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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的土地证上的亩数要比实际亩数少很多，现在应该怎么办？村里领导不愿意找，不愿意提起当年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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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南宁 发表时间： 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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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网《苦乐年华》简介
这是一部具有传奇色彩的自传，作者武华瑞，86岁，是山西省临汾市西北部山区小县汾西县的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描写农民生产、生活的书。]
作者一生读书不辍，积数十年之功力，写成了这部自传性质的历史著作。作品以本人及其家族为中心，用短篇的形式，深情描述了从清末到余年间几代人的往事，是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生活史的个性化再现。作品对20世纪中后叶农村集体化时期着墨尤多，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普通农民生产、生活的原生态。全书还为我们保留了很多当地的民风民俗、世态人情，使我们阅读时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大大加深了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体认。
作品具有强烈的文学色彩，其缜密的叙事结构，白描的写作手法，精致的细节描写，精彩的人物对白，幽默风趣的语言风格，为我们生动而真实地勾勒出农村各阶层479位人物的个性特征。文笔古朴典雅，具有浓郁的民国遗韵，非常值得一读。
此外，我们还从作者在集体化时期的农村劳动日记——《记工本》中摘录了六七千文字。这些《记工本》始于1962年，终于1980年代初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详细记载了这20年中作者每日的生产劳动情况，间记家庭中发生的部分重要事件。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巨细无遗地记录了当时家庭中的所有收支情况，读之触目惊心，是深刻了解当时农业农村农民生活真实状况的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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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乐年华》原序　　　　
侯明俊　　　　武华瑞先生年过七旬，不顾体弱多病，克服种种困难，成就一部自传体散文，自名《苦乐年华》。先生与我有缘，嘱我作序，我自觉义不容辞，欣然从命。　　先生与我同乡，相处数十年，自然了解他的为人处世：聪明、好学是其天性，勤劳朴素是其本色，耿直、公正是其品德。我认真品读《苦乐年华》后，对先生有了更深的了解：放羊娃，师范生，小学教员，中心校长，土地平分员，水利普查组组长，扫盲教员，勍香乡财粮主任，沼气点灯技术员，铁厂会计，磺厂保管、会计，吉县筑路工人，公社普通社员，——这是先生鲜为人知的丰富的人生经历，更是先生人生思想感情的轨迹。先生饱尝人间苦涩，却也尽享人生乐趣。一部《苦乐年华》，文笔亲切感人，风趣幽默，溶入了对人生的深沉思考，将对后人以无限的感召。　　尤为可贵的是，先生愿将六十余载所见所闻所感公诸于世，希冀于世道人心有所补察。这既遂了先生暮年尽社会责任之愿，又给我县政协文史资料增加了新的内容。先生《苦乐年华》所记薄老太太(薄一波同志的母亲）住新安村（1939年），汾西第三高小学习生活（1942年），山西省立简易示范学校学制与并校亲历（1945年），周志高司令员住新安（1946年）以及本县平分土地（1947年），水利普查（1951年），东原扫盲（1958年）、勍香划乡与乡财粮工作（1954年），万荣学沼气技术（1958年），西坪铁厂（1958年），靳家庄磺厂（1960年），吉县修07015战备公路（1972年），人民公社社员生存境况（1975年），新安村的变化（1998年）等等，无不在真挚、深沉而又高尚的追忆之中，尽言他人之未言，令今人可一窥近七十年汾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生活之一鳞半爪，具有一定的文史价值。　　因而，先生此举若能促进我县各界人士齐心协力撰写亲历、亲见、亲闻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起到激励今人、教育后代之功效，则“善莫大焉”。　　
　　《苦乐年华》编后　　　　
郭宝忠　　　　
《苦乐年华》的作者闲时很喜欢给我们讲述往事。听着这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我们觉得如果不整理出来，实在是太可惜了，便萌生了想让作者写出来的想法。但要让一个只上过几年学，而且当了一辈子农民的人写出象样的作品来，实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甚至连作者肯不肯执笔都没有把握。因此，虽然作者应承了下来，我们仍对作品未抱太高的期望，只是觉得作者能用笔把他口述的故事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就很不错了（剩余的整理工作由我们来做）。经过5个月的写作，书的初稿和誊稿便已脱稿了。我们看后大感惊讶：作品文笔流畅，结构完整，叙事明晰，情节感人，有相当的专业水准。因此我们整理起来非常省力。这是1998年的事。其时恰逢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征集书稿，此书便得以以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征集之名，于1999年印行，全书共10万字。书成后，获得了圈内人士的一致好评，尤其是给作者的亲属留下了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但由于受当时经济条件、印刷技术以及写作和编辑经验等诸多因素的限制，《苦乐年华》也留下了不少缺憾。时隔10多年后的2011年，已届86岁高龄的作者再次拿起了笔，又补写了7万余字，加上一些子孙辈的文章，全书已扩充到近20万字。我们在前后两次的编辑整理中，尤其是后一次，产生了很多感想，便随时记录下来，于是有了这篇《编后》。　　
(以上仅为《编后》的开头部分，便于增强读者对《苦乐年华》的理解。全文将在今后发布。）
　　谨将此书献给热爱生活的人们。　　　　
——编者　　　　　　
初版前言　　　　　　
今年是一九九八年，我已七十三岁，说起来年龄还不算大，但因曾患过脑血栓，失去劳动能力已好几年了。不过，比起其他患过脑血栓的人，自以为很满意。虽没劳动能力，总不用孩子们侍候。我和老伴俩人互做互食，倒觉得幸福无比。虽没有给国家给人民有所大贡献，总也为国家为人民做过一些工作。虽不值得一谈，总有那么回事，自觉于心无愧。　　
我出世之年，正逢兵荒马乱的时代。老人是穷苦出生，一辈子克勤克俭，兢兢业业，没有做成什么大是大非。我因受老人的传统教育，也是一生小心谨慎，不敢大手大脚地干，只恐怕大事做不成，小事也误了。一九三九年我十四岁，就开始放羊。四二年十七岁，考入本县北沙堰第三高小。四四年考入山西省毛家庄第二简易师范学校。四六年简师与临师合并又在临师念书。同年，因患关节炎，请假回家养病。这时汾西解放了，再没有去学习。一九四八年我县恢复教育，我参加了教育工作。开始为庞家岭民办教师，第二年转为公办乙等教员，在云城任教。夏收后，又调了一级成为甲等教员，任山云、圪台头中心教员，领导几个学校。后因家兄有病，家中八份土地无人耕种，只好请假回家，从事农业生产。　　
一九五五年划乡后，我出任勍香乡财粮主任。五八年大战钢铁，又被调到西坪铁厂负责会计、保管、汇报等工作。铁厂下马后，又调到公社靳家庄磺厂继续负责会计、保管、采购等工作。因磺厂每月只有29元工资，维持不了家中的生活，又申请到勍香公社机械厂当工人。没几个月，公社厂矿下马，我又回村当了社员。因此，我一生与土地打交道最多，劳动了大半辈子，既没有做下流芳百世的业绩，也没有造下遗臭万年的罪恶。　　
我们一生共生养了九个儿女。老二老九两个女儿，月子里就夭折了，只大了七个孩子，三男四女。我一生没有做成什么大事，只是用粗茶、淡饭、布衣、瓜菜、开水养大了这群孩子。因家庭成份和其他一些原因，只有二女儿小爱一人考上山西师范大学，毕业后在汾西一中高中部任物理教员，已十几年了。其余的孩子都只上过初中，三儿春有、媳妇红英都是由民办教员转正的。我这一家现在在外参加工作的共有12人，念书上学的有14人。　　
我因失去了劳动能力，无事可做，但脑子还很清醒。一九九八年五月初七，孩子们为我老伴过生日那天，春平、宝忠要我写些回忆录。我在孩子们的鼓励下，开始了写作。这本回忆录断断续续地写了5个月。虽自觉脑子清醒，毕竟年事已高，且时隔年久，有的地方可能出入不小，请知情者看了指正。　　
这个回忆共分四部分：（1）战时见闻；（2）求学与教学；（3）一切为工作；（4）生活苦与乐。我这个回忆录，只回忆了我一生走过的路上的所见所闻、是是非非，自觉对社会价值不大，只是想让我的孩子们知道，我是怎么从这条艰苦的道路上走过来的，不要因为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就忘记了过去。
