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海外华人明末建国，会发展为2个不同的民族和文明吗？ - 知乎275被浏览115782分享邀请回答135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明清两代对海外华人的不同态度（转自网络）
导读：明朝政权是在异族统治后光复中国的政权，是中国历史上正统性最强的朝代之一，与汉朝相匹敌，唐宋皆有所不及，而我们所说的王朝的正统性，实际上就是政权来源的合法性。这种立国基础既给明朝打上了鲜明的汉族民族主义烙印，同时也使这个朝代更具有国家民族责任感。明朝建国之初的政治纲领就是 “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是将汉族民族主义，重建中华传统道德、民本主义结合在一起做为立国之本的，在明太祖时代，这些纲领基本得到了全面的实行。儒家思想，特别是提倡民族大义和民本思想的程朱理学，在明朝是做为宪法性意
明朝政权是在异族统治后光复中国的政权，是中国历史上正统性最强的朝代之一，与汉朝相匹敌，唐宋皆有所不及，而我们所说的王朝的正统性，实际上就是政权来源的合法性。这种立国基础既给明朝打上了鲜明的汉族民族主义烙印，同时也使这个朝代更具有国家民族责任感。明朝建国之初的政治纲领就是 “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是将汉族民族主义，重建中华传统道德、民本主义结合在一起做为立国之本的，在明太祖时代，这些纲领基本得到了全面的实行。儒家思想，特别是提倡民族大义和民本思想的程朱理学，在明朝是做为宪法性意义的存在，是政权合法性的源泉。而儒家核心的“华夷之辨”和“仁”的思想，都要求是否维护汉族广大人民的利益，是关乎这个政权是否属于合法政权的重要标准。同时，科举制度在当时最大限度的实现了公平化和广泛化的社会阶层流动，使政权中枢能向认同中华的各阶层人士敞开，使基层民意最少阻碍的进入上层。而明朝政治的公开性，在中国也可能是空前绝后的，这加强了政权与民间舆论的互动性，明朝社会舆论对国家决策的影响同样是以后很难达到的。同时也有很重要的一点，按照儒家思想，明朝最高统治者是不可以将国家的、汉族的利益与自身利益视为对立面，而且明朝内阁权力的增加和制度的完善，也使在大多数情况下，皇帝的能力不影响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且在重大决策上是很难做出明显违背基本民族利益、道德和意愿的行为。尤其不可能做出站在外族和外国立场上损害汉族和中国利益的决策。对于万历年间西班牙人和菲律宾土著屠杀华人的事件，我要对背景进行一番介绍。最初对华人的屠杀发生在1603年，此时中国在同一时期内进行了三场大规模战争，即万历三大征。在西北的宁夏，西南的播州，特别是从万历二十年（1592）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长达七年，与日本在朝鲜进行的战争。虽然这三场大战明朝都取得了全胜，体现了明朝政府和万历皇帝的杰出决策能力。但战争对国家军事和财政能力的损耗也是极大的。建州通古斯酋长奴儿哈赤正是利用这时机扩展自己势力的。因此，在明朝处于财政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万历皇帝决定允许平民开矿，通过征收矿税来缓解财政危机。但由于工商业阶层的抵制，以及代表工商业利益的官僚们的反对，同时也有执行方面的问题，使这一措施收效甚微。而此时，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白银通过菲律宾的大量流入，使明朝误以为菲律宾有银山可采，再加上一些人的诱导，明朝派官员来吕宋调查，试图在此开辟财源。这引起了西班牙人的恐惧，担心这是明朝征服的前兆，他们将失去菲律宾。西班牙人通过诡计先高价收购华人的武器，然后伙同土著人帮凶对华人进入了大规模屠杀。我必须说明：无论明朝当时有没有进攻菲律宾的打算，西班牙人屠杀华人都是不可饶恕的的。国家和民族的正义就是维护本国和本民族的利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民族尊严和立场问题。这一次屠杀的消息传到中国，万历皇帝的第一反应是“帝曰：‘嶷等欺诳朝廷，生衅海外，致二万商民尽膏锋刃，损威辱国，死有余辜，即枭首传示海上。吕宋酋擅杀商民，抚按官议罪以闻。’”既惩罚了导致事态恶化的责任人，同时准备对西班牙人兴师问罪。但是此时，中国刚刚结束与日本在朝鲜的战争,实在无力真正执行这一命令。所以明政府官员只能以发文的方式责问西班牙人。下面是徐学聚《报取回呂宋囚商疏》的原文：“议照呂宋通商一节，原因漳、泉濱海居民鮮有可耕之地，航海商、漁乃其生业；往往多至越贩诸番，以窥厚利。一行严禁，辄便勾倭内讧；嘉靖季年，地方曾受蹂躪之慘。维時当事议以呂宋素不为中國患者，題奉钦依许贩东、西二洋；华夷相安，亦有年矣。顾一旦屠戮逋商至万计者，变出异常，法应讨罪。但究其禍端，良由張嶷妄奏採榷，为之历阶；及奸商前年杀其酋長，积怨蓄憾，有以激之：情似可原。拟提師渡海遠征，胜负难料！国体攸关，何敢轻率启衅，以廑皇上南顾之忧！（这一段是徐学聚说给万历皇帝听的，缓解皇帝的情绪，说明出征的困难。）臣随会檄传谕佛郎机国酋长吕宋部落知道：(下面的才是说给西班牙人的)『我高皇帝统一方夏，表则千古；礼乐威信，世守如一。迄我今上皇帝陛下，允奋天纲，该览八紘；北极沙漠、南及尔等东南诸夷所有之海，日照月临，共成正朔。如日本诸岛犯我属国，朝廷三遣吏兵屠釜山，恢復朝鲜，还直其王，以守宗庙；鬼方杨酋不畏王章，夺父、贼弟、弃妻，擅杀其民，南檄吏士驱兵进缚，千里之国夷宗翦土，鞠为茂草：非尔等所耳而目之者乎？（用三大征的胜利来显示国威，恐吓西班牙人）去年海外姦民张嶷，妄称尔吕宋机易山有矿金可採，有司覆闻；皇帝以为惊扰海邦、貽尔忧戚，遂付法曹斩之西市，传首海上以告姦宄。乃闻张嶷去后，尔吕宋部落无故贼杀我漳、泉商贾者至万余人。有司各爱其民，愤怒上请，欲假沿海将士加兵荡灭如播州例；且谓“吕宋本一荒岛、魑魅龙蛇之区，徒以我海邦小民行货转贩，外通各洋、市易诸夷，十数年来致成大会；亦由我压冬之民教其耕艺、治其城舍，遂为隩区，甲诸海国。此辈何负於尔！有何深仇，遂至戕杀万人！蛮夷无行，负义如此，曷逭天诛”！坚乞再三。（说明事件的来由，显示中国无征服之意，指西班牙人所为理屈。同时表达明朝政府对此事的愤怒，仍然是一种威胁。）皇帝以吕宋久相商贾，不殊吾民；不忍加诛！又海外争斗，未知祸首；又中国四民，商贾最贱，岂以贱民兴动兵革；又商贾中弃家游海、压冬不回，父兄亲戚共所不齿，弃之无所可惜！兵之反以劳师。终不听有司言。（为了不显示此时明朝无力出兵的困境，给自己找了个台阶，拿皇帝当借口，看来明朝皇帝素来被用来背黑锅，当时也如此。）爰降旨特行令所在遣使传諭尔等酋长部落，令咸改悔，畏天守善；其海外戕杀，姑不穷治。尔等当思皇帝浩荡之恩、中国仁义之大！张嶷一誑口，輒不惮梟示，以谢尔等；尔等非木石，独不思洒濯其心，以报中国乎？若前事讹传，未有兵革，投款效顺；商舶往来，交易如故。若果有嫌恨、已相讎杀，可将该岛所有漳、泉遗民子孙追歛各夷。”（对中止通商的暗示，其实质也是对西班牙人的威胁，也是防止西班牙人进一步屠杀华人，最后则要求西班牙人将幸存者送回，也是带有断绝与西班牙关系的意味。）虽然力有不逮，但明朝也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有所表示，虽然做的并非完善，但至少是负责任，有担当的。而1639年菲律宾西班牙人第二次屠杀华人距离崇祯皇帝殉国只有五年了，明朝政府已经内忧外患，无力声讨了。可见中国之强弱，与海外华人也关系菲浅。而郑成功在收复台湾后，屡受西班牙人屠杀和迫害的菲律宾华人请求郑成功维护在菲华人的利益，也提出为郑氏进攻菲律宾提供帮助。但郑成功错误的在给西班牙人的警告中，不慎表露了自己的意图，使的西班牙人提前警觉，第三次对菲律宾华人进行屠杀。此事让郑成功愤怒悔恨，一心欲发兵复仇，但因为连受内外部精神打击造成其英年早逝而中止。但明郑政权对此并未忘怀，直至满清灭亡最后一个汉族政权前夕，很多明郑人士仍然力主虽然台湾守不住，但可以用主力攻击菲律宾，占据吕宋以为后图，只是郑克（土爽）辈丧志，终未被采纳。还要说明的一点，在明朝，由于海关税少，走私盛行，海商对明朝政府并无太多经济上的贡献，也就是说明朝这种反应更多是出于民族责任感。而郑氏集团本身就是海商出身，与海外商人关系密切，彼此利益关系紧密。从这个角度来看，明朝中央政府更多的是从民族大义考虑，而郑氏更多的具有商业利益考虑。但无论，无论哪一个汉族政权，对海外华人的态度都有血浓于水的感情。满清时期则是完全是相反的情况，在满清的眼中，在其控制之外的海外汉族人，是推翻其殖民统治的潜在威胁，被其视为心腹大患，欲灭之而后快的。为了困死明郑，满清从顺治到康熙年间不惜将从中国从辽东至广东全部沿海地区用武力来进行史无前例的“迁海”，使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沿海变成无人区，为此屠杀的中国人数以百万计，对最沿海富庶地区的经济破坏，以及中国与世界联系的中断更是不在话下。满清执行锁国政策，严厉防止汉族与外界的交往。注意，满清的防汉性锁国，与明朝为了防范倭寇及加强对海关控制的海禁是两个概念，除了洪武年间和嘉靖年间较为严格外。明朝的海禁就象明人王抒所云“国初立法，……不许下海，百八十年以来，……每遇捕黄鱼之月，巨艘数千，俱属于犯禁，议者每欲绝之，而势有难行，情亦不忍也。与其绝之为难，孰若资之为用”。请看“而势有难行，情亦不忍也”，以汉族为根本的明朝是做不出满清那种靠屠杀来断绝海外贸易的行径的。而满清既没有什么在乎“势有难行”，为了自己殖民统治还有什么难行的吧？至于“情亦不忍”，更对满清没有任何作用，对于在中国屠杀至少数千万汉族及其它民族人民的满清，有什么“不忍”的？满清勾结荷兰等外国殖民者，攻打明郑政权。许诺成功之后将台湾送给荷兰，来联合围剿反清义军。满清所在意的，是消灭威胁其统治的汉族反清力量，至于某些人主动送来的“收复台湾”和“统一祖国”的高帽还真是无意而得。只是因为那一次没有成功，否则当时台湾就已经被满清予了“友邦”了，也不必等到甲午战后。在汉奸施琅等人的帮助下，满清最终攻陷了台湾，但为了便于控制和奴役汉族人，意欲将台湾人全部内迁后放弃台湾岛，任其荒芜或为西方占领。只是由于汉奸施琅垂涎于台湾的土地财富力阻，再加上担心会引起更大的动乱方才罢手，从此施琅家族成为台湾最大的地主和剥削者。既使如此，满清也严格限制海峡两岸的往来，使的台湾与大陆的联系相对薄弱，这导致台湾与内地始终有疏离，这也正是造成目前台独理念的一个重要原因。满清是以防汉、制汉作为基本国策的，任何会导致汉族进步、强大和影响扩大都是其所要竭力避免的，满清严格禁止汉族人移民东北，限制汉族人进入蒙、疆、藏等地，并严格防止其它民族汉化都是出于认为汉族是其统治最大威胁这一认识出发的。满清乾隆的1740年，在所谓“康乾盛世”。荷兰人在没有任何理由，只是因为嫉妒华人在荷属东印度的商业才能和财富，就勾结土著人对华人进行大屠杀，华人的鲜血染红了河水，史称“红河屠杀”。荷兰此时尚未摸清满清对华人的态度，因为需要与中国通商，也担心有所妨碍，所以派人到满清朝廷为自己开脱。