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
你不知道的真相
五四运动中 你不知道的真相
五四运动爆发后，学生打着爱国的旗号，罢课游行，声势浩大。刚开始，这种游行还比较理性和温和，后来，在一些学生领袖的煽动下，越来越火爆，开始打砸外货，扰乱秩序，甚至违法殴打所谓的“卖国贼”。
首当其冲的就是曹汝霖。
当时，中日矛盾已经成为主要民族矛盾，国民想到抵制外货，第一个烧的就是日本商品。曹汝霖早年留学日本，从清朝末年开始，担任外交次长，主要负责对日关系，跟日本人打过多年的交道，所以，当时很多中国人认为他是亲日派。后来，他又担任过袁世凯的外交总长，奉命跟日本进行过借款谈判。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学生眼中，这个中国人肯定不是好东西，常年跟日本勾勾搭搭，眉来眼去，必然是卖国贼。
你敢卖国，我就敢揍你。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冲进曹汝霖私人住处，想揪住这个卖国贼，痛打一顿。很不巧，学生掘地三尺，也没找到曹汝霖，这贼子不知藏起来了还是跑掉了。
怎么办？好办，点火吧，用600摄氏度的高温，去清洗这片被卖国贼污染过的土地，就不信我们的爱国之火，镇不住这个卖国贼的歪风邪气。这一把火，烧出了五四运动中看似正义、其实无耻的一幕——火烧赵家楼。
这一把火，烧出了一个狼狈不堪的卖国贼子——曹汝霖。他从此声名扫地，民国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弃卒保车，非但没有严惩违法放火的学生，反而让他辞职，其实就是变相承认学生行为是爱国的，你曹汝霖就是卖国。
这一把火，烧出了一个威风凛凛的爱国青年——梅思平。他从此声名远播，因为，他是当时的学生领袖，烧赵家楼的第一把火，就是他放的。因为这种爱国行动，他被媒体广泛报道，一时风光无限，成为爱国进步青年的代表。
一般到这里故事就结束了。卖国贼终得报应，爱国青年浩气长存，黑白分明，恩怨两清，于是就可以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很可惜，有些故事开端很美好，但结尾非常冷酷，甚至充满黑色幽默般的讽刺，令人无限唏嘘。
火烧赵家楼后，面对众人非议，曹汝霖退出了政界，他对自己的十几年外交生涯，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他知道，自己身居其位，确实容易被人误解，与其自我争辩，不如笃行慎为，浴火重生。
五四以后，曹汝霖退出政界，完全打消了东山再起的心思。赋闲在家，他并没开始享清福，一方面经营银行，另一方面，利用银行赚的钱，积极做慈善。
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一套，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据说这个办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领，还可以尽量让车夫有尊严的接受曹家的好意，可以说一举两得，细思极佳。
二十年代末年，曹汝霖花了大量钱财和精力，办了一所医院。穷人就医，缴费颇多优惠，甚至完全免费。医院不赚钱，每年都需要曹家经营的银行花钱补贴，才能保证不关门。
这种状况持续了十多年，直至抗战爆发。
日本人占领华北后，曾想强占这家医院。这时候，曹汝霖不得不出马，跟日本交涉，颇费口舌，总算保住了医院。当时，日本人出于战略需要，推行以华治华的近卫方针，大力笼络名人政客，扶持和培养汉奸。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人，纷纷投靠。但这并不包括曹汝霖。抗战八年，他没有担任过伪职，也没有替日本人做过一件事。
如果要投靠，他是有资本的，也是有条件的。他精通日语，曾长期跟日本人打交道，对日本情况非常了解，也认识一些日本的当朝官员。只要一点头，立马可以官运畅通，富贵荣华无数。然而，他拒绝了。利诱不成的日本人，也曾一度恼羞成怒，开始威胁。曹汝霖没有屈服，保持了自己的民族气节。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这样，比如，曾经的爱国青年梅思平。
这个在五四运动中风光无限的年轻人，后来进入大学担任教授，一直受人尊敬。然而，抗战期间，他却秘密潜入日占区，投靠日本人，随后一路高升，最后做到了汪伪政权的中央组织部长。
听到这里你一定会大跌眼镜。想不到吧，当年万人唾弃的卖国贼，竟然坚贞不屈，守护着家国大义和民族气节，而当年人人佩服的爱国英雄，却摇身一变，成为了叛国的民族败类。
没办法，这就是历史——在看似温情脉脉的表象之下，有着冰凉彻骨的真相，揭开以后，往往令人凛然大惊，甚至不寒而栗。
一个人是否爱国，并不在于和平时期对内喊过多少口号，表达过怎样的观点，而在于非常时期，做出过怎样的抉择。
让我们回到火烧赵家楼吧。当年梅思平振臂一呼，点起爱国火炬的时候，明明知道，那栋房子里面看不到卖国贼曹汝霖，却有曹汝霖的小妾和幼子。熊熊大火中，面对从浓烟里跑出来孤儿弱妇时，这个爱国青年，是否心中有过羞愧，她们虽然是卖国贼曹汝霖的亲属，但他们也是血肉同胞——无辜的中国人啊。
即便当时热血冲晕了头脑，激情之下，难以自持。那么，事后冷静以后，有没有过反思和忏悔？
没有，一点都没有。这个所谓的爱国青年，一直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合乎情理的正义之举，高尚之行，若不信，且看看他的《狱中自白》吧。抗战胜利以后，以叛国罪被关押在监狱中的梅思平，想到的依然是为自己辩护，从来没有忏悔和反思。
相反，“卖国贼”曹汝霖却在晚年，对火烧赵家楼进行了全面的自我总结：“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行文最后啰唆两句，以此作结：
日，因叛国罪，50岁的梅思平被国民政府枪决。
日，曹汝霖逝世于美国底特律，终年89岁。
历史真相虽然残酷，但冥冥之中，自有安排。黑白不同道，恩怨自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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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极分化的民国印象
按照我们在传统教科书上读到的信息，从1912年清朝覆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民国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主权沦丧、积贫积弱、灾祸不断、饿殍遍地、军阀混战、列强横行、日本入侵……像《包身工》、《白毛女》、《三毛流浪记》、《茶馆》、《骆驼祥子》等脍炙人口的革命主流文学名著，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民国时代社会动荡、剥削残酷、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的悲惨现实。
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台湾和海外的现代文学作品流入大陆，张爱玲、周作人、胡适等人的作品也被从故纸堆中翻出来，让我们似乎又从另外的视角，看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民国。
尤其是一系列以民国时代为背景的琼瑶小说，例如《情深深雨蒙蒙》、《水云间》、《苍天有泪》等等，在大陆受到追捧并且翻拍成电视剧之后，我们更是看到了一个充满小资情调的民国时代——教会学校出身的贤淑小姐、出国留洋的文雅少爷、主仆情深的狡黠丫鬟、善良宽厚的豪门太太、持重仁爱的乡下老爷、爱国爱民的资本家老板……
总之那里的思想是进步的，恋爱是自由的，生活是悠闲的，情调是小资的，求爱是浪漫的，官府是勉强还算过得去的，洋人都是彬彬有礼的，还有各式各样的舞会、酒会、书画比赛、文娱活动、慈善活动，感觉完全是一个文明进步的摩登社会嘛！
嗯嗯？原来教科书上那个黑暗残酷、民不聊生的旧社会，竟然也有如此和谐美好的一面？
而对于民国时代的百姓生活，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思维”，以及种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发现”。例如“1927年的武汉纺织女工月薪30多块大洋，可买个鸡蛋，养活一家四口毫无压力”；“旧社会学徒工待遇远比现代血汗工厂优厚，每年带薪休假72天”；“民国时期的‘温饱’早已不是问题，‘员工福利’大大超过新中国的任何时期”；“新中国60年，中产阶级收入水平还没有达到民国贫困线”……
于是，在看过上述这些“新发现”之后，我们就忍不住感到纳闷了：哇！既然解放之前的旧社会是如此美好，社会福利是如此的先进，地主和资本家是如此有良心，为什么当初中国的工人农民，还有许多知识分子在内，全都鬼迷心窍地“脑残”了？连命都不要，非得闹革命？自己放弃自己的高工资，打碎自己的安定生活，埋葬这个“幸福”的旧社会不可？
——如果这一切才是真实的民国社会，那么整部中国近代史恐怕都要倒过来读了。
对于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自然会有很多“公共知识分子”跳出来，异口同声地叫嚣道：全都是因为不学无术，沐猴而冠的土鳖共产党在苏联人的帮助之下，学习邪教大搞宣传鼓动，欺骗这些“无比幸福”的工人、农民和学生们起来造反，硬是捣毁了精英们建立的国民政府，毁掉了自己自由民主的美好生活。从而让中国迎来了漫长的悲惨年月，以及一场场骇人听闻的灾祸，例如“饿死三千万”、“十年浩劫”等等。
——感情在他们的眼里，共产党就等同于奥姆真理教？
如此这般搞到最后，根据一个微博上流传的段子，当代“公共知识分子”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基本观念，大致上可以归纳如下：“……现在有几个人知道这样一个伟大的政府：它推翻了腐朽的封建王朝，建立起了多党制的两院制民主政府，拥有一支堪比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军队，创办了很多自由而现代大学，为民族工业带来了黄金时代，依靠自己的实力收复了外蒙，但却被一只外国人出枪出钱出顾问武装起来，实行一党专制的野蛮军队所消灭！”
——唉，实在是让人无语了……
为什么这一前一后的描绘口径，竟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究竟哪一边在胡说八道？
怎么说呢？这两边的说法，都不能算是绝对的胡说八道，只不过是彼此的阶级立场迥然相异罢了。
——民国时代的旧中国，对于不同阶级的观察者来说，确实是有着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区别只在于由什么人持什么立场，从什么角度去看待那个社会。
要知道，每个人的内心都是自私的，通常只会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简单来说，就是屁股决定脑袋，也决定了每个人的思路。
