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最高领导人职务是终身制 谁是唯一例外？
作者：陈之骅
五，日，安德罗波夫逝世。13日，苏共中央举行非常全体会议，一致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六，1985年3月，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因病逝世。次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非常全体会议。会议根据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葛罗米柯的提议，一致选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新旧交替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第一，最高领导人执政实际上是终身制（说实际上是因为在党章、宪法或其他正式文件中都没有相应的规定），只在他去世以后才进行新旧交替，因此无所谓任期。每次党的代表大会上都要进行最高领导人换届选举，而召开代表大会的间隔时间在各个时期并不一样。在列宁执政时期，基本上每年召开一次。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基本上每五年召开一次。在长达29年的执政期间，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两次党代会的间隔时间为两年、三年、四年、五年不等，最长一次间隔了十三年。在党代会上进行换届选举时，第一把手都是连选连任，其他领导成员，如政治局委员（或主席团委员）一般只作个别或很少的更换，这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是最典型的。史料显示，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员，是1976年二十五大的原班人马。从年，大部分政治局委员的任期达15年以上。最高领导人执政的终身制造成领导班子严重老化。上世纪80年代初，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为70岁。这也必然使最高领导班子在年龄上不可能形成梯队。
苏联最高领导人职务终身制只有赫鲁晓夫是唯一例外，他是被迫下台的。应当承认，采取这种方式来更换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是很不正常的，难怪一些历史学家把它称之为一场&宫廷政变&。但是同样应当承认，赫鲁晓夫执政11年来犯了不少错误。尽管他在内外政策上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思路，并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但由于指导思想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实践中的唯意志论色彩，改革非但没有取得成效，反而使国内的政治、经济出现很大困难，特别是引起了党内外的思想混乱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抬头。勃列日涅夫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才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
第二，苏联最高领导人在世时一般都不指定身后的接班人，列宁特别反对这一点。接班人是在领导人去世之后由最高领导集团（或其中的少数人）一起讨论决定或暗箱操作，然后在一定范围内（一般是党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以选举的形式予以确认。这样产生的接班人，往往是各方面权力平衡的结果，或是某一些领导人的推荐占了上风的结果，完全不是经过一定时间的培养、考察和锻炼出来的。至于选举，也只是走走程序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接班人在各方面是否符合最高领导人的条件便无法加以全面的考虑。最为明显的是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上台。他们都是在非常仓促和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出任最高领导人的。安德罗波夫虽然有较强的领导能力，群众中的威信也较高，但他的健康状况很不好。据苏联解密医疗档案显示，他很早就有肾功能不全症，自上世纪70年代末起，又先后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结肠炎、关节炎、痛风等多种疾病。就任不久，他多年的肾病加重，于1984年2月去世，在位仅15个月，终年69岁。至于契尔年科，更是一个临时决定的最高领导人。他的理论水平和实际领导能力都很平庸，就任时已经73岁高龄，在位仅13个月就去世。
第三，新任最高领导人上台后，在其领导地位还未巩固的情况下，一般都强调要实行&集体领导&（实际上是与领导集团中的几个人适当分权）。因为这个口号能争取到大部份干部和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然后，新领导人便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同时通过不同形式的夺权斗争，最后掌握全部权力。
这种党内斗争，以斯大林执政初期最为激烈。如前所述，列宁对斯大林作为自己接班人是有所保留的。但由于斯大林的能力，在党内外的影响与威望，以及多数领导人的支持，他还是在列宁去世以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以明显的多数票被推荐为总书记，并在紧接着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顺利当选。斯大林上台后，首先扳倒了最主要的政敌托洛茨基，接着又经过激烈和复杂的斗争，先后排除了其他政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等人。这一系列党内斗争中前后延续了大约五年之久。在斗争过程中，不可否认有路线分歧问题，但权力斗争的成份是十分明显的，其中造成的冤假错案，数十年后才得以平反。差不多到了1929年，斯大林的最高领导人地位才最终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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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苏共亡党20&周年的祭年。作为一个长期独掌政权的执政党，苏共对待意识形态问题的态度及其由此形成的思想文化政策，在给苏联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带来恶果的同时，也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号召力，失去了民众对她的信任和支持。