但没想到乾隆表现让荷兰人明白了满清对华人的态度，乾隆说海外华人“内地违旨不听召回，甘心久住之辈，在中国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 满清欲杀之而不能的海外华人，被荷兰人所杀让其非常痛快。有了满清的赞许鼓励，荷兰人越发肆无忌惮，在明朝时期华人在南洋建立的政权及商业优势都逐渐丧失。而满清政权为此与荷兰人的关系不但没有倒退，反而越发紧密了。到了满清末年，汉族民族主义兴起，反满复汉的革命党纷起。对于中华光复，海外华人提供了巨大的支持，这也正是源于对国家民族的认同。葡萄牙人曾德昭眼中的明末社会最近看了明朝时期来到中国的葡萄牙人曾德昭写的《大中国志》一书,觉得还是很有意思。曾德昭是耶稣会士，1613年到达中国南京，1636年返回欧洲，在旅途上完成了《大中国志》。他在中国呆了22年之多，对当时处于明朝末期的中国，应该说了解还是比较透彻的。西班牙人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里介绍的明朝，时间段主要是万历十年以前，基本上属于明朝中期到晚期的过渡阶段，根据的材料主要是这个时期，亲自到中国的一些葡萄牙军人，还有葡萄牙西班牙的传教士的记载，比如在嘉靖时期海战中被明朝政府抓住并关进监狱的加列奥特的《中国见闻录》，在中国广州住了几个月的克鲁兹写的《中国情况记》，还有出使中国商议消灭海盗事情的马丁.德.拉达的记载，根据这些记载，门多萨对中国的富裕繁荣，以及文明程度，文化礼仪，政治经济做了高度的评价。而曾德昭与之不同，他在中国跨越了万历，天启，崇祯三个时代，基本已经属于明朝灭亡的前夜，那么他记载下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呢？是否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在明朝政府极端黑暗腐败的高压统治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极端痛苦之中云云？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曾德昭笔下的明朝依然是相当的富裕繁荣，在各方面都令人赞叹。如果把笔下的明朝末期的中国和1793年英国派遣到清朝的使者马嘎尔尼记载下满清统治的中国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明朝末期的中国居然远比那个所谓康乾盛世的中国富裕文明的多，各方面都优越的多。当然，曾德昭在中国大部分的时间都停留在南方，根据记载，他“复入内地后，留居浙江数年，居杭州时为多”。而南方远比北方富裕繁荣，难免让他的记载显得不够全面，但这并不能影响我们的对照判断，因为要知道马嘎尔尼访问满清的时候，也是从南方再到北方的。而马嘎尔尼记载下的中国南方都是那样的令人厌恶丑陋。下面我摘录一些曾德昭的记载“我曾在流往杭州的南京河的一个港湾停留8天，……，一个砂漏时辰过去，仅仅数数往上航行的船，就有三百艘。那么多的船都满载货物，便利旅客，简直是奇迹。船只都有顶篷，保持清洁。有的船饰以图画，看来是作为游乐之用的，不是运货的”“所有的省都不乏长寿和愉快的人，可以看见许多精力旺盛和健壮的老人”“他们的住房因设计良好而便于住宿，整洁舒适”“他们种植许多蔬菜，供百姓常年食用”“他们在各地，即使小村镇，都有充足的肉食，全年最常食用的是猪肉，牛肉去骨售卖，他们的鹿肉很少，也不怎么爱吃它”“中国人特别喜欢花，他们有非常美丽，但不同于我们的花。我们有的，他们也有。有一种没有甚么味道的丁香紫罗兰。他们极力在园子里种植全年各个季节的花，在园里，它们看来很希奇。”“中国人是如此之多，我在那里生活了22年，离开时和刚到时一样，拥挤的人群令人惊叹。情况确是这样，决非夸张，不仅城镇及公共场所（有的地方，如不用力推攘就不能通行），甚至在大道上，也汇集了大群的人，很象欧洲通常过大节或群众集会，如果我们查看总户籍簿，其中只登录纳税人口，而不记载妇女儿童、太监、文武教师（人数几乎无穷），共有人人（引者注：明末中国人口至少在两亿以上，应该接近三亿。这也可以和曾德昭这里的记载相印证，5千多万的人口不包括女性，不包括儿童，也不包括文官阶层，应该还不包括一大部分的流民和商人阶层，所以接近三亿应该是保守的估计）”“这个国家的财富值得称羡，从上述可以看出，除盛产各种谷物以及一切生活所需东西以外，他们还把所有东方最好最贵重的商品售卖给外国人。”“中国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由此处（引者注：这里指的是广州）运往各地，因为它是中国最开放和自由的交易地点。且不说6个邻国的土著和异邦人运走的各种货物，仅葡萄牙运往印度、日本和马尼拉的货物，每年约有5300箱各类丝绸，每箱装有100匹真丝，天鹅绒花缎和缎子、轻料如半花缎、彩色单层线段，还有250块金子，及每块重12盎司的2200块金锭，此外的货物还有瓷盘，镀金器皿，糖，中国木，大黄，麝香，……即使长篇开列也不能尽举其名”“（福建省）这个省滨海，是中国输出大量商品又一个优良港口，当地的勤劳百姓，把货物运往马尼拉、日本等地区”“在海关……有更多的方便。没有堆放、过磅和检查货物的房间，也不需从船上取出货物，只察看一下并根据商人的簿册，征收一笔适当的税。若旅客不是商人，即使他一人带着奴仆，载运五、六口箱子以及许多其他物品，他从一地赴另一地时，一般都把东西留在船上，并不打开检查，更不付税。这对欧洲的海关和税务所是一个好榜样，欧洲的穷旅客遭到凶狠野蛮的劫掠搜夺，随身携带的所有东西还抵不上向他索取的税”“（浙江）论富庶它超过许多其他省，可以称作中国商品潮流的最佳源头。它的特产是丝绸，无论生丝还是成品，也不管是茧还是原料，都运往各地。总之，中国输出的丝绸，都产自该省”“南方九省的最后一省是南京，……是中国最好的省份之一，也是全国的精华。……其西部地区最富庶，盛产棉纱，……仅在常州城（Xanuchi）城及附属广大地区，就有20万台织布机。……由于织布机小巧，一间屋子内常常安放许多台，差不多所有的妇女都从事这种行业”“南京城……我认为它是全国最大最好的城市，优良的建筑，宽大的街道，风度优雅的百姓，以及丰富优良的种种物品。它有令人惊羡的游乐场所，境内人口众多，……各处能遇到拥挤的人群，街道难以通行。此外，无数的宫殿、庙宇、楼塔以及桥梁，使城市显得非常壮丽。”“中国人天生好经商，不仅从一省到另一省做买卖，获得大利，甚至也在同一城市做生意。商店里有的东西，街上几乎都有售卖。……富有的商人信用良好，很守时（葡人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点）”“中国人温良多礼，喜交谈，因此，在这点上，我们那些仅住在澳门和广州的人是不相信的，因为他们在那里可以说是处于不断的战争状态，起因是葡萄牙人的奴仆和中国人之间每天都发生矛盾冲突。……但在中国其他省份和内地，如我们所述，他们恭敬有礼的和我们交谈，所有集会上都把我们当作上宾，不为别的，只因我们是异邦人，因此他们称我们是来自远方国土的客人，有所需要时，他们从不拒绝借给我们所需求的东西，即使价值超过我们给他们的抵押，也不要利息”“中国人爽快的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他们最喜欢的欧洲工艺品是我们的钟，但现在他们已生产很好的桌钟，并能生产类似的小钟，价钱和我们的相当，他们生产的某些东西，如在我们这儿生产，价钱会十分昂贵”老实说，在曾德昭的记载中，最让我注意的并非是关于物质财富或其他方面的描述，而是这一段话：“中国人爽快的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这样的评价和长期以来灌输给我们的明朝中国人的形象大概是完全不符合的吧，一直以来，从小到大，我们被灌输的明朝中国的形象都是，首先明朝和清朝是一样的，所以明清明清，总是放在一起说，其次，那时候的中国人都是愚昧僵化，盲目自大，井蛙观天，以中国上国自居，对西方外来事物不屑一顾或者一律看成是奇技淫巧，等等。这样的灌输，当然根本是错误的。最根本错误就在于把明朝和清朝混淆起来，实际上明朝是明朝，清朝是清朝，从明朝到清朝，文明发生了根本性的断裂，中国人的气质和心态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明朝的中国人眼界宏大，心胸开阔，能热情积极的引进吸收外国先进的事物，这从曾德昭的记载中也得到了证明！而到了将近两百年后的满清统治下，那个“英明圣武”的乾隆皇帝写出的却是这样愚昧的令人鄙视的文字“中国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中国所产茶叶、磁器、 丝筋，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转贴]从思想家的数量和质量来看，明朝是中华文明最高峰的时期
(转载)[已扎口]
作者：@cpf22明朝的思想界的情况，确实可以让人有灿若星河的感叹。可以说是自秦汉以后，中国历史上思想界最为活跃开放的一个朝代。 出产的思想家无论数量还是级别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高峰时期，也许只有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才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粗略的看一下，从我的见闻来说至少可以列举出八大思想巨人， 王廷相是王阳明两大并立的思想巨人，一个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另一个是主观唯心主义，两人观点互相对立，但都极具革新性和开放性，又生活在同一个年代，称得上双峰对峙！ 王阳明的两大弟子:王艮和王畿也是两大并立的思想巨人，两人门徒无数。一个开创了王学左派，使得思想平民化，另一个则从理论上对王阳明的思想进行了更彻底和系统地阐发. 接下来的李贽是直接从王艮的泰州学派传下来的，但他又受到王畿很大的影响. 到了明末出现了综合王廷相，王阳明，以及王畿学派，王学左派等人思想大成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三巨头。只要对明代的思想界有初步的了解，就能明白，这三人的启蒙思想决非是由于一时的战乱而突发灵感，完全是整个明代思想各流派发展的逻辑上的必然。 而这八位仅仅是最著名的，其他的明代思想家还有许多，其成就也未必就逊色于这八位，比如陆楫，颜山农，何心隐，徐光启，李贽的朋友焦竑，明末的方以智等等 当然可能更多明代的思想家，在经过满清的黑暗统治后，现在的人可能已经根本无从得知 接下来不妨结合上面所提到的思想家中的几位对明代的思想成就作一个简略的介绍。 在哲学上，当时中国的思想家甚至已经远远走在西方的前面.从唯物主义这条线索来看,明代思想家有 罗钦顺——王廷相——吴廷翰——吕坤 其中的王廷相可说是一代思想巨人,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太保,向他这样系统而彻底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在西方到19世纪费尔巴哈等人才可以并论 . 