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来说，美国在19世纪中期的南北战争和解放黑奴运动，是美国历史上堪称浴火重生的里程碑事件。而美国文学史上的两部巨著《汤姆叔叔的小屋》和《飘》（改编为电影之后名为《乱世佳人》），也分别从北方和南方阵营的角度，反映和描述了双方对黑奴制度的观点。
——即使是对于同样的历史，站在不同地位和立场的人，其看法和感触也肯定是完全不同。
与《飘》相比，《汤姆叔叔的小屋》或许更能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毕竟，《飘》是在南北战争结束了半个世纪之后的作品，感觉更像是现在的中国人去写民国时代。
《汤姆叔叔的小屋》由一位主张废奴的美国北方女作家斯托夫人，于南北战争之前写成和出版，主要描写了一位善良、虔诚的黑奴汤姆大叔，充满了不幸和苦难的一生。书中深刻揭露了奴隶制度的罪恶和残酷，描述了在这个崇尚人人生而平等的国度之中，黑奴们承受的各种苦难——女奴们被奴隶主肆意的奸污践踏，男奴们像牲口般暗无天日地劳作，奴隶的孩子依然永远是奴隶，他们随时领受着奴隶主暴戾的刑罚，在交易所内像商品一样被人挑三拣四，一次又一次地在奴隶拍卖会落幕后被迫妻离子散……
因此，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一经出版，就如平地一声炸雷，彻底震撼了整个美国社会，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美国人民对奴隶制的抵触情绪，进一步促使了废奴运动的发展和南北战争的爆发。
而在南北战争结束半个多世纪之后的20世纪初期，同样以南方种植园生活为背景，另一部驰名世界的经典小说——《飘》，却完全是从南方奴隶主的角度，来讲述那段烽火动荡的历史。
创作这本书的美国南方女作家玛格利特?米歇尔，除了描写斯嘉丽和白瑞德两位男女主人公的曲折恋情之外，也没忘了对美国南方的黑奴制度大唱赞歌。她用充满优越感的笔调，将白人对黑奴的奴役描写得既和谐又浪漫，还臆想了他们和白人奴隶主的和谐共处，却对他们的苦难和反抗视而不见。同时更是对林肯总统发起的解放黑奴运动大加鞭挞，认为是北方军队的入侵破坏了南方人田园牧歌式的平静生活，造成了社会混乱、道德败坏和人民的苦难……
在《飘》这部小说的字里行间，明显充满了对往昔奴隶主生活的怀念。在作者的笔下，南方的庄园生活是精致而又美妙的，南方上流社会的男人个个都是绅士，对待入侵之敌（北方佬）奋勇斗争，对待女士彬彬有礼，就算是白瑞德这种被赶出家门的浪荡子，都会为了维护女士的名誉而开枪杀人。黑奴则显得愚蠢而又快乐，没什么反抗情绪，大多数庄园对待黑奴都很友善，他们从摇篮到坟墓的生活都有基本保障，在精神上也很惬意。如果真要把这些黑奴从庄园里赶出去，他们还得担心能不能在社会上独立生活……
为了显示南方奴隶社会的“和谐安乐”，否认解放黑奴的正义性，米歇尔还借用女主人公斯嘉丽之口，写出了这样一段抹杀奴隶逃亡史实的奇文：“……那些北佬女人从前听说南方地主家都养着凶猛的猎犬，以备追逐逃走的黑奴之用，便都信以为真……他们又问到那种给奴隶脸上烫字的烙铁，以及那种虐打奴隶用的九个齿儿的铁蒺藜，其实南方地主并没有这些东西，都不过是北方人宣传的资料罢了。”
可事实又究竟如何呢？只要走进档案馆里，翻一翻美国内战爆发之前南方各州的旧报纸，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些报纸上几乎每天都刊载着成版的缉捕逃奴广告。而且，根据广告中的特征描述，这些黑人逃奴差不多个个脸上都有烙印，胸口和背部满是鞭痕、伤疤。此外，当时的南方有不少武装打手团伙，专门以替富人缉捕逃奴为生，甚至还有广告在推销经过特殊训练、专为追捕逃奴所用的凶悍猎犬！
很显然，玛格利特?米歇尔在写《飘》之前肯定没看过这些东西，或者就算看了也故意视而不见。
还有一处值得注意的地方：在南北战争失败之后，强烈反对废奴的南方白人顽固派，组建了奉行白人至上主义的三K党。这个三K党乃是一个世界公认的种族恐怖主义组织，曾经犯下过无数罪行，并且到现在还有部分残余组织于美国南部存在，继续对有色人种实施暴力活动。但在《飘》中，却把三K党描绘成保卫白人妇女的侠义团体，还长篇累牍地描写了三K党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事迹”。按照这部小说的鼓吹，当时所有“真正的南方人”，包括女主角斯嘉丽和她的丈夫、朋友在内，几乎都参加了三K党……
——这么看来，按照现代的观点，斯嘉丽这位女主人公的身份标签，似乎就应该是铁杆反动派后裔，反政府组织成员、极端种族主义者……外加武装恐怖分子女头目？是不是有点太劲爆了？
遗憾的是，无论米切尔女士在《飘》一书之中如何妙笔生花，颠倒黑白，试图为残酷的黑奴制度披上一层温情脉脉的外衣，所谓“幸福的奴隶生活、和谐的奴隶社会”，都依旧不过是一个非常荒谬的的伪命题——除非受到暴力和死亡的逼迫，这世上怎么会有人乐意去做奴隶？而奴隶的生活又有何幸福可言？
总之，奴隶社会是奴隶主的天堂、奴隶的地狱。而笔杆子则总是被掌握在“有良心的奴隶主”手里……
因此，对于《飘》这本书中对昔日南方奴隶社会的过度美化，有一位黑人女作家艾丽丝?兰德尔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愤慨，并且提笔写了一部同人小说《风吹走了》。该书以一个黑人女奴代替富家白人小姐斯嘉丽作为主角，重新演绎了一遍《飘》所讲述的故事，通过对《飘》中大量人物、情节和对话的改编，用辛辣讽刺的笔调，揭露了那些白人绅士在光鲜外衣之下的残忍、虚伪和堕落，从而表现出当年黑人奴隶的悲惨命运，以及黑奴们对这种不公正命运的抗争，故而一经出版就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美国黑奴已经被解放一百多年了，这种陈年旧事不提也罢。那么我就再举一个现代的例子：在印度的新德里，有个婆罗门种姓的女教授，家里很有钱，雇了很多仆人。前不久，她在博客日志上写了一篇附有照片的短文，吹嘘自己家对待仆人是何等的仁慈宽厚——具体来说，就是允许仆人在不当班的时候，和她一起待在客厅里，观看大屏幕液晶电视上播放的美国肥皂剧。
但问题是，在看电视的时候，女教授自己坐在沙发上，仆人却必须跪在地板上。而那张长沙发最起码可以坐得下四五个人，旁边还有几张靠背椅……可仆人们却不能坐，因为他们是低种姓族群。
这要是放在我们中国，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你让你家里的保姆有凳子不许坐，只能跪在地板上跟你一起看电视试试看，人家不气死才怪！
然而，就算是这样的人格侮辱，在当今这个号称“民主自由”的印度社会，都已经算是宽容的表现。
如果当前的中国社会也突然变成这副模样，那么某些节操匮乏的富人和“精英”，或许会对这种不平等的社会氛围很是喜欢，但是放在一般的人民群众身上，却恐怕会愤怒得要爆炸了！
放到民国时代，恐怕也是一样：对于劳苦大众来说，那肯定是水深火热的地狱；而对于少数“精英”来说，那倒确实是能够肆意妄为的天堂！
所以说，就整个社会的各阶层而言，民国有民国的好，新中国有新中国的好，具体就要看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个人收入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而且，民国时代的旧中国社会，在两极分化、阶级对立、陈规陋习、漠视人权等问题上，恐怕比现在的印度社会还要更加糟糕得多，以至于黑暗到了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程度。
二、是谁在怀念民国时代？
上面已经说过，就整个社会的各阶层而言，民国有民国的好，新中国有新中国的好，具体就要看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个人收入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那么，究竟是哪些人，在怀念那个“无比美好”的民国时代？
请大家在这里先看两份工资单：
年，青年时代的毛主席曾在北大图书馆担任管理员，而著名海归学者胡适则在北大当教授。
——毛图书管理员的月薪不过8块大洋，胡教授的月薪却高达240块大洋，两者相差30倍！
事实上，当时的胡适虽然从海外镀了一层金归来，但在北大参加工作的时间还不长，名声也远不如后世，月薪还不算最高的。同一时期，北大中文系主任陈独秀的月薪为400块大洋，相当于毛管理员的50倍——再过几年，北大教授的月薪还要再翻一倍，平均达到500块大洋，而图书管理员的月薪却没怎么上涨。
而更要命的是，胡适教授的240块大洋，一般来说每个月都能按时发放。而毛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却总是被拖欠，直到离职也没能全部拿到手。
据说他先后干了半年，最后却只拿了三个月的薪水，相当于减薪一半——我突然明白传闻中毛主席仇视知识分子的原因了……
嗯，此外还有陈独秀主席在日后为什么会右倾投降，而胡适又为什么坚持反。共立场，也可以从这份工资单上看出一点倪端——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嘛！
事实上，真正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平心而论，假如我们工薪阶层能够拿到元的工资，基本满足温饱、接近小康，那么就算看到某位高级白领能拿十几万的月薪，是自己的几十倍，大家最多也就在私下羡慕一番，只要自己的日子还过得去，就不至于会发展到阶级仇恨的程度。
可问题是，毛图书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在当时的实际购买力，到底有多少呢？
由于民国时代战乱频繁，各地物价的变动幅度极大，光是米价就经常上下波动好几倍。基本上是越到后面的年代，通货膨胀就得越厉害。
而且，城市与乡村、南方与北方的物价水平相差也很大。如果在比较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张冠李戴，用上海的收入去比山西的物价，用20年代的物价去比40年代的收入，用乡下丰收时节的粮米收购价去比大城市工人的收入（可参考《多收了三五斗》），就很可能得出一堆非常荒谬的结果——而这也是当代“历史发明家”们常用的一种移花接木之术。
举个例子来说，前些年，河南乡下的白菜收购价一度跌到一毛钱一斤，让农民们赔本赔得欲哭无泪。可我们有谁在城里买到过一毛钱一斤的白菜？光是运费就有采购成本的好几倍了啊！
同理，如果现在让人拿着上海的收入到青海的西宁去生活，也绝对会非常宽裕，但问题是根本办不到。
回到正题，当毛主席进北大担任图书管理员的时候，民国才建立了六七年，尚未进入最黑暗的年代，大洋的币值还算坚挺。根据《民国经济史》提供的数据，在1919年的北京消费市场上，一块大洋应该可以买20斤最差的糙米，假如按照米价来算的话，购买力大概相当于如今的40元人民币。
而毛图书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只能折合如今的320元，还不够当代很多城市的低保标准。
更要命的是，首都北京又是全国仅次于上海的物价高昂之地，毛管理员的8块银元月薪在湖南老家已经算是高薪，可在北京却实在是不经花——虽然这8个银元可以买到160斤米，可是他在北京除了吃饭，还要吃菜，要买衣服，要交水电费，要买煤球做饭，还要买报纸和火柴、香烟，尤其是还要交房租……
当今的“北漂一族”，想必都对北京的房租之高昂深有体会。而毛主席当年的北京房租水平，虽然没有眼下这般夸张，但同样也不会便宜到哪里去。