　　增补版前言　　　　　　
今年是2011年。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距我写《苦乐年华》又过去了10多年。自1998年受孩子们的鼓励尝试写了《苦乐年华》之后，孩子们从书中了解到了家庭中和我经历过的一些往事，激发了他们进一步探索的兴趣，又问了我很多书中没有涉及的内容，并鼓励我继续写出来。但我因故一直没有动笔。今年我已经86岁了，如果再不动笔，恐怕以后就真的没有机会了，因此又斗胆拿起了笔。我虽年龄很大了，但自觉脑子还很清楚，因此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又写了一些内容，主要是补写了我的家世，整理了二十年的记工表，也没有什么长处，只是想给孩子们留下一点东西。　　
原版《苦乐年华》印数较少，不时有人索要，却无余书存留。孩子们早就想要重印一些。借着重印，弥补原来的一些缺憾和更正原来的一些错误，也是这次动笔的原因之一。　　　　　　　　　　
2011年5月　　　　
　　第一部分
战时见闻录　　　　　　　　
老牛参加日本人的便衣队　　　　　　
1941年，日寇侵占了勍香后，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老百姓开始不敢回家，有的住在山洞里，有的跑到外村亲朋家里。几个月后，敌人还没有退走的样子。老百姓看看不能常住山洞，也不能老寄住亲朋家，同时村里也维持开了，才陆续回家，开始生产。我大哥也就是在这时候，通过长城部的便衣队安排回新安村当了闾长。　　
老百姓的生活虽还是十分的困难，但总能对付活下去了。在这时候，长城部的便衣队也来到了我们的村里，住在我的家里。老百姓的心里有了靠山，生产、生活也逐渐安心了。　　
因我大哥是闾长，日本人的便衣队亦常来我家。所以有的时候，两家的便衣队会同时到来。先来的招待吃喝，后来的听见家里有人说话，不直接回来，先在外面叫，等我们出去接了头，说家里来了“亲戚”，然后把后来的便衣队招待到另一个房间里。两家虽同时来，但都互不干涉。　　
为了工作方便，加强敌人内部我们的力量，长城部的便衣老牛，通过已打入敌人内部的自己人巴只，在我家说好也参加敌人的便衣队，并商定次日由巴只负责和日本人一起来我家接老牛去勍香。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和老牛到常喜房顶了望，看巴只来了没有。刚到房顶一看，庙后边过来两个日本人，大背着枪，上着明晃晃的刺刀，可是不见巴只。眼看两个日本人快要到我们跟前了，我和老牛就往我家回，但日本人紧跟我们也朝我家走来。我俩刚进门，日本人便进了院，紧跟着又进了门。眼看敌人就在身后，老牛不慌不忙地端了一簸箕草就喂牛。不知老牛心里如何，我害怕得心都快跳出来了。再看老牛很沉气地将两手插向裤腰，抓住了两支手枪，准备拼命了。正在我们全家万分紧张的时候，巴只满头大汗地在大门外大叫：“不要怕，不要怕，是自己人！”这时我母亲才长出了口气骂巴只：“不要怕？快把我们怕死了！”　　
原来巴只在勍香动身时没烟了，买了盒烟，落在两个日本人后边，才造成了这一场虚惊。
（1998年）　　　　　　　　
和周副司令员交朋友　　　　　　
解放初期，晋绥第九地委九分区司令部，只要驻在我们这一带，总在我们新安村。尤其是46年这一年，驻的时间最长。司令员黄忠学住在我叔父家，副司令员周志高住在我家。客主之间，特别熟悉。　　
当时我因腿疼刚从临汾师范回来，没什么事做，就自己动手打了一个羊毛背心，样式顶好看。周司令见了，也想让我将他的一件旧毛衣拆了照打一件，问我：“行吗？”我随即答应“行”。　　
毛背心四五天就打完了，周司令试了试，特别满意，说：“你这腿疼是慢性关节炎，治一下吧！”我说：“不治。”周司令说：“为什么？”我说：“我家既没有钱，又没人给富农看病，没办法。”周司令说：“我给你药，到我们卫生队打针，行不行？”我说：“行倒是行，就怕你们卫生队不给打。”周司令笑着说：“咱们已经是朋友了，我介绍你到我们卫生队，并让你挑医生。你挑上哪个，我就让哪个给你打。”　　
第二天周司令真的叫他的警卫员马英高在四科拿回十盒药，并给我开了介绍信。开介绍信时，问我：“你要哪个医生打？”　　
我说：“朱医生行吗？”　　
周司令笑着说：“好家伙，把我们的队长挑上了。”　　
介绍信是这样写的：　　
朱医生：　　
我房东有几支针药，希你亲自给打一下好了。　　
周志高　　　　
介绍信没有盖章。我说：“不盖章行吗？”　　
周司令说：“只要有我的签字就行了。”　　
第三天，我带了一盒药，揣好司令员的信，刚到上班时间就到了堡落卫生队。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心，想试一下看没有介绍信给我打不打针，因此我没有拿出介绍信，只把药拿出来说：　　
“能给我打一下吗？我就这一盒药。”　　
一名护士问我：“哪村的？”　　
我说：“新安的。”　　
“什么成份？”　　
“富农。”　　
这下不得了，两个护士把我推出大门外。　　
护士前头往回返，我后头又跟回来，拿出药说：“给我打一下吧，我就一盒药。”　　
这一下更了不得了，医生亦开了口：“推出去！”　　
又是刚才那两个护士把我推到大门外，返身往回走。他们以为我不敢再进去了，但我仍跟在他们身后，回到医疗室。　　
医生又要护士把我推出去，我说：“你们不要推我了，我还有个介绍信，让你们把我推得吓晕了，忘了拿出来了。”　　
那个医生说：“谁给你开的？”　　
我说：“我家住的队伍，那个当兵的开的。”　　
那个医生接过一看，是周司令员开的。这一下好看了，满医疗室的医生护士都笑得前仰后合，有的搂住肚子，有的站立不住，跌成一堆，而我还是站在一边看他们笑。　　
接信的那个医生忍住笑说起了话，但还是连笑带喊：　　
“朱医生，这个人是周司令让来的，让你亲自给他打针。”笑声平息后，朱医生微笑着给我打了针。　　
第一次打针是在笑声中进行的，此后打针就再没有发生什么笑话。当天回来后，我将情况告诉了司令员，他骂我是个捣蛋鬼。
（1998年）　　　　　　　　　　
　　口令的价值　　　　　　
周副司令员没有一点架子，在操场游戏打球，或是在其它什么地方，只要不是开会，警卫连的士兵都敢向他要烟吸。这在他的部队里，没什么大惊小怪。我是他的小房东，又是富农成份，他也同样用和蔼的态度待我。　　
一次他将他参加革命的经过全部告诉了我。他说：“我把共产党的‘员’当完了。开始入伍时，年龄小，当勤务员、通讯员；年龄稍长，当司号员、警卫员；现在成了司令员。你看我当的‘员’多不多？”　　
他还说：他当了团长后，当年的老首长又把他调回当警卫员。他调皮不正经干，老首长发大火了，关了他六个月的禁闭，行军时还要他担六发迫击炮弹。他以为这一下完了，谁知刑满后，老首长又把他叫去，训了一气，仍让他去当团长。“我很感谢老首长又让我回队当团长，”他说。　　
一天闲谈后，副司令突然问我：“你承认你家这个富农吗？”我说：“承认。”副司令笑了笑说：“我是共产党的司令员，你是富农子弟，你敢不承认吗？这算吓得承认。你把你家为什么定成富农说出来，才算是承认。”我说：“我家请长工，剥削长工才定成富农。”副司令笑着说：“算你承认了。”　　
副司令说：“我们对你家这个成份也作过调查。要按三代算，不该是富农；按你父亲本人算，你父亲是个手工业工人，也不该定富农。不过，”副司令做了个手势说：“你家比别人家长点（意思是说比别人家过得好点），才定成富农的。”　　
我和副司令说着话，不觉天已全黑下来了。这时他的爱人段青爱下班回来了。她在收发室工作。我见她手里拿一小方块纸，上写“解放”二字。我猜是口令，就把头转向一边，装作没看见。就这样周司令还是把青爱训了一顿：“什么也干不了，快去换。”　　
平时，周司令把青爱当小妹妹看，今天却发了大火。要是因别的事，青爱肯定不去。这次因她做错了大事，把口令露了，就顺顺的到收发处把口令换了。换口令是费事的，各村各单位的口令都传下去了，要换又得再传一遍新口令。　　青爱走后，司令员对我笑了笑说：“不是怕你知道了口令，而是对青爱工作的教训。要知道口令这东西，是很重要的。如今天的口令只“解放”两字，但这两字却是各单位同志们的性命。在战时口令被敌人知道了，后果是没法设想的。”经司令员解释后，我才知道口令的价值有多大了。
（1998年）　　
发　　　　　　
46年吧，九分区司令部驻在新安。司令部有个理发员谋娃，理发技术很高。司令部让所属各单位都派一个青年士兵来学习理发。为了使学徒学好技术，又让新安的群众不论男女老少，愿理发的都到理发所去免费理发。当时我刚从临汾师范回来，也去理发。理发师问：“什么成份？”我说：“富农。”理发师说：“不给富农理发。快出去！”没有办法，只好丢过（结束）回到家里，再没去过理发所的院子里。　　
有一天，谋娃到我院给周副司令员理发。理完后，周司令对我说：“房东理理发。”我说：“不理。”“为什么？”我说：“我是富农，”我指着谋娃说，“他不给富农理发。”周司令对谋娃说：“你给他理一下，我还不怕走富农路线，你怕什么？以后他的头发长了，你就给他理一下好了。”谋娃笑了一下，给我第一次理了发。以后，只要我去理发所，他就亲自给我理。　　
我因不停地去理发，理发师傅和我处得很好，就连大女儿爱玉小时，谋娃还给剃过好几次头。谋娃的技术真好，给爱玉剃头时，不管爱玉怎么哭闹挣扎，他的刀子不停，剃得又快又好，真是个好把式。
（2011年）　　　　
　　薄老太太住我家　　　　
我村名叫新安村，位于汾西县勍香镇勍香村南二里处。抗战时期，我们这一带常驻抗日军队，而指挥机关总是驻在我们村里。决死二纵队司令部的领导每次来，都是住在后村我家和我叔父家。韩钧、张文昂等人住在我叔父家里，艾子谦和薄一波的母亲、爱人住在我家里。韩钧、艾子谦虽是纵队的领导人，却平易可亲，没有一点官架子，只知道抗日，帮助人民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　　
那时，薄一波的母亲有五十岁左右，薄一波的爱人只有二十上下。大概因为一纵队在晋东南没有二纵队安全，因此薄一波的母亲和爱人相随二纵队行动。　　