此外他创造性的提出历史进化论的思想： 在王廷相在《雅述》下篇中说“儒者曰：天地间万形皆有敝，惟理独不朽，此殆类痴言也。理无形质，安得而朽？以其情实论之，楫让之后为放伐，放伐之后为篡夺，井田坏而阡陌成，封建罢而郡县设，行于前者不能行于后，宜于古者不能宜于今，理因时致宜，逝者皆刍狗矣，不亦朽敝乎哉？” 类似的思想，在西方一直到19世纪的黑格尔马克思才系统提出 此外王廷相提出的自然界生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非目的论的观点，在西方同样只有到19世纪的达尔文才系统提出. 王廷相说“天地之生物，势不得不然也，天何心哉？强食弱，大贼小，智残愚，物之势不得不然也，天又何心哉？” “人物之生于造化。一而已矣。无大小，无灵蠢，无寿夭，各随气之所秉而为生，此天地之化所以为公也。……但人灵于物，其智力机巧足以尽万物而制之，或驱逐而远避，或拘系而役使，或戕杀而肉食，天之意岂如是哉？物势之自然耳。故强凌弱，众暴寡，智戕愚，通万物而皆然，虽天亦无如之何矣！” 从唯心主义这条线索来看,王阳明思想,西方也只有19世纪的黑格尔才能并论 王阳明思想突出一点是个性解放，思想独立.首先提出以己心之是非为是非，而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是王阳明而并非李贽,李贽不过是沿袭了这个说法而已! 王阳明的观点的本质实际上已经是认识到所谓的对错是非，善恶区分,只有在给定一个先验的公理系统的情况才有意义，而公理系统恰恰是可以自由选择的.而对人来说，只有从人性本身的欲望出发才能建立这样一个为大部分人达成共识的公理系统 王阳明死后，他的弟子分裂成七大派，被称为王门七派。王门七派里，三大派的影响最大，江右派，王畿派，王艮的泰州学派 江右派也称王学正统派，是保持王学的基本观点，恪守师说。而王畿派和王艮派则都是革新派，和儒教传统观点有了更大的分裂. 王畿活到九十多岁，他和王艮可以说是王阳明门下两大思想巨人，所以也并称王门二王。几乎对明代晚期的思想界产生了支柱性的影响，从直接师承的关系看，李贽是王艮的王学左派这一系，李贽的老师就是王艮的儿子，但实际上李贽的思想受到王畿的影响也很深 王门二王都对王阳明的王学进行了革新，都更强调了个性的解放思想的自由，只不过的王畿的更带有知识分子色彩，而王艮的王学左派更平民化.王畿号龙溪，明史王畿传中说“其后，士之浮诞不逞者，率自名龙溪弟子” 王艮则提出百姓日用即是道，这个思想发展到李贽就更明确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就是道. 按黄宗羲的列举，王艮开创的泰州学派共有21位代表人物，如果更细致的划分，则有人把泰州学派分为五传.一传弟子共157人，姓名事迹可考的88人，这里面许多是樵夫，佣工，吏卒，比如林春本来是一个佣工，动王艮家来做工，王艮收他做徒弟，后来林春中进士，做官，也象王艮一样讲学收门徒.此外如杂役李珠，贫民董高等人都是王艮的门徒 二传弟子一共224人，姓名事迹可考的有132人，二传弟子中泰州学派出现了分化，产生了思想更激进的泰州学派后学.黄宗羲说“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博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非名教所能羁络矣” ： 这里还应该提到明代思想家陆楫公然提出的奢侈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观点，这是他观察到的「自然之势」：他说：“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其几何也？”“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珍馐、良酝、歌舞而行，可谓奢矣。而不知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几”“要之，先富而后奢，先贫而后俭”。（陆楫，〈禁奢辨〉，收入《蒹葭堂稿》，卷6）如果翻译成白话意思也就是说，正因为有了这些所谓奢侈的活动，才为那些舆夫、舟子、歌童、舞妓提供了谋生的条件，富裕了才会奢侈，贫困了才会节俭，所以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禁绝所谓的奢侈，暂且不论这个观点本身的对错，单从当时的时代来说，这样的思想是相当激进和有创造性的，而在西方的类似的明确表达出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学观点则明显要晚的多 明朝末期之所以有资本主义的萌芽，正是因为哲学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上已经开始全面突破传统的观念， 从王阳明的以我心之是非为是非，王廷相的生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说, 到王艮的以百姓日用为道,尊重个人肉体生命的价值， 再到陆楫公然提出奢侈有利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再到李贽公然提倡人应该是自私的，自私天经地义. 最后一直发展到明末资本主义启蒙思想的三大巨头，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 这里可以重点介绍一下黄宗羲，他已经明确提出反对君主专制，提出用真正的法治来代替君主专制的私法,提出设立专门的议论政治的机构来纠正监督君主的言论,提出工商和农业一样都是本 和同时代的西方先进政治思想家相比,可以说绝不会逊色多少，基本上处于世界的前列。 下面简要概括引用一下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 一、对君主专制下叫人不要自私的实质的揭露 後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於己，以天下之害尽归於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於辞矣。 二、指出君为天下之大害 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 三、指出君和臣完全平等，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 世之为臣者昧於此义，以谓臣为君而设者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後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後牧之，视天下人民为人君橐中之私物。 …… 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 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後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 …… 又岂知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耶？ …… 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 四，指出君主专制下的法律不过是一家之私法 後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於末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 …… 汉建庶孽，以其可以藩屏於我也；宋解方镇之兵，以方镇之不利於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谓之法乎？ …… 藏天下於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於下，福必欲其敛於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 …… 向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於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 五、指出要用真正的法治来代替这种一家之私法 即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後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於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网，反害天下。故曰有冶法而後有治人 六、提出要让通过选举贤能产生的宰相能够和世袭的君主分庭抗礼 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秦、汉以後，废而不讲，然丞相进，天子御座为起，在舆为下。宰相既罢，天子更无与为礼者矣。遂谓百官之设，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贤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设官之意既讹，尚能得作君之意乎？ 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其後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 七、提出要让学校来公天下是非，以牵制天子是非 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学校。 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 …… 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宋诸生伏阙搥鼓，请起李纲。三代遗风，惟此犹为相近。使当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为非是，将见盗贼奸邪慑心於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乃论者目之为衰世之事，不知其所以亡者，收捕党人，编管陈、欧，正坐破坏学校所致，而反咎学校之人乎！ 八，指出要改革科举考试选拔制度 使为经义者……不必墨守一先生之言 …… 吾故宽取士之法，有科举，有荐举，有太学，有任子，有郡邑佐，有辟召，有绝学，有上书，而用之之严附见焉。 九，指出工商皆本 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於途者，盖皆本也。 这里必须应该强调一次！