——现在的320元人民币，在不少地方应该也可以买到160斤米，可有谁能用320元的收入过日子？不信的话，让你到北京拿320元招募一个图书管理员试试看？恐怕就算是兼职的也招不到吧！
而胡教授的240块大洋月薪，却可以折合为当今的9600元人民币，完全够得上现代大学的标准。若是放到那个烽火四起、饿殍遍地的民国年代，更是已经要归为富豪一类了！
很显然，让劳动人民们拿着3000元工资看教授们月入96000元，与拿着300元工资看教授们月入9600元，绝对会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情——前者还只是一般的羡慕，而后者就是恨得眼睛都要红了。
——富者有阡陌之田，从来都不是革命的理由；贫者无立锥之地，才是造反的原因！
总之，在民国年间，大学教授是一个非常体面的职业。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大学教授们的工资水平远高于社会的平均工资，过着非常优越的物质生活。如此高薪之下，北京的大学教授和讲师们，自然有很多钱去逛琉璃厂，买书籍报刊，买古玩字画，生活充满了小资情调。
北洋政府的那些军阀们，虽然外表看起来颇为粗野鲁莽，彼此之间总是打来杀去的，但对知识分子倒是十分的客气。哪怕在财政上捉襟见肘，也从来不曾亏欠这些专家学者们的薪水。就算是鲁迅这样总喜欢与执政当局闹别扭的刺头儿，教育部门也不曾扣了他的每月300银元高薪。
而这些教授们的职位通常又很稳当，既不像商人那样可能因为投资失败而破产，也不像官员那样随时可能因为政权更迭而被无故罢免，还居住在治安相对良好的大城市里，不像乡下地主们那样要担心农民抗租、土匪劫掠、军阀勒索，堪称是铁饭碗中的铁饭碗。所以，他们的幸福生活常常让后人感叹不已。
再回过头来看看当代，在如今国内的沿海一线城市，大学讲师的基本月薪通常在6000元上下，副教授8000元，教授10000元。而门卫、勤杂人员的薪水，最起码也有2000元左右。两者仅仅相差3～5倍而已。
对于这样被大幅度缩小的收入差距，广大劳动人民认为是理所当然，甚至觉得这些教授的收入已经够高了，更何况在教育机关的编制内，很可能还有分房子之类平常人享受不到的优厚福利。
如果在现代把大学门卫、勤杂人员这些人的收入，压缩到民国年代的标准，也就是原来的10%，月薪只有200元左右，而物价指数不变，福利待遇全无，此外还要时常拖欠薪水……我想他们应该就可以充分体会到当年毛主席在北大图书馆里干活时的心情了——“……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摘自斯诺的《西行漫记》）
所以，劳苦大众们就算对当今社会有些不满，也绝对不会怀念那个月薪320元人民币的民国年代。
而当今的很多“砖家叫兽”们回顾历史，却觉得心里非常不平衡——在他们看来，时代在进步，知识应该更受尊重，知识分子的薪水也更应该与时俱进，跟愚民们拉开差距才对！
哪怕是按照民国时代的“落后标准”，他们最起码也该拿2000元的30到50倍，也就是月薪6万到10万才算是合理啊！可现在政府才肯给民国标准的1/10！！真是太不尊重知识分子了！！！
——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可以很轻松地在北京买一座四合院。而现代的大学教授，想要在北京弄个100平方米的三室一厅，都要几乎买到通州那边的地界上去了！
对于这些人来说，当代社会给他们提供的待遇，远远不如民国年间的高标准，自然要满腹牢骚，并且无限怀念那个“美好的年代”。而他们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也是最擅长玩笔杆子的一类人，自然有本事在笔下“发明”出无数描述民国时代美好之处的“新思维”、“新发现”了。
——正如我们在政治课本上学到的那样，一切问题从根本上讲都是经济问题！ &/p&&p&
三、什么是“民国范儿”？
好了，对于当代某些知识分子怀念民国的深层次根本原因，在上一部分已经有了初步的描述。那么，他们有关于提高自身经济待遇的要求，到底有没有一定的合理性呢？
……这个……该怎么说呢？尊重知识分子这个说法，应该是绝对没有错的。
但有一点请大家先弄清楚，我们到底应该尊重怎样的知识分子？
或者说，究竟是哪一类的知识分子，才能给我们这个社会真正地创造出财富和价值？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有个很时髦的名词，叫做“民国范儿”。大概意思就是说，民国时代虽是社会政治上的动荡乱世，却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大师辈出、精英涌现，一个个都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自由的生活方式和高昂的精神气质，把这些民国时代的节操和风骨归纳起来，就是所谓的“民国范儿”。
总之，从清朝上溯整个中国古代的那种士子之气，那股“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于民国时代的教育界和学术界犹有遗风。可惜随着眼下的社会风气日益浮躁，在如今我国的大学里，已经几乎没有那种清高不凡的氛围了。所以，过去那些充满古典中华士人风骨，又结合了近代西方进步思想的“民国范儿”，实在是我辈信仰空虚的现代人，应当仰慕和借鉴的经典对象！
嗯，这番论述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一点，这些“很有范儿”的“民国时代精英人物”，如章太炎、蔡元培、陈寅恪、梁漱溟、梅兰芳、徐志摩、闻一多、鲁迅、张爱玲、梁启超……虽然确实是名声如雷贯耳，令人高山仰止，肃然起敬，可他们基本上都是搞社会科学的文化人，学的和研究的都是教育、文学、外语、历史、哲学、艺术之类，却很难找到什么工科和理科的人才。
而我们比较熟悉的老一辈科学家，例如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等等，几乎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因为国内没有培养和扶持优秀科学家的条件，在民国时期也看不出什么很特别的“范儿”——这就有些奇怪了，以北洋军阀时代的教授待遇之优厚，大学经费之充足，难道就盖不起一个实验室吗？要知道，20世纪早期的科学研究，其所需经费还远没有后来那么庞大啊？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在民国前期，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的中国各所大学里，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极度不平衡——学习文法艺术的文科生独占鳌头，竟然达到了学生总数的90%以上！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大学里攻读工科、农科的学生却寥寥无几，连商科都没啥人，讲这些课程的教授也很少。只有医科稍微强一点，但也好得有限。
唉，在当年北京的那些大学里，第一是文科，第二是文科，第三还是文科！
除了医学和外语之外，如果你还要想学一点实用的先进技术，就只能到国外去留学了。而且在学成之后，也很难归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只能留在海外谋生——旧中国的工业实在是太落后，海归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除非是自己办厂创业，否则简直是毫无用武之地。
总之，在民国前期的大学里，理科的情况真是叫做一个悲剧！据说就连学家政的女孩子都要比学工程技术的人更多！哪怕是在日后以“理科第一”而闻名全国的清华大学，当时的教学内容居然也还是以政法、文学和神学为主，每年的理科毕业生从来都不曾超过100人！
上帝啊，民国时代的旧中国，明明最缺的就是现代化工农业，最落后的就是现代科学技术，但却偏偏只培养了这么少的一点儿理科大学生，其中很多最优秀的人才还要移民出国，对一个好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有啥用啊！民国的工业要能发展得起来，那才是有鬼了！
那么，民国时代的大学教育，为什么会办得如此不科学？明明国家在工业和科技上全面落后，急需建设现代化产业的科学技术人才。可是在大学里却把经费向文科极度倾斜，反而对理工科毫不重视？
民国的大学教育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怪诞的状况，自然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事实上，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后，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已经在中国的知识界深入人心，社会上一直都在强烈要求发展实用科学，培养实用人才。
但问题是，当时的中国经济落后，人才匮乏，尤其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才更是奇缺。而且，文科大学只要有图书馆和教室，再凑齐了教师即可招生开办。理工科大学却必须购置大量昂贵的教学仪器设备（国内基本不能生产，从国外进口则需要天价）、教育经费要求更高，教师的聘请也极度困难。
因此，在当时想要办一所兼具文科和理工科的综合性大学，实在是难上加难。于是，很多办学者不得不降低大学设置标准，先把耗资较少的文科学院创办起来。
上面说了在中国兴办理工科大学的客观困难，而另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则是由于主观方面的不重视。
——在传统上，中国就是一个由文官统治的国度。而所谓的文官，在很多时候就是文化人的另一副面孔。在我国的古代历史上，那些知名的文人们无论是否出仕，总是与统治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所以，在封建科举体制之下的高等教育，例如“国子监”、“太学”之类，其实就是高级官僚的专门培养机构。而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同样也是如此。一定要做个类比的话，基本相当于如今的党校。因此自然会更注重于传统文学、政治、法律、财政乃至于传统礼仪道德方面的教育，最多再加一些外语、国际政治和世界历史之类的“新式”内容进去，就已经算是符合时代潮流了。
而当时的学生们之所以要去读大学，大部分人的最终目标也跟过去封建社会的读书人类似，就是为了当官——所以自然要学法律和行政，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学习跟仕途无关的理科。
至于西方人在中国开办的大学，最初的目标是培养一批亲近西方的中国本土政治精英。在民国年代，每年都有上千名甚至几千名大学生，从英美教会和民间教育机构在中国创办的大学毕业，然后进入政府或工商业领域就业，而他们的政治观点自然普遍倾向于亲美、亲英。
为了适应这一需求，这些学校的课程也是以文科和神学为主——前者用于渗透上层建筑，后者则向底层民众传播影响力——最多再办一些医科课程，以便于懂得医术的传教士扩大在贫民之中的影响力，却并不怎么愿意为中国培养出工业和科技人才，从而为自己本国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制造竞争对手。