思想文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可以说是导致苏共亡党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列宁逝世后，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苏共党内教条主义倾向日益严重。教条主义与个人崇拜相结合，使斯大林成了党的化身和真理的化身，斯大林的理论成为一切思想的源泉，官方的思想成为一切文化领域的主宰。文化绝对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成为笼罩苏联的浓厚氛围。在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苏联不曾有过任何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甚至自然科学领域也是这样，更不用说社会政治科学领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僵化、封闭、保守的思想文化模式在苏联形成，其特征极为明显。　　一是党和党的最高领导人成为各个学科的最高权威和真理的最后仲裁者。好像这样的权威通晓一切、理解一切，什么都能应付。现任俄联邦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在反思苏共历史时说，“对真理的垄断”是导致苏共执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把学术、思想观点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无限地上纲上线，用“修正主义”、“思想上的暗箭”、“反苏”、“诬蔑”、“攻击党”、“不道德”等罪名，以大批判和大清洗的方式整肃思想文化界。例如，1952&年斯大林会见作家团体，他在回答关于“现在应当写什么”这个问题时说：“写真实！”可是就在这时候，数百名作家被逮捕或者被杀害，其原因正是在于他们要写真实。尽管有过赫鲁晓夫时期的短暂“解冻”，但是，“赫鲁晓夫给了社会一点自由，后来他自己拧紧了龙头”。　　三是执政党只听到自己的声音，凡是与官方意识形态不和谐的一切文化成果均被以各种“罪名”加以否定，遗传学、控制论、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等被宣布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正如马克思从前所抨击的那样：“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于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　　而且，伴随这一思想文化模式的是在意识形态和宗教、文化与艺术领域中，在历史研究或政治观点方面不断采取各式各样的惩罚行动。就连零散的批评、正常的争论乃至不同观点的出现，也常常被当成阶级敌人的蛊惑和诽谤加以排斥、反击和惩罚。残酷的党内斗争、大清洗和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还有不断“发出的应该唱什么歌、读什么书、说什么话的指示”，不断地从每个活着的灵魂中捉鬼抓妖，伤害的不仅仅是社会的良知，在人人自危、人人自保的社会氛围里，人们不敢说真话、不能说真话，社会生活被虚假谎言毒害了。长此以往，社会上形成了随大流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窒息了多彩的社会生活。　　思想的停滞，理论的僵化，社会精神的消沉和怠惰，导致苏联社会进入停滞状态。对此，作为执政党的苏共，没有采取积极的态度反思自身的问题，相反，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加强了对社会意识的控制，社会没有正常的意见表达渠道，人民也没有实现政治参与的合法途径。1965&年，苏联克格勃逮捕并审判了两名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利，随后又审讯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一批青年作家，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由此引发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发展和扩大。　　从此，一种奇怪的现象出现在苏联社会的思想文化生活中：一方面，“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持续不断地发展起来，一部分知识分子针对党和国家在体制、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另一方面，多数人和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变得消极，对政治的漠不关心甚至尽量逃避政治已成为许多人的习惯和自卫手段。　　面对人民的要求和情绪，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执政党仍然无动于衷、漠然视之。对持不同政见者还是延续斯大林的办法：取缔和镇压。只是镇压的方式比斯大林有所缓和，把肉体上的消灭变成了驱逐出境或流放。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改革问题上不仅毫无建树，相反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即“新斯大林主义”。　　正当苏联在大力宣传已进入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热烈争论共产主义何时出现时，苏联的社会经济危机已迫在眉睫了。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已经进入到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时代，而苏联却在停滞徘徊，国内经济滑坡，社会道德水准下降，精神意志消沉。但是，苏共没有对此进行客观的分析，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相反，继续用抽象的理论进行空洞的宣传，而群众则在切身生活中体察到苏共的理论与现实的脱节，他们由对现实的疑问发展到理想、信念和信仰的动摇。由此造成苏共的凝聚力和感召力的严重下降，执政基础愈加弱化。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共进入改革时期。然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又没能担负起引导社会意识的责任，导致苏共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上失去了主导地位。