黄宗羲提出的这些非君的思想，从理论上系统阐述限制君权的思想,并非是他自己的发明，更不是什么一时的战乱导致的,基本上是明代思想界一脉相承逻辑上必然发展的结果 。 从自然科学的思想领域来说，明代晚期末期同样展现出相当活跃的情形。 利玛窦本身的自然科学修养还远比上当时明代的一些知识分子,这是公认的观点，但他介绍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确实弥补了中国传统科学的不足,在当时的明朝影响是很大,崇祯尽管在内忧外患之下，依然果断大力的支持徐光启按照利玛窦引进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重新修订历书,可以明朝说整个朝代，从开始到结束,对西方对外国的先进技术或科学始终抱着非常开放的态度来进行交流和改进 在明代晚期，中国一下子涌现出十多个世界级别的科学成就，这并非是偶然,是宋朝以后长期沉寂的中国科学又出现一次井喷,这并非是偶然的 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年)；记载了大量领先于同时代西方的技术,如锌铜合金的冶炼,蚕种杂交技术，提花织布机,煤矿瓦斯的排除等等 徐霞客《徐霞客游记》(16si0年)里面记载和研究了大量的地质学的现象，可以说说一部杰出的地质学的著作，作者用自己亲身的野外考察和研究来对自然现象进行观察记录研究，这正是现代科学的萌芽 朱载堉《律学新说》(1584年)所达到的数学成就和声学成就更是全世界公认的，他的十二平均率是把“根号２开１２次方”,精确到了小数点之后的24位有效数字.这种定量化，精确化的研究方法是以前中国科学所缺乏的 朱载堉在1595年和1606年分别将其著作进呈朝廷时期，这样传教士们自然会得到相关信息。另外，金尼阁传教士曾于年返回欧洲，在中国期间，他曾进入河南传教3个月，其后又不断往来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而朱载堉居住的郑王封地怀庆府，正在金尼阁旅行传教的路上。 明代修编《崇祯历书》，皇家天文机构曾先后聘请多个西方传教士参与编修，而当时参与编修的必须是通晓中西方数学和音乐的。 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跨海越洋，走向西方。 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理论传播到欧洲后，为欧洲学术界所惊叹。德国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说：“在中国人中，据说有一个王子叫朱载堉的，他在旧派音乐家的大反对中，倡导七声音阶。把八度分成十二个半音以及变调的方法，也是这个有天才和技巧的国家发明的。” 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则称：“平心而论，在过去的300年间，欧洲及近代音乐确实有可能受到中国的一篇数学杰作的有力影响，但是还没有得到传播的证据。第一个使平均律在数学上公式化的荣誉确实应当归之于中国。” 比利时的马容说：“在管径大小这点上，中国的乐律比我们更进步了。王子载堉虽然没有解释他的原理，只把数字给了我们，我们不难推想而知，而且我们已照样制作了律管，实验所得的结果可以证明这学理的精确。” 朱载堉在天文、算学等方面也硕果累累。在天文学上，万历九年他完成了历学著作《律历融通》。之后，他又在总结前人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写出了两部新历《黄钟历》和《圣寿万年历》。他发明了累黍定尺法，精确地计算出北京的地理位置与地磁偏角，还精确计算出回归年的长度值和水银的比重，其精确度几乎与现在国际通用值相同。在算学上，他首次运用珠算进行开方，研究出了数列等式，解决了不同进位制的小数换算，其中某些演算方法一直沿用到今天。 还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同样是植物分类学的巨著 徐光启更是一位全能性的科学大家，在数学，天文学，技术工程学，农学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杰出成就 引用别人的话“如袁翰青先生所指出的，“他在科学方面的功绩不局限于科学的任一部门，他多方面地融汇了我国古代科学的成就和当时外来的科学知识，一身兼任了科学工作的组织考、宣传者和实践者，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竺可桢将他与同时代的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相比，觉得毫无逊色” 还有现在发现的明代数学家的著作，明代数学家早于牛顿提出了导数的概念，在求解高次方程上都处于世界领先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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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进入红卫兵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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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人世尘埃 [转贴]梁漱溟大跃进要求毛泽东对农民实施仁政 [导读]大跃进年代，会上讨论“总路线”，梁漱溟说了要对农民施仁政，不要忘记农民。半途毛主席来了，大家请他讲话，他不点名批了梁漱溟。转播到腾讯微博梁漱溟作者系香港资深媒体人梁漱溟先生是中国现代的大儒，新儒学的开山和佛学大师。浅薄如我，又居于海隅，对于高山仰止的梁漱溟先生，我不可能亲聆他的教诲，更无从向他请益。怎会有他的信呢? 但真的，有。我们这一代人，没有不知道梁漱溟的。那时的“运动”、“批判”使梁漱溟的大名常见于报端，在这些批判中我记得的是他硬汉的风骨：一是大跃进年代，会上讨论“总路线”，他说了要对农民施仁政，不要忘记农民。半途毛主席来了，大家请他讲话，他不点名批了梁漱溟，说：有人说要对农民行仁政，又说工农之间有九天九地之差，是破坏工农联盟，破坏总路线。梁不服，写信给毛辩解，说他没这个意思。还说，你说得不对，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次日，观剧。梁又缠着毛说，请他收回这个话。毛生气了，说不收回。几天后的正式会议上，梁漱溟又说：要求毛收回这个话，“要看毛主席有无雅量”，这种对着干的事，惊动全国。1953年秋，毛发表了《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分量很重。但梁没受什么大的冲击。二是“文革”时代的冲击就大了。先是中学生抄家，把梁家三代的藏书、明清名家书画，搬去院子烧了几天。接着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又被拉去游街批斗了一个月。而梁先生被批斗之后回到家，沉下心来写成了《儒佛异同论》。至1973年，梁老已八十高龄，江青别有他图的“批孔批林”又点了梁的名，随后转为批梁。批了数月，要梁对批判发表感想，梁“惊天地”地吼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他的勇气和风骨深深留在我们这一代的脑海里。两封有关又无关的信现在说回梁老的信。那时我在《良友》画报任职，1986年夏老板伍福强先生交来一篇《梁漱溟访问记》，作者任华。这是篇揭秘性质的文章，也是严肃而可读的文章，主要说的是毛梁争论的真相；尤其是做封面那张头像上睥睨一切的眼神，很表现了梁先生的精神和性格。这期可能是卖得最好、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期。中国台湾《文星》杂志、美国《中国的脊梁》转载，美、日，以及中国香港、台湾评论文章二十余篇。梁老见到这期《良友》，于是写了封信给我。存录于下：古剑先生大鉴：今从友人手中得见贵公司近月出版的良友画报，封面为鄙人头像，内中刊有访问记，并附有照片多帧，编排印刷极为精美，令人爱不释手。因台湾无出售，故致函先生，如蒙惠一二册以为纪念，将不胜感谢。专此，顺颂编安！梁漱溟（钤朱文梁漱溟印）八月廿一日就这样，虽远隔千山我和梁漱溟先生有了关系，留下梁老一封珍贵的信。说到这期《良友》受欢迎，正巧找出《大成》出版社沈苇窗先生的一封信，亦可看出一个侧面。信如下：古剑兄：便中请另赠贵刊八月号一册，有梁漱溟先生封面者，谢谢，因前赐一册，已为人取去矣。专请编绥弟沈苇窗顿 十月六日沈苇窗先生以一人之力主持的《大成》杂志，以文坛、艺坛、政坛的掌故为主。很受读者欢迎。有一年我去台北拜访台静农先生，一进门正看到他手中拿着本《大成》在看。香港金庸先生的书橱里就存放一套《大成》。如今更成为爱书人的猎物，也是旧书刊拍卖场上炙手可热的拍品，每一本过百元。很多杂志随风而去，而他编的《大成》“书比人长寿”，苇窗先生地下有知，应感欣慰。几句题外话《良友》那篇受到学术和新闻界重视的访问记，题：风号大树中天立。梁先生出版《我的努力与反省》时，说“新中国成立后个人活动的记述，在本书中这原是‘空白’”，特将任华的访问记收入书中以填补空白。可见梁老对这篇文章的确认和重视。任华是陌生的名字，他是谁呢？原来就是上海藏书家、现代文学研究家、与黄裳恩恩怨怨不绝的沈鹏年。这篇访问记，是《良友》的伍福强去上海约请他做的。沈做成访问记，通过层层关系要交胡耀邦审阅，开明的总书记说，“学术访问，揭示历史真相，何用审批。”访问记才出口到香港得以首次披露。沈鹏年出版的《行云流水记往》(上下) 史料丰富、言出有据，或可当信史来读。(人民网)送分 分享到新浪微博 | 转发到微评 | 回复 | 引用 回帖人：林一海 影响力指数：5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14:16:41 沙发主帖所说的事情不是发生在大跃进（1958）时期，而是早五年的开始建设时期的1953年，且真相恰恰相反：从民主人士不愿学会开会看民主进程艰难文章提交者：林一海 加帖在 中间地带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许多人所知的1953年梁漱溟顶撞毛泽东事件被民主人士公认为新中国民主第一公案，过程大致如下：日至18日，开始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扩大会议（当时尚未建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政协会议暂时代替），后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当时的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数都比较少，总共不过数十人，有时因会议内容比较重要，常常扩大到一部分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列席，梁漱溟先生便是列席者之一。9月8日，周恩来总理（他同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主席为毛泽东）给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9月9日上午分小组讨论，梁漱溟发言说：要把事情做好，全靠人人关心这一事业，发现不论大小问题，随时反映给负责方面，以求减少工作上的错误。只有自始至终发扬民主，领导党又能认真听取意见，这建国运动才能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其效果就能倍增。