薄老太太和薄太太住在我家，亦是平易近人，和我们相处得象一家人。因我年龄小，她们对我特别亲。我成天在她们住处玩耍，所以她们有好吃的让我吃，我们家的饭，大人总是拣她们喜爱吃的让我送去。　　
有一年，部队就在我们村过年。正月初一，纵队领导就到我家向薄老太太和薄太太拜年。进门后，先向她们问好，祝她们过年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随后也象同辈人一样说笑打趣一会，在热闹的气氛中离去。　　
薄老太太在我家几次住了约有半年时间，以后再没有来过。 （1998年）　　
　　长城部运棉套　　　　
抗战期间，不论什么物质都十分困难。堪堪（眼看着）到了冬季，部队还穿不上棉衣，又要打战，经常在野外生活，老百姓看了也心疼。我们村有国民党85师放下的一个师的旧棉套。我大哥将这情况和长城部的便衣谈了，便衣队马上将这情况汇报给领导。长城部领导得到汇报后，决定派部队民工前来我村运出这些棉套，给部队做冬衣。　　
要把这些套子运出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村后面的山上，就有日本人的碉堡，离我村不到一里路，一旦被敌人察觉就不得了。　　
所以正式运前，在我家开了几夜会，研究运套子的具体办法。因我年龄小，开会不让我参加，只让我在外面放风。　　
记得有以下这么几条决定：　　
(1)从运套子的前一天起，亲戚朋友来村不能出走。　　
(2)运套子的时候，从天黑起，除参加工作的人员外，村民不许走出门外。　　
(3)各家的狗，一律由各家负责，不能让发出叫声。　　
(4)运套子工作不结束，村里人坚决不能外出，牲畜不能发出声音。　　
运套子的当天晚上，我的职责就是管好我家的两只狗。这两只狗是我喂大的，特别听我的话。白天家里就给它们蒸了一笼窝窝头，夜里我一见它们的耳朵竖起来，就让吃窝窝。一直管到晚上约三点多钟，我哥回来说：“把狗放了吧！都走了。”　　
这次运套子，来了多少部队，多少民工、牲畜，套子运到了哪里，除领导外任何人都不知道。因计划得当，在运的过程中，没有发生一点意外，任务完成得十分圆满，领导满意，人民满意。
（1998年）　　
[注]:长城部，抗敌决死队之二纵队。当时薄一波组织领导一纵队，韩钧、张文岸领导二纵队。二纵队驻地暖泉头村，自成立起就在我们这一带活动，晋西事变后撤走。　　　　
　　上学前后　　　　
我于一九二六年七月初十出生在山西省汾西县勍香公社新安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在我懂事后，正值日本鬼子侵占了我们的家乡汾西县。同时加上阎锡山的统治，人民的生活常年是少吃没穿，不是支差，就是做工。还有阎锡山的兵农合一政策，更是害人无边。三人编一组，二人在家，每人领一份土地；一人入伍当兵，叫常备兵。领地的国民兵叫主耕，其它不是国民兵的叫助耕。因当时阎锡山的征粮制度是一个国民兵每份地的粮银四、五两。每两粮银是征一石、购二石、附加五斗；另外还有村摊粮、县摊粮、民食调解粮、马料五斗。这样一来，一份地就得给国家上交二十多石粮食。打的粮食全部交完，还完不成任务。所以在交粮期间，每日都是挨打受气。虽常年没明没黑的劳动，自己的生活却没一点保障，常年以糠菜充饥。　　
在家种地的人还生活无着，入伍打战的家属更是困难万分。因此种地的不能安心种地，入伍的不能安心打战。当兵的开小差回家，回来亦不能安生，藏不好又被协助员、国民兵团抓去送到部队，连优待粮、花都被没收，谁抓归谁。种地的交不完粮食及其它负担，也常年躲在外边不敢回家。因此，不管是种地的还是当兵打战的，家中的亲人常年是泪不离脸。而阎锡山称他的“兵农合一”是聚宝盆，说能使打战的人多，种地的人也多。实际是：“兵农合一聚宝盆，聚来聚去没有人”，“兵农合一好，地里尽长草”。　　　　
一　　　　
生在这种社会里，我们这一辈的孩子，都不能按时上学，所以我从十四岁开始，就顶一个大人在家放羊，一直到十六岁。眼看就快到当兵年龄了，如果没有点文化，当了兵就得守卫站岗。我怕当兵受罪，就产生了求学的念头。　　
　　当时我们汾西共有五个高小（相当于现在的完小），即一、二、三、四，四个高小，另外陈南掌有一个女子高小，后来又加了一个霍高（霍县在汾西建的高小），一个干高（干河村，原属汾西，今属洪洞），全县成了七个高小。　　三高在北沙堰，离新安很近。三高全校三个班，两个正式班，一个义务班。我十六岁那年，三高招二班插班生，我去参加考试，因自己没念过书，只是自学的一点知识，结果落榜没有考取。　　
在这次考试中，我还出了个大洋相。考试时，有一道题问：“我们二战区的司令长官是谁？”我倒知道是阎锡山，就是不会写字。“阎”字我写成山羊的“羊”，“山”字写成一、二、三的“三”，可是这个“锡”字怎么也不会写。当时的监考老师，是我们后来的刘老师刘怀德。我也学其它同学的样子，在考场上喊了一声“报告”，刘老师很和蔼的问我：“你要什么？”　　我说：“我什么也不要，我是问一下阎锡山的‘锡’字怎么写？”　　这一下刘老师发火了，指着我骂起来：“那个拦羊坡里来的这个野孩子？”　　不是刘老师要发火，而是我这一问，就把这道题给露了，全场的同学都哈哈大笑起来，我还莫名其妙：他怎么知道我是拦羊坡里来的？后来才想到，他是说我是个野人。　　
这次考试落榜对我是一次教训，也是一次最有力的鞭策，加强了我的自学决心。在这一年里，我以自学功课为主，放羊成了捎带（我家就住有当时的干部，他们成了我各科的老师）。我只顾自学，就是到了拦羊坡里，也是学习。一直学到第二年招考时，我才如愿地考入三高的三班。这一年我已十七岁。在这一年里，我只顾学习，我最亲爱的一群羊，它们可算遭了大难，它们的膘情及发展率，简直不敢去想。　　　　
二　　　　
其实，我非常怀念我的放羊生活。　　
我14岁就放羊。我的这群羊平时不下70只，到下了羔后，大小羊在120多只。我才14岁，草好的地方，离村近的地方不敢去，怕羊吃了人家的庄稼招人打骂，只好在河滩里溜，或到远处的深沟里堵，吃饱吃不饱也没法子。奇怪的是，我这群羊的膘情很好，小羊的成活率还相当高。　　
　　当时我们这里狼很多，并且特别厉害，不只吃羊，有时还吃小孩，饿得急了还吃大人。我村大人放羊都有狼吃羊的事发生，我一个小孩放羊，不怕狼吗？不怕，我有两条狗作保镖，一条白的，一条黑的。白的是狗母子，黑的叫黑子，是白狗的儿子。白狗个头不大，虽不很厉害，但很勤快，到了坡里总是沟前沟后的跑，不肯休息，只要沟里有动物都要吓得跑出来。黑子长得高大凶猛，全身黑毛，只有胸脯和四个爪子是白的。我用红颜色把白地方染成红色，更显得特别威武。到了坡里，它总是哪个地方高可以把羊群尽收眼底，就卧在哪里。只要她妈从沟里吓出来的野兽，特别是狼，都要被抓住或赶走，就连我们这里出了名的跛狼都不是它的对手。因此我拦了四年羊没受过狼的惊吓，更没有被狼伤过羊。　　
在坡里拦羊时，有时碰上外村的四五群羊，就带有十几只狗。远远人家就向我打招呼：“把你的狗经管好，看我们的狗把你的狗咬坏。”我头也不抬，对他们说：“不怕。”说时他们的狗已冲了过来。而我的黑子仍是不慌不忙地看着，等到最前面的一只狗冲到跟前时，黑只抬起前腿，猛地跳起，一口咬住对方的咽喉不放，硬往死里咬。等他们放羊的人来到跟前，给我道歉后，我才将黑子的口掰开，他们的狗才从我的黑子的口里出来，夹着尾巴逃走。其它的狗早吓得没影了。　　
放羊的生活是这样美妙，但是，我得去求学了，去过另一种我还不熟悉的生活。　　　　
三　　　　
暑假过后，我按通知日期报到上了学。我们三班共50多名学生，都是清一色的男生，同时都是十七八岁的大龄学生。　　
　　学校没有宿舍，都是借住民房。我们住得很分散，一个房间为一组，每组选有正副组长各一人。全班选有队长，是学校决定的，亦是正副各一人。教室也是借用民房，是农民的楼房，光线很好。没有桌椅板凳，都是学生自带的一块尺八长、尺三宽的长方形板板当桌子，还有6寸高的一个小板凳。没有黑板，同学们用泥灰往墙上一抹，再用烟煤刷成黑色，涂上鸡蛋清，就成了黑板。粉笔也是同学们用煅石膏捏的。老师们连个凳子也没有，每天都是站着讲课，真受罪。课本很少，是学生自己抄，那时没有钢笔，用毛笔抄写。没有作业本，用八开麻纸钉成小本本。算术本写算术，其它课程都是老师讲后，编成问答，写在本本上。如社会就写社会问答，自然就写自然问答等等。　　
高小的学制是两年。在这两年内，虽物质生活很艰苦（每人每月交45斤米面，60斤菜，油盐各1斤），但同学们年龄大了，都是忘我的学习，对老师很尊敬，师生之间都能互敬互爱。全校师生上下一致齐心协力，都能按时按量完成教学任务。　　
我们三高的老师素质很高，教学经验很丰富。如崔瑞机老师、要明德老师是大学生，魏学珍老师是专科生，韩毓魁老师是高中生，张家珍、侯珍林、贺文华老师虽学历低点，但都有多年的教学经验，所以我们这些老师除按时完成高小课程外，对课外的知识教得很多，如数学课的韩老师给我们讲了算术进阶、三百难题、各种升学指导等。语文课的要老师在一次课上，跟同学们商量说：“你们快要毕业了，考中学时，数学题出了范围，是考不好的，咱们今天不讲语文了，讲一点钟的繁分数，大家看行吗？”我们全体同学都大声回答：“行。”可巧毕业后到第二简师考试时就有一道繁分数，我们参加考试的同学都得了百分。下场后，同学们走到一块高兴地说：“这一百分是要老师的功劳。”　　
我们在三高念一年级的时候，参加了县政府组织的冬季比赛考试，以校为单位出榜公布。我们三高得了集体第一名，得奖旗一面，上书“笔战冠军”。个人一年级的第一名也是我们三高的侯芝瑾，得奖旗一面，上书“成绩超群”。二年级的第一名也是我们三高的张仁英，得奖旗一面，上书“再接再励”。发奖后，全校师生高兴得无法形容。　　
我们三班入学时，50多名学生，到毕业时还有18名，老师们夸我们这18名学生是18罗汉。这都是因为在战争年代生活困难，大部分的人家连生活都没保证，供孩子上学就成了大问题，故大部的同学退学了，有的成绩差留了级。学生人数虽然很少，但学习成绩相当突出，每次考试全班均分都在90分以上。毕业考试时，全县七个高小在县上统考，前十名中就有我班五名。　　
　　毕业后，紧接着就参加山西省立简易师范学校的招生考试。师范的校址在毛家庄（当时属汾西，现在属洪洞），离我们家乡很远。赶（等）我们去时，报名已到最后，编号已到500多号了。　　