此时，在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的口号下，在沸腾的政治热潮中，苏共历史上的积案、沉冤、秘密被揭开了历史的面纱；各种“主义”纷至沓来，以往不可动摇的真理变得面目全非；在虚无主义的笼罩下，人民渴望逃离华而不实的理想的樊笼，社会失去了前进的目标。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成为苏联社会生活的现实。不同的意识形态在相同的时间和空间内共存，并且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一些新生的政党和政治运动常常利用人权、民主等价值取向进行反苏共的活动，并在此基础上联合起来。此时，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的传统被打破。　　虽然，苏共在改革的进程中，伴随着“新思维”，“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完整的思想体系逐步形成，并作为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苏共中央行动纲领》推向苏联社会。然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既没有成为凝聚社会，引导社会的思想，相反，这一思想在实践中的实施，给苏联社会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及后果，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反思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进程可以看到，改革的设计师和建筑师们，对改革将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潜在危机，对政治对抗和社会冲突的潜在能量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对改革时期各种关系的处理，如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改革与稳定的关系、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党政关系、民主与法制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没有进行充分的论证和明确的说明。这样就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改革即便不是那么轻松，也能相对地、无冲突地把社会带入新的状态。从而，改革措施大刀阔斧，毫无顾忌。“长期形成的社会徘徊不决和裹足不前，被仓促而就和一哄而起所代替。”政治过热，局势失控，恰恰迎合了社会心理和社会群体意识中那些对当局的疏离情绪和逆反心理。不当的措施不仅未能逐步缓解与化解矛盾和危机，相反，加速了矛盾和危机的总爆发。　　（作者系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世界政党比较教研室主任、教授）（来源：《中直党建》杂志201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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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最高领导人的交替状况　　在苏联存在的74年时间里，苏联最高领导人共有七人：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相应地共有六次新旧交替。　　一，月，俄共召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4月3日，新一届中央全会决定设立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位。斯大林当选为总书记。当时总书记的主要工作是领导书记处，处理党的日常事务，不具有党的第一把手的地位，而且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列宁虽已患病，但还在世。但是，斯大林开始利用这一职务，逐步扩大自己的权力。1922年12月-1923年1月，列宁在病中口授了一封给党的代表大会的信。信中对党的几位主要领导人逐一进行了评论。列宁称斯大林是党中央的一位“杰出领袖”，同时又说他粗暴，不够耐心，不够谦虚，而且不大关心同志。列宁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因此建议免去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1923年4月，俄共召开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因病未能出席，他的上述信件也没有在会上公开。大会再次选举斯大林为总书记。日列宁逝世。5月21日，党中央举行紧急全会，会上宣读了列宁的上述信件，斯大林当即提出辞呈。但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一些领导人不同意，认为这段时间以来，列宁信中担心的“关于我们的总书记和中央委员会分裂的危险并没有发生”。全会以30票对10票通过决议，建议党的13大选举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5月23日，苏共十三大开幕，大会一致选举斯大林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二，1953年3月，身兼苏联党、政两个最高职务的领导人斯大林逝世。次日，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苏联部长会议举行联席会议，通过决议任命马林科夫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和列宁一样，生前没有明确指定接班人。不过，在五个月前，1952年10月举行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的不是通常的党的第一把手，即斯大林，而是中央书记处书记马林科夫。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至少说明了斯大林对他的信任和重视。