唯一的例外就只有德国，或许是因为德国人的心眼儿比较实，在割占了青岛之后，于1909年开办了一所当时亚洲第一的理工学院——德华大学。并且以德国式的严谨，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相当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可惜这所学校仅仅办了5年时间，就随着日本在1914年攻占青岛，而从此灰飞烟灭了。
外国人在中国的办学，有着各自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民国初年那些主持大学教育的中国人，尽管在一轮又一轮西方坚船利炮的猛轰之下，已经明白了西方科学的重要性。但出于传统士大夫的理念，对这些“奇技淫巧”仍然多少有些抵触，不怎么愿意把它们放进相当于“国子监”的大学校园之中。
——传统上，中国文人读的是圣贤书，满口的仁义道德，号称以天下为己任，其实却是远离实际的社会生产，喜欢在书斋里做学问，却极度轻视体力劳动和实际建设。哪怕到了建国之后的时代，这些传统文人依然把“两参一改三结合”视作极大的迫害，更不用说“文气风骨”尚存的民国年间了。
例如民国时代的教育界泰斗蔡元培先生，在早期就认为大学不应该开办理科，只要有文科、医科和艺术类的内容就已经足够。至于理工之类的科学技术人才培养工作，则应当由专科职业学校来承担。
他的观点也不能说是全错，毕竟近代的德国就曾经这么搞过（后来改了）。但问题是，当时北洋政府拨下来的非常有限的一点教育经费，几乎都给了诸位耍笔杆子的大师们去钻研传统国学，顺便教导诸位未来的官老爷们各种传统文化，实在是没钱再办各类理科的专科职业学校了。
同样的道理，在民国初年，那些北洋军阀之所以对待大学校园里的师生们十分客气，也不是因为他们思想进步、重视教育，而是恰恰相反——在他们的脑子里，依然延续着过去清朝的旧思维，普遍把北京城的那些大学，看成是“太学”、“国子监”之类的高级官僚预备队，自然要待遇优厚，态度客气才行。
——在中国的封建王朝时代，那些读书人，尤其是身具功名的士子们，就和民国年间的大学生一样，经常做一些集体请愿或者集体抗议的事情，甚至还有骂皇帝的，很类似现代西方国家的示威游行。例如康有为这位广东举人，就在甲午战争期间搞过“公车上书”，一度拉起了上千名进京赶考的举子共同行动。
而对待这些未来的官僚成员生力军，不管是再怎么专制腐朽的朝廷，也都总是表现得异常的宽容，一般都会派出重臣耐心劝解，最多就是惩处几个带头的人，几乎从来没有过查封国子监，把师生尽数下狱的疯狂举动——因为这些人就是未来的朝廷官员，如果过分地得罪了，岂不是就要担心在日后被秋后算账？
相反，要是闹事者并非身份特殊的士人，而是一般草民……那么通常就是暴力镇压没商量了！
于是，就在民国初年的动荡岁月之中，面对着遍地的文盲和失学儿童，一片空白的民族工业，这些充满了“民国范儿”的大师们，却心安理得地挥霍着仅有的一点儿教育经费，悠然自得地研究着历史、哲学、书画艺术之类缺乏实际意义的“传统国学”，或者翻译一些西方文学名著，同时对落后愚昧的国民视而不见，还自诩为国家柱石、社会脊梁……这究竟应该说他们是没良心呢？还是说他们没头脑？
有人看到了这种现象的荒诞，比如说鲁迅，他认为不事生产的知识分子独自富裕，是很耻辱的；有人却觉得这才是知识分子应当享受的待遇——没有人民的苦难，哪有士子的享乐？例如说胡适。
在过去，我们认为鲁迅是对的。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推崇胡适的理论。
另一方面，那些理科大师们既不会舞文弄墨地给政府歌功颂德，使当政者心花怒放；也不会以笔墨为匕首揭露社会黑暗，令当政者有所忌惮。因此自然只有坐冷板凳的份了。
大家在这里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在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我党不肯花钱搞现代化建设，构筑自己的独立工业体系，而是富有超前意识地组织了大批国学宗师和考古学家，去搞“夏商周断代工程”，号称要以此来提高民族荣誉感……不知老百姓会怎么想？恐怕只会大骂政府昏了头本末倒置吧！
所以说，北洋政府投入仅有的经费，养了一群窝在大学象牙塔里的“国学大师”和“留洋高材生”，却无视了遍地的文盲和一片空白的科研领域……这样只重视“贵族教育”的“民国范儿”，难道就很好？
在此摘录一本杂志《翻阅日历》当中对“民国范儿”的一个定义：“……如果非要定义“民国范儿”的话，我想，或许可以用‘贵族精神’来指称……第一是‘自尊精神’，第二是‘讲求原则’，第三是‘保持低调’，第四是‘淡薄名利’……”
上面的这些描述不能算错，也不是没有道理，但如果我只要写写文章上上课，就能跟这些大师们一样每月收入10万以上，还有大笔稿费和版税进账的话，那么我想我应该也可以变得很有“民国范儿”…… &/p&&p& 四、所谓“不重视知识分子”的真相
说真的，在这方面，就是国民党的教育方针，都比北洋政府稍微强一些，至少搞过几个科学研究所。而担任教育部部长的陈果夫，还在1932年5月提出《改革教育方案》，竭力试图扭转这种文科生过剩而理科生匮乏的荒诞局面，为此闹得教育界一片哗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修改了几次才勉强通过。
尽管有了上述一系列加强理科教育的努力，但到了抗战前夕，国难当头的时候，全中国还是有70%的大学生在读文科。而剩下的30%大学生当中，大部分读的又是医科或商科。真正在现代战争中最能够发挥用途，指导工人搞兵工厂、维修厂和建设战备公路的专业工程师，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几个……
而搬迁到“西南联大”的那些大师们，最多也只能在报刊上发表几篇支持抗战的“精神原子弹”。
总之，民国的教育界有学术自由，有先进的治学理念，有国学大师，有“民国范儿”……就是没有培养出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技术人才，也没有诞生出像后世袁隆平那样可以让人吃饱饭的农科专家。
有人说，你这是人文科学无用论的错误倾向，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这些法国启蒙思想的泰斗，也从不管老百姓吃不吃得上饱饭啊！
可问题是，上述这些思想界泰斗在著书立传的时候，法兰西也没有沦落到民族危亡的关头啊！
虽然每个人都有思想的自由，在诸位民国大师们之中，也不乏正气凛然，令人敬仰之辈。而他们的思想启蒙，同样对社会发展很有意义。但是，相当一部分很有“民国范儿”的家伙，却是在一个租界林立、包身工遍地、洋人横行、工业基础全无，战乱频繁、饿殍遍野的悲惨国度，在一个生与死，血与火的动荡年代，把民族存亡的大义完全抛到脑后，反倒是站在亡国灭种的悬崖边上摆出一副优雅的姿态，讲究什么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玩什么小清新，搞什么小资情调，例如说鸳鸯蝴蝶派……
唉，我该说这是冷艳高贵，还是醉生梦死呢？
相对而言，似乎还是六十年代那句“不穿裤子也要爆原子弹”的悲壮豪言，更能让人感到折服。
——优雅不是一个贬义词，但如果为了追求优雅，而践踏和遗忘了民族存亡的大义，那么所有的优雅都是可耻、可憎，也是可怜的，宛如南朝陈后主那曲哀婉的《后庭花》。
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处于战乱、饥荒、贫困和愚昧的深渊之中。在这种背景之下，不管是以什么理由挥霍民脂民膏，追求什么“优雅”的文化，都是不合时宜的；谈什么民国风和民国范儿，更是非常搞笑的。因为1%上等体面人的“优雅生活”，根本无法掩盖99%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底层同胞的无尽苦难。
如果说前面描述日本公卿的种种腐朽做派，多少是因为当时日本国内安静无事，并无开拓进取的必要性，可以安心享乐的话。那么民国年代诸位文化人的小资生活，就正好应了明末陈子龙那句形容南明君臣的名言：“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下，而不知覆溺之将及也，可哀也哉！”
其实，对于胡适这些很有范儿的民国大师们来说，只要走出北平、上海这些大城市，走出他们的校园、书斋和沙龙，就会看到真实的中国，可惜大多数民国范儿都看不见，而看得见的人则都成了左翼革命者。
回到正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党之所以要号召全世界中华儿女回来建设祖国，乃是因为当时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理科人才，有很大一部分都散落在海外。而在国内的大学里，却只能找到一群学文科的国学大师，真正的工程技术专家寥寥无几……
很显然，不管这些大师们再怎么擅长摇笔杆子、妙笔生花，也画不出工程蓝图啊！
接下来的时间里，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显然就是要热火朝天地搞社会主义建设，在一穷二白的国土上建立起民族工业体系。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之下，究竟是科学家、工程师更重要，还是国学大师们更重要？
公平地讲，许多民国文人对于中国革命都是有贡献的，他们用自己的笔为中国人进行了思想启蒙，揭露了旧社会的虚伪和罪恶。可是在革命胜利之后，他们也应该算是初步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到了和平建设的年代里，那些曾经立下过无数战功的解放军人们，纷纷放下枪杆，拿起铁锹和榔头，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但很多文人的脑袋却转不过弯来，不愿意走出书斋、停下笔杆，去做一些社会上迫切需要的工作——例如说到乡下扫盲、普及基础教育之类。
而当时的中国穷困至极，百废待兴，还有朝鲜战争的巨大开销，实在是养不起一帮小资情调的文人了。
于是，就发生了让“百岁学者”周有光感到义愤填膺的一幕：1953年，上海实行工资改革，对待收入最高的大学教授和银行工作人员，取消原来待遇的80%。100元改为20元；200元改为40元；300元改为60元。周有光对此愤愤不平地骂道：“……民国年代脑力劳动者的待遇都高于今天……工资改革的第二天，人人眼睛朝下，见面不打招呼了！晴天霹雳，中产阶级贫穷化！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承认中产阶级，把中产阶级归入资产阶级。后来还掀起‘反右’运动，更加深入地、全面地否认中产阶级……”
拜托！这说法是多么的荒唐啊！想要给社会制造出一个稳固的中产阶级，有哪个国家是靠给吃财政饭的公务员大幅度加薪来实现的啊！而是要大家自己想办法创业，自己赚钱啊！
举个例子来说，当今只有1100万人口的希腊，在21世纪初加入欧元区之后，以为傍上了大靠山，硬是养了100万吃财政饭的公务员，自以为搞成全民中产阶级的“完美社会”了。结果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如今的希腊都变成什么模样了？说它国将不国都是轻的！、
希腊还有欧盟这个大款可以傍，中国又该去傍谁？只能靠我们中国自己！