那时亦兴走后门，学校教师们的子女、媳妇、外甥等就占了有12名，进山中学转来11名。虽然招生广告说招50名学生，实际只招收27名，而参加考试的就有几百人。因此发下数学试题后一看，原来试题上的说明改成后四题全作，前二题选作一题（当时，考数学只出六道题。一、二道题是式子题很容易，五、六题是文字题，并且难度大，原说明是前四题全作，后二题择作一题）。这样一来，数学的难度就很大了（在我入学后，冬天糊窗子时就是用的入学考试的卷子纸，一看才发现数学考零分的就有100多名。）但是数学难度再大也难不住我们，复试挂榜我三高就录取了6名（武华瑞、庞记福、梁书文、杨生秀、荀尊英、荀振华）。　　
在我们念书的时候，不是和现在一样全国、全省统一考试，而是由招生学校自己出广告，自己出题考试，一个学校一个考试日期，这个学校考不上还可再到其他学校参加考试，直到没有学校招生为止。我们考上的同学，就不用再背上干粮参加其它学校的考试了，亦算过了升考大关，放心在家休息，只等暑假后开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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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1944年暑假后，接到开学通知，我随即和同学约好，按时去学校报到。接管报到的老师看了我们的通知后，安排接待的同学，把我们引到宿舍，到事务处领了生活用具。接待的同学对我们新生很和气地介绍了学校的情况，使我们对学校感到一点也不陌生。我们新同学，也觉得和老同学一样了。到第二天领了课本，就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我们简师在当时和各中学相比，还是一所比较好的学校。课本由学校发，不交书费；每年发两套单衣、一套棉衣；三年发一件大衣；吃粮在当地粮站领取；总之一切都是公费。　　
战争时期，师范学校虽是省立的，但和我们在三高时一样，也是借住民房。不过教室内有了课桌凳子，吃饭不用纳米面了。学习生活各方面的要求比在三高时严格得多了，一切以打钟为号，又是军事管理，不能拖拖拉拉的。　　
师范的学制是三年，因我们在高小时学习基础好，课程虽比高小多了好几门，但我们并不觉得吃紧。师范学校是男女兼收，我们班就有十几名女生。我们简师才成立起来，全校共三个班，我们新生是三班。一、二班的同学是学校发的服装，不论男女都是一色的黄制服，看起来很精神。我们很眼热。因为我们三班的同学，还是家里带来的衣服，各色各样的都有。　　
一天在课余时间，校部通知我们三班的男同学到校部办公室登记自己的籍贯、出生年月日，要发缓役书。我报了17岁，因为招生时的广告要求入学年龄全是17岁以下的。但报名时的证明书是原学校出的，虽证明书上的年龄都是17岁，但实际上都已十八九岁了。我当时19岁，已编组一年了。　　　　
1945年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后，学校迁到洪洞城内，校址在东城门跟前一座破烂的学校内，门窗都被日本鬼子烧掉了。学校搬来后，是秋末冬初之际，还不算很冷。学校也准备修补门窗，已把一座破庙拆掉备下木料。可巧在这时《山西日报》宣布，二简师和大同师范合并，学校就把补修门窗的事搁了下来，等候合并，一直等到深冬还没有合了。因为简师的校长、老师都是晋南人，都带有家小，不愿去大同。樊进业校长去省文教厅交涉，去后铁路就断了，不得回来。学校并不了，取暖问题也解决不了，同学们虽怨言连天，但又有什么办法？　　
学校为了照顾女生，只给女生修了几间房子的门窗，同时还做了热炕。这样麻烦又出来了。那时上级给学校每班学生配备两头骡子驮粮、驮炭、磨面，我们三个班共有两头骡子，三四头小毛驴。小毛驴磨面，两头骡子跑敌区做生意。因此，吃的粮全要学生背。粮站在靠蒲县的原上村，背一回粮，早晨动身要回来在天黑。汾河上没有桥，冬天水浅船靠不了岸，上下船就得渡六次水，同学们的腿都冻得出了血。学校为了照顾女生，没让女生去背粮。男生本来住的没门没窗的房子，对学校就是满肚子的火，又不让女生背粮，火就更加万丈，领下背粮的干粮，一出门就自动散了，不去背粮。虽是军事管理，队长亦没办法，问大家：“为什么解散不去背粮？”男生们一致反问：“女生哪里去了？”队长无法回答，只好说：“我不知道。”同学们就自动上街玩了一天。　　
第二天又发下干粮背粮。出了校门女生倒是来了，队里不见二班的陈寅生。同学们又问队长：“陈寅生怎么了？”队长无法答复，只好又说：“我不知道。”同学们又自动解散上街去了。　　
第三天又发下干粮背粮，出了校门，同学们互相一看，人都全了，才在队长的领导下背粮。背粮回来，进了校门，路过公布栏一看，二班的亢双生被学校开除了，理由是这几天的闹事是双生的主谋。学校当天就停了双生的伙食，不让吃饭了。虽三个班的班长又选了几个代表向学校说情，一概无效。同学们又劝双生再等待一段，看学校还有没有转变。没吃的，同学们就给他偷馍馍。这样又过了20多天，学校还是不准双生复课，双生只好回了家。一直等到简师和临师合并，学校才把双生通知来，交到临汾师范，这是后话不提。　　
樊校长去太原后，因铁路断了不能及时回来，学校的一切事宜，全由训导主任张申庆主持。洪洞的城防司令通知我校去开会，决定要向我校发枪，让学生守城。张主任下不了决定，又不敢和司令强顶。正在愁得没法可想之际，樊校长回校了，才把张主任的愁帽卸了。　　
　　第二次会议是樊校长参加的。樊校长对司令答复说：“我们是师范学校，不是军事学校。发枪守城的决定我不反对，丢了枪我不负责；但是丢了学生，司令要绝对负责，向上级文教厅交待。”因校长的意见这样坚决，最后决定，我校的学生在城内做治安工作。　　
我校的治安区是东街。每两个学生一个邻，查户口。开始由学校负责人张队长带队，协同东街的干部，一同把各邻的邻长和派在他邻的学生接了头见了面，把全邻的市民家挨户转了一遍，认识了邻长、户主，治安工作就算正式开始了。以后上级催得紧了，同学们和邻长见见面，相随邻长到各户看看就算完事了。　　　　
五　　　　
46年正月开学后，学校接到省文教厅的正式通知，和临汾师范合并。合并时我校已成了四个班，男生并到临汾师范，女生并到女子师范。我们这四个班原来是由简师并来的，所以在临师就叫简师科一班、二班、三班、四班。可能是因为我们简师学生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才没有将简师二字抹掉。听人说，简师科的班次，一直到解放后还继续排。原简师的校长，各级领导及教职员，都到了临汾女子师范，来到临师的只有张队长一人。　　
临汾师范的校址，就在铁佛寺内，紧靠西城门和西营盘。学校外有一个海池，即现在的临汾公园。铁佛寺有一座高塔，塔的下面就是原头佛祖仙室。塔上书写“原头佛祖”四个大字，原头佛祖塔什么时候修建的，记不起来了。塔很高，很壮观，每逢初一、十五，老乡们都来烧香，上布施。据说，不生育的男女只要心诚，来求佛祖，在佛祖像头上指定的地方摸摸，愿望就会得到满足，比妇科的大夫强得多。实际情况是怎样？谁管他。　　
我们到校时在校学生有初师班、高师班，连我们几个简师班加起来，有20多个班。全校师生员工就有一千多人，平时还不觉得人多，一到礼拜日，就觉得到处都是人。因我们简师只有四个班，人数少，刚并到临师，还觉得很麻烦。过了一段时间，倒觉得人多很红火。每天的早操，没有痛快跑过一次步，时常是排头接挑尾，走上一会，到时间了事。　　
到临师后，我们班的授课老师，依我看来，有的能力很好，如化学老师段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同我们简师的李修甫老师相比不分上下，还有讲小学教材的老师也有相当的水平。英文老师姓樊，也是临师的出名老师。但是因为我们到临师后，教务处宣布，英文成了副科，不及格可以升级，这一下同学们就把英文课丢到脑后，再没人学了，好老师对我们也不起作用了。其它的老师就都没法说了，如地理老师，每节课进了教室就绘图，到打了下课钟，图还没绘出来。数学老师换了四五个，最后一个，同学们是不提意见了，但上了课只会自己在黑板上演题，不会讲课，其它的老师，就可想而知了。　　
在正式上课后，学校才开了一个全校师生员工欢迎欢送大会。欢迎的是我们简师并来的师生，欢送的是临师的副教导主任，返山西大学毕业考试，所以把这个大会叫作：临汾师范学校欢迎暨欢送大会。大会开始，先由何焕校长（据解放后一个同学讲，何焕在临汾解放前，绘了半个城的地图，派一个学生送往城外，被敌查出，暴露了身份后变节）讲话：“各位老师、同学们：今天这个大会，是个欢迎暨欢送大会。欢迎我们简师的同学并入我校，本人是特大的高兴。我们简师的同学，是从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受尽了千辛万苦，才走到我们现在的自由世界，再不会过胜利前的艰苦生活。以后的一切，全由自己当家作主，不会受任何压迫，祝简师的同学身体好！学习好！将来一定会成为人民的合格教师。迎来简师的同学，又欢送我们的副教导主任返山大举行毕业考试，一定能考出自己的好水平，早日返校工作。最后希望全校的老师、后勤人员，同心协力，搞好我们的教学工作，为国家培养出更多更好的合格教师。”自由讲话后，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一开始并入临师后，同学之间还没有什么分歧。但慢慢的就形成新旧两派。主要原因是：旧同学以他们是城市学生很骄傲，认为我们山上下来的同学是山毛，看不起我们。我们更看不起他们。我们认为虽是山毛，总比汉奸强。就这样以“山毛”、“汉奸”为由，发展到最后的打架。　　
那时校门口白天黑夜都有两个全副武装的学生站岗。开始每个学生发一支步枪，一袋子弹。不用三四天，到接岗的去，子弹就不见了。子弹到哪去了？一部分被学生偷走了；一部分被站岗的同学不停地打了，说是走火了。后来一支枪只发五发子弹，但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亦就没有了。到最后，只有枪，再不发子弹了。　　