作者：@人世尘埃 在11日下午的大会上，梁漱溟作即席发言。说：我曾经多年梦想在中国能展开一伟大的建国运动。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梁漱溟作了这篇发言后的第二天，即9月12日，参加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的大多数人，又列席了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毛主席即席讲话。他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毛主席说这番话，并没有点出梁漱溟的名字。梁漱溟是一个不甘蒙屈和好强逞能之人，很不服气。他想，只不过是说了点心里话，想贡献给领导党，提醒注意某些问题，根本没有想到损害总路线，损害工农联盟。于是回家后给毛主席写信说：你说的一些话，是说我。你说我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得不对，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信里还特别指出他在政协会议上发言时毛本人不在场，希望毛主席给个机会，由他当面复述一遍他原来发言的内容，以求指教，解除误会。9月13日上午，梁漱溟将信在会场上当面交给毛主席。主席约他当晚谈话，即在怀仁堂京剧晚会之前约20分钟，连复述梁漱溟原来的发言内容，时间都不充分。梁匆匆说完后要求主席解除对他的误会，而主席则坚谓梁是反对建设总路线之人，只是不得自明或不承认而已。梁漱溟十分失望，但态度坚决，言语间与主席频频冲突，不欢而散。梁漱溟并不作罢，他还想再寻觅机会在大会上复述自己的观点，让公众来评议。9月16日，梁漱溟登台发言，复述9日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和11日在大会上的发言，再三陈述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而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9月17日的会上，有位中共领导人作了长篇发言，中心内容是联系历史的一些事实，证明梁漱溟的反动是一贯的。其间毛主席作了若干分量很重的插话，主要有：“你（指梁漱溟，下同）虽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一届（指1954年）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梁漱溟在现场听到这些话后，深感自己因出言不慎而造成的误会已经很深了，准备破釜沉舟，视一切而不顾！他要求当场发言作答，会议主席嘱他作准备，明天再讲。9月18日下午，轮到梁漱溟发言。他拿着昨晚在家准备的稿子，一上台就开门见山地说：“昨天会上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很出乎我的意外；当局认为我在政协的发言是恶意的，特别是主席的口气很重，很肯定我是恶意，追溯过去的事情，证明我一贯反动，涉及历史上的是非。而我在解放前几十年与中共之异同，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就需要给我比较充裕的时间……”与会人员对梁漱溟这个文化人喜欢长篇大论都是熟悉的，知道他要求的“充裕时间”最少也要一两个小时，于是便有一些人打断他，不让他再往下讲。相持之下，梁漱溟离开讲稿，把话头指向主席台，特别是毛主席，以争取发言权。梁漱溟说，现在我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我觉得：昨天的会上，各位说了我那么多，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会场上发生了这种前所未有的与毛主席顶撞，你一句，我一句的场面，会开不下去了。不少到会者呼喊：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但梁漱溟坚持不下讲台。他望着主席台，要听主席台上的意见，特别是毛主席的意见。主席台上无人表示要梁漱溟下台。毛主席口气缓和地说：“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讲长了，给你十分钟，讲一讲要点好不好？”梁漱溟答：“我有很多事实要讲，十分钟怎么够?我希望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于是会场再一次哗然。许多人接连发言，对梁漱溟的态度表示愤慨！毛主席又说：“不给他充分的说话时间，他说是不公平，让他充分说吧，他就可以讲几个钟头，而他的问题又不是几个钟头，也不是几天，甚至不是几个月可以搞清楚的。而特别是在场的许多人都不愿意听他再讲下去。现在我又提议让他再讲十分钟，简单地讲一讲，好不好，梁先生？”梁漱溟依然回答：“我有许多事实要讲，十分钟不够，希望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会场又出现高潮，僵局无法结束。毛主席最后说：“你这个人呵，就是只听自己的，不听大家的。不让你讲长话，你说我没有‘雅量’，可大家都不让你讲，难道说大家都没有‘雅量’吗？你又说不给你充分的时间讲话是不公平的，可现在大家又都不赞成也不想听你讲话。那么什么是公平呢？在此时此地，公平就是不让你在今天这个政协委员会上讲话，而让你在另外的会上讲话。梁先生，你看怎么办？”这时有位高明的人提出，请主席付诸表决，看让梁漱溟讲话的人多，还是不让他讲话的人多？少数服从多数。表决时，毛主席等少数人举手赞同梁漱溟讲话，但大多数人举手反对。于是梁漱溟被轰下了台，一场僵局宣告结束。…………………………以上文字引自此《1949年后的梁漱溟》一书。公案发生后的几十里，梁漱溟被知识分子特别是所谓民主人士尊崇为不惧强权争取民主的文人楷模，一些文化人甚至煞有介事地“反思”说如果有更多的人能够象梁先生这样秉公直言的话，中国早就实现民主了。
作者：@人世尘埃 之所以说是“煞有介事”，就是这些所谓文化人完全不顾梁先生自己的感受而随意想像。在“公案”发生后梁先生自己谈道：“从个人关系说，我当时的思想，还自认为与毛主席相交已久，要从五四时代他在杨怀中家说起，那更称得上是老朋友了。既然是老朋友，当然是平起平坐，有喜同贺，有争辩则面红耳赤，拍桌子瞪眼珠都是可以的。而我恰恰在气头上忘记了，毛主席是缔造了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新中国诞生的伟人。我这种目空一切，置许多人热爱共产党、毛主席的心情而不顾，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毛主席争是非，是必定要引起人们的公愤的。因此别人批我诛我，实在是情理中的举动”。《1949年后的梁漱溟》一书作者也说：“在1953年9月之前，毛主席与梁漱溟的交往大体每一两个月即有一次，一年有若干次，谈话内容十分丰富，以上不过是较为重要的几次。正由于梁漱溟与毛主席有着这样久远（几十年）而频繁的交往，就梁漱溟这一方而论，才在1953年9月遇到毛主席的批评之后，忘乎所以，如对待老朋友争论般拍案而起，做出犯颜抗论之举”。可见所谓抗拒强权之说实在是生性懦弱便梦想孙悟空的文人们一厢情愿而已。其实，梁先生之所以与毛泽东争吵的真正原因在于自己所说的目空一切，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要争取的是个人自由，而且是不以与大家平等为基础的自由，恰恰是与民主无关的，因为民主恰恰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规范，表现在开会问题上就是对会议规则的追求，而梁先生显然没有这样的意识。试看，梁在政协会议上发言，毛泽东后在政府会议上发言，无论意见对错，是不是误会，毕竟没有点你梁先生的名字，你觉得是在说你，当然可以有机会当面或者写信说明，却以所谓“雅量”为辞要求毛泽东收回所讲的话，显然已经过分了，无非是为了自己的颜面而已，所谓秉公直言之“公”意已经大打折扣了，所以后来与毛泽东面谈的时候被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批评，又在大会上被中共另一领导人指斥为“虚伪”，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其后，梁先生寻得在政协大会发言反击毛泽东和中共的机会，也就是毛泽东和中共并未运用强权不允许其发言，特别是一开始也没有想到要对梁的发言时间进行限制。根据当时甚至延续到现在的普遍情形，也就是习惯的话，梁先生只要是打算把发言时间控制在二三十分钟之内，应该不会遭到被与会者轰下台的结局，但是梁先生一上来就声明自己要用“充裕的时间”来表白自己，似乎你参加五亿多人国家的议会就是为了个人清白，还要大家都放下国是不讨论，来听你长篇大论表白自己，当然要遭到众怒，根本上说不是什么大家热爱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问题。梁先生这样说显然是文过饰非了。至于一直到几十年后还觉得自己不愿意多谈此公案是顾忌毛泽东的“雅量”问题，就更是完全颠倒是非了。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十天的会议里，梁先生发言的次数比别人多，只要要求发言，即使当时没安排也立即被告知下次安排，原因恰恰是因为主持人和大家都知道梁先生与毛泽东的关系非常近，否则不可能获得那么多的发言机会。但是在梁先生看来并不满足，反而觉得毛泽东是当时无可置疑的国家领袖，自己又与毛泽东是老朋友，那自己就可以随意把国家公器当作个人讲台，否则就是别人特别是毛泽东没有“雅量”，不再尊重。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招惹众怒，大家已经表示不愿意听其长篇大论，要讨论国是的时候，梁先生居然熟视无睹，逼迫毛泽东来主持所谓“公正”，而毛泽东顾及老朋友情面已经不顾众意提议给梁先生十分钟，并且说明你先讲要点，然后其他时间还可以再讲，梁却依然声称毛泽东不公平，没有雅量。