像是有本事搞发明创造，让全中国老百姓吃饱饭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教授，不要说给他发10万的月薪，就是发100万的月薪，人民大众也会认为是应得的。而那些只会发几篇酸文的“公共知识分子”，发8000月薪都让人感觉太多——你的这些文章早就另外给过稿费了！
在我看来，假如现代的这些“砖家叫兽”觉得生活不够宽裕，嫌钱少的话，那你就去出书写文章，赚稿费和版税啊！如果当真能够写出什么畅销书，甚至进一步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甚至网络游戏，月入几十万上百万的话，想来也没有多少人会感到愤愤不平，正如同当今社会看待那些成功企业家一样。
当然，建国初期的文人们估计没有出书的渠道，也没有买书的市场。但当时全国人民都是那样的穷困，凭什么要让你们过着人上人的日子，而不是与全国老百姓同甘共苦呢？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前不久发生在美国华尔街的“奖金事件”——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保险业巨头AIG因经营困境，累计接受了超过1700亿美元的政府救助。但AIG公司领导在得到政府救助之后，竟然不是立即想着如何弥补亏空，挽回客户的损失，而是首先拿出一笔巨款给公司高管人员发奖金！
此事一被揭发，顿时引起民众的一片讨伐声——你们AIG先是亏光了我们存进去的钱，然后又要政府拿我们缴纳的税赋给你们填窟窿，最后还不肯填账上的窟窿，而是要把钱揣进自家腰包里拿走……最后，诸位只会亏钱的银行高管们，在无数愤怒公民的暗杀威胁之下，总算是勉强放弃了这笔不合时宜的奖金。
所以，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艰难年代，诸位民国大师们如果依然要求政府拨出巨款，给他们这些对实际建设工作没有多少裨益的文人，发放那么高的薪水。那么从本质上来说，他们跟那些在公司濒临亏本倒闭的危急关头，依然强行用老百姓的税款给自己发巨额奖金的华尔街AIG公司高管们，又有什么不同呢？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求，中国教育界一直秉承“重理轻文”的基本方针，要求大家“学好数理化”，最后甚至出现了“工程师治国”，也就是几乎整个国家领导团体都是工程师出身的现象。故而教育资源和经费一直都在向理科倾斜，自然让心气甚高的文科教授们感到愤愤不平——他们给自己的定位大抵相当于古代的“士”，虽然比不上“大夫”（官），但至少必须要比农工商高出半截。
偏偏这些人又是最会挥笔写文发表观点的，所以随着思想管制的放松，社会上就开始出现奇怪的言论，例如说民国时代是被我党宣传部门妖魔化的，其实是多么多么的美好。而共产党又是何等的罪恶滔天，把全部有骨气的中国人杀光，从精神上阉割，让君子们欲做隐士而不可得……最后甚至说什么：“半个多世纪过去。民国的种种善，民国的礼义廉耻信，早被大规模玷污，大规模失传了……”
——当文人墨客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发生严重对立的时候，社会上就会充斥着无数荒谬不经的奇谈怪论。
事实上，在几千年的漫长岁月里，这些霸占舆论话语权的文化人们，从来都是只敢在软弱的皇帝面前表现得很有节操和骨气；对中国人民则是趾高气扬，作威作福；但是到了军阀和异族侵略者面前，却是一个个奴颜婢膝、谄媚无比，什么节操都丢到爪哇国去了。譬如明末的东林党，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
对于这些“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传统文人，我们中国老百姓栽的跟头已经够多了。一直要到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各种批判之后（确实是有些矫枉过正），90%以上的中国人这才知道，那些牛气冲天的文化人，其实也只是会放放嘴炮而已，否则还真以为他们是神仙，是菩萨，是文曲星，是冒犯不得的呢。
所以，在建国之后到改革开放的那段年月里，我们真正应该重视和歌颂的知识分子，是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邓稼先、袁隆平这些科学功臣，而不是那些民国时代遗留下来的“国学大师”——前者是开拓进取，后者是墨守成规——所谓“共产党不重视知识分子”的说法，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帮在现代化建设年代里被边缘化的文人墨客，深感内心失落、囊中羞涩之余，在笔下歇斯底里爆发出来的怨念产物而已。
当然，在那个疯狂的十年里，理科知识分子同样也受到了空前严重的迫害，造成了无数令人落泪的悲剧，这是不容否认的。但问题是，这些文化人们在建国初期的各种“反动倾向”，同样也是真的——譬如在朝鲜战争时期，就颇有不少社会名流企图学习汪精卫，积极勾结美帝和台湾当局，出卖志愿军的情报。
再反过来说，如果真的让这些代表“社会良心”的文化人知识分子，歇斯底里地发泄出了心中郁结的怨念，那么对于整个国家和全体民众来说，往往就意味着一场惊天动地的浩劫。
这在前苏联就有过最惨痛的案例——那位写了《古拉格群岛》，被誉为“俄罗斯的良知”索尔仁尼琴同志，整天鼓吹着要捣毁腐朽冷酷专横的苏联体制，主张“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恢复“古老的俄罗斯生活方式”。接下来就必然会迎来一个民主繁荣的新时代。
可这场巨大变革的结果，却是苏联解体，民不聊生，腐败横行，从超级大国跌落到内战国度的深渊，整个国家被“去工业化”，宏伟的厂房成了废墟，真的快要倒退到“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程度，恢复“古老的俄罗斯生活方式”了——斯大林同志那么多个“五年计划”统统都白干了……
面对如此惨状，如果索尔仁尼琴还有点良心的话，就真的应该朝北冰洋里一头跳进去，以此向被他忽悠惨了的两亿多苏联人民谢罪。
——那些整天吹嘘自己有良心的人，实际上往往就是最没良心的。
切记，文化人只是知识分子的一小部分，从来都没有权力把“知识分子”这个团体给“被代表”了！ &/p&&p& 五、民国地主不好当（北方篇）
之前闲扯了这么多有些跑题的话，主要是为了戳破某些民国崇拜者，简称“国粉”的真面目。以及那些高雅的“民国范儿”在一般庶民眼中的荒诞。
否则，不管我怎样描绘民国时代的日常生活，都总是会有人提出这些“历史发明家”的“新观点”，“证明”我写的都是一派胡言，并且指责我是在为共党粉饰历史。
下面言归正传，如果要穿越到民国时代，你会穿越到民国时代的什么地方？
——民国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从沿海到内陆，在全中国的不同地域之间，社会面貌差异极大。
当上海滩的十里洋场，已经亮起了绚丽多彩的霓虹灯光之际；西藏拉萨的农奴庄园，还处于中世纪的愚昧黑暗之中。英国人曾经把一辆小汽车拆卸开来，用驮马背着，翻山越岭、千辛万苦地运到拉萨。结果在拉萨把汽车拼装起来之后一看，发现这里首先没有司机，其次没有汽油，最后没有汽车能跑的路……
鉴于上述种种天壤之别般的差异，所以我们在具体描述民国生活的时候，只能选择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地区作为样本，从而以小见大，映射出整个民国年代的社会风貌。
必须要明确一点，那些穿越到民国的现代人，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除了少数想要搞红色革命的人之外，应该都不会愿意去当中下贫农或者拉黄包车的。而想要在民国时代过得比较体面，那么在乡下似乎就得当地主老财，在城里则要当小资阔少，或者索性直接当官走仕途……
在这里，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民国时代地主们的生活。
在老一辈的很多人心中，最为经典的民国地主形象，恐怕莫过于《白毛女》当中的那位黄世仁了——他们通过巧夺豪取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并且利用掌握的土地残酷剥削农民，不劳而获，侵吞着农民创造的财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
与现代那些经营大农场的农业资本家不同，那些传统的中国地主们，似乎根本不用关心选育良种、租用农业机械、采购化肥和农药，也不用关心如何兴修灌溉水利工程，而是把一切交给农民自己打理。
平时，这些地主们坐在家里只管享乐，有事情还可以征发佃农无偿服役。到了秋收的时候，就让管家带着一帮狗腿子到田间去挨家挨户地收租。万一年景不好收不上租子，则逼迫农民卖儿卖女来抵债，或者发一点善心，酌情允许他们减一点租子，基本上跟现代公司里那些等着分红的大股东差不多。
如此说来，地主的生活应该是十分轻松悠闲的啰？
……这个……怎么说呢？像这样悠闲宽裕的地主生活，在清朝的太平年景里倒是还有可能出现。可是到了兵荒马乱的民国年代……呃……只能说正应了那句老话：“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哇！”
总之，民国时代的地主，并不怎么好当。
首先，民国年代是一个战乱频繁的时代，全国各地到处都是横行肆虐的军阀和土匪。四川从1911年保路运动开始到抗战前夕，一直在断断续续地打川军内战；河北省（当时叫做直隶）虽然位于京畿，却也因此而成了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及蒋介石二次北伐的主战场。
更惨的则是河南地区，正所谓争天下必争中原，作为内战的重灾区，河南省在整个民国时代，总是不断地被各路北洋军阀还有流寇们一遍遍地洗劫——白朗起义、镇嵩军、巨匪“老洋人”、红枪会、冯玉祥的国民军、北伐战争、蒋介石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最后全省流窜着40万土匪，几乎被打烂了。
在如此频繁的战乱之中，不要说升斗小民的骨头都填了沟壑，就连地主士绅的生命也毫无保障。
要知道，在民国时代的一大半年月里，中国都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混乱世界。那些军阀们的兵马，在大城市里多少还讲点纪律，到了乡下就完全跟匪徒无异。
在清朝的时候，那些地方上坐拥广袤田土的地主缙绅们，往往有着举人、秀才、捐官（花钱买的官，多为虚职）之类的“功名”，不少人还有子侄或亲戚在朝廷内当官，从而编织出一张巨大的关系网。
哪怕是在征战动荡的太平天国时代，除了作为反贼的太平军、捻军之外，湘军、淮军、楚军这些挂在朝廷名下的兵马，通常也都会对他们有些顾忌，从而不敢劫掠得太过分。不管是再怎么跋扈的兵头们，只要尚未决心谋反，否则对待这些人脉关系盘根错节的地主缙绅，多少也会有些忌惮。
但问题是，到了破旧立新的民国年代，这一切护身符和特权就统统打了水漂。民国时代的兵痞和军阀大帅们，可都再也不会把清朝的功名身份放在眼里。该勒索就勒索，该屠杀就屠杀，根本不会客气——那年头在乡下死一个人，就真是跟死一只蚂蚁没啥两样。
在杨白劳眼中，黄世仁无疑是主宰生死的存在；但是在手握兵马的军阀面前，黄世仁也就是个屁。
虽然地主们也试图走新时代的上层路线来维护自身权益，例如去竞选国会议员之类。但民国前期毕竟是一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哪怕你在北京跟什么高官攀上了交情，到了地方上也未必有用。