平时还没什么问题，最危险的是新旧同学站岗时，到礼拜六或礼拜日，有人出去，过了规定的返校时间，只要是对方的同学回来，谁也不能顺当的进校，准要设法难为他几分钟，最后让对方留下姓名班次，看了门房挂的牌子，才放他进来。有时还让对方举起手来，如对方稍有不听话，就开枪吓唬。这样的事件经常发生，真是教人哭笑不得。学校明知这事的原因，但也无法处理解决。　　学校规定，老师进大门，站岗的学生要向老师敬礼。如是本班的代课老师，站岗的同学行持枪礼；若是其他的老师进门，除不行礼外，还不让进来。当然老师们不怕这一套，不过站岗的同学也不是硬不让进来，只要不让行礼就行了。　　　　
我在临师学习时间不长，因得了关节炎，腿疼得不能站立，上课都坚持不下来，于是在46年5月请假回家看病。回来后因家乡解放，再没去学校，从此结束了我的学习生活。
（1998年）　　
　　练铁脚放羊　　　　　　
我第一年放羊时，才14岁。在这个年龄，就是不放羊的孩子亦费鞋。因孩子们成天蹦蹦跳跳，不肯歇一阵，当然鞋烂得快。我是个放羊的孩子，整天在山里跑，鞋烂得更快，一年就得六七对穿，不用做鞋的大姐说我穿得多，就我自己也觉得穿得不少。　　
第二年放羊时，我心里想，能把脚练得不穿鞋，该有多好。大姐又给我做下一双新鞋，在家走时我穿上，出了村脱下来，装到干粮袋子里，赤脚走路。开始时，眼看住拣没有刺的好路走，虽脚有点不好受，可不觉得疼。到了刺多的地方，再把鞋穿上。就这样练了有一个多月，脚习惯了，走起路来，比穿上鞋还痛快。两个多月后，走到有刺的地方，也没有一点疼的感觉。但回到家里时，什么时候都要把鞋穿上。　　
脚练好后，到坡里放羊，专往刺上踩，也扎不到脚上。这时我脚底已有三四分厚的硬皮。我没事了坐下来，用硬刺专门往脚底扎也扎不进去。我的脚已练成铁脚了，不穿鞋哪里也敢去了。但我回到家里，什么时候都穿的鞋，没敢赤片子脚在家走过一次路。　　
这事被大姐发现了：怎么一双鞋穿了五个多月还没烂了？一天，我放羊回来，大姐把我叫到居室，让我脱下鞋，才发现我脚底的厚皮，问这皮是怎么来的。我觉得没法瞒大姐了，才实话实说了。大姐哭了起来，嫌我怕烂鞋练脚。我说：“我不是怕烂鞋练脚，我是图走路方便，你不要伤心。”　　
我的脚真的练成铁脚了。割了麦的茬子，我踩在上面走，麦茬子烂了，脚没一点事。就是大姐再说再哭，我总是在家穿上鞋，到了坡里脱了，装在干粮袋里，一直到上冻时才把鞋成天的穿上。到16岁时，再没有赤片子脚放羊。　　
我小时候有一个怪脾气，自己想什么，就要做成什么。在15岁时，想练铁脚，就练成了铁脚。怕没文化当兵受罪，就下决心在放羊时学习，考上了三高三班。三高毕业时病得不能吃饭，也坚持学习，不但毕了业，还升了学。现在想起来，那时要没决心，怕不会有今天的。
（2011年）　　
　　放羊时的一件小事　　　　
我十七岁的那年，才考上北沙堰的三高第三班。在没有通知开学前，我放的那群羊，家里还没安排下放羊的，我还是每天放羊。　　
这一天，刚下过雨。河里有水，但不大。我到河滩去放羊，有一只羊偷吃庄稼。我用放羊铲在牠脊背上狠打了一下，这个羊的后腿就立不起来了，但前腿能走，后腿与腰磨在地上。　　
那时，我对伤一只羊，觉得没什么了不起。这只羊磨到一个水池跟前，我也没管牠，眼瞅着羊磨进水里，从水底一直往对面磨去。我在池边能看见水面上的影子和牠吐出的气泡。我一直看着那个影子走，有半个小时，牠从水那边磨出来了。　　
我才知道，羊在水底下会换气，会呼吸，要不然，早死到水底了。我那时一门心思都在上学念书上，不懂得心疼羊，也不想羊就是钱。如要在现在，就是家里不让我上学，我亦舍不得把羊打成这个样子。当天中午回家时，也没把打羊的事告诉家里，那个羊怎么了，我再没管。　　
现在想起来，当时已十几岁的人了，怎么就不想羊就是家里的财产；死一个羊，就是家里的损失。虽那时的羊没有现在值钱，但总是钱。可能也和那时家里人都不吃肉有关，就是把那羊找回来也是村里人吃。平时不管怎么死了的羊，都是村里人吃了。家里喂羊，只是为了踩粪肥地，多打粮食。　　
我上学后，家里的羊没人放了。雇人放一年，一个长工就得拾担粮食，下的羔还不够工资，只好三不作二的全卖完了。我在学校里知道了羊卖完了，心里也不好活，但为了上学念书，也没办法。
（2011年）　　
　　没人！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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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高毕业　　　　　　
我在三高毕业的那年，已十九岁了。因要毕业，开学比平时早，阴正月十五到校，第二天就正式上课了。自己年龄大了，对学习就不敢松气。到二月十几里，就觉得头有点晕，身上发冷，有点恶心，不想吃饭。但每天都坚持上课。到三月初，觉得身体更难受，虽每天吃饭很少，上课不敢少一节。同学们都已穿上单衣，我穿的夹袄还觉得冷，身体一天比一天更难受。因我天天上课，老师们都不知道我病得厉害。　　
再往后，每天上课往教室走都晕得不行；饭亦是在中午吃一点，早晨、晚上只能喝点水。这时，同学们才把我的病况告诉了老师。校长把我叫到校部，看我病得不轻，让我回家看病。我说：“我不回去，我要坚持。没多少日子了，停止了学习，还怎么毕业，怎么升学呀！”韩毓魁校长听了我的意见，“那你到我们小灶吃饭吧！”我亦觉得小灶的饭比大灶好，就到老师灶上吃饭，看吃得好点，能把病好了么。但到了小灶，还是只能吃一点，还是以喝水为主，我又和韩校长说了，返回大灶，一直到毕业。　　
我们三班毕业时，还是全县七个高小在县上统考，故毕业考试是在佃坪县政府考的，由县三科出题，县长、科长配合公安局监考。　　我们三高在陈道青住宿。第二天就是考试日期，头天非到陈道青不可。我因病得不能走路，学校在北沙堰派了一个牲口让我骑。闾长把这个牲口又派到南沙堰，南沙堰以为是让驮东西，没来牲口，来了两个拿扁担绳子的人。这时同学们都已走了，只剩下我和韩校长两人。校长见来了两个人，不是牲口，指着我对来人说：“分开担上。”把两人训了一气。但训也没用，又在北沙堰地里拉回一个牲口，让牲口主拉着送我。但我连牲口都骑不了，随（一）骑上就掉下来。校长又把我扶上去，一直扶到陈道青。　　
家里知道了我连牲口都骑不了，还是校长扶到陈道青的，天快黑的时候，父亲给我送到陈道青一袋馍馍，让我能随便吃点（他第二天才回到新安）。晚上我还是头疼身冷，难受得不能，一直呻唤。校长一夜训了我三回：“你就不能坚持住不呻唤？明天就要考试！”校长看是训我，实际上是让我快点好。　　
听了校长的话，我真的下了决心，咬住牙再不呻唤，同时还吃了点父亲送来的焙馍馍。精神真怕人。第二天早晨起来，吃了点馍馍，喝了点水，又带了点馍馍，在同学们的扶助下，还走到佃坪里，考完试又自己走回陈道青。第三天考试时，不用同学们扶助，我就自己走到佃坪参加考试。　　
榜示公布后，我总算毕业了，在全县还是前十名。真幸运，对起了老师同学们对我病中的种种关心，也没辜负了我带病学习的苦功。　　
高小毕业后，没多的日子，就是山西省第二简易师范学校的招考期，我又带上干粮，参加简师考试。参加的共有500多人，考试科目是语文、数学。初试结束后，榜示共录取117人，我是第10名。复试考常识，榜示录取57人，正取50人，备取7人。我是正取生，第几名记不得了。
（2011年）　　
　　简师一次背粮的遭遇　　　　　　
早晨起来，阴云密布，还有点点的零星小雪。开饭后，没有打上课钟，而是队长的哨声。在三教室外集合，训导主任张申庆讲话：“全校学生到三桃窊背粮。不能去的同学请站出来！”一下站出来的同学有三分之二。张主任一看，说：“这还行？全站出来了。马上把医生找来检查。”　　
史医生来到站出来的学生前，挨个问有什么病。大部分的同学不知就没有病怎么的，只要医生说能背，就回到背粮的队内。到问我时，我说足后跟有个大口子。医生让我把鞋脱掉，一看说：“这点口子，能背。”我说：“能背你去，我不去。”医生火了，说：“不去不用去。”我说：“我不能去，就不去背粮。”　　背粮的走后，张主任又集合剩下的学生到铁龙腰去抬砖，准备四班修教室用。我又向张主任说：“我脚上有口子，不能走路。要是能抬砖，我早去背粮了。”张主任问：“你吃饭么？”我说：“吃。一天只吃三顿，脚疼肚子又不疼。就因脚疼不能背粮抬砖，只有吃饭上课。”　　
张主任嫌我说得不好听，就把我扣在一个不住人的寒楼内。有的老师和同学认为，就是这位同学能背粮抬砖而不去，不过是需要教育的问题，也不该数九寒天扣在寒楼内。　　
我班的同学毛鸿旭，在部分老师的鼓励下，要给我送一件毛大衣，但楼门上了锁进不去。让办公室的邰进平开门，邰进平不开。毛鸿旭平常就爱打抱不平，发了火，邰进平才把门开开，让毛鸿旭把大衣给了我。毛鸿旭的这一举动，是我终身难忘的一件事。　　
两个多小时后，可能张主任也觉得不该把我扣起来，叫邰进平把锁子开了，让我出来。我赌气不出来，反正穿上大衣也不觉得冷。张主任见我不出来，亲自来叫我，我还是不出来，说：“张主任，因病不能背粮抬砖，你就把我扣起来，你把我送到自修院吧！”张主任没办法，就让学生把我拉出来。　　
这天还有两个在厨里值日的学生和做饭的大师傅搭伙在伙房偷吃面条，二班的两个同学在教室内打了一架。傍晚，张主任把我们五个学生叫到办公室，要开除我们，叫我们把证章摘下。我随即摘下就放到办公桌上。这一下张主任火上加油，立马让我把制服脱下。我说不脱，我回去换了衣服再送来。张主任没办法，只好说：“你们先下去。”　　
天黑后，背粮的同学全回来了，知道学校要开除我们，吃饭后各班班长都找张主任说情，张主任就坡下驴，才决定让我们在早会上罚跪，承认错误。　　
礼拜一的早会上，学校把我们五个同学罚跪在早会台前，由少先队敲锣打鼓，表示对我们的处罚，而后让我们作检查。前四个同学都作了检查，承认了错误，轮到我了，但我该检查什么？没法子，只好把那天的经过向大家背了一遍。走下台时，看见张主任很不高兴，我也没法子。张主任也没再说我因病不能背粮抬砖是犯法的事。　　
这以后，张主任和我成了好朋友，有什么事都找我，这倒是我当初没有想到的。
（1998年）　　
　　碰见青山部　　　　　　
1946年4月间，我在临师上学时，清明节请假回家。回到汾西城后，得知勍香河一带已解放，便没有回家，直接走到张家庄二姐家住了两天就返校。　　
返校时，要经过桑原村，心里就怕有部队，骤然间把人吓一下。我就不停地唱着，但还没有消除恐惧。走到一个岔口时，突然跳出三四个端着上了刺刀的枪的兵，对着我大喊一声：“不要动。干什么的？到哪里去？”　　
