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支精锐部队分别从AB两端相向而行,AB端相距45千米,求AB的长?

很荣幸被选入了知乎日报,最需要感谢的是您各位的支持,提点和帮助。大家的反馈、建议和意见是学生继续研究学习的动力。很多知识和故事都是高中大学时代积累的,经年日久,可能会有不少谬误之处。为尽力避免发布错误信息,过年到现在又重新对很多典故进行了查证和梳理,但难免还有不足之处,请您各位海涵。学生在此叩谢了!

今天完成了全部分析章节,并在三个章节加入了一些图片和典故,以飨各位看官。

首先从旗的起源讲起,孙子兵法有云: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而不见,故为旌旗。

而日本的战旗和家纹是密不可分的。战争中,这是区别敌我的依据;战争后,是检验战功的参考。

早期的源平合战,被后人引申为白旗对赤旗。平家物语中记载:平家所用皆为赤旗,红光映日闪耀。源家则大旗俱白,风吹作响,蔚为壮观,甚鼓舞士气。因此旗帜不但被用于区分敌我,也可于战士鼓舞士气,震慑敌军。日人认为白色代表纯洁,是神的颜色,战场上使用白旗,可得神明护佑。后来发展为白底黑字,书写天照皇大神、八幡大菩萨、诹访大明神等神号的旗帜。

平家被灭后,源赖朝定白旗为源家嫡流的专用旗号。

文治五年七月,源赖朝出兵奥州征讨藤原泰衡。路经下野国宇都宫时,佐竹隆义前来也加入助战。佐竹家出于源家,但在源平合战时却站到了平家一方。战后因和田义盛等人说情,只是被没收了奥州七郡等领地。等到赖朝奥州征伐时,隆义立功心切,从常陆国急急赶来助战。不料,隆义用的军旗是无纹的白旗,也就是“嫡流专用”的御旗,赖朝不高兴了,就把绘有一轮明月的军扇赐给了隆义,让他当作军旗,从此明令禁止白旗随意使用。隆义把军扇的纹样绘在旗上,从此佐竹家便以此为家纹,这也是最早的武家家纹之一。

原本仅为公卿家所有的家纹,经过源平时代,在武士间迅速普及开来。在战场上与敌人对决,都以旗印、家纹表示本军的所处位置和阵营。到了战国时代,带有家纹的阵幕、旗指物、帜和马印,是远距离区别敌我的惟一依据,也便于整体指挥。

至战国末期,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家纹和旗帜已经发展为极其复杂的体系,而非仅用于识别。比如下面这张图,展示了有马丰氏所部使用的全套旗帜:

图中旗帜均为黑白两色,旗杆均用金漆。1号旗为带有有马家家纹的双面靠旗,为足轻使用,即低级步兵;2号旗形似太阳,是传令兵所用;3号新月型旗仅有马家武士可用;4号是有马家的小马印,金色三叶草;5号6号均为供有马家大部队在重要场合下使用的大马印。

以战国时代为例,类似分封制的体系,使武家的收入以封邑的粮食产量来计量。1石即养活一个成年男子一年所需的口粮。当封邑达到一千石时,在战时就有义务为主君动员12个兵员。以此类推。这批兵员的背旗所印的自然就可以是他们所效力的主家的家纹。有一定地位的武士或领主可穿上阵羽织,也意味着他们可以进入上一级领主的阵幕参与军议。阵羽织背后绣着家纹,可不用再插靠旗(也没办法插)。如下图,小早川秀秋的阵羽织,家纹是两把交错的镰刀。

但也不是所有阵羽织都需要绣家纹,因为高地位的武士不一定要亲自上阵,自然也就不需要显示家纹来达到分辨的作用。所以高级武士的盔甲都很华丽,辨识度很高。

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山内家的家纹是丸内三叶柏,如下图:

安土桃山时代,山内家兴于山内一丰。一丰先后追随信长、秀吉和家康,历经风雨屹立不倒,关原之战后获封土佐二十万石。据说丸内三叶柏的来历是山内家的先祖作战时丢失了背旗(很可能会因此被治罪),他于是砍下身旁的柏树枝作为背旗继续作战。战后,背上的柏树枝只剩下三片叶子,而此战他作战英勇受到嘉奖,因此觉得是这柏树枝给他带来了好运,遂以三叶柏作为家纹。