想法子结好当地军阀也是一条路子，毕竟县官不如现管。但问题是大多数的军阀旋起旋灭，这个“现管”更替得实在太频繁。士绅们刚刚花大钱投资下去，军阀就已经通电下野了……于是又白忙乎一场。
其次，在民国初年的河北、山东、河南、四川这些战乱频繁之地，就算是遇上了不打仗的年月，军阀们为了供养庞大的军队，以及维持奢华的生活，从而摊派给地主们的赋税，也远比清末时期更加沉重。
例如四川全省在清末只需供养新军一镇（相当于一个师）12000人，外加差不多数量的绿营旧军，还有向云南、贵州、甘肃提供约250万两白银的财政补助。
但是到了1935年的时候，四川人需要供养的川军总兵力，却已经膨胀到了340个团，约84万人的庞大规模！每年所需的开销自然是几倍十几倍地往上翻。在某些地方，农税居然“预征”到了民国一百年（2012年）以后！再加上川军混战对地方经济的破坏，纵然是四川这样的天府之国，地主士绅们也同样叫苦不堪。
北方各省农村被“预征”赋税的状况，虽然不如四川这么荒诞，但由于自然条件差，灾荒频繁，民间财富有限，战争的破坏惨烈，实际的负担比例还要更加沉重。
当然，地主们也可以设法提高地租，把这些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但是土地上的出产就只有这么多，哪怕不给农民留下一粒谷子，能够搜刮到的粮食也是有极限的。而军阀们发明苛捐杂税的本事，却是从来都无上限的，一下子搞出来六七十种附加税也是常事——例如青苗捐、烟捐、卫生捐、青山费、马路费、招待费、人口税、花灯税等等。正所谓“自古未闻屎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嘛！
而且，在这些苛捐杂税之外，军阀们还喜欢向地主们以各种名义大肆摊派勒索，时常能让人倾家荡产。
例如在民国初年，陕西省便一边推行剪辫令，一边大肆摊派“光复款”。于是，乡绅们便领着村民围攻政府，号称“复辫豁款”（我要继续留辫子，所以不交钱了）。前清一众遗老遗少闻之，皆以为“人思圣清”！
所以，在民国时代的华北和山东地区，尽管许多县里的地主豪绅，把实际地租已经收到了七成以上，还在荒年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利用高利贷来盘剥农民，把佃农们逼得只能把谷糠麸子当做主食，到了灾荒年月就要出门逃荒，乃至于到东北去“闯关东”。但是在军阀们的横征暴敛和土匪的肆意横行之下，除了极少数最顶级的大地主之外，大多数中小地主的日子还是过得很糟糕。
根据1930年的一份乡村调查显示，在民国年间的华北地区，由于科技落后，没有现代化农业系统，搞不到化肥和农药，即使是最好的上等土地，拥有最好的浇灌条件，每亩地的粮食产量也只有大概100公斤，约200斤，仅仅相当于现代华北地区平均粮食亩产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所以，如果没有工商业之类的额外收入，只靠地里刨食，也没有办法逃避捐税的话。那么当时的地主家里，最起码要有200亩以上的好地，才能顿顿都吃白面馍馍，逢年过节吃一顿肉。
而在这个标准线之下的地主和富农，自家种的小麦就算磨成了白面，也不敢多吃，要拿出去卖钱缴税，以及换一些火柴、食盐、布匹之类的必需品，只留下棒子面、高粱面之类的粗粮来给自己果腹。
只有在每一年的初夏季节收了麦子之后，这些人家才能吃几顿白面做的面条，在他们看来，这已算是一种了不起的奢侈了，能够吃白面一直吃到八月的人家，已经极其稀少，更不用说吃上一年了。
至于更穷的贫农，每天能喝上两碗掺着树叶的番薯稀饭就算老天开眼了。
我们现代的农村常常摆设宴席，虽然菜肴不甚精美，但也是鸡鸭鱼肉一应俱全，还有香烟和好酒供应。而民国年代的华北地区，根据冯玉祥将军的回忆录描写，乡村里遇有喜庆丧祭之事，待客的席面却多半是“白菜豆腐泡席”，只有素菜而已——白菜、粉皮、粉条、豆芽、豆腐泡等。饭是掺有很多细砂子的大米蒸的，吃时一不小心，就会把牙齿震掉（感觉很像古埃及人的伙食）。冯玉祥将军在河北清苑县住了十余年，也只吃过一次荤席，然而就算是那所谓的荤席，也不过每碗里盖了两三片极薄的猪肉而已。
当时算是小富之家的冯玉祥将军家里，吃饭的配菜也只有大葱、萝卜、咸菜，从来舍不得用油做一碟炒菜，荤菜自然更不用提了。更穷的人家连咸菜也舍不得吃，只临时泡点咸水下饭。
第三、民国时代的北方，一直在接二连三地爆发着可怕的灾荒。
例如从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亡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5000万。
从年，北方八省再次连续大旱，蝗、风、雪、雹、水、疫并发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此次灾情延续3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最起码高达1000万。
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但在这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高达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根据某些外国记者的描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甚至被公开售卖。
1942年，中原爆发大饥荒，“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1000万人口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人口瞬间削减三分之二。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贫苦农民固然是九死一生。地主们的日子也是惨淡无比。纵然家里屯着些粮食和银钱，也得首先拿出来招募家丁，购买武器，加高院墙，修筑土堡，抵御土匪和流民的劫掠，以及贿赂前来打秋风的军阀部队。能够维持生存就已是极端不易，更别提什么奢侈享受了。
最后，哪怕在共产党诞生之前，乡下的农民也是整天抗租闹事，百般拖欠，想要把租子十足地收齐，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尤其是收成很差的时候，常有人卷了粮食弃田而逃，让地主家里什么都收不到。
这样一来，地主家就不得不养上一群打手，用以催逼佃农缴纳租子，于是又多了很大的一笔开销。
更要命的是，这些打手的忠诚心有时候也非常可疑，如果主人家表现的过于软弱或过于苛刻，有些没良心的打手甚至还会背地里串通土匪，里应外合干掉地主全家，然后自己把财产分了，当个小地主享福——所以民国地主必须能打，正如当今的很多村干部一样。
鉴于上述这些情况，像电视剧里那种仿佛《红楼梦》里那座大观园的山寨版，宅院深深，丫鬟成群，锦衣玉食的奢华地主生活。至少在兵荒马乱、灾害频繁的华北地区，光靠从田地里收租子是很难维持的。
那些能够在乡下过着奢华生活的人，要么是另外有工厂、商行、矿山、鸦片之类的非农产业额外收入，要么就是最起码有上万亩地的顶级大地主。
但是，一旦某人的地盘大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手里没有一支过硬的兵马，那么根本就看不住场子。而有了上万亩田地，又拉起了大票兵马的人，通常就已经是军阀而不是地主了。一旦被其他军阀击败，这些好不容易弄到手的土地，最后也别指望还能保得住。
所以，一旦穿越到北方的地主家庭，你想要学功夫高手整天跟人斗殴，倒是从来不愁缺少对手，基本上每年都有流民和土匪前来串门，地主土豪们也时常拉起团练彼此攻打。那年头每一个能够保住家业的地主，几乎都是打出来的。如果你特别能打，又有本事拉起一帮兄弟，那么就算是要像“樊哈儿”（电视剧《傻子师长》的原型）一样晋身军阀大帅，也是有一定希望的。
但是，如果你对打打杀杀之类的事情兴趣不大，只是想要过上比较现代化的生活，那么可就非常困难了——根据1930年的一份统计，在河北清苑县11个村2000多户人家上万口人之中，总共只有自行车7辆、手电筒6个、热水瓶2个，而收音机则是一台都没有。
电灯和电话自然是不用想了，因为乡下一般根本没有电力，此外也没有自来水。如果还要自己弄发电机的话，似乎只有那些大军阀的家里，才能拿得出这许多款子。例如清末的袁世凯，在老家乡下退隐之时盖的别墅，里面就不光有电力供应，还拉了电报线，连私人电报房都有。
甚至就连普通的金属制品，在当时也是相当昂贵的东西——直到1949年，中国还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全国钢铁产量只有15万吨，刚刚够造北京奥运村的那个鸟巢。因此，当时乡下的普通人家里很少见到钢铁制品：农具往往只在最关键部位包上一层铁，独轮车的车轮是木头的，富人的马车才有包铁轮子。家里的水桶是木头的，水瓢就是一个大葫芦一剖两半。买一把菜刀就能让一户农民掏空一年时间节省下来的积蓄。
跟清朝相比，北方农村在民国年间唯一比较明显的“现代化”标志，就是较为普遍地用上了煤油灯，农村照明已基本被煤油取代——在此不得不佩服一下美孚公司的推销能力。要知道，在当时的北中国农村搞什么煤油灯的市场营销，几乎跟在现代的索马里做小商品生意一样危险。
然而，跟之前的清朝相比，普通农民的生活条件非但没有更加的现代化，反而大幅度地恶化了——为了转嫁军阀们的苛捐杂税，地主们普遍把种地的租子上涨到了六成至七成，若是只收五成租子的话，就已经算是天大的恩惠了。在缴纳了地租之后，佃农的余粮通常已经不够维持生计，为此不得不去借高利贷，从而陷入“借了新债还旧债”的螺旋陷阱，从而负债越来越高，最终家破人亡。
就算是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在承受了沉重的赋税剥削之后，同样也很难避开高利贷的陷阱，从而踏上破产之路。而且，按照一般的规律来说，越是小块的土地，就越是不容易保住——遇到旱灾和蝗灾，军阀们自然会用刀枪逼迫你卖了田地缴税，而地主们则趁机压价强买；遇到大雨天，往往也会冒出几个很有良心的地主，组织狗腿子扒开大堤淹了你家田地，让大水冲走界标，然后再花几个小钱到衙门里活动一番，于是你的地就变成他们的祖业了。接下来若是不想被那些狗腿子打死，就还是早点收拾包裹跑路吧！
最近总是有人吹嘘说什么民国时代的地主个个乐施好善、济贫济困，一边自己啃窝头一边却给长工送肉送白面，佃农的日子比地主老爷还要阔绰……对于这些“历史发明家”的颠倒黑白，我已经真是不知该说啥才好了——如果旧社会的地主当真那么仁慈豪爽，又为何要收六七成的地租，把农民活活逼死呢？
总之，民国年间的地主，固然已经是不好当，但民国年间的农民，更是当都不能当了。 &/p&&p&
六、民国地主不好当（南方篇）
在民国时期，北方各省的乡下总是一片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盗匪横行，连生命安全都毫无保障，更别提什么生活情趣，实在不是地主们可以安心享受腐败生活的好地方。西南的四川省内先后爆发大小战争共计五百六十余次，军队膨胀到340个团，84万人，赋税预征到了民国一百年，不要说贫苦农民，就连地主士绅也被压断了腰，生活水平还不如穷山恶水的云南；湖南湖北三天两头地发大水，长江几乎年年决堤。而一旦北洋军南下攻打广东，或者是革命军北伐中原，湖广之地也都是主战场，被吴佩孚、赵易恒这些狠人来回烧杀劫掠，折腾得够呛，同样不甚适合居住。
总的来说，在民国年代，除了广东的珠江三角洲之外，唯有江南之地的状况还算比较好。相对来说应该算是全中国经济最为富庶，战乱最为稀少，阶级矛盾最为缓和，社会秩序最稳定的地区。