我看见这些兵的徽章上是“青山部”几个字，定不了是什么部队，只好实说：“念书的。到临汾念书去。”“有路条吗？”“有。”我把学校的路条给了一个兵，不知是他认不得字还是怎么的，那兵看都没看，揉成一团就撂了。“把你的包袱打开。”我把包袱打开，里边是书。几个兵把我的书用刺刀挑了一地，说：“到了桑原不要进村。”我说：“行。”　　
到了桑原，村口的哨兵不让进村。我说：“我和卫正三有事，非进村不行。”并问那个哨兵：“卫正三在哪个院住的？”哨兵说：“在那个高碉堡底下的院里。”我进了村，径直从东边出了村就往临汾走。　　
为什么要从村中走？因当时要是从村外绕，让顽固兵看见了，顽固兵耍高兴，敢拿枪打人，打死白死。再是卫正三在新安住过，我知道这个名，但和人家没一点交情。这次正是拿这个人蒙混过关的。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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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念书时考学校的情况　　　　　　
我没有念过初级小学，因到了念书年龄的时候，正值日寇侵占了我们汾西，象我这样年龄的孩子，那时都没有正式学校让我们念书，都是十几岁了，才念的书。而我把该念书的时间放了羊，只是靠放羊时自学的一点知识考上了三高三班。　　
三高在北沙堰，离新安只有八里来路。我在家吃了饭，到北沙堰参加考试。那时考试很简单，共考三门——语文、算术、常识。上午考语文、算术，下午考常识，当天就出榜公布录取的学生。我们近处的考生，看了榜才回家吃饭。远处的考生看了榜回不了家，就在北沙堰住一夜。没有亲戚的，村里人谁家都让住，既不收住宿费，还让吃饭。但考生都有干粮，只喝点水，吃自带的干粮就行了。　　
考试时，除学校的几个教室外，其余的都在空窑洞里或场房里。考生们都是拿上块砖头或石头当凳子，腿当桌子放卷子，都觉得这样考试很痛快。　　我们三班共录取了50名学生，都是男生，没有女生。那时考三高没有什么手续，只要去参加考试就行了。录取了的考生，开学时带上通知报到就上学了。　　　　
考二简师时（原名山西省立第二简易师范学校），由考生原来的高小，开一证明书，证明考生的年龄。因简师的招生布告要求考生年龄都是17岁以下的，所以我们到毛家庄考试时，证明书上的年龄都是17岁（旧社会招生时和现在不一样，由各学校自行出题，自行确定招生日期。考试后，将录取的学生出榜公布）。　　
毛家庄（原属汾西，现属洪洞）是一个小村子。参加考试的学生共五百多名，分九个试场，除两个教室外，都是窑洞和场房子，考生也是进考场时，先找一块半砖当凳子坐，考卷放到腿上。初试考语文、算术两节。考试结束后，出榜公布了57名（内有备取7名，我们三高复试录取了6名）。　　
在毛家庄考试时，因当时没有开店的，也没有卖饭的，考生都要自带干粮。学校备有开水，考生们饥了吃干粮，渴了喝开水。晚上住宿，有同学的住同学宿舍。我们没有同学的，都挤到教室里。去得早的，两三个占一个桌子，去的迟的，就在教室里坐的说笑，不觉天就明了，再准备考试。　　
没考上的同学，还得回家带干粮再去别的学校参考，直到考上或没学校招生为止。　　
我们考毛家庄简师时，都是步行，因当时的学校都在山里，没有车，非走不行。路上也没有店，住宿要找民房，吃自带的干粮，就是有钱也没处买东西。
（2011年）　　
　　要明德老师　　　　　　
1942年(民国31年)我17岁时，才考入汾西县二区北沙堰村第三高小的第三班。我们的语文老师是要明德老师。要老师讲课时深入浅出，简明易懂，真是我这种半路上学的学生的好老师。我开始正式归班学习时，最怕的就是作文。老师出下作文题，不是不知该怎么作，就是一写几句就没话可写了。在要老师的讲解和具体的指导下，虽写不好文章，准会写了。最少是心里怎么想，笔下怎么写，总不至于没写的。　　
在我们快毕业的时候，一天上课时，要老师说：“咱们不要讲语文了，我给大家讲一点钟的繁分数。你们快毕业了，如升学时，数学题出了范围，出上一道繁分数是要吃亏的。”我们的数学老师，虽也是好老师，但课本上没有繁分数，也没有讲。因此我们学了一点钟的繁分数，到毛家庄考省立第二简师时正好就有一道繁分数题。我们班的同学，差不多都得了100分，考入二简的有6名。我们考上的同学，都说是要老师的功劳。　　
48年我在圪台头任中心教员时，二区助理杨金达的母亲病故了，杨金达到学校给我叩了头，请我帮忙，我就到林业局汾西办事处（当时驻在圪台头）找要老师，请示挽联怎么写；晚上烧纸时，平辈、晚辈的烧纸格式怎么写。要老师给我作了详细的答复，并给我记了单子。回到学校，我背了几遍，都记到心里了。　　
闹丧事出殡时，礼房是重要部门。该写的东西都要礼房写，尤其是写对联、写烧纸的祝词。杨金达事底下的这些都是我写的。我虽年轻，但要老师刚教会我，我的毛笔字也能将就。所以出殡后，人们对我的评价很高，都说：“这个老师很年轻，对丧事就这么通，字也写得很好。”我听了这些评论，心里笑着说：“你们评论错了，这一切都是我们要老师的。”　　
我们要老师，是咱汾西县桑原村人，山西省林业大学毕业。毕业后，在咱县支应局工作过，以后才调到北沙堰三高任教。　　
解放后，要老师在山西省林业局第五分局汾西办事处工作。一次省林业厅开会，让各县的技术员认树苗时，要老师能认100多种。在一次典型发言会上，有一个县的技术员把一种树的种植说成不分阳山背山，被要老师当场顶住，他接着把这种树的性质，喜欢什么阳光、土质，都讲得一清二楚。这次会后，领导就把我们要老师调到第五分局，到了蒲县，和岭后的孟容祥局长调到一块。　　清理阶级队伍时，因要老师成份高，被清理回家参加劳动。文化革命时，又成了活靶子。据人说，当时粮食不够吃，要老师见别人偷点玉米什么的，他没有想自己的成份、历史，也和别人一样偷了点玉米，被红卫兵抓住。自己既是活靶子，又偷了玉米被抓住，所以成天不是小斗，就是大批，有时还出村斗。时间长了，身体受了伤，加之年龄也大了，再没有恢复健康，就死了。死后棺木也没有，用一块门板就埋了。
（1998年）　　
[附]：要明德老师简历：日生，汾西上桑原村人，1943年7月至1945年7月在北沙堰三高任教。　　
　　　　作者像
　　韩毓奎老师　　　　　　
1942年，我考入汾西县第三高小第三班，校长是韩毓奎（孙南庄人）老师。韩老师虽是高中学历，但领导能力相当强，就是教学经验也很丰富，我们二年级时的数学就是韩老师代的。他能深入浅出地把知识讲清楚，使学生们永远也不会忘记。　　
有一次二班的同学毕业走了，我和我班的牛喜、小厮三人，还住在来保的院里，因早晨没有出操，被校长发现了，叫到校部要罚我们。一进校部，就见校长和贺老师在说话。校长见我们进来，对我们说：“你们是挨板子还是扫院？”　　
我问：“扫院扫几个？挨板子挨几下？”　　
校长说：“扫院就咱北沙堰住的院子全扫，挨板子挨五下。”　　
我心里想：“五个板子用不了一分钟就打过去了，扫院要扫完……”　　
我说：“我挨板子。”　　
校长又问牛喜、小厮：“你们呢？”　　
两人回答说：“扫院。”　　
校长让他俩扫院去了，留下我一个挨板子。　　
校长刚把板子拿出来，我的手已伸了出来。校长使劲打了我一板子，我钻心的疼。校长又要我另一只手，我不给，说：“就打这一只。”　　第二下就打得轻了点。校长还要打我另一只手，我还是说：“就这一只，打吧！”　　
校长没法，又轻轻的打了三下，才让我走了。我刚出门，就听得校长和贺老师大笑起来。
（1998年）　　
　　新年快乐，健康长寿。
　　@我是奔哥
11:04:06　　　　新年快乐，健康长寿。 　　-----------------------------　　多谢！多谢！
　　我的几个同学　　　　　　
我一生虽只上过四年多学，但还算是旧社会的一个师范生。为什么说只上过四年学呢？因为念小学的时间放了羊，一开始上学就念三高。三高毕业后，考入省立第二简师。念书虽不多，但同学不少。虽过了50多年，回想一下，还有以下几个同学历历在目。　　
荀尊英，汾西县佃坪乡杨家庄村人。在三高和二简师和我都是同班同学。解放后，参加二区区政府工作，任通信员。当通信员没几个月，我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北，48年勍香二区区长成生才(霍州人）将二区全体干部报名参加西进部队，支援大西北的人民解放战争。甘肃解放后，我县县委书记锡秀川同志，带领汾西的老区干部，接管了甘肃成县一个县。荀尊英在西进路上入了党，到成县后，任县委办公室秘书。　　
当时新解放的地方很多，为了培养一批干部到新解放区工作，西北行政区在西北各县抽调了一批年青有文化的干部去学习。荀尊英当时正是20多岁，又是师范生，就被调去学习。学习结束后，没有回成县，就被留到西北行政区检察院工作。后来各机关抽调一批干部到基层工作，荀尊英又由检察院到了西安42中，担任党委书记，一直到文革时被打倒。文革后期又站了起来，复到42中工作。离休后，因子女在西安工作，在西安欢度晚年。　　　　
梁书文，汾西县桑原乡席家垣村人。在汾西三高、山西二简师和我都是同班同学。汾西解放后，当小学教员，也曾在贸易局等处工作。解放军南下时，支援南下解放战争。四川解放后，调四川工作。自学校分手后，我们只在他探家时在县城见过一面，此后再未见过，也未通过信。听同学们说：梁书文在四川阿巴藏族自治州供销社工作，后任县长等职，现已离休，离休时是13级干部。儿女都在四川工作，老伴也是四川人，因此他仍在四川，不回山西了。　　08年汶川地震后，在汾西城内，一个媳妇在我四女记爱家说：她婆家伯父在四川工作。通话后，知道她伯父家平安无事。她伯父正好就是梁书文，我想让她告诉书文的电话号码，以便联系一下，看他情况如何?她说她不知道号码。没问成书文的情况，心里一直不平静。　　
今年（2011年）8月间，它支的郭金怀到新安看我时，说他是书文的老部下，并告诉了我书文的电话号码。但还没顾得上联系，9月间，就突然接到了书文打来的电话，问了我好多事。我将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了他。问我同学的情况时，我说：“只有荀振华、郭庆凤健在，其他侯玉山、侯攀山、要春和、要春生、刘玉虎、庞记福、武耀顺、武耀贵、王靖山都先后走了。”梁书文长叹一声说：“唉！都走了！都是八九十岁的人了，该走了，该走了！”　　　　
