事业，先后出版了《基因计算》等科普著作三部、《大流感》等科普译著六部，录制了“植物家族历险记”、“种子方舟”等科普教育节目。

作为上海科技馆学术委员会成员，钟扬为之义务服务了17年，先后参与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上海科技馆的分馆）的筹建，并承担了科技馆英文图文翻译和自博馆近500块中英文图文的编写工作。无论有多忙，他几乎都有求必应。据自博馆教育部门负责人顾洁燕介绍，“他做我们学术委员会专家，我们的项目评审有时安排在上午，前一天晚上他可能刚从西藏回来，据说在机场凌晨两三点飞机才到， 然后第二天早上9点拖着拉杆箱风尘仆仆地准时出现在我们的会议室里，对于科普工作的支持，他真是无所不在。”

对于自博馆的标本征集，钟扬亦贡献良多。顾洁燕回忆：“之前博物馆知道他在西藏做研究，一直托他帮忙采集温泉蛇，没想到2011年圣诞节前夕，钟老师真的采集到了。你别看他整日乐呵呵的，他真是非常严谨、细致的一位专家，为了安全保存、顺利运送温泉蛇，他还特意写邮件来询问对温泉蛇标本制作的要求，了解动物标本运输过程的保存方法。次年4月，钟老师历经艰辛征集到的温泉蛇终于运抵上海。”

在钟扬的帮助下，自博馆后来又成功征集到八个高山蛙标本。馆内工作人员常互相调侃，有困难就找钟老师，他都能解决，即使自己解决不了，他也会帮忙联系合适的人或机构。

“‘5·18博物馆日’那天他是来救场的，原来的专家来不了，我们临时去找他，说了个主题，他就答应了，他不会问你这个活动观众水平怎样、小学生还是大学生、20人还是200人，这些他都不在意。”展览设计部主任鲍其泂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回忆，“之前暑假一个夏令营，只有30个学生，他也来讲，他不但讲红树林，还讲科学方法，很能启发人。我们说‘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思想’，这些东西放他身上感觉一点儿都不虚。”

在众多资料中，有张钟扬给中小学生做科普宣传的照片：大夏天他穿件印花衬衫，很投入地在给一名小学生讲解着什么。在科普教育领域，钟扬一直是最受青少年欢迎的明星专家，他常常挤出时间办公益科普讲座，自己的实验室也一直对中小学生开放。他给孩子们录制科普音频节目，就因为自己的湘音普通话不够完美，一条十分钟的音频，他却较真地前后录了四五个小时。有人问钟扬，“你堂堂一个大教授，干嘛花这么多时间来给小朋友科普？”钟扬却回答，“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是要从小培养的，现在让他们多一点兴趣，说不定今后就多出几个科学家。”

关于科普教育，钟扬曾分享过自己的解读。“第一，科普一定要姓‘科’，你的科学素养要高。如果你很久不在科学一线工作，思想就脱离主流了。现在一流的科学家都不写科普，许多写的人科学思想又比较老旧。第二，科普的载体属于文学范畴，你的文学素养也要高。现在好多科学家写科普太直白了。我大学时候写诗，感觉助学金不够，就写首诗去发表，一首两块钱。写得好一点有十块钱，可以请三个朋友喝酒。我知道做人要直，但写诗要‘曲’。天上管写作的叫‘文曲星’，不叫‘文直星’。”

自博馆建设期间，需要寻找一个能够承担全馆图文写作的团队，这个项目学科跨度大，文字要求高但回报少、时间紧、周期长，受邀者基本都婉拒了，当时负责图文项目的鲍其泂只好找钟扬求助。“原本想他实在太忙，如果能利用圈内人脉帮忙牵线就很感激了，没想他二话不说就接下了这个 ‘烫手山芋’。那半年里，每次听说钟老师从西藏回上海，我们都会立刻去约时间，他总是爽快地答应，哪怕只有半天时间，也会赶来一起字斟句酌地讨论每段内容，大家也很不客气地把最难的部分都留给他。”

带领本刊记者参观自博馆时，鲍其泂想起“中华智慧”展板文字的创作过程，“如果我们来写，可能讲到那段风土人情的介绍就好了，但钟老师觉得不够，他要往上再拔高一下。我记得最后一段就是他加上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华智慧是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石；继承和发扬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他本人的这种责任意识是非常强的。”

自博馆图文内容涵盖天文、地质、生物、人文等学科，文字要求兼顾准确性、前沿性和可读性，创作过程漫长而痛苦，一天通常只能讨论十几块内容，而整个博物馆有近500块知识图文，可以说，这里处处都有钟扬的辛勤付出。

“有次五一小长假，钟老师又被请来自博馆‘加班’（因为他平时太忙太难约了），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经过一上午高强度会议，临到中午他执意要请我们去吃‘东来顺’，后来才知道那天是他50岁生日！”

那次“庆生”之后，吃顿“东来顺”就成了钟扬每次到自博馆的保留节目。席间，总能听到他的“脱口秀”：青藏高原、红树林、他的学生和孩子……在鲍其泂及同事眼中，钟扬是“被科研工作耽误的段子手”，工作中碰到的各种困难到他这里都成了妙趣横生的段子，连折磨他许久的痛风和高反也成了佐饭调料。

“从来没听他有过任何抱怨，他身上丝毫没有负能量。在这个浮躁焦虑的时代，他的乐观与豁达也许比他的学识更难得。工作中，每当遇到难题，最常听到他说的一句话是‘没关系，我们一起想办法嘛！’”