后于1872年土佐藩的岩崎弥太郎创立三菱商社,将岩崎家的家纹三段菱与土佐藩主山内家的家纹三叶柏相结合,才有了如今驰名天下的三菱商标。

下面讲一些有意思的背旗。

武田家将一些家臣子弟编为百足众,作为战场上的传令兵,长期传递机要军情,也是一种锻炼。他们的背旗是红底白蜈蚣,故名百足。这种情况下,背旗传达的信息不再是自家或主家的家纹,而是该兵种的功能或编队任务。这也是战国时代军事发展的一个趋势,稍后我会再详述。

有少数情况,武士会将文字信息做为背旗。如下图:

背旗上直接写着自己的名字。日本古代作战的整体性并不如中国古代那么高,也更加崇尚个人的武勇。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军队的整体性会被忽略,比如有武士希望吸引众人的注意力以进行复仇,或将此战当作自己的最后一战等。这种情况下武士会被允许在白旗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做为背旗。

图中的背旗并非用于反映身份,而是传递信息,告诉大家我军的中川濑兵卫杀死了敌军的和田伊贺守。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背部装饰,称为母衣。我不确定可否将其归为背旗一类,但很有特色。

平安时代就有母衣出现,称为保吕。到镰仓时,武士在背后挂一领布条,称为悬保吕或母庐,很像是披风的感觉,如下图。

到了室町幕府时期,武士们将布条用竹框架支撑,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母衣,如下图。

安土桃山时代,织田信长从亲卫马廻中挑选了数十人,编为赤母衣众和黑母衣众。丰臣秀吉效仿之,也编有黄母衣众。其主要任务是在布阵和出击时在各部队之间传令,战斗时核实战功,必要时前往敌方军营担任使者等,类似于传令官的角色。而信长和秀吉手下的很多名将均出身于母衣众,其地位可见一斑。

策马骑乘时,母衣随风张起,对射来的箭矢有一定缓冲和格挡的作用,同时也是很华丽的装饰。

永禄四年的第四次川中岛和战中,由于被上杉谦信识破战法,位于八幡原的武田军本队受到优势兵力的上杉军的沉重打击,武田信玄的弟弟武田信繁也于此战阵亡。传说信繁此战身着由其母大井夫人生前手书的佛经做成的母衣上阵。当武田军本阵濒临崩溃时,信繁率所部进行决死突击。预感到自己将有去无回,很舍不得这珍贵的母衣落入敌手或丢失,遂将母衣留在本阵,最后壮烈战死。

母衣后传于其次子望月信雅,信雅后来着此母衣参加了与织田德川联军进行的长筱合战,并于此战阵亡。

以下为分析和总结部分:

第一节:历史变革的影响

战国时的日本类似中世纪的欧洲,是分封制的天下而非中央集权。各地方势力割据混战长达数个世纪,因此这一时期的日本是以军事社会存在的,战争是永恒的主题。如我开篇所言,在混乱的战场上区分敌我、迅速地分辨一支部队的所属阵营,是极其重要的事情。这很好理解,古代的黄巾起义皆是黄巾抹额。即使在当代战争,101空降师的臂章是鹰头;党卫军的帽徽是骷髅头;苏联有美国援助的谢尔曼坦克,但绝对不会在炮管上印FURY,炮塔上是为了祖国的俄文而不是裸女图。

那么为什么会傻傻分不清楚呢?原因来自日本这个时期的兵制和军事制度的发展。

在介绍有马家的旗帜时我曾提到,每有一千石俸禄,就有义务为主家动员12名兵员。以此类推,战国时代大名的基本实力很容易估得出来。这些被从各地动员来的士兵,绝大部分都不是常备兵或职业兵。而且并没有统一的制式装备,盔甲服装武器可能各不相同。平时也不可能在一起生活训练,战场上要如何统一指挥呢?

这个时候就需要有统一的信息显示来辅助。要么有统一的盔甲服装(比如统一的颜色或与敌军不同的款式),要么展示统一的徽章或图样。同时期的中国,制式的装备是有一定保证的。但战国时的日本,直到战国后期,领主都是不提供盔甲武器的(长宗我部家的一领具足等制度是特例,晚点有机会再展开),连口粮都要自备。只在进驻城堡或笼城时,才会由城主提供食物。所以战区附近会出现“乱捕”,即搜刮附近居民的粮食、解决生理需求等。

当效力同一主家的士兵,装备等物却不统一时,佩戴有主家代表颜色或印有主家识别标志的物品、服装或装备就格外重要。

在中世纪的欧洲,即使穿的盔甲不同,但士兵穿的罩衫或盾牌上也总会印着效力方的纹章。

我们再来看日本,源平时代之前,日本正规部队的旗帜皆为红色,可能也是平家继续使用赤旗的原因。而源家为与之对抗,使用了白色作为主色。这个时候因为只有两股主要势力,红白两色已足够区分之用。