李知非，浮山县人。是我在二简师时的同学，年龄可能比我大些。他爱人也是我的同班同学毛青平。简师和临师合并后，青平到了女师，俩人经常互相看望。知非的父亲李修甫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我们简师的教务主任，到了女师后仍是教务主任。他怕两个孩子你来我往影响不好，便在某校给他们安排了工作，知非任美术教员，青平的工作不知道。俩人都未毕业就工作了，并且结了婚。　　
知非的各门功课在我们班都名列前茅，但最突出的要数美术。我们简师在毛家庄时，学校由四个班轮流办壁报，一礼拜出一次。轮到我们三班时，班里选我和知非负责。知非对我说：“报头该画什么？什么能比其他班的更出众？”我说：“把李闇（àn）章老师的像画出来作报头，行吧！”知非说：“行是行，要你往壁报栏贴。”我说：“行，我贴。”结果我们的壁报，不唯其它班的同学叫好，就连老师们都说我们班的壁报内容好，尤其是报头李老师的画像更好。　　　　
李老师是一个满脸胡子的人，只有嘴巴、鼻子和眼睛上没有。画像的时候，李老师才刮过胡子有两三天，胡茬子刚露头。知非画的像真是和人一模一样，和照下的像差不多。他当了美术老师后，深受师生、领导的欢迎。　　60年我到地区工业局开会，在一天下午休息时，我和北沙堰磺厂的乔厂长相随看电影，意外地碰见知非。知非要我去他家作客，我因和乔厂长相随没有去。他虽给我留下地址，但因会议结束后，要马上回厂，也没有时间再去。　　
虽没有再见知非，但我们碰见时把家庭情况都互相谈了谈。他有六个孩子，三男三女。四个上学，两个尚小。生活方面，因俩人都有工资，虽比不上别人家，总还能过。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没有去知非家，走时也没有道别，真是后悔。看来，今生再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年）　　
　　　　《苦乐年华》首版封面
　　　　作者手稿
　　简师的两个同学　　　　　　
我没多上过学，只在汾西的三高、山西省立第二简易师范学校念过几天。两校统共不到五年，但同学很多。离开学校后，只在家乡汾西解放后教了几年小学。可能因为对教学特别下苦，很快就由民办转为公办，由乙级转为甲级，成了中心教员。后因家兄有病，请假回家务农，一直到老。　　
在农村劳动时，只要见了原来的同学，不论是三高的，还是简师的，都和亲兄弟一样，不知有多高兴，不知该谈些什么，该从何说起。但要分离的时候，双方都十分难受，不想分开。因为分开后，再见面，又不知在什么时候。但再难受，总是要分别的。　　
但亦有几个不一样的同学。先说一下简师的同学——蒲县乔家湾的乔锦福。乔锦福后来调到咱县当了县长。这人到了汾西，汾西籍的同学一个都不认。我是个农民就不必说了，就连在机关任科、局长的同学都不认一个。荀廷怀和他是隰县师范时一个宿舍的同学，但荀廷怀去见他时，他说：“我就没在隰县师范上过学，”根本不认。　　
小爱原来在临一中高中时的班主任梁广碌，就是后来临一中的教导主任，现已退休了。2010年，我和老伴又来小爱家过冬，梁老师知道我们来了，带了点礼物来看望我们，说：“听说老人来了，我来望一下老人。”问了我们的年龄，说：“老人这么大的年纪，身体很好，这么壮强。”在闲谈中我说及在简师的同学卫以武时，梁老师说：“你什么时候认识卫老师的？”我说：“认识得很早，卫以武和我是简师三班的同班同学。”梁老师说：“卫老师早已退休了，现在就在一中。”　　
知道了老同学就在一中时我很高兴，就想去见一下。小爱说：“你先不要去，让我先去见一下。要人家不认你，你怎么出人家的门？”小爱见了卫以武，谈及我时，卫说他就没在简师三班念过书，他是二班的，根本不认识我。多亏小爱先去，不然我要去了，真的没法前（出）门了。　　
我真的想不通，这两个同学不认同学是什么意思，倒是他们认不认我，对我没什么不好。我是想写出来，让众人替我想一下，他们不认同学，对他们有什么好，对别人有什么不好。
（2011年）　　
　　作者手稿
　　张学武私扣我的缓役证　　　　　　
44年考入省立第二简易师范学校后，当年9月份，学校就向学生原籍发了缓役证。但到45年阴正月间，勍香村公所给我送来国民兵团的通知，让我马上到勍香国民兵团村队部，说有要事和我谈。我想了半天，晓不得有什么事，本不想去，但又想我又没犯法，去去亦不坏事。　　
第二天到了勍香国民兵团村队部，我问张学武：“通知我有甚事？”张学武因认不得我了，问：“你是谁？”我说：“我是武华瑞。你通知我你还问啥？”他记起了我是谁，说：“有啥事？叫你编组。”我说：“我们学生有缓役证，你为啥又叫我编组？”学武说：“你就没缓役证，为什么不编组？”为此我和他大吵了一场。经在场的人劝解，张答应让我到学校开个证明就行了。　　第二天五点起身就往毛家庄走。70多华里路，开饭时我就到了学校。校长（少将军衔）一边让我吃饭，一边问有什么事。我把昨天的经过说了，校长说：“咱们的缓役证早回去了，你回去告诉他们。”　　
一天赶了140多华里山路，赶（到……的时候）黑到了勍香分队部。我对张学武说：“我们校长说，缓役证去年就下达到各县了，因为我回来了，学校没有开证明。”这下张学武更来劲了，“我说你没缓役证你还有理。有缓役证你为啥拿不回证明？非编组不行。”我受了这肚子气，二话没说就走。第三天比第二天又早起了一个多小时，又到了毛家庄。到校时学校还没开饭，老师们才洗脸。校长问明情况，把张学武骂了一顿，对旁边的贾秘书说：“老贾，给这个同学开证明，给他村主委说一下，让把问题处理好。如再纠缠这个学生的事，枪崩狗日的。”饭后，贾秘书把一个开口信封给了我，说：“回去给了你们村主委，不要到国民兵团分队部。”　　
我回来后，直接把信给了村主委李文汉，把这两天的情况告诉了他。村主委看了信，痛骂了张学武一顿，叫通信员狗兴把张学武叫来。张学武来了，见我在一旁，有点不自然。李文汉当面训起他来，把信向桌上用力一拍，给了他。张学武看信后，向村主委求情说：“我再下去找找。”不一会，拿来缓役证对村主委说：“找到了。”又返身抓住我的手说：“对不起，同学。因我一时的错误，害得你跑了这么多冤枉路。请你原谅。”　　
其实他不是晓不得我有缓役证，而是想从中捞点好处，最后没捞到。　　
这事真使人哭笑不得。
（1998年）　　
　　短暂而难忘的教学生涯　　　　　　
一　　　　
48年夏收后，庞家岭记名来到我家（记名是我的伯叔姐夫，我叔父的女婿）。闲谈了一会，对我说：“你敢教学吗？”我说：“敢，那里要教员？”记名说：“我们庞家岭要找一个教员。你敢去，我回去和村里人商量一下，村里人同意，我再来叫你。”随后他就走了。　　
过了几天，记名又来了，说村里人同意我去，并且区里也同意了，成区长先让我到区里一下，要和我谈谈。我们招待记名吃饭后，记名回了庞家岭，我到勍香区政府见了成区长。成区长对我说：“你家里虽是富农成分，但你不要顾虑，到了庞家岭好好教学，只要把孩子教好，为国家培养出有用的人材，不要辜负了党和人民对你的希望就行了。”　　
区里回来后，准备了一下，我就到庞家岭开学。其实没什么准备头，刚土改结束，衣服就身上穿的一身，全副行李就我大姐给的一条被子、家里的一块破毡子，我用棍子一挑，就到庞家岭上任了。那时我才23岁，心里觉得没有好衣服，没有好铺盖，也不是丢人的事，只要把他们的孩子教好，就是最大的光荣，否则才是丢人。　　
开学后，家长们很关心学校，经常有人来校和我座谈，但都是千篇一律的内容，了解我的文化有多高，能不能教好他们的孩子。不论哪个家长来到学校，总是这样问我：　　
“孩！你多大啦？”　　
“23啦！”　　
“孩！你教过多少年学？”　　
“教学头一回，念过三四年书。”　　
“孩！说句丑听的话，我们村里这些孩子，学问都差不多了，你要是能教了，在我们村可以教三年四年的，要是教不了，孩，你就能教这一季子。”　　我笑了一下说：“教学和停主（扛长工）一样，我再试几天。能教了，我计划在咱庞家岭教十年八年，要是再试几天，教不了，我就回家不教了。”　　
家长们听我没教过学，并且只念过三四年书，认定我肯定教不了。学生们听说了，就来了个对我大考试，无论拿上本什么书都考我：　　
“老师，这是个什么字？”　　
“老师，这个字怎么念？”　　
我觉察到学生们是考我，就对他们说：“除你们念的书外，其它书上的字，我一个也不认识。”　　
这样考了我三四天，不考了。学生们以为考不考没油水，反正这个先生不多识字，再考也没用。他们满村乱吵：“这个老师一个字都不识，我们考了几天，没一个字他能认得。”真是闹得满村风雨。　　学生们不考我了，就在这个时候，我来了个考学生。如果真的教不了这些孩子，早些打退堂鼓。　　
这天上了课，我先把这几天的主考学生挨个叫起来，我在黑板上写字，叫他们一个一个地认。结果，我写了一黑板的字，主考学生们一个也没认得。那时因我年轻，养性不好，就把黑板擦一摔，大训起来：“一个字都不识，就来考先生，我还以为你们真的差不多了，屁也不顶。”越训越火，一直训了有十几分钟才停下来。　　
学生们被我训晕了，一句不吭，坐着不敢动。停了一会，我笑了一下，换了个笑脸说：“同学们，以后就是我不在这里了，再来了个老师，也不敢再考了。这几天，你们对我大考了一场，硬是我胆大，没有吓跑，要是胆小，早跑了。这一季，你们敢考跑三个教员吗？这一季就完了。你们敢连考五年吗？你们都20多岁了，想念也没时间了。希望同学们以后不要再考老师了，是来的老师，都比大家强点，你看我最不行，还比大家强点。今天就说这些，希望大家以后好好学习。下课。”　　
自此以后，学生们在村里又大嚷嚷了几天：“还说这个老师不识字，人家是装着哩，这个老师可识字哩。老师写了一黑板字，我们连一个也不认得。”从此，家长们对我的看法也不一样了，过时过节对我都有照顾。我一人吃饭，没有从家里拿过一点菜，都是家长们让学生送来的。　　
我因家中只有一个孩子，还有老人、胞兄的帮忙，家务事我一点都不管，经常安心在校工作。虽第一次教学，倒觉得没什么困难。可能我在教育学生方面还差不多吧！一个月后，安头的几个孩子也来庞家岭上学。本村的家保已20多岁，比我小一岁，也要求来校学习。学生已由原来的不到20名，增加到20几名。成绩最突出的如庞俊生、李兴华、侯保生等都是。　　
快放年假时，家长们差不多都来学校和我说：“武先生（不叫‘孩’了），明年一定要来我村再教，不来就是惹下了。”　　
我说：“一定来！一定来!”　　　　