1953年9月，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选举中央主席团(由中央政治局改组而成)委员赫鲁晓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马林科夫在会上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三，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中央主席团委员苏斯洛夫作报告，列举了赫鲁晓夫在内外政策方面所犯的各种错误，特别指出了他在工农业生产和管理以及以生产原则改组党组织等方面的改革中的唯意志论错误，和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会议经过表决一致同意赫鲁晓夫“自愿”辞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同时选举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次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解除了赫鲁晓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同时任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柯西金担任此职。　　在这次中央全会召开之前，中央主席团先后举行了两次会议。前一次是背着赫鲁晓夫开的，当时他正在外地休假。在会上，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大部分主席团委员为密谋推翻赫鲁晓夫作了最后部署。后一次会议是由赫鲁晓夫本人主持的。主席团委员们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赫鲁晓夫进行了激烈的指责，迫使赫鲁晓夫同意“自愿退休”。赫鲁晓夫一开始时作了一些反驳，但最后还是屈服了，并在事先为他准备好的辞职声明上签了字。主席团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赫鲁晓夫的主要问题是没有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和接受中央委员会的批评，“在实际实现苏共二十、二十一和二十二大决议所制订的路线中犯了一系列重大错误”，为此，根据他的“年龄和健康状况”和“本人所作的声明”，“决定解除他中央第一书记，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　　四，日，勃列日涅夫逝世。次日，政治局举行会议决定了接班人选。12日，苏共中央举行非常全体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受政治局委托，建议选举政治局委员安德罗波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他说，安德罗波夫谦虚、热情、尊重其他同志的意见，支持集体领导。与会者一致表示同意。安德罗波夫作了讲话，高度评价已故总书记，并且表示将继续执行党制定的内外政策路线。　　五，日，安德罗波夫逝世。13日，苏共中央举行非常全体会议，一致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六，1985年3月，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因病逝世。次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非常全体会议。会议根据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葛罗米柯的提议，一致选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新旧交替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第一，最高领导人执政实际上是终身制(说实际上是因为在党章、宪法或其他正式文件中都没有相应的规定)，只在他去世以后才进行新旧交替，因此无所谓任期。每次党的代表大会上都要进行最高领导人换届选举，而召开代表大会的间隔时间在各个时期并不一样。在列宁执政时期，基本上每年召开一次。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基本上每五年召开一次。在斯大林长达29年的执政期间，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两次党代会的间隔时间为两年、三年、四年、五年不等，最长一次间隔了十三年。在党代会上进行换届选举时，第一把手都是连选连任，其他领导成员，如政治局委员(或主席团委员)一般只作个别或很少的更换，这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是最典型的。史料显示，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员，是1976年二十五大的原班人马。从年，大部分政治局委员的任期达15年以上。最高领导人执政的终身制造成领导班子严重老化。上世纪80年代初，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为70岁。这也必然使最高领导班子在年龄上不可能形成梯队。　　苏联最高领导人职务终身制只有赫鲁晓夫是唯一例外，他是被迫下台的。应当承认，采取这种方式来更换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是很不正常的，难怪一些历史学家把它称之为一场“宫廷政变”。但是同样应当承认，赫鲁晓夫执政11年来犯了不少错误。尽管他在内外政策上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思路，并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但由于指导思想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实践中的唯意志论色彩，改革非但没有取得成效，反而使国内的政治、经济出现很大困难，特别是引起了党内外的思想混乱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抬头。勃列日涅夫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才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　　第二，苏联最高领导人在世时一般都不指定身后的接班人，列宁特别反对这一点。接班人是在领导人去世之后由最高领导集团(或其中的少数人)一起讨论决定或暗箱操作，然后在一定范围内(一般是党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以选举的形式予以确认。这样产生的接班人，往往是各方面权力平衡的结果，或是某一些领导人的推荐占了上风的结果，完全不是经过一定时间的培养、考察和锻炼出来的。至于选举，也只是走走程序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接班人在各方面是否符合最高领导人的条件便无法加以全面的考虑。最为明显的是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上台。他们都是在非常仓促和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出任最高领导人的。安德罗波夫虽然有较强的领导能力，群众中的威信也较高，但他的健康状况很不好。