这个时候有人建议表决是否同意梁发言，而毛泽东等少数人也明确表示同意，但是大多数人不同意，梁则在后来的评述里挖苦提议者是个“高明的人”，意思是这个“高明的人”明知多数人会反对自己发言却来这么一手，而毛泽东也明知多数人会反对自己发言却假惺惺举手同意自己发言。这就更不近起码的道理了，与自己所谓的民主越走越远了，直至完全暴露了所谓“秉公直言”的虚伪性。中国援助越南的一份清单从1950年起，也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年起，中国开始对越南北方进行军事援助。1956年前，限于中国的国防工业基础的薄弱，中国力所能及地向越南提供旧杂式装备，未计数，也未计值。1956年以后，我对越南的援助数量与质量两方面都开始大幅度增加和增长。年，中国对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北方的军援价值为3.2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各种枪27万支(挺)，炮1万余门，枪弹近2亿发，炮弹202万发，有线电机1.5万部，无线电机约5000部，汽车1000余辆，飞机15架，舰船28艘，单军服118万套。从1962年起，中国向越南南方提供无偿军援，根据越方要求，年主要提供各种旧杂式武器和中国生产的无汉字新武器，三年间共提供枪9万余支(挺)，炮466门，枪弹2103万发，炮弹7.64万发。1965年以后，中国援越的武器装备，数量进一步增加，质量性能也有提高。同1964年相比，1965年援助北方的枪枝增加1倍多，火炮增加三分之一，枪弹增加1.6倍。炮弹增加3.5倍，无线电机和有线电机增加2.5倍。援助南方的枪炮弹药成10倍的增加，且全部提供新制式装备。年中国援助越南的军事物资计有：枪213.8万支(挺)，炮7万余门，枪弹124440万发，炮弹1807万发，舰艇176艘，中型和水陆坦克552辆，装甲输送车320艘，飞机170余架，汽车1.6万辆，炸药18240吨，有线电机6.5万部，无线电机3.5万部，军服1117万套……可以装备200万人，约合人民币42.6亿元。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许多供应了越南，人民解放军换装需要的坦克和一部分大口径火炮很少得到补充，储备数量也很少。中国共向越南提供122毫米榴弹炮280门，57毫米高射炮960门，各型迫击炮20237门。而年的11年间，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几种装备仅分别增加了约200门、2000余门和1.7万门。许多新型装备研制成功后，人民解放军尚没有配备使用，就优先大量向越南提供，以保证越南抗美救国之急需。1968年之前，中国生产63式电台3000余部，其中绝大多数支援越南南方，自己仅留下少数样机试用。人民解放军1965年开始建立战略储备，到1972年底，储备各种枪枝150余万枝，炮2万余门，车辆3000余台，工程机械260部。与此形成对照，仅1972年一年中，中国即援助越南枪18.9万支，炮9166门，车辆8558台，工程机械380部。中国对越军援的无私性还表现在：当越南提出的要求超过中国的生产能力时，人民解放军不仅动用库存，甚至抽调现役装备满足越南的急需。年间，属于这种情况的主要武器装备有：飞机1百，旗2号地空导弹3个营的地面设备及导弹180枚，警戒雷达2部，水陆坦克20辆，舟桥2套，大口径加农炮204门，炮弹4.5万发。1968年6月，中国副总理李先念与越南副总理范雄会谈1969年援助问题时，越方提出急需107毫米火箭炮，当时中国已停止生产老型号的这种火箭炮，但为了满足越南的要求，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决定毫无保留地将库存的该型火箭炮全部给了越南。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作者：@袁德靓 即便是历史上一个封建王朝的末期（如清末），土地集中程度也不大可能达到“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但却占有80％以上的耕地”这样的吓人高度！更不要说土地集中程度缓慢下降的民国时期（即所谓“旧社会”）了。有这么一个误区：好像1949年前的中国农村土地集中程度很高，大多数农民没有土地，都是靠租种地主的土地为生的。这是完全错误的！是有意的误导!我接触到的材料（包括近三十年来出版的地方志中的相关记载）与此正好相反。正好我手头有一部上世纪九十年代编纂的河南省《商丘地区志》，这上面记载有该地区虞城县界沟镇王皇阁村土地改革前的一个土地占有情况调查统计，这个统计因具有典型意义而被政府保留下来了。统计表明，王皇阁村共有233户，996人，共有土地2958.1亩，人均近3亩；其中地主3户，29人，占有土地275.7亩，人均9.5亩；富农22户，135人，占有土地657亩，人均4.8亩；中农99户，436人，占有土地1446.5亩人均3.3亩，贫农100户，366人，占有土地576.1亩，人均1.6亩，赤贫农9户，30人，占地2.8亩，人均0.01亩。有上列统计数字可见：（1）基本无地的农民和人均占有9.5亩土地的地主都只占该村总人口的3%，两户地主所占有的土地只有该村总土地数的不足百分之十；（2）22户富农占地数占全村总地数的22%，但人均只有4.8亩，只比全村人均占地多不到两亩，说明富农的门槛是很低的，所谓富农绝大多数也是自耕农，只有少数富农在农忙时雇佣短工；（3）中农无论户数、人数和占地数都接近总数的一半，人均占地只稍高于全村平均数；（4）贫农户数虽然最多，但人口只占不足40%，占有土地占总数的近20%弱，所谓无地的农民数量是极少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主要靠租种地主或个别富农的部分土地为生，也有的靠祖传的小手艺（如编织、制作豆腐等）来弥补土地的不足。（5）赤贫农被称为农村的“无产阶级”，多是地痞无赖大烟鬼，虽然赤贫但并不一定是村中的“弱势群体”，但这些人“革命性”最强，不怕死敢出头，土改时大多成为积极分子，入党当干部的极多，这也是“大跃进”时期农村基层干部做分粗暴恶劣的重要原因。作者：@菊园 时间： 17:13:04到底谁在剥削人民欺压人民，当民工们为一点可怜的薪水低声下气地求人的时候，当富士康的打工者们十几跳的时候，当中小学的教师加班加点也就能挣个3千多的时候，当那些白领们为房子和工作努力拼搏的时候，当那些所谓的资本家被沉重的税负和一些乱收费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银行却通过国债和股市等渠道轻而易举地将全国人的财富收入囊中（可以和美国华尔街的那些金融机构对比，他们捅了篓子可要自己承担责任的啊），以至于一个小小的办事处主任，退休后也有七八千的稳定收入。谢谢崇毛者的真心独白@Vincent余帆：2011中国红歌会添英国赛点，是继澳大利亚、新西兰之后今年红歌会确定的第三个海外赛点！最红的舞台已经拉开大幕，就等你来参与！全程总咨询热线：0791-————————————————占据着公共媒体这个资源，拿着纳税人的钱搞这玩意，嫌不过瘾，还要撒钱向外国？当然了，那些裸官们的子女都成海外华人了，他们能以富人的身份移民国外，自然要感谢dang感谢----，自然唱红歌更有劲了，问题是你们这些p民凑什么热闹？算了吧，一脉相承。都是官本家作威作福。而且毛时代比这更厉害， 虽然毛死时，我才6、7岁，但我也亲眼目睹了毛时代农民们的悲惨生活，大过年的还要出外讨饭，教室里连板凳都么有，就坐在泥凳子上听课，你以为能忽悠了我？崇毛者们认为毛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美好社会，其实还不如古代和民国，我们这里民国时期虽然土匪猖獗，但饭基本上能吃饱，而且生态也好，号称西北小江南，出产的大米行销甘肃全省，渭河发大水了也有乡绅们组织村民抗洪救灾可是自从人民公社剥夺了农民的基本自由以后，每年就有成千上万的人出去讨饭，还有多少婆姨跑了陕西，除非国家强制渭河发大水了也没人管了，传统道德完全崩溃，我亲眼见过毛去世前后，我们这里的农民抢夺粮食殴打干部的情景。秦国是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商鞅变法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农民承包国有土地，不能自由迁徙。秦过还把一切资源集中到中央，搞节制资本，遏制私人经济。内需不振，就通过修建长城和阿房宫来拉动，GDP很快实现了翻几番。（新道家代表人物——刘军宁语）楼主：@豫老朽 时间： 18:24:04@中华百年 生灵涂炭二十年，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一九五七年因响应毛主席号召，帮助整党整风、大鸣大放，而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据说是五十五万。后来又有不少人被诬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惨遭灭顶之灾的不知道还有有多少万！这些人中，除了被斗死的、折磨死的、郁郁而死和自杀的以外，直到一九七九年才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为什么幸存下来的右派分子很少有人用文学形式表现出来？为什么当代的知识分子宁愿去钻研千万年前的洪荒世界和西方的文化历史，却不愿去正视本国、本民族的空前浩劫？难道这还不值得深思吗？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创造的三面红旗、大食堂，和那些甚嚣尘上的共产风、浮夸风、大跃进、大批判所造成的三年大饥荒，给人类带来的大灾难，在世界史上都是空前的和独一无二的！在此期间，饿死的人据说是两千万，四千万，六千万三个数据。究竟哪个数字准确，无从查考。五十年过去了，历届政府从来不给人民公布一下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当时的政府，不愿去公布；此后的政府不敢去公布，如今的政府不便去公布。而一提到三年大饥荒饿死人的事，都是一言以蔽之——自然灾害造成的！实际上，早有人考证过，大跃进那一年风调雨顺！一九六二年，刘少实在憋不住，就说了半句实话——三年大饥荒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就连“三分人祸”的祸首都还没敢说出来，就遭到了祸首的鞭笞，直至汴梁毙命！从此，反右倾、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饿死人的事，再也无人敢提。不得不说的时候，也都是绕着弯子，闭着眼睛，把人祸诿过于“自然灾害”！人犯了罪赖天！良心何在？人性何在？历史的车轮进入一九六六年。人们总觉得气候反常！报刊广播都在一片声地喊着打倒吴晗、邓拓、廖沫沙，其他人且不说，那吴晗可是为英明领袖毛主席立过汗马功劳的。想当年，他第一个向章伯钧和罗炳辉二人开炮。接着，神州大地就掀起了反右斗争高潮。