西藏大学理学院原副院长白玲说起钟扬的时候，依然难过得哽咽了，在她的记忆里，身边的藏族老师、学生，无论有什么烦心的事情跟钟扬说，他都会记在心里，尽力去帮，甚至有些不是他份内的工作，他也积极促成。他在藏地发现西藏妇女的健康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关注，还专门邀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专门研究HPV检测的专家来西藏做讲座，并且积极推动为西藏妇女进行免费HPV检测，提前介入疾病控制，“按照道理，这并不是他工作分内的事情，但是他真的是动用一切资源在帮助西藏，他有这个家国情怀。”

白玲当时在西藏大学理学院分管科研，还兼着那曲生态环境观测研究站的站长，那曲站2011年才建起来，科研人员很匮乏，“那个时候是8月份，钟老师穿着短袖到了拉萨，下了飞机马上换火车赶到那曲，那曲观测站的海拔是4300多米，他到的时候是晚上9点多钟，气温接近零度，钟扬老师没有衣服，不知道跟哪位同事借了一件衣服。他身材很高大，借来的衣服袖子只到半截，前面扣子根本没有办法扣上。大家害怕他感冒，在西藏一个感冒，很可能变成肺水肿，夺去你的生命。我们都很担心他，可他觉得时间太紧，马上就到野外台站去了。当地人都觉得脚像踩在棉花上一样，但是钟老师完全不管。”在野外科考的时候，钟扬常常跟周围人开玩笑，“你很怕死吗？”于是大家一起给钟老师送外号，“钟大胆”、“拼命三郎”，说他干活不要命。

在所有人眼中，钟扬都是一个跟时间赛跑的人，他每天只睡三个小时，常说能睡四个小时就是一种奢侈。时间对他来说，总是紧张的，他每天列出一张长长的清单。每天要做什么事情，做完一件，划去一条，做不完的，再誊到第二天的清单上。“有一些时间他是以分钟为单位来安排的，比如说两点三十几分，还是五点四十几分要干什么，他都划分到分钟了，每分钟都是满满的。”徐宝慧多次见他在飞机和出租车上打开笔记本电脑做功课，凌晨两点还在回复各种工作邮件，早上起来冲个澡，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他的学生德吉说，如果老师回到学校，他的办公室门前会像医院的专家门诊一样排起了长队，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来等他给予指点和解决。学生们经常收到老师对他们科研工作的书面回复的修改意见，这些电子邮件通常都是半夜里发出的。在他中风后，负责陪床的学生也常常凌晨3点被他设定的提醒自己睡觉的闹钟惊醒。

扎西次仁现在是西藏自治区科技厅西藏高原生物研究所种质资源库主任，种质资源库背靠高山，冬天暂时没有取暖设备，工作人员就追逐着太阳办公，“因为这座楼是南北走向的，所以我们办公室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上午这边热一些，就在这边办公，下午太阳移到对面去了，就去对面办公。这里作为住的地方很冷，但是作为种子库的话，还是比较好的。而且西藏有一个特点就是干燥，种子干燥的最佳环境是15%以下的湿度，你看湿度表，现在自然条件下就是10.6%度，所以种子在这里自然干燥就可以了，不需要额外除湿和降温，有利于种子的保存。” 走廊的尽头还有一个冷库，成千上万的种子在零下18度的环境中被封存冷藏。留给未来的种子正在休眠，等待有朝一日被唤醒。

扎西次仁如数家珍地展示着他们收集来的种子，讲述这些高原作物的根茎叶花和前世今生：这是藏杏，被当地人叫作“阿里桃子”，个头虽小，但是甜得不得了。几百年前，达赖五世阿旺罗桑嘉措跟拉达克王朝打仗，就是为了抢夺这种“桃子”，因为这种桃子不但口感甜蜜，而且可以酿酒，是巨大的利益来源。那是上世纪80年代从玻利维亚农业部长手中获赠的藜麦种子，在西藏也种植成功了。藜麦是号称去火星唯一需要带的食物，它比肉和牛奶都珍贵……

植物中有无穷的秘密，那些解密的人是幸福的。钟扬和上海医科大学的团队，从西藏香柏中成功地分离出了抗癌成分。而扎西次仁也在研究中发现，西藏有一种普通的柏木，可以提炼出跟西藏巨柏相似的香料成分，这就为保护因世代采制藏香而导致濒危的西藏巨柏提供了解决方案。

“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

钟扬去世之后，他的这些学生才深刻地意识到，原来自己就是老师采集并留存下来的种子。扎西次仁说，他把完成老师的遗愿作为自己退休之前必须完成的计划：“我们和钟老师有一个关于全球气候变化与西藏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科研计划，为了这个目标，我要一直干到退休，把西藏的种子库完善，把青藏高原整个高原面上的植物，我想把它弄全了。”

已经成为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的拉琼承担起了兴建生物学实验室、继续教学与科研的重担，他的师妹、另一位钟扬老师的博士生德吉老师也加入了这个队伍。

“我博士毕业之后，总想着慢慢来，不懂的可以问老师，老师永远是我的老师。可是自从老师走了之后，我告诉自己，我不能再放松了，不能让老师失望了。钟扬老师已经成为我们共同的一种精神支柱。以前我每次上理学院的三教楼梯的时候，都不敢抬头看墙上，因为墙上挂着老师的照片，总会看着老师的照片掉眼泪。但是现在，每次上那个楼梯，我就告诉自己，我今天干了什么，我下一步要干什么，也是在跟老师说话。老师永远在那里，看着我们完成他的心愿。”。

（实习记者倪源蔚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