据苏联解密医疗档案显示，他很早就有肾功能不全症，自上世纪70年代末起，又先后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结肠炎、关节炎、痛风等多种疾病。就任不久，他多年的肾病加重，于1984年2月去世，在位仅15个月，终年69岁。至于契尔年科，更是一个临时决定的最高领导人。他的理论水平和实际领导能力都很平庸，就任时已经73岁高龄，在位仅13个月就去世。　　第三，新任最高领导人上台后，在其领导地位还未巩固的情况下，一般都强调要实行“集体领导”(实际上是与领导集团中的几个人适当分权)。因为这个口号能争取到大部份干部和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然后，新领导人便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同时通过不同形式的夺权斗争，最后掌握全部权力。　　这种党内斗争，以斯大林执政初期最为激烈。如前所述，列宁对斯大林作为自己接班人是有所保留的。但由于斯大林的能力，在党内外的影响与威望，以及多数领导人的支持，他还是在列宁去世以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以明显的多数票被推荐为总书记，并在紧接着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顺利当选。斯大林上台后，首先扳倒了最主要的政敌托洛茨基，接着又经过激烈和复杂的斗争，先后排除了其他政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等人。这一系列党内斗争中前后延续了大约五年之久。在斗争过程中，不可否认有路线分歧问题，但权力斗争的成份是十分明显的，其中造成的冤假错案，数十年后才得以平反。差不多到了1929年，斯大林的最高领导人地位才最终确立。　　赫鲁晓夫上台之初的党内斗争也相当激烈。斯大林从1941年起就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他既是党的第一把手，又是政府首脑，而在党内外和他本人更重视后者。3月7日，《真理报》公布了苏联党中央、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的决议：马林科夫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四人为第一副主席。赫鲁晓夫为由10人组成的党中央主席团的委员，排位第五，专门负责党务。所以在斯大林去世后的短时间内，接替斯大林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是马林科夫。马林科夫表现得很谦虚，再三强调要实行“集体领导”。当领导层中一位元老在一次会上称他为“斯大林的接班人”时，他立即郑重地说：“我们大家都是接班人，斯大林同志没有唯一的接班人。”1953年9月，赫鲁晓夫当选为总书记。为了掌握最高权力，他首先必须排除权力很大、并与马林科夫关系密切的贝利亚。1953年7月，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等联手(尽管后者在行动中并不坚决)，以“反党反国家”的罪名清除了贝利亚。此后，在赫鲁晓夫的策动下，终于在1955年2月，以“忽视发展重工业”和与“列宁格勒案件”有牵连为由，解除了马林科夫部长会议主席和党中央主席团主席的职务，同时任命其为苏联电力部部长，并在名义上保留了中央主席团委员和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职务。但是权力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直到1957年6月清除了所谓的“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以后，赫鲁晓夫才完全掌握了权力，真正成为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最高领导人。　　在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上台初期，党内斗争相对比较缓和。勃列日涅夫一开始也特别强调“集体领导”，并声称赫鲁晓夫之所以失败，原因之一就是违反了这一原则，实行个人专断。当时，在政治局内形成了由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组成的所谓“三驾马车”。但勃列日涅夫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没有多久，“三驾马车”开始瓦解。勃列日涅夫取代波德戈尔内兼任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柯西金的实权也不断被削弱，勃列日涅夫最终独揽了全国党政军大权。　　第四，国家元首(最高苏维埃主席)和政府领导人(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并不是终身制，不过没有固定和明确的任期，经过一段时间，或是在一定情况下可以更换，程序同样也只是走走形式。党的最高领导人有时兼任国家或政府的领导人，即使不兼，政府领导人也没有多少决策权，而最高苏维埃主席只是一个名誉上的职务而已。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人民论坛》杂志　　作者：陈之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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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兴亡转折：勃列日涅夫禁用“改革”一词
[导读]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停滞不前,从1971年起不准用“改革”一词,只准用“完善”一词,悄悄地重新斯大林化&#8212;&#8212;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兴亡史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期。