由于这块地方的风气开放，对外交流便利，地主可以投资工商之类收益率更高的商业和实业，不必完全依靠土地上的产出，所以表现得比较“开明”，一般不会把佃农往死里压榨。
虽然在江南地区的农村里，名义上的租子也有五成以上，但实际收缴的时候往往会打个折扣。如果佃农比较刁蛮，而地主却比较软弱的话，那么实际地租甚至有可能降低到30%左右。有些地方的佃农，连年累月地赖账不交租子，地主也捏着鼻子忍了——因为他在上海、宁波的工厂商行，收益百倍于老家乡下的那点田地，实在是犯不上为了这么一点地租而兴师动众，到乡下去大打一场……
正是因为江南地区的农村剥削程度较低，阶级矛盾不算突出，所以就全国来说，乡村秩序尚算不错，而这也是蒋介石可以把江浙作为统治核心的原因。
但近年来有些“砖家”以偏概全，把江浙地区相对“和谐”的乡村阶级状况，硬是放大到了全国，以此来证明我党的土地革命完全是在无理取闹——这就有些过分了。
那么，既然江南地区的土地肥沃，不怎么打仗，农民也不怎么造反，而且邻近上海，想要购买热水瓶、钟表之类的工业品也容易，民国时期江南地主的生活应该相当不错了？
……这个……只能说，也不一定，得要看是在什么时间。
江南地区素来是中国的精华之所在，城市工商业发达，乡下盛产稻米、棉花和丝绸，在整个明清时期，一直相当富庶。即使是在近代前期，被洋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之后，依靠出口丝绸、茶叶和瓷器，江浙两省的经济状况也还不错。民国前期利用一战的东风，江浙经济曾经有过一段相当兴旺繁荣的时代。
但是到了民国年代中期，进入三十年代之后，随着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作为全国最开放的江浙地区，也越来越被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倾销狂潮所害——很多时候，粮食倾销对一个国家而言是致命的。
例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农村就处于一个非常荒诞的局面——最初两年，长江以北赤地千里，长江以南洪水滔天，饥民倒毙于路途，自然是惨不忍睹；到了1932年和1933年，气象灾害基本结束，江南地区和全国大部分省份普遍丰收，稻米小麦堆积如山，但却被从上海倾销的洋米洋面冲击（那时候正值美国大萧条，玉米腐烂在地里，牛奶往密西西比河里倒，出口农产品自然便宜得很），于是在市价上，每一石国产土米往往比洋米贵了2、3元，根本卖不动。如果低价贱卖，农民又要赔本。
——由于农业技术落后，外加沉重的苛捐杂税，江浙农民的生产成本就远比西方同行高得多。他们没良种，没化肥，没水利，没农药，没机械。亩产远比现在低得多，只能靠大量投入劳动力精耕细作，来勉强提高一点产量。而且，他们非但没有农业补贴，还要承受沉重赋税，在全球化竞争中不破产倒是怪事了。
眼看着种植粮食挣不到钱，江浙地区的农民们开始指望经济作物，可惜国产棉花的品种、质量和价格，都竞争不过进口的埃及长绒棉，在进入三十年代之后，就根本卖不动了。而作为传统出口大宗的丝绸，由于长期在技术上固步自封，也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之中，被不断改良品种和技术的日本丝绸彻底击败。
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又在搞最典型的买办经济，根本没有什么农业保护和补贴政策，反而还对农业征收重税，提高农民的生产成本，毁灭本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实在是倒行逆施。最后让江浙地区的农产品既失去了国外市场，也保不住国内市场，又找不到品种改良的途径，农村破产之风最终变得无药可救。
走投无路之下，一些农民不顾禁令，开始种植起了罂粟，试图依靠鸦片来赚钱。但江浙地区的土地价格和人工费用，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身边又是上海这么个全国最大的物流中心，于是本地鸦片在价格上也竞争不过东北、云南和印度的烟土，而浙江的气候条件又并不适合种罂粟，结果连贩毒都要亏本。
——类似的情况，在西部的鸦片产地也发生过。抗战期间，西康省为铲鸦片死了7个县长，上千保安队。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后，蒋委员长为了集中力量勘乱，宣布不再禁烟、铲烟，不收烟税。于是鸦片成为普通商品，价格暴跌，贩毒无利可图，毒贩子从此大减。农民们收获的鸦片卖不出去，也只好减少了罂粟种植量，不过由于鸦片太便宜，当地很快就弄得是家家有瘾客，户户绕烟云了。
于是，三十年代的江浙农民们，便无限悲哀地发现，自己是歉收要饿死，丰收也要赔本，种什么都挣不到钱，而肥料和农具又都是借债买的，结果身上的债务永远还不清，怎么样都没了活路。
叶圣陶先生的著名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之中，就讲述了旧中国江南一群农民因为洋米倾销冲击市场，不得不忍痛亏本粜米，在丰年反而比灾年更加负债累累的惨剧。形象地揭示了旧中国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整个农村急速破产的可怕现实——荒年绝望，丰年更绝望！
为了在这种绝境之中求生，农民们要不就涌入城市闯世界，要不就只好走上反抗闹革命的道路了。
很显然，在江南地区的农村普遍破产之后，地主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首先，地租如果收稻米的话，因为米价低廉，等于是缩水了许多，而若是收银钱的话，农民又缴纳不出来；其次，之前借贷给农民买农具、肥料和口粮的款子也收不回来，变成了一笔又一笔的呆账和坏账；最后，乡下抗租运动极度频繁，没了活路的农民纷纷成了滚刀肉，索性自己种稻米自己吃，不交税也不交租，能活一天是一天。万一地主上门催讨，则要么一哭二闹三上吊，要么举着刀子声称要同归于尽。
而很多地主则发现雇佣打手的人工费太高，打官司需要打点的费用也不低。更要命的是，在花了这么多费用之后，最多也只能收到一些不值钱的稻米，甚至经常会打死了人也还是什么都收不到，用武力强行收租总是亏本。哪怕是把农民当成猪仔卖了，也还是得不偿失——所以最后也只得允许拖欠租子。
一旦收租收到蚀本倒贴的程度，这地主也就当得太没滋味了。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江南更是成了主战场，政府军、日军、伪军、新四军反复打拉锯，原本的一点繁荣景象随之消失。在解放战争时期，又被国民党“劫收大员”们搜刮得一穷二白，最后一点余财也没了。
所以，如果有谁想要穿越到民国时代的江南地区当地主，最好穿越得早一些，也就是民国时代的前面十几年，江南农村普遍破产之前，还要及时改换投资渠道，否则光靠收地租是绝对过不起阔绰生活的。
实际上，在民国时代，江浙地区的地主很多已经常居于上海、南京、杭州之类的繁华大城市，而把乡下的土地交给“二地主”（代理人）负责收租。在扣掉了沉重的捐税负担，外加“二地主”及其帮闲的佣金之后，哪怕是风调雨顺，“二地主”也比较有良心，每亩土地每年也就能得到平均一个银元的收益而已。
假如完全依靠这么微薄的土地收入来过日子，显然很难维持都市生活的高昂开销。
以之前提起过的诸位国学大师为例，胡适教授在1919年的每月收入是240个银元，30年代涨到500银元，年收入就是6000银元，外加稿费和其余收入，只怕是每年一万大洋都不止。而那年头似乎还没有在工资里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概念，这些银钱都能实打实地落进胡适教授的口袋。若是把这个收入水平放到农村，都已经是坐拥上万亩良田，几十条枪的微型军阀等级了！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诸位“砖家叫兽”们，实在是货真价实的“无冕贵族”啊！
事实上，就连毛管理员的每月8块大洋低薪，在某些贫瘠地方的乡下，也要有100亩地才能挣到。
因此，这些定居在城市的地主，往往并不依靠家乡田产来维持生活，只不过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罢了。
——从很早以前开始，比较有眼光的江南地主士绅，就已经把投资渠道放到了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经营金融、商贸、实业和房地产等等，以求更高的收益。而财富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也是民国时期的总趋势。当农村经济整体衰败的同时，与之相伴的则是部分沿海城市的畸形繁荣。
所以，在讲完了民国农村的情况之后，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放到民国时代大城市的典型代表，冒险家的乐园，“东方魔都”大上海，看一看那个时代的上海人究竟过着怎样的摩登生活。 &/p&&p& 七、光怪陆离的东方魔都
说一句比较伤自尊的话，民国时代的中国，在西方世界的普遍印象，基本上是一个愚昧、动荡、无可救药的落后国家，哪怕与黑非洲相比也毫无优越之处。
确实，当时的中国虽然还拥有古老的璀璨文明，但在西方人的眼中，却早已辉煌不再，被时代所抛弃。遍地都是破败不堪的中世纪乡村，贪婪野蛮的军阀和盗匪，以及与现代化生活完全无缘，时刻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可悲穷人——正如同我们这些现代的中国人，用充满优越感的眼光去看待非洲人一样。
而仅有的少数例外，就是位于那些通商口岸里的一系列“文明”孤岛，确切地说，就是那些由外国管治的租界。在西方人眼中，这些租界被视为连接“现代西方”和“传统中国”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
而其中最大也是最繁华炫目的一座“桥梁”，则莫过于大上海的“十里洋场”了。
那么，民国时代的东方魔都大上海，究竟又是怎样的一副面貌呢？
当年的旧上海，素有“东方不夜城”之称，又被唤作“东方的巴黎”，以及“冒险家的乐园”。
——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闪耀着霓虹灯光的十里洋场，浑身咖喱味的印度阿三，戴着藤帽打着绑腿的安南巡捕，西装革履、趾高气扬的各国洋人，一口流利外语的金丝眼镜买办，身穿旗袍、牵着宠物狗的摩登女郎，走街串巷、黝黑干瘦的黄包车夫，卖白兰花和梨膏糖的饶舌小贩，满脸菜色的码头苦力，收音机广播里放送的昆曲和京剧，用“标准石油”铁皮桶搭建的闸北棚户屋，衣衫褴褛、偷偷剥树皮充饥的乡下乞丐，面黄肌瘦、神色黯淡的大烟鬼……
当民国时代的中国农村全面破败，不但农民生计艰难，饿殍遍地，就连地主也大量破产的时候，充满了现代气息的魔都上海，显然格外具有吸引力。因此，几乎每一年都有许多外地人前来上海谋生。而上海滩从1840年的荒芜芦苇滩，发展到20世纪的中国第一大城市，也是得益于全国人口和财富的不断涌入——虽然不如后世的“深圳速度”，但也算是发展得很快了。
此外，在民国年代，那些失势下野的军阀政要，前清王公们，为了防备遭到昔日仇家的秋后算账，以及享受现代化的高质量生活，也都喜欢扎堆地往上海和天津的租界里钻（例如《情深深雨蒙蒙》里面女主角的老爹，虚构的东北军阀陆振华），一旦局势有变，又可以立即再次出山，犹如现代的海外政治避难者一般——只不过当时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就到处是洋人的地盘，所以政治避难只要跑几步路就可以了。