但随着历史进程和战争形式的发展,仅仅是两种颜色已严重不足。

平家被灭后,源家建立了镰仓幕府,天皇开始被架空,成为傀儡。这个时期,一些特定的图案开始被印于旗帜上,用于更细化的区分,比如家族的分支。除了我在开篇提到佐竹家家纹由来的例子,这里再讲一个比佐竹更早的故事。

平家物语记载:源平合战时,源家阵营内部曾有过一次内斗。当时源义经被派往京都镇压当地的骚乱。骚乱是由其表兄木曾义仲造成的。义仲打败平家守将控制了京都,但其手下对京都进行了极大的破坏和掠夺,引发了骚乱。当京都居民们发现义经打着白旗的军队时,误以为是义仲的部队前来洗劫而恐慌不已。但居民们发现这支部队的标记与义仲的不同时,才逐渐平静了下来。

在这一时期,武士身上并不插旗,所使用的旗帜称为旗印,也就是“幡”,即挂在竿头横梁上的条幅,在战场上由步兵、侍从或精选的骑马武士手持。步兵在战场上使用的木盾(楯)也绘有特定图案。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地方能够判定武士及其下属的身份。比如下图是《蒙古来袭词绘》的局部,左边可见一侍从手持绘有“并之鹰羽”图案的旗印:

后来镰仓幕府被后醍醐天皇所灭,日本进入南北朝时代。北朝最终降服南朝,日本又进入室町幕府统治时期。也是从这一时代开始,战争形式发生了改变。大量的步兵集团作战慢慢代替了传统的骑马武士,而很多的步兵被作为弓箭手使用。为对付步兵,骑马武士从骑射为主,改为使用矛作为武器之一。

这个时代开始,武士投入近距离作战及对步兵作战的几率大大提升,不得不面对身旁没有侍从携带旗帜,无法使自己的身份被辨识出来的情况。于是武士开始使用小旗,放置在肩部或头盔顶部或前部,称为肩印和盔印。这些小旗,成了日本最早由武士亲自佩戴的身份标识,从而脱离了单纯靠侍从携带旗帜标明身份的时代。这种标识也会被武士的部下佩戴,可以说是日本最早期的军事制服功能。如下图,右下角三个图例可见简单的盔印和肩印。左下角可见写有佛教真言的复杂肩印:

上图大家也可以看到之前提到的旗印,左一和左二均是楠木正成的菊水纹旗印,象征他对天皇的忠诚,左二还写有“非理法权天”的佛教名号(关于宗教影响,第二节会做介绍);中间两面是室町幕府足利家的旗印,其中一面印有五七桐纹并非代表丰臣秀吉,而是足利成氏。旗印都使用了日之丸图样,今天日本的国旗即来源于此;右一是大内义隆的旗印,他将“妙见大菩萨”、“八幡大菩萨”和“天照大神”的名号放在了家纹之上。

在经历了应仁之乱后,幕府将军足利家名声扫地,幕府如天皇一样被架空,各地由地方豪强,即大名所控制,日本进入战国时代。

但一开始,武士仍然佩戴肩印和盔印。而这一时期战争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足轻的出现,并且成为军队的主要力量。通过动员和招募,一个大名可以短时间内扩大自己军队的数量,但由于不是职业兵,战役结束后足轻部队会全部解散,所以同一足轻可能在不同的战役中服务的是不同的家族。足轻纪律的好坏,就会关系到战斗力的强弱甚至是骚乱和溃逃风险的高低。

因此,领主们逐渐意识到给予足轻稳定待遇的重要性,也使得足轻的数量、素质和忠诚度得到逐渐的稳定和提升。但由于仍存在装备不一的情况,所以领主们会要求足轻统一在其旗帜下进入战场。这种旗被称为“帜”,使得一整支足轻队能够被可视化地组织调动起来。

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频率的上升,以及多家大名相互协同作战的需求,“指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背旗,开始被大规模使用。这也是战国时期最重要的反映家族、阵营信息的工具。其较大的面积让识别身份变得更加简单,小型的肩印也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盔印也开始让位于设计夸张华丽的头盔造型。因此,整支部队有了统一的外观。而且相比提供统一的盔甲,统一的指物成本更加低廉,可视化效果也更好。