●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何在苏联史研究中被忽略了？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勃列日涅夫是苏联历史上一位重要政治人物。自1991年底苏联发生剧变以来，我国学术界对勃列日涅夫时期与苏联兴亡关系的研究，远不如像研究斯大林、赫鲁晓夫与戈尔巴乔夫时期那么重视和深入。事实上，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兴亡史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期，应重视对其进行深入研究。长期以来，勃列日涅夫时期给人们的表象是稳定，有的论者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是苏联历史上最为稳妥的改革。但是，持这样观点的人没有看到，这种稳定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相当一个时期里是意味着停滞。勃列日涅夫提出“稳定”的口号，实际上是静止不动。勃列日涅夫给人以稳定的表象，也由于他执政期间在苏联国内并没有发生历史性的重大事件有关，这个时期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重大事件一个接一个。1991年底苏联剧变后，学界研究的重点自然放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什么亡了，要着力探索亡的深层原因，但勃列日涅夫时期给一些人却是兴盛的标志，这主要指的是：从上世纪60年代下半期苏联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到了70年代初苏联战略核武器达到与美国持平的水平，苏联已成为一个能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所以，在有些人看来，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是“苏联综合国力最强大的鼎盛时期”，既然认为是“最强大的鼎盛时期”，那么在研究苏联衰亡问题时就容易忽略这个时期。●勃列日涅夫上台初期做了些什么？赫鲁晓夫下台时，苏联社会经济处于混乱状态，因此，勃列日涅夫一上台，不得不对其前任的一些重要政策进行调整与修改。首先决定重新恢复按地区生产特征建立统一的党组织与领导机关，取消赫鲁晓夫时期以生产原则为基础分别成立的工业党组织与农业党组织；其次是强调恢复集体领导原则，形成由他（苏共总书记），波德戈尔纳（最高苏维埃主席）与柯西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三驾马车；三是改变党的作风与强调民主法制，批判唯意志论；四是取消地区管理原则，恢复部门管理原则；五是继续进行赫鲁晓夫后期酝酿的经济改革试验。经过一番政策调整后，1965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九月全会通过决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改革经济体制的文件，决定在苏联推行新经济体制。实行这一体制的三项原则是：一是扩大企业自主权，以利于提高企业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二是管理经济由行政方法与经济方法相结合，逐步以经济方法为主，加强经济杠杆的作用；三是贯彻国家、企业与个人三者利益结合的原则。应该说，对于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在改革初期实行以上三项改革原则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70年）期间，苏联经济情况较好,这一时期，勃列日涅夫对改革持积极态度，力图通过改革扭转经济下滑趋势。也是在这一时期，勃列日涅夫站稳了脚跟。但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保守、僵化与停止改革趋势日益明显，后来实际上取消了改革。其原因如下：其一，改革是在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进行的。1967年11月，勃列日涅夫第一次宣布，苏联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所谓发达社会主义，其基本含义为：一是苏联已是一种新的社会，即社会主义到了成熟的阶段；二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改造处于即将完成的阶段；三是已具备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在这样大背景下得出的结论是，苏联所需要的是发达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不需要进行大的改革，更不用说根本性改革。其二，改革一开始就是强调在不影响集中统一计划原则下进行的。勃列日涅夫在198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上强调说：“党一向把计划看成法律。这不仅仅是因为计划是由最高苏维埃批准的。计划之所以就是法律，是因为只有遵循计划才能保证国民经济协调工作。”其三，改革引起权力之争与利益调整，从而使不少改革措施难以实施。从苏联最高领导层来说，害怕进行根本性改革，害怕失去对全国经济、财政大权的控制。从各级管理机关与企业关系来看，自改革开始后，围绕权力与利益的斗争从未停止过。其四，行政官僚机构对改革的阻碍作用。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行政官僚机构一直处于特权地位，这些机构的人员总是以有权“不予批准”而自傲。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些官僚机构不仅庞大，而且根深蒂固，盘根错节，成为改革的重要阻力。其五，来自“左”的教条主义的理论障碍。从经济理论来讲，勃列日涅夫时期主要是两大教条：一是长期否定商品经济，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是最起劲的；二是所有制理论。这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是不允许触及的。并且，这个时期一直认为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最高形式，并把这个理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1954年出版的由斯大林审定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说：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最成熟、最彻底的”形式。显然，任何对这种所有制形式的改革必然意味着是一种倒退，当然是不允许改革的。其六，政治体制倒退，制约了经济改革。这表现在：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进一步发展；个人集权加强，独断专行现象严重；个人崇拜盛行。勃列日涅夫时期又恢复了赫鲁晓夫时期废除的干部终身制，出现了严重的干部老化现象。到上世纪70年代上半期，苏联国内因循守旧、求稳抑变的思想占支配地位，在勃列日涅夫周围有一大批保守分子，从而使其对传统体制只是修修补补，缺乏改革的坚决性，从1971年起不准用改革一词，只准用完善一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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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xu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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