放年假后，全县教员在古郡开了半个月的会。开会期间，教员们评了级，我被评为乙等教员，第二年调到云城任教。这时我已成为正式公办教员，没再去庞家岭，因庞家岭是民办学校，云城是公办学校。　　
49年阴历正月初二日，我刚吃了饭走出院外，看见来了六七个孩子。我以为是谁家的亲戚孩子来拜年，但孩子们来到我跟前一看，原来是庞家岭的学生们给我拜年来了，一下把我高兴得不知怎么才好，忙把学生们接回家。我赶紧看住孩子，让妻子给学生们做饭。来的学生有：庞俊生、李兴华、侯保生、郭红记、庞狗照、庞厮厮等。吃饭后，孩子们要走，每个孩子给了几毛钱的年钱。那时我的情况也不太好，只能给这些。孩子和家长们都想让我再去庞家岭，因我成了公办教员，没去成。庞家岭的家长们认为，是我初去时他们叫我“孩”叫坏了事，实际不是。　　
　　有时间看看
　　二　　　　
49年暑假后，又在县里开了20天会。在开会期间，又调了一次级。我被调成甲等教员，调到山云任中心教员。因刚解放，群众对孩子念书不很关心，尤其是山云这个村子，虽是管理区所在地，但无人管理学校。100多户的村子，到校报名的学生只有30多人，还是轮流到校，经常只有四五个学生念书。说起来是中心学校，实际还不如其他学校学生多，虽再三开家长会、我亲自上门动员，都无济于事。因此，在山云任教一季，没有搞下一点成绩。但和管理区的干部处得都很好，有中心工作来，还帮他们办些事（这只在礼拜六日）。　　　　
一天到管理区库房去玩，发现手榴弹很多。我要了两个，放在学校内我的房间，因每天我们三口人的饭都在这个房内做，家里很潮湿，两个手榴弹都流了水，我便把它们晒在门外。　　
这天刚吃完饭，民兵队长旺孩拿两个玉米棒子来了，因炉内有火，他把棒子放在炉内要烤着吃，进门时见了那两个手榴弹，问我哪来的。　　
我说：“还不是拿的你的。”　　
旺孩说：“咱把这两个扔了吧！你想要我再给你。”　　
旺孩随即取下那两个手榴弹要扔，看能不能炸了。我怕他出了事，也跟了出去，到河畔一扔，一个也没炸。我们两人又到库房里，两回拿了12个也没炸一个。　　
旺孩又拿了一个地雷对我说：“咱试一个地雷，看坏了没有。”　　我说：“这是拉雷，和打枪一样，一拉就炸，不能用手扔，要用绳子拉。”　　正好院里有晒了被褥的一根绳子，旺孩系在拉雷的丝线上就走。我怕地上碰一下炸了，赶紧把绳子提在手里。走到山云河畔，旺孩要往河里扔，因河对面有劳动的人，我不让他扔，旺孩又领我到庙上，往庙院里扔。因绳子短，地雷还没出了房顶就炸了。　　
我只觉得腿上好象被谁拍了一把掌，就赶紧坐下来，但尘土罩得什么也看不见。等了一会，看见腿上一滩血，这才知腿受了伤。我往起提了一下，伤腿还能提起来。又立起来踏了一下步，两条腿都能踏，又用右腿单独站了一下，也还能站，心想不致残废，又坐了下来。我做了以上这么多动作，旺孩还不知道。我把旺孩叫了起来，说：“我的腿受伤了。”　　
他以为我和他淘气，不相信。等他往下一看，我满腿连地上都是血，这才害怕了，头上出了一层白膜汗，每根头发上都挂一颗汗珠。我向他解释说：“你不要怕，就是我死了你也不要怕，咱两人没仇没怨，再加我爱人也在这里，你没有必要害怕。”　　
我的腿是大静脉出血，他怕我晕倒，硬把我背上往学校走。返回的路上碰见明孩，旺孩大叫：“哥哥快来！哥哥快来！”　　
明孩一边往我们跟前走，一边说：“你们算做什么，那还是耍的？！”　　
旺孩说：“哥哥快来，”明孩才想到是真的出了问题，就往我们跟前跑。到跟前一看，我腿上的血从脚尖上往下流，明孩“呀”了一声，才把我的腿抬上。旺孩背上轻了点，跑了起来，把我背回学校。　　
刚好这时来了一个医生，是灵石跑出来的一个顽固医生，在牛记小铺内喝水。我表兄听我被地雷炸了，领上那个医生来到我家里，让先试了一下，看伤口内有没有弹片。因血还是流，我说：“医生，先止血吧！随后再找弹片。” 医生听了我的话止了血。我问他有没有破伤风抗毒素，他说“有”，给我打了一支。究竟是不是破伤风抗毒素，只有天知道，不过总解决了我的思想问题。　　
　　山云是我父亲的老娘家（老娘家，即母亲的娘家），所以在我受伤后，来看我的人，不是表叔、表兄弟，就是表婶子、表嫂、表姐妹。这个表叔来问一遍，那个表婶子来了又问一遍。开始时，我还勉强将经过告诉了几遍。到后来就嘴干得说不出话来，舌头硬往肚子里抽，只是脑子还很清楚，于是我就把眼睛一闭，问死问活，再不说话了。我听见先来的几个表婶子说：“不要问了，糊涂了，”吓得后来的人不敢再问，站了一会就走了。先来的怕我死下，也吓得走了。家里只剩下我爱人和我不懂事的女儿爱玉。我爱人害怕，留下银秀作伴。我偷眼一看，人都走了，就对爱人说：“你们不要怕，我没事，我是渴，又嫌麻烦，你让我喝口水。”喝了水后，觉得能说话了，也有精神了。旺孩自我受伤离开山云后，再没来看过我一次，真不算个人。颠倒过来，他受了伤，我定要看他几次。这是后话不提。　　
受伤后，原先计划到圪台头让陈云给我看，但第二天我孩子的大舅荀忠义听我出了事，赶到山云看我，说去圪台头不合适，不如回家请医生看，所以没有去成圪台头。　　
我出事的那天，我妗子来山云看我们，正遇上我被炸伤，饭也没吃好，就回了东峪。我舅父知道我出了事，随即到新安我家里，说我炸伤了腿，可能现在已到了圪台头。我母亲得知我受了伤，一口饭没吃，就往圪台头走。到了圪台头，找了几家亲戚，都没找到我们，又往山云走。到了山云，已后半晌了。我听见有个老人在大门口问我的名字，仔细一听，是母亲的声音，赶快叫爱人出去接回来。走了几十里的山路，加上受惊和劳累，使母亲的脸色很难看。她顾不上劳累，开口就问：“伤厉害吗？”我笑着说：“不厉害，只怕四五天里不能动弹。不过不要紧，养几天就好了。”听我这样一说，母亲的脸色比进门时好多了。我爱人先给母亲倒下开水，随即就做饭。母亲知道了我的伤不要紧，做下的饭就吃了两碗。饭后，才把我女儿抱在怀里亲去了。　　
到了晚上，我疼得实在受不住了，呻唤了几声。母亲问我：“你的土（大烟土）还有吗？”我说：“有。”母亲说：“你喝上点就不疼了。”从此时起，隔六七小时，我就喝一点烟土，一直到伤势痊愈，再没这样疼过。　　第二天，陈云来到山云，一来看看我，二来看我是不是还去圪台头让他医。我把众人不让去的原因说了，并让他看了一下伤口。陈云亦说：“伤势不轻，回家就回家去养着吧！”　　
我母亲这时才见到我的伤口，吓得出了一身汗，“我的孩呀！还说不要紧。”确实我的伤是吓人的，有茶缸那么大个口子。　　
因伤势严重，我母亲第二天就要让我回家，山云的亲戚来了八九个，把我往新安送。路过暖泉头时碰见一个医生，要看我这病，价钱不高，说病好了想给多少给多少，不给也可以，交个朋友算了。我没有让搞价钱，就把那个医生带到家里。医治时，尽伤口内的烂肉就剪下一大堆。腿肿得脱不下裤子，还是爱玉大舅把三条裤子（我患有关节炎，常年穿毛裤）全剪开才脱下来。受伤后一直是侧身睡，伤腿搁在另一条腿上，只要这条腿从另一条腿上掉下来，就要疼得晕过去，但我一声都不吭，怕别人听了难受害怕。　　
事后才知道，那个姓董的不是个医生，是个伪装的反革命分子。他后来在蒲县克城开药房时被抓，才露了底。我的伤表面看是好了，实际上因他不是个医生，医治不周，伤口表面长平了，里面却没有长好。直到现在，伤口还能放水。阴雨天或是劳动了一天，晚上就睡不好。　　
受伤后有一个月，拄上双拐可以慢慢走路了。那个化名董德坤（真名忘了）的假医生走时收了我300斤麦子，价钱倒不算多，就是给我留下了后遗症。　　
　　　　《上学前后插图》之一
　　插图者：作者外孙女陈愈
　　　　《上学前后》插图之二（插图者：作者外孙女陈愈）
　　　　《上学前后》插图之三（插图者：作者外孙女陈愈）
　　三　　　　
秋假后，圪台头学校没人去，文教助理孟钟秀（也是我三高时的同学）来到我家，和我商量说：“圪台头现在还没人去，你去吗？”我说：“去。”钟秀又说：“圪台头难干，好事没人管，找教员的毛病可有人管。”我说：“不怕，只要他们不吃人，我就去。就是他们吃人，我也敢去。”就这样，我定了到圪台头任教。　　
49年的10月份，由我大哥把我一家三口人送到圪台头。那时我刚会拄上双拐走路。我家有一头毛驴，又问了别人的一头毛驴才把我们送去。　　
我们刚下了牲口，回到反良家坐下，勍香的刘福炎也到了。因圪台头管校的学董、杨来虎和反良是一个院，见面后，我问福炎：“怎么你也来了？”刘福炎说：“是孟钟秀让我来的。”我说：“既然钟秀让你来，你姑父还在（我哥是福炎的姑夫），我们回去，你在这里吧！”刘福炎说：“我能走，还是我回去，你在吧！”这样相让了一阵，还是刘福炎返回去，把我留在圪台头。　　
饭后，由学董将村里的干部及大队干部请到自己家，开了个见面会。因我行动不自由，由学董找了几个大点的学生，把学校整理了一下午，第二天就通知开学了。　　
圪台头有100多户人家，在汾西县来说，还算是个大村子，学龄儿童也不少，到校生就有90多名，教员就我一个，还拄着双拐。既要给本校的学生讲课，又要领导全中心校的学校。中心共八座学校，当时的教员，圪台头就我一人，留峪马贵贤，陈家庄周俊明，峪里陈瑞瑜，高堡底水启秀，佃坪郭生富，贾庄周保虎，杨家庄的教员记不得了。　　
圪台头正式开学后，又通知全中心的教员开了一次会。让大家互相认识了一下，了解了一下各校的情况，定了每半月全中心开一次例会的制度。会后，全中心的教学工作，就算正式开始了。　　
开学后，圪台头唱了一次戏。我因腿伤未痊愈，本不想去看。在唱戏期间，为了让孩子们看看，各学校放假3天。各校的教员们很敬重我，戏开后，非让我去看不可，有扛板凳的，有搀扶我的，硬让我看了几次戏。　　
为了把全中心的教学工作搞好，在一次半月会上，我和大家商量了一下，在年假前，全中心以年级为单位，在中心校统考一次，以年级榜示公布，各年级的前五名领奖。我提出这个后，经大家讨论研究，一致同意了我的提议，我又向大家提出由教员集资买奖品。因这次统考不是领导的指示，资金没有来源。不发奖品吧，学生们会觉得没意思，大家又都同意了这个意见。我第一个报了捐20斤小米，接着都报起来，都要报20斤小米。最后我决定我的20斤不变，其他同志按等级决定，乙等的15斤，丙等的10斤、总共捐出100斤。统考时间，以后再定（建国初的教员共分四等，甲等一月120斤小米，乙等一月95斤，丙等一月85斤，学习教员70斤）。　　
这次会议决定统考，不是为了考试而考试，而是为了把学生教好。统考日期决定在50年的1月份，所以各校的老师，都是空前地加紧工作，努力地教学。全乡的家长们都说：今年的这些老师们，都特别下苦，学生们也特别用心地学习，能这样一直下去，孩子们一定能学好，能成大材。听了家长的这些反映，我觉得达到了我预期的目的，虽把我累坏了，但觉得很满意。到1月份统考后，各校的均分都好，最低的也在70分以上，最高的均分到了90分。不唯我觉得一冬天的成绩很满意，就是全体老师、学生、家长都满意得很。尤其是教员们捐米买奖品一事，得到了全乡人民、干部、家长的一致赞扬。　　
　　50年在圪台头任教，一天早晨我往学校走，刚出大门，郭庆华老师已经从}