肩印让位于指物的另一个原因来自于足轻的装备,战国时武士普遍使用的防具为“胴丸”,而地位低下的足轻则使用“腹当”,腹当由腹卷发展而来,也称上腹卷,仅具备低下的正面和肋部防护能力,背部和肩部都没有保护,因此也就没有放置肩印的可能性了。

另外,相比欧洲中世纪印有纹章的罩衫,旗帜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战国时期,有大量的士兵专卖负责携带旗帜,在战场上壮声势,而不参与战斗,这些人被称为“小幡持”。上杉谦信平定越中地区时,部队名册就记载:总数是6871人的军队中,6200人是步兵。步兵中有402人是小幡持,数量比铁炮手还多。

正因为旗帜的作用十分重要,领主们一般会任命一些高级武士做“旗奉行”,专门负责管理旗帜的携带和正确排布。

另一个在战国时代发生的重大制度性变革是兵农分离。传统的兵农合一体系使得战争受制于农业生产时间,合战的发生一般都在冬夏,因为春耕秋收是不能耽误的。而且无法组织兵员进行有效训练,军队的素质就无法提高。

岛津家和长宗我部家,分别有具足众制度和一领具足制度,都是初级阶段的兵农分离尝试。织田信长则做的更彻底,在姊川合战后逐步推行兵农分离,一方面让武家脱离农业生产,一方面征调农户家的次子三子作为常备兵,集中训练。在修建安土城后,还要求有一定地位的武士集中住于安土城,完成了武家从脱离生产到封建官僚的转变。

经过这一变革后,四季皆有可战之兵。更多的训练机会,让士兵的素质和忠诚度大大提高,足轻也逐渐变成了一种长期服役、训练有素的作战单位。也是由于这个变革,兵种的分工和协作有了更大的突破,组织形式得到改善,背旗的作用也更加凸显出来。

16世纪中叶,从欧洲传来的铁炮逐渐受到重视,足轻不再被单独编为大队的长枪兵或弓兵,而是形成混编的足轻军团,包含长枪手,弓箭手和铁炮手。这种组织形式也对背旗的发展产生了影响,虽然可能印有同一个家纹,但不同兵种的分队会使用不同颜色或不同形状的背旗来进行区分,也可能通过增加条纹图案等来进行区分,以便统一调度指挥。

第二节:时代传统的影响

上面谈了历史变革对旗帜产生的影响,这一节来谈谈传统和习惯带来的需求。

相对较弱的军队整体性,反而抬高了个体的重要性,让古代日本更加崇尚个人勇武。武士个人战力的高低,甚至可能影响整个战局的走势。

所以在战国时代,即使大规模作战已很普遍,但战场上仍大量存在一对一的拼杀。上杉谦信在川中岛合战中单挑武田信玄的传说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这里不多介绍了。

战场上的首轮接触一般是由双方足轻队完成,远程射击过后,双方的长枪足轻开始互抽。请注意,真的是互抽,日本古代足轻使用的枪长度很长(但跟马其顿方阵的枪没法比),双方队伍进入攻击范围后不是用枪头刺,而是抽打,体力不支的一方阵线会形成突破口。而当双方武士集团投入战场后,会出现捉对厮杀的情况。双方各自喊出效力方、苗字、官职等信息,比如:

武士甲:“俺乃周家庄大财主周扒皮家臣司马村民委会委员是也!”

武士乙:“俺乃黄家村老地主黄世仁家臣欧阳妇女办公室主任是也!”

武士甲:“您的首级,我要定了!”

武士乙:“您就觉悟吧!”

正因为武士个人战力长期受到重视,所以常常可以看到对个人行为的褒奖,即便很多功劳可能都是由下属取得的。比如:“贱岳七本枪”,“小豆坂七本枪”等等。另外,“一番乘”(即先登)、“一番枪”(即最先冲入敌阵或首功)这类荣誉也会授予个人。相比起来,整体性强的军队才会出现:“猛虎团”、“尖刀连”之类的集体称号。

在这些关乎家族荣誉和个人功绩的重要时刻,也引出了旗帜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核实战功。

在攻城时,插在敌方城墙上的第一面武士旗帜就可以证明先登勇士或其主家的身份。

比如中村一氏的家臣渡边堪兵卫,在丰臣秀吉出阵小田原、攻打支城山中城时,他最先登城并将中村家的一个马印插在城墙上,大声宣布:“中村式部第一个登城!”(中村一氏当时的官职是式部少辅)