总之，除了没有网络和电视之外，现代的各种生活必需品，在上海基本都能搞得到，现代人穿越过去不会有太多的不适。虽然那年头上海的治安远不如后世，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黑帮分子横行几十年无人能治，但比起四川袍哥闯进成都市政府绑肉票的嚣张程度，上海的社会秩序在民国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
但是，这一切从西方传来的现代化文明生活方式，主要都集中在租界的十里洋场。而十里洋场外面的上海市区，就没有那么美好了。
首先要注意的是，虽然当时的上海已是远东最为现代化的繁华都市，但是与如今基础建设极佳的上海不同，除了公共租界以外，居住在华界的相当一部分上海市民，是用不上电也没有自来水的，市容市貌呢，用现代中国的东西不好类比，总之基本上就跟大家在国际新闻里看到的印度和巴西贫民窟差不多。
你知道吗？在民国年间上海闸北的棚户区，几乎人人都会穿墙术！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洋货的大量冲击，江浙地区农村普遍破产，城市却畸形繁荣。于是，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甚至破产地主，全都一窝蜂地涌进大上海找饭吃。但这些人既无文化又无技能，进城之后混得好的百中无一。大多数人只能去扛大包，卖香烟，拉黄包车，当佣人，或者进工厂当小工，收入都很低，而且很不稳定，说不准啥时候就折本或失业了。所以买房是奢望，租房也困难。
当时，刚刚招募进厂的纺纱女工，每日薪水是三毛钱，一个月才9块大洋。而技术很熟练的老工人，大概也就是14个银元的月薪。鲁迅家的女佣在包吃包住之余，月薪才3块大洋……所以说什么民国时代纺织女工的月薪能够达到二三十个大洋，完全就是在胡说八道——要么这个“纺织女工”其实是工头或者“金领族”技术骨干，要么就是她其实拿的是金圆券……这具体又是个什么坑爹玩意儿，大家可以自行百度，总之在发行了不到一年之后，就有很多人都喜欢拿金圆券代替卫生纸来擦屁股，因为它比卫生纸还便宜。
更要命的是，那些公司在明面上规定的工资，实际上往往只有很少一部分能落到工人手中，因为中间扒皮的恶棍极多，而且个个扒起来都异常凶狠。
例如在二十年代初，上海飞星人力车公司实行定额薪水，每位车夫每日四角钱，月薪12元。但车夫真正到手的只有一角五分，连喝稀饭都不够，剩下一大半都被有帮派背景的工头克扣。如果硬顶着不肯孝敬的话，被打断手脚都还是轻的，装麻袋丢进黄浦江的也不少。
而当时上海几乎所有的招工市场，都被帮派（主要是青帮）包揽，企业必须给这些帮派大笔孝敬才能招工，想要绕开都不行。有时候还得容忍这些帮派往企业里塞进去一帮吃闲饭的人，否则就会被砸（日本纱厂之类背景深厚的硬骨头例外）。所以这些不劳而获的工头，不但残酷剥削工人，还能倒过来勒索敲诈自家老板——在他们这些无恶不作的狠人面前，没背景的资本家其实跟被剥削的工人没啥两样。
在这种处处受制于人的情况下，纵然企业家有心善待工人，也因为被黑道压榨胁迫，而做不成事。
而上海的房价又是出了名的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楼梯转角下边一个七八平米的放扫帚杂物的小亭子间，月租竟然就要10块大洋以上！如果借用厨房的话，还要另外多付钱！你让那些低收入的外地人去租房，剩下的钱就只够他去喝西北风。租不起怎么办?要么学习三毛流落街头，要么就去住贫民窟。
那时候的上海闸北，以及其它很多大城市的近郊，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贫民窟，具体可参见当今印度的孟买和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现代的巴西贫民，好歹还能用铁皮、石棉瓦和塑料布搭建一个小屋。但那年头的中国工业落后，连上述这些工业品都不是贫民能弄到的，他们只能用更原始的方式盖窝。
当时，各地来上海谋生的农民，从乡下运来毛竹、芦席和篾片，把毛竹烤弯，插在地上，搭出一个半拱形的架子，上面盖上芦席，周围捆上茅草，在向阳的一面割出门来，地上铺块烂棉絮，就是一家人的住所。这种简易窝棚俗称“滚地龙”，高度仅到成年男子的腰部，进进出出必须深弯腰，夜里回去瞧不见入口，一不小心就会穿墙而入——就跟学了穿墙术似的。
这样简陋的“滚地龙”窝棚，通常来说都是非法建筑，自然是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最多也就是几百户人家可以分到一个公用水龙头，每天早上排长队轮流取水——据说很多都是从消防栓上私自接的——夜里经常因为煤油灯打翻而爆发火灾，住起来既不安全也不舒适。
根据记载，曾经有个住“滚地龙”的民工跟人有仇，晚上正靠着茅草墙吃饭呢，突然被一把长刀扎了个透心凉——原来他的仇人站在墙外给他来了一刀！如果你不了解当时上海贫民窟的建筑结构，肯定会以为这是武侠小说里的情节。
如果有人能够收集到许多“美孚石油”或“标准石油”（当时向中国输入煤油灯的最大两家公司）的油桶，剪开铁皮做一层屋顶，那么就已经算是贫民窟之中的“豪宅”了
——比起民国时代的贫民窟来，咱们如今号称脏乱差的“城中村”，简直就像是天堂啊！
不过，比起如今印度城市里那些连贫民窟都没得住，只能睡在马路上打地铺，然后在睡梦之中半夜被汽车轧死的穷人而言，民国时期上海的贫民窟也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
虽然当时全国各地的破产农民们纷纷涌入上海，试图在这座貌似很繁华的大城市里谋得一条生路。但事实上，虽然在民国前期，上海的轻工业一度很兴隆。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上海工商企业大批倒闭、停产和减产，居民就业形势一直很糟糕。根据1935年的一份调查，全城400万人口之中，竟然有60万以上的工人处于失业状态——这是多么庞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啊！
而那年头既没有失业保险又没有低保补助，失业工人的下场比现在凄惨得多，在经济形势最悲催的那些年头，每天早上在上海街头都能找到不少饿死冻僵的“路倒”尸，而苏州河里的浮尸数量，估计也能跟当今的印度恒河（印度人习惯于水葬）相比——现在明白我党为什么能够在上海组织工人起义了吧！
在旧上海真正一直保持着畸形繁荣的，是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得益于聚居在上海租界的大批富人，十里洋场的消费能力一直非常旺盛，总算是给了穷人们拉黄包车、当小贩、擦皮鞋和混黑帮的生存机会。
当然，如今绝大部分的民国背景小说，尤其是言情小说，主角一旦到了那个时代，通常都会自动投胎成大户人家的小姐少爷，最起码也是小资阶级的文人墨客，住的地方多半是在公共租界，经历的都是风花雪月、灯红酒绿、香车美人、恩怨情仇……至于脏乱破败的棚户区，恐怕往往连一个片段都懒得落笔。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探讨一下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生活吧。
通过民国时期的老电影、老照片，还有那个时代一些文人写的生活散文，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上海租界，是一个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的地方——这里有一掷千金的富豪子弟，有穿蓬蓬裙参加化装舞会的女大学生，有盛况空前的集体婚礼，有红透半边天的著名歌星及其粉丝群，有摆着诱人姿势拍睡衣广告的模特儿女郎，有专家学者的专题报告讲座，有熙熙攘攘的股票交易市场，街边报亭里摆满了封面靓丽的外文杂志，电影院里有从美国好莱坞空中邮递过来的新潮大片……总之，从外表上看，这似乎是一个与当今世界相比没太多差距的摩登时代。
很多追求小资情调的人，从林徽因、张爱玲、郁达夫等人的文章中，想象出了一个社会价值观多种多样，人性自由解放的浪漫时代，并且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小资风格。
但是，我们人类毕竟是不能只靠浪漫和情调来生活的。当时租界里的小资文人们，生活压力其实一点都不比当今社会的白领们低，而生活水平还远远不如现在。
举个例子来说，沈从文曾经在小说里写过民国时代的一对小资夫妻，男的政法大学毕业，在上海某机关做小职员；女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专职做家庭主妇，生了4个孩子。在当时的上海，一般公司职员的月薪大约是20银元左右，而这位当丈夫的却有60元月薪，想必肯定是在某个很有油水的单位里了。
但是，由于上海的物价高昂，房价更是北京的十倍，饶是这位男人已经很能挣钱，他们这对小资夫妻的日子依然很窘迫——由于租不起一整间公寓，他们一家六口人不得不住在半间公寓里，中间用木板隔开，另外半间住着沈从文，平摊下来连20个平方米都没有。而就连这么半间公寓，由于地段比较好，当时都要收每月13元的房租（后来涨到了20元），每个月还要收10块大洋的水电费。光是这两样，每个月的收入就去了一半，剩下的钱用来吃饭和给小孩买西洋奶粉，就已经用得精光，结婚八年了都还剩不下什么钱。
——在当时的上海公共租界，一度电平均要收0。3～0。5银元，相当于如今的12元到20元，显然是贵得多了。幸好那时候也没有空调、冰箱、微波炉这些耗电大件，光是照照电灯听听收音机，应该还能凑合。
所以，那年头的小资们别看出门就是西装革履，金丝眼镜，一块流利洋文。偶尔还会出席一些宴会，跟西洋女子跳跳舞，生活得貌似很时尚。但真正回到家里，恐怕多半还是住着亭子间，吃着咸菜泡饭，头顶还挂着小孩的尿布……也就跟当代的“蜗居”、“蚁族”差不多。若是再穷一点，就要去闸北住棚户了。
当然，比起江浙乡下那些连米饭都吃不起，只能啃地瓜干度日，还要担心农民暴动的破产地主，上海的“蚁族”们已经很幸福了——虽然能混上教授的小资文人们明显还要更幸福。
但这样窘迫的生活，毕竟没多少人愿意一直过下去，尤其是当他们还身处于上海滩这样一个花花世界的时候。很多稍微有点积蓄的上海市民，就跟现代的我们一样，纷纷把积蓄投进了股票交易所，企图一夜暴富，但结果却往往是血本无归——资本主义的信条，就是骗轻信人之财，填贪婪者之欲。散户和小户在股市中永远是被大户和庄家宰割的对象。清末的“橡皮股票危机”，1922年的股票泡沫破灭危机，让上海的股民们全都吃足了苦头。而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更是让破产股民们自杀后的尸体漂满了黄浦江……
除了股票之外，当时还有另一个能够获利的投资渠道，就是政府债券。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以及各地军阀大帅，都乐衷于在上海发行公债募集资金，而且往往打折发放，也就是一百元的债券只卖七八十元，到期之后却能连本带利给你返还一百二十元，貌似十分优厚。
但是不要忘了，民国年间的政府工作重点，基本上除了战争还是战争，所以这些公债并非我们如今买到的建设债券，而是风险极高的战争债券。北洋政府本身都是在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