看来，兔死狗烹，在所难免了！形势的发展越来越不可思议。北京的达官显宦彭、罗、陆、杨“也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接着，《我的一张大字报》使得中南海高官刘、邓、陶也遭到无情地批判，打成走资派，成了阶下囚！然而，将军、元帅横遭迫害致死，毕竟数量有限。而在文革、武斗中死去的工人、学生，和其他的普通老百姓可真是太多太多了。不过，到底又是多少万，那就只有天知道！如果说“参加武斗，死了活该”！平时耀武扬威的当权派死了也是活该！然而，另外还有那五种连正式公民都算不上的人——地富反坏右——上至八十老翁，下至刚满月的乳儿，他们的瞬间毙命，可就再不能说是死了活该了——一九六七年的清明节期间，光是在湖南道县，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红卫兵们就用刀砍、斧剁、长矛戳等古战场杀人方法居然把四万多所谓的黑五类不分男女老幼地赶尽杀绝！阶级斗争手段之残忍，反右斗争场面之惨烈，令视者毛骨悚然，闻者不寒而栗！从反右倾到大跃进，从三年大饥荒到文化大革命，这接连二十年的大灾难，哪一件不是人为的？而今左祸泛滥才过去四十来年的时间啊！而很多的年轻人对那个时代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却懵懵懂懂、一无所知！偶尔听到一点，也只当作是天方夜谭、妄加揣度；甚至说那是对伟人的诋毁！是哪一双罪恶的黑手捂住了亿万人之口，唯恐泄露历史真情！其用心何在?亲受左祸之累的人们，人民用血汗哺育的知识分子们，还有那些大权在握的达官显宦们，对二十年的灾难，有的守口如瓶，有的装聋作哑；还有少数丧心病狂者为了一己之私利随意去篡改历史，混淆视听。把暴徒说成英雄，将恶政颂为德政，千方百计地蒙蔽世人，欺骗后人——难道就不怕二十六史将他钉在耻辱柱上吗？话已至此，那么，一九五七到一九七六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那接连二十年的几场大灾难，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这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作者：@菊园 美国工人有力量几年以前，我一个哥大的博士同学突然宣布不读了，问他去干什么，他说："我要去做一个地铁售票员"。听了之后我大笑，一个常青腾大学的博士生，辍学转当地铁售票员?我完全把他说的话当成一个笑话了。直到前些天，目睹了7百万纽约人因为3万交通工人罢工，在寒冷的清晨步行几个小时去上班上学，才渐渐明白我那个同学所说的话，很可能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个现实的计划。一个纽约公交工人平均年工资为6万3千美元，同时还享有终生医疗保险、养老保险，55岁就可以退休拿养老金。而且，由于公交工人是"国企"工人，所以抱的基本是铁饭碗，不可能被随便解雇。这个待遇的分量是什么呢?要知道，美国人的年家庭平均收入为4万5千美元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个成人都是纽约公交工人的话，那么这在美国就是一个相当富足的家庭了。同时，美国人平均的退休年龄是65岁。哥大一般的文科系院里，刚受雇佣的助理教授一般年收入就是6万美元左右――而且要当一个教授，要接受10年左右的高等教育训练，这个过程的艰辛不说，竞争惨烈难找工作不说，往往还要使在读学生背上一屁股债务――难怪我的同学要"明智"地转行去做地铁工人了。纽约公交工人活得这么爽，为什么还要罢工呢?这部分当然是因为他们"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用去非洲，就让他们到中国来旅游一圈，看看中国沿海一些血汗工厂的打工妹或者国企倒霉的下岗工人，估计他们肯定会死死抱住自己的岗位，给啥也不换了。然而，更重要的，当然是美国工会的势力。美国有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工会，一般按行业组织，比如汽车工人工会，服务行业工会，甚至分得更细，理发员工会，清洁工工会，保姆工会等等。当然，在每一个行业里面，工会之间对成员的竞争也很激烈，竞争的结果，就是每一个行业会出现一个或几个较大的工会，其他的小工会，作为子工会，加入这些大的母工会。这些小工会与母工会有一些协商、庇护、资助关系，但小工会有自己的董事会、财政来源，所以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工人加入工会是自愿的，条件是交成员年费，好处当然是工会会出面和雇佣者协商劳工合同，就劳动条件、工资、福利等等与雇佣者讨价还价。谈拢了，当然好。谈不拢，工会可以号召工人弟兄们起来罢工、示威。如果这个工会的号召力足够强，可以把一定区域内的某个行业或某个工厂搞瘫痪，雇佣者当然得给工会"面子"了。对于政治家来说，由于工会在左右工人的选票方面的号召力，它同样是一个"大爷"，也得罪不起。正是因为工会在左右经济、政治方面的"势力"，美国工人的待遇在有工会以来，一直在"扶摇直上"。社会地位另论的话，就"舒服"程度来说，在美国做一个"蓝领工人"，的确是非常"舒服"的职业。比如，长期生活在美国的人很容易注意到，美国的建筑施工速度非常慢，与中国一年一栋高楼的速度完全无法相比――这也难怪，美国建筑工人8点上班，5点下班，上午一个长长的"咖啡时段"，下午一个长长的"咖啡时段"，午饭吃它两个小时，五年能盖好一栋楼就不错了。又比如，美国普通的白领，根本请不起保姆甚至"小时工"，许多女人选择做家庭主妇，辞职在家带孩子，往往不是"兴趣"使然，而是实在请不起保姆。再比如，一般的中国人会注意到，美国的"空中小姐"远远不如中国的"空中小姐"年轻漂亮，很多根本不修边幅的老大妈还"赖"在"空中小姐"的职位上，这其实也与美国工会对"空中工人"的保护相关，这种保护使年龄歧视、外貌歧视很难发生。这次带领纽约地铁工人"闹事"的，就是美国"交通工人工会"的纽约子工会"地方100"。由于公交工人是"国企"工人，他们的合同是与纽约州政府的都市交通局签订的。05年12月，上一个合同到期，新的合同进入协商阶段。正是在这个关头，"地方100"与都市交通局爆发了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经过漫长、激烈的讨价还价，双方在很多问题上都达成了一定妥协和共识，然而，在养老金的问题上，谈判被卡住了：都市交通局提出，以后新录用的工人必须抽取收入的6%作为自己的养老金筹款，这比现有合同增加了两个百分点，而"地方100"坚称它不会"出卖"以后新录用的工人，坚决不妥协。于是，日凌晨3点，"地方100"宣布罢工，地铁、公车系统陷入瘫痪。这是纽约交通工人25年来的第一次罢工，时逢寒冷的冬天，对于依赖公交系统的7百万纽约市民来说，罢工无疑是雪上加霜。以后的三天，成了"长征"的三天，人们在零下几度的天气里，迎着寒风，一步一步向自己的办公室或者学校"挺进"。如果说第一天大家还有点新鲜感，还有种走路的"振奋"的话，到第三天，人们已经开始怨声载道了，有的群众干脆在接受采访时说："把那些工会的人给抓起来，扔到监狱去，就这么办算了!"在所有这些愤怒的人中，纽约市长布鲁伯格无疑是最生气的。在他看来，谈不拢再接着谈啊，你罢什么工啊。他在20号的声明中说："交通工人工会将他们的私利摆在了公共利益之上，这不但是对公共服务这个概念的羞辱，而且是通过让这个城市给他们下跪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更重要的是，根据纽约州的泰勒法，公共行业的工人罢工是违法的举动。布鲁伯格抓住这个法律上的"辫子"，敦促法院对工会做出处罚。众所周知，在这个人口老龄化的时代，养老金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欧洲近几年的工人罢工，也往往与养老金问题相关。这次纽约公交系统在养老金问题上双方爆发冲突，并不出人意料。在"地方100"看来，这次妥协，可能是将来工人福利进一步被侵蚀的开端。对都市交通局来说，交通工人的待遇已经比其他公共行业的从业人员(警察、公立学校的教师、消防员)要高了，55岁就开始领退休金在私营行业也是闻所未闻。对白领阶层来说，交养老金的份额就不是百分之四、百分之六的问题，全国平均而言，白领阶层对自己养老金的贡献率为32%左右。更重要的是，长远地看，按照现在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支出，可以推算出都市交通局在2009年将要背上10亿美元的赤字。"如果一个巨浪即将打过来，你要在这个巨浪到来之前就闪开，而不是等它打到你之后才开始闪避"。纽约的舆论越来越一边倒，甚至连"地方100"的母工会"全美交通工人工会"都宣布他们不支持罢工，并敦促工人立刻返回岗位，同时法院也开始传唤"地方100"的领导人，在这种形式下，"地方100"结束了罢工，三天之后就回到了谈判桌。这次罢工，"地方100"和都市交通局两败俱伤，所以一回到谈判桌，双方口气都软了不少。几天之后，双方达成了新的协议。都市交通局不再要求提高工人对养老金的贡献率，但是双方同意工人对医疗保险的贡献率要提高1.5%。同时，作为补偿，都市交通局会部分返还工人已提交的养老金，使每个工人能得到8000美元左右的现金收入。当然，这只是双方高层达成的协议，对工会来说，它还需要得到几万工人的投票批准，对于都市交通局来说，也需要董事会的批准。
作者：@农夫1235 呵呵 先生你见过哪个国家哪个朝代像毛时代压榨农民？在你向往的毛时代农民吃粮食也要出钱的，你懂不懂？哪朝哪代哪个国家 用集市粮价四分之一的价格强购农民的粮食给你父亲们吃？凭什么给你父亲们发粮票保障你等口粮供应？为什么你父亲们的口粮比种粮的农民还多？　为什么你父亲们用低价就可以享用农民的粮食？农民老了以后，不能挣工分，就该饿死吗？农民干一年农活还没你父亲们一个月工资高呢！合理吗？毛时代是极不合理的社会。毛时代靠压榨大多数国人来供给你父亲一类的少数特权阶层的。所以，你向往毛时代，你愿意回到毛时代，你说还是那个物价，你是想再用市场四分之一的价格吃粮食，你是想再领肉票吃低价肉，你想再过压榨农民的生活 。所以先生你现在可能什么都不缺，缺的是良知！作者：@wangyimilan 作者：@邱彪 网上，常看见网友争论三年灾害期间饿死人的问题，其中亲身经历成为一个焦点、邱彪在小时候就常听父亲说起痛苦的往事，那种刻骨铭心的对食物的重视是没有经历过的朋友无法想像的，我父亲做到中央部管国有上市企业的副总工程师，在家吃饭有剩的鱼汤都要滤出来下顿喝掉，完全是饥饿带来的影响因此邱彪想把父亲的经历写到网上，也算给历史留下点亲历者的记录。以下为父亲口述，邱彪执笔，文中的“我”指父亲本人：本人父亲口授，做儿子的我替他录入，下文的“我”指邱彪的父亲：我是一九五二年出生的，祖籍在四川省梁平县（今属重庆市）城关镇（即县城）北门大街居住，三年困难时期开始的五九年我七周岁，结束的六一年我九周岁，以下事实均为亲身经历，如有虚言天打雷劈一.首先要说梁平县是四川省的产粮大县，我印象中60年前后全县并没有水旱灾害，有没有一村一社范围的小型灾害我不清楚，不乱说二.