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行政区划显然比大陆优越的多，如果台湾是一个省，由省直管直辖市（实际上就是个比较重要的市）、县和县级市，市（包括直辖市）县下面有区、市（和镇平等）和乡镇，至于村（里）、邻，应该和大陆的行政村和社区差不多，不算行政区。

台湾的行政区划比大陆少了一层地级市，和海南省差不多，但海南省海口市面积太大，包含了太多的郊区，而台湾的市，即使是直辖市，也只是城市部分，郊区比例很小。

纵观大陆的省和自治区，区划本就非常不合理，还下辖地级市和地区，由地级市和地区来管理县区，多出一层地级市和地区，自然就没有优越性可言，大陆的行政区划排名世界最糟糕之列应该没有人会说个不是。

　　先看康熙收复台湾的历史资料。
　　康熙元年（1662），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了台湾。不久，郑成功去世，其子郑经继位。之后，台湾郑氏集团内部矛盾重重，郑经与其叔父郑世袭为争夺权力发生火并，政治上越来越走下坡路。而清由于当时国内棘手问题很多，对台湾不能以武力压服，也主要采取“招抚”政策。这样，使得郑氏集团暂时取得了一个喘息时机，得以在台湾维持一段时间的割据统治。早在康熙元年（1662）郑成功病逝后不久，清廷即派人前往厦门招抚郑经。其时，郑经与其叔父郑世袭火并正烈，郑经害怕清廷“指日加兵，内外受困”，因此，阳奉阴违，虚与应付，以“苟延岁月”。第二年，郑经得势，则提出“请如琉球、朝鲜例，不登岸，不剔发易衣冠”。清廷当然不会答应，双方仍成对峙局面。当年十月，清军分三路攻厦门等地，清军击败郑军，攻占了厦门。郑经退守铜山。后郑军军官眼看大势已去，纷纷率兵降清，致使郑军在大陆沿海据点纷纷失守。康熙三年（1664）清廷授福建提督水师总兵官施琅为靖海将军，令其统帅水师，前往征剿郑经。施琅率水师先后三次渡海，均因台风袭击而未成功。康熙六年（1667），清廷又派福建招抚总兵官孔元章先后两次渡海招抚郑经，但郑经仍顽固地坚持所谓“朝鲜例”，招抚未成。康熙七年（1668）初令施琅来京师，商讨进兵台湾的大计。施琅到京师后，详陈武力统一台湾的意见，但因当时天下初定，沿海地区人心未稳，施琅的意见未被采纳。不过，康熙帝意识到武力统一台湾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尽管未采纳施琅的意见，但命其为内大臣，留在京师，以备应急之用。
　　熙八年（1669），帝又亲颁谕旨，委派重臣，赍诏书前往招抚，无奈郑经一意孤行，招抚未果。
　　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之乱发生。耿精忠约郑经为援，率军西渡大陆。郑经利用清廷忙于平服吴三桂、耿精忠叛乱之机，率军攻占了闽、粤沿海的泉州、漳州、兴化、潮州、惠州五府和闽西北的汀州、邵武两府。这些地方除潮州，惠州原属广东的尚之信藩地外，其余均属靖南王耿精忠的藩地。因此，郑、耿为争夺地盘发生冲突。康熙十五年（1676）清廷派军队入闽，由于耿精忠又反水降清，与清廷联合攻郑经，郑经孤军不支，只好退守金、厦。清军因吴三桂叛乱尚未平息，无力渡海，所以仍采取招降政策。这样，清军与郑经仍成对峙局面。其后，清廷派康亲王杰书、福建总督姚启圣极力招抚郑经。尽管郑经一再拒绝招抚，但其部属兵丁却“至者如归”，仅康熙十七年（1678）六月至十一月，投向清军的郑军部属军官就有1237 员，兵丁11639 名。康熙十八年（1679）初，郑经的五镇大将廖琠、黄靖、赖祖、金福、廖兴及副总兵何逊等各带所部官兵来归，其中文武官员374 员，士兵12124 名。在这种情况下，郑经被迫收缩防务，主要兵力撤回台湾，而留守金、厦的官兵眼看大势已去，纷纷降清。康熙十九年（1680）三月，金门、厦门即为清军所占。
　　康熙十九年（1680）底，清朝平定了三藩之乱，除台湾以外的全国大陆基本统一，台湾继续孤悬海外，不利于多民族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巩固和统一。因此，统一台湾势在必行。
　　康熙二十年（1681），郑经暴死，其长子郑克■继位。不久，郑经部将冯锡范等杀郑克■，年仅十二岁的次子郑克塽即位，袭延平王，仍奉南明为正统。此时，台湾郑氏集团内部发生长幼争立的内讧，政治日趋腐败，内部分崩离析。加之，随着全国大陆的统一，“反清复明”的口号已经失去其号召力，大陆士兵纷纷思归，郑氏集团内部人心惶惶，继续割据的局面已经很难维持。但清廷内部在是否武力统一台湾问题上颇有分歧。朝廷一部分大臣认为，天下初定，“凡事不宜开端，当以清静为主”主张缓征台湾。福建地方的水师提督万正色也上奏认为“台湾断不可取”。福建海防长官宁海将军喇哈达等也持反对态度。许多朝中大臣“咸谓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长驱制胜，难计万全”，力主放弃武力征讨。一部分朝廷大臣还对康熙帝重用郑氏集团降将施琅不满，认为如果派施琅出征，“去必叛”。内阁大学士李光地、福建总督姚启圣、福建巡抚吴兴祚等力主乘机攻取台湾。康熙帝在经过一段犹豫之后，最后下决心攻取台湾，以“底定海疆”，实现其一统海内的宏图。康熙二十年（1681）六月，他发布诏令：“郑锦（经）既伏冥诛，贼中必乖离扰乱，宜乘机规定澎湖、台湾。”并令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诺迈、万正色等，与将军喇哈达、侍郎吴努春“同心合志，将绿旗舟师分领前进，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毋误事机”