也由于这样的奖赏体系和传统,出现了很多抢功的场面。

壬辰倭乱日军二次围攻清洲(不是尾张的清洲城)时内部发生矛盾,各大名家的武士在攀登云梯时互相推搡以求一番乘的荣誉。当时加藤清正的马印之一是面写有“南无妙法莲华经”的白色旗幡。清正是日莲宗的虔诚信徒,据说旗幡上的文字是日莲宗创始人日莲上人亲手书写的,被视为日莲宗圣物,清正专门精选了十个武士负责轮流守护这面旗。围攻清洲时,清正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重臣饭田直景。当直景发现主家的老对头黑田长政的家臣后藤基次将要第一个登城时,这货情急之下 “duang!”直接将这面旗扔上了城墙,以确保自家主君的领先地位。

下图是一幅现代画作,描绘的就是直景扔旗的故事。直景身后的一个武士手持的是清正的另一个马印,顶端是金色的环、配白色纸扎,旗面上以及他们的胸甲上都印有加藤家的蛇眼纹。远处还能看到戴着个人标志性头盔银乌帽子形兜的加藤清正(这个当然是画家臆想的):

又如关原合战前对岐阜城的围攻,第一波攻城时,池田辉政取得了一番乘的功绩,这让福岛正则很不服气。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让自己的手下在下一波进攻中率先入城。虽然接下来的一波进攻辉政仍被命令首先出击,但当正则出击时,他下令所部加速前进并赶在辉政之前把一些背旗和帜扔进了城内。

古代日本的合战结束后,会有专门检查战功的步骤,称为“首实检”,即让总大将检查该战斩获的首级和其他战利品。为便于验明正身,所提交的首级需付上直接证据,比如带有家纹的指物或盔甲,甚至是兵刃。因为首级可能在战斗过程中受到污损导致辨认困难。而讨取该首级的武士也需要展示自己的家纹,以便目击者确认功绩是否属实。验明完成后,便可向总大将呈报并申请奖赏。如下图,描绘的是德川家康的首实检,各位还可以看到带有德川家的葵纹阵幕,家康的小马印日轮金扇和大马印“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白旗:

之前我曾提到身着母衣的精锐武士,很多名将皆出自母衣众。细川忠兴之父所写的《细川幽斋觉书》中提到了一种对母衣和指物的使用方式:“当斩获了一名穿母衣的武士的首级时,就把首级用他的母衣包起来。如果是名普通武士的话就用指物把首级包起来。”这样的说法进一步验证了身着母衣的武士一定有所不凡的看法。

古代日本的战争充斥了宗教信仰的反映,这点跟欧洲很像。不同的是有分门的宗派甚至不同的信仰出现。而日本佛教的戒律自成体系,甚至直到今天还允许娶妻生子。战国时,很多大名都曾剃度,比如信玄和谦信都是入道后的法名。这个时期,一部分旗帜在战场上变成了彰显信仰、祈求庇佑的工具。不单是入道的大名,连俗家大名也是如此。上面提到家康的白旗马印,说明他信仰净土真言宗。

而在这个时代的日本,宗教势力下的一向一揆和寺庙武装的实力都不容小视。他们从信徒中招募兵员,成为僧兵。所使用的旗帜上均是佛教真言或名号。一向一揆所使用的旗帜上写有:“进者往生极乐,退者无间地狱”,甚至被其长期支持者毛利家所使用。又如下图,参与一向一揆的僧兵所使用的背旗上写有“南无不可思议光如来”这样的佛教名号:

把时间往前推,当背旗还未被使用时,很多武士也会在旗幡上书写宗教信息,由其侍从手持。比如下图,室町幕府早期的重臣赤松则村,使用的是一面写有“八幡大菩萨”和“松”的旗印。请留意,旗上的“八”字是由两只鸽子组成的,因为鸽子被认为是八幡大菩萨的信使:

则村的儿子赤松则祐也使用带有对八幡大菩萨祈祷文字的旗帜,如下图:

回到战国时期,欧洲传教士不但带来新式火器、新的农作物、新的文化和技术,还有新的信仰。长期的通商地区如九州和堺等,是第一批出现基督教的地方。很多著名人物如小西行长、明智光秀女儿细川加西亚(细川忠兴妻)、织田秀信等都是基督教徒。