六零年县城街上到处都是沿路乞讨的农民，因为城市户口有定量吃，情况比农村稍好，农民就成群结队进城讨饭。他们个个骨瘦如柴，那阵我年纪小，只觉得他们眼睛像鬼火一样可怕，直到现在快要退休了依然记忆犹新。我亲眼见到人走着走着饿死倒毙，最初倒毙在哪家或者单位门前就由哪家负责掩埋，是有规定还是其他原因我不清楚。我看见有城里人用清稀饭救这些农民以免倒在自家门前（也许这么做是为了逃避掩埋死人的责任），但后来连城里人也吃不饱就基本上没有施舍了农民大批倒毙之后，人们用草席子给他一卷，人力平板车拉出去就在城外埋掉三.我家住在北门大街一处小型的四合院，南方那种规模比北京小得多的四合院，同院子共有四户人总人数大约十五个，隔壁居住的一个三岁小男孩，城市户口，定量不够吃活活饿死，他瘦得和现在网上电视上看到的非洲饥民差不多，骨头凸出来身上只有一层皮——印象中似乎大人饿死前多发生浮肿，小孩则是瘦得皮包骨头，不晓得有没有什么科学道理来解释小男孩临死还在叫“妈妈我要吃糖”，我从头到尾见证了他的死亡，这不是以分钟或者小时来计量的死亡，而是经历了好几个月的，从挨饿消瘦开始，慢慢慢慢耗尽的死亡，五十年过去，我现在都快要退休了，小男孩临死前喊的“妈妈我要吃糖”还记得清清楚楚，从撕心裂肺到有气无力，惨得无法言表四.我自己的姨妈（因我母亲死得早，自己又离乡几十年，记不清是亲姨妈还是表姨妈了），小时候常来我家走亲戚，先是浮肿，后饿死五.我自己的奶奶，农村户口在乡下和伯叔们生活，当时只有五十岁出头，是个健壮的农村妇女，活活饿死了，过程不想多说，难受————————————————————转发一个网友真实却血淋淋的故事，顶楼主一下，控诉猫的罪恶，谴责那些丧失了人性，为猫招幡追魂的无耻茅粪作者：hnbcyrnd1979 时间： 18:47:08大跃进与困难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干部表现最恶劣的时期，不少农民被直接迫害致死（注：李若建：“大跃进与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分析”，《二十一世纪》，2002年8月号。），间接迫害致死的数量就更多了。1958年12月中共中央监委办公厅的一个报告中列举了少数干部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情况：一是侵犯人权，残害人身，如骂人、打人、押人、捆人、跪石子、拔头发及施用各种肉刑；二是搜查和没收群众的东西；三是滥用“集训”，即把有问题的人集中起来监督劳动，甚至严刑拷打；四是用“辩论”的方法斗争干部群众，甚至侮辱拷打；五是不让吃饭；六是强迫群众拆屋沤肥；七是强迫群众掘坟挖尸，扩大耕地面积。（注：魏明铎：《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工作全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85页。）江苏省宝应县的5个生产队调查，在95名大队干部中，有贪污行为的30人，吊打过社员的23人，被打农民170人，共逼死23人。（注：周彪：“宝应事件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河南省信阳地区在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间，为了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局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监狱，短期拘留10720人，其中667人死在拘留所。（注：楚汉：《中国：三年自然灾害长篇记实》，四川人民出版社，第66页。）作者：@袁德靓 我也是农民出身，我知道毛时代农民是如何过“幸福生活的”。是的，那时物价是低。但你知道一个农民一年能分到多少小麦吗？告诉你：如果能分到一百市斤，就算烧高香了！就河南豫东平原农村而言，一个农民一年只分到几十斤小麦是很常见的事！这里有农民兄弟吗？请证实一下我是否在撒谎？我初中毕业的1970年，我们那个生产队平均每人分到五十三斤小麦，大麦忙天全队一百多口人吃的全是又黑又硬的红薯面窝窝头！为什么不吃白面呢？要知道五十三斤小麦那可是全年的细粮啊！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谁家没个老人孩子、谁不遇上几回头痛脑热呢！春节后小麦市场价是每斤三毛五左右，但农民哪有小麦去卖啊！就卖十斤八斤，也是因为遇上非花钱不可的事，从老人孩子口中挖出来的！要知道农民被迫交的“爱国公粮”和“余粮”，小麦每斤是按一角三分算的账！大忽悠网友，令尊大人是每月拿七八十元工资的堂堂科长，你怎么会知道我们农民的苦衷呢！至于社员手中的现金，说来更是可怜！或许您听说过“鸡屁股银行”的说法吧？那时有的人家吃盐、点灯、看病、上学全指望家里的三五只母鸡下蛋来换钱！有的农村孩子长到十来岁没见过“紫花头”、“大团结”（老百姓对五元、十元纸人民币的别称）什么样！1968年秋我由“八年级”（文革初期大中小学生都“闹革命”不毕业，1966年的小学六年级到这时就成了小学“八年级”）升初中，学费是两块五角，但我的一位姓杨的同学他爹拿不出这两块五，就不愿意让他上学，他就哭闹了好几天，他爹跑了十多家邻居去借才把钱凑齐，他报名时我们已经上了一星期课了。前年我见到这位已是副处级干部的同学，我们说起这件事还不胜唏嘘呢！
作者：@石穿千古 六七十年代的三十个印象--------------------------大缺进失败饿死千万人。街上武斗枪弹横飞。冤假错案遍及神州。驱赶几千万城里人下乡，中学生毕业即失业。老百姓一个月才能吃上半斤肉。贫富悬殊到首富上亿家产而平民唯一家电是手电简。同时与苏联为首的东欧、美国为首的西方，印度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为敌，成世界弃儿。---------------------------还有：把作点小生意的市民打成资本主义萌芽。把公园里接吻的恋爱青年当成流氓抓进派出所。把种点菜拿进城卖的农民抓起来批斗。把有海外亲属关系的国人当成特嫌时刻提防。把进城农民当成“盲流”收容关押。对工人来个十年不涨工资。挖掉孔坟包公祠尤其炎黄帝陵在糟蹋圣贤侮辱祖宗。停办几年大学中学荒废一代青年学业。--------------------------还有：连《红岩》《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这样正统的歌颂小说也居然成了毒草。新华书店好几年书架空空只摆了老两口的书。政局进了三对夫妇。而二十几岁的女儿侄女侄子飞跃而上成部级高干。不经过宪法程序就关押整死国家主席、元帅。让党外团体（造反派）搞垮各级党委与政府，造成各级政权大瘫焕。教唆学生打老师。平民十年才看八个戏而高干可秘密看进口大片。-------------------------还有；有组织地开展大规模种族灭门大清洗（如道县、大兴县）。婴儿也不放过。把公民人分三六九等（红五类、黑七类、灰三类）。祝领导人“万寿无疆”“永远健康”而让民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宁可少活二十年……”实行城乡二元社会而让农民变成二等公民。几年一次运动挑动群众斗群众让人际关系变成狼际关系。不经高考而让各地官员指定人选上大学从而使后门成风高教滑坡一来运动大家互相揭发互相撕咬以保护自己。无意写错一个字而被控政治犯罪判刑。因发表点不同意见就被割喉枪毙。-------------------------现在固有许多问题，但总体上比六七十年代好得多。 %1960年，中共中央曾多次发出十分罕见、十分特殊的显示粮食恐慌的紧急指示。如5月28日《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仅仅9天以后——6月6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紧急调运粮食的紧急通知》。眼看秋粮将要成熟——9月7日，中共中央又紧急下发了《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紧急指示》—— 一个计划经济一统天下、一切定量供应的时代，全国人民再一次降低口粮标准，可见灾情之惨烈！——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大灾之年，城乡人民之间严重的不公平！学者陈东林先生在《从灾害经济学角度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考察来源》一文中指出：“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年农村人均年消费量为164公斤，比1957年的204.5公斤下降了20 %，而同期城镇人口人均年消费量只下降了2.6 % ！”——请注意，农村人均口粮的下降幅度大大高于20 % 。其七，1960年秋粮已经收割入库，这时，毛泽东时代中共中央最最特殊的一份文件轰然出世！——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号召全国城乡人民广泛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运动的紧急通知》称：“根据科学家的建议，推荐广大城乡人民采集制造“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杆曲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 ——旷古未闻！这是世界史上无与伦比最珍稀的中央文件！然而，张宏志竟然说：“大饥荒未酿成大灾难”——必须严正指出：这是丧尽理性人性的浑话！中外历史上所有的饥荒，都是发生在一定地区一定人口一定时间之内，较大面积的饥荒很少延续一年以上——而中国，1958年冬～1961年间，960万平方公里辽阔国土的角角落落都在闹饥荒，世界史上有过此等先例吗？除了特权阶层，全国绝大多数人民都在水深火热中苦苦煎熬，世界史上有过此等先例吗？漫长的三年多，1000多个日日夜夜，全国绝大多数人民都在死亡线上无奈地挣扎，世界史上有过此等先例吗？在世界史的黄金时期，一个泱泱大国的全体普通国民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遭这么大的罪，到最后都要靠连猪狗都不吃的东西填肚子，难道还不是空前的灾难吗？——理应绝后！那么，1958年冬～1961年三年大饥荒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呢？这份人口统计表显示得清清楚楚：在年间，反常地突然出现中国“总人口增长”（通常，人口总是逐年增长）的大幅度减少——此前四年（），每年分别增加（万人）：、，四年共增加5847万，增长1 0 %；此后四年（），每年分别增加（万人）：、，四年共增加6679万，增长1 0.14 %；而年四年每年分别增加（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