　　康熙二十年，一方面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不主张攻取台湾，另一方面，内阁大学士李光地、福建总督姚启圣等极力保荐施琅，认为“他是海上（指郑氏）世仇，其心可保，又熟习海上情形。其人还有谋略，为海上所畏”。因此，康熙帝决定再度起用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作为攻台主帅，“委以独任专征”大权，到福建统领军队进取台湾。他下诏书宣布：“今诸路逆贼俱已歼除，应以现在舟师破灭海贼。原任右都督施琅系海上投诚，且曾任福建水师提督，熟悉彼处地形、海寇情形，可仍以右都督充福建水师提督总兵官，加太子少保，前往福建。到日即与将军、总督、巡抚、提督商酌，克期统领舟师进取澎湖、台湾。”施琅降清后，康熙元年（1662）曾一度出任福建水师提督，康熙四年（1665）五月，又曾率福建水师自福州的铜山（今东山）渡海攻台，至清水洋因遇风折回，所以，他对台湾海峡一带海上形势、地理环境、天文风候十分熟悉，这就为清军取胜创造了有利条件。
　　施琅到福建后，迅速组织起一支由原郑氏降兵及福建新练水师为主的水军，这支军队既熟悉海情，又有多年海上作战经验，同时又配备有精良大炮的高大坚固、行驶迅捷的战船，只待选择战机，准备渡海作战。台湾海峡尽管宽只二三百里，但风险浪恶，气候变化无常，渡海作战仍有不少困难。施琅充分估计到各方面的困难，并从困难条件出发制定作战方案：第一，以攻取澎湖作为第一个战略目标，先取澎湖“以扼其吭”。既可作为清军可进可退的基地，又可控制制海权，封锁郑军的通道。第二，选择西南风始发季节作为渡海进兵的战机。一改过去东北风盛行时渡海的传统打法。这样既能出其不意，又使水军能抛泊海上，选择准确的进攻机会。第三，兵分三路，东西两翼配合，集中优势兵力于中路，与敌军主力决战。
　　郑军在侦得清军将以澎湖为第一个战略目标后，即派能攻善守的大将刘国轩率精兵2 万余名，大小船舰200 余艘，并“缘岸筑短墙，置腰铳环20余里的壁垒”，固守澎湖。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十四日，施琅率领战船300 余艘，水师2 万余人，仍自铜山出洋，第2 天上午，战船即陆续到达澎湖海外。十六日曾发生小规模海战，双方各有损伤。二十二日清军分三路出击，与郑军决战，施琅亲率主力担任中路主攻。清军利用“风利舟快，瞬息飞驶，居上风上流之势，压攻挤击”，一鼓作气，经过七八个小时激战，大败郑军。刘国轩率所剩几只小舟逃回台湾。澎湖为台湾门户，一旦失守，台湾即失去了屏障。施琅派员到台湾劝降，联络刘国轩。刘国轩见大势已去，于是派兵监视郑氏统治集团，郑克塽、冯锡范只得上表求降，八月清军胜利进驻台湾。由于郑氏集团政治腐败，所以清廷统一台湾得到台湾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清军至台湾时“百姓壶浆相继于路，海兵皆预制清朝旗号以迎王师”。台湾人民是迫切希望国家统一的。
　　清廷尽管攻取了台湾，但在台湾问题的处理上朝野之间意见分歧，康熙帝亦处于动摇犹豫之中。朝廷和闽浙地方的不少官员主张放弃台湾，守澎湖。施琅力排众议，主张坚守台湾。他认为台湾是“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在国防上有重要战略意义，而且“野沃土膏，物产利溥”，经济上亦大有开发的前途。特别是他很有远见地意识到若弃而不守，西方殖民主义者必利用台湾，“窃窥边场，逼近门庭，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遗患后世。因此从这个角度施琅认为台湾“即为不毛荒壤，必借内地挽转运输，亦断断乎其不可弃”。施琅恳切陈辞，阐述利害，得到大学士李蔚、工部侍郎苏拜、都察院左御史赵麟等人的赞同和支持，于是康熙帝始决定坚守台湾，在台湾设台湾府，下辖台湾、诸罗、凤山三县，隶属福建省。台湾、厦门合派一道官管辖。并派兵8000 人驻防，设总兵一员，副将二员，澎湖亦派副将一员统兵2000 人驻防。这样，台湾重新统一于清王朝中央政府的管辖。
　　统一台湾，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这不仅对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对台湾的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后来事实证明，台湾经济、文化的进一步振兴，正是在台湾重新统一于清朝中央政权管辖之后。
　　从上历史看出：统一台湾又不留历史后遗症，就得靠武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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