到了战国后期,基督教已逐渐形成势力。大坂夏之阵时,城内很多守军都是基督教徒,据记载他们在城墙上布置基督十字架并使用圣地亚哥旗,以祈求让德川家康生病。再来看下图,描绘了江户幕府早期发生的基督教一揆:岛原之乱。城内基督徒守军使用的帜上绘有十字架,右下角可见一面绘有天使和圣杯的马印:

第三节 实用性的简单探讨

很多朋友问到了实用性的问题,题主也曾提到不利于隐蔽。旗帜确实会带来不便,而文中我们一直讲到的马印,也是旗帜的一种。在混乱的战场上,使用马印可以标出重要武士、本阵的位置。许多马印造型夸张、体型巨大,不便于携带。比如下图,描绘了北陆奥大名津轻家的“卍”字家纹,以及大马印:一根巨大的金色禅杖。该禅杖由一个强壮的士兵背负,并由两名其他士兵协助保持稳定:

武田信玄著名的马印“风林火山旗”,也是靠类似的方法携带的,如下图截自电影《影武者》:

背旗的主要使用者是足轻和下级武士,其作战的方式我在第二节开篇已介绍过,是由远及近的。但当遇到恶劣天气或者近身作战量变大时,背旗确实会给背负者带来不便。下图是一面描绘大坂夏之阵的屏风,研究者发现其中有一些武士为了便于单挑,他们将背旗卸下后交给自己的侍从携带(我找不到局部图,只好贴全图了):

战国时代最经典的奇袭战:桶狭间合战前,为达到闪击的效果,织田信长要求其部下不使用指物和旗帜,并禁止手下于战斗中抢割首级。

信长死于本能寺之变后,正在围攻高松城的羽柴秀吉为争取时间讨伐明智光秀,迅速与毛利家议,仅用5天时间强行军200多公里返回京都区域,史称:“中国大返还”。这段强行军,秀吉要求全速前进的士兵不得身着盔甲和指物,沿途均提前安排好餐食供应,才造就了战国时代的行军奇迹。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战国时期仍是以正面合战为主,旗帜对可视化指挥、识别、鼓舞士气的作用远大于其不便性。所谓存在即合理。

感谢各位看官的耐心。基本完成,后续视情况再做补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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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格勒战役德军失败根源当然是战略上的,但是具体战术层面,显然问题也非常多,最核心的问题是盲目发动城市攻坚战。

其实之前德军都比较忌讳在大规模巷战中消耗部队,也没有真正经历过大规模巷战。虽然理论上斯大林格勒的地形利于进攻不利于防守(沿河展开的带状城市,背水防御,纵深很浅),但是大规模巷战依然是更利于苏联而非德国的战斗形式。苏联可以动员更多人力去填绞肉机,德国从来都是无法承受消耗战,这点在一战就证明过了。从民族性格角度,德国人归根到底就是惯于取巧的民族,任何比拼内功的消耗战中最先耗不起的必然是德国。而具体到战场上,德军士兵意志品质也不如俄国士兵,承受高压和恶劣生存条件的能力大有不如,这种意志品质的缺失是技战术无非弥补的。所以避免大规模巷战本来就是德国一贯是战术教条(比如说德军一直没有尝试夺取列宁格勒)。

具体到斯大林格勒,一旦从行进间夺取斯大林格勒的机会丧失,德军兵力也不支持大规模包抄斯大林格勒的两翼,就应当放弃夺城的计划,而是转为在外围机动作战,争取扩大战果。

但是希特勒这个时候思维过于跳脱,在AB两个集团军群之间犹豫不定,一会想要高加索,一会想要斯大林格勒,导致霍特的集群南北反复游行。最后突然开始异想天开的要夺取斯大林格勒(我很想知道他的念头是怎么形成的,要知道之前他拒绝夺取更有战略价值,也更容易进攻的沃罗涅日),为此不惜继续削弱高加索的A集团军群。然后把大量有生力量投入到巷战的绞肉机,而这恰恰是对苏联更为有利的战斗形式。

具体到战术层面上说,在兵力不足以包围和切断城市周边的情况下,盲目发起巷战来夺城是非常错误的,可以说违反了自古以来的所有攻城战的教条。如果希特勒真的确定了夺取斯大林格勒的战略目标(不管这个战略目标是否合理),也应当老老实实的尊照自古以来所有围攻城市的战术原则,攒够兵力和资源发起一个货真价实的围城战,先从两翼包抄城市,彻底切断斯大林格勒和外界的联系(就像后来苏联人在柏林那样),而不是鸡贼的指望一次单方向的步兵突击就可以拿下一个坚城,哪怕这